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年代，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也在形成之中。1848 年前，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虽然存在一些原则性的分歧，但还没有分手，他们仍保持着密切的朋友关系，思想上也互有影响。自由主义者虽然反对革命和群众运动，但也颇为坚决地要求进行改革以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他们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但也对西方劳动群众表示同情，对空想社会主义具有兴趣。
1848年的欧洲革命对于俄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赫尔岑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因1848 年的事件而重新排列了”。从此时起到50年代，在沙皇政权的反对派阵营中进行着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组合，自由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终于形成为俄国解放运动中的两种倾向、两大流派。
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震动了俄国社会。当时正好是谢肉节节期，但彼得堡有许多人都无心参加化装舞会，忘了看演出、吃春饼；各个阶层的人们抱着不同的心情，从不同的立场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革命在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意见分歧，但在初时，这种分歧并不是绝对地按革命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来区别的。表示乐观和欢迎的不仅有别林斯基、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等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有格拉诺夫斯基、屠格涅夫等自由主义者；而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中，也不仅有波特金、安宁科夫、阿克萨科夫，而且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参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赞成者为革命感到振奋，期待法兰西再创奇迹；而反对者把革命视为可怕的事情，担心它动摇、破坏秩序和社会的基石。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自由主义者从革命的支持者中退出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引起了自由主义者的反感和“失望”。在他们看来，战斗的无产阶级只是一些“横暴的人群”，而社会主义不过是“热烈的聪明的疯话，而且更常常是煽动家的狡诈”。格拉诺夫斯基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欧洲事态的变化，他担心，“很可能，群众的胜利将是优秀文明成果的毁灭。无产者的胜利难道就不会扼杀现代文明，就像野蛮人的入侵毁掉古代文明那样吗?”对于他来说，社会主义的基本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种狂热煽起的阶级仇恨是真正应该蔑视的。50年代，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纲领，并以独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的面貌出现在俄国社会生活的前台。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的代表，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废除农奴制度，给予个人以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年轻的齐切林以其出众的才华崭露头角，很快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最主要理论家。
鲍·尼·齐切林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时代人，1828年生于坦波夫省的一个贵族家庭。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他就积极参与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毕业之后，从事理论研究和创作。他不但非常了解俄国知识界和贵族上层的思想，也十分熟悉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政治科学界，与欧洲科学思想的中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关注西欧社会与国家发展的趋势。他是一个具有广泛才干的学者，其著作不仅涉及政治理论，也包括历史、国家与法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他是俄国史学界“国家学派”的创始人；曾因理论化学方面的著作被门捷列夫推荐为俄国物理化学学会的名誉成员；1893年还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的名誉院士。甚至齐切林在思想界的论争对手也承认他具有超群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天才的雄辩和科学上的贡献，车尔尼雪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科瓦列夫斯基都曾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从19 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阐述俄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俄国自由主义纲领和策略的基础，是既强调西欧和俄国总的历史道路的一致性，也承认俄国的发展过程有其独特之处。50 年代中期，齐切林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斯拉夫世界和西方世界在表面现象不同的情况下，风俗和习惯的基础却具有深刻的一致性。