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窜改儒术董仲舒
儒家应该感谢董仲舒，没有他也就没有儒家流芳千年深植民心的今天。但是，诸子百家应该咒骂董仲舒，没有他，百家的思想也就不会淡出历史的记载，更不会那么迅速地失传。中国学者们对董仲舒恨到骨子里，没有他，中国思想界也不会从百花齐放的春天一步跨进万物萧疏的寒冬。
但是，任何事物，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我们在痛恨的同时又忍不住回过头去翻开那页历史，窥探其中更加耐人寻味的字符。一种思想最理想的推进过程就是以继承、批判、创新与发展来循环的。董仲舒就是那个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人。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如果不被继承，不经过同类的竞争，就不会有创新的机会，更谈不上发展与进一步的继承了。
西汉政权建立初期，内忧外患百弊并存。政治上，不得不暂行分封，但为时不久，诸王坐大，至景帝时，终于爆发“七国之乱”。虽然旋即被平定，由于并未从体制上真正解决问题，隐患依然存在。此时的边患还是来自于北方匈奴的侵扰，尽管凭借娄敬“和亲”之策，苟安延年，但反击匈奴这一工作，需要西汉的实力，也需要作战的最佳时机。这是两项需要后世继承人努力完成的任务。西汉初年承接秦末大乱之势，社会凄凉残破，经济彻底崩溃。为了恢复经济，有大秦独尊法家而迅速覆灭的前车之鉴，汉文帝景帝之时奉行黄老哲学，实行“无为而治”，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终于使国家恢复了元气，一片太平景象。
公元前140年左右，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刘彻即位。承接“文景之治”的盛世之风，他一边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一边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扩大汉家基业。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而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显然已经过时。于是绌抑黄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就是必然了。改变统治思想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黄老之学维护者的利益，于是，一开始，汉武帝的这一举措就遭到其祖母窦太后的阻挠，不仅附和汉武帝的大臣们被罢免，有的甚至被处死。
直到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汉武帝的新治国思想才启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与其说是对儒学的继承，倒不如说是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创新。首先，他“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是汲取“天命”、“天治”、“刑名法术”、“无为”等思想，以及阴阳家中，秦汉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加上当时天文、历数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而构造出的新体系。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与天是相合的。人的活动认识均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需要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心”、“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意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显然是继承了思孟学派（子思学派和孟子学派的通称）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发展得十分精致。
另外，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西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而在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来定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朝统治者巩固并加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但是，这一理论虽然有宣传“君权”的一面，也有限制君主滥用权力的一面。他在《春秋繁露·玉杯》中指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在《春秋繁露·尧舜不善移汤武不专杀》中说：“且天之生民非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这是试图以天来限制君权，与孔子讲“忠君”，但又非君主专制的无条件拥护者，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董仲舒对于皇位更换和改朝换代的解释。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会出现自然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还不知畏惧，大祸就要临头了。
董仲舒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论证封建社会的“大纲人伦、道观、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的永恒合理性。他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尽管这一哲学理论遭到后世的严重批判，但是对于西汉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无疑是最适合不过的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认为“道”是源自于天的，“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永远不变。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的观点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更不同于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伪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通过教育就可以达到人性善的结果。