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一世在涅瓦河口的荒岛沼泽上建起的都城圣彼得堡是欧化政策的纪念碑、改革时代的标志。这座城市不仅有按欧洲时尚建造的漂亮的石结构建筑、有喷泉和雕塑的公园、壮观的涅瓦大街林荫道和俄国最早的照明路灯，它还是俄国人生活方式欧化的先锋。彼得一世派往欧洲留学的贵族带回了那里上层社会的风尚和爱好，国内的贵族子弟也要在学校里学习上流社会的风度举止，彼得本人也常在宫中教授各种礼节，并要求严格实行。他还令其亲信布留斯等人编写了——本教导贵族子弟待人处世的书，名为《青年正则》。这本书规定了青年在居家、外出、工作和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如谦虚、礼貌、温和等等，还具体要求青年养成文明习惯，如不随地吐痰，不当众搔痒，走路应挺胸阔步而不低头看地或侧目视人，进餐时不舔手指、不啃骨头、擦嘴用餐巾而不能用手，剔牙必须以一手遮口。诸如此类的规矩还有许多。这本书在首都和其他城市广泛流行，彼得在世时就曾3次印行，对形成上流社会的礼仪习惯起了很大作用。彼得一世破除了一些束缚妇女的旧风俗，他下令禁止妇女带面纱，要求贵族和商人带自己的妻子女儿参加社交活动。l718年，他亲自倡导举办“大舞会”这种以娱乐、交际、非正式讨沦问题为目的的社交聚会。他为大舞会拟定了章程和宾客的行为准则，规定由高官显贵轮流作东。大舞会—般从下午5 点到晚上10点，参加者是外交官、官员、富商、学者、技师及其夫人和儿女。主人无须迎送客人，只要准备好舞会场地并提供糖果、烟草、饮料以及棋桌便可。彼得的改革不只限于世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同时也涉及到俄罗斯的宗教生活。
彼得—世是个不信教的沙皇，他不敬上帝，经常揶揄挖苦教会和神职人员。1698年他从国外回来后，不是先到克里姆林宫向圣像膜拜，而是立刻去莫斯科的侨民区找外国人。当教会人士意识到沙皇准备破坏传统的俄国生活时，便制造了所谓上帝显灵、圣像流泪等种种“怪象”，试图使彼得—世感到惧怕而停止他那些反基督的做法。但彼得根本不以为意。1720年，圣彼得堡—个教堂发生了圣像“哭泣”的事情，彼得—世闻讯后立即下令将这幅圣母像取来，当场查明了制造这—“异事”的拙劣手法，严惩了作伪者。
在18 世纪初的改革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最终被确定下来。为了削弱教会的经济实力．沙皇曾在1701 年和1724 年两次颁布命令，不准修道院购买和交换土地，剥夺其支配领地收入的权利，规定修道院有义务赡养退伍的老弱官兵和提供办学校的经费，要求神职人员遵从占制、“用自己劳动的手养活许多乞丐”，取消修道士的等级制度，所有人都只能分配到一份简单的口粮并都要学会一门手艺。
彼得一世还把由国家管理教会的新思想逐步付诸实施。1700 年，总主教阿德里安死后，彼得有意不指定新的总主教，只是任命支持改革的梁赞主教雅沃尔斯基以“总主教圣座临时守护者”的资格处理日常宗教事务。1721年公布的《宗教事务管理章程》规定：取消总主教一职，沙皇为东正教“最高牧首”，在教会之上设宗教事务管理局，教会活动限于精神方面，不得干预政治、不得插手世俗事务或仪式。于是，教会完全成为国家的附庸。自1722 年开始，宗教事务管理局的首脑就一直由世俗官员担任；在这个机构巾任职的高级神职人员必须像世俗官员那样宣誓效忠沙皇、无条件执行沙皇旨意、为保卫沙皇的一切所有权和特权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彼得—世虽然自己不信基督，但他深知宗教对于巩固专制政权的意义。当一位具有自由思想的显贵塔季谢夫对几本圣书冷嘲热讽时，彼得用权杖把他打了一顿，并且教训他说：“你竟胆敢破坏这根使整个音调保持和谐的琴弦!我要让你知道，应该如何崇敬圣书，不要把维系整个结构的链条扯断。”1718 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教徒必须严格履行其宗教职责，凡不作忏悔者、凡在节日和礼拜日不去教堂者，都要受到罚款惩处；对那些不敬畏沙皇、胆敢叛逆的人，都要开除教籍。彼得还使宗教活动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1708 年，教会向各敦区转发了沙皇的命令：神父应从仟悔者的忏悔中了解是否有人图谋不轨．并及时报告上司。1722年的《宗教事务管理章程补充规定》又明确地重申了这—点。在政治方面，彼得一世确立了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最终结束厂等级代表君主制的最高机构——领主杜马——的活动。在考察和研究了西欧的行政组织之后，他改革了陈腐的国家管理系统，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的设置和职能作了新的调整和规定。直属于沙皇的参政院是国家最高管理机构，同时负责制订法律和法令。为了监督国家机关和官员的活动，设置了直接向沙皇负责的总检察官一职。原来机构重叠、职责不清的约50千衙门被陆军、海军、外交、手工工场、商务、税务等11 个院所取代。在地方，首先在各城市设立了独立于行政长官的地方自治机构，以满足城市工商居民的利益；尔后，在全国设省级行政单位，省的总督直接隶属于中央，国家行政管理权因此而更加集中；1719年又将全国分为50个州，作为地方主要行政单位，各州有一套完整的行政官僚机构，州以下又设若干区。在俄国广大的领土上，形成了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的欧化达到了高潮，但改革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和以前的沙皇一样，彼得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保护它，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他十分迷恋英国的造船技术，但对英国的议会制度却不感兴趣；他对路德教并不关心，但他却学习和仿效了瑞典教会的管理制度。他大量引进西方技术，狂热地建立工厂，如果在西方先进国家，这将意味着雇佣劳动制度的发展，但在俄国，彼得却把城郊的农民弄到工厂去，使他们成为农奴工人。这个时期，俄国还出现了被强制为国家服役的工厂主。
