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省人争取民主，要求“当家做主”的意愿已不是国民党可以压制的了。大陆来台的学者和青年们，绝大多数也投入了为台湾争取民主的活动中。于是，国民党政府必须致力于疏散民怨—逐步开放选举，就是一种疏散民怨的方式。这一态度和政策的转变，为台湾换得二十年的渐进蜕变，也正是在疏散压力的过程中，台湾在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可以和缓地有所作为。
在政权的基本性质方面，蒋经国着力之处，是改变军队的归属。台湾现代的军队，不仅装备上，更重要的是在组织上得到美国的援助，得以不断改进。数十年的内战，将领拥兵自重。在蒋经国执掌军权的时代，军队逐渐从国民党手中转移到台湾地方政府手中。又实行普遍征兵制，征来的青年经过军训，组成军队的基层，将领不能再拥有军队。蒋经国也重组情治单位，将情治单位统一，成为安全系统下面的调查局和军调局。通过这些努力，一方面是蒋经国利用这些渠道，掌握了主导权；另一方面，军队和情治机关正常化，归属当局，而不再属于领袖或政党。这一系列的改革，使得任何执政者都不能再倚仗枪杆和警棒紧握政权。
“十大建设”引领经济腾飞
快要进入70年代，台湾的经济固然已经有所好转（如上讲所述，耕者有其田和轻工业的发展，让台湾已经有将内销市场转变为外销的可能），但是力量还是相当薄弱。当时居民收入不过几千美金而已，政府仰赖外援，自己的库存并不丰厚。传闻说，蒋介石从大陆带来几吨黄金，几吨黄金的总值也就不过数亿美金。这一数字如果属实，早就在1950年开始的五六年中，在别无其他财源时便已花费殆尽。1957年，我将要赴美留学的时候，陈诚曾经对留学生有坦白的讲演，他告诉我们：“政府手上只有三千两沙金。”用今天的价码来换算，也就几十万美金而已。台湾必须要寻求出路，打破困境，培养自己的实力。
70年代初期，蒋经国开始直接主持经建会。从他任经建会的主委开始，一直到严家淦任“行政院”院长时代，他都致力于台湾的基础建设。也许因为蒋经国长期和政府中的技术官僚接触，如农复会、电力公司等机构的工作人员，他逐渐了解到，这些人的做法，和传统的党官僚、军人及情治人员完全不同。技术官僚是理性的、务实的，善于多方考虑和处理问题。于是，他用了一批从大陆带来的技术官僚，包括孙运璿、费骅、陶声洋、李国鼎、蒋彦士等人。严家淦是他的上司，本身就是一个很能干的技术官僚。这批人共同创造了台湾经济发展的业绩。
70年代初期，蒋经国的注意力在于经济发展。第一步，次第推行“十大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配套措施，包括：修建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改进港口和机场，增加新的能源，如水电、核能等，作为未来开展工业建设和对外贸易的准备。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80年代，台湾的经济发展遵循几个阶段，逐步进行。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以产业结构而论，从农产品加工过渡到日用品的外销，然后从日用品的外销进入一般电器器材的外销。70年代，台湾开始注重大规模的纺织工业建设，成立了“纺拓会”，作为民间业者和政府的联络单位。纺织工业的推广，也连带推广了石化、塑料业。这一发展，造就了一大群能干的企业家，建构了许多新企业。为了推广石化工业，政府实施鼓励民间企业发展的措施，如五年免税，又如给予优先权利去划定工业区等。王永庆的台塑利用这些措施，取得极大的发展优势。运输和交通事业方面，公营的招商局和华航都转变为民营。相应的，民间的长荣企业集团在海运和航空方面，也都迅速地发展。这些项目的开展，使台湾的对外贸易获得了一定的优势。
从石化工业升级到信息业，同样的，相关部门也成立了资策会，推动台湾的信息工业，帮助民间企业从海外取得专利，标下订单，取得原料，并提供种种相关的服务。为了和新起的工业配套，成立了新竹园区和其他比较小的园区。在园区之内，高科技的工厂可以得到很多方便。这一切产业升级措施和配套措施，使台湾终于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很快就在塑料业和信息业上，成绩亮丽，占了国际市场上重要的地位。
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台湾的外汇储备非常丰沛。下一步，本来应是建立科技自主地位。照孙运璿先生的构想，在信息业方面要推动大规模集成电路，以具备具体的实力，开展信息工业的高科技创新的能力。不幸他自己中风致残，于是，这部分的领导工作就由李国鼎接下了。信息工业发展后来依然顺利，成绩斐然。著名的成功案例，包括施振荣的Acer、华硕的笔记本电脑。台湾的计算机主板及汽车内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几乎占了全球大部分市场。
