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凯维奇是一位年轻的哲学家和诗人，他天赋极高，富于理想主义，曾广泛阅读了德国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主张以一种世俗的、思辨性的宗教来取代他和他的朋友们早已不相信的东正教。他的朋友有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阿克萨科夫、波特金、巴枯宁、卡特科夫、萨马林等人。1831年，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研究文学和哲学问题。致力于在德国诗人和哲学家的思想中寻求真理，不过问政治。他们出版了《望远镜》、《莫斯科观察家》等刊物，宣传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提倡启蒙的人道主义理想。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俄国思想界的精华，尽管在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中出现了西欧主义者、斯拉夫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但在当时，他们都迷恋于德国的精神文化。
斯坦凯维奇认为，正确地理解康德、谢林以及黑格尔的哲学，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并存的正义和邪恶，追求永恒的美、和平与和谐。他指出，不仅要进行能够改变社会表层结构的改革，而且更应追求人的自身的塑造和自我超越。对人类来说，唯一的救助来源于自我更新，也唯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获得真理和幸福。为此，必须从哲学家和诗人那里汲取知识，向康德、黑格尔、歌德等智者学习，以实现精神的自由。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教育他的追随者去争取一个和谐的、充满永恒的爱的纯洁世界。
30年代，德国浪漫主义在俄国进步青年中风行一时。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最早表现为18 世纪70—80 年代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它追求无限的自由和无穷的境界，渴望完美和革新，充满了个性解放和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激情。浪漫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由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引起的失望，这种情绪主要表现为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及社会进步的有限性的不满。在艺术上，浪漫主义融个性、非理性、主观想象和感情为一体，反抗18世纪古典主义的朴素、客观和平静。浪漫主义思想进入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极大地刺激了俄国思想界的理想主义倾向，并使之具有强烈的激进色彩。尽管斯坦凯维奇小组没有直接议论政治，但俄国生活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在小组的活动中得到反映：他们都希望使人民摆脱农奴制从属关系，获得人身的自由和解放。而且，小组成员后来几乎全部积极地投入了政治活动。德国浪漫主义对俄国思想界的渗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沙皇政府促成的。尼古拉一世的政府不愿让自己的臣民到法国去，因为法国被认为是一个经常发生革命、处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政府鼓励青年人去德国的大学学习，因为那个国家相对平静地处于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之下，俄国青年会在那里被训练成更加忠实于沙皇的奴仆。当时，柏林还很少具有西欧都市生活的色彩，初到这里的俄国贵族甚至感到它一点也不像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但是，这里的大学、科学和黑格尔所称的“思想的王国”已享有盛誉，并使柏林成为欧洲思想运动的又一个中心。在这里，人们希望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以赶上时代步伐的精神面貌是俄国人难以想象的：大学的课堂里总是挤满了人，除了学生，还有官员、军人，甚至妇女。但是，更使俄国青年心动的是这里日益激进的思想倾向，他们深受其影响并将其带回自己的祖国，这一结果是沙皇政府所始料未及的。
尼古拉一世着意防范的法国社会思想也没有能够被阻挡于俄国国门之外。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在莫斯科大学组织的小团体就是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同斯坦凯维奇小组不一样，赫尔岑一奥加略夫小组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主要的目标，即一定要建立社会主义。赫尔岑后来回忆说：“我们的思想是混杂的，我们宣传十二月党人运动和法国革命，后来又宣传圣西门主义和法国革命；我们宣传立宪与共和，宣传阅读政治书籍并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团体里；我们最努力宣传的是憎恨一切暴行和政府的一切专横。”在小组中，他们研讨傅立叶、圣西门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探索人类生活的新的伦理道德准则。每一次集会上，他们都要朗诵雷列耶夫和普希金的禁诗，同唱法国诗人贝朗瑞的歌曲。他们甚至在冬天戴的也是法国式的黑丝绒无檐帽和三色旗围脖。奥加略夫在《一个多余人的自白》这首诗中表达了小组成员的心声：“我们是傅立叶、圣西门的学生，决心为人民和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生，我们要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石……”尽管小组很快就被破坏，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后来以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
