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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四百年》
作者：许倬云【完结】
五十年的『亚细亚孤儿』
清治台湾时期，文化土壤并不丰厚
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日本强索台湾，中国只能将其割让给对方。从此，日本占领台湾五十年之久。日本将台湾建设成一个供给粮食的基地，也是南进太平洋的前哨站。这五十年日本的治理，将刚刚踏入近代的清领台湾，发展成了一个几乎完全被日本同化的殖民地。在这一段时期，台湾的经济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发展，使台湾进入了现代。日本治理台湾的时间长度，只有清代治理台湾的四分之一；但是，日本在台湾留下的烙印，却是非常深刻。
回头看看，清领的两百年，清政府是从郑氏政权手上，接下了台湾岛屿。郑氏来台，保存华夏文化命脉于海外；孤臣孽子，其志可佩，其情可哀。在郑氏时代，台湾毋宁说是汉文化最后的据点。因此，郑氏以及他同时代的人物，在文化上心有归属。郑氏败亡以后，清朝治理台湾，官员将来台服务视为畏途，不愿久留。一拨一拨的移民进入台湾，从南到北，将台湾转化为一个闽、粤两系汉人的垦拓地区。在两百多年中，三次重大的民变—朱一贵、林爽文、戴潮春，都标榜着“反清复明”，也就是说，他们还有一种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抗清的努力屡次失败，清廷更有意消除他们对汉文化的依恋。
另一方面，如上一讲所述，族群分裂，泉州、漳州和客家彼此斗争，都想夺取最好的土地。在彼此竞争之中，更高一层的文化归属感，退让给追逐现实利益的族群分类意识。
两百年来，台湾的社会是类似封建式的阶层化结构：垦首和垦户的大地主是一个阶层，“罗汉脚”雇农和佃农是另外一个阶层。站在优势地位的地主和大商人，其实并没有发展为中国大陆上的缙绅士大夫。这些地主生活优裕、富有钱财，可以用自己的金钱换取官位，也可以组织自己领导的群众作为武装力量，在大陆建立军功。无论文武哪一途，他们都是以财富换取社会地位，并不是以文化传播者的身份扮演社会精英的角色。台湾孤悬海外，在清朝末期实行新教育以前，地方教育都是由士绅们自己办理的。台湾上层阶层在这一方面，似乎并没有做到尽其经济实力的地步。在社会事业方面，也没有像大陆内地的地方领袖，经办养老济贫等社会工作。
台湾大部分的群众，本来在福建和广东就是贫而无助的“罗汉脚”，或是低收入的群众。他们迁移到台湾，带来的文化遗产并不丰厚。台湾的上、下阶层，在文化的发展上，并没有作过十分的努力；剩下来的，就只有在民俗宗教和戏剧歌曲方面有一些中国文化的底子，通过信仰的仪式、戏曲和说故事，传递于民间。这样的文化土壤，不会十分丰厚。再加上族群之间的分类斗争长期存在，分类的认同和归属感又是基于现实利益，往往超越了，也分散了文化的归属感和国族的认同。
日据台湾初期，官民的短暂抵抗
日据台湾初期，官民的短暂抵抗
日本占领台湾，台湾的官民曾经有过非常短暂的抵抗，他们一度建立了台湾共和国，但时间并不长久。许多富豪内渡大陆，一些地方上有功名的举人秀才之辈，也都纷纷离去，回归福建原籍。台湾原本单薄的上层文化土壤，更因此流失殆尽。在这个基础上，日本用现代教育和经济建设，同化台湾的人民，其实等于是在一片空地上建筑楼台，并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铲除了原有的建筑物。
不过，至少在初期，台湾对日本殖民者的抵抗，还是非常激烈的。甲午割台，乙未抗战①，台湾的民众，至少死亡了五六万，而日本军队也折损不下万人。除了正式抵抗以外，还有许多日本警察以强压的手段，随时拘捕他们认为靠不住的分子。如后藤新平，这个为人熟知的人物，就在 1898年制定匪徒刑罚令，将他们认为靠不住的台民都当作土匪惩处，成群地屠杀，有时数百人被聚集在一起，用机枪扫射，集体处死。这种恐怖的统治，也有强烈的震慑作用，使台民不敢再有抗日想法。
日本初占台湾时候，有许多日本的政治人物认为，这个疫疠流行的热带岛屿，不是日本人能够居住的。有人甚至建议，何不把台湾卖给西方国家，赚一笔现金算了。可是也有人认为，应当把台湾建设成为一个为日本生产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给地。后藤新平这一批人，就是执行第二种选择的人物，将台湾建设成一个为日本供给米粮、食糖、果蔬、建筑木材，还有硫黄和樟脑的殖民地。日本本国的农夫遂从农田释放，转化为日本建设的大军，提供了日本工业化需要的大量劳力。因此，台湾岛的建设从殖民地的功能而论，对日本在明治以后，大正①时代晋升为工业化国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日本在台湾的农业建设和“国民教育”
日本人在台湾的建设，虽然有刘铭传留下的一些基础，可是，在这一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日本人发挥的努力，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日本在台湾尝试了堪称亚洲第一次的农业革命，推行的项目有：使用化肥、培育新品种、有计划地规划水利灌溉等工作，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开设了新型糖厂，代替过去用牛力和人力操作的制糖方法。日本人拥有的几家制糖株式会社，广泛地种植甘蔗，榨制食糖，行销世界。台湾外销的农业加工品，食糖一项的收入占了大宗。凡此建设都使得台湾的民间实受其益。不过，这些措施，颇多以台湾为实验性质，一旦犯了错误，台湾百姓先吃大亏。例如，日本当局推行一种稻米新品种，高产，却不能抗风，台湾全岛都奉命种这一品种。一次风灾，全台颗粒无收，百姓蒙受极大损失。
