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探索人生与道德伦理主题
19 世纪80 年代，继屠格涅夫之后，又一位俄罗斯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征服了欧美。他那些关于人生目的、宗教和社会的阐述又使他成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
托尔斯泰生于图拉附近的雅斯纳雅，波里雅那贵族庄园，16岁进入喀山大学，3 年后中断学业，经营庄园。1851 年去高加索从军，第二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自传体中篇小说《童年》，从此步入文坛。
1864 年，托尔斯泰出版了4 卷本的选集，此时，他已发表了近20 篇中、短篇小说和特写，其中包括研究“心灵的辩证法”、探索人的内在实质、追求道德完善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反映高加索军旅生活的《袭击》、《伐木》等，以描绘战争条件下军人思想感情为特色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3 篇，反映农奴制农村生活的《一个地主的早晨》，以寻求道德理想为主题的《哥萨克》等。托尔斯泰把这些作品称为“试笔”，但它们已经使他置身于俄罗斯第一流作家之列，也已经表现出了他的风格和魅力：对生活的独特的洞察力，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和贴切的心理描写。
到那时为止，对托尔斯泰产生重大影响的外国作家和作品有：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柏拉图的《斐多篇》和《宴话篇》、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莫里哀的喜剧《多才多貌》，以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1857 年和1860—1861 年，托尔斯泰曾两度游历欧洲。他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正规和业余教育，并聘请一位德国青年数学家凯勒同他一起回故乡庄园从事教育工作。他在德累斯顿拜访了作家奥尔巴克，后者的作品和思想给他以深刻印象：“奥尔巴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他给了我一线光明……他讲到基督教，正如讲到人类的精神一样，没有更高的东西了。”在布鲁塞尔，他会见了蒲鲁东。这次会见虽然没有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直接影响，但在他80 一90年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观点中可以看到蒲鲁东主义的痕迹。
60年代之初，正是俄罗斯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但托尔斯泰在行动上是置身于社会运动之外的。他当过一年的调停人，力图在地主和农民中进行公平的仲裁，但不能使任何一方满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雅斯纳雅·波里雅那和附近地方的农民孩子身上了。他不同情以赫尔岑、奥加略夫等人为代表的运动，至于原因，他在1892 年写的散文《第一步》中谈到了：“我认识奥加略夫和赫尔岑本人以及另外一些同一类型、受过同样教育的人物。所有这些人的生活中，言行不一非常显著。忠诚和热心向善，同时对私人的欲念不加检点。他们认为放荡的生活不足以阻止向善的生活，不足以毁坏善行或伟大的品行。他们把没有揉好的面粉放在冰冷的炉子里，认为会烤出面包来。于是时日流逝，他们开始注意到面包是烤不出来了——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弄不出结果来——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些特别悲惨的东西。”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关系也大致如此。他曾因为《现代人》撰稿而与他们接触，但没有友谊。当然，在内心，托尔斯泰是赞成改革的，他也完全同意进步的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解放农民，只是他认为俄罗斯最需要的而又最被忽略的是农村儿童的教育。从1863年起，托尔斯泰着手写作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在1866—1869年间陆续完成、出版。
《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托尔斯泰以俄罗斯抵抗拿破仑侵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描写，把丰富的生活素材和众多人物编织成了一幅19 世纪初期俄国生活的历史图画。小说最基本的主题仍是托尔斯泰最感兴趣的道德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生活的意义?小说中的主角，年轻的贵族安德烈·鲍尔康斯基一直在进行探索。他曾经想用死来解脱，但对娜塔莎的爱情使他振作；当爱情受到挫折、上流社会的生活使他窒息时，1812年的战争使他回到了生活中。同俄国士兵的接触使他了解了生命的意义，在身负重伤、濒临死亡的时候，他发现了生活的真谛，深信不仅要爱自己的朋友，也要爱自己的敌人。安德烈的精神发展之路反映了托尔斯泰本人对人生的探索和理解。
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冷静观察和细致剖析，使书中人物的灵魂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托尔斯泰对人的灵魂美寄予无限的希望。他对尼古拉·罗斯托夫和玛丽娅·鲍尔康斯卡娅这样平常无奇的人物表达了使人无法抗拒的同情；在描写娜塔莎和彼尔的迷失时也让人感觉到了他们的善良、热情和“金子般的心灵”；至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更是他心目中俄罗斯人民善良和完美品格的化身。与此相反，在海伦、阿纳托里、多罗霍夫这些人身上，人们看到的是虚伪、卑鄙和可耻，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厌恶。
