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罗斯与拜占庭
基辅罗斯的形成
从公元6 世纪开始，居住在第聂伯河流域的各东斯拉夫部落以波利安人为核心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部落联盟。由于波利安人(居住在第聂伯问中游及其支流罗斯河和普里皮亚特河一带的东斯托夫部落)散居在第聂伯河支流罗斯河两岸，加入这个部落联盟的东斯拉夫人被称为罗斯人。传说罗斯人的首领名叫基伊，他在第聂伯河右岸建立的都城叫做基辅。到9 世纪初，几达半数的东斯拉夫部落以基辅为中心实现了联合。在此过程中，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地区和东部的奥卡河一带，也出现了两个东斯拉夫人的大部落联盟。
东斯拉夫人过着定居生活，主要从事农耕。8—9世纪时，农业中已广泛使用铁制农具，如犁、锄、斧、镰等，田地耕作方式逐渐取代了伐林耕作。饲养家畜、打猎、采集蜂蜜等也是东斯拉夫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据说，基辅的奠基者基伊和他的兄弟都是猎人。
在农业相社会生活需求的刺激下，手工业很快发展起来。在有铁矿蕴藏的地方，到处建起厂炼铁炉和铁匠铺。有些工匠专门利用外来的材料制作首饰；纺织，制陶，毛皮制作、木材加工等行业也已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城堡如基辅、契尔尼哥夫、斯摩棱斯克、诺夫哥罗德等逐渐发展为手工业生产的集中地。东斯拉夫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更加活跃。伏尔加商路沟通了他们与东方各民族的联系，而连接波罗的海和黑诲的“从瓦里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则使他们同拜占庭的关系得到发展。
东斯拉夫人的经济满足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他们吃的主要是谷物，在他们的语言中很早就出现了(谷类、庄稼)、(食物、面粉)、(谷物，粮食)、(稀饭)以及(烤)、(煮)等词汇，而表示畜产品的词如(产后初乳)、(干酪)、(奶渣)等出现得要晚些。喝的饮料通常是用蜂蜜制成的。穿的衣服是用手工纺织的麻布缝成的，一些阿拉伯和拜占庭作家描述了他们简单的衣着：宽大的紧脚口裤，短外衣，长袍，长袜，冬天则穿毛皮服装。他们一般都住在半穴半室的小屋里，这种小屋的屋顶呈人字形或三角形，室内有一个炉灶，靠墙架设约一米宽的木板。居室旁边另有放置杂物的屋子，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木制的，如独木舟，木车轮，木盆，木壶，木勺和木桌凳。
东斯拉夫人原来的氏族公社逐渐瓦解，形成了地域性的农村公社，它们在南方被称为维尔夫，在北方被称为米尔。在这种由若干家庭组成的农村公社中，住宅、劳动工具、小块耕地和劳动产品是私有的，森林、牧场、水源和土地则归公社所有，集体使用。
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东斯拉夫人开始进入阶级社会。部落首领把土地和战利品据为已有，原来的亲兵也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得到原属公社的土地作为领地。仍然经营小块耕地的公社成员失去了战士身份而成为自由农民，也有一部分公社成员则沦落为王公贵族的家奴。在东斯拉夫人中出现了奴隶制剥削形式，但由于当时生产力已达到一定水平，加上受到自然条件限制和已经完成封建化的拜占庭的影响，奴隶制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东斯拉夫人没有经过奴隶制占支配地位的阶段而进入了封建社会。
9 世纪时，建立东斯拉夫人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具备。来自北欧的瓦里亚基人的参与加快了国家形成的过程。
成书于12世纪初的罗斯史籍《往年纪事》叙述了9世纪中叶发生在东斯拉夫人中的一个故事：当时，他们没有法律，部落间互相争斗不息。最后大家都厌倦了，于是互相妥协：“让我们找—个根据法律来统治我们、解决我们争端的君主吧！”他们渡海到瓦里亚基人那里说：“我们的土地辽阔富饶，但是没有秩序，请你们来管理和统治我们吧。”瓦里亚基人的首领留里克接受邀请，到诺夫哥罗德当了王公。他把自己的亲信派到各地，向居民征收贡赋。留里克之后，继承他的奥列格在882 年南下征服基辅，并把统—国家的中心移到这里。这一年被认为是基辅罗斯的建国之年。
虽然留里克和奥列格是瓦里亚基人，但基辅罗斯仍然是东斯拉夫人的国家。因为在瓦里亚基人被请来当王公之前，东斯拉夫人形成国家组织的基础已经奠定。当然，瓦里亚基人介入罗斯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也不可避免地给基辅罗斯国家留下自己的印记。他们把自己的原始组织带到了这块土地上，这是一种“没有采邑的臣属关系或者只是纳贡的采邑”的制度。每年初冬时节，王公们率领亲兵队巡行索贡，向居民征收毛皮、蜂蜜、蜂蜡等物品，来年春天再运往君士坦丁堡出售，买回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比较原始的不完善的封建剥削制度表明，早期基辅罗斯国家的封建关系是不成熟的。索贡制一直持续到1l 世纪上半期才被新的剥削形式所取代。