台湾现代化农业生产，无论质和量都提高了许多，而且，这些建设带动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糖厂外围，因为有糖厂为中心，一部分的城市文化被带入农村，提高了农村的生活水平。嘉南平原上，乌山头水库这个大的水利系统，是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设计的。在日本统治期间，台湾全岛逐渐电气化，纵贯铁路修成，高雄、基隆两港开港—都是有长久影响的建设。日本的农业人口迁移到台湾东部屯垦，本来几乎全无建设的后山，因此也有可观的成就。
在教育方面，日本推行了“国民教育”，每一个儿童都要接受六年基础教育。在卫生方面，日本设立了卫生警察，专职监督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公共卫生。严厉的公共卫生政策，使得一般人的生活环境变得清洁健康。日本推行现代的医疗制度，台北帝大的医学院训练了许多本省的医生，在大城小镇照顾病人。
日本殖民当局，将刚从西方学来的法律应用于台湾，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法律。当时，刑事警察的权威，几乎是绝对的。日本在台湾施行的刑罚，虽然严酷，但是基本上有法可据，而且不任意仗势欺人。
这许多建设，都是在后藤新平以及他的继任者—几个文人总督和文官，在日本据有台湾后逐步开展的。他们要在台湾建设一个模范殖民地。相对于日本在朝鲜的军事统治，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日本带来了现代文化知识和现代化的生活形态，给台湾铺设了一层从西方经过日本，移植到台湾的世界近代文明。台湾的文化发展，就是经由这一途径，在文学、艺术和音乐各方面，都从日本间接引进了西方的文化传统。无可讳言，由于台湾不过是日本的文化边陲，虽然各方面的文化资源取自日本本土，但台湾文化能达到的水平，难免先天不足，而且，很难有开拓创新的空间。
台湾人民做了五十年二等公民
台湾人民做了五十年二等公民
日本治台，终究还是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台湾人民终究只是日本帝国第二等公民。日本的百姓在本土有选举权，日本却始终没有给台湾人一个民主的制度。不仅官员都是从外面派进来的，而且台湾民间也没有真正的选举议会。基层行政单位的一些代表，也并不都是选举产生的，有一大半是由官方指定。有些台湾的精英分子，是日本笼络的对象。台湾地区曾经有“绅章制度”，由殖民地当局颁给地方领袖们佩戴的徽章，表彰他们的社会地位。用这一方法，日本赢取了许多台湾地方领导阶层的拥护。
可是，日本在台湾训练当地人才有一定的限制。台北帝大主要是为在台的日本人而设，台湾本地的优秀青年，反而必须到内地去求学。台湾人的职业选择，最多是律师和医生，文官、法官、高级技师和管理人员，都由日本人担任。日本殖民当局并不鼓励台湾人进入真正的社会领导阶层。例如，殖民当局只允许日本人的公司经营大规模的糖厂。糖厂对于提高台湾的经济生产能力，确实有贡献，然而，对它外围的农村而言，它垄断了农民选择作物的权利，也独占了当地交通和其他资源的分配。我到台湾之初，曾经在战后的糖厂居住过。从厂区的老工人那里得知：当年日本人的糖厂，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实际上还兼具控制和管理的功能。这一类企业不会让台湾人经营，糖厂的技师和管理人员都是日本人，台湾人只不过是基层劳工而已。
台湾人能发展的，最多只是地方性的交通和农产加工企业，如运输、仓库、碾米、磨粉等地方性的小企业。其他重要的企业；日本人都不让台湾人经营。在台北帝大，台湾籍教授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教授都是从日本聘请来的学者。因此，在学术上，台湾同胞并没有机会发展到足以领导台湾文化建设的地步，也不足以领导台湾的舆论。
台湾人民争取平等的努力
台湾人民争取平等的努力
台湾同胞力争身份和权利的平等，也曾经有过多次努力和抵抗。1913年罗福星领导的“苗栗事件”，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都失败了。后者又称“噍吧哖”之战，日本正规军镇压游击队，实行了集体大屠杀。除了这两次规模较大的民间起义之外，1930年， 原住民部落也有过“雾社事件”，日本军队用大炮和毒气，压制没有现代武器的原住民。
台湾人民努力争取应有的权利，除了武装起义，还通过议会政策的途径和舆论的鼓吹，以求获得比较公平的待遇。台湾文化协会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曾经想用请愿的方式，为台湾同胞取得参政的权利。他们也力图争取发行自己的报纸和刊物，甚至尝试组织政党，例如民众党，希望遵循现代各国民主运动的常规，争取参政的权利。20世纪20年代，台湾民权的请愿不下十五次，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日本终究没有赋予台湾人民合理的平等地位。