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整个中世纪社会都建筑于私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在谈到政权的发展阶段和形式在欧洲两半边的一致性时，他指出了俄国和法国中央集权化过程的共同特点：中世纪的法国存在着任何一个西欧国家所没有的分裂状况，因此，作为土地聚敛者和国家建立者的新王权也以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力量产生了；在俄国，“君主制也是民族生活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和领路人”。“同样的专制制度到处在中世纪秩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个观点被齐切林用来证明俄国也必将走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也不否认俄罗斯国家同西欧国家形成中的不同特点，“如果每个欧洲民族在共同生活基础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特点的话，俄罗斯就更具特色”：由于缺乏一个巩固的封建主联盟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微弱，俄国的专制主义甚于西欧。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对于俄国来说，为了将来的发展，同欧洲接近是极其必要的。
但在50 年代，自由主义学者已开始更多地注意俄国与西方的不同，康·德·卡维林发现：“在欧洲，一切都是从下面做起的。而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从上面开始的。”这种现象“鲜明地证实了西欧和我们的历史的相反过程。两者之间当然存在着交叉或一致之处，但主要是表面的相似。如果出发点不同，那么尽管我们和欧洲的发展看上去都一样，实际上也还是有区别的。发现这种隐藏于迷惑人的一致性的外壳之下的区别是如此必要，就像指出他们的相似那样。没有这种发现就没有结论，就得不到完整的图像。这里的区别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这种区别使得把中世纪的欧洲与和它同时代的俄国作比较成为不可能，就像没法把一个孩子与一个青年相提并论一样。”卡维林的侧重点与齐切林不同，但也是为了论证俄国学习西方、靠拢西方的必要性。
俄国自由主义主张，俄国的国家制度应该像西方一样，用体现政治自由原则的形式来代替专制制度。齐切林认为，在体现政治自由的两种形式——有限君主制和共和制——之中，俄国只能选择前者，即应该从君主专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立宪君主制之所以适合于俄国，一方面是因为君主政权在数百年时间里一直是国家统一的最高象征，是民族的旗帜；另一方面，社会力量的发展为君主专制逐渐转向立宪君主制创造了前提。俄国已经产生了一个“新”贵族集团，即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地主和随着工商业发展而形成的资产阶级。在贵族与资产阶级结合的情况下，俄国走上立宪道路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转变和过渡的最初步骤，应该是进行农民改革，实现公民权利，建立相应的制度如地方自治、有陪审员的审判等。
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方式和策略上，自由主义断然拒绝革命，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还在1853 年，齐切林就写信给赫尔岑，指责他进行革命宣传：“您幻想推翻现存制度，幻想破坏历史形成的机体，幻想建立一个由革命政党鼓动起来的、有激烈的暴力改造世界的下层阶级的国家。”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革命是以暴力推翻法律，如果它经常在过程中得到反映，那就根本谈不上实现普遍的规则……在国家问题上，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承认：法的统治是全体居民的要求之一，因此要把国家机构的合法发展视为政治生活的准则。在此基础上，实行新秩序的权力只能属于唯一合法的政权。”这一番话可以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策略的理论依据。自由主义选择沙皇政权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主要手段，因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专制主义持妥协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评论说：“按照齐切林的意见，斗争是有害的。……我们社会的主要毛病在于它过分热情，过分倔强，过分直率地表达自己反对现存制度的愿望。……我们应该在我们正热忱进行的斗争中保持温和态度。”确实，俄国自由主义担心，任何冒失的步骤会葬送俄国尽快实现改造的可能性，就像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出现的情况那样。但自由主义终究是沙皇政权的反对派，是主张变革和发展的。齐切林不断警告政府：拖延改革将引起革命；如果政府沿着旧轨道继续走下去，革命就将成为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
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于农奴制危机加剧的时期，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但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像西欧资本主义那样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机地生长起来的，而从一开始就与封建农奴制国家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俄国资产阶级也还远未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西欧资产阶级文化的冲击下，俄国资产阶级的“大脑”要比“躯体”早熟，而“躯体”的先天不足又必然对“大脑”产生影响：自由主义如果不同专制主义实现某种程度的妥协就无法存在。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是同它的劲敌——反映农民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差不多同时形成和发展的，这使得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处在专制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之间，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在50 年代的俄国思想界，出现了自由主义、革命民主主义、专制主义互相斗争、互相影响的格局。