原来的构想是在信息工业以后，进一步开拓，升级到前途远大的高新产业：纳米工业、光学产品和生物技术产品。但这三方面的升级，在蒋经国去世、孙运璿中风以后，到李登辉手上，却并没有继续推动。以至于到今天，台湾的产业结构还停留在信息工业的阶段，而且越来越倾向于替世界各处的信息硬件代工，很少自己发展全套装置，更没有进一步发展自己创新的产品。在各个零配件的生产上，台湾的成绩固然有目共睹，但在整体上，台湾生产能力强大，却缺少自己开发的创新产品。
于是，台湾的产业从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似乎就走到了巅峰，从此停留在“高原”，只能凭借生产实力，和大陆的市场配套。互动之际，有了上、下游分工的取向：台湾的零配件在大陆装配，或者大陆的零配件到台湾来装配。这种合作的趋向，固然使台湾的企业界有利可图，但在整体经济结构上，台湾却必须依赖大陆的企业。
蒋经国在任时，台湾社会因为经济发展也发生了实质的转变，都市化现象非常显著。大量人口集中到都市，农村人口相对减少。台湾幅员不大，城市与城市间连接起来非常容易，于是，台湾基本上成为一个连接的大都会区，农村反而成为都会区之间的口袋。这一特殊趋向引导了大家的职业选择。各式各样的服务业吸引了大量劳力，就业比例显著超过其他行业。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都会区人口的知识程度提高。南北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异：南方的都会现象不如北方彻底，南方的都会呈现农村与都会混合的形态。台湾南部的农村取向和北部的都会取向，形成强烈的对比：工业集中在北部，南部除了高雄有一个港口和石化工业外，其他工业并不发达。南部的农村收入不易提高，南部和北部的生活条件有巨大的差异，使得南部居民感到委屈。这一趋向，在后来台湾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一份杂志催生一个民进党
台湾的政治，在蒋经国时期有显著的发展。诚如前一讲所述，到了蒋介石晚期，不得不对“万年国会”的怪现象有所矫正。台湾的民选，从地方民意代表和地方行政首长选举，逐步扩展到全面的选举。在蒋经国晚期，民进党的出现，就是由于屡次地方选举积累了巨大的能量。民进党是旧日所谓“党外”的联合，在反对党没有顺利成立政党时，许多参选的政治人物必须以“党外”的身份，个人与个人之间互相支持。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两次相当严重的暴力冲突：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一次是1979年高雄的“桥头事件”。
这两次事件，都和《美丽岛》杂志有相当大的关系。《美丽岛》乃是“党外”的杂志，继承了日本殖民时代要求民主化的传统。“党外”在不同阶段发行了不同刊物，鼓吹他们的理念。国民党的保守分子和情治人员认为，这明显是向国民党的威权挑战。所以，国民党的情治人员，对这些“党外”的杂志有一定的压制。压力越大，反抗越大，民主运动的刊物屡禁不绝，一个被禁了，接着就出现另一个。《美丽岛》是最后出现的一个大型刊物，在台湾的民主运动过程中，《美丽岛》的出现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在舆论上，《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民间报纸的崛起，乘经济发展的潮流，拥有大量的广告收入，足以支撑大篇幅的日报和晚报，刊登许多不同的政治理论和文学作品，民间言论不拘一格。这两大报纸，再加上一份销路比较弱小的本土报《自立晚报》，在台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开启了公众舆论的广大空间。推动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借用公众论坛，讨论各式各样的问题。除了文字的讨论，这几家报刊也举办了许多讨论会和演讲会。
民间舆论影响力的强大，和民主运动的活动相辅相成，使台湾的民主变成不可抵御的潮流。在“中坜事件”中，情治人员利用宪警，用棍棒打击群众。但是在“高雄事件”发生的时候，军警就奉命不可动手，情势竟倒过来了。当局不敢过分使用暴力的形式，实际上是由于舆论的督促和谴责，当局才不能不有所顾忌。
1986年，“党外”人士在圆山饭店举行集会，原初并没有计划立刻组成政党，只是讨论有关推举参选候选人的相关问题。后来，在会议之中，朱高正提出：何不今天就成立政党？于是民进党就在仓促之中诞生了。情治人员想要在这个时候加以干涉，但蒋经国不许他们行动。两三天以后，既然没有反对，大势已然，民进党俨然就成立了。当时有些法律专家正在建议当局通过政党法，然而，反对党的出现，哪有经过法律成立的？都是运动成立，或是形势的需求出现的结合。民进党的成立正是反映了这一现象。一个真正代表一部分百姓民意的政党，就不需要执政的政府赋予“合法”外衣。民进党成立，使台湾终于有了两党政治：一个在朝的国民党和一个在野的民进党。