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疵点的话，那么如同托尔斯泰本人所说，除了太长之外，就是掺入了哲学论点的叙述。某些章节的议论过于冗长，影响了全书艺术上的协调。
70 年代，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托尔斯泰不能不注意到资本主义关系的迅速发展、贵族生活的急剧转变和青年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从1873 年到1877年，他用了近5 年时间完成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小说以安娜和渥伦斯基、列文和吉蒂这两对情人的故事为主线，描绘了改革后的城市和资产阶级文化、保留着宗法制度的庄园生活、自由主义和地方自治运动等各种事物和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那些使作者激动和思考的当代问题。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一如以往地表明了自己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安娜和渥伦斯基无法解决内心的冲突，他们没有勇气同那个上流社会决裂，最终酿成了一幕人间悲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列文和吉蒂探索着自我的本质，尤其是列文，在同农民的接近和理解中，从宗法制的“农民的真理”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内心的宁静。
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的精神上经历着一场危机。1874—1878年之间，托尔斯泰苦苦地探索着人生目的。俄国生活的现实使他的内心不能平静。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导致人们道德堕落的灾难，但又对旧的贵族生活充满厌恶。他尊崇那些义无反顾的民粹派分子的真诚信仰，但不同意他们被迫使用的暴力手段。在1879年写成的《忏悔录》中，他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我有一些困惑的时刻。生活停顿下来，仿佛自己不知道该怎样生活，或该做些什么；我感到迷惘，不知所措，人也变得忧郁了。……后来这种困惑的时刻越来越多，……它们总是以这样的疑问句表现出来：这到底为了什么?这到底会达到什么结果?”“我觉得我所站立的土地塌下去了，我的脚底再没有什么了。我赖以生活的理由不再存在，我没有了可以让我活下去的理由。”由于对这个世界的人事已经淡漠，所以看这个生活毫无兴味。托尔斯泰开始转向宗教。他有规律地去教堂，早晚在书斋中做祷告，经常接近那些还保留着中世纪宗教传统的农民。他发现，劳动人民所具有的信仰给了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在艰苦的劳动中度过一生，但对生活却很满足。“我学会了爱这些人民。我越了解他们的生活，我越爱他们，我的生活也过得越安闲舒适。……我们的圈子里，有钱的、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使我厌恶了，对我不再有意义了，而整个劳动人民，整个创造生活的人类，对我显示出了他们的生活本色。我明白了，这就是人生自身，这种人生给予的意义是真的，我接受了它。”“我观察了我自己，观察我内心发生过什么变动，于是我想起了，只有在我信仰上帝的存在时，我是活着的。……我只要意识到上帝，我就活着；只要忘记了他，不信仰他，我就死了……于是我的内心，我的周围，光明远胜于以前的辉耀。这光明从此没有再离开我。”
托尔斯泰对世界的看法有了根本的变化，《忏悔录》这部充满感情的自传体著作就是他在50 岁时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他不再以文学创作为满足，而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小册子和著作来表达自己的宗教、社会和道德观点。托尔斯泰的基本思想是：基督教的本质就是摒弃任何形式的暴力和对人的一切强制约束；人生的目的是向善和行善，奉行至高无上的爱的法律，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现实世界距离基督教诲中的神圣真理还很远，但用暴力来反对它、改变它的企图是令人憎恶的。不要以暴力对抗恶，爱和温暖既要给予善，也要给予恶；俄罗斯东正教的虚伪教条是对人类道德进步和正确理解基督教诲的可怕障碍，是一个必须揭露的骗局；除了服从理智和良心，决不屈从于任何权威，人只应对上帝效忠而不可服从地上的统治者，否则就会由于执行他们的命令而违反上帝的律法。
托尔斯泰确信道德标准高于一切其他的标准，宗教的思想高于任何社会政治的思想。他既反对专制制度，也反对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他试图用道德的呼吁来唤醒和改造一个冷漠的社会，设想“不以暴力抗恶”的原则能够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但这个伟大的作家不能不看到世上的无数苦难、不幸和不公正，他也不能容忍任何与他的理想不同的东西，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谴责和揭露。从1889年开始，他耗时10年，在71 岁时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这是19世纪末叶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它撕去了贵族资产阶级俄国的一切假面具，猛烈抨击了俄国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以及教会的罪恶和虚伪。但托尔斯泰的解决办法仍是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聂赫留多夫在认出法庭上的马斯洛娃就是当年他放纵和引诱的牺牲品后，良心在他身上复苏了，他的精神和道德经历了一个再生的过程，他得到了人生的真谛：一个人的幸福在于对别人的爱，在于宽恕一切和顺从上帝的意志。遭遇不幸的马斯洛娃失去了对生活和上帝的信念，但她心灵深处保留的那种“重要和善良的”东西最终苏醒过来，从而实现了灵魂的复活。托尔斯泰思想上的矛盾在这部作品中特别明显，他批判物质世界的种种罪恶，但提供的是纯粹精神的解决方案：“上帝的王国就在我们心中。”