1911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了。大陆的革命运动，台湾同胞也曾经参与，如罗福星就曾经是孙中山革命党的党员，而且参与了广州起义。大陆的五四运动，也引起台湾的共鸣，像张我军①就曾经在台湾推行台湾的新文化运动，用汉语的白话文创作。
台湾人民和大陆的联系，其实不绝如缕，常有来往。大陆的著名人物，如改革和革命的领袖梁启超和孙中山，都访问过台湾，受到地方人士的热烈欢迎。台湾的一些精英人士，很多人在海峡两岸都有产业，来往居住。板桥林家在厦门有住宅，即著名的菽庄花园；林尔嘉②在福建投资了许多事业，是闽南有名的企业家。
也有些人回到大陆发展事业，张我军、黄朝琴、洪炎秋等，不胜枚举。连横则将独子连震东送回大陆，托人照顾，要儿子还是中国人。回大陆的台湾人，其实为数不少，他们常以闽南或客家祖籍为籍贯在大陆工作，这些人在台湾光复后回到台湾，被称为“半山”。
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控制，终于使得所有想要通过和平途径，争取台湾人政治平等权和文化自主权的努力，化为泡影。可是，当年争取台湾人权的运动，留下了种子。林献堂、蒋渭水……他们一脉相承，坚持为台湾老百姓争取民主权利。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这一系列运动，和本土的运动合流。这个留待下一讲再讨论。
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
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
五十年的日本统治，在后半段发动了“皇民化运动”，愿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台湾同胞，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只用日语。当局要求他们采用新的日本姓氏，放弃原来的中国姓名。“皇民”必须放弃中国祭祀祖先的仪式，皈依神社的神道教①。到太平洋战争时期，“皇民”家庭的人数，也不过是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七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需要台湾的人力支持，皇民化运动加速进行。1945年台湾光复，真正是“皇民”的台湾同胞人数，也不过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已。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之中，日本人不太敢用台湾人在大陆作战；如果用台湾兵，也只是分散在各个日本的作战单位之中。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就大量征用台湾人参军，最初担任辅助战士的台湾军夫，还不能算真正的日本军人，后来兵源越来越不够了，才将参军的台湾人纳入日军编制。台湾军夫和军人在南洋的表现，居然和日本人基本一样。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粮食不足，实行配给制度，台湾同胞能获得的配粮，只是在台日本人的一半，“皇民”可以得到介于日本人和台湾人之间的数量。这一粮食供应的差别，当然也使得许多台湾人愿意成为“皇民”，至少可以吃得饱一点。为了表现他们是“皇民”，他们往往比真正的日本人还要“日本人”。
许多台湾同胞，尤其是医生，被征调到中国的东北，为日本服务。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政权。在东北的台湾同胞，在地位上比日本人低，可是比东北人高。这些奇怪的现象，使台湾同胞自己也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哪种人了。《亚细亚的孤儿》这本书，正是说明这种上不得、下不得的尴尬局面。日本人不拿台湾人当日本人，而大陆人却以为台湾人是日本人，台湾人究竟是谁？在吴浊流笔下，台湾人是亚细亚的孤儿。这种尴尬的局面，反映于台湾今天的文化归属和认同上，依旧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台湾同胞群集在庙宇的广场上，听讲中国的古事、观赏民间的歌仔戏，欣赏中国文化之中悲欢离合的故事。民间娱乐经由南管、北管，怀念原乡的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下，还有一些台湾读书人组织诗社，借吟哦古诗，尽量保持中国的文字和语言。中文的“书房”③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地方。在日本推行普及教育之时，书房还是可以和学校教育互相补充的。这些努力都说明了，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的前半段，台湾同胞还在尽力维持中国文化的命脉传承。可是，今天，台湾已经离开日本六十年了，台湾同胞的“哈日”却成为一时风气，历史的吊诡，的确常常令人感慨兴叹。