1836 年，在第15 期《望远镜》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致某女士哲学书简(之一)》的文章，作者是彼·雅·恰达耶夫。恰达耶夫出身贵族，曾是骑兵军官，参加过1812 年的卫国战争，1821 年加入了十二月党人的秘密组织“北方协会”。十二月党人起义时，他正在国外。1826 年返回俄国后，潜心研究哲学，曾受天主教的天命论及社会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哲学书简(之一)》中，恰达耶夫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俄国现存制度的野蛮、迷信和残酷的奴役性，他发表这篇文章时署名“涅克罗波利斯”，以此隐喻农奴制专制统治下的黑暗的俄国。他指出，农奴制的存在是俄国生活中的可耻污点，是国家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他以悲凉的笔调表达了对于俄国落后的感慨，他诅咒俄国的历史和传统，同时也发出了“高贵的失望的呐喊”，因为他从俄国历史中发现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使他不能用自己从西方接受的思想来为俄国的未来发展找到方向和前途。
恰达耶夫对俄国的历史传统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他认为，俄国一切不幸的原因首先在于东正教的兴盛，它对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在俄国有记载的历史中，没有什么高尚的、令人鼓舞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这个民族有过一个与其他民族一样的充满生气勃勃的活动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没有生气和活力，我们的社会生活只是由于受凌辱才会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能安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动人的回想，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永恒的教益。”他甚至刻薄地、发泄式地宣称：“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只有我们对世界毫无贡献，也只有我们未能从这个世界学到什么……我们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从未贡献过什么，而一直在玷污它。”他甚至认为，俄国没有未来，正如它没有过去一样。
恰达耶夫写道：“在奴隶这个词中包含着多少内容、多少恐怖啊!这是一条将使我们毁灭而无法摆脱的死路。这是一个我们都将碰死在它身上的现实。这使我们所作出的最高尚的努力和表现的最慷慨的热情最终都是徒劳的。这使我们的精神处于麻痹状态，使我们的一切善行都遭到玷污。”恰达耶夫的这些愤愤之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欧化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和精神悲剧。恰达耶夫信奉天主教，强调宗教和教会在历史中的作用，相信天命。他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道路，引导人类通向理想境界，但他甚至无法超越俄国的历史和现实。恰达耶夫的文章发表后，《望远镜》杂志立即被封闭。尼古拉一世把恰达耶夫称为疯子，下令禁止他离开住所，并为他提供免费的“治疗”。针对上流社会一些虚伪的“爱国主义者”的攻击，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坦率地表示：“确实，我憎恨那种使人把一切都看成玫瑰色、使人沉湎于空想之中的悠闲的爱国主义、懈情的爱国主义。遗憾的是，我们中有许多聪明人正受这种爱国主义的毒害。”“我没有学会用闭上了的眼睛、低垂的头和封住的嘴巴去爱自己的祖国。”
在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恰达耶夫的文章犹如“黑夜中的枪声”，震动了俄国思想界。当时正在流放地的赫尔岑在读到第一封信后，被它激起了长久的痛苦和沉思。他认为，恰达耶夫的结论是经不住推敲的，但这对文章本身并不重要，文章的意义在于它表达的愤懑感情动人心魄，使人们的精神受到长久的、深刻的影响。人们责备作者的严酷，但正是这种严酷是他最大的功绩。恰达耶夫关于俄国历史的看法，成为30 年代后期到40 年代后期著名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的直接起因。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
30 年代，那些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俄国人开始探索和研究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试图从中找到未来的方向。恰达耶夫的文章引起了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并使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两大流派——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莫斯科大学的师生和几乎整个莫斯科知识阶层都被卷入了这场争论。在指定的日子里，论战双方聚集在朋友的客厅里，通宵达旦地展开辩论。当时的莫斯科有许多这样的沙龙，在这里，俄国思想界最博学、最杰出的代表经常面对面地交锋。后来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主要理论家的鲍·齐切林”回忆说，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被一种思想所吸引，被一种人类最高尚的动机所掌握，并产生了参加这个精神运动的强烈愿望。
论战的焦点从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斯拉夫派坚信俄罗斯民族精神将决定俄罗斯的前途，而西方派则认为应该从西欧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路。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有阿·斯·霍米亚科夫、尤·费·萨马林、阿·伊·科谢列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和阿克萨科夫兄弟。他们常在沙龙中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但也利用朋友之间的通信发挥自己的理论，还在波戈金主办的《莫斯科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斯拉夫派作为俄国社会思想的一个流派，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和纲领。伊凡·基列耶夫斯基曾经说过：“我们自称斯拉夫主义者，但每个人对这个词有着不同的解释。第一种人认为斯拉夫主义只表现为语言和统一的民族；第二种人把它理解为西方派的对立物；第三种人认为是对民族性的追求；第四种人把它当作对东正教的追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当的，并且排斥任何源自其他原则的东西。”对于这种情况，别林斯基在1847 年抱怨说：“迄今为止，他们没有一人愿意花点精力阐述斯拉夫派的主要原则，以便让人们了解这种学说同已知的许多观点是如何完全不同。”
