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治理天下谁最在行呢？
在兵家的代表作《六韬》中，有一段论述夺取和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要与人民的利益一致。《六韬》指出：“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则天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
意思是说，器量盖过天下，然后才能包容天下；诚信盖过天下，然后才能约束天下；仁慈盖过天下，然后才能怀柔天下；恩惠盖过天下，然后才能保有天下；权力盖过天下，然后才能不失天下；遇事果决不疑，就像天体运行不能改变，就像四时变化不能更易一样。这六个条件具备了，然后就可以治理天下了。所以为天下人谋利益的，人民就拥护他；使天下人受祸害的，人民就反对他；关心为天下人谋生存的，人民就怀念他的恩德；杀戮天下人的，人民就要毁灭他；顺应天下人意愿的，人民就归向他；造成天下人穷困的，人民就仇视他；使天下人安居乐业的，人民就依靠他；使天下人遭受危难的，人民就逃离他。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只有有道的人，才能做君主。
简单地说，就是治理天下需要的是德才兼备为民着想的君主。兵家认为治兵与治国是相通的，但在当时秦一统天下的时期，兵家的治国思想并没有被重视，直到宋代，才有学者提出“兵儒结合”的治国思想，而以后，其治国齐家的思想才被重视。战国到秦朝，兵家的一些政治思想归根结底是为军事服务的，他们的出发点和关注点首先是军事，所以即便是优秀的军事家如孙武孙膑等对当时的政治影响也微乎其微。所以，治理天下，兵家可以首先排除在外。
另外，名家、阴阳家、农家、杂家等学派的思想或单薄或倾向于其他，在治国思想中无法起到构建作用，所以我们在这篇也没有必要讨论。而与法家一样，在治理国家的理论上最具有研究价值的就是墨家、儒家、道家。
对于法家，我们前面论述过，而秦的灭亡也证实，一味地按照法家思想治国，是行不通的。
道家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更关注的是个人。老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样治理就好了，“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他理想中的人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没有奢侈的物质享受欲望，也没有令人头晕目眩的文化或知识困扰的烦恼，在他眼里让人们在一种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人类淳朴天真的精神生活，没有欲望，与自然之道相契合。这在汉初也是行得通的，但是那是有法家作为辅助。因为人是社会动物，人不可能脱离了社会存在，所以，道家的治国办法解决不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儒家主张“以仁义治天下”，孔孟认为，作为帝王要想治理百姓，就得心怀“仁义”，而对民施行仁政就是“为民父母”，只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仅可以治天下，而且首先可以得天下。《孟子·离娄上》记载：“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他还赋予仁政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个方面是确保农民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即“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另一方面是确保士人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即“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也就是说，儒家不仅要求统治者应当有仁义之心，更主要的是要求统治者应当照顾或爱护民众的利益。也就是君主必须造福于民，以此来证明自己是民之父母。不难看出，孔孟是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上的，所以，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最受欢迎的，尤其是在汉后，儒家尽管多次在风头浪尖上遭到这样那样的批判，但是作为统治者教化及安抚百姓的文化工具，儒家无疑是最可靠的。
再来说说墨家，墨翟出身卑贱，属于“士”以下的平民阶层，他的观点和主张倾向于平民阶层。但是他自己是一个各个方面都优秀的人，热爱劳动，是能工巧匠，精于钻研，被称为科学家，其次还有科学家、物理学家、逻辑学家的头衔。但是，跟孔孟不同，墨翟是站在下层平民的立场上的，所以他的观点不被统治者接受。他主张“尚贤”，用大白话说，就是谁有本事谁上。你这辈子是平民，不代表你世世代代都是平民；当然，你现在做官，不代表你的子子孙孙都是官，所以，要比才能，谁有能力谁当官，能力不行的官就下来。这在当时的世袭制度下，不仅官员不乐意，皇帝更是不高兴了，因为皇帝天生富贵嘛，哪管能力不能力。再者，墨子提倡劳动，反对娱乐。所以，墨家在当时不受器重。但是，论治理天下的方式上，无论是在哪个朝代，墨家的有些主张是非常受百姓欢迎的。
由此看来，用法治国，可以将大权集中到君王手里，用法治对人民进行管教，却无法造福于民，用法过度，就会使统治者走向极端，这就会带来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用道家思想治国的话，个人的道德修为自然会提高不少，但是人人都与世无争，社会的进步从哪里来呢？用墨家思想治国，整个社会想来会变得更加公平公正，人人都必须劳动，只要肯干，谁都有机会做官，甚至连王位都可以凭能力去争取，可是，这样一来，岂不是天下大乱，永无宁日？