彼得一世是以东方式的手段来力图使俄国西方化的，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正如他在l723 年回顾自己的事业时所说的那样：“一切都是强迫作成的。”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由于这一原因，他的改革对俄国的发展产生了互相矛盾的双重作用，即贵族的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欧化和劳动群众处境的恶化。
由于军事改革，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有了改善。彼得时期，对贵族服役的报酬形式已不再是封地，而改为货币薪金。虽然继续向贵族赏赐土地，但这已不再是使贵族服役的手段而只是对服役的奖励；贵族得到这些土地也不再是暂时的，而是作为私产。1714 年的长子继承法规定，军功领地和世袭领地统称为不动产，成为世袭地产。此举完成了17 世纪开始的军功领地和世袭领地融合的过程。贵族从原先以服役为条件占有土地而变为土地的主人，其作用也开始类同于西欧封建国家中的贵族。虽然他们还没有获得“自由”，但成为其不动产的土地至少为“自由”奠定了经济基础。
改革使贵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开始更广泛、更直接地模仿欧洲的上流社会。彼得兴办的各类学校、各种专业都以西欧为榜样，教育思想、教育内容乃至教师也基本上是从西欧引进的，这使得贵族——教育的主要受惠者——迅速欧化，上层阶级与下层人民在文化上的差距扩大。
在彼得一世力图使俄国欧化的同时，他继承和强化了传统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不可能、也决不会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作为其政策的出发点，相反，完全是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来实行改革的。俄国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彼得的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仅仅是为了建造欧式的新都彼得堡，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没膝的沼泽中用原始的工具劳动，成千上万的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死去，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来顶替。农民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古代东方专制国家中被奴役的下层阶级。政府颁布的关于缉捕、遣返逃亡农民，由地主负责督促农民缴纳人头税等法令，为18世纪中期农奴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可见，尽管彼得的改革使俄国生活的表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俄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仍然朝着原来的方向发展；尽管贵族的生活方式欧化了，但传统文化继续影响着90％以上的居民。
在俄国欧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平行的反方向运动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直到19 世纪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之前，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只是贵族的文化。
启蒙思想的传播
还在l7 世纪前半期，伴随着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一股与反封建斗争密切联系的进步思想潮流就在英国兴趣，到18 世纪初，这股潮流已发展为席卷西欧的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批判宗教黑暗势力，宣扬无神论；争取政治自由和公民平等，希望建立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理性王国”；主张科学应脱离神学而为改善人类处境服务，认为传播知识是创造新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启蒙运动的浪潮很快越过易北河．波及东欧和俄罗斯。彼得一世的改革为俄罗斯打开了面向西方的门户，同西方交往的扩大为启蒙文化东渐俄罗斯创造了条件。18 世纪上半期，俄国涌现了—批西方新思想的鼓吹者。
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是彼得一世时代俄国最有学识的人之—。他出身于基辅一个小商人家庭，在结束基辅神学院的学业后曾到罗马深造。当他在1704年返回俄国时，不但带回了霍布斯、培根等西方著名学者的著作，还带回了西方社会新的精神。他认为，国家具有非宗教的性质，它应以人民的意志作为存在的基础；国家政权是从社会契约中诞生的，而这种契约又是以天赋理性为原则的。他主张通过开明的专制制度去实现“公共幸福”，并且认为彼得一世的统治就是这样的政权。他虽然担任高级神职，但视教育为社会进步的根源，热衷于普及非宗教的教育和传播非宗教的知识。