但是，在30—40 年代的思想斗争中，斯拉夫派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基本观点。从总体上看，斯拉夫派的特点是他们都认为俄国的历史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欧的发展，俄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对于他们来说，一切俄罗斯的东西都是神圣的、美妙的；他们希望从纯洁、朴实的俄罗斯精神中找到哲学和艺术的源泉，找到俄罗斯的未来。
斯拉夫派观点的核心是“公社原则”。在斯拉夫派看来，俄国的农村公社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从远古遗留下来的“整个俄罗斯历史的基石和根源”，也是俄罗斯民族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绝对特点。俄国历史上没有西欧历史上常见的“分裂现象”，就是因为俄国的农村公社造就了俄罗斯民族对宗教的虔诚、对君主和国家的忠顺、内部的和谐无争等已经成为民族性的传统。这种俄罗斯精神也将使俄国在今后免于革命和动乱，享受安定和繁荣。
伊·基列耶夫斯基曾指出，俄国的文化是一种宗法制的文化，村社土地受到地主或世袭领主的权利的限制，而这种权利又受到他们与国家的关系的束缚。在村社的基础上，农民可以同地主、也可以同沙皇和平相处。斯拉夫派相信，保留村社不仅不会阻碍农业的发展，相反，还会促进生活的富裕；村社还能够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使他们避免失去土地和陷入贫困。出于这种认识，斯拉夫派设想，俄国可以从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工业公社，劳动组合可以在工业中发挥它在农业中所发挥的那种作用。
斯拉夫派中有许多人迷恋彼得大帝以前的“纯朴的罗斯”，对彼得的改革持批评态度。基列耶夫斯基说，在彼得大帝之前，政府和人民是平等的，“历代沙皇都没有离开过俄罗斯人的原则，也没有改变过俄罗斯人的道路”。在西方存在着党派斗争，存在着因“精神骚动”而引起暴力变革的基础；而俄国的一切都是在安宁和平静中和谐自然地发展的。但是，俄国的这一特点由于彼得的改革而淡化了，欧化政策使俄国离开了独特的发展道路，使它受到“西方瘟疫”的侵害，并造成了俄国贵族和人民的分裂。斯拉夫派也指责尼古拉一世企图使俄国全盘德国化，并且坚持认为，俄国只有根据俄罗斯人民的原则而不是德国或西欧的原则才能获得发展。为了复兴俄罗斯精神，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戴上18世纪以前的那种平顶皮帽，穿起古罗斯时代的外套和靴子，到各地去旅行。但是，斯拉夫派并不是狂热的无原则的复古派，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反映的是受到伤害的俄罗斯民族感情，是对彼得一世以来外国文化影响泛滥的一种反作用。斯拉夫派也并非像其论争对手所指责的那样是主张维护农奴制度的，相反，他们对现存制度的态度是批判和否定的，有时甚至比一些西方派更加坚决地主张废除农奴制。他们激烈抨击农奴制的罪过和专制政权的官僚一警察统治，主张通过改革来摆脱这种违背人民意志的罪恶，只不过认为这种改革必须同人民的精神传统和风俗习惯相符合，自上而下地进行。如果考虑到俄国的历史和现实，那么即便是他们对村社的赞赏和对彼得改革前俄国生活的怀念本身，就包含着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否定。他们反对走西欧的道路，也并不意味着反对进步与文明，而只是试图走一条独特的俄国式的发展之路。就这方面来说，斯拉夫派与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是有着传承关系的。
斯拉夫派人士都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或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具有极其强烈的传统色彩。但是，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欧式教育，并同西方派一样受到当代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著名的斯拉夫派分子霍米亚科夫掌握多种外语，熟知俄国历史，也非常了解当代欧洲思想。伊·基列耶夫斯基曾在柏林求学，受黑格尔、谢林等人观点的影响很深。总的来说，他们的理论同样植根于十二月党人世界观形成的那个时代。与十二月党人不同的是，他们是贵族反对派，而非贵族革命家。在民族主义的外衣之下，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对此，沙皇政府也很清楚，认为斯拉夫派的主张是对专制制度的威胁，并下令禁止斯拉夫派组织的化装游行，禁止他们创办杂志和宣传自己的观点；一些著名的斯拉夫派活动家受到特务机关的监视，萨马林、伊，阿克萨科夫等人还曾遭到逮捕和审讯。当现实粉碎了斯拉夫派关于重建田园诗般的宗法关系的天真幻想时，许多斯拉夫派分子走上了主张实行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度的道路，从而使斯拉夫派具有更加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
斯拉夫派在俄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反对无条件地模仿西欧，表明了俄国社会争取独立发展的愿望。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多年之后，别林斯基在1847年指出：斯拉夫派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卓越的事实。赫尔岑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谈到，正是从斯拉夫派开始，俄国思想出现了转折。在斯拉夫派对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看法中，明显地存在一些谬误，但他们对俄国发展特殊性的探索在总体上具有深刻的意义。别林斯基在《1846 年俄国文学一瞥》这篇文章中说：“当代的最伟大思想成就之一，便是我们终于了解到俄国有其同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必须研究这个历史，并根据这个历史本身，而不是根据同它毫无共同之处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历史，来作出判断。”