君主要按照天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这一理论的重点就是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的“寡语”、“节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显然为封建统治者如何进行统治做了系统的理论基础。这也是西汉对历史经验总结后并经历几十年的选择而确立的官方哲学。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的新思想体系。他不仅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确立了帝王的绝对统治权威，还用“三纲五常”这套伦理学固定了社会阶级架构，而他“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彻底把他的新儒学思想推上了无可替代的地位。
我们又会禁不住提问，为何汉武帝会选择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呢？因为法家在大秦帝国的惨败，让新的统治者心生畏惧，而先秦百家思想中的显学——儒家和墨家最具有名气，墨家的思想显然是不受帝王青睐的，在秦末汉初，儒学经历秦朝时的低谷期之后又重新振作起来，至汉武帝时，儒学已经发展到名家辈出、学科精细的繁荣阶段。“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每一位名家都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每一门学科都是儒学的渊薮，所以很容易统摄社会的思想信息。儒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学儒、从儒，如鲁申公自楚返鲁之后，“退居家教，终生不出门”，但其“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儒生之众多，儒势之炽烈，儒学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术势力和思想家群体，任何政治家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贵因顺势，才是上上之策，所以汉武帝相中了儒家思想。
此外，汉武帝之前的政治特点，是：“寡欲政治。”但自汉武帝开始逐渐转向“多欲政治”后，这就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持。汉武帝之所以面对百家而对儒学情有独钟，关键是儒学适应他的多欲政治的需要。首先，儒学自身功能完备。此时的儒学，经过吸纳百家，整合体系，阐幽发微，不仅形态完备，精英辈出，而且其势难违，儒学积极入世的性质，特别是它所倡导的“主唱臣和”、“主先臣随”，与汉武帝的多欲政治最为投合，诸如《春秋》公羊传开卷即讲“大一统”，这就很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因而被拿来作为政治统一、强化君权的理论依据。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官至长史，“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其次，《春秋》公羊传既提倡尊王攘夷，又说“复九世之仇”。这正好为汉武帝对外用兵，特别是征讨匈奴提供了一条“最高指示”。这种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是任何其他理论所无法提供的。再次，儒学还可以修饰统治行为。历来的旧统治，其本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但总得经过一番精心包装之后才隆重推出。《汉书·汲黯传》说：“上（武帝）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吏民巧”三字就是传神之笔，很可玩味一番。汉武帝在封禅泰山时，“颇采儒术以文之。”名臣倪宽为汉武帝行封禅之事，也“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汲黯曾当面指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此话太过直截了当，直戗得汉武帝龙颜大怒，拂袖罢朝；但又所言真切，他也无可奈何。即使是主张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公开建言“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后世据此常说汉武帝阳尊儒术而阴事申韩，此说中肯。这也是汉武帝以后中国封建时代经常运用的一个统治术，但也仅是“术”而已。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无论天南地北，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人人皆视能为统一作出贡献为光荣，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豪情。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国数千年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思想的大一统，还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外学者都常常惊异于中国文化伟大的“同化”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正统政权”、“中原王朝”屡遭侵略，除元、清两代为非汉族统治外，还有十六国、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逐鹿纷争的时代，但无论草原文化规模大小，皆最终淹没、融化在浩浩荡荡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这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就真如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开胸怀，任你们在我的怀抱里折腾，反正大家终究免不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心理认同，从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却很难有本质上对中国的撼动。
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而在中国思想界，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在这一点，董仲舒功不可没。