蒋经国在1988年故世。最后一段岁月，他颁布了两个重要措施：一个是宣布戒严法结束；另一个，允许来台老兵回大陆探亲。这两个措施都有长远的影响：老兵回乡探亲，终于打开了两岸的互动。今天， 两岸之间的互动，已经提升到相当顺畅的程度。结束戒严法条例，则扫除了所有拦阻宪政实施的障碍。蒋经国自己公开宣告：“蒋家不再有人从事政治活动。”不同于其他威权政治的领导者将权力作为家族特权，蒋经国不许再有权力传代。
台湾本土文学的繁荣
在文化方面，70年代中期，台湾文学的本土化现象已经出现了。这一现象，至今还在延续不断，继长增高。文化本土化的第一批成果，是黄春明等人将台湾本土的日常生活和心态，以长短篇小说呈现于世。这个潮流迅速扩大，蔚成风气。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有将近二十年之久，台湾文学都只是大陆文学的延伸。本土的文化工作者经过学校的中文教育，在公共报刊的影响下，使用中文已没有困难。另一方面，日本文学留下的影响和日治时代台湾作家杨逵①、赖和②等人开创的传统，在本土化的文学内显然可见。本土文学发展过程中，也有人尝试用本土方言作为文字工具，然而，并没有取得十分可观的成绩。同样，本土的艺术、手工业，甚至宗教活动，都成为党外运动者掌握的重要工具。
然而，汉文化毕竟是台湾文化的本源，其涵化的深度，还是远远超过日本或西方文化的影响。以文学的范围为例，日文虽是日治时代的官方语文，但台湾作家能够在日文文学圈占一席之地者，终究为数不多。1949年以后，中文恢复其主要语文工具的地位，经过一代的教育和日常使用，台湾作家不论是本地出生，还是外省人后裔，都有机会施展才能，发表著作。数十年来，早期的作家中，原籍台湾作家的比例已经超过来自大陆的。尤其是60年代到70年代，一批青年作家成为新一代的创作群，如余光中、杨牧、郑愁予、白先勇、施叔青、朱天心等人，创造了亮丽的成绩，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堪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文文学开花结果的阶段。这一现象，讨论台湾文化发展或者中国文化发展时，都必须大书一笔。
中文与今天台湾的文化现象，呈现本土化和延续中国文化的轨迹，这两条轨道之间既有互动，也有对抗，纠缠难解，却是谁也不能离开谁。
李登辉重政治权力轻经济发展
蒋经国在1988年逝世，他的任期还没结束，就由李登辉接任大位。李登辉执政两届，主掌台湾的政治和文化十余年之久。在他手上，台湾在政治上完成了民主化的政党轮替，全面选举代替了间接选举。这些都是李登辉在贯彻民主化上值得称道的成就。在政党轮替的过程中，国民党本身改变体制，不再是一个独占政权的政治团体。国民党内部的成分也因为世代转换，逐渐从民间吸收，不再是大陆来的人，而是大量的本地人才。民进党也一样，因为有合法的身份，自然得以迅速成长。尤其在南部，民进党的领导地位已经不可动摇。相对而言，国民党在北部都会拥有相当的优势。
如前面所说，经济和文化发展趋向有极大的关联。在李登辉执政时期，台湾的产业并没有得到升级的机会。直到最近三五年来，才有起于民间和学术界的努力，打算产业升级，但为时已晚，其他新兴工业国家，如韩国，已经超越台湾。台湾已经从“四小龙”的头掉到尾，更不能和崛起的大陆实力相比。
这是因为李登辉的注意力全放在操弄政治权力上，不顾经济的发展。李氏执政后，经济的发展几乎全靠民间企业界的自动运作，民间力量已经大于官方。可是，个别企业各自为战，不仅力量不能集中，更可能彼此抵消。企业界最可能的选择，乃是守住原来的事业，不敢冒险开拓新产业。于是，台湾产业创新升级至今未能迈开脚步。而且，两岸之间关系的密切，经过外销和国际经济挂钩，当然是一日千里，今日台湾的经济已经完全卷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内。
今天，因为民间卷入全球新的大结构之内，自己能够运作的空间也比较受限制，台湾单独提升产业结构，已经不易措手。台湾的都市化导致土地迅速增值，经济出现泡沫性的虚胖，一时也难纠正。这是全球处处可见的通病，只是台湾经济体不大，一旦崩溃，恐怕难以自救。
李登辉宣称，要帮助反对党，“给他们一点奶水喝”。他以在任的国民党领导人身份，给予民进党显著的帮助。在2000年，终于出现了第一个民进党的地方政权，陈水扁当选为台湾地方领导人。这个转变过程并不很平顺，包括2004年“三一九”①的子弹。2004年的选举，也有一些纠纷；2008年的选举，就比较和平；2012年的选举，过程平顺，没有冲突。这两次政党轮替，台湾的民主政治应该已经走上常轨。
被“族群分野”牵制的台湾民主政治