斯拉夫派还开创了俄国历史研究的新风格。他们反对把历史学研究的对象限于王朝帝业，认为人民是“历史中永恒的活动家”，应该把思想和精力首先倾注在俄国人民——首先是农民——身上。他们很重视人民日常生活的研究，广泛发掘了以往为历史学家所鄙视的俄罗斯人民的口头创作和古文献资料，致力于探讨农业劳动形式、村社的组织、农奴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等题目。与斯拉夫派的观点尖锐对立的西方派以格拉诺夫斯基、卡维林、安宁科夫、波特金、科尔什等人为代表。如果说斯拉夫派坚持的是俄国历史过程的绝对特殊性的话，那么西方派则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在西方派看来，俄国与西欧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俄国的问题在于国家落后，而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通过学习和仿效西方，走西方文明发展之路。
从1843 年11 月开始，西方派的台柱格拉诺夫斯基开始在莫斯科大学作面向公众的系列学术讲座。这位曾参加斯坦凯维奇小组，．后来又留学德国的贵族青年，此时已经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演讲的题目是生僻和深奥的，如墨洛温王朝后期和加洛林王朝早期的历史，罗马教会、罗马法律及封建机构对文明过程的影响等等，但却赢得了听众的喝彩和仰慕。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演说严谨、有力、充满勇气和诗意，更是因为他的演说是带有鲜明的自由和理性色彩的半政治宣言，它们表达了一种新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对国家主义和教会主义的倾向。格拉诺夫斯基没有直接说出俄国农奴制度的前途，但人们很容易从他的演说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存制度是反历史的、不合法的，俄国最终将像西欧那样，结束农奴制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没有偏激的言论，但他是一个地道的黑格尔主义者，相信宇宙有一个模式和终极目标，认为人类正在走向自由，尽管通向自由之路是崎岖曲折的；这个过程是缓慢和痛苦的，但又是坚定不移的。
西方派指责斯拉夫派“幼稚地膜拜我国历史上的幼稚时期”，认为俄国传统文化迟滞俄国社会的进步，俄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全面否定自己的过去，完全地实行欧化。格拉诺夫斯基强调，俄国文化植根于拜占庭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被沙皇政府用来作为对付西方更先进文化的影响的解毒剂。齐切林的回忆更明确地表达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在俄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分歧，他写道，“斯拉夫派的全部说教对于我来说是某种荒谬的、没有道理的东西……我热爱祖国并且是东正教会的忠实儿子，从这方面说，这种学说似乎可以得到我的同情。但人们要我相信，受彼得改革影响的俄国社会整个上层都鄙视一切俄国的东西，盲目地拜倒在一切外国的东西面前。这种情况在彼得堡的某些客厅里可能会有，但生活在俄国的我却从未见过。人们肯定地对我说，人类的最高理想就体现在那些我曾在其间生活并从孩提时代就十分了解的农民身上，这对于我来说是荒谬的。人们要我仇恨所有那些在俄国历史中我为之自豪的东西：彼得的天才、光荣的叶卡特琳娜二世朝代、亚历山大的伟大功勋……他们证实说，我们从西欧的自由中没有什么好学的，并且拿出彼得以前的罗斯作为证据。……我从小就习惯于尊重的教育，我渴望学习的科学，被看作是像毒药一样须要提防的危险谎言，而被许诺取代它们的是某种谁也不清楚的俄国科学。这种科学现在还没有，但它在某个时候将从不可侵犯地保存在农民中间的土壤上发展起来。这一切是如此地不符合真理的要求和俄国社会的现实，是如此地违背最普通的健康思想的指示，以至于对我们这些还没有被莫斯科沙龙里的争论弄糊涂的外省人来说，斯拉夫派是某种怪诞的东西。……在莫斯科的沙龙之外，俄国生活与欧洲教育很安静地和睦相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相反，后者取得的成就对于前者来说纯粹是好处，我的双亲的全部愿望就是要使我们受到欧洲教育，他们认为这种教育是对任何俄国人的最好美化，也是报效祖国的最可靠手段。”在争论的后期，西方派也承认他们的论战对手关于俄国历史道路特殊性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他们从这种特殊性中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同斯拉夫派相反的，即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消灭农村公社，走西欧的发展道路。
西方派学者广泛利用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力主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通过和平的方式限制专制政权，废除农奴制度，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吸收西方文明的成就以促进俄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当时，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略夫等也被视为西方派。他们积极参加了同斯拉夫派的论战，反对俄国发展独特道路的观点。从1840年开始，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1842年，赫尔岑从他第二次被流放的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后，他家的客厅马上成了西方派最活跃的沙龙之一。这里的常客有格拉诺夫斯基、科尔什、凯特切尔、列德金等人。在无休止的闲谈、戏谑、饮酒和进餐中，他们敏捷地交流思想，谈文学、谈艺术、谈自己所读的书籍和了解的情况，相互争论并得出结论。但是，在政治思想观点方面，别林斯基、赫尔岑与格拉诺夫斯基、卡维林等西方派代表并不完全一致。在废除农奴制度的途径、对西欧资本主义的认识等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而这正是后来他们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与西方派自由主义者分道扬镳的原因。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交锋主要以学术探讨的形式进行，这是因为沙皇专制政权不允许公开的反对派言论存在。