但是，从思想发展的道路上来看，董仲舒窜改并且独尊儒术，为民族思维框了一圈不可摆脱的桎梏，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2．百家不存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于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但在统一政治思想上，汉武帝操作起来要比秦始皇高明得多，或者说，董仲舒要比李斯识时务。秦始皇试图用焚书坑儒的暴力手段统一思想，结果激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反抗。而汉武帝吸取了这个教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和平处理方式的影响远比秦始皇坑杀四百多个书生要广泛得多、深远得多。而且这二者自身又存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严格地归属门派，董仲舒算不上真正的儒家，而是以儒家思想为外衣，整合阴阳家墨家等思想创立的新理论。而李斯主张的是纯粹的法家思想。之所以说汉武帝高明，是因为他懂得禁锢臣民的思想，烧杀都不管用，而是灌输给他们利于自己集权统治的思想，给他们的思想画一个大圈。就像人们利用驴子的时候，不是把它们绑起来，而是蒙住它们的眼睛，让它在固定的地方拉磨转圈。汉武帝让知识分子拉的磨就是董仲舒窜改后的新儒家思想。
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中国的哲学、社会、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儒、道、墨、法、阴阳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建构，真可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泱泱大国的气派已然奠定！秦时借重法家，汉初崇尚道家，各门各派尚无尊卑主末之分野。就思想体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并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学说积极入世、接受并顺应历史前进的现实态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适宜用来治理国家，同时，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当时所有学派中，只有儒家学说同当时的中国古典学术和历史知识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些古籍经典本身极为宝贵，从而使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后来的深入人心，与它以教材为载体进行传播密不可分。
我们不妨暂且抛开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再从孔子的思想着手，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上考量一下，正统儒家思想为何会成为此后历代帝王统治工具的首选？对于中央集权的作用何在？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制”。“礼”是一种等级制度或等级学说。中国商周时代弱者向强者进贡的规矩，就是掠夺与征服的延伸。周代用严格的礼制使得这种掠夺合法化，进贡成了天经地义的“文明”行为，成了叫孔子眷恋不已的“礼”，“礼”被赋予了高贵神圣的意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在这样的等级社会，天子主宰着所有国家大政，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级规范行事，绝不能越雷池一步。
《韩非子》记载了一件事：季康子派人修长沟，子路作为邑宰（县令），熬了点粥给奴隶吃。孔子知道后，大发雷霆，派子贡去砸了饭锅饭碗。孔子说，天子诸侯士大夫都应该遵守周礼规定的爱，超出周礼规定的爱就是逾礼，是蔑视上级的侵权行为。“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
孔子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是说每个人只能考虑自己所在等级的分内事，纵使有绝顶的才智，也只能“思不出其位”。孔子把这种等级制度用礼固定下来，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凡是不符合礼制规定的，就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更不能动，当然也不能想。臣民如果都能守礼，就会驯服地、毫无怨言地接受君主的绝对统治而不至于犯上作乱。所以孔子特别提醒君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强调“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孔子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让人民知道怎么做，不让人民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样，人民就不会怀疑统治者，更不会反抗了。所以，当孔子得知晋卿赵鞅铸刑鼎，把刑书刻于其上时，就抨击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他认为晋国公布成文法破坏了等级秩序。如果不公布成文法，“民”就只知按习惯服从上级，不会有非分之妄想和妄动，君主就可任意摆布臣民。现晋国公布成文法，那“民”就会根据法的规范行事，而不听从统治者的任意摆布了；且统治者的行事也要受到法律的某些制约，而不会像以前那样只按等级制的习惯法去处理（参见《左传·昭公元年》子产决公孙楚与公孙黑一案），因此势必会造成“贵贱无序”，而且民既已知道法律规定，还谈什么“不可使知之”的规矩呢？
儒家所谓的平等原则，仅仅指“人皆可以为圣贤”的意义上每个人是平等的。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有贤与不贤之分。孔子把人分为三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学而不知者。老百姓都属于“学而不知者”，只能作为被统治阶级听从和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学而知之者”为他们制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孔子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孔子把政治看成是智者对愚者的统治，提倡不透明的神秘政治。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贤德的仁者，所以统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推举。