四、踏上新路的文学
从贵族浪漫主义到资产阶级浪漫主义
这一时期，俄国文学大体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转变的过程。当陈旧的表现形式不能容纳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内容时，新的流派和风格就应运而生了。
18世纪后期曾是俄国文学中古典主义的繁荣时期，但感伤主义、早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新流派的萌芽也已出现。这种倾向在19 世纪初期变得明显了。费·阿·奥泽罗夫(1769—1816)也许是最后一位古典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创作的古典悲剧《雅典的俄狄浦斯》(1804)、《芬卡尔》(1805)、《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807)在当时享有盛誉。在反拿破仑战争的年代，他那些描写俄国历史上的英雄的功绩和悲剧的作品鼓舞丁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但奥泽罗夫的作品已不是纯粹古典主义的了，其中也已明显地存在着感伤主义的色彩。感伤主义是18 世纪下半期到19 世纪初流行于欧美的一种文艺思潮，接近于前浪漫主义，有时也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继卡拉姆津奠定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基础之后，杰出的诗人弗·阿·茹科夫斯基(1783—1852)成为感伤主义的又一代表。1802年，茹科夫斯基在卡拉姆津办的《欧洲通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感伤主义诗作《乡村墓地》。后来，他更多地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写了《柳德米拉》、《斯维特兰娜》等著名的叙事诗。茹科夫斯基的诗作都取材于个人经历、自然景色和民间神话传说，着重描写内心世界和梦幻境界，充满感伤主义情绪和浪漫主义幻想。在形成俄国诗风和诗歌语言方面，他是普希金最重要的先驱之一。
卡拉姆津的小说、茹科夫斯基的诗、剧院中催人泪下的戏剧体现了19 世纪初的文学主流。感伤主义一反宫廷文学故弄风雅和矫揉造作之风，使俄国文学前进了一步。俄国感伤派的又一大贡献是对俄罗斯文学语言的改革。当时文学中流行的文体多用教会斯拉夫语，虽被认为是高等风格，但复杂而又繁琐。卡拉姆津力图使俄国文学语言欧化，创造一种“在书本里和社会上都适用的统一的文学语言，以便能像说话那样写作，像写作那样说话”。他很欣赏法语的流畅，把法语的因素引进了俄语。他还根据俄文词根创造了许多新词以表达新的概念，如“社会性”、“工业”、“前途”等。
感伤派所进行的文学语言改革引起了文学界一些推崇古风和传统的作家的反对。1811年，出现了一个以杰尔查文和希什科夫为首的文学团体——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这个团体批评文学中的新方向，认为俄语受到了外国词汇的侵蚀，主张捍卫祖国语言的纯洁性，恢复其原有的光辉。1815 年，卡拉姆津派和一些进步作家组织了“阿尔札马斯社”，与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对立。参加这个文学组织的有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维亚泽姆斯基、屠格涅夫兄弟和普希金等人，他们主张发展俄罗斯文学语言，使之接近口语化。如果说在19 世纪20 年代之前，感伤派代表了贵族浪漫主义的兴起，那么在2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民主派作家的浪漫主义也已形成，其代表是以雷列耶夫为首的十二月党人诗人和普希金。
十二月党人认为，文学应该起教育人民、激发其高尚感情的作用，主张选择俄罗斯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英雄人物作为创作题材，以唤醒同胞对祖国的热爱和为祖国谋幸福的信念。1819 年，他们在彼得堡成立丁一个名为“绿灯”的政治性文学团体，其宗旨是以文学为手段进行政治宣传。雷列耶夫和别斯图热夫还一起主持了文学丛刊《北极星》的出版工作。雷列耶夫(1795—1826)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在1821—1824 年间创作了一系列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短诗，着重描写了为人民自由而斗争的英雄形象，其中的《伊凡·苏萨宁》后来被格林卡改篇为著名的民族歌剧。十二月党人起义前两年，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后来在民粹派青年中广为传诵的短诗《公民》即是其中之一。《公民》充满着革命和民主的激情，是雷列耶夫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待到生死存亡的时刻，
我是否会玷污公民的称号，
去仿效那娇嫩、堕落的斯拉夫人?
不，我不能耽于情欲，
不能在可耻的花天酒地中虚度年华，
不能忍气吞声，
听任专制制度的压榨。
那些尚未看准命运的青年，
不想了解时代的使命，
不想为被压迫者的自由，
去投入未来的战斗。
他们对苦难深重的祖国如此冷漠，
全不考虑将要蒙受的耻辱，
还有那后世子孙的合理谴责。
一旦人民奋起寻求自由的权利时，
如果看到他们仍在寻欢作乐，
如果发现他们根本不像布鲁图和李哀各
他们就将后悔莫及。
雷列耶夫及其亲密朋友丘赫尔别凯尔、奥多耶夫斯基等十二月党人诗人的浪漫主义诗作，充满热烈的革命的爱国主义和对自由的向往，不仅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而且影响了一大批20 年代的进步作家。