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反动时期，托尔斯泰不倦地写作，对人生和社会的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在全社会缄默的日子里，他发出了孤独而有力的声音，激烈地抗议社会的不公正，抗议战争、刑罚、监狱和赋税，否定东正教会的精神权威和沙皇制度的神圣权力。他的许多文章或著作被禁止发表，他本人在1901年被东正教会开除了教籍。但他在人民中间享有声誉，他拥有众多的信徒和崇拜者，他以自己的思想与艺术的结合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反映了俄国所经历的一个时代。
小说：社会问题、心理描写和哲理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继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之后成名的19 世纪下半期俄国三大小说家之一。这位生活经历坎坷、身材矮小瘦弱的作家是俄国社会小说的创始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期间就对语文、历史和艺术课程极感兴趣。19世纪俄国优秀作家对他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由法国教师讲授的法语课使他迷上了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欧仁·苏等著名作家。1845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穷人》。小说描写了彼得堡穷人的爱情悲剧，同时又生动地再现了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环境，被别林斯基誉为俄国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1846年，他又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引起争论的《双重人格》，这部中篇小说分析了一个小官吏戈里亚德金由于受不了专制制度的告密和恐吓政策而精神失常的过程。
1849年，由于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4年，然后又在那里服兵役6年，直至1859年才返回彼得堡。这段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丁重大转变，他开始认为自己原来所有的激进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反人民的、世界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俄国国情的。他觉得知识分子应该以俄国人民的精神和生活为基础，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这一根基将使俄罗斯文化具有全人类的性质。
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主办的刊物《当代》上连载了一部随笔式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部作品的题材、风格乃至故事线索都与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有着相似之处。当时，批评界对这部社会小说的评价不高，因为40 年代流行的随笔式长篇小说已是一种过时的表现形式了。1861—1862 年连载的《死屋手记》则获得广泛好评，确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坛的地位。在这部关于农奴制俄国监狱生活的作品中，对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灾难所作的高超的现实主义描写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赫尔岑评论说，这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史诗，这部作品将永远矗立在黑暗的尼古拉王国的出口处，如同但丁在地狱入口处写下的著名诗句一样令人瞩目。”作者“用戴着镣铐的手”，“绘制了一幅像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那样的壁画”，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远游欧洲。在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意大利和瑞士，自然风光和历史遗迹没有引起他的兴趣，而异国的人民和报刊却使他入迷。作为欧洲之旅的成果，1863 年的《当代》上刊登了题为《冬天里的夏天印象》的日记摘抄。他着力刻画了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表达了对欧洲未来的忧虑和俄国将要担负使命的信念。在这方面，他与他曾在伦敦晤面的赫尔岑和巴枯宁是有共同之处的。