基辅罗斯的政治结构在很长时间内仍然保留着原始公社中的民主制残余。王公政权不能代替自治的农村公社和城市公社，公社长老可以不受王公政权干涉而行使裁决权，作为公社权力机关的韦彻即人民会议，能够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这种制度被一些拜占庭作家称为东斯拉夫人的“民主”制度。不过，随着王公、贵族、客商等特权阶层地位的巩固，公社和韦彻的地位逐渐下降。罗斯与拜占庭的联系在罗斯封建化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9—10 世纪，拜占庭已有相当繁荣的城市，那里聚集着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生产精细的珠宝首饰，华丽的布匹、实用金属器具以及肥皂、蜡烛、皮革等日用品。拜占庭同欧洲国家的经济往来十分活跃，并且部分地恢复了一度由于阿拉伯人侵占重要商道而中断的同东方的商业联系。随着封建关系的确立，拜占庭的文化也出现了繁荣。9 世纪中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高等学校，传播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遗产。在君士坦丁七世时，编纂了不少文集和包括各种学术知识的百科全书。
在10 世纪末叶之前，罗斯与拜占庭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贸易和战争来实现的。罗斯与拜占庭的贸易从9 世纪起有了新的性质和意义：原来基本上是过境转运贸易，对罗斯原始的自然经济没有什么触动；而现在，出现了罗斯独立地与拜占庭贸易的新因素，这种因素开始更多地影响罗斯的经济。9一l0 世纪，罗斯还频频发动了对拜占庭的战争，这些战争通常与经济目的有直接联系，例如，907 年奥列格率2000 艘战船远征拜占庭，除了迫使君士坦丁堡缴纳96 万格里夫纳贡银之外，还为罗斯商人争得了包括免缴贸易税在内的优惠条件。罗斯对拜占庭的贸易和战争，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的野蛮国家同一个继承了古典文明并成为这一文明中心的国家的斗争，其结果是促进了罗斯本身经济的发展和拜占庭文化对罗斯的渗透。
罗斯接受基督教
10 世纪末，罗斯与拜占庭的关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
在此之前，罗斯人信奉多神教。农耕生活对罗斯人的信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农业完全受到大自然的摆布，收成的好坏取决于天气：炎炎烈日可以晒死禾苗，阵阵大风经常毁掉庄稼，绵绵阴雨又会使谷物霉烂。而罗斯人又无法解释这种种自然现象，认为这些力量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把它们奉为神明，顶礼膜拜。他们信奉的神有斯瓦罗格——天空和火焰之神、太阳神的父亲，亚里洛——太阳神，彼伦——雷电之神，斯特里博格——风神，维列斯——家畜之神，等等。罗斯人还相信，威力无边的主宰者无所不在，森林中有林神、鸟神，水里有水妖，家里有家神。他们为各种各样的神建造神殿，供祈祷和祭祀之用。同时，起源于氏族制度的祖先崇拜也仍然存在。罗斯人认为，氏族最早的创建人，即世祖，能够保佑他的后代子孙。因此，每逢有难，他们就祈祷世祖保佑。在祭祖之日，他们把薄饼、肉、蜂蜜、克瓦斯等食品供奉于祖宗墓前以示敬意。
在多神教崇拜中，王公担负最高祭司的职能。在罗斯王公墓的陪葬品中，有祭祀日才用的偶像、野牛角、刀等物品。
基辅罗斯建国之后，反映原始公社时期社会经济存在的多神教与新的生活条件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矛盾，多神教已不能履行宗教在阶级社会中的基本职能，即维护和巩固现存制度。同时，罗斯与拜占庭的交往也已使得基督教潜移默化地渗入罗斯。
早在9 世纪时，就已有了关于罗斯显贵接受基督教的记载。当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福西阿斯曾说，罗斯已经抛弃了“多神教”而信奉“基督教”了。这里所指的大概是9 世纪后期拜占庭皇帝派遣主教到罗斯为一些王公及其侍从施行洗礼的事。
945 年，由于基辅大公伊戈尔对拜占庭的进攻遭到挫败，罗斯同拜占庭签订了媾和及通商条约，其中除了罗斯割让克里米亚等条款外，还包括允许基督教在罗斯传播的内容。在当时同拜占庭谈判的罗斯使节中，有些人已是信奉基督教的了，他们签约时在圣十字架前宣誓遵守条约。
957 年，伊戈尔的遗孀、基辅女大公奥丽加前往君士坦丁堡拜访拜占庭皇帝。据《往年纪事》记载，奥丽加的美貌和聪慧使拜占庭皇帝一见倾心。皇帝对奥丽加说，他愿与她共同治理帝国。奥丽加回答说，她还是一个异教徒，如果皇帝亲自为她施洗礼的话，她愿意接受基督教。于是拜占庭皇帝和总主教一起为奥丽加施了洗礼。然后，皇帝向奥丽加表明了要娶她为妻的心迹，但奥丽加说：“在你亲自为我施洗礼并称我为你的女儿之后，你怎么可以娶我呢?你肯定知道，这是不符合基督教教规的。”皇帝跌足道：“奥丽加，你愚弄了我。”这个故事表明，奥丽加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就已十分了解这种宗教。
奥丽加是接受基督教的第—个基辅大公，她还让自己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也皈依了基督教。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当上基辅大公之后，曾试图对多神教进行改革。他在众多的神只中选定了6 位作为崇拜的偶像，下令在王宫附近的小丘上为他们建庙塑像，并且规定了祈祷和祭祀的仪式，希望以此来体现和加强罗斯的统一以及基辅在全罗斯的地位。但这种改进后的多神教并不能像弗拉基米尔设想的那样使罗斯人民的信仰趋于统一，基辅罗斯松散地联系着的各个部分也仍然保持着某种平等意识。于是，基督教终于作为罗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新宗教而受到弗拉基米尔的青睐。