所以说，单凭任何一家的思想治理天下，都无法使庞大的国家稳固地发展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两种或者三种思想，其一可以约束人的道德修养，其二可以约束帝王对天下苍生的责任，其三可以约束百姓的行为，为社会带来安宁。如何选择，根据是什么呢？那还得从“人”下手。如果人性都是善良的，那么只需要帝王能够善待他们就够了；如果人本性就是恶的，那么就必须采取强硬的约束来防止他们作乱。而人性善恶自古至今尚无定论，所以，我们都认同告子的“人性无善恶”论，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无善恶即有善恶，那么要管理有善有恶的人民，就得采取两手政策，一手抓“法治”，一手抓“仁义”，甚至可以再加一种，让人民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完善自己的修为。
秦国的灭亡暴露了秦法的负面作用，但是，在秦朝以后的朝代里，却没有哪个朝代完全摒弃法家思想来治理天下的。汉初儒者陆贾在汉武帝刘彻即位时，谈到关于治天下的方式“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天下可以凭武力取得，但是要治理起来，凭武力是不行的。他提出“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统治方略，倡导儒学，“行仁义，法先圣”，同时辅以黄老“无为而治”。我们看到，这些治理天下的本事，是陆贾从秦始皇身上学来的。
从春秋战国的乱世到秦朝的统一，是礼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过渡，确切地说，秦朝是人治统治的时代，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法治。但是，这确是中国发展史上的进步，有法可依是任何其他治国策略的前提，没有法律的约束，只凭道德约束来治理天下，那是空话；但是把其他治国理念凌驾于法律的威严之上，那也是历史的倒退。哪怕是在民主法治的今天，我们也必须坚持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在先，才能让社会在稳步中发展。
这与得天下的过程相比，治天下更是任重而道远。
4．焚书坑儒，薪尽火传
秦始皇在政治、经济上实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在统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诸子为王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批官吏，请求秦始皇将诸子分封于占领不久的燕、齐、楚故地为王，认为这样有利于巩固秦的统治。但廷尉李斯则坚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春秋战国诸侯之所以纷争，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恶果。只有废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祸乱。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立封国，就是树敌兵，于是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
事隔八年之后，到始皇三十四年，在秦始皇于咸阳宫举行的宫廷大宴上，又发生了一场师古还是师今的争论。焚书之举正是由此引发的。在宴会上，仆射周青臣，面谀秦始皇，吹捧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针对周青臣的谀词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他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辅枝。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听后不动声色，把淳于越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丞相李斯明确表示不同意淳于越的观点。他反驳说：“三代之争，何可法也？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统一可能遭到破坏。”为了辨黑白而定一尊，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李斯提出：非秦史书皆烧之，其他先秦古籍只在朝廷收藏，民间不许收藏。还针对焚书提出三条建议：一、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鲸刑并罚苦役四年；二、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三，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达《焚书令》。此令颁布后，全国到处是焚书的浓烟烈火，许多有学术有价值的书籍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不到三十天时间，中国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
