佛说，众生平等。科学家已经证实，猫狗和人一样，会做梦，但猫狗毕竟不是人，因为人不但会做梦，还会不顾艰辛地把梦境变为现实。单纯的白日梦是不会打扰别人的，所以猫狗可算是和平主义者，但人类不做白日梦，人类的梦想同意志力相结合，便会朝向现实的方向发展。居住在不同国家的人类，会有各种不同的梦，它们会纠结在一起，于是友谊、冲突或者战争，便应梦而生。
伊朗，原名波斯，一个神秘的文明古国，地处西亚，位于中东地区的东端，状似一只由东南向西北方向爬行的蜗牛，面积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16大国。伊朗北接中亚的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与俄罗斯隔里海相望，南临波斯湾、阿曼湾和*海，东邻阿富汗、巴基斯坦，西连伊拉克、土耳其，隔波斯湾与海湾*国家相邻。伊朗占据战略要冲，自古以来就是联系东西方的桥梁，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汇处，历史上著名的海陆三条（其中陆上两条）“丝绸之路”，均从伊朗经过。
伊朗的历史，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光荣与屈辱并存，强盛与衰败交织，奋斗与坎坷相伴。19世纪，随着欧洲列强势力的侵略，伊朗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从此，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便成为伊朗人民永恒的梦想。
一、强盛国家之梦
中国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有“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的诗句，从中我们知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非常钟情于美丽的女子。其实，他对宝马的渴求丝毫不亚于女子，他曾发动一场汗血宝马战争，最终如愿获得了宝马。汗血宝马如此珍贵，它的食物十分精美，喂它的草料，营养价值很高，叫苜蓿，原产地就在伊朗。几千前，伊朗这块盛产苜蓿的土地，水草丰美，风吹草低，牛马悠闲地吃着苜蓿，情深的牧民浅吟低唱。
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古代中国，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地球广袤幽深，然而文明古国的诞生，却不是上帝随意点化的结果，它们都有一条或者几条美丽的母亲河，比如黄河、长江、尼罗河、恒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古代波斯，民众聚居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东北部，那是一片膏腴之地，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的光芒照耀着古代波斯人，他们创造出和巴比伦文明性质相似的璀璨的古波斯文明。公元前约2500年，古代波斯人就建立了文明国家。从此，伊朗人血液中的自豪感，就像嫩芽一样开始成长。
中国人迷恋自己5000年的文明，伊朗人也沉醉在自己的历史之中。中国人仰慕秦皇汉武，秦始皇豪情满怀，奋扫六合，统一中国，汉武帝气宇轩昂，雷霆北击，使匈奴远遁。有此武功，即使“略输文采”又有什么关系呢？物竞天择，如今能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民族，都是强者的后代。伊朗人也有自己的英雄，他叫居鲁士二世，他有着秦皇汉武的风采。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二世统一波斯，他的威名远播希腊和中亚，使波斯民族第一次雄视天下。公元前529年，在*国内被征服民族的反抗时，居鲁士二世战死，但他的精神却长存在伊朗人的血液里，这是一种不屈、勇气和拼搏的精神，是构建伊朗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翻开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华文明在东方，希腊文明在西方，像两泓清泉，千载如一日，绵绵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特点是中庸和平，自强不息，后发制人。中庸和平，则不侵犯邻人，仁者无敌；自强不息，则勤恳于农事，内敛发展；后发制人，则坚守正义，勇敢抗暴，救亡图存。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本质从未更改，如饮美酒，淳厚悠长。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特点是崇尚科学，竞争尚武，先发制人。崇尚科学，则探索规律，笃信知识就是力量；竞争尚武，则四处扩张，为财富而疯狂；先发制人，则目无正义，他国逞强。几千年来，希腊文明的本质也未更改，如饮烈酒，遒劲雄壮。
国家在竞争中盛衰荣辱，文明在交流中此消彼长。中华文明博采众长，不战而胜印度文明，成为东方文明的主流，它历久弥新，至今仍散发着芬芳。希腊文明以武为桥，军事征服四方，成为西方文明的滥觞。它变异发展，作为一种强势文明，在钢筋铁骨中透着霸气和嚣张。夕阳西下，随着大流士一世和薜西斯远征希腊失败，波斯文明在落日的余辉中开始沉寂，希腊文明像清晨喷薄而出的朝阳，冉冉升起中射出一道道曙光。
飓风掠过海洋，将海水吸上天空，如矫龙戏水般潇洒；勇士的逝去，将民族的精魂抽取，却会导致一个民族长久的衰败。处于四战之地的伊朗，精疲力竭，难以应付一个又一个入侵者，被其他民族一次又一次征服。居鲁士二世只有在坟墓中悲泣，用不屈、勇气和拼搏的精神激励他的后人。