令人遗憾的是，台湾的政治结构缺乏适当的制衡机制。立法单位以独立的民意代表为基础，可以抗衡行政当局，可以藐视行政权；行政权在立法权的节制之下，其工作效率大受影响。许多建设，甚至日常行政工作，往往不能顺畅推行。无论哪个政党执政，行政权受立法权的节制都非常明显。民意代表们的素质，依旧不能脱离台湾历史上方言族群和区域社群对于人民投票取向的影响力。在都会地区，由于居住点的分散和混合，这种传统群体的约束比较淡薄，个人的自主性较大。南部的情形就不同了，既定的身份认同具有相当强大的约束力，个别选民的自主性往往不彰。
台湾民主发展过程中，民意代表和地方首长选举时，族群的分野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族群分野牵涉的是情绪，也牵涉因为自己先天既定身份的预设立场。这一因素干扰民主选举下个人自由权的运用。这是身份认同与归属的心理因素，选民会忽略理念和政策的抉择。这一特点使台湾的两党政治，无法依据议题和政策选择自己认可的政党。
今天，台湾没有注重社会福利的政党，也没有注重个人自由的政党；政党的对峙，乃是以大陆取向和本土取向作为楚河汉界。这种形态的民主政治，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过，北爱尔兰就是一个例子。北爱尔兰的民主政治，两百年来总受族群分野的限制，不能摆脱冲突和暴乱。在这方面，台湾的民主化如果不能有所突破，两党之间就难有理性的竞争，正常的施政也难以推行。
台湾的今天和未来，最重要的课题，当然是两岸间的关系。国民党拿台湾当作大陆的延长，这一论述，很多本土论者不愿意接受。
两岸关系中，尤其必须考虑台湾在全球经济系统之中的地位。目前，全球经济都在衰败之中。台湾是一座小岛，在全球产业结构上，台湾占的比例不大，今天台湾单独提升产业结构，已经不易成功。台湾必须与大陆挂钩，大陆庞大的经济体，和台湾精致的经济体配合，形成一个可以自救自存的单位，是否因此可以不受全球衰退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大家需要考虑的课题。台湾的未来无法预设，事在人为，许多事情都需要大家放开偏见、丢下包袱，以理性考虑，走向一个比较合理的未来。
积患重重，当共建世界新文明
台湾的骄傲
以上六讲谈到台湾的历史发展，也谈到台湾目前的情况。四百年来，台湾这一座荒芜小岛，一批一批的移民，前赴后继，终于成就了今天的情况。四百年来，中间还包括被日本占领的五十年，为人奴役，却也获得许多发展的经验。战后，台湾回归祖国，太平洋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还没有收拾干净，内战又起，台湾也经历了六七十年的艰苦岁月。
凡此种种，以台湾现在的资源和并不安定的环境，居然能够熬过重重的难关，成为今天世人称为东方相当成功的地区。这一成绩得之不易，多少代胼手胝足、焦思苦虑、勤勤恳恳，才有此结果。在台湾的人因此不无自豪，外面的人对台湾也颇有赞誉。回头看看，虽然有可喜的成就，但是也有许多没有完全做到的遗憾。这一讲就是反思台湾几十年来的发展，一方面对台湾是激励，是自我的鞭策；另一方面，对大陆而言，台湾的成功与失败，又何尝不是值得参考的借鉴？
台湾最足以自豪的，当然是经济的发展。自从20世纪50年代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以后，台湾从农业社会一步步转化成为工业社会。今天在国际贸易上，台湾累积了大量的外汇，在东亚号为富裕地区。台湾生产的信息科技原配件，几乎满足了全世界信息工业的需求。甚至有人说，世界上大部分汽车内部的小计算机，大概都是台湾工厂生产的。
经济发展错失的机遇
回头看看，信息工业的发展，是台湾阶段化发展的一步，这一步已经维持了将近二十年。当年在蒋经国执政的晚期，原来计划是要有一定的发展程序，一步一步升级台湾的产业结构，前面已经谈过。但是发展到信息工业和石化工业，下面一步并没有再走下去。据我所知，原来的时间表上，石化工业和信息工业以后，还要发展微型产品（纳米）和生化科技。可是，至今生化科技还没有真正地扎根，更谈不到成长，微型产品更是落在已经有成就的其他地区之后。如果再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台湾的产业终究会渐渐沦为夕阳产业。
今天石化工业对台湾的居住和生态环境，都有极大的负面冲击。实际上，不应该再继续发展了。信息工业长期停留在代工阶段，没有发展自己的品牌，也没有出现从头到尾可以自己生产的产品。回顾当年比台湾起步略晚的韩国，他们有自己品牌的汽车，有自己品牌的计算机，有自己品牌的电视机。韩国的生产是全面的，从头到尾是一贯的作业。本来工业基础比台湾好的日本，当然更占优势，日本品牌的汽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近几年来台湾信息工业能够获利，有一部分原因是很多生产程序移到大陆，利用大陆廉价的劳工和非常优厚的土地、用水条件，使得台湾的工业能获得优势，在世界的竞争中得利。但这种形势不能保持长久不变。第一，大陆的生产成本上涨；第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廉价劳力正在慢慢兴起，这些都是使人担心的。实际上，2012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除了几个大的企业如鸿海和广达以外，其他的厂家业绩并不理想。台湾的经济成长不仅迟缓，而且很快就可能走向负面。