20 年代，“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开始升起——年轻的诗人普希金(1799—1837)已经蜚声俄国文坛。普希金的创作道路有一个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过程。还在皇村学校读书时，少年普希金就深得名诗人杰尔查文的赞赏。他曾参加了阿尔札马斯社和绿灯社的活动，与许多后来的十二月党人过从甚密。1817—1819年间。他写了许多抒情诗，讴歌自由民主，表达了先进的俄国青年向往光明的炽烈感情。在《致恰达耶夫》这首短诗中，他呼吁自己的同代人把“心灵中美好的激情”奉献给祖国，并坚信俄罗斯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迷人的幸福之星就要升起，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苏醒。在专制制度的废墟上，终会写上我们的姓名。”1820年，普希金完成了叙事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这部浪漫主义长诗被进步文学批评界视为杰作，别林斯基后来也说，长诗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诗句、意境、诙谐，以及童话气氛和严肃画面的交织。”这一年，普希金被流放到俄国南方。在这里的几年中，他同彼斯特里、达维多夫等南方协会的军官时有接触，思想上日益倾向革命，并先后创作了《高加索的俘虏》、《茨冈》、《强盗兄弟》、《巴赫契萨拉伊喷泉》等长诗。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倾注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和激情，讴歌了壮美的南俄风光和纯朴的风土人情，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从而使他的浪漫主义诗歌达到了顶峰。
现实主义的发展与自然派
20年代中期，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已十分明显。上个世纪末就因创办讽刺刊物而闻名的克雷洛夫继续以寓言形式表达他作为生活的现实主义观察家的思想和感情，创作了许多针砭时弊的佳作。而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不朽喜剧《聪明误》则标志着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流派的真正开始。格里鲍耶陀夫还在11 岁时就已成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反拿破仑战争之后进入外交部工作，结交了当时也在外交部任职的普希金。他虽未参加十二月党人的组织，但也经常同他们一起讨论现状与出路。在此期间，他先后与朋友合作了《大学生》、《假装的不忠》等喜剧，并开始构思《聪明误》。1824年，《聪明误》完成后，马上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传诵，并使作者得以与俄国第一流的作家并驾齐驱。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成长着的新事物和衰落着的旧事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描绘了以法穆索夫为首的一帮农奴主贵族官僚的腐朽、堕落，而且还在俄罗斯文学中第一次塑造了恰茨基这样一位先进的贵族青年、新思想的代表。对现存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丰满、典型的人物形象，富有魅力和表现力的艺术语言，使《聪明误》成为在俄国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杰作。
这时，普希金在达到其浪漫主义鼎盛时期之际，也开始转向现实主义。1823年5 月，他着手《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其后穿插着完成了体现“人民意志决定一切”这一主题的悲剧《鲍里斯·戈杜诺夫》和一些反映自己与十二月党人关系的诗作。1830 年的秋天，是普希金创作生涯中最辉煌的时节。在波尔金诺村小住的3 个月时间里，他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短篇小说集《别尔金故事集》、一组小悲剧、30 首左右的短诗等。《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部诗歌体的长篇小说对19 世纪20 年代的俄国生活作了“广泛而自由的”现实主义的描写。通过对奥涅金这个人物的塑造，刻画出了先进的俄国欧化贵族的道德面貌。这是在俄国文学中首次出现的“多余的人”的形象。普希金指出了先进贵族脱离人民而软弱无力的问题，他们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但又不能为改变现实而斗争。收入《别尔金故事集》的5 篇短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农奴制俄国的芸芸众生，其中有表现外省贵族生活的《暴风雪》和《农村小姐》，反映穷苦手艺人生活的《棺材匠》，以及在俄罗斯文学中首次使受侮辱和受欺凌的“小人物”成为主人公的《驿站长》。30 年代，普希金还写了《杜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中篇小说，它们也都是传世佳作。普希金的小说构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基础，对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杰出的作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普希金的作品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不朽丰碑，如同他在逝世前一年写下的诗句那样：“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造的纪念碑，通向那里的小路上杂草将不再生长。”现实主义文学产生的背景是力图使俄国现代化的愿望与农奴制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深深为这种矛盾所折磨的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把他们的痛苦感情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欲望，使现实主义风格逐渐成为俄国文学中的主流。继普希金之后，又一位现实主义大师莱蒙托夫(1814—1841)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诗歌、戏剧和小说。他的作品反映了19 世纪30 年代先进贵族青年的思想和感情。长篇小说《当代英雄》是他创作中的高峰。在小说中，他塑造了一个尼古拉一世反动时代的英雄形象——毕乔林。毕乔林疯狂地追求生活，不妥协地对待现实，迫切地渴望行动，但他缺乏果断，沉溺于自我分析，痛苦地谴责自己的谬误，并不断地为内心的疑问所折磨。他的形象是反动时代先进贵族青年的真实写照。小说在描写毕乔林时，对俄国社会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强烈的抗议。别林斯基称这部小说为“艺术中一个崭新的世界”。