彼得一世的时代还造就了像瓦·尼·塔季谢夫这样的既是科学家又是思想家的人物。塔季谢夫当过矿业工程师、炼矿厂厂长、炮兵专家和行政官员，同时对地理、历史、哲学等也很有研究。他熟知西方哲学，对洛克、笛卡尔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十分了解。他从“天赋的理性”出发，阐述了人身自由的价值：“自由当然对人是如此必要和有用，以至无论哪一种幸福都不能与它比较．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和它相配。”他也认为国家是契约的结果，主张君主要像家长一样为大家谋取利益和安宁，臣民则应保持对君主的忠实和顺从。同当时许多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贵族一样，他认为开明君主制度最适合：于俄国。作为启蒙思想家，塔季谢夫特别强调教会的压迫和宗教的纠纷对普及教育的危害，并对阻碍文化发展的宗教裁判进行了强烈谴责。他提出，科学需要自由，而整个国家及其各个阶层都需要科学，教育的方向应该从神学和经院哲学转到非宗教的道路上去。
当时的俄国进步思想家大多曾经亲历西方社会，受到西方文明的直接熏陶。安·德·康捷米尔在担任俄国驻伦敦和巴黎大使期间深受启蒙学者的影响，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其他一些书，并为在俄国宣传科学和普及教育写了许多文章。这个年轻的贵族相信，道德的基础就是合理的教育，而不是阅读圣书或圣徒传记；个人乃至人民的幸福就直接建筑在这种基础之上。这些“合理的、人道的”思想后来曾受到别林斯基的高度赞扬。
随着西方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引进，伊·吉·波索什科夫这样的经济学家也应运而生了。在1724年写成的《论贫困和财富》这本书中，他主张加快发展手工业、工业和商业，把生产和贸易比作国家的生命线。他拥护彼得一世的改革，但具有反对贵族的思想倾向，认为应该用政治的力量来缓和、调整地上与农民的关系，制定法律以限制地主对农民的过分剥夺，把按农奴人数征收捐税的办法改为按土地和播种面积的大小来实行。
18世纪中叶，在俄国思想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学者——米·瓦·罗蒙诺索夫(171l 一1765)。罗蒙诺索夫出身于俄国北方一个农民家庭，19 岁时冒充贵族子弟进入莫斯科的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1735 年毕业后被选送到彼得堡科学院学习，一年后又奉派到德国的马尔堡深造。1741年回到彼得堡科学院工作，4 年后成为科学院院士。罗蒙诺索夫学识渊博，不但在物理、化学、地理、天文、文学、语言学和历史学方面颇多建树，而且还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启蒙思想家，他注意到了农奴制度下农民的困苦处境，主张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他认为，人民生活现状的改变只能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普及科学、教育来实现，因此竭力主张继续彼得大帝所开始的那些旨在促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改革，提出用科学的成果来发展工业，设立面向人民的教育和医疗机构，禁止教会对科学和教育的于涉。他还对封建等级观念提出批评，认为人的地位只能取决于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取决于祖先的荫庇。尽管罗蒙诺索夫还没有直接地对农奴制度进行批判，但他的思想为正在兴起的俄国启蒙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18 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启蒙浪潮越来越猛烈地冲击着俄罗斯。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马布里等名家的著作被大量地译成俄文出版，其中，仅伏尔泰的俄文版著作就多达60 余种。当时，莫斯科大学是接受和讨论新思想的中心。在这所刚建立不久的大学里，人道主义、宗教宽容、“开明专制”和“贤明的立法”、先进的经济理论和教育思想，都是贵族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话题。俄国的启蒙思想空前活跃，并很快形成为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
揭露和谴责农奴制的残酷和不人道，主张限制专制君主的权力，是俄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
在波列诺夫、科捷尔斯基、杰斯尼茨基、诺维科夫等启蒙学者的著作中，都能看到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农奴制度的批判。他们认为，农奴同贵族一样，是生而平等的；农奴制不仅和博爱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使整个国家面临瓦解的危险；农民是国家的基础，“社会的灵魂”，他们保证着社会的幸福和发展、国家的进步和巩固，应该得到尊重、爱惜和保护，而不应受专横、暴行和侮辱的对待。有些启蒙学者指出，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农民的处境也必须改善。科捷尔斯基说，要推动农业发展，首先要使农民有生产的兴趣，为此应该使农民享有动产和不动产的私有权；当农民拥有自己的产业时，他们就不会逃亡了。波列诺夫主张限制农奴制度，使每周劳役日不超过一天，赋税额也有明确规定，以便保证农民能从事自己的经济而不致破产。当时任驻法国和荷兰大使的德·亚·戈利津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农奴制对俄国没有好处，它只能阻碍农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所以，应该把它连同沙皇制度一起废除。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解放无地农民，地主把土地出租给自由农民或使用雇佣劳动力。上述这些关于天赋权利、私有财产、租赁和雇佣的概念，明显地带有西方新思想的印记。