在焚书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书的直接继续，而是由于一些方士、儒生诽谤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权力和享受到荣华富贵之后，十分怕死。在统一中国之后，他异想天开地要寻求长生不死药。方士侯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应为秦始皇找到这种药。按照秦律谎言不能兑现，或者所献之药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侯生自知弄不到长生不死药，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诽谤秦始皇天性刚愎自用，专任狱吏，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他一人决断，贪于权势等等。秦始皇听后，盛怒不可抑止，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下令进行追查，并亲自圈定四百六十余人活埋于咸阳。这即是历史上所说的坑儒事件。
为什么一个郡县制与分封制的较量就会引起秦始皇和李斯“焚书”的极端做法呢？我们不妨看一下郡县制为大秦解决哪些问题呢？“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就是说，那些作出贡献的子弟大臣们，国家可以用赋税养着他们，这与商鞅变法的制度设计一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明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可芬华”。王位乃即富且荣之位。无能、无才和无德之辈，可以承祖荫而富，但不能承祖荫而荣。郡县制辅以国家的公赋税制能够解决子弟功臣的需要，又能加强中央集权。
其实，秦排斥儒家学说的传统从商鞅变法时就已经逐渐形成了。早在商鞅的《商君书》中，就直指《诗》《书》是六虱之一，按《诗》《书》的思想治国必然亡国。后来韩非子在《韩非子》中亦对《诗》《书》大加批判，并有废弃《诗》《书》的提议。到战国末期，有影响的儒家大师荀况来到秦国游说，秦昭王以“儒无益于人之国”为理由加以拒绝，保持了“秦无儒”的传统。韩非子认为儒家思想对新兴地主阶级法治社会起到了积极破坏作用。他主张对法家以外的各学派，主要是对儒家学派，采取“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的法律措施。
统一六国之前，秦始皇曾采纳李斯《谏逐客令》的建议，大规模地招揽贤士，六国的智谋之士和儒生们纷至沓来。天下贤士集中于秦，对秦吞并六国，一统天下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后来，从围绕着分封制还是郡县制持续进行十年的斗争中，秦始皇和李斯发现了儒家思想的危害性。应该肯定的是，对旧的思想意识的作用，从商鞅到韩非子，从韩非子到秦始皇和李斯，在认识上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日益接近本质的认识。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改造方法，利用好他们的方针，只好采用简单的抛弃的办法。
但是，思想这种东西是暴力所不能够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而当时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物，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而当时六国贵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显然，这不仅不符合历史规律，对于雄心勃勃的秦始皇来说，儒家的思想是绝对不能纵容的。但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
“焚书坑儒”事件的实质是统一思想运动，为秦朝的全国的统一起到了良好的积极作用，稳定了统一的社会和官僚群体的思想，稳定了秦政权（反动思想很多隐匿其中），为秦朝的大改革的顺利实施扫清了思想障碍。秦朝统治者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其目的无疑在于打击复活的旧贵族政治思想，强化思想统治。这正如梁启超说：“焚书坑儒二事同为虐政，而结果非可以一概论。……左道欺罔，邪谄以易富贵，在法宜诛也。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也。”
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上回望“焚书坑儒”，对于它的批判已经超出这个事件本身，而是对“暴力压制言论”“禁锢思想”甚至是“愚民政策”的代指。人们喜欢“放大”某些危及人身生命的行为，尤其是知识分子看到“焚书坑儒”，就会想到，你今天坑的是术士，明天就会坑儒士道士，甚至读书人，那后天就可能坑老百姓。“坑儒”实际上也是法家思想的实践结果，秦法的人性基础就是“性恶论”，所以，杀术士也不过是秦始皇依“法”处理的必然，政治意义还是大于事件本身的，而其严重性对后来的朝代影响并不大，只是为后来的统治阶级树立了一根“最残酷”的镇压手段标杆，只要不越过这个标杆，那么不见血的压制言论钳制思想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会被大众接受的。