7世纪中叶，*人征服波斯，波斯人用整整400年的时间反抗异族，争取自由。*人统治期间，在伊朗全力推行*教，这对波斯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教义成为构建伊朗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历史原因，绝大多数伊朗穆斯林信奉什叶派，这就使伊朗成为什叶派的大本营。在*帝国内，享有国教地位的是逊尼派。由于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伊朗遂成为反抗*帝国最强大的异端力量。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今天仍然是影响伊朗与*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
该走的走了，该来的依然会来。*人走后，蒙古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斯坦人、阿塞拜疆人、突厥人的铁蹄，相继踏过这块原本是波斯人的土地。
人类社会的第二铁律，是武力强大的民族征服武力弱小的民族，挥舞着刀剑的蒙古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斯坦人、阿塞拜疆人、突厥人征服了流泪的波斯人。
人类社会的第一铁律，是文明发达的民族征服文明落后的民族，流泪的波斯人用更锋利的文明之刃，征服了挥舞着刀剑的蒙古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斯坦人、阿塞拜疆人、突厥人。这就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征服者被征服现象。
在相互征服的过程中，在铁与火的洗礼中，一个*化的波斯族浴火而生。他们是居鲁士二世的子孙，也是安拉的子民，在他们的身上，凝聚着居鲁士二世的不屈、勇气和拼搏的精神，还有对安拉的忠诚、信仰和责任。
或许，东方人天性善良，他们推崇人性本善论；西方人阴冷灰暗，他们坚持人性本恶论。不过，翻开世界近代史可以发现，西方人确实是阴冷灰暗的，其所作所为像一只疯狂追逐经济利益的猛兽。19世纪末以后，波斯像印度、中国一样，沦为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从此民众贫穷，国家破败。
20世纪初，巴列维王朝建立。虽然巴列维父子两代苦心经营，但伊朗经济基础薄弱，依靠出口石油的单一经济结构，到王朝覆灭时都没有得到改变。除了心中的雄心壮志，波斯民族依旧无法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英雄们都有致命的短处，就像阿喀流斯的脚踵。对于巴列维父子，偏执的性格是他们共同的脚踵。礼萨·汗不识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处理外交关系失妥，身死异乡；礼萨·巴列维超越国民承受能力进行改革，处理宗教关系不当，国灭身亡。然而他们终究还是英雄，重温昔日波斯帝国的荣光，建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伊朗，始终是他们父子两代人追求的梦想。巴列维父子流着泪，离开了祖国，他们的同胞，今天的伊朗人，应当原谅他们父子的过失。因为今天伊朗人所追求的，仍然是他们父子二人所追求的理想。让伊朗再次强大起来，是一代又一代伊朗人，前赴后继，薪火相传，始终追逐的梦想！
二、*政权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国家的精神建设和物质建设，是相互联系的。有时候，要突破物质建设的瓶颈，必先要解除精神上的枷锁，而解除精神上的枷锁，则是对自身的一场革命，那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们”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极“左”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为破除人们的迷信思想，伟人*坚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意味深长地说：“改革是一场革命。”30多年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没有多少人认可那个时代的许多观念了。
1979年2月11日，伊朗*革命成功，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表面上看，这是伊朗社会政治制度的剧烈更迭，标志着伊朗君主制从此寿终正寝，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但从伊朗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路径看，新的*政权的上台，并没有中断伊朗人民建设强盛国家的梦想，而是接过了巴列维王朝的接力棒，继续朝着建设强盛国家的道路迈进，历史在这里仍然保持着一种延续性。这一点，就像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一样，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他们追求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间断性，只是社会制度的更迭，延续性，则是对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不懈追求！
然而在伊朗国内，始终存在着发展经济第一还是精神生活第一的问题。*革命后，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等务实派，主张实施有限度的“自由经济”政策，改善民众生活和实现社会公正，认为如果经济发展不起来，*革命将没有意义；而最高领袖霍梅尼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精神（宗教意识形态）先于物质，“革命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霍梅尼归真后，由于受到保守派的掣肘，或者保守派上台，伊朗在发展经济方面一直乏善可陈，石油出口仍然是支撑伊朗经济发展的唯一命脉。