在蒋经国执政的晚期，他曾经有一个构想，要让台湾发展成东亚地区的营运中心。所谓营运中心，就是包括物流的运输、仓储和金融的调度、储备等整套业务。连战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曾经大力推动这一计划。但是1989年后，李登辉对大陆怀有极大的戒心，采取了“戒急用忍”的方针。这样一来，台湾成为东亚营运中心的时机就错过了，上海、新加坡和香港都在这营运中心的角色上各有地盘，台湾已经没有可以插足的余地。
巨大的经济隐患
台湾的经济，正如世界其他资本市场一样，面临泡沫化的危机。最大的危机，就是房地产的泡沫化。房地产恶性增值，不断扩张其占有的规模，也不断刺激了市场的需求。台湾房地产市场能够如此诱人，乃是因为台湾快速的城市化，使得许多城市，尤其是台北市及其周围，吸引了许多新的居民迁入。住宅、厂房、店房和街市不断扩张，将本来是农田或森林的土地，转变成城市土地，其价值就增加了数十倍，乃至千百倍。然而，在土地效用上，其实际的增值和市场的价值之间，有很大的脱节。于是，房地产造成的巨大经济体，要靠使用土地者的分期付款来支撑，经济体越来越庞大，支撑的力量会不堪重负。有一天繁荣的房地产泡沫会破灭，就难免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一般老百姓就没有能力再负担他原以为是有价值的房地产，这是在美国、欧洲、日本都已经出现，台湾也快要出现的现象。
这个危机最终会造成经济的萧条和衰退，同样的情形在大陆上也正在发生。大陆看到台湾、日本和美国的经验，应该有所警惕。台湾如何免于这一灾难，也应该早早着手。在李登辉执政的时代，王建煊①曾经建议，都市土地也应有节制的政策，不能让投资房地产的建商获得暴利。可惜，他的政策并没有得到采纳。今天再回头矫正，也已经太晚了。房地产的任意开发，使城市无法做整盘的规划。台北市目前的道路和居住环境，完全没有办法再作合理的调整。相对的，新加坡有全盘整体的发展，合理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香港有新城镇的发展模式，台湾却没法再作调整。同样的情形，大陆也要有所警惕，不能重蹈台湾任意发展的覆辙。今天要进行都市更新，谈何容易？拆房子容易，成千上万的居住人口如何安排？这不是易事。
证券市场是另一个大问题。台湾今天的股票市场规模其实不大，但是，在台湾，玩股票却吸引了许多普通群众。如“菜篮族”，就是家庭妇女，上街以前，先到投资证券商门市部转转，希望当天能在几小时内，赚个几百到上千元，帮助她买菜。这个现象，可以说是全民投入股市。股市的升降，影响了台湾不少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影响了台湾的经济体质。因为股市的暴利，许多股票经纪商成为巨富。也有许多贫民在实际上像是赌博一样的行为中，丧失了自己有限的本钱。
社会矛盾日益增多（上）
通过对以上各种现象的总结，可以看见台湾今天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台湾富有人口的比例，大概也和美国差不多，不过是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贫穷人口正在扩大，中产阶级正在缩小，可能会逐渐消失。这一现象在中国大陆、日本和美国都同样出现了，台湾不是例外。不过，在台湾这小小岛屿上，这种现象本来可以及时矫正的，现在可能已经太晚了。最近“行政院”在筹划征收证券税，推动这个政策的部长没有得到内外的支持，终于挂冠而去。今天，一时还不会出现严重的危机，但危机的严重性将是难以承受的，将来危机出现之时，就可能濒临大崩溃。
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早期来的移民是以族群为基础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有泉州人、漳州人、客家人这种分类。1948年，大批大陆人口移入台湾，在台湾形成了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区隔。族群分野在台湾的社会，一向是严重的问题。在清代，族群械斗是长期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日本人以强力的警察权，终于制止了族群之间的恶斗。但是族群之间的猜忌，还是没有完全消失。到今天，客家人和闽南人之间还是有相当的分割，外省、本省的距离就更大了。最能体现这些社会分化现象的，是以寺庙为中心的宗教活动—某些寺庙可能就是某些族群的团结中心 (只有妈祖是客家和闽南都会崇拜的)。寺庙动员信徒，结合外围的同一族群的其他寺庙，每次活动，其规模和组织力都令人佩服。