孔子认为：古今之民都是愚昧无知的。不过“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虽然教育和环境能够改变人们的品性，但对于这些根底恶劣的愚民，即使施之教育也无法令其好转，这就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种既愚昧又狡诈之民虽然难于改变愚性，仍可通过对忠孝仁义之道的培养，去其狡诈，返归愚直，这样的愚直之民才是君主最易统治的良民，所以孔子非常自信地说“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孔子的愚民思想还表现在他要求人们安于贫困上。孔子极称誉颜回，因颜回能安于贫困。但现实中像颜回能安于贫困的人又有几个呢？所以孔子告诫人们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等级制下，庶民哪有求富贵之道？没有求得富贵之道的人们只有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生活、温顺地接受剥削和奴役，决不能有非分之想。如果人们都安于贫困、乐于接受统治阶级所施与的一切，就不会有非分之想，更不会因生活的困苦铤而走险，走上反叛的道路。像这样的“愚直”之民，就是孔子所理想的治世之民。
孔子曾用“无违”概括了孝悌的实质，“无违”是指不要违背君父官长的意志。只有平时在家里养成不违背父母兄长的习惯，在社会上才不会违背君主官长之令。
孔子把是否违背父亲意志作为衡量孝的标准。他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三年是多年之意，即父死多年也不改变其生前的意志，这才算孝。若真如此，中国人如同鲁迅小说中的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了。这种只知道对父母兄长唯唯诺诺、没有任何自己的意志和抱负的“孝子”只能是“愚子”。这些“愚子”到社会上就变成了忠臣或顺民；他们是一群逆来顺受的“良民”，是绝不会犯上作乱的。因此有人感慨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有人曾问孔子为什么不参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在这里把孝悌与政治画了等号。孔子认为一般的人只要培养其孝悌思想就行了（他称这种伦理道德的培养为“学”），一般人能够懂得孝道，就算是学习过了。他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悌是根本，学文只不过是“行有余力”的人的进一步深造。子夏进一步阐发了孔子思想，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直截了当地把孝悌的培养当做学习的主要内容了。
可见，培养没有自己意志、没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标。后世人把这种教育看做是愚民教育，在如今的我们看来，的确如此，不是吗？
另外孔子还有一些“有教无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思想，与其说教化，倒不如说潜移默化地将人们的思想禁锢在一个小范围内。这也正是统治者需要的。
而到了汉武帝时候，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其内容包括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说、三纲五常说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以现代文化意识来衡量，基本上不应属于儒家思想中的精华。然而它们不仅为当时的汉武帝所采纳，而且也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封建时代的史家也给董仲舒以高度的评价，如《汉书》的作者就把他与文王、孔子并列，说：“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如何理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呢？应该看到：某一种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产生、确立相应用，并不是哪一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它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历史的需要。董仲舒的儒学体系中包含那么多独断的、唯心的、神学的观点，十分荒谬；然而这一体系却得以畅通一时，行之久远，这个历史事实并不荒谬。董仲舒的思想恰好适应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客观需要，高于人的“天”正是他的神学理论的成功基础，因此他的学说就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学发展链条上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纵观封建社会统治的思想，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以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而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以致思想界百家争鸣的百家没有了立足之地，在此后的千年甚至更远的岁月里，也失去了重生的土壤。
3．给自己盖一座监牢
秦始皇统一中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他使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由于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没有制定出一套集道德规范、法律章程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哲学体系。汉武帝时，时代需要一整套的上层建筑，也需要有一套广泛的哲学体系。于是汉武帝便招贤良文学之士，亲自策问治理国家的纲领性的东西。
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被采纳之后，他对汉武帝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意思是凡是不在礼乐射御书数之内，不属于孔子的学说的言论，都杜绝其兴起的根源，不要让他们与儒家争道。这样，邪谈怪论便会息灭，然后天下便有一致的条例准则和明晰的法令，人们便知所从了。这正是董仲舒文化学术专制的体现，而与其在政治专制“三纲”思想上是完全统一的。登上巅峰位置的儒学，在学者们的大肆弘扬中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