太平洋战争的后期，台湾同胞有一部分在南洋作战，埋骨异乡，永远不能回家。许多年轻人被征调到日本去，参加日本的国防生产工作。甚至十五六岁的青年也被征发到日本，在日本的飞机工厂做工，补充日本的劳力不足。战争期间，美军轰炸台湾，台湾的铁路、公路、港口及各种工厂设施，都遭受严重的损害。当时，日本食粮不足，台湾同胞最多只能吃日本人配给食粮的一半。今天许多台湾的耆老，还能记得当年半饥饿的生活—这些都是悲剧！台湾无辜地被拉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台湾人民蒙受的灾害，和日本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没有被“原爆”①的蕈状云笼罩以外，台湾人民在战时深受的苦难，全是为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拖累的。
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五十年中，从好的方面讲，是日本为台湾带来一些近代文明；从坏的方面讲，屈辱与苦难多于幸福。到了台湾回归中国以后，台湾人又面临一次身份的模糊和角色的混淆。这是下一讲的故事了。
国民党『威权』统治台湾
国民党接收台湾初期的混乱
国民党接收台湾初期的混乱
1945年，八年抗战结束，日本向同盟国投降。根据四大同盟国的协议，日本应当归还所有侵占其他国家的领土。于是台、澎地区归还中国，台湾光复。但是，当时大陆全面的内战已经开始，国民党政府忙于大陆上的阋墙之争，也没有能力派遣足够的人力和军力，接收日本离去以后的台湾。陈仪遂因地利，奉命从福建接收台湾。
八年抗战期间，福建不在主要的战线上，日军只占领了福建几个主要城市，并没有占领全省。当时福建的管理情况是相当地方性的，中央政府在重庆，无法照顾到遥远的福建。陈仪在福建，俨然半独立，手上的资源也有限。他的军力是将各个地方性的团队和游击队，组编为一个军的番号建成的，其装备和训练都不够正规军的规格。
陈仪带着如此一支部队进入台湾，实在是不适当的选择。台湾同胞在被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之后，回归祖国，心里十分兴奋，大家一心以为，从此可以摆脱二等国民的身份，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华民国国民。当时全岛准备欢迎中华民国的国军，但是从码头上下来的，却是衣衫褴褛、装备粗劣、训练不足的一群军人。在台湾同胞印象中，日本皇军地位高、军容盛，两者相比，对中国军队的形象，陡然大失所望。
1945年到1948年之间，台湾非常混乱。陈仪本身奉命接收台湾，是因为他跟日本关系非常密切，即所谓“日本通”。他和中央的关系并不良好。居留台湾，中央鞭长莫及，他要求台湾一切都有特殊待遇，有自己的货币，有自己独立的行政权。他的政治理念，乃是在国共之间另辟蹊径，寻找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兼顾的方向。他的梦想，是使台湾在相当程度上隔离于中国本土的纷争，有机会实现他的理想。因此，他也拒绝中央派兵支持。于是，中央派来台湾的正规军，只有嘉义机场上的防卫部队和高雄的要塞部队。全台湾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其实非常单薄。幸而台湾同胞在日本统治下，长期以来已经训练了守法的习惯，一时之间，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国民党政权由失望到不满
对国民党政权由失望到不满
当时陈仪四周的权力结构，也非常混乱，有陈仪带来的福建省政府的班底，也有他从民社党（当时的一个小政党，成员都是知识分子，群众基础很小）邀请来的智囊团。当时国民党在台湾的组织，既有国民党的党部，也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党和团两方面也在较劲。陈仪手下，还有许多来自大陆的技术人员，他们奉命来台接替日本技术人员。这几拨人马互不相属，各有各的系统，也不知道怎么配合工作。甚至技术人员中，电力和电信属于电信系统，糖厂属于经济系统，整个行政团队都没有整合为可以运作的系统。再加上民间有一批从大陆回归乡里的台籍人士，即所谓的“半山”，他们有的是在大后方担任公务员和教职的台籍人士；另有一些却是在大陆沦陷时担任工作，甚至在战时实际地替日本工作的人。“半山”们离台已久，往往已没有当地的基业，回台以后，也要争取权力上的一席之地。这许多错综复杂的权力集团和个人，彼此斗争，争夺权力和资源。于是陈仪的统治不仅漫无头绪，而且内部矛盾重重。
在这种背景下，接收人员的贪污腐败，也无从防止。只要手上有一点点权力，就有机会假公济私，从日本离开后的空白中，捞取一些不当的利益。台湾同胞自然对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由失望而不满，由不满而愤怒。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1947年2月28日，爆发了“二二八事件”。这个不幸的事件，在台湾战后历史上，处处可见其造成的伤痕。“二二八事件”本身是个偶发事故：烟酒公卖局的纠察员，抓到了一个贩卖私烟的小贩。双方争执之中，四周聚集了围观的群众。纠察员面对大批群众的包围，情急之下，拔枪示威，不幸打死了一个旁观者。一桩偶发事故酿成巨祸：大批群众涌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包围抗议。公署的卫兵处理不善，开枪镇压，群众又有伤亡。于是，情势一发不可收拾，全省各地都有大批群众涌上街头示威，终于处处出现暴乱。街上的群众，见了不会闽南语的外省人，揪住就打。他们也侵入公家机关，殴打外省的职员。同时，暴乱也有另一面，许多外省籍人士得到台湾同胞的掩护。邻居、亲友、同事尽力将他们掩藏在自己家里，避免遭到街上暴乱群众的殴打。