这时，基督教在罗斯已有一定影响，基辅城内已建造了圣伊利亚大教堂，基督教经书也通过保加利亚传入了罗斯。但在确定以何种宗教为国教的问题上．弗拉基米尔还是作了充分的选择。涅斯托尔在《往年纪事》中记载了这样的传说：信奉伊斯兰教的伏尔加河保加尔人、信奉犹太教的卡扎尔人、信奉天主教的日耳曼人和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希腊人都曾向弗拉基米尔推荐他们的宗教。弗拉基米尔对伊斯兰教徒说，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他们就活不下去。他也拒绝了犹太教，因为他觉得犹太教的神不够强大，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子民留在耶路撒冷。而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也有不足，它们都要求实行一定时间的斋戒。弗拉基米尔派出了一个使团去考察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使团回来后向他报告说，伊斯兰教徒中没有欢乐，罗马天主教徒的仪式中看不到荣耀，而在拜占庭的东正教教堂里，能见到人间罕见的光辉壮丽，使人不知是置身于天堂还是尘世。于是，弗拉基米尔最终决定以基督教为罗斯国教。不久，拜占庭僧侣受帝国世俗当局的委托，为弗拉基米尔施行了洗礼。基辅大公还决定娶拜占庭的安娜公主为妻。988 年，弗拉基米尔带着新婚妻子和一批拜占庭神父以及圣像和法器回到基辅。他下令把多神教的木制神像统统用火烧掉或扔进河里，让拜占庭神父用第聂伯河之水为基辅居民施洗。紧接着，他又命令诺夫哥罗德人接受基督教。随后，新宗教在基辅罗斯全国传播开来。罗斯受洗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立即取代了多神教，罗斯基督教化的过程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漫长过程。如果说贵族是自愿皈依基督教的，那么下层人民则是被迫接受基督教的，在有些地方，新宗教是由世俗政权借助于直接的暴力而强加于人民的。因为在人民群众看来，基督教体现了那种带来新剥削的制度，而旧的多神教则是与他们希望保留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在988 年之后，巫师和术士仍然活跃在居民中间，鼓动人们继续举行各种古老的多神教仪式。尤其是在偏僻的农村，多神教得以长时间残留。于是，出现了新旧两种宗教相互渗透、逐渐融合的情况。
在罗斯人的观念中，基督教为数众多的圣徒就是原来多神教的诸神。在原来的多神教崇拜中，太阳神因对农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处于突出地位，太阳神有时也被称作农神。罗斯接受基督教后，上帝取代了太阳神。在民间流行的圣诞节祝歌中，上帝被赋予太阳神的职能。有一首祝歌唱的内容是上帝挨家挨户察看准备耕犁和耕畜的情况，然后又巡视打谷场，安排养蜂和酿酒。太阳神崇拜的痕迹在写成于12 世纪末的古罗斯文学名著《伊戈尔远征记》中也能看到，这部史诗的作者把罗斯人称为太阳神的后裔。此外，多神教中雷电之神彼伦的角色由圣徒伊利亚代替，由他司掌雷鸣闪电；保护家畜平安的已不是畜神维列斯而换上了圣徒弗拉西。
基督教与多神教在宗教仪式方面也经历了逐渐融合的过程。初时，两种宗教的不同仪式曾同时并存。人们在教堂做完礼拜后，马上就走到原来多神教崇拜的旧址，对着石头、流水、老树或谷仓，按照多神教的老规矩祷祝膜拜。而在家庭之内，旧信仰具有更加巩固的地位，许多人家照样供奉原先的神祗，即便在圣像流行后的几个世纪中，这些神的雕像也还是与圣像并列的。后来，两种宗教的仪式被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人们在举行圣餐仪式寸，唱的是基督教中的圣母祭祷歌，也画十字祝福，但是面对的却是罗德和罗莎尼采。新的圣物崇拜与旧有的拜物风尚也以颇为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当圣家从拜占庭传入后，罗斯出现了一种当作护身符的小神像，这种神像—面是基督教的某个圣徒，另一面是多神教的某个神祗。即便以后贴身的十字架代替这种护身符时，罗斯人的观念中也把它视同为原来那种法力无边、驱邪避秽的多神教护身之物。在有关基辅罗斯时代的编年史中，有不少关于互相争斗的王公们破坏对方的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的记载。这种行为不仅仅是战争中常见的劫掠和破坏，其中也反映了多神教观念对于王公的影响：他们为了使对手失去保护神而毁掉他的教堂和修道院。
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多神教时代的传统也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基督教的新规或难以推行，或被部分接受并融以旧教习惯。在罗斯受洗后的数个世纪中，基督教的婚礼仍未被接受，人们还是沿袭古风，实行抢婚和一夫多妻。基督教的葬礼因与罗斯人已开始用棺葬代替火葬的趋势—致而得以普及，但用兵器、粮食等陪葬以及祭祀死者灵魂、供奉酒食等旧俗依然保留。基督教的节日有不少与多神教的农业崇拜有关，时间上也大体相同，于是，许多多神教的节日便被赋子基督教的名称和形式，而其内容则被保留下来。直到19 世纪后期，每年正月6 日(俄历)主领洗节那天，俄国仍要举行一种半基督教、半异教的净水仪式：在涅瓦河畔正对宫殿的地方建起—个帐篷，僧侣们引导皇族从宫中来到这里，高唱赞美歌，然后把十字架抛入河中。
基督教与文化
接受基督教是罗斯历史的—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价值标准，也是一种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的宗教把罗斯与拜占庭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随着大批希腊籍神父的到来和罗斯的基督教化过程，拜占庭文化涌入罗斯。