在书刊检查制度下，讨论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比直接涉及农奴制俄国的现实要方便得多。安宁科夫说：“在当时可怜的政论阵地上，这一切都以温和的形式表现出来。思想的阐述不那么鲜明和直率。除了极少数众所周知的例外，人们在公开场合都要装扮起来。杂志只是反映了‘室内暴风雨的某些痕迹’。”论战是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人们无休止地就西方和俄罗斯的问题进行争辩，但往往热衷于如何使自己的观点获胜而忽视对问题的理性思考。齐切林在接触到西方学术界后非常感慨，认为当时莫斯科的沙龙中还缺乏他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种真正的科学态度。尽管如此，斯拉夫派同西方派的争论仍然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思想的发展。赫尔岑说，后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起源于这个时期。就这两个思想流派本身而言，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促进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发育与成熟。与此同时，它们也孕育着未来革命民主主义和农民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
三、解放运动两大流派的形成
革命民主主义与俄国农民社会主义
40年代，由于西欧哲学和社会思想、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传入，以及俄国人民反抗农奴制度的斗争的推动，逐渐形成了以别林斯基、赫尔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为代表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革命民主主义。这一思潮日益明确地反映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比自由主义更坚决、更彻底地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
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现存制度。作为这种思想的奠基者的赫尔岑和别林斯基都曾经历了一个先超越启蒙思想，然后又超越自由主义的思想演变过程。他们都曾把改造俄国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启蒙教育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
出身于贵族的赫尔岑从小受到俄国和欧洲进步文化的影响。他的两个家庭教师对他有过很大的帮助：教文学的普罗托波波夫经常给他阅读被禁的文学和政治作品，使他了解了从拉吉舍夫到十二月党人的俄国革命传统；教法文的布朔先生曾是雅各宾党人，他启发了赫尔岑对法国革命的同情。赫尔岑早就决心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事业，但他也相信启蒙和道义的力量。大学时代他曾醉心于西方的政治学说，被认为是“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但由于1830 年法国革命的失败和1831 年波兰起义的被镇压，他在30 年代初就对自由主义产生过怀疑。“怀着内心的恐惧，我们开始看到，在欧洲，特别是在我们曾经期待出现政治标语和口号的法国，事情并不顺利。……由拉法耶特、本杰明·孔斯坦、彼尔·贝朗瑞的鼓吹而在法国人观念中逐渐形成的幼稚的自由主义，在波兰灭亡之后已对我们失去了它那动人心弦的力量。”1834—1840 年的流放生活使他有机会更密切地接触俄国社会现实，他开始认为必须用革命方式消灭现存制度。在40年代创作的《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乌鸦》等小说中，他尖锐批判了农奴制度，表达了对教育，自治、自由和社会政治新形式的追求。1845—1846年间发表于《祖国纪事》杂志的《自然研究通信》使他跻身子当代最杰出思想家的行列。他在批判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把哲学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论证了对社会进行革命变革的必要性。“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推翻旧制度，打破一切成见，毫不留情地去对待一切以前是神圣的东西。”
1847年，赫尔岑到达法国后，对资产阶级社会有了直接的认识。他以《马里涅街来信》为名，连续给《现代人》杂志撰稿，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工厂主和贵族地主同样都是吃人，资本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吃人形式。他尖锐地指出：“法国和其他欧洲强国的国家形式就其内涵来看，是和自由、平等、博爱毫无关系的。无论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思想，都将否定现代欧洲生活，都将导致现代欧洲生活的终结。”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就涉及了一个对于他在俄国的朋友和论敌都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先进的俄国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西欧自由主义学说的接受者和继承者？俄国是否已经为自己走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作好了准备？尽管他自己也还未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赫尔岑的这些惊人之语引起了他的自由主义朋友波特金、科尔什等人的震动和反对。但别林斯基(1811—1848)维护赫尔岑的立场，认为对他的观点不能过于苛求。别林斯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名义上的平等掩盖了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和压迫，资产阶级的宪章并不能使劳动群众免受饥饿和屈辱、摆脱无权地位。他在1847 年12 月写道：“我曾经说过，国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是不合适的。现在我还要补充一点：国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是不幸的。”他预言，资本主义最终将和农奴制度一样走向灭亡。