19世纪40年代是俄国文学中的果戈里时代。和莱蒙托夫一样，果戈里(1809—1852)也是普希金的学生和追随者，他的作品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出身于波尔塔瓦一个乌克兰贵族地主家庭的果戈里，从小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他的父亲爱好写诗、写剧本，还亲自上台演过戏。上中学时，他迷上了普希金，也喜欢雷列耶夫。1828年到彼得堡后，先后结识了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等名作家。果戈里30 年代初期的作品属浪漫主义流派，如《迪康卡近郊之夜》。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转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1835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已很少浪漫主义色彩而对生活作了深刻和真实的描写。同年出版的一本文集收入了《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等故事，暴露了彼得堡社会的尖锐对立，描绘了小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一文集后来增加了《外套》和《鼻子》两篇而编成了《彼得堡的故事》。
在1836年问世的《钦差大臣》这部讽刺喜剧中，果戈里把他“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聚成一堆”，“同时嘲笑这一切”。某城市的市长告诉下属，钦差大臣即将来到。此时恰好有一个彼得堡小官员回乡途中困于该城旅馆，市长等一班官僚误以为他就是钦差而竭尽阿谀贿赂之能事。当小京官丰收而去时，真的钦差到了。喜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官僚制度的腐朽和邪恶，并让观众的笑声来对一群无耻之尤进行惩罚。
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努力，1842年，果戈里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卷在彼得堡出版。小说以乞乞科夫收购死魂灵而发财致富的活动为主线，表现了旧的农奴制度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斗争。乞乞科夫是精力旺盛、世故奸滑的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典型，而马尼罗夫、泼留希金等则是贵族地主经济衰败、道德堕落的象征。别林斯基说“这是一部拥有无限深广艺术性的作品，同时也是思想深刻的社会历史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在读这本书时深为果戈里对俄罗斯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充分揭露而感到震惊。果戈里原打算把《死魂灵》写成3 卷巨著，从俄罗斯的丑恶现实写到他心目中理想的俄罗斯。但第二卷的手稿被焚毁，第三卷没有动手写。
果戈里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大师，他仔细研究了各个地方、各种场合、各类人物的语言，广泛收集了各种谚语、惯用语，把最富有特征的词句记在自己的本子上。丰富、生动、准确和口语化的语言使他的作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文艺批评家斯达索夫写道：“到处都阅读他的作品，人们如饥似渴地读他的作品。不同凡响的内容和典型，前所未有的空前自然的语言，闻所未闻的幽默——所有这一切使读者如醉如狂。从果戈里开始，在俄国奠定了一种崭新的语言，这种语言以其简洁、有力、准确、惊人的灵活和生动而受到我们的热烈欢迎。果戈里笔下所有的词句马上便流行起来……全体青年都开始用果戈里的语言说话。”
果戈里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是复杂的。晚年，由于患病和出国，他在精神上陷入危机，并一度将现存制度理想化。但瑕不掩瑜，果戈里的创作是对俄罗斯文学的伟大贡献。在果戈里的影响下，40 一50 年代的俄国文坛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批判农奴制专制俄国的现实为主导倾向的作家，形成了“俄罗斯文学可以自豪的唯一流派”——果戈里派，或称自然派。
当时，最著名的自然派作家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虽然他们创作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是60 一70 年代，但他们在改革前就已成为第一流的俄国作家。
40年代末，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发表了一系列取材于农村生活的小说，后来以《猎人笔记》为名结集出版。在这些短篇中，屠格涅夫不仅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农奴制条件下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世界，而且还用这种手法细腻生动地描写了俄罗斯中部的大自然风光。这些描写朴素、自然，既没有精雕细琢的华丽辞藻，也没有浪漫夸张的联想和比喻，但却使俯拾皆是、平淡无奇的景物具有了耐人寻味的美感。
屠格涅夫在贵族庄园中度过了童年。大学毕业后，他去德国留学，结交了斯坦凯维奇、格拉诺夫斯基、巴枯宁、赫尔岑等朋友。1840 年回国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学事业上。在当时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斗争中，受过德国教育、崇拜席勒和乔治·桑的屠格涅夫十分自然地置身于西方派之列。俄国思想界的探索与躁动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现。1855年，他的长篇小说《罗亭》出版，书中的主人公罗亭就是40 年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罗亭聪明，热情，有很高的抱负，热衷于人道主义和高尚行为，嫉恨各种陈腐的现象；但他不能适应生活，在现实中总是一事无成。为了理想，他死于1848年巴黎的巷战。这是俄罗斯文学中又一个出色的“多余的人”的形象。