这种族群之间的结合，成为民主选举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因素，族群的立场压过了候选人本身的素质，也压过了候选人提出来的选举政见。因此，这些当选的民意代表进入各级民意单位的时候，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县市议会，都引发了无穷无尽的冲突。在“立法院”内，立场偏向大陆的外省人和偏向本省的民进党之间，常发生非理性的对抗，使许多立法工作陷入瘫痪，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冲突。
每次冲突都是在原有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同样的现象在县市议会上也会出现，只是大家不太注意而已。这种族群偏差分化，是台湾社会史上长期的痼疾。如果这一现象没有更正，台湾的民主永远不会是真实的民主。
另一方面，由于台北市是外省族群结合最多的地方，即使本省的同胞进入台北市，也因为台北市高度的城市化，变成城市的居民；中南部即使在中小城市之内，还保存了相当程度的乡土性格。于是，台湾这很小的岛屿却分成城市的北部和乡村的南部，彼此在文化水平、文化的喜好和选择，以及政治的偏向上都有很大的差异。
社会矛盾日益增多（下）
同样的现象，我想在大陆也会出现，沿海城市和二线城市、二线城市和农村之间，其差异和台湾南北差异相当类似，只是规模更大，差距更远。这种现象在许多原来是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地区，几乎处处都会出现。譬如说，非洲南部的约翰内斯堡与其腹地的差距。台湾在日治时代，已经出现台北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
台湾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尤其在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壁垒基本上消除以后，许多进口的外来品，比本地生产的还要便宜。以粮食来说，东南亚进口的稻米，比台湾本地出产的稻米价钱更低廉，不过台湾稻米的味道是东南亚稻米无法相比的。
由于这个市场差价，政府不知为何就发展了一套鼓励农民休耕的办法—“无米乐”。于是，农民劳工进入城市，农村只剩下老弱妇孺，农田抛荒。台湾本来是一个物产富足的地方，台湾盛产的稻米和蔗糖，曾经是日本帝国时代重要的粮仓，现在台湾的粮食，却需要靠外来的接济。自己的粮食不够用了，许多很好的土地抛荒不再使用，每年要花许多外汇去购买外来的粮食。这种政策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延续这么长久，也许是因为劳动的需求，也许是因为政府错误的政策，也许是因为WTO政策之下，地区之间的贸易协议。
总而言之，这些现象造成农村极度衰退的趋向。目前，因为台湾产业无法升级，而人口大量从农村移入城市，今天的台湾是已经工业化的社会，能够提供的职业不多。于是，大量的青年人口失业或正处在失业边缘，教育程度愈高，失业的可能性愈大，即使大学毕业，得到的薪资也和不念书的劳工差不多。这样下去，将成为台湾不定期的炸弹，一旦爆发就不可救药。
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恶化
快速而大幅度的经济发展使台湾富有了，人民的生活也宽裕了。较好的居住条件和交通设施，使台湾普通人的生活舒适方便。这些都是令人欣喜的现象。
1980年以后，台湾外汇储备继续不断增加，反映在人民的生活上，是土地利用的需求不断提高，后果却是令人担忧的。台湾是个小岛，能够居住的地区，也不过西部窄长的一块平原和丘陵，中央山脉、高山峻岭，并不宜人居住。台湾的河川，坡度大、流程短，无法蓄水。台湾的居住空间并不宽裕。尤其在人口繁密的北部，八百万人挤在台北盆地及其外围，实际上已经超过可以承担的限度。中央山脉陡坡下的丘陵，是远古时代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相撞造成的高山留下来的碎片，地质结构非常松弛，又没有足够的蓄水量让松弛的土地坚实。沿海的地段，从中部一带往南，基本上都是冲积平原，下面靠地下水撑起嘉南平原这一片肥沃且广大的平坦地带。不过，如果没有地下水撑持，这一平原就难免下陷。不幸的是，几十年来的发展，已经造成生态的损坏。