这全省性的暴乱，究竟外省人死了多少？无法统计，保守的统计是数以千计的人无辜地被打死。这些暴乱的群众之中，大部分是从南洋回来的本省军夫。他们参加了日本军队，真的自以为是日本的“皇军”了。败兵遣回，他们在台湾没有职业，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看见新来接收的政权非常腐败，他们自是满腔愤怒，群起斗殴。乱事持续了几天，各地的本省士绅纷纷组织团体，维持地方安全，暂时让情势安定下来。他们也向陈仪和国民政府提出要求，让台湾高度自治，要求政府不再派外省人治理台湾。这些人的要求，实际上是相当理性和平的，也延续了日治时代他们不断提出参加议会政治的努力。陈仪向南京政府的报告，却是夸大其词，称暴动为“叛乱”。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内战，情势十分紧张，听了陈仪的报告也信以为真：台湾发生了叛乱。于是，国民政府派军队镇压。
在镇压部队来以前，台湾也已经有几支自己组织起来的军队，其中有两支主要部队：一支是在嘉义附近，由日共系统分出来的台共谢雪红，组织了她平时就熟识的左倾青年，从警察局夺取枪械，与嘉义飞机场的守卫部队作战。他们也盼望日月潭等处的山地原住民下来增援，但是，原住民并没有下山支持。这支部队持续了相当长久的战斗，最后在埔里解散。另外一支为在高雄聚集的群众，也是以回台军夫为主要成分，占据高雄中学及附近的据点，和高雄要塞司令部的部队对峙。其他地方实际上并无有组织的行动，无非街上的暴民群起扰乱。
“二二八事件”对台湾造成的伤害
“二二八事件”对台湾造成的伤害
镇压的部队到达后，从基隆、高雄两地登岸。来的部队不会讲闽南语，沿路军车行进时，警告路旁的群众待在原地，不要跑到路边。但是这种扩音机的国语警告，台湾农夫听不懂，反而往公路上奔跑。于是，行军中的部队开始射击，也造成相当的伤亡。
到混乱逐渐平息，不再有大规模的动乱时，台湾地方当局开始肃清“乱民”。清理之举，往往严苛；又加上有些人公报私仇，趁乱报怨、告密。有人开了名单，送交台湾地方政府。也有人冒充军警，私自绑架，杀害无辜。各个特务和军警单位的工作范围也不明确，各自为政，逮捕他们以为是乱民的人物。在极为混乱的状态下，受到损害最大的是各地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地方精英，他们被陈仪当作是叛乱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数百位台湾地方精英无辜被害，有的失踪，有的被捕。这些台湾各地精英的牺牲，是“二二八事件”对台湾造成的最大伤害。
“二二八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到今天还没定论，说多的，多到三五万；说少的，少到一两千人。受害者之中，其实也应当包括在街上被殴打致死的内地人士，但一般的统计，却没有将他们列入。台湾解除戒严以后，20世纪90年代曾经由政府设立专门单位，接收受难同胞的申请赔偿。二十年来，申请的人数也就两千多人。但是许多台湾同胞并不认为这个数字准确，一般人认为，应当还有更多没申报的受害人。
我们今天不必斤斤计较于死伤了多少人，一个人死亡就不能回生，牺牲一个无辜的人士，就是不可饶恕的伤害。但是，也不能够将整个的规模，夸张成原来可能发生的许多倍。“二二八”的伤痕，到今天都没法愈合。
威权政治的阴影
威权政治的阴影
1946年底，中华民国的宪法通过了，中华民国从所谓的“训政时期”进入“宪政时期”。但是，国共斗争，国民党中央政府已经失败。第二年，代理总统李宗仁逃往美国，原本已经宣告下野的总统蒋中正，在台湾复行视事。1949年以后，国民党能够治理的疆域，就剩下一个新回归的省份台湾。这一段历史牵动的种种矛盾，六十年来无法适当地解决。
下面关于台湾的故事，我们应当分成两讲来讨论：第一讲是1949年、1950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改革开放；第二讲是台湾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经济和进行民主化的过程。
从1949年开始到解严为止，台湾的政治结构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安排。一方面，蒋氏政权必须要依靠大陆上选出来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以不断延长“万年国会”的方式，维持其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要以戡乱时期的非常条例，以威权体制，维持政权的稳定。一方面，它要排除台湾本身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大陆渗透台湾，在台湾内部造成颠覆。在威权体制之下，军警和特务的权力是极大的，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只需经过军法和戒严时期的法律条例，他们就可以拘捕所谓的“可疑人物”。
在这一段“白色恐怖”的时期，威权的阴影笼罩着所有地方。威权时期，虽然大陆来台人士和台湾本地人士都有人受害，但前者可能比后者面临更多的伤害。所谓政治犯，很大一部分是蒋氏军警认为靠不住的分子，他们被称为“异议分子”，其中以外省知识分子为多。甚至，有些人仅是因为有共产党嫌疑，或亲友有共产党嫌疑，就被逮捕。台湾同胞之中有本土意识的，则被称为“分裂分子”，往往也会受到迫害，因为台湾本身的“独立运动”或“本土化运动”，都会威胁到蒋中正带来的国民党政府体制的合法性。