在18 世纪下半期俄国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政治改革的方案中，也不乏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痕迹。曾经师从亚当·斯密的莫斯科大学教授杰斯尼茨基写了一篇题为《关于俄罗斯帝国建立立法、审判和惩罚权力的概念》的文章，主张设立一个享有立法权的“执政的参政院”，其成员由各省的地主、商人和手工业者选举产生，每5 年改选一次，以便各地区和各阶层的利益能及时在这个机构中得到反映。杰斯尼茨基设想的这个“执政的参政院”的职能与立宪君主制中的立法议会相似。这一旨在限制君主权力的方案显然受到自由主义中关于权力制衡理论的影响。
著名作家杰·伊·冯维津(1744—1792)也深受立宪思想感染，他也许是当时唯一明确提出政治自由问题的启蒙思想家。冯维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之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到外交部任职。在他看来，如果君主根据理性的呼唤，保持公正和贤明，并且吸收社会贤达参与国政，那么“这正是一个民族实际的政治自由”。为了实现这个自由，就必须有法律，使每个公民都不害怕滥用权力的现象，使任何人都不会成为某个人的暴行或怪癖的牺牲品。他强调，是人民把政权委托给了君主，因此君主不能变为反人民的暴君，否则，“人民拯救自己的权利是永远存在并不可动摇的”。他的这些见解对后来十二月党人的立宪计划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强调启蒙和理性的决定性作用，是18 世纪下半期俄国启蒙思想的一个特点。思想家们为改变现实开出的药方是：普及教育，启发地主、官员和君主的良知，使他们自觉地奉行高尚的、人道的原则。如果说俄国的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时打出的旗号是“打倒地主”、“拥护好沙皇”，那么俄国的启蒙思想家在揭露和批判农奴制的罪恶时也极少触及代表这种制度的“好沙皇”。当时，许多西欧的启蒙学者对俄国的过去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眼里，俄国的整个历史是—个必须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彻底结束的野蛮时期，只有彼得大帝还能够得到某些尊敬，而这也只是因为他不惜以极端的方式与自己国家的传统决裂。真正想“破坏”和“重建”的缘故。他们中有一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在这个国家，一切都须要去做，确切地说，一切都必须消灭，重新做起。”而在俄国启蒙运动中，除了个别例外，绝大多数思想家从未以如此强烈的态度来否定俄国的现实，他们没有提出或承认用革命方式反对现存制度的问题，相反害怕发生人民起义和暴力行为。
亚·尼·拉吉舍夫(1749-—1802)是一个远远超出于他的同胞的俄国启蒙者，他的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先进的俄国人更接近于西方的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的思想。
拉吉舍夫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俄罗斯受到西方启蒙文化猛烈冲击的年代。1749 年，他出生于萨拉托夫省一个贵族地主家庭，7 岁时被送到莫斯科读书，后来进入彼得堡贵族武备学校。1766年，他作为该校的优秀生被派往莱比锡大学，在自然科学、历史、哲学方面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并掌握了德、法、英、意和拉了文。1771 年毕业回国后，他曾先后在参政院和海关任职，对农奴制俄国的腐朽有深切的感受。在结识了诺维科夫后，他就经常在诺维科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吹自由。他在翻译法国启蒙学者、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的著作时，对“专制制度”一词作了如下解释：“专制制度是一种最违反人类天性的制度”，并且指出，如果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反对人民，人民就完全有权把他当作罪犯来审判。1773 年开始的普加乔夫起义促进了拉吉舍夫政治思想的成熟。当时，由于职务之便，他接触到了不少有关这次起义的材料。他开始相信，只有人民革命才能推翻农奴制度。
拉吉舍夫酷爱自由，视自由精神如同上帝。他主张宗教宽容、减轻刑罚、改善诉讼程序并使之人道化；他谴责农奴制度，说它是无视天赋的人人平等的权利的现象；他呼吁直接使用暴力的方式去否定俄国的传统与现实，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从80 年代开始，他以政论家和文学家的身份不断宣传农民起义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自由颂》和《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拉吉舍夫的《自由颂》一反颂诗的阿谀文体，纵情讴歌了他所向往的自由。他把自由称为“上天恩赐的幸福礼品，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
请允许一个奴隶来把你歌颂，
快用你的激情来燃烧我的心胸，
使出你雷霆万钧的力气奋起一击，
将黑暗的奴隶制化为光明!