台湾生态的败坏，已经难以逆转。举例言之，都市周围的山坡，建屋的密度，远超过这山地可承担的程度。开辟居住地区外围的道路，又使用了许多绿地。本来依靠山林树木的盘根错节稳住这一片丘陵地带，林地消失，土质即会松弛，以致容易滑坡。近年来，台湾发生的滑坡事件，不胜枚举。 尤其是台风时节，大量的雨水下灌，几乎处处有滑坡、泥石流的现象发生。
一般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后，欲望也提高了。有一些经济植物，譬如槟榔，扎根浅，不足以抓稳地基，但槟榔市场价值却很高，于是许多农民砍伐了本来的森林，改种槟榔。大雨一来，槟榔抓不住山坡，上面滑坡，下面就一起下滑。新开辟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密集的建筑群，只有薄薄的水泥基地，下面是松弛的土质，在上坡滑动时，下坡跟着滑动。这种情况每年都有发生，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又譬如，东南部的海埔地带，以彰化为例，遍地都是鱼塭①，养殖能获得厚利的水产。鱼塭大量抽取地下水，以致彰化、云林这一带，有些地方至今已经下陷三至五尺之多。又如，台湾东北部的兰阳平原，本是农业地带，遍地水田，沟渠纵横。近年宜兰成为度假胜地，号为民宿的度假屋如雨后春笋，在田间星罗棋布，沟渠系统被这些建筑物的地盘割裂，不再能发挥排水功能。2011年宜兰大水，即是生态破坏后的结果。
台湾新建的道路、高铁、高速公路，都穿越平原和坡地。发达的经济，系统的道路是必需的配套，但在地质结构欠佳的地区，开辟密集的道路，其实相当危险，一旦出事，就会造成生命和财产无可逆转的损失。
一些工厂的工业污染，使今天台湾的饮水不再洁净。工业污染物侵入农田。譬如说，带镉的稻田生产的稻米，含有大量的镉元素，不堪食用。
整体来看，台湾在生态上的损害，已经到了难以挽救的边缘，再多损害一分，台湾生态将会全然崩溃。可能生活好了，人民的欲念、贪心和享受的要求一天天提高，终于不顾未来的危机，只看眼前的利润。想到这些事情，对两岸未来的发展，不免忧心忡忡。
民主政治的弊病
上述灾害，照理说，公权力可以预防和矫正，从当局到民间，不是没有人看见这些问题。但是问题发生的层面和严重度，防不胜防，阻挡不住。台湾当局在以民主政治为外衣的结构上，有许多派系的纠缠。尤其是地方层次，有力人士往往假借公权力，挟派系的力量，谋自己的私利。在台湾当局层次，由于现在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各自代表一个族群的归属感，一切对立，都会出现无法协商的隔阂，没有协商合作的可能。同时，当局和地方单位之间也难协调，不是冲突就是抵制。当局的行政权受制于立法权，永远空转，无法做事。
民主政治有它的好处，是公民自己做主。但是，台湾的民主政治，竟然存在族群对立的先天缺陷，公权力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无法顺畅地为全民的福祉推动和执行一定的措施。各级民意单位都是经过民选产生的，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经过选举而获得的民意支持，不是当局可以指挥的。领导人是民选的，行政长官、各部首长和各级公务员却都是委派的。
全世界都一样，如果不是内阁制，就必须由民选的领导人直接执行行政权，行政权没有民意基础，就无法与立法权对抗。台湾的制度，既不是完全的领导人负责制，更不是内阁制，有了问题，唯有僵持。台湾司法权到现在还停留在民法、刑法的执法功能上，对法律规定的制衡功能，还没发挥真正的发言权和抵制力。三权鼎立，在台湾的制度上是一个空洞的机制，并没有三权互相制衡又互相补足的机制。
如果将来政党的区隔仍旧是以族群作为界线，而不是以政见为宗旨，则对立和冲突将会继续下去。在地方层次上，如果长期存在的地方派系无法为政见的区隔所代替，地方政治将永远陷于利益争夺上，无法为乡里谋福利。这些是台湾快速民主化过程中难以纠正的弊病—在结构上看来是民主了，在功能的运作上却不能实现民主的好处。
这一现象，只有让公民知道民主的真正意义，才可能改变。 可是，台湾的教育制度虽然让每个人都接受十二年的基础教育，却并没有使一般的老百姓懂得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也是令人十分忧心的事情。
受科举遗毒影响的现代教育
说到教育，台湾的教育制度出现的问题，和大陆教育制度出现的问题，几乎一样。从小学到大学，大家注重的是学校的排名，而不注重实际的质量，尤其是大学阶段。所谓排名，就是靠教授们研究工作发表的文章篇数来计算。量化的结果是，大家忽略了质量。一般研究文章所触及的问题，都是陈陈相因，不断地炒冷饭，因为这最方便，也最能快速增加发表文章的篇数。由于大家都要求研究者发表新的文章，不要求发表的文章本身是不是有新见解、是不是有更进一步的推展，研究工作因为没有开拓新的领域，学术的发展就有限了。