二十五年之久，威权政治虽然有逐渐减弱的趋向，但其阴影却从未消失。遭受厄运的人，往往不经法律程序，就被情治单位拘捕，有些人从此被长期监禁，有些人丧失性命。那一段时期，以我所见所闻，著名的冤狱有雷震、孙立人、柏杨、余登发等人，都是因莫须有的罪名，失去自由。大多数蒙冤受害者，可能因为言辞不慎，或者被人诬告，或者因为亲友犯了事无故被牵连。甚至，只因为参加一些社团，如学校中的合唱团、读书会，就被当作可疑分子。绿岛(火烧岛)拘留的人犯，大多是如此无辜蒙难的。二十五年来，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为数也以千计。
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第一步
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第一步
台湾光复后，当局推行“国语运动”，原来的构想并无恶意，结果却在无意中造成台湾本土观念对中国认同的文化抵拒。陈仪接收台湾以后，有一批所谓“半山”致力于推动“国语运动”。他们的本意，是认为台湾族群之间有方言的隔阂，应有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普通话作为日常语言。但推行“国语运动”，又和日本殖民时代推行日语（当时也称为“国语”）有些类似，勾起台湾同胞当初被迫使用日语的痛苦回忆。
推行“国语运动”在台湾基本上非常成功，今天几乎每一个台湾同胞都会说普通话，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不断引发台湾同胞的愤怒，因为他们必须要放弃母语，学习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本来用意不恶的政策，因操之过急，以致台湾人在公众场合，有不能开口的窘态。这种心理上造成的伤害，并不比威权体制本身造成的伤害少。
政治体制方面，既然已经实行宪政，台湾也必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1947年，台湾已经选出“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台湾开始选举乡镇和县市民意代表，慢慢推广到选举省议会、县市长。这些工作在日治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日治时期，台湾的同胞至少发起过十五次请愿，要求台湾开展民主化和自治的选举活动，十五次都不能得到日本政府的响应，而在威权制度之下，台湾居然开展了地方性的选举。
这种地方性选举，却也有它的后遗症。威权体制下的选举，不会公平公开；党政合一的政治文化，一定是国民党完全控制地方。不仅选举过程有瑕疵，而且选出来的一定是地方豪强，以及愿意和国民党政权合作的人士。这样的地方选举，使得此后的台湾民主化进程，经常会受地方派系干扰。在威权时代，虽然完整的民主体制并不能顺利实行，但比起日治时代，至少是跨进了一大步。“立法委员”的选举和“国民大会”的选举，使台湾若干精英进入民意机构；县市长的选举，也确实使许多当年向日本要求民主化的台湾人士，能够通过地方选举得到一定的位置。这些民主化的种子，要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能逐渐生根发芽。
台湾农业的发展与调整
台湾农业的发展与调整
台湾回归祖国以后的二十几年中，经济的发展，最值得注意的，乃是农村产权结构和农业发展水平有了一次同步的改变。这一次整盘的调整，由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开始。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局实行“三七五减租”政策。占农业人口中最大部分的佃农，按照习惯，需向地主缴纳50%的收获所得，作为租地的租金，“三七五减租”政策实施后，佃农只需缴纳37.5%的所得，租金减了四分之一。紧接着，又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将日本留下的产业股权，分配给地主，补偿地主，换取土地的所有权；领耕地的佃户，则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承购他们正在耕种的田地，成为自耕农。
同时，当局通过“农复会”的工作，给予农民技术上的协助：辅导农民，获得育种、施肥和耕种技术，也推广使用化肥和杀虫剂。日治时代已经有过第一波农业革命，经过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农复会的工作，台湾农业又有一次跃进，农业产量和农户收入都有大幅增长。台湾不仅走出了太平洋战争以来粮食不足的困境，而且果、蔬、蔗糖等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使农村的收入提高很多。
配合农村收入的增加，农复会也在农村有系统地整理水会、农会和信用组合，使农民在融资和储蓄方面都有适当的途径，不必再像过去一样借高利贷。
到了60年代，台湾基本上已有相当繁荣的农业经济，农户的购买力大了，消费的需求也相应地提高了。经过官方的计划和补助，有许多新的轻工业，在台湾满足了日常市场的需求。经济逐渐扩张，内销市场培养了更大的生产能力；紧接着，台湾开始有能力将工业产品外销，换取外汇，增加台湾本身的财富。