在《罗亭》之后，1859 年和1860 年，屠格涅夫相继出版了《贵族之家》和《前夜》。这两部长篇小说反映了19世纪中期俄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贵族之家》通过暴露一个贵族家庭的崩溃过程，揭示了农奴制度的衰落。而《前夜》则创造了一个不同于“多余的人”的革命家形象——英沙罗夫：这个保加利亚人为了自己祖国的解放而不倦地努力，他死后，他的朋友继承了他的事业。《前夜》出版后，许多人认为小说反映的正是俄国的现实，俄罗斯已经培养出了自己的英沙罗夫。但屠格涅夫自己就政治观点来说是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他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农民的解放。
在艺术上，《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和《前夜》等杰作使屠格涅夫成为第一位驰誉欧洲的俄国作家。
冈察洛夫(1812—1891)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1852—1854年，他随一艘执行考察任务的俄国战舰作环球旅行，沿途所写的《旅行随笔》后来以《巴达拉号三桅战舰》为名出版单行本。这本书在描写异国风情的同时，宣传了反宗法制、反农奴制的思想。但作者并未一味美化资本主义，他既描写了资本主义的进步和成就，也暴露了它的伪善和罪恶。克里米亚战争后，在社会运动压力下，沙皇政府放宽了书刊检查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冈察洛夫当了三年不到的书刊检查官。他一再巧妙地避开禁令，使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木木》得以重印，使涅克拉索夫的诗歌能够再版，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和皮谢姆斯基的长篇小说《一千个农奴》等进步作品问世。但这个职务终究有损于他作为进步作家的名誉。辞去这一职务后，他很快完成了震动文坛的名著《奥勃洛莫夫》。
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于1859年在《祖国纪事》上分期发表。冈察洛夫塑造了伊里亚·奥勃洛莫夫这样一个渺小得令人厌恶的贵族形象，着重刻画了他那种冷漠、懒惰、呆滞和精神受奴役的性格，并且揭示了产生这种性格的环境——处于宗法制状态的贵族庄园奥勃洛莫夫卡。冈察洛夫以惊人的艺术真实全面地表现了奥勃洛莫夫卡的农奴制特征，同时又向人们表明，这种贵族庄园已不可避免地衰败了。他在小说中还塑造了一个他心目中理想的实干的人物——作为“劳动、知识、毅力的代表”的斯托尔兹，从而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资产阶级迅速繁衍的趋势。斯托尔兹明确地对农民问题发表了看法：“最好发给他们证件，给他们以充分的自由……谁觉得：庄这里更有利，他就不会走；而如果他觉得没有好处，那你也不见得会有利。为什么要留住他不放呢?”《奥勃洛莫夫》是俄国生活的产物、时代的象征，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冈察洛夫本人的政治观点。作家自己说过，在40 一50 年代，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新思潮，而他的作品也反映了他的进步的、人道主义的和反农奴制的思想，以及对于改造整个俄国生活的期望。对斯托尔兹的理想化描写表明，他在政治上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从艺术角度看，《奥勃洛莫夫》的构思完美，语言朴实、清晰而又色调鲜明，奥勃洛莫夫性格成为旧事物的象征。列宁曾说，冈察洛夫描写了农奴制俄国非常典型的画面，他经常借用奥勃洛莫夫习气来形容旧文化的残余。
冈察洛夫的作品与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很多方面有类似之处，此事曾引起两人之间的龃龉。后来由安宁科夫、德鲁日宁所作的仲裁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认为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的作品都产生于同一块俄罗斯土地，因此必然会有某些相似的内容，某些思想和表现手法偶尔也会出现巧合。确实，俄国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是完全可能引起有才华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相同感受的。
40 一50 年代，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7／78)已经创作了许多具有深刻思想性和社会意义的优秀诗作。1856 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诗集，以其大胆、清新和战斗精神震动了社会。为此，批准此书出版的检查官受到处分，内务大臣下令禁止翻印。涅克拉索夫认为，诗歌应该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诗人首先是一个效忠祖国的公民。在《诗人和公民》中，他写下了鼓起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希望和激情的诗句：“儿子不能眼见母亲受苦而心中平静；真正的公民也不会对祖国冷冰冰……生和死都要磊落光明，你不会白白牺牲。事业将永垂不朽——只要有人为它流血。”这也是涅克拉索夫心声的流露。童年时代，他曾目睹父亲庄园里农奴的悲惨生活，耳闻伏尔加河岸边纤夫的号声，也不止一次地在弗拉基米尔大道上遇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囚犯，这一切使他产生了对被剥削和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学毕业后，他违背父命，不上贵族军事学校，而进了彼得堡大学当旁听生，决心将来做一名诗人。即便在父亲断绝经济供应的情况下，他的这一志向也没有动摇。
农奴制改革前夕的1858年，涅克拉索夫创作了不朽名作《大门前的沉思》，表达了对灾难深重的俄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并呼吁他们奔向自由：
啊!祖国的大地，
请告诉我这样的地方——
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角落：
耕作和珍惜土地的俄国农民
没有发出痛苦的呻吟。
呻吟在田野、在路上、在牢房
也戴着镣铐呻吟在矿井；
呻吟在谷仓前、草垛边、马车旁，
也呻吟在露宿的草原上；
呻吟在贫寒的陋室，
甚至呻吟在神赐的阳光下；
呻吟在每个偏僻的市镇，
还有那法院和华厦的大门旁。
奔向伏尔加吧!是谁的呻吟
响彻在这俄罗斯大河的上方?
我们把这呻吟喻为歌唱——
那就是纤夫所喊的号子!
伏尔加啊，伏尔加!你春天的大水
能淹没这原野，
但人民那巨大的不幸
更充溢着我们的国土。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呻吟……
可怜的人啊!