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焚书”并不是李斯或者秦始皇的一时冲动，不可能仅仅因为一时的“师古”“师今”之辩就贸然决定把《诗》《书》等烧毁，究其根本，是儒家与法家思想长期斗争的结果，只不过是占上风的法家暂时成了胜利者而已。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残暴的事件，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深远，使先秦大批文献古籍被付之一炬，给中国文化造成重大损失；加之以后的项霸王的焚毁，使最后存放于皇宫的典籍孤本彻底消失。但是还有更为重要的影响，郭沫若先生说：“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年以来，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总之，秦统一思想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手段，这是后来所有统治者都在学习的。但是，靠焚书来达到其统一思想的目的，是愚昧的，也是可恨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秦末汉初，法家的地位一落千丈，而道家的“无为”思想却被统治者推向历史舞台。可见，思想学派的斗争就算激烈到焚烧残杀，也丝毫不能消除学术派别思想主张的分歧。秦始皇的那把火和那抔土只是烧去了一些草叶草茎，对于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却没有加以改造，所以，草根和种子还会在适宜的时候重新钻出来。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北纬30度轴心上最为辉煌的东方思想，中国思想爆发的黄金时代的薪火，随着秦国的灭亡不复存在，这残酷的事实不能不令我们感到惋惜。一方面当时用竹片写书，手抄并不容易，而且贵，能以手抄形式保存的，应该是少数，而能重新修复的，只有经典得以保存。有些书肯定从此失传，所以一定的文化断裂是肯定会有的。最为重要的，就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的，那种“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在此后的千百年里，再也没有像春秋战国时代那般轰轰烈烈过。
我们还看到，除了焚烧其他诸子的书和禁止谈论《诗》《书》之外，还有一条“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焚书坑儒”能够沸沸扬扬传到今天，还被历代学者们“炒现饭”一样地研究，不该拜李斯与秦始皇，而是要拜执笔杆子的人。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会有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繁荣景象，一大原因是孔子所说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樊篱被打破，文化下移至民众，学术及思想的传承没有因王室贵族的“不说学”而失传，民间私学的兴起为学术的传承铺就了一条广阔的路子。在思想意识形态多样化的时代，宽松自由的空气为私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这一派祥和景象在秦始皇的一纸文书下被遏制了，“学在官府”又重新出现。掌握话语权的文人们自然不会放过“添油加醋”的机会，所以，所谓历史的真面目也都是文人们掺了太多主观判断的文字而已。
恰因为思想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一蹶不振，帝国中央集权这种统治方式也没有多少改观，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才又迎来了一个思想文化的爆发期。而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的地位几经沉浮，至今还是主流。
5．堂堂大秦，二世而终
结束百年的春秋战国之乱，秦始皇这一功绩不仅让他夺得了天下，还在一时间使他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当时饱受战火摧残的人民面前。以当时的环境和形势来说，这样的救世主是应运而生、受到人民欢迎的，在他当皇帝的十多年，并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反抗。他作为救世主的地位，是稳固的，为大众认同的。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掌权的十多年间，有五年巡行各地。
前220年，“始皇巡陇西、北地”，“治驰道”。
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
前218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
前217年，“无事”，但《通鉴》有“使黔首自实田”的记载。
前216年，“始皇微行咸阳……逢盗兰池。……关中大索二十日”
前215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始皇巡北边……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西北斥逐匈奴，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
前213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议“焚书”。