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别林斯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要比赫尔岑更为理性。他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也肯定它的进步作用；他认为工业造成了无穷的弊端，但也是社会福利的源泉。1845年，正在兴起的铁路建设引起了他对将被物质进步所改造的新俄罗斯的憧憬，他相信铁路的发展将联系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们的切身利益，并要求他们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1848 年前，别林斯基就已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国贵族地主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进程，认为这是俄国发展道路上的重大进步，并指出俄国可能不得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与赫尔岑的又一点不同是，别林斯基主张，目前还不必将欧洲的问题完全当作俄国自身的问题来对待，而应该首先在俄国“发现问题和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显然是这样的思想：俄国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而不是有关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前途。
别林斯基相貌平平，天生味觉不灵，受教育的程度也不算高，但却是当时俄国思想界一颗最明亮的星。同赫尔岑一样，他也继承了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但他向前走得更远。1832 年，由于反农奴制的思想，他被开除出莫斯科大学，次年开始进行文学评论活动，直至1848 年去世。30 年代末，由于受黑格尔哲学消极方面的影响，也由于还看不到改变现存制度的力量，他曾一度认为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表现出“同丑恶的现实和解”的妥协倾向。但是，欧洲的革命动荡和俄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使他很快摆脱了迷茫，转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上。40 年代，他是进步知识界最激进的人物。据他的朋友们说，他曾多次提出，应该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把圣母送上断头台”。赫尔岑说他是“一个狂热的人，一个爱走极端的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确实，这个时候的别林斯基对罗伯斯庇尔推崇备至，曾多次在朋友家的聚会上以真诚和激昂的感情歌颂法国革命，蔑视“耽于幻想和温情的吉伦特派”，盛赞“恐怖主义者即罗伯斯庇尔和圣一茹斯特们”，认为罗伯斯庇尔使法国人民摆脱对基督教的盲目崇拜，把他们的信仰引向自由、平等、革命、反抗暴政、共和政体等现代文明的概念。
40 年代中期，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和马克思的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别林斯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特别欣赏马克思的这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在给赫尔岑的信中，他写道，上帝和宗教只能给人带来愚昧、黑暗、锁链和皮鞭。1847年，他以犀利的言辞驳斥了果戈里维护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论调，揭露了农奴制俄国的可怕景象，并且指出：“俄国人民所需要的不是教诲(他们听得够多了!)……而是在人民中唤醒不依从宗教教义而依从常识的权利和法律的精神”，号召人民以革命方式来争取自己的解放。
如果说40年代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继承和发展了俄国解放运动思想，那么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在此基础上还准备把这一思想付诸实施。1845 年，法学副博士彼得拉舍夫斯基编辑出版了一本宣传社会主义的《外来语袖珍辞典》，并把一些对社会经济问题有兴趣的知识青年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小组。每逢星期五，他们就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根据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建议，有些小组成员建立了收藏被禁书籍的图书室。他们那里有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霍布斯、洛克、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康德和费尔巴哈的书，也有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他们还广泛收集了西方各国的宪法和各种政党、团体的章程、各种各样的欧洲杂志和当代欧洲人文科学的文献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些书刊表明，他们与欧洲先进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1848年开始，小组的活动从理论探索转向实际的政治问题。他们讨论欧洲的革命，讨论改造俄国的必要。他们主张解放农奴、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共和制度取代专制制度，并认为只有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力量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欧洲革命的推动下，小组中革命的、战斗的情绪不断增长，人们期待着农民革命的到来。小组成员尼，斯贝什涅夫积极筹划建立秘密革命团体，组织武装起义；康·季姆科夫斯基呼吁立即发动解放运动，并表示愿把自己作为赎罪的祭品，贡献给争取自由的神圣事业；彼得拉舍夫斯基在小组集会上说：“我们已经宣判了现存社会生活方式的死刑，我们的判决将付诸执行。”尽管小组在1849年4 月被沙皇政府所破坏，但它在相当广泛的知识阶层中宣传了革命思想，为解放运动队伍的扩大播下了种子。在当时小组活动的参加者中，有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作曲家鲁宾斯坦，后来享有盛誉的地理学家谢苗诺夫一天山斯基，以及教师、大学生、商人和市民。