最先在罗斯得到传播的是拜占庭的宗教艺术。罗斯受洗后，到处建起了拜占庭风格的教堂。到11世纪，仅基辅一地就有教堂数百座。雅罗斯拉夫在基辅城中心建造的富丽堂皇的索菲亚大教堂，从外形到名称都和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堂一样。这座高大的石结构建筑的顶端是13 个葱头形的圆顶，室内以大理石和水磨石装修，并饰以镶嵌图案和彩色壁画，其中一面墙壁上绘有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一家人的群像。基辅城内众多教堂金光闪闪的圆顶使过往旅客叹为观止，雅罗斯拉夫的同时代人、不来梅的编年史家亚当把基辅称为“东方的饰物、君士坦丁堡的匹敌”。
雅罗斯拉夫时期建造的著名教堂还有诺夫哥罗德的索菲亚大教堂、切尔尼哥夫的救世主大教堂等。1157 年安德烈继任基辅大公后，没有迁居基辅而留在苏兹达尔公国，把弗拉基米尔城作为新的首都。他调集了成千上万的建筑师、石匠、画匠、雕刻匠和首饰匠，建起了有5 个金色圆顶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和1个圆顶的德米特里耶夫大教堂，以及用雕塑和彩绘装饰起来的宫殿。从教堂建筑开始，罗斯城市中拜占庭式的砖石建筑逐渐多起来了。
雕塑和绘画是与教堂直接联系的艺术形式。在所有的教堂里，圣像画以及宗教题材的壁画、镶嵌画、雕塑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装饰，其中尤以圣像画最具特色，也最为普遍。所谓圣像画，就是把基督、圣母或其他圣者的形象以及圣经故事中的情节用油彩描绘在木板或金属板上的画。早期的罗斯圣像画从画面布局，人物形态到描绘手法全部模仿拜占庭圣像画，绘画技艺也都是由来自拜占庭的画师传授的。拜占庭艺术的特点是，既继承了希腊罗马的传统，又开创出一种新的美学理想。古典时代的艺术刻意追求精神与肉体的和谐，喜用裸体来表现美；而拜占庭的艺术则强调灵魂应该超越肉体，因此不注重自然美而追求某种意境。拜占庭人把人体美视为撒旦的化身，即便在艺术中也必须遮掩。这种艺术观就如同把罪恶的尘世与完美的天国对立起来的正教神学一样，旨在使人超脱现实而实现精神的升华。随着圣像画传入罗斯，这种美学思想也同时渗透进来，对罗斯艺术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就圣像画本身而言，摆脱单纯的模仿而开始具有罗斯自己的风格已是13 世纪的事了，而且，即便那时圣像画创作流派众多，拜占庭的风骨也仍存于其中。
集建筑、绘画、雕塑等各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教堂，在丰富人民的审美感受、激发人民追求美和创造美的欲望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教堂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中心。
罗斯采用统一的文字，也是与接受基督教密切联系的。在接受基督教之前，罗斯境内已有一些互相独立的书写方式，但使用和流传的范围是很有限的。9世纪中叶，被称为“斯拉夫使徒”的希腊人两兄弟——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奉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之命，开始在斯拉夫人中传教。出于实际需要，他们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新的字母，用来记录和表达斯拉夫人的语言。这种文字后来被称为旧教会斯拉夫文或旧保加利亚文。罗斯接受基督教后，基督徒做礼拜要念诵经书，但拜占庭的希腊文经书对罗斯人是没有意义的。于是，西里尔兄弟用他们创造的文字所翻译和编撰的祈祷文献和宗教著作被引入罗斯。由此开始，西里尔字母在罗斯逐渐被普遍采用。同时传入罗斯的还有标点符号、制造书写材料如兽皮纸、墨水、颜料的技术以及书籍装订的技术。这些都对罗斯积累文化知识、发展民族语言起了推动作用。
接受基督教后，罗斯先后开设了几所专供显贵子弟读书的学校。自11 世纪中期起，修道院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并成为传授知识的中心。11 世纪后期，基辅各大修道院的教育水平已与西欧相差无几。市民中间也开始有了识字的人。诺夫哥罗德出土的11—13 世纪时的用硬物刻写的桦树皮文书，内容涉及私人信件、学校作业、商业契约、遗嘱等，反映了城市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识字人数的增加反过来刺激了对外国先进文化的需求。在雅罗斯拉夫时期，基辅就已形成了相当雄厚的翻译力量，大量的拜占庭宗教、神学、历史、地理和文学作品被译成俄文。雅罗斯拉夫还特意在索菲亚大教堂内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图书收藏室。这些手抄本书籍通常都是收藏在教堂和修道院里的。
采用统一的文字后，罗斯人自己编写和创作的历史、宗教、政论和文学作品也大量涌现。10 世纪末11 世纪初，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分别开始编写最早的编年史，一个世纪后形成了一部反映9—11 世纪罗斯生活的长篇纪事，到12世纪初，由基辅彼切尔山洞修道院的修道士涅斯托尔修改润色，以《往年纪事》为名问世。《往年纪事》的内容涉及罗斯历史、宗教和文字的起源以及语言、艺术、地理、国际关系，是一部有关基辅罗斯国家形成和巩固时期的百科全书。这部著作文字简洁，叙述生动，并且广泛使用了拜占庭、保加利亚和西斯拉夫各地的典籍，是研究9—11 世纪罗斯历史的重要材料。12 世纪，罗斯各公国和城市修史成风，许多修道士、神父、主教、官员乃至王公都乐此不疲。他们的作品数量浩繁，虽然其中大部分早已湮没于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保存下来的也还有数千册。