前212年，“除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通鉴》云：“千八百里，数年不就。”）“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宫、骊山。“立石东海上朐县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前211年，东郡陨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卦得游徙吉。”
前210年，“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而立石刻颂秦德”，“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
从始皇巡行及对全国关注的情况来看，大秦帝国明显是一个已经在逐步巩固的政权，而秦始皇的余生也是在为这个帝国的稳固努力着。我们从太史公的记载中不难看出，始皇多次巡视的主要是东方郡县，这是因为这些郡县原本都是六国故地。巡行也不是后世隋炀帝游江都那般惬意，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遭遇风雨不说，还有“为盗所惊”的风险，无疑这里的“盗”就是企图反抗的六国旧势力。另外，秦始皇还有包括封禅、刻石、祭祀名山大川之类的活动，无论这些“造势”行为还是对于疆土内的巡视，都是秦始皇为稳固政权而做的。再有，秦始皇北巡的目的毋庸置疑，自然是为了对付匈奴，逐渐强大的匈奴是新政权的噩梦，发兵“击胡”、修长城等都是为了稳固疆土。另外，始皇还有“平南越”的功绩。从这些对于江山稳固所做的工作来看，我们丝毫没有看出此时的秦国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的迹象。
在对内的政策上，秦始皇向着大一统的方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统一文字，既有利于国家政策地有效推行又能促进各地之间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统一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统一车辆宽度，也是为了政策推行及国家管理做的铺垫。“行同伦”端正民间风俗，这也为提高人民基本伦理道德起了积极作用。这些措施不仅益于实施国家管理，也为民间的文化生活交流带来了便利。
但是，秦始皇为了实现心中的宏伟蓝图采取的措施，牵动了经历战火纷扰的人民的利益，以至于造成了大秦帝国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有人说秦始皇是忘乎所以，倒不如说他是在利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做更多的事情。造阿房宫、修骊山墓并不是什么违背帝王规章的事情，筑长城、修驰道、戍五岭等土木工程原本是为了守天下的，但是，这却成了秦始皇为人诟病的“暴政”之源，苛捐杂税，劳役苦役，人民积怨。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游，返回时死于沙丘平台。秦始皇临终前写信给公子扶苏，叫他速来咸阳参加葬礼，接替皇位。公子扶苏是秦始皇长子，由于不同意秦始皇坑杀儒生，被秦始皇派往边地监督将军蒙恬抵御匈奴。秦始皇死后，赵高串通丞相李斯，把秦始皇的遗诏改了，另立公子胡亥为太子，当年，太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
秦二世即位后，“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盼望他的治国方略有所改变，但秦朝的第二任统治者再次令人失望。秦二世胡亥，能够继承皇帝之位，却无法继承始皇的救世主地位，更没有魄力和能力压制六国反抗的旧势力。他偏信赵高，为巩固自己的权力诛杀朝中大臣和皇室的兄弟，而对百姓更加残酷无情。
这时丞相李斯想给秦二世提意见，劝他不要偏信赵高，告诉他天下已有很多人造反，但秦二世不见李斯，反而责怪李斯身为丞相没有治理好天下。李斯怕被贬官，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为了迎合秦二世的心意，上书劝秦二世“行督责之术”，实行个人独裁，用法制控制臣民。秦二世看了很高兴，于是推行“督责之术”，以“税民深者为明吏”，以“杀人众者为忠臣”，谁对百姓整得狠，就说谁是好官，谁杀人多，就说谁是忠臣。
秦朝的法令越来越严酷，秦二世令农民增缴菽粟刍藁，自备粮食，转输至咸阳，供官吏、军队以至于狗马禽兽的需要。秦二世继续修建阿房宫，继续发民远戍。徭役征发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困苦达于极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在农民酝酿反秦的时候，潜伏着的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也在伺机进行分裂活动。始皇帝三十六年，东郡出现“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辞，就是这种分裂活动的征兆。直到一件并不起眼的小事引发了无法收拾的灾难。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一队开赴渔阳（今北京密云）的闾左戍卒九百人，遇雨停留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境），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秦法规定“失期当斩”，戍卒们面临着死刑的威胁。于是，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在大泽乡举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旗帜。陈胜，即陈涉，阳城（今地有异说，在河南境内）人，雇农出身；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农民。他们都是戍卒的屯长。为了发动起义，他们在帛上书写“陈胜王”三字，置鱼腹中，戍卒买鱼得书，传为怪异。吴广又于夜晚在驻地旁丛祠中燃篝火，作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呼声。接着，陈胜、吴广杀押送他们的秦尉，率领戍卒，用已被赐死的秦公子扶苏和已故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农民反秦。附近农民斩木揭竿纷纷参加起义。起义军分兵东进，主力则向西进攻。