……………………
行使你的权力吧，
沙皇会因你的声音而战栗大惊。
拉吉舍夫盼望着“将置沙皇于死地的暴风雨”的来临
开号召用暴力推翻专制统治：
战斗的队伍到处出现，
“希望”把大家武装起来，
人们急于把自己的耻辱
用戴王冠的刽子手的血来洗去，
欢呼吧，被束缚的人民，
这个天赋的复仇的权利，
已把沙皇送上断头台。
1789年，拉吉舍夫完成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并在自己的家庭印刷所中印刷了650 册，其中大部分赠给亲友，有几十本是卖出的。这本书以旅行随笔的形式描写了作者从彼得堡到莫斯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拉吉舍夫展现了一幅幅农奴制压迫的悲惨画面：农民担负着沉重的劳役和赋税，他们被戴上镣铐像牲口一样被出卖，还要遭受残酷的刑罚。他形象地刻画了专横凶暴的贵族地主、穷奢极欲的达官显宦，把他们的兽性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沙皇就是“所有恶人中最凶恶的一个”，从而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18 世纪的俄国社会政治制度。拉吉舍夫预言：“被压在沉重枷锁下的奴隶们一旦绝望得暴怒起来，便会用妨碍他们自由的镣铐击碎……灭绝人性的老爷们的头颅，用老爷们的鲜血染红田野!国家会因此而失掉什么呢?奴隶们中间很快就会出现伟大的人物来代替被击倒的家伙；但这批伟人将……抛弃那种压迫别人的权利。这并不是梦想，视线已透过时间的厚密帷幕，尽管这帷幕还遮蔽着我们展望未来的目光；我向前看透了整整一百年。”拉吉舍夫的这部著作不仅为俄罗斯文学开辟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影响厂众多的进步作家，同时也是俄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光辉篇章。普希金曾经说过，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本书中，反映了启蒙运动的整个哲学。
从总体上说，18 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启蒙运动与同时期西欧的启蒙运动不是处在同一层次上，两者在深度、广度和社会效果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在当时的俄国，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也有了较为明显的扩大，但经济的增长是同农奴制的加强紧密联系在—起的，它还没有造就出—支有效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例如，俄国的工业基本上都是官营或由地主、富商经营，并且仍然以农奴劳动为主；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只是把更多的地主吸引进商品生产的浪潮。俄国的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不是产生于国内成熟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主要是西欧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强大冲击的结果。俄国启蒙思想家激烈抨击农奴制度，为灾难深重的俄国农民呼喊，但很难说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启蒙思想在俄国从来没有获得像在西欧那样广泛的基础，它始终只是在—部分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中传播。因此，法国的第三等级手中的思想武器在俄国不可能发挥同样的作用。由于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俄国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像伏尔泰、卢梭那样深刻、系统的思想家，俄国的启蒙者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独立的思想体系。
但是，俄国的启蒙运动终究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引进了俄国的社会意识，使俄国思想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
“开明专制”
西欧的启蒙运动不但对俄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俄国的君主政权也具有推动作用，“开明专制”即是最明显的表现。
18世纪中后期，在启蒙运动的大潮中，“开明专制”盛行于许多欧洲国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曾延聘伏尔泰顾问国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与卢梭私交甚好，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接受了启蒙学者的某些意见，而在意大利，贝卡里亚的政治改革主张也对政府产生厂实际的影响。这些国家的“开明君主”们—般都有限度地接受了某些自由主义原则，实行了诸如改进司法审判程序、削弱教会权力、放松对工商业的控制、调整赋税制度等改革措施。但他们都不愿把改革扩大到国家制度方面，不愿限制专制君主的权力。
在俄国，彼得—世的女儿叶丽萨维塔女皇在位期间(1741—1761)曾实行开明专制，她与西欧启蒙学者时有联系，并特聘伏尔泰为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请他编写一部像《路易十四时代》那样的著作——《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历史》。她明确宣布继续彼得一世的方针，恢复了彼得—世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使俄国保持欧化的方向。