你那无尽的呻吟意味着什么?
是从沉睡中醒来，鼓足了力量?
还是屈从于命运的安排，
在做了可能的一切之后
像呻吟那样歌唱，
让灵魂永世安宁?
这些诗句后来成为广泛流行的民歌，许多民粹派青年都能背诵如流。当时属于自然派的还有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他们也已发表了一些真实描绘俄罗斯生活的作品。自然派作家的创作活动构成了改革前俄国解放运动的一个部分。
五、发展中的戏剧、音乐和绘画
现实主义登上戏剧舞台
从进入19世纪到农奴制改革，俄国的戏剧经历了同文学相似的发展道路。在这个世纪的前20 年，以神话和本国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古典悲剧在俄国戏剧舞台上占据了主要地位。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是这样描绘当时的俄国剧院的：“在那里，奥泽罗夫和年轻的谢苗诺娃分享着人们不由自主的眼泪和掌声。”在上流社会，法国的戏剧很受欢迎，就像这里通行法语、陶醉于法国书籍、迷恋于法国服装和发式一样。19 世纪初，莫斯科有10 余家显贵宅邸设有家庭剧院，戏友们常在这里用法语演出悲剧、喜剧和歌舞。
30 年代，浪漫主义取代古典主义成为戏剧的主流，出现了一批如莫恰洛夫、马尔德诺夫那样的第一流的演员。与此同时，戏剧中的现实主义也因《聪明误》和《钦差大臣》等剧目的上演而开始了。40 一50 年代，莫斯科小剧院成为俄国戏剧艺术的中心，它的艺术活动促进了现实主义在戏剧界的发展和巩固。小剧院上演了许多俄国进步剧作家揭露社会黑暗和丑恶的作品；在它的舞台上，莎士比亚、席勒等人作品中的主角也发出了严正、热情和激愤的声音。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同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是密切联系的，小剧院实际上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思想斗争。正因如此，当时的人们并非偶然地把它称为“第二个莫斯科大学”。
农奴出身的著名演员米·谢普金(1788—1863)为现实主义在俄罗斯戏剧表演艺术中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谢普金从小就参加庄园里的业余演出，1805年加入了库尔斯克剧团，主要扮演喜剧角色。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他的技艺日趋精湛。1821 年，关心和支持他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和列普宁公爵帮助他赎身为自由人。1823 年，他进入莫斯科小剧院，很快成为小剧院的台柱。他同许多作家和学者结为知己，并因此而获益颇多，他曾说过，是这些人教会他思考和深刻地理解俄国艺术。在小剧院，谢普金探索和创造了现实主义的表演风格。到30年代末期，他已是闻名于世的表演艺术大师，成功地塑造了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一系列角色和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的市长这类角色。作为俄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第一位现实主义大师，谢普金受到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赫尔岑：“他创造了俄罗斯舞台的真实，是第一个在舞台上没有矫揉造作的人。”
别林斯基：“对他来说，每一次新的演出都是一次新的研究。”
谢·阿克萨科夫：“对谢普金来说，生活意味着演戏，演戏意味着生活。”50年代，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创作的戏剧巩固和加强了现实主义在舞台上的地位。在他塑造的人物中，既有“黑暗王国”的主宰者，各种卑劣、凶残的角色；也有他们的牺牲品，善良和纯真的“小人物”。继1856年《肥缺》这一著名剧作问世之后，奥斯特罗夫斯基在1859年完成了五幕悲剧《大雷雨》。剧本中的女主角卡捷琳娜被杜勃罗留波夫称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剧作家以巨大的艺术魅力表现了一个非自由人的反抗。此外，能干的库利金、勇敢的库德略西和瓦尔瓦拉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也反映了人民对自由的追求。杜勃罗留波夫评论说：“艺术家在《大雷雨》中号召俄罗斯生活和俄罗斯力量进行果断的斗争”，而这种思想和社会意义，是在高度的艺术成就中实现的。奥斯特罗夫斯基是出身于平民的剧作家，他的父亲是个律师，他本人也在大学尚未毕业时就从事司法工作。这一背景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他对俄罗斯生活的深刻了解使他能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的俄国这个“黑暗王国”。
俄罗斯古典乐派的形成
30—50 年代，俄罗斯民族音乐由于格林卡(1804—1857)的创作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