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发展经济是每个国家的第一要务，不发展经济，就是死路一条。前苏联、东欧诸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国家，其垮台衰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发展经济。建设强盛国家，是全体伊朗人民的梦想，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延续性，如果伊朗宗教政权想生存下去，那么新的宗教统治者，就必须背负起沉重的行囊，顶着风沙，带领民众，踏上漫长的追求强盛国家之路。
强国之路异常艰难，需要克服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困苦，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在物质建设的过程中，伊朗人民需要解除某些精神枷锁，在解除精神枷锁之后，其国民的精神将获得新生，经济才能获得飞速发展。
解除精神枷锁就要遵守科学和自然规律。宇宙的规则，超越世间一切法律、宗教、道德，是第一规则，人类必须遵守。比如，黑夜是用来休息的，大约8小时；白天是用来工作的，大约8小时；和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大约2小时；娱乐、锻炼身体和处理人际关系等，大约2小时；剩下的时间，可以用来做一切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每天把超过6个小时的时间，用在个人宗教精神活动上，他的身体、工作或生活就要受到影响；如果一个民族，每天把超过6个小时的时间，用在宗教精神活动上，那么这个民族就要衰败，甚至消亡。
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和民族动荡不安，频频发生混乱、冲突，走向衰败，成为失败国家，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国家和民族，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宗教精神生活上。人不自强，神也爱莫能助，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物质生产，而不是精神活动。物质生产依靠科学的力量，沉迷于神的世界，科学就会得不到尊重，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伟大力量就得不到发挥。中国人秉承敬鬼神而远之的宗教观，实在难以想像，世界上竟有如此之多的人，相信虚无缥缈的神灵，不从狂热的宗教信仰中解脱出来，任何现存的国家和民族，都将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难以逃脱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上帝对待世人是公平的，在打开一扇门的时候，往往会关上另一扇门，他不会把所有的优点、财富和美景赐予同一个人，中国人以“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来表述这种现象。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一个国家的资源既是有限的，又可能是不均衡的，伊朗就是这样的国家。安拉把巨大的财富资源赐给了伊朗，据《油气杂志》2003年12月报道，伊朗已探明的石油总储量为1258亿桶（1吨约合桶），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0％，居世界第二位；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为24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储量的16％，仅次于俄罗斯，居世界第二位；铜的储量约9亿吨，仅次于智利，也居世界第二位，但其他资源，伊朗就不多了。伊朗巨大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为其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资源的不均衡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协调发展的能力。对于一个工业基础很薄弱的国家，如何最大限度地使资源服务于国家发展，考验着伊朗宗教政权的执政能力。
人口过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好的，人口过多的国家发展好也是非常困难的。进入21世纪，全球性粮食、能源、生态和人口问题日益加剧，其中人口问题是核心，是其他三个问题的强力推动者，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理性的面对和解决人口问题，这直接影响到国家未来的生存状态。人口过多的国家，其能源、资源、生态和粮食问题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2010年，伊朗人口约7500万，而且还在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净增。20年后，伊朗人口将过亿，而其可耕地又极少，这就需要伊朗领导层未雨绸缪，在不远的将来，找到一条人口增长与国家建设协调发展之策。在严格执行*教义的伊朗，要做到控制人口增长，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总之，伊朗的自然社会条件，有利有弊，但总体上较好，为伊朗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需防范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问题。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和谐稳定。在伊朗国内，有两对基本政治矛盾：一是世俗主义者与神权主义者的矛盾；二是神权主义者中，保守派与务实派（改革派）的矛盾。