发表于1864年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是一部哲理性的作品，它以近乎冷酷的方式把一个既认识到自己遭受不幸的原因、但又同一切美好品质绝缘的思想者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认为，他首次塑造了一个能代表俄国多数人的人物形象，并揭示了他那种畸型的、带有悲剧性的性格。“只有我一人描写了地下室的悲剧，这种悲剧表现为甘愿蒙受苦难，自我戕害，意识到了美好的东西却又不能够得到它，更主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都有一个明确的信念：既然大家都是如此，也就无须加以改变了。”
《地下室手记》实际上是1866年发表的《罪与罚》这部长篇小说的序言。《罪与罚》中的主角，穷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有着与地下室人相同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着重描写了他堕落到杀人和最后精神复活的过程。作品以心理刻画和哲理抒发的结合为特征，同时反映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酗酒、卖淫、失业、弃婴，等等，并涉及了教育、宗教、婚姻家庭关系和刑事犯罪等问题。因此，它既是一部哲理小说，又是一部社会小说。
1867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妻子一同去欧洲旅行。当时，他正在构思新作《白痴》。在德累斯顿的绘画陈列馆，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名画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拉斐尔、伦勃朗、汉斯·小贺尔拜因等人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最吸引他的是几幅表现福音书中关于一个放荡女人获得新生的故事的绘画，如巴托尼的《放荡女人的新生》、巴达洛缪·比凯诺的《罪孽深重的女人》、勒斯的《玛丽亚·马格达林的忏悔》等。他从中得到的感受在《白痴》中得到了反映。
经过几年的构思和紧张的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9年完成了长篇小说《白痴》。小说的情节是充满戏剧性的。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的梅什金公爵诚实、聪明、富于同情心、乐于帮助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们，因而被上流社会视为“白痴”。他与彼得堡有名的风流女子纳斯塔霞相遇之后，为把她从骄奢淫逸中解救出来而希望同她结婚。但纳斯塔霞虽然爱上了梅什金，又不愿因此而损害了他，直到举行婚礼时仍不能摆脱精神上的困境。年轻的百万富翁罗戈任粗野、无知，但又直率、热情，他疯狂地爱上了纳斯塔霞，最终在婚礼上带走了仍在彷徨中的新娘并杀死了她。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内心悲剧和他们之间思想冲突的刻画、通过对大量社会悲剧的描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充满贪欲而蔑视人性的社会，任何正直、诚实和高尚的人都注定要蒙受耻辱和不幸。但他同时又刻意追求纯洁的精神美，确信“美能够拯救世界”，认为对苦难的人们的崇高和纯洁的爱是人类最重要的生活法则。
在国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着俄国的．生活和社会运动。1869年末，当他听说由巴枯宁派回俄国组织暴动的涅恰耶夫竟以谋杀来对付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消息时，便决定创作一部以俄国政治斗争现实为背景、展现当代俄国革命家形象的长篇小说。在完成于1872年的《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巴枯宁为原型，塑造了斯塔夫罗金这样一个精力充沛、具有冷酷的逻辑抽象能力但又不能把破坏欲和创造欲结合起来的悲剧人物；涅恰耶夫在小说中以韦尔霍文斯基之名出现，被漫画式地描写为思想卑鄙、行为可笑的丑角。这部攻讦性的作品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思想。他同情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但不能容忍任何革命恐怖手段。因此，作品未能公正、全面地反映当时俄国革命青年运动的主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充满矛盾的。1878年3月底，他旁听了对薇拉·查苏里奇的审判，并因此而产生了对革命青年的由衷钦佩和热爱。查苏里奇在法庭上说：“抬手向——个人开枪，这是令人痛苦的，但我必须这样做。”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查苏里奇这种发自内心的反对谋杀的感情比她那富于牺牲精神的英雄行为更加崇高。他由此看到俄国新一代青年正在以勇气、良心乃至生命探索真理、捍卫正义，并认为这是“俄国真正伟大的希望”。这种认识在他已开始构思的关于革命和宗教的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了体现。完稿于1880 年11 月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描写了一个家庭的历史、但又反映了当代俄国社会的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结构紧凑、画面鲜明的作品中，运用各种表现手法，再现了60 年代的俄国生活。