随着圣徒崇拜的流行，出现了圣徒传记这类最早的宗教文学作品。涅斯托尔曾写了鲍里斯、格列勃、彼切尔斯基等显圣僧侣的传记。在描写世俗生活的作品中，最有名的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这部作品叙述的是1185 年诺夫哥罗德一谢维尔斯克的王公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率兵攻击波洛韦茨人的故事。它还对王公们的互相争斗和游牧民族的骚扰所造成的灾难表示痛心，呼吁罗斯的王公们联合起来保卫祖国的边疆。史诗运用民间诗歌的表现手法和书面文学的修辞方法，以激扬的文字反映了12 世纪时已渐渐形成的反对封建割据、主张罗斯统一的思想倾向。
在罗斯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它同欧洲天主教国家的联系也扩大了。据史书记载，弗拉基米尔“同邻国王公和睦相处，如波兰的鲍列斯拉夫、匈牙利的斯特凡、捷克的安德里赫等。他们互敬互爱、各不相扰”。后来，罗斯又同法国、德国、英国互相来往。这种关系通过罗斯王公与外国王室的联姻得到加强。弗拉基米尔在其拜占庭妻子安娜死后娶了一位德国贵族的女儿，斯维亚托波尔克同波兰国王鲍列斯拉夫一世的女儿结婚，智者雅罗斯拉夫娶的是瑞典国王奥拉夫的女儿，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则娶了英国国王哈拉里德二世的女儿。同样，罗斯各朝王公的女儿也有不少远嫁欧洲各国的统治者。
与拜占庭和欧洲国家的密切联系促进了基辅罗斯文化的发展。当然，由于起点低，罗斯与这些国家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例如，由于罗斯在接受基督教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来自拜占庭的希腊神父和主教并不要求罗斯基督徒用希腊语祈祷，一般的罗斯神职人员也不学希腊语文。因此，希腊的古典哲学、文学等优秀文化遗产在罗斯未能广泛传播。即便翻译过来的那些希腊文著作，也因为只有为数不多的手抄本而不可能普遍流传，且不说其中还有不少翻译和缮抄中的错误。罗斯人在很长时间内甚至对于基督教神学知识的了解也是不多的，因为他们得到这种知识的主要途径就是教堂的礼拜，而礼拜时用的旧教会斯拉夫语也并不是能使教徒很容易懂得礼拜的意思的。但尽管如此，古典文明的光辉多少还是通过基督教以及其他的途径照射到了罗斯的土地上。
随着基督教一起传入罗斯的还有拜占庭的皇权神授观念。在神父和主教们的说教中，宣传这种思想是一个重要内容。大公政权被蒙上了一轮神圣的灵光，他的统治被说成是神的意志。教徒们被要求敬畏上帝，崇拜大公，在做上帝的奴隶时，也要做大公的奴隶。但是，基辅罗斯的政治制度并没有仿照拜占庭的模式形成中央集权，基辅大公把土地分给封邑王公，对于大公之位的继承问题也没有明确的制度。因此，到12 世纪时，基辅罗斯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公国。
二、蒙古的征服与罗斯的东方化
罗斯被蒙古征服的后果
12世纪，基辅罗斯不仅在政治上陷于分裂，而且在经济上也开始衰落。11世纪中期以来频繁不断的封建战争对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十字军东侵引起的世界贸易主干线的改道又使罗斯特别是基辅丧失了往昔的有利地位。但对于罗斯来说，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1206年，在亚洲的腹地，一个蒙古国家诞生了。于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件——蒙古人的征服——揭开了序幕。
在1218—1223 年蒙古军队的第一次西征中，加利奇、基辅、契尔尼哥夫等罗斯公国的军队曾应波洛韦茨人的请求前去支援，在流入亚速海的卡尔卡河畔同蒙古军队进行了一场激战。结果罗斯军队遭到惨败，但蒙古人也很快退回了东方。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们决定发起第二次西征。1236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大军越过乌拉尔山。1237 年末到1238 年初，拔都占领了除诺夫哥罗德以外的整个东北罗斯。1239—1241 年，西南罗斯各公国也相继被征服。1241 年12 月，由于窝阔台汗之死引起的继位之争，已经打到多瑙河的拔都撤军东归，1243 年在伏尔加河下游扎营，以萨莱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幅员广大的蒙古国家——金帐汗国。罗斯土地处于蒙古人的奴役之下。
蒙古人的到来，改变了罗斯人民的整个生活。蒙古的征服和统治不但使罗斯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且阻碍了罗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富庶的罗斯城市变为废墟，无数的罗斯居民遭到杀戮。仅在1237 年底到1238 年初的两个月时间里，蒙古军队就蹂躏了除诺夫哥罗德以外的整个中部和北部罗斯，并把那里变成了一片屠宰场。在此后两年的战争间隙期中，蒙古军队又以系统地屠杀居民的办法来巩固自己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立足点。1240年攻陷西南罗斯的中心基辅之后，蒙古军队毁城屠民，以致数年后教皇派往蒙古的使者普兰诺·加宾尼途经此地时，看到的是一片白骨遍野的景象，昔日人烟稠密、繁荣壮观的基辅只剩下了不到200 所房子。除了征战时的杀戮，蒙古军队还经常掳掠人口，致使罗斯的男人损失过半。此外，由于靠近蒙古人活动地区的罗斯居民纷纷逃亡，这些地方成为无人居住的荒野，多少年来的开发和经营毁于一旦。例如，在基辅以南的第聂伯河流域，在蒙古征服后出现了一个宽达120 公里左右的无人地带；顿河和沃罗涅什河之间，自被蒙古征服以来就一直是荒无人烟的。第聂伯河支流罗斯河流域原是一罗斯王公尤里·波罗西斯基的领地，但在遭受蒙古军队破坏之后，此地人口锐减，经济恢复无望，波罗西斯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领地，跑到沃伦公国去当了廷臣。