这一农业结构的多重改变，将台湾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社会，由类封建的阶段转变到个体小农的自主阶段，自给自足之外，还可以进行农业以外的经济行为，成为市场趋向的农业。
农村本身的社会结构，也因教育的普及得到巨大的改变。在60年代，一般的教育已经从六年提升到九年。教育的底盘扩大，更上一层，台湾也增加了各种大专院校。日治时代，台湾只有台北帝大，到了70年代，几乎每一个县市都有公私院校，使台湾的整体教育水平大幅度地提升了。
来台的大陆精英帮助台湾发展
来台的大陆精英帮助台湾发展
回头来看，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台湾走过了一段相当独特的历程。这是历史的吊诡：假如没有威权体制，地主们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的土地；假如这个政权是在台湾本地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台湾的精英，也就是本来高高在上的社会上层，未必会注意到如何提升基层农民的生活。为了政权的稳定，在财政实际十分拮据的状态下，当局既要顾全军事，又要顾全台湾的建设以博取人心。威权政治当然不可取：政治不民主，生活无自由；但在经济方面，却因为官方权力的集中，可以强力地改变原来的社会结构，重新分配资源。
台湾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个特殊条件：当局的工作人员和社会的上层之中，有不少人才是从大陆撤退来台的。他们是来自城市的文化、科技和学术精英，其总数大概不及当时大陆整体精英的十分之一。但这十分之一的精英，融入一个人口相当于大陆百分之一的台湾，其发挥的作用，就和当年集中在宁、沪、平、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这些人贡献一切，帮助台湾进行各方面的发展。由于他们和本地精英的共同努力，使得威权体制之下，台湾在文化、学术以及经济发展各个方面，都有可观的进展。也是这些人，训练了台湾本土的青年，使台湾能够具有日治时代从来没有的高教育人口。
在这种背景之下，此后四分之一世纪，台湾才能逐步走向改革开放，逐步推动本土化。到了第三个四分之一世纪的时代，来台的大陆精英，实际上已经逐渐隐入历史。他们的接班者，是在台湾成长的新一代。那些新的一代已经不能再划分为大陆人或台湾人，他们努力在台湾进行改革，将威权政治开放，使台湾走向民主化。台湾和大陆隔绝了数十年，台湾在小环境之内，虽然经历威权的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但居然能不断地进步和发展—这是台湾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不是历史的偶然。
走向政治民主、经济腾飞的新时代
台湾应对新时期的政治结构调整
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来台湾，到20世纪70年代，二十年之间，世界局势不断变化。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和台湾关系密切；朝鲜战争结束，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方兴未艾。那时，台湾并不处在两个阵容冲突的焦点，而且大陆内部风风雨雨，经历了许多起起伏伏的运动，一时顾不到台湾，于是台湾有了一段喘息的时间。台湾本身呢，蒋介石那一代人重返大陆的希望，后来逐渐成了遥不可及的美梦。于是，海峡两岸基本上处于一个对峙而不冲突的局面。我的盼望是：璧合之前须有珠联，镜圆之时还待金镶；其间必有一段过程，一段秉承善意和理性、彼此相处的过程。
台湾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逐渐进行内部调整，以适应在台久居的形势。二十年来，蒋介石自己和选他出来的民意代表、“国民大会”以及监督“行政院”的“立法委员”们都垂垂老去。原有的机制很难维持“法统”的长存，无穷的“国祚”不能依靠有限的人寿继续下去。
有关法律规定，地方各级的民意代表和县市长，也要经过民选产生。二十年来，在这一制度下，台湾人民已经熟悉如何遵守民主选举的规则，选出自己的民意代表和地方首长。台湾经历这个过程，获得的经验是复杂的：一方面，台湾延续了长期以来地方豪强的影响力，以及族群彼此间的分野；选举因此往往不是凭借着政见，而是凭借着归属和认同，以及地方利益的划分，这一民主基础其实并不理想。另一方面，民众对选举程序已经很娴熟，新一代的民众已知道应该如何摆脱过去的习惯，用理念作为选举的诉求。而且，在这一段国民党一党执政的时期，还是有一些国民党以外的候选人，经过民选而踏入政治领域。例如，台北市的市长高玉树和国民党并无渊源，也能高票当选。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市政专家，今天台北市的很多建设，在他的时代已经有所规划和实现。