他以老卡拉马佐夫被杀和卡拉马佐夫三兄弟的命运为线索，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悲剧：在人欲横流的世界，崇高的精神遭到无情的毁灭，少数力图反抗现实生活的高傲的思想者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作品广泛涉及了政治、宗教、道德、民族性、司法、学校、报刊、革命宣传等俄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在深刻的哲理议论、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悲剧性的情节中，表现了作者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打算继续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二部，通过描写三兄弟中的阿辽沙继续探索真理并成为一个殉难的革命者的经历，反映70—80年代之交的社会运动和社会矛盾。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881 年1 月28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病去世。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生涯达到了顶峰。他的名字被批评家们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的作品被广泛传诵。他创造的一系列艺术形象和生活悲剧使他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他提出的关于宗教、道德、政治的见解和对于人类苦难和幸福的探讨影响了西方一代人的思想，尼采和萨特都曾经受惠于他的作品。在两次大战之间，尤其是二战以后，他更是风靡西方，成为最受欢迎的19世纪作家之一。
四、戏剧和音乐
活跃的舞台
60 一80 年代，俄国戏剧由于有了奥斯特罗夫斯基这位伟大的剧作家而生色。继《大雷雨》之后，他又创作了《火热的心》、《森林》、《狼和羊》、《没有嫁妆的新娘》、《白雪公主》等优秀剧本。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也为戏剧舞台的繁荣作出了贡献。此外，莎士比亚、莫里哀、席勒、雨果等欧洲戏剧大师的作品也长演不衰。
在戏剧表演艺术中，现实主义传统得到了发扬。在莫斯科小剧院中，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萨多夫斯基一家是谢普金的继承者。普罗夫·米哈依洛维奇·萨多夫斯基从1832年起活跃在外省舞台上，7 年后来到莫斯科小剧院，后来同奥斯特罗夫斯基结为至交，参加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几乎所有剧本的首演，并成为一种新的表演艺术流派的创始人。他的儿子米哈依尔在1869 年登上了小剧院的舞台，是奥斯特罗夫斯基许多作品中的主要演员。米哈依尔的妻子奥丽加·奥西波芙娜从70 年代开始了在小剧院的艺术生涯，以饰演奥斯特罗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剧本中的老妇人而闻名。她对俄罗斯语言的把握和表情的控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1871年起在小剧院演出的玛·尼·叶尔莫洛娃很快显示出了卓越的才华。她在饰演维加《羊泉村》中的劳伦西娅、席勒《玛丽娅·斯图亚特》和《奥尔良少女》中的女主角、莎士比亚剧作中的麦克佩斯夫人和安妮夫人以及奥斯特罗夫斯基许多剧本中的角色时，把大胆表现剧本构思、深刻揭示人的内心世界与完美的艺术形式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俄国最杰出的悲剧演员。她扮演的角色都表现出了积极、主动和精神上的独立性，从而改变了过去戏剧表演中性格刻画被动化的情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来称她为“最伟大的演员”。与此同时，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院里也活跃着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如以演果戈里、屠格涅夫、奥斯特罗夫斯基作品中的女主角而出名的玛，加·萨维娜，她还是俄罗斯戏剧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过这个协会的主席；擅长表现农奴制条件下俄罗斯妇女悲剧命运的波·安·斯特列彼托娃；善于把细腻的心理刻画、明朗的诙谐和尖锐的讽刺融为一体的康·阿·瓦尔拉莫夫等。在彼得堡玛丽亚歌剧院和莫斯科大剧院，享有盛誉的声乐艺术家有奥·彼得罗夫、伊·拉夫罗夫斯卡娅、达·列昂诺娃、费·斯特拉文斯基、菲格涅尔夫妇、帕·霍赫洛夫、鲍·科尔索夫等。
这个时期，俄国歌剧和芭蕾舞剧的兴盛，是同俄国音乐的繁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强力集团”内外
1867年5月，23 岁的青年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的《塞尔维亚主题幻想曲》在彼得堡公开演出．担任指挥的是巴拉基廖夫。这次演出在俄国音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著名评论家斯达索夫对此说了一句载入史册的话：俄国从此有了自己的“强力集团”。这使得1862 年形成的彼得堡一个音乐家团体得到了名称。这个音乐家团体由5 人组成，他们是巴拉基廖夫、穆索尔斯基、居伊、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鲍罗金。
巴拉基廖夫(1837—1910)是强力集团的领导者，19 世纪下半期俄罗斯民族音乐流派的代表之一。他从小跟随母亲学习音乐，后来又师从菲尔德的高足杜布克和艾斯里希。在大学期间，他主修数学，但没有放弃自己喜爱的音乐。50年代末，他经常登台演奏钢琴，并谱写了《俄罗斯主题序曲》和《李尔王》的配乐。他对俄罗斯民族音乐有浓厚的兴趣，搜集、整理和出版了俄罗斯民歌集。这个年轻的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见解令人仰慕。两位青年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和居伊——投到他的门下接受指导。1861 年和1862 年，又有两位年轻的音乐家加入到追随者和求教者的行列，他们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鲍罗金。于是，一个以巴拉基廖夫为首的团体形成了。