世俗主义者主张政教分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神权主义者坚持“权力神授”，建立一个“百分之百的*政府”，宗教领袖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世俗主义者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神权主义者坚持精神第一，维护*意识形态才是政府的第一职责；世俗主义者反对神职人员插手军队，建立宗教武装力量，神权主义者坚持向军队派遣毛拉“政治委员”，坚持建立宗教领袖直接领导的宗教武装力量──*革命卫队；世俗主义者主张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关系，神权主义者坚持反西方立场，主张向全世界输出“*革命”。*革命后，神权政治制度不断得到巩固，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力，对自由和*权利限制过多，世俗主义者的主张并没有消失，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中，世俗主义者的力量十分强大。2003年6月14日，包括教授、作家、学者、艺术家、议员和神职人员在内的250人，曾向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致联名信，要求哈梅内伊主动放弃最高领袖的职位。
*政权中，还存在着保守派与务实派之争。务实派也是坚定的神权主义者，不过更善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随机应变，在一些施政观念上近似于世俗派。在政治上，务实派主张放松政治管制，重用知识分子，给予妇女一定的自由，保守派坚持*教义第一，任人唯“教”；在经济上，务实派主张实施有限制的“自由经济”，逐步打开国门，保守派认为打开国门会使伊朗依附于西方，而且会扩大贫富差距；在外交上，务实派认为伊朗应摆脱孤立地位，着重加强与海湾*邻国的关系，逐步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适时恢复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保守派坚持霍梅尼路线，高举“*革命”旗帜，走真主指引之路。在文化上，务实派开明的文化政策与保守派僵硬宗教观念的冲突，也十分引人注目。
建设一个民族独立的强盛国家，是伊朗民心所向。这么大的领土，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多的政治矛盾，尽管有巨大的石油财富作支撑，伊朗*政权仍然任重而道远，并没有可以喘息的时间。
三、梦的解析
玄武门之变的那天，唐高祖李渊的心境极其凄凉。在那一天里，他死去了两个儿子和十个孙子，自己也交出了大权，而这一场政变，却是他的另一个儿子干的。李渊随后又苟活了几年，但他的眼睛并没有闭上，他要瞪大眼睛，看看继任的儿子究竟能干得怎么样。在“李渊之目”的注视下，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诞生了，他就是雄才大略的李世民，他开创了为后人所称道的贞观之治。
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总法则，一种制度代替了另一种制度，一个政权代替了另一个政权，一个领导层代替了另一个领导层，是政治上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被代替者虽然失败或者下台，却往往并不甘心，他们睁大“李渊之目”，观察着继任者的作为，当继任者政绩低劣丧失民心时，他们便会伺机而动，企图东山再起。伊朗*革命虽然成功了，但张世俗政治制度的人，并没有罢休，他们提出的施政纲领，往往比宗教政权更能赢得人心，伊朗国内不断出现反抗神权主义的声音，就反映出世俗主义者不可低估的力量。宗教政权必须以自己的宏伟蓝图和实实在在的政绩，才能赢得伊朗人民的真诚拥护。
*政权上台后，首先承诺，要使国民过上纯洁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建立在《古兰经》的基础上，是伊朗人民1500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神权主义者认为，人类在堕落，谎言、诡诈、战争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但许多国家的统治者却说，他们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似乎物质生活的富足就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神权主义者认为，物质生活只是人类幸福的基础，高尚的精神生活才是人类幸福的本质，也是人类存在的意义，伊朗人民渴望心灵的回归。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人民坚决反对不适当的宗教改革和腐朽庸俗的西方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了巴列维王朝的文化价值理念，就表明了这种捍卫*文化传统的坚定信念。神权主义者认为，创建与*价值观念一致的精神生活，是*国家最重要的建设目标，也是伊朗*共和国存在的意义。