中国科举文化的遗毒，乃是升学主义。从小到大，连带中学投考大学，为了要争取进入好大学、明星大学，补习之风，一贯到底。几乎人人都在补习 ，都在揣摩考试的内容，是什么考题？什么是重点？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一级一级地上升。台湾现在的大学，为数不下一百八十家，考进大学并不是难事，因为大学录取名额比投考人数还多。激烈竞争，是为了进入明星学校。但这些大学生难以真正学到在今天迅速发展的科技社会所必须具有的技能和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经济发展也就不免长久停留在代工阶段，无法开拓新的境界。
高等教育和全民教育都是培育社会精英的重要苗圃。上述教育层面的缺陷不能改正，台湾就不能培养出优秀的社会意见领袖，也不能培育能干的政治人物。目前，台湾的舆论缺少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优良质量和蓬勃气象。大众媒体有自由，而不珍惜；有些媒体人物为了市场利益，沦于娱众取宠，无法以舆论来监督政治。于是，政治团体不知将恶性的对抗转化为良性的协调。
这些事情一环又一环，连环牵扯在一起，使得文化、社会、经济种种的困境，都互相套住，无法突破。台湾的博士、硕士满街都是，但是没有人能够解决台湾目前的困难。两个政党都有一些相当优秀的人物，但他们都有无法施展才干的痛苦。
重建现代文明的希望
台湾有过快速的经济发展，乃是乘着世界发展潮流趁势而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人拎着一个小皮箱，走遍天下，替台湾招揽生意，替台湾取得订单。台湾“钱淹脚目”①，“淹脚目”的钱，造成台湾的富庶和繁荣，但是也造成了前面所讲的种种难题—生态的破坏，社会的冲突，以及政治上无法转型为真正代表民意、真正为民造福的民主制度。凡此，都使台湾陷入内耗，无法提升自己。说到这个地方，为之痛心！
台湾有可以做好的机会，但是因为环环相套，几乎无法自拔。要解除对立，必须融解族群对立的心态。政党的立场，应该是各自代表各种政见。政见和政见之间要在政治上有协调的余地，才能使公权力代表民意运作，使全民获得一定的照顾。
当然，归根结底，乃是文化问题有待处理。台湾快速西化过程中，对于西方主流文化当年兴起时候的一些价值观念，接受了却未必深刻理解了。日治时代，日本自己快速地接受了西化，并以其统治者的强势，在台湾推行西方制度。台湾经历了一段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文化大转变。对于中国本身的文化却完全丢在一边，台湾没有机会在自己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进行反思、融合和调节。台湾学到了西化的宗教、西化的政治制度，也能很顺利地运作西方市场经济的一些机制。可是，台湾一般人，正如同大陆一般人一样，并没有真正理解西方文化当年能够兴起，能够主宰世界三百年的种种理念，其中自有一定的道理。例如，自由的另外一面是自我约束，是容忍，是与人合作；民主的另外一面是责任，不是仅仅享受国家赋予的权利，而是也要负起相应的责任；法律是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要懂得法律是情理相容的，不是呆板的条文。（按：台湾的法律制度，是国民党当年从日本引入、间接输入的欧洲大陆法系。国民党借用以后，没有把这些条文和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进行彻底的消化融合。日本借用西方法系，也没有将西方法系和日本社会价值彻底地调适。目前，最需要的工作，乃是确立司法权制衡行政、立法两权的机制。如何建构这一机制，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西方主流文明正在衰退，已经到了“成住坏空”①的“坏”的阶段，再往下就是末世的“空”和“灭”了。西方已经把原有的价值观念抛在一边。台湾的情况正如大陆一样，在追逐现代化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现代”已经在逐渐变质。追逐现代化时，没有追逐到现代的源头，只追逐到现代剩下的残余部分；抓到现代形式，抓不到现代的精神。
将来世界要有一个新的文明出现，中国人不能等别人消化够了、建构好了，再一次接受。中国人应当自己寻找自己的观念，真正能够重新认识和借鉴东西方科技文明本身的一些理性价值，融合铸造一个新的社会、新的价值体系。做到这一点，在世界未来文明的大结构下，大陆和台湾才有条件发展更好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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