5 人集团尊崇格林卡和达尔戈梅日斯基的传统，主张从俄罗斯人民中发掘创作的源泉，发展和创新俄罗斯民族音乐，并使它独立于西方。他们的艺术思想比较明显地受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影响，认为艺术的社会使命是反映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理想，艺术家应该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从中汲取灵感。但他们的观点也有偏颇之处，如对古典主义大师的经典之作抱有轻率态度，忽视专业音乐教育的意义，轻视出自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及其作品，否认俄罗斯音乐协会在传播音乐知识、培养大众审美情趣方面所起的作用。1862 年，巴拉基廖夫与音乐活动家加·雅·洛马金一起，创办了义务音乐学校，进行音乐启蒙教育和普及性的演奏活动，以此同正规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抗衡。同那些具有较多西欧色彩的音乐家相比，5 人集团更强调民族特色和人民性。
5 人强力集团的创作活动是俄罗斯音乐史上的重要篇章，它构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音乐流派——新俄罗斯乐派。
60年代，巴拉基廖夫以他在伏尔加、高加索地区采风收集的民歌为素材，创作了交响诗《罗斯》、《塔马拉》和钢琴幻想曲《伊斯拉美》。由于性格狂傲，他后来一度脱离音乐界，直到80 年代初才重新开始创作活动。
穆索尔斯基(1839—1881)也是从小受到钢琴家母亲的培养和熏陶，7岁时就能演奏李斯特的一些钢琴曲。从侍从学校毕业后，他成为一名近卫军少尉，但在跟随巴拉基廖夫之后很快退出军界，专心从事作曲。穆索尔斯基最杰出的作品是两部历史题材的歌剧。1872年完成的《鲍里斯·戈杜诺夫》是根据普希金的原著改编的。另一部《霍凡斯基之乱》未能竣稿，由他的朋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在他死后两年(1883)续成。70 年代中期，他与诗人库图佐夫相识，受其影响，创作了《没有太阳》和《死神歌舞》这两组忧郁的套曲。此外，他还谱写了一些如《跳蚤》那样流传不衰的歌曲。穆索尔斯基的个人生活颇不如意，尤其是最后几年，他孤寂潦倒，精神忧郁，1881 年在42 岁的有为之年去世。他留下的作品不多，但以其现实主义的风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富有特色的音乐语言、简炼而又别具一格的和声和配器而闻名，对后世作曲家产生过很大影响。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 一1908)是强力集团中成果最为丰硕、学识最为渊博的一人。他出身于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员家庭，15 岁时开始学习钢琴和作曲。1861年，在海军学校读书时，他与巴拉基廖夫相遇并在音乐上受其指导。不久，他作为年轻的海军军官出海远航3年，到过美国、巴西、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和挪威。1865年，远航归来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完成了《第一交响乐》，并以这部被誉为俄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成熟的交响乐的作品奠定了自己在音乐界的地位。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创作在强力集团渐趋衰落之后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机。他一生中创作了15 部歌剧，其中包括《普斯科夫女人》、根据奥斯特罗夫斯基原著谱写的《五月之夜》和《白雪公主》、《萨特阔》、《沙皇的新娘》、普希金原著的《金鸡》等。此外他还写了管弦乐作品《西班牙狂想曲》、交响组曲《天方夜谭》等许多浪漫曲和俄罗斯民歌改编曲。这些作品题材广泛，色彩鲜明，音乐语言生动，具有清澈的抒情意境和浓郁的俄罗斯风格。他还为修订、续编和出版已故音乐家未完成的乐谱作出了巨大努力，使穆索尔斯基、鲍罗金和达尔戈梅日斯基等人的一些作品得以面世和流传。
从1871年开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成为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同时还担任了军乐队总监和指挥。为了专心于音乐事业，他在1873年辞去了海军军职。后来又兼任过彼得堡义务音乐学校校长、俄国交响乐会首席指挥等职。作为一个严肃的音乐家，他具有极强的求知、探索和创新精神。在成为音乐学院教授后，他仍自感学识不足而自修了对位法和赋格曲，并继续求教于巴拉基廖夫和柴可夫斯基等著名音乐家。正是这种精神，使他成为管弦乐大师、配器能手和和声的革新家。作为一个勤奋的音乐教育家，他撰写了《和声实用教程》、《管弦乐原理》和自传《我的音乐声涯》，并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俄国音乐家。鲍罗金(1833—1887)是一位身兼化学家的音乐家，1858年获化学博士学位，随后留学西欧数年，回国后在医学院任教授，写过许多有机化学的专著。他的音乐作品多为史诗性的题材，旋律具有俄罗斯民歌的风格。他创作的歌剧《伊戈尔王公》是俄国音乐中英雄史诗的典范，这部作品在他死后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在1890年续成。同时，他也是俄罗斯古典交响乐的奠基者之一，其《第二交响曲》(《勇士》)达到了史诗交响乐的顶峰。交响诗《在中亚草原上》也以其独特的魅力而享有盛誉。他还把壮士诗中的人物形象引进了浪漫曲，创作了《睡公主》和《黑森林之歌》。此外，他还是俄罗斯古典弦乐四重奏的创始人之一和抒情声乐曲的大师。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19 世纪60 年代的解放运动思想。