其次，*政权承诺，让人民生活得更好。除了一些衰败国家，使人民生活得更富裕、更有尊严，是统治阶层的不懈追求。在衰败国家里，统治者唯一关心的是权力，而不是人民的生活。虽然由于极端宗教意识形态，*保守派时常干扰国家经济建设，但建设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始终是伊朗宗教领导层不懈追求的目标，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目标。神权主义者中的智者深深知道，如果不能使民众过上富裕的生活，即使统治阶层如何坚称其社会制度优越，也必将为人民所抛弃，丧失执政的合法性。正如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所主张的那样，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重振伊朗经济，反对伊朗只要政治独立而无须发展生产的观点，只有国家经济的强大，独立才有意义。
中国和伊朗颇像一对难兄难弟，两国国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文明古国，近代又都受到西方列强的奴役；领土面积都比较大，但可耕地都不多；人口都很多，但分布都不均衡；资源都很丰富，但人均量都比较少；国家建设都搞得不错，但工业基础都很薄弱；政治、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也很类似。中国在全球的份量，大致等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份量，中国是放大的伊朗，伊朗是缩小的中国。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2011年，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的势头不可阻挡，中国模式开始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瞩目，成为他们竞相效法的模范。目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朝着下一个宏伟目标迈进。两伊战争之后，伊朗开始经济重建，迄今已有20余年，但当前伊朗民众的生活水平，仍然不高，只是处于工业化国家中期的水平，相对而言，尚不如巴列维王朝时期。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政权还须排除干扰，做长久的努力。
翻开字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越简单常用的字，含义越多，注释条目越多，这说明简单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在国际政治领域，有一道极其简单的问题，然而却没有几个人知道确切答案。这道题的题目是：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前中国外长李肇星考证为196个。有人认为仍然不完全，应该是199个。到底是196个，还是199个，或者其他数目，不同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回答，而隐藏在答案背后的，则是这些政治人物的国际法知识、政治倾向和国家外交政策等因素。
但近200个国家中，受到人们关注的不超过30个，为什么不关注其他为数众多的国家呢？答案是：他们的国力太小了，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构建不起任何作用。受到人们关注的30个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是全球性或者地区性强国，它们才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伊朗是不甘心做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配角的，甚至地区性强国，伊朗也不屑为之，伊朗的目标是成为*世界第一人，成为一个能够对国际政治起着重大影响的国家。然而作为*世界第一人，除了要有强大的文化力、经济力和政治影响力之外，还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伊朗有近16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7500万人口，丰富的石油资源，既然决心做一流国家，那么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是伊朗宗教领导层不容置疑的奋斗目标。
上个世纪70年代，好高骛远的巴列维国王为了称霸海湾及中东地区，向美国大规模采购武器装备，声称要做世界第五大军事强国（位列美、苏、英、法之后）。结果，伊朗不但被西方国家狂赚数百亿美元，在军事上受制于人，还因为军事力量的超常扩张，得罪了海湾*邻国，造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严重失衡，加剧了国内矛盾，这些最后成为巴列维王朝垮台的重要因素。一个理性的国家，在国防经费的投入上，是极其慎重的，在非战争状态下，采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是高明的做法。*革命成功后，由于伊拉克入侵以及美国的威胁，伊朗在国防经费的投入上，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上，伊朗政府需要做出深刻的战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