4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先驱者们曾接受了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令人神往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1841年，别林斯基对朋友们说，他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极端，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宗教。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消灭贫困、压迫和犯罪，实现自由和平等；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会有富人，也不会有穷人，没有沙皇，也没有臣民，大家都是兄弟，大家都是人”。学生时代就已热衷于傅立叶、圣西门思想的赫尔岑这时也宣布，他已成了一个“毫不动摇的社会主义者”。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关于欧文的新拉纳克棉纺厂、卡贝的理想国伊加利亚、傅立叶的基本生产单位法朗吉以及蒲鲁东的累进税理论，总是最热门的话题。在1849 年4 月7 日纪念傅立叶诞辰的聚会上，彼得拉舍夫斯基说，俄国下几代人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位思想家的预言，在这个目前还处在农奴制状况的国家中建立人类联合的最高形式。他相信，思想和科学的发展终将使不合理的制度被完善的群众组织所取代，这种组织将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和谐的发展和充分的幸福。亚·哈内科夫热情洋溢地谈到了小组的目标：恢复人的崇高美好形象，实现人类千百年来的夙愿，解放和发挥受压抑的高尚合理的热情，把充满痛苦、不幸、贫穷、耻辱和呻吟的生活变成华丽、和谐、充满欢乐、富裕和幸福的生活。这些充满感情的言辞，是当时政治浪漫主义的出色体现。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不愿放弃崇高理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得不重新在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革命的结局摧毁了赫尔岑心目中的偶像，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完全破灭，陷入精神破产之中。这个悲剧是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经消退，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时代的产物。但赫尔岑不甘沉沦，在对西方深深失望之时，他转过身来，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自己的祖国俄罗斯身上，创立了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理论。
赫尔岑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与俄国村社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他认为，农民革命可以直接导致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消灭了农奴制度后，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赫尔岑关于俄国村社的观念主要来自哈克斯豪森关于俄国土地制度和村社的著作，他曾同这个日耳曼人有过交往。哈克斯豪森在其3卷本的《俄国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机构的内部关系之考察》中指出，村社是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罗斯人所特有的，其基础是宗法制的家庭关系；它对俄国国家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俄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体现，能够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保证国家免受革命和资本主义之害。赫尔岑吸收了哈克斯豪森的主要观点，写了《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古老的米尔与俄罗斯》等文章，阐述了村社内部的古老民主传统和社会主义因素。他认为，占有和分配使用土地的村社具有集体主义的性质，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俄国农民用自己的全部历史为社会主义作好了准备；村社是俄国人民巨大潜在力量的源泉，它将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的幻想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俄国的村社此时还没有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而严重分化，还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条件。但赫尔岑显然没有注意到正在发展中的俄国社会经济过程。从本质上说，“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这一学说“是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像西欧‘1848 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但尽管如此，他的这个思想还是长久地影响了俄国解放运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俄国革命者。