强力集团的又一名成员是音乐评论家和作曲家居伊(1835—1918)。就职业来说，居伊是个军事工程方面的学者，50 年代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最后晋升到中将军衔。他之所以对音乐有兴趣并最终成为作曲家，主要是受到朋友达尔戈梅日斯基的影响。从60年代初开始，居伊热衷于音乐评论。他竭力推崇俄罗斯民族音乐，曾专门到西欧去宣传格林卡和达尔戈梅日斯基，获得了很大成功；他在80 年代出版的《俄罗斯音乐》一书引起了国内外音乐界的注意。居伊也是一个多产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歌剧就有10 部，其中较有名的是根据普希金原作改编的《高加索的俘虏》和《上尉的女儿》。此外，他还是许多钢琴曲和歌曲的作者。但有意思的是，这位俄罗斯音乐的鼓吹者自己的多数作品并无明显的俄罗斯民族特色。
60 一80 年代，在强力集团之外，还活动着一批杰出的音乐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安东·鲁宾施坦和彼·伊·柴可夫斯基。
鲁宾施坦(1829—1894)是19 世纪世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之一，10 岁时就在莫斯科举办钢琴演奏会，随后3 年在欧洲巡回演出，受到肖邦和李斯特的注意。1844—1848年间，曾先后在柏林和维也纳学习音乐理论、钢琴演奏和作曲。50年代初，他创作了《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等3 部歌剧，从此名声大噪。1859年，他创建了俄罗斯音乐协会。1862年，又创建了俄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彼得堡音乐学院，任院长和教授。70 年代，他创作了《恶魔》、《尼禄》、《马卡维伊斯》等歌剧。他的作品中还包括6 部交响乐和5 部钢琴协奏曲、许多抒情歌曲和室内乐。
19 世纪下半期俄国最伟大的音乐家是柴可夫斯基(1840—1893)。还在1866年，他根据席勒的《欢乐颂》所写的大合唱就受到音乐评论家盖·阿·拉洛什的高度评价。拉洛什认为，柴可夫斯基是当今俄国最大的音乐天才，是俄国音乐界最大的和唯一的希望，并预言他将达到格林卡之后俄国音乐的顶峰。柴可夫斯基的父母都爱好音乐，他自己从5 岁开始就能根据莫扎特、多尼采蒂、罗西尼歌剧中的咏叹调主题即兴演奏钢琴。1863年，已在司法部任职的柴可夫斯基决定放弃他的职位，以便专心致志于在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学业，师从安东·鲁宾施坦。两年后，他应邀到俄国第二所音乐学院——莫斯科音乐学院——担任教授。
1866 年，柴可夫斯基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交响曲《冬日的幻想》。他在这部作品中不仅吸收了俄罗斯民间歌舞曲调，而且还赋：产其抒情表白、形象结构、戏剧思维和新颖的表现手法等特色，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交响乐风格。柴可夫斯基善于博采众长，从世界和俄国的优秀音乐作品中汲取营养。他对许多欧洲音乐家深有研究，尤其崇拜莫扎特和贝多芬。在俄国音乐家中，他最欣赏格林卡，同时也非常珍视俄罗斯民歌的优美旋律和独特气质。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他与巴拉基廖夫等强力集团音乐家相识。尽管在艺术见解上有分歧，但他这一时期的作品较明显地受到强力集团的影响，大量采用了俄罗斯民间音乐的素材。完成于1869 年的交响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题材是由巴拉基廖夫以提纲形式提供给他的。这部作品在1870年3月首演之后，好评如潮。斯达索夫认为它充满诗意、激情和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杰作。后来在欧洲演出时，法国作曲家圣—桑和德国钢琴家、指挥家彪洛夫等人也都给予很高的评价。1869年中，他还创作了6 首广受欢迎的浪漫曲，如《我的朋友，你不要相信》、《目雨》、《为什么》等，形成了自己室内声乐抒情曲的风格。他后来写的这类体裁的作品多达100 余首，并因其诗意的形象、鲜明的旋律和丰富的表现力而在俄罗斯音乐中占有重要位置。
到70 年代中期，柴可夫斯基已经在各种音乐题材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1871年，创作了《第一弦乐四重奏》，先后在国内各大城市和柏林、巴黎、罗马、波士顿等欧美都市演出。
1872 年，完成了第一部歌剧——《禁卫军》。尽管对它褒贬参半，柴可夫斯基本人认为，这一尝试为他未来的歌剧创作上了一课。
1873年，交响幻想曲《风暴》首演，并很快成为俄国和欧洲许多乐队的保留节目。次年，在民间歌曲的基础上创作了《第一钢琴协奏曲》，其表现手法新颖独特，被认为是世界音乐艺术的瑰宝之一，柴可夫斯基自己也视其为得意之作。
他又开始涉足古典芭蕾舞剧，在1876 年完成了《天鹅湖》。他使舞剧音乐不再仅仅起伴舞的作用，而赋予其像交响乐、歌剧音乐那样深刻的思想性。旋律优美动人的《天鹅湖》成为开一代新风的古典芭蕾舞曲的典范。
柴可夫斯基已经名扬欧洲，当他1876 年到德国的拜罗伊特参加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首演式时，他受到了李斯特、瓦格纳等大师的亲切接待，并亲身体验到了他对欧洲的影响。