当他们推进到陈（今河南淮阳）的时候，已是一支数万人的声势浩大的队伍了。在起义军的影响下，许多郡县的农民杀掉守令，响应陈胜；特别是在旧楚国境中，数千人为聚者到处可见。一些潜藏民间的六国旧贵族、游士、儒生，也都乘机来归，凭借旧日的地位，在农民军中发挥影响。游士张耳、陈馀甚至劝陈胜派人“立六国后”，被陈胜断然拒绝。陈胜自立为“张楚王”，分兵三路攻秦：吴广为“假王”，西击荥阳；武臣北进赵地；魏人周巿攻魏地。吴广军在荥阳被阻，陈胜加派周文西击秦。周文的军队很快发展到车千乘，卒数十万人，进抵关中的戏（今陕西临潼境），逼近咸阳。秦二世慌忙发修骊山陵墓的刑徒为兵，以少府章邯率兵应战，打败周文军队。周巿在魏地立旧魏贵族魏咎为魏王，自为魏丞相，并派人到陈胜那里迎接魏咎。旧贵族的势力很活跃，涣散了农民起义队伍。陈胜缺乏经验，决心不够，眼看着分裂局面的形成却无对策。陈胜周围也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
秦将章邯军连败周文，周文自杀。章邯又东逼荥阳，吴广部将田臧杀吴广，迎击章邯，一战败死。章邯进到陈，陈胜败退到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叛徒庄贾杀死，陈县失守。陈胜部将吕臣率领一支“苍头军”英勇接战，收复陈县，处决了庄贾。
陈胜领导的起义其实只有半年就失败了，但是反秦的浪潮却被他激起，继续不断地冲击秦的统治。我们不难看出，民众再次被拯救的迫切希望已经在秦二世短暂的掌权时间内彻底破灭。陈胜领导的起义是民间积怨的爆发口，这一爆发之后，农民军背后的六国旧势力终于等到了机会，灭秦的步伐也如当初被秦灭时那样迅速。
被宠信赵高杀死的秦二世以及贬去帝号称秦王的子婴成为大秦帝国没落的转折，堂堂的大秦帝国，仅仅十余年的辉煌，就灯熄人亡。贾谊在总结秦朝覆灭的教训时说：“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这段话的意思是：陈胜不必具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德，不需凭借公侯的身份，而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就得到天下人民的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古代圣王能洞察事物变化的规律，知道什么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所以懂得治民之道的关键是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只要做到这一点，即使有人图谋叛乱，也得不到人民的响应。俗话说“生活安定的民众，可以引导他们行仁义，生活不安定的民众，容易跟着人为非作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如果秦始皇真的长生不老，或者继承皇位的不是胡亥，而是长子扶苏，中国的历史会是怎样呢？或许依然改变不了灭亡的命运，但至少大秦会多传几代吧。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期待，是因为我们在挖掘秦国灭亡更深层的原因。追根究底，那就是思想文化。思想文化并不仅仅是为了强国争霸而存在的，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朝廷，如何为自己的统治加上一双迷惑众生的翅膀，借以掩护自己推行的各种政策，都是必须的。大秦，正是缺了这双翅膀。如果把大秦比做刚飞上天空的飞机，法家造就的就是它庞大的机身，而那双稳定机身的翅膀，有人呼之欲出，那就是儒家思想。
没错，战国时代的秦国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匮乏的地方。秦国处于偏僻的西方，虽从襄公时代仰慕和学习华夏文化，却始终被视为“戎狄之国”，又因尚武被称为“虎狼之国”。据史学家考证，《春秋公羊传》称秦为“夷”，《春秋谷梁传》称之为“狄”。商鞅更认为，秦国风俗制度为戎狄式的，父子妻室同居一处。《管子》则认为，齐桓公西征，取得白狄之地，一直打到西河，“秦戎”方才表示服从。战国末年，山东诸国仍视之为“戎虏”，有人说：“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而在诸子百家思想爆发的年代，最先也是最为普及的儒家思想并未在秦国得以传播。唐代诗人韩愈发出这样的感慨“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意思是说，孔子在西行游说讲学的过程中没有到秦国去，真是只摘到了星星遗漏了日月啊！尽管很多人解释为韩愈感叹孔子讲学半途而废，但是反过来，是不是也在感叹，如果儒家思想在秦国得以普及的话，秦国就会是另外一番前景呢？
所以，我们敢断言，只要是“内力”深厚能够驾驭无翼飞机的秦始皇不在了，其继承者换做任何一个人，大秦帝国终究还是会覆灭。而，我们都会禁不住乐观地想象一下，要是扶苏即位，对儒家颇有几分好感的他，或许就是大秦帝国扭转乾坤的唯一人选。可这，谁又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