在民意代表方面，当局采取了一个过渡的办法：大陆时代选出的民意代表固然留任，以维持“法统”；台湾地区本身则按照人口比例，根据规定，定期选出应有的代表。这是所谓“增、补选”条款，逐渐调整原有的民意机构成分。台湾地区新当选的民意代表之中，国民党支持一些候选人，包括地方有名望人士，也包括国民党的党工。这些人挟国民党的优势和资源，当然有较多机会当选。还有一些是本省长期参与民主运动的地方领袖，也颇有人当选了。当时的民意代表，如，郭雨新、许世贤等，这些人当选为“立法委员”，在国民党心目中是大出意外；既然已成事实，这些人的影响逐渐增高。而且，他们的当选鼓励了台湾的有志之士，通过民主选举的渠道进入政治领域，发挥应有的影响力。经过新陈代谢，经过增、补选举产生的当地代表，民意机构的成员比率，终于占议会的大多数，改变了原来“万年国会”的结构。
民主运动的兴起
日治时代，台湾的民主运动其实已经开始，林献堂等人，如上一讲所说，经过十余次的请愿，希望日本政府赋予台湾百姓民选代表的权利。他们的请愿没有成功，这批争取台湾民权的地方领袖，此时为争取民权，重新努力。不久，林献堂去了日本，不再回台湾。郭雨新、李万居等人还继续为台湾人民争取民主的权利。因此，台湾民间已有一股蓄势待发的力量，经过不同的途径，为台湾人民争取民主的权利。
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民党政权的结构逐渐改变。蒋介石老了，国民党的上一代人物也都老了。蒋经国随侍乃父，身在权力中心，成为蒋介石最信任的左右手。
他的职务由“政战首长”晋升为“国防部长”，然后又转往经建会，升任“行政院”副院长，辅佐严家淦。他已经掌握了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实权。1975年，蒋介石去世，严家淦接任，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院长，握有行政大权。1978年，他接替严家淦，直到1988年去世，他主导台湾发展，因应内外变化，也有二十余年之久。在蒋经国任期的后半段，也就是他权力巅峰的时代，台湾内部最重要的改变，乃是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讨论台湾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也都必须从经济结构改变的角度，才能理解相应的关系。
60年代以后，台湾已经有一批人士投入民主活动。他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大陆来台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从大陆时代开始，就深信人民参政的权利是民权的一部分。在大陆，他们也已经对国民党威权体制有深切的不满。另一类，就是在台湾成长，延续日治时代民主运动的人士，也可说是本土民主运动的第二代。这两股力量本来是各走各的路。前者—大陆来台的知识分子，如上讲已经说过，以雷震和殷海光①等人办的《自由中国》为最重要的舆论园地。后来政府压制，封了杂志，雷震入狱，但这些民主的诉求并没因此死亡，在新闻界和学术界，民主诉求的声音仍旧不断出现。这批人基本上都是大陆来台人士，或台湾成长的青年学生。台湾本土民主运动的推动者，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时期以后，还没有立刻冒出头来，只在群众之间默默地活动。可是，新一代的政治活动者已经在成长了。
到了60年代晚期、70年代初期，这两股力量，也就是大陆来台的青年人和本地成长的民主运动者逐渐合流。大学师生合力办的一些杂志，《台大青年》、《大学杂志》、《文星》等在各处流传。台湾经济开始成长，有了市场需要，两家民营报纸—《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成长为主要的新闻媒体，并逐渐发展为公众舆论的论坛。海外和台湾的学者们在这些报刊上时时发表论文。
1969年，康宁祥当选为台北市议员；1972年，再由台北市议员当选为“立法委员”。这应当是新一波民主运动的初试啼声。有许多不在国民党之内的政治活动人物逐渐结合，被称为“党外”，俨然是一个不具名的政治团体。当时，大陆来台的外省青年人大多在言论方面，努力鼓吹民主化；本地成长的运动者，则有不少投身实际的地方政治活动。在这一基础上，孕育了十几年后，才出现了民进党。台湾的政治结构是在默默之中逐渐转变的。
蒋经国开启民主政治革新之旅
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国际地位陡然变化。二十余年来，台湾仍能保持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因为基辛格的工作，大陆取代台湾，获得了联合国的代表权。同时，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引发了海外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海外华侨尤其是知识分子，转变了认同方向，承认大陆代表中国。这些转变对台湾的存在，的确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台湾的执政当局不能再依靠联合国席位或“法统”的延续，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蒋经国清楚地认识到，台湾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建立在人民的拥护上，发展自身，自求多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