但在1877年，对婚姻的失望和对社会的忧虑使柴可夫斯基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他疯狂地投入了题献给他的崇拜者和资助人梅克夫人的《第四交响曲》和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第四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在“真正的灵感”启示下写成的，在思想内容方面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相近，是他的最受人们欢迎的代表作之一。而取材于普希金作品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则以其宽广的旋律、动人的美感和诗意、灵活的音调表现力而获得公众的高度赞扬。随后几年，又有《奥尔良少女》、《玛捷帕》、《妖女》等歌剧和几部组曲、多首歌曲相继问世。
柴可夫斯基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的作品在各国上演时受到普遍欢迎，他还经常收到要求他担任指挥的邀请。从1887 年到1893 年，他带着自己的作品三度赴欧、一次去美洲旅行演出，并结识了勃拉姆斯、格里格、德立勃、德沃夏克等著名音乐家和许多表演艺术家。这几年中，他又创作了《第五交响乐》、舞剧《睡美人》、《胡桃夹子》、歌剧《黑桃皇后》、《约兰塔》等名作。1893 年10 月，当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第六交响乐》上演之际，他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在俄罗斯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世界音乐巨匠。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俄罗斯传统色彩，在旋律、和声中体现了俄罗斯民间音乐的特点和美感；同时也充满着鲜明的时代精神，体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特点，表达了他自己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他达到了19 世纪俄国音乐的高峰，他那些丰富多样的作品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美术
巡回展览画派形成
19 世纪60 年代，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也渗入了美术界。传统的绘画题材和艺术风格受到挑战，民主主义的美学观点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成为一批青年艺术家追求的目标。阵阵新风吹进彼得堡美术学院，打破了这里陈旧和沉闷的空气。
美术学院的学生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是猛烈抨击统治美术学院的保守思想的新一代美术家的代表。这位很有艺术天赋的学生出身于贫寒的小市民家庭，曾做过修照片底版的工作，在劳动和生活中获得了串富的知识。在美术学院里，他形成了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接近的美学观点，认为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艺术作品应该反映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应该具有高度的思想性、现实主义和民族特色。他的看法在同学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使他很快成为进步学生在思想上的领导人。
1863年，美术学院举行学生油画作品金质奖竞赛，按规定参赛者在第一轮竞赛中须按指定的神话题材进行创作。根据克拉姆斯科伊的建议，一部分应届毕业生拒绝按院方指定的题材作画，要求给予参赛者自由选择的权利。在遭到院方拒绝之后，以克拉姆斯科伊为首的14 名毕业生示威性地离开美术学院，组成了俄国美术史上第一个民主派艺术组织——彼得堡美术家协会。这就是当时震动社会的“14 人造反”。
在美术家协会，青年们经常诵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探讨美学和艺术。但到60年代后期，协会部分成员中产生了与美术学院妥协的念头，结果导致克拉姆斯科伊等人的退出。在此之后，美术家协会即告瓦解。但是，美术家协会当初成立时的那种思想仍然存在，新生力量也在不断成长。美术界中这一进步倾向的发展表现为1870年出现了一个更广泛、更有力的美术家组织——巡回展览协会。
1870 年，现实主义画家米亚索耶多夫(1835—1911)发起组织了巡回展览协会。克拉姆斯科伊、瓦·格·彼罗夫、尼·尼·盖等人同为协会的核心人物。后来相继加入这个协会或一度参加其活动的画家几乎代表了19 世纪后期俄国美术界的精华。巡回展览派画家们的艺术主张是：严格忠实于生活，密切联系人民，作品力求真实、朴素、自然。协会每年在各城市巡回展出其成员的作品，从1871年到1923年，共举行过巡回展览48 次。
肖像画
在巡回派画家中，以肖像画见长的有克拉姆斯科伊、盖、雅罗申科等。克拉姆斯科伊是肖像画的大师。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荒漠中的基督》，通过塑造一个同福音书上描绘的完全不同的基督形象，表达了进步俄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悲剧性的追求。他还为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绘制了肖像画，以对人物心理状态的细微刻画而反映了为社会服务、献身于崇高事业这一英雄主义的主题。在《看林人》、《拿着马勒的农民》等作品中，他着重表现了农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克拉姆斯科伊的肖像画构图朴素、简洁，强调最主要和最典型的特征，努力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他认为，没有思想就没有艺术，没有生动而又深刻的表情描绘也就没有图画。作为一位美学理论家和评论家，克拉姆斯科伊对成长中的俄罗斯绘画艺术作了热情而又严厉的分析，对伦勃朗、小荷尔拜因等大师的作品作了高度评价，同时也对当代西欧资产阶级美术进行了批评。他的艺术观点对同时代美术家的影响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