蒙古征服最深远的影响是它改变了罗斯的发展方向。征服者在罗斯推行的一套制度，给罗斯的内部秩序和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蒙古对罗斯的统治是一种间接的臣属关系而非直接的治理，他们在征服罗斯各公国后并未长期占领，而是很快退回了草原，“从远方统治着罗斯”。金帐汗赐给罗斯王公“封诰”，承认他们继续为各自公国的统治者，条件是罗斯王公向他称臣纳贡。如某一公国发生反叛，则对其进行惩罚性的征略。平时则派遣代表驻在公国以保持控制，即实行八思哈制度。初时，八思哈权力颇大，主要是监视罗斯王公和征收赋税。城乡居民都被登记入册，强迫其缴纳全部财产的1／10，违者即被卖身为奴。不久，金帐汗将征税权卖与穆斯林商人，实行包税制。到13 世纪末，由于罗斯人民的反抗，遂将征税权交给弗拉基米尔的大公。14 世纪初，八思哈制度亦被废除。
由于罗斯政治生活的中心实际上转移到了罗斯境外——汗国的都城，罗斯原有的政治结构遭到破坏。蒙古入侵前，罗斯的各个公国和公社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完全的自治，韦彻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并可根据自己的意志选举和罢免王公，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而现在，金帐汗决定王公的废立，让居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根据也就消失。“凡是具有自由和古代公民权利形式的东西都受到限制，不复存在。”蒙古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到处根绝城市的自由，得以幸免者只有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在那个时代，韦彻被作为过时的东西而抛弃，甚至韦彻这个词就意味着叛乱。人民群众的政治作用日益下降。罗斯王公也变成了汗的管家，为汗征收贡赋。但也正是金帐汗的绝对权威，使莫斯科的王公们获得了关于专制权力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在日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过程中被实际地运用了。
蒙古人实行的户口登记和人头税使罗斯王公们有了关于财政管理的初步概念。征服者那套分摊赋税的做法也在罗斯确定下来，以“索哈”作为征税单位的做法一直持续到17 世纪。驿运制度也是由征服者留在罗斯的，这一制度要求地方为汗国的使者和官员提供马匹和车辆。虽然古代罗斯已有要求居民提供饲料、大车、向导之类的徭役，但那还不是蒙古人建立的这种有组织的交通系统。由于蒙古的征服，罗斯的分裂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北罗斯与西南罗斯和诺夫哥罗德之间都不能进行正常的交往，而罗斯同欧洲的联系更是受到严重的阻碍。这个时期的西欧尽管还处在中世纪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的束缚之下，但已兴起了一股追求知识和真理、追求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的潮流，各种大学纷纷建立，科学和文化开始取得重要进展。而蒙古奴役下的罗斯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争取生存。普希金感叹道：“鞑靼人不同于摩尔人，他们征服了罗斯，但既没有给它带来代数学，也没有给它带来亚里士多德。”罗斯同西方的差距扩大了。
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形成
罗斯被蒙古征服和奴役，给罗斯日后的发展打上了烙印。莫斯科的大公在领导罗斯争取独立和统一的过程中，继续按照蒙古的万式发展其军事、税收、土地和政治制度。14—16 世纪，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逐渐形成。
1328年，莫斯科王公伊凡·卡利达从金帐汗那里得到了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册封，成为鞑靼汗的代理人和罗斯诸王公的首领。他一面用贿赂金帐汗及其妻妾近臣的办法获取其信任，一面用武力和征税削弱其他公国。他“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他自己的臣民”。”他的继承者们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使莫斯科公国的实力不断增长。在伊凡三世统治时期(1462—1505)，罗斯最终摆脱了外族奴役的羁绊。瓦西里三世在位期间(1505 一1533)，东北罗斯已被统一于莫斯科大公国。在这个过程中，莫斯科的大公成了原来属于金帐汗的那些权力的直接继承人，全部土地都变成了他的私产。