直至50年代，赫尔岑的革命民主主义还是不彻底的。他在国外进行革命宣传，肯定以暴力推翻农奴制的斗争的正义性，但仍对沙皇和贵族的“明智”寄予希望，曾同奥加略夫一起以公开信的形式试图启发他们的良知，由他们自己废除农奴制度，把土地交给农民，建立社会自治等等。他虽然同他过去的同志、现在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非难他的革命宣传的波特金、凯特切尔、科尔什等人分子手，但还是高度评价自由主义的积极意义，并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自由主义的暴露性文学的抨击过于苛求。他是在1861年前后才放弃自由主义幻想的。“平心而论，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赫尔岑是从西方派阵营中杀出来的一个斗士，但他在面向俄罗斯时仍然保留着西方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3年会见赫尔岑后，认为他是“最激烈的俄国西方派分裂主义者，同时又是胸怀宽广、带有某些纯俄罗斯性格特点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探索，是赫尔岑思想的特点。
50年代，俄国思想界活跃着一支新军。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平民出身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把俄国进步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萨拉托夫一个乡村神父的儿子，曾在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中等学校读书。但他不想继承父业，因此没学完就跑到彼得堡考上了大学，并在这里钻研18 世纪的德国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他看到了俄国社会的深刻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时，他相信俄国不久也会发生起义。他赞成共和政体，但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把下层阶级从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把全部政权交到他们手里。大学毕业后，他一度回到家乡担任中学教师。1853年重返彼得堡，并很快就以批评家和政论家的身份进行文化活动。他参加了《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又进了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编辑部。
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利用文学批评和政论方式积极宣传反农奴制的思想，鼓吹用革命方式解决农民问题；同时，激烈抨击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和立场，并把这种批判视为进行革命的思想准备的重要内容。他同赫尔岑一样，设想在人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后，可以通过改善和巩固村社的途径使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认为，只要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并且使村社占有土地同村社生产结合起来，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组织统一在村社中，就能形成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赫尔岑不同的是，他认为村社并非俄国特有的现象，俄国村社被长期保留下来正好说明了俄国的落后。在哲学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直接来源于费尔巴哈、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费尔巴哈的继承者，他的观点超越了费尔巴哈，认为唯物主义的哲学的任务不仅是解释社会发展进程，而且还在于积极地影响这一进程；在充分认识黑格尔的基础上，他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认为“黑格尔的原则是有力的、广泛的，但结论是狭隘的、微不足道的”。他把自然界和社会通过新旧交替而不断发展更新视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从而使他自己的辩证法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他的哲学观点在某些方面已经接近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
在经济学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入研究了以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视为一切有价物的唯一来源，李嘉图关于工资和利润关系的学说认为利润是产品扣除劳动的价值即工资之后的剩余，对这些思想加以逻辑的发展，能够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因为既然全部产品的生产都应该归功于劳动，那么全部产品本身也应该属于劳动。车尔尼雪夫斯基力图创立“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学”，对赛依、马尔萨斯、巴斯夏等庸俗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观点予以驳斥，并出色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衰亡并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他指出“经济史已经到了协作社原则发展的时期”，并主张用革命来改变“经济生活”的基础。他卓越地分析了他那个时代的阶级关系，并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冲突中发现了社会斗争的最深刻动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遗产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形成前俄国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俄国进步文化的骄傲。马克思称他为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恩格斯也曾说过，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他不仅同赫尔岑一起成为俄国民粹主义的先驱，而且也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深刻影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纲领和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