叶卡特琳娜二世即位后，俄国的开明专制进入了鼎盛时期。女皇博览西欧著名启蒙学者的著作，并积极支持将其翻译出版。她经常与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通信，还热情邀请—些人来俄国访问。在执政前期，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以法律形式肯定宗教宽容，禁止刑讯、减轻刑罚；在地方管理方面尝试分权原则，没收教会和修道院地产，取消专卖制度，没立“自由经济学会”等等。
为了编纂一部新法典以取代1649年法典，她曾阅读了孟德斯鸠、贝卡里亚等人的法律著作．还专门召见麦西尔，听取他对编纂国家法典的意见。1767年召集的新法典编纂委员会是一个具有立法会议性质的机构，其代表部分由中央机关和教会派出，但主要由贵族、市民、国有农民、哥萨克和非俄罗斯民族选举产生。596名代表带来了1465份委托书，在委员会中为自己所代表阶层妁经济和政治利益呼吁、辩护。召集新法典编纂委员会本身是一个进步，但这个机构毕竟只是专制君主手中的工具。法国《百科全书》的编纂者狄德罗曾以为叶卡特琳娜二世真的愿意实现他们的主张，因而建议她把这个委员会变成一个常设的立法机关，把立法权归于人民。但俄国女皇在1769年以俄土开战为由解散了这个并不能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委员会。
1773年狄德罗应邀访俄，适逢普加乔夫起义。天真的狄德罗又一次向叶卡特琳娜二世建议：从根本上废除农奴制度以防止农奴反对地主的起义，实行一系列有效的改革，以推动社会进步。而叶卡特琳娜二世则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普加乔夫起义，并使农奴制度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进一步发展了，尽管她曾一再在西欧启蒙学者面前自诩为农奴制的反对者，而且谈到过逐步取消农奴制的问题。她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彼得一世的政策：她继续坚持使俄国欧化，同时又继承了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传统。
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执政前期所进行的有限改革中，可以看到当时已在西方广为传播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在她给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的敕令中不乏自由主义的词句，其中有许多是直接从西欧思想家的著作中抄袭而来的。她宣称她的统治是为了谋求“共同的福利”，“一切公民的平等就在于对他们适用同样的法律”；她要实行分权原则，使参政院成为“法律的库房”，并对司法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这个敕令中的某些原则在后来的立法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集中反映在《论手工工场》的笔记和她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所作的96 个注释中。《论手工工场》的笔记是否由叶卡特琳娜二世亲自所作尚不能肯定，但它是在1767 年3月由叶卡特琳娜二世交给手工工场委员会的，女皇命令该委员会仔细研读，把它作为给参加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的手工下场委员会代表的指示。至于注释，大概是手工工场委员会研究了笔记之后向女皇呈递了—份报告，而女皇又对笔记作了一些具体解释。叶卡特琳娜二世认为，健康的经济发展具有自然的、自发的性质，政府的原则应该是既不禁止，也不强制，她说，“任何东西都天然地采用与它适应的形式”，不必要由上面来作任何规定。经济将发展出什么分支以及这些分支将在哪里出现，这取决于居民的需求。不用为工厂过多而担心，不足的需求会限制它们进一步发展，同样，赢利的企业将会扩大。她认为，手工工场委员会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谁想用诚实的方式得到面包，那就让谁自己去干，而不要去妨碍和干扰他们。“没有什么比想为一切东西制定规则更加危险的了”，她甚至表示希望看到手工工场委员会无事可做，而这个委员会也真的在1779 年被撤销了。她反对向某些工厂主提供专营权，认为国家唯一能够利用的方法是奖励和解释。她也反对由国家为经济发展规定统一的计划：“永远不要去想象，你们能够如同在餐桌上给修道士分面包那样，给各县分配同样的财富。”
除了主张经济活动自由和解放个人主动性外，叶卡特琳娜二世还赞成私有财产的原则。她在给总检察官的指示中说，处理私人财产问题时不应该用政治法律的力量，而要用民法，因为“民法是用母亲式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的，只要这单个的人对社会具有同样的价值”。对私有权的承认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原则，它后来在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中都得到了肯定。当然，叶卡特琳娜二世心目中的“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农叔显然是被排除于这个概念之外的。这使得她的观点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在表面上是接近的，而在深层却是有本质差别的。事实上，她也只是把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给了贵族和商人。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朝代，贵族的地位明显加强，1785年颁布的《俄国贵族权利、自由和特权诏书》最终使贵族能够不再承担国家义务而享有一切特权。而在此之前，俄国还不存在自由的人，甚至贵族也只不过是以与农民不同的形式而成为国家的财产。但是，解放贵族的后果是农奴制度的扩展和强化，贵族获得自由的代价是农民进一步失去自由。