罗斯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伊凡三世是把罗斯土地统一起来的人，但他深受金帐汗的影响，经常把不属于他的土地分封出去。由于封邑王公和领主对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反抗不断被镇压，世袭领地制渐趋衰败，大公越来越多地取得了对领主、高级僧侣、修道院领地的支配权。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军功领地制或封地制——迅速发展起来：莫斯科大公为了保证自己所掌握的军权，实行了扶植服役贵族的政策，中小贵族以服军役为条件，可以从大公政权那里获得暂时占有的土地。
土地的经营方式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王公、领主、修道院等大土地占有者谋求把实物租改为货币租，以适应自己对货币的需求。而大量中小贵族由于土地面积小、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少而热衷于劳役制经济，他们尽可能减少农民的份地，加重农民的劳役，并且强迫农民首先耕作劳役田。
在这两种土地占有方式和土地经营方式中，后者显然具有明显的优势。莫斯科大公的征战和巩固政权的需要，为军功领地制和劳役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量，使俄国走上了农奴制的道路。为了满足军功贵族的要求，1497年的法典限制了农民迁徙的权利，规定只有在每年的尤里耶夫节(旧历11月26日)前后各一周的时间内农民才可以改换主人，而且在离去前还要向原主人缴纳—笔“居住费”。这个法典肯定了农奴制关系，标志着农奴制的形成。后来，又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措施：1550年提高了迁徙前应缴“居住费”的数额，1581 年颁布了关于“禁年”的法令，1597年颁布了搜捕逃亡农奴的法令。农奴制度很快发展起来。
从蒙古入侵以来，原先以保护自己的成员为宗旨的农村公社成了一种以连环保方式保证公社成员纳税的手段。莫斯科大公不断强化蒙古人带来的原则，使公社作为自治的社会经济组织的意义日渐消失。到16 世纪末，许多农民由于无力缴纳赋税而离开公社，但留下来的人还必须替他们纳税。公社只是由于对国库有利而被用强制力量维持下来。
罗斯政治向专制主义的过渡是从王位继承制度的变化开始的。
在封建割据年代，罗斯各公国的王位继承人是在已故王公的众兄弟中产生的。在莫斯科公国，谢苗当大公的时候(1340—1353)曾决定由长子继位；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362 一1389年在位)临终前曾与族中人签订契约，他的族中入宣布放弃由兄到弟的继承办法，承认父传子的继承制度。但继承问题远未就此解决，15世纪上半期，莫斯科公国的封建战争连绵不断。长子继承制的最后确立使莫斯科公国免遭分裂，但也使大公的权力越来越大。
伊凡三世时期，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已见雏形。这是以拜占庭的皇权观念为精神依据、以鞑靼汗的无限权力为仿效对象的制度。伊凡三世声称，除了上帝之外，他不指望任何人对他的地位予以确认，他的无限权力是上帝授予的。他的印章上刻着“受命于天的大公，全罗斯的君主”，他有时也自称为“沙皇”或“专制者”。他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并因此而认为上帝使他成了拜占庭皇统的继承人。莫斯科大公国的国徽图案原是一位骑士踏着—条龙，他在上面又加了一只拜占庭的双头鹰。他还从意大利请来建筑师，为自己建造了模仿拜占庭式样的宫殿。在他的宫廷里，为显示君主的权威，礼节繁琐，排场豪华。
伊凡三世已不让显贵们干预自己的决定，使领主杜马成为直属于他的最高管理机关和咨议机关。一套官僚行政机构也开始建立，设置了管理各种专门事务的衙门。原先封邑王公的亲兵队被取消，建立了由大公直接控制的以服役贵族为主体的常备军。1497年莫斯科大公国的第—部法典确定了新的政治关系，统一了司法审判制度。对居民进行普遍的户口登记。钱币的铸造被统一于莫斯科。驿运制度在全境实行。
16 世纪中期，伊凡四世正式成为俄国的第一个沙皇。他在1550 年召集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缙绅会议，通常被认为是等级代表君主制形成的标志。但伊凡四世的统治实际上是君主专制，缙绅会议，确切地说只是沙皇政权和它的代理人的会议，而这些代理人都是愿为君主献身的。而且，在伊凡四世在位期间，缙绅会议也总共只开了两次。伊凡四世不但粉碎了领主对沙皇权力的挑战，以地方管理机关取代了食邑贵族，而且使军功贵族也完全成为他的无权的奴仆。他凭借暴力手段，使莫斯科国家的所有居民无论在财产方面还是在人身方面都归他任意支配，从而使整个社会生活加快向古代东方社会的方向发展。还在16世纪初期，到莫斯科访问的西欧贵族就对大公拥有的无限权力感到惊异，认为他的权力超过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所有君主，因为他可以任意处置所有人的生命财产，他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任何人不能违抗；他的统治纯粹是暴君式的，以最为露骨、最为野蛮的方式使一切都服从于他的利益。在莫斯科国家，受奴役的不只是农民，也包括贵族——他们也不过是沙皇财产的保管人而已，连他们自己的人身也属于沙皇。而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立陶宛的贵族已经取得了无条件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波兰的贵族也不仅使自己的封地成为世袭的，还取得了对于国王的很大独立性。