格林卡原是一名军官，后来献身于他所热爱的音乐事业。他曾在意大利和柏林学习钢琴和作曲，1836年开始创作俄罗斯主题的管弦乐曲。1836年，他的歌剧《为沙皇献身》在圣彼得堡上演，使他一举成名。1842年，他把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改写为歌剧。这部歌剧的主题具有东方色彩，音乐富于独创性。1845 年，他的两部歌剧的选段在巴黎上演，担任指挥的是柏辽兹等著名音乐家。这是俄罗斯音乐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格林卡成为第一位闻名欧洲的俄国音乐家的标志。格林卡不仅是俄罗斯歌剧的奠基人，他所作的《马卡琳斯卡雅》、《西班牙序曲》等作品还奠定了俄罗斯交响乐派的基础，同时他也是俄罗斯浪漫曲的第一位经典作家。
格林卡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音乐家。早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就曾聆听过俄国著名学者库尼岑·加利奇讲课；他和普希金私交甚笃，能够背诵他的许多诗篇；他也喜欢雷列耶夫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沉思》；他还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有来往，因为他敬佩十二月党人，对于继承其传统的政治小组感兴趣。格林卡在创作中广泛运用了民间音乐的旋律，他的作品富有俄罗斯风格，并且充满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表达了先进俄国人的思想和期望。但他的音乐被贵族阶层轻蔑地称作“马车夫的音乐”，他本人也受到敌意的对待，最后不得不侨居国外，客死异乡。
格林卡的同时代人，年轻的作曲家亚·谢·达尔戈梅日斯基(1813—1869)也努力追求，创作了许多有特色的声乐和器乐作品。达尔戈梅日斯基幼年时就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833年结识格林卡之后专心于作曲。1839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歌剧——根据雨果原著改编的《埃斯梅拉达》。随后，他又创作了两部歌剧：《酒神的胜利》和《美人鱼》。50 年代，他的创作开始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表现了社会不平等的主题，如新题材的民间生活音乐剧《水仙女》，讽刺诙谐歌曲《蛆虫》、《九品文官》，戏剧歌曲《老伍长》等。达尔戈梅日斯基擅长以再现生动的语言音调的手法来创造人物形象。他后来着手把普希金的《石客》改写为革新性的歌剧。他的管弦乐曲《芬兰幻想曲》和《哥萨克舞曲》等在和声方面很有独创。
但总的来说，当时俄国音乐舞台上演出的俄国作曲家的作品是不多的，圣彼得堡流行意大利歌剧，观看意大利歌剧的包厢座位通常在几个月前就被预定一空。不过，意大利歌剧与那时激进的社会运动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威廉·退尔》和《清教徒》中的革命曲调总是得到狂热的喝彩，并在许多进步青年的心中燃起希望和理想之火。
画坛新风
农奴制改革前，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同样涉及绘画艺术。19 世纪初，俄国绘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学院派。学院派尊奉古典主义，其作品一般取材于圣经故事和古代历史，讲究画面布局，重视光线效果。到30 年代，勃留洛夫(1799—1852)的创作为俄国画坛带来了浪漫主义和生活气息。
勃留洛夫最初是在当画·家和装饰雕刻家的父亲指导下学画的。1809年进入彼得堡美术学院，1822年去罗马学习文艺复兴时代大师们的绘画和雕塑，直至1835年返回俄国。在此期间，他已开始摒弃晚期仿古典主义绘画的冷漠和虚构的特点，而把浪漫主义热情和从生活中发掘美的革新精神引入了学院派艺术。1832年所作的油画《维尔萨维亚》突出地表现下人的造型美感。1833年完成的《庞贝的末日》气势磅礴地表现了庞贝城被毁灭的惨剧中最高潮的一瞬间，塑造了具有高度戏剧性的形象。这幅画虽然在选题、布局、人物造型方面还未能完全摆脱古典主义历史画的框框，但其创作方法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在真实、可信的环境中，人物心理得到深刻的揭示。油画在国外展出时引起了轰动，同时也受到俄国进步文化界的高度评价，普希金、果戈里、赫尔岑都曾为它写过诗或评论文章。这幅历史题材的油画也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它是在当时一系列震动欧洲和俄罗斯的事件的背景下诞生的。赫尔岑曾指出，画家选择野蛮的、超理性的、毁灭性的自然力形象来作画，决不是偶然的。勃留洛夫虽然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显然敏锐地感觉到了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紧张的社会气氛，并通过自己的创作间接地表现了它。勃留洛夫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肖像画的大师。《瓦·亚·茹科夫斯基》、《亚·尼·斯特鲁戈夫希科夫》、《伊·亚·克雷洛夫》、《考古学家兰奇》和自画像是他的肖像画中最优秀、最深刻的作品。勃留洛夫是一个出自于学院派古典主义，但又破坏了这个体系的伟大画家。他的作品创造了俄罗斯绘画中前所未有的更为生动、多样的艺术形象，他的风格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