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在俄国已有比较广泛的传播。18 世纪60 年代，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他的学生中就有一些来自俄国的贵族青年，如达什科夫公爵、杰斯尼茨基、特列季亚科夫等人。后来，在俄国的大学里也开设了斯密理论的讲座，科学院的院士被请入宫中讲解斯密的学说，政府还拨出5000卢布用于翻译斯密的主要著作，就叶卡特琳娜二世本人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而言，似乎较多地受到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重农学派主张经济自由，认为国家与工商业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联系，不可以人为的力量干预或限制。受洛克、卢梭等人思想的影响，重农学派强调个人、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应该受到尊重。他们的学说的出发点是认为存在着一种与人为秩序相对立的”自然秩序”，这种自然秩序是最完美的；个人对自己的利益最为了解，应该让他依据自然法对自己的利益作自由的判断和处理，国家对此不应施加影响而只须加以保护。因此，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即自由放任，成为重农学派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重农学派在政治方面主张实行世袭的君主制，不赞成扩大人民参政的范围，但认为君主必须开明，能实行自由政策，国家只应是自然法的管理者，立法的目的是反映存在于自然秩序中的基本法则和废除有违自然法的法律。重农学派的这些思想与叶卡特琳娜二世的观点是颇为接近的。
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反映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变革要求，完全把它视为欺骗性的姿态是不合适的。确实，叶卡特琳娜二世一方面与西欧启蒙学者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却把俄国的启蒙者诺维科夫投入监狱、把“十恶不赦的”拉吉舍夫流放西伯利亚；她—方面自称具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的感情”，另一方面却视法国革命为洪水猛兽。这种极端对立的表现与其说反映了这位女皇的虚伪，不如说反映了她思想上的矛盾，或行说反映厂资本主义文化同封建农奴制文化的冲突。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和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叶卡特琳娜二世对西欧的先进思想产生兴趣并愿意实行其中的某些主张。但她同时又坚信俄国的绝对君主制是唯一正确的国家形式而不允许有任何动摇。当这种制度受到威胁的时候，她是宁可不要开明村主的名声而去保征制度的安全的。她并不拒绝关于自由的观点，但这种自由只能是专制君主恩准的自由。而且，她认为自由是与革命绝对不能相容的两件事情，断然否定以革命方式争取自由的权利。在她的思想中，占优势的是对历史传统与现存制度的肯定，但是也存在着启蒙和改革的成分。颇耐人寻味的是，直到她统治的后期，她还让著名的瑞士共和主义者、法国革命的崇拜者拉加尔普担任了亚历山大大公(即后来的亚历山大—世)的教师，她自己也在亚历山大只有15 岁时就给他讲述法国的宪法和人权宣言。
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这里既有长足的进步，也有明显的反动。自由主义思想在蒙上了一层官方的、贵族的色彩后被接受下来，从而为19 世纪初期贵族自由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文化和风俗的进步
世俗教育、印刷业和科学
在改革和启蒙潮流的推动和国家发展需要的刺激下，彼得一世之后，俄国的世俗教育继续发展。从40 年代开始，由于罗蒙诺索夫、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等俄国学者的努力，科学院的各个机构都开展了教学活动。1755 年，正式创建了莫斯科大学，当时设有哲学、医学、法律3 个系和两所附属中学，其中一所专门招收农民和工商居民的子弟。随后，彼得堡也兴办了一些学院，如彼得堡艺术学院、矿业学院、陆军和海军医院附设的两个外科学校。女子受教育的问题开始受到注意，1764 年在彼得堡设立了斯莫尔尼女子学院，分设贵族班和市民班。这类学院在其他大城市也陆续开设。当时，高等学校的规模都很小，在其中受教育的人数十分有限。如莫斯科大学成立时有学生100名，到80 年代中期只有82名。
普通学校的发展在80 年代以前也很缓慢。在50 年代末，正规的中学只有4 所：一所附属于科学院，两所附属于莫斯科大学，另一所在喀山。另有一些贵族武备学校，但以一般课程的教育为主。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曾制订过庞大的发展教育的计划，打算在省城和县城分别设立中学和小学。80 年代，在各地开始了设立国民中学和小学的工作。但这个计划只实现了一部分。直到18世纪末，俄国的国民教育仍然十分落后，每个省只有一所中学，半数以上的县城没有小学。教育的对象基本上还是贵族子弟，因为在1000个俄国居民中，平均只有2 名学生。
在平民教育方面，沙皇政权持明显的消极和怀疑态度。叶卡特琳娜二世曾明确表示，庶民无须受教育，否则他们就不会顺从。虽然开设了一些招收平民子弟的学校，但总的来说，平民受教育的机会还是极少的。
不过，这个世纪教育的进步对于俄国来说仍是十分可观的。正是在这个世纪，教育开始受到政府的直接推动，教育世俗化的趋势得到了加强。俄国东正教会并末对这一趋势特别反对，因为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价值观念上都是与专制政权并行不悖的，而且它本身也已完全成为政权的工具。