沙皇政权需要绝对的服从。残存的自由的城市公社制度最终被消灭，诺夫哥罗德召集人民开会的韦彻钟被搬到莫斯科的乌斯宾斯基大教堂，就是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作为中央集权化的牺牲品，人民丧失了一切权利。这种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是罗斯长期处在外敌的奴役和威胁之下。为了生存，它不仅要同东方的游牧民族斗争，还要同西方的瑞典人和日耳曼骑士斗争，而这种斗争又要求有一个中央政权来集中一切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一种社会意识，即每个臣民的首要义务就是绝对地顺从于沙皇、服务于国家、忠实于东正教信仰。于是，领主和贵族不可能像在西欧那样成为制约君权的力量，而只能成为大公和沙皇的奴仆；人民群众更是被置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并且必须随时准备作出重大牺牲。这种制度形成之后，便成为整个文化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教会与宗教生活
罗斯教会在中央集权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西方，教会不受王权支配；但在罗斯，教会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利益与王权的盛衰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君主政权。
从雅罗斯拉夫创建罗斯教会以来，高级教职的任命乃至总主教的产生都得顺从大公的意愿。13 世纪后期，当罗斯政治中心从西南向东北转移时，教会就追随这一变动，把总主教驻节地从基辅迁到了弗拉基米尔。随着莫斯科公国的崛起，总主教驻节地又转到莫斯科。在国家逐渐统一的过程中，各公国失去了对莫斯科大公的独立性，而各教区的主教也就失去了对于总主教的独立性，因此，以总主教为首的教会上层竭力支持大公政权及其集权化措施。
在拜占庭帝国没落之际，原来笼罩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世界中心的灵光，移到了莫斯科的上空。罗斯教会的思想家们适时地制造出了新的理论，来迎合莫斯科大公的需要。16 世纪初，普斯科夫叶利扎罗夫修道院的修道士菲洛费伊在给莫斯科大公的信中宣称：莫斯科是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罗马由于被基督教分离派控制而灭亡，拜占庭由于同渎神的拉丁教徒签订合并条约而毁灭。现在，莫斯科是真正的基督之都，第三个罗马，也是最后一个罗马，因为第四个罗马是不会有的。莫斯科的君主是“普天之下所有基督徒的沙皇”。在伊凡四世加冕的时候，他被总主教称为上帝挑选的在地上替天行道的神圣沙皇。他还被抬到了“宇宙的统治者，神权的庇护者，备受尊崇和膜拜的上帝”的地位。教会也曾力图保持自己对于君主政权的相对独立地位，但这种努力终究敌不过蒸蒸日上的专制主义。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曾想方设法把教会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而伊凡四世则以极其凶残的手段来争取这一目标。为了取消教会仅存的一点独立性，他在讨伐诺夫哥罗德时洗劫和摧毁了那里的修道院；他公开谴责僧侣们所犯的从酗酒到兽奸的种种罪过，为没收修道院的财产制造舆论；他以各种借口迫害和处决教会上层人士，甚至把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列奥尼德贴身缝上熊皮让猎犬围捕撕咬；他还把被处决的高级僧侣的脑袋扔在总主教宫廷门前，以示惩儆。到16 世纪80 年代，教会对世俗政权差不多完全驯服了。1589年，在没有任何宗教人士参与的情况下，沙皇费多尔和他的妻兄鲍里斯·戈杜诺夫决定设置自主的莫斯科牧首公署，并指定了牧首的人选。罗斯教会同世俗政权一样，也形成了一套等级分明的教阶制度和庞大的机构。16 世纪末以前，教阶最高、最富有的神职人员是总主教。据15 世纪末和16 世纪初的税册，总主教占有10 万俄亩土地和4000户农奴，每年现金收入达数十万卢布。他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宫廷，其职能之多并不亚于大公的宫廷，在里面供职的不但有大批僧侣，还有成千的世俗官吏。大主教、主教是依次低一等的教职，也都有自己的一套机构，其中税吏、执事、司书、裁判官、执行官等职务也多由世俗官吏充任。教会地产上的居民要向主教缴纳赋税、贡品，基层教区也对主教负有纳税义务。在官方文书中，最下层的神职人员被称为“纳税神父”，他们的地位与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很相似。主教们除了按时征收赋税外，还经常在辖区内巡行，享受当地僧侣准备的丰盛宴席，带走贡献给他们的物品。修道院是罗斯教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它最初出现也是在雅罗斯拉夫时期。起先，修道院几乎完全是御用宗教机构，最早的圣格奥尔基男修道院和圣伊丽娜女修道院就建在大公宫廷的附近。随着基督教的兴盛，修道院不仅成为宗教文化的中心，而且成为庞大的经济组织，拥有大量的地产并直接进行商业活动。修道士的成分也不再只是那些一心皈依宗教、想过禁欲生活的人，而包括了不少因受家庭或政权惩罚而被迫剃度出家的贵族男女。有许多富豪带着大量钱财来到修道院，继续过着和原来一样的生活。平民和穷人因为进入修道院时没有投资或带来的财物很少，就得靠服劳役为生。有许多修道院还设有囚室和地牢，专门用来监禁那些被大公和主教们控为罪犯的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