还在16 世纪50 年代，活字印刷术从中欧传入了俄国。但在大约两个世纪的过程中，出版业长期停滞不前。18世纪后期，这种情况有了显著改变，除了原有的莫斯科、彼得堡和科学院的印刷厂外，在大学、贵族武备学校和一些省城里又新建了一批印刷厂。80 一90 年代，政府还曾一度允许私人从事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在整个18 世纪，俄国共出版了9．5 万种书籍，发行过大约200种期刊。由于识字人数逐渐增加，印刷出版业成为政府传达信息的主要方式，大部分书籍的出版也由官方安排。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对于俄国文化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外国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是系统地传播西方知识的主要手段；而在1800年时，大多数当代西欧文学名著都已有了俄译本，它们对俄国文学和俄国思想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18 世纪，俄国科学的发展较快。自1724 年按欧洲各国科学院的模式建立彼得堡科学院后，俄国的科学基本上就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科学院最早的一批院士都是从国外聘来的学者，其中许多人为发展俄国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著名的立陶宛物理学家格·李赫曼为俄国电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进行科学试验时遭雷击而丧生；瑞士学者列·埃列尔在数学、光学、海洋学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并留下多卷著作。
从40 年代开始，涌现出了—批杰出的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就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位。罗蒙诺索夫在40 年代中期就已发表了《冷热的原因》、《空气的弹力》、《电学理沦》等重要的科学论文。50 年代初，他写出了物理化学的讲义，成为这—学科的创始人。稍后，在《光和色的起源》—文中深入研究了物质构造问题，发展了关于物质结构的原子一分子概念。不久，又提出了物质和能量守衡定律。他还解释了多种矿藏和矿物的成因，发现了金星大气层，提出了关于颜色的学说。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当时的科学水平，他的研究成果充实和丰富了许多知识领域。
在这个世纪，俄国的探险和考察活动十分活跃，从而使地理学、民族学有了很大的进展。20—30年代曾先后两次组织了对堪察加的考察，由维·白令领导的考察队获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为开辟北海航道打下了基础。斯·波·克拉谢宁尼科夫在《堪察加地形》一书中对堪察加、阿拉斯加及附近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情况部作了详细介绍。18 世纪下半期，又多次组织了对西伯利亚东北部和太平洋北部地区的考察。
生物学的成果也引人注目。卡维尔兹涅夫于1775 年用德文在国外发表了《论动物的退化》的著作，对当时生物学界的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提出了异议。科学院院士卡·弗·沃尔夫主张进化论，提出了有关有机体细胞构造的理论，其学术贡献曾受到恩格斯的肯定。
这个时期，俄国还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天文学家，他们反对教会主张的地球中心说，支持太阳中心说的理论。有人还提出了其他行星上可能有生物存在的假说。
在人文科学中，语言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都是在这个世纪中奠定基础的。最早对俄国历史进行研究的是一批德国学者，他们中影响较大的有：提奥菲拉斯·西格弗雷德·贝耶，他所著的《俄罗斯的起源》一书在1726年出版，从而成为俄国史研究的创始人；格尔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在安娜女皇时期出版了—套10 卷本的《俄国史料丛编》；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罗塞是德国戈丁金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并深受伏尔泰思想的影响，主张开明专制。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他成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施罗塞除了写有《新变革中的俄罗斯》、《俄罗斯史》、《涅斯托尔编年史》校订本等俄国史著作外，还著有《大迁徙与联合中的世界史》等世界吏方面的作品。他主张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变化进行思考，以获得有关宇宙和人类现状的基本认识。在俄国早期历史方面，这些德国学者根据涅斯托尔《往年纪事》和其他史籍的记载，都主张俄罗斯国家的“诺曼起源论”，即认为基辅罗斯国家的形成是通过瓦里亚基人(诺曼人)的征服而实现的。这个论断刺激了俄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引起了一些俄国学者的反对。曾就学巴黎的瓦·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在70 年代提出，缔造基辅罗斯国家的瓦里亚基人不是诺曼人，而是东斯拉夫人；罗蒙诺索夫认为，在诺曼人到来之前，东斯拉夫人已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组织。科斯托马罗夫、扎别林、鲍尔金等人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批判了诺曼起源论。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反对德国人统治俄国学术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