在儒家思想的这个“磨”周围，人们都成了“驴子”，正像统治者希望的那样，谈到中国哲学，我们脑子里最先想到的大多是人伦哲学，人们自然想到儒家，谈到社会政治思想，人们还是想到儒家，而谈到个人个性的发展，人们傻了眼，自上而下，自我们有记忆以来，衡量一个人好坏，判断社会风气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作为，我们只有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儒家思想。
曾经百花齐放的诸子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独有的标志和传说，而两千年来的人们，思想就在这个儒家的圈子里，谈个性就不够时尚，但却让人憧憬。当西方文艺复兴，让欧洲的“人性”觉醒时，我们的子民们正在儒家思想的“甜甜圈”里面沉睡。正是思想界的风平浪静，文化思想的单一，让中国的封建社会阶段步入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7、18世纪，中华帝国的发展步伐终于在国人的沉睡中放慢了速度，而西方文艺复兴给人性复苏打开了一道明亮的窗户，把东方雄踞的睡龙狠狠地甩在了后面，不仅如此，这条睡着的巨龙还被无情地遭到侵犯，这一切不光彩的历史，也正是中国人思想匮乏、创造力匮乏、国家落后的根源所在。
我们不妨再回过头去看看春秋战国时代那段思想解放、学术自由、令后世人向往的历史吧。
每一次思想解放兴起前，必定是有禁锢思想的对象存在。而以我们惯用的思维来看，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争鸣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西周王朝对其子子孙孙的传承和分级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那就是周礼。这套制度不仅约束全国上下的阶级分配，还约束民众的道德行为，虽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就这么一个粗陋的周礼却称霸数百年，与尊崇周礼的孔家思想相比，前者好比一个栅栏，而后者却是“石磨”兼蒙在众人眼睛上的黑纱。
春秋后期，礼乐征伐的发号施令者逐渐从天子手中分散至下一级的诸侯国君。诸侯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较量，战争就不可避免。而频繁的战争就会刺激国君们想方设法地变强大，只有这样，才会得以生存，进而才有称霸的希望。离经叛道的诸侯国首先反对的就是封建制周礼。顾名思义，所谓封建，就是封邦建国。历史发展的需求以及人类思想长期禁锢下的期盼，百家争鸣在华丽的历史舞台上登场。春秋诸强和战国七雄的产生，早就宣告周礼的灭亡了。“乱臣贼子”都可以建邦立国，逐鹿天下，哪里还有“礼”存在的位置？直到秦国的崛起和其后步步灭六国的历史演变，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应运而生。至此，周礼原有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与战乱并存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终究要在秦王朝的手里告一段落。
诸侯国之间的角逐，实际上也是思想界的激烈斗争。曾经让小小的秦国一跃成为统一天下的帝国的法家思想胜出，成为所有思想学派中最大的赢家。但是戎狄出身的秦始皇并不像周礼里成长起来的其他国君那样善于摆弄柔性的制度，而是采取强硬的手段治国，与法家的“严苛”不谋而合。此时，用武力和法制根本成就不了秦始皇所希望的民众思想道德建设，于是丞相李斯跳出来献策，那就是把法家推向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样一来，从理论上讲，人们的思想行为规范也就会遵从法家了。可是事与愿违，法家思想不像其他学派，例如儒家那样温柔，而是像高压电网一样危险，稍有不慎，人人都会成为“刑徒”，不是被发配到边疆，就是去搬砖头。从政治体制上讲，秦王朝标志着中国从原本的封建社会进步成为君主专制社会，迈入了中央集权的门槛。
但是法家思想终究对百姓不够温柔，以至于连一介草民都指着朝廷大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见，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并没有迅速地平息，从秦王朝这一看似平静的湖面上，却暗藏着汹涌的力量。秦王朝的土崩瓦解正是这力量的爆发。一时间，诸子百家思想又一次冲破法家尚不坚固的牢笼，奔向全国的各个角落。
新王朝的建立者非常的清楚，前车之鉴就在隔壁不远，此时若要再施行高压管理，刚刚平息的暗涌势必再次崛起，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任自流。于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被选中了。人们在宽松自由的政策下，疗战火带来的伤，休养生息，甚至在汉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而到了汉武帝时候，思想解放和松散的管理策略已经不是当朝所希望的了。汉武帝对于禁锢思想更感兴趣，因为他想采取的一些措施需要一种思想作为前锋。这时候，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跳了出来，正合汉武帝心意。就这样，孔家的明灯照耀着普天之下。中国人真正的“被洗脑”也从此拉开了帷幕。
尽管董仲舒和李斯在前期都相当高调，而后来又识时务地顺应潮流，但是董仲舒比李斯确实要聪明，不仅仅是手段高明。按照中国人“恻隐之心”大多倾向于同情弱者，所以近年来为李斯翻案的都叫好，而为董仲舒翻案的都被骂得狗血淋头。
说董仲舒聪明，是因为他在培养人才上比李斯做得到位。李斯当时也提出“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但这对于纵深横远地让法家思想扎根于民众显然是不够的。董仲舒就不一样了。我们来看历史。建元五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当我们一谈古代思想，那就是封建思想，而封建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不管是孔子的儒，还是董仲舒的儒，总之，儒家思想就成了封建思想的实质内核。可是，法家思想却没有在李斯的主张下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此外，还有一系列为确保儒家独尊而采取的措施。
一、设五经博士
战国时就有博士，秦汉承袭此制，也设立博士官。博士是掌管典籍簿册的咨政议政官员，诸子、术数、方技等都立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此后，博士的职位就只有被官方认可的儒家五经大师才能担任，其他学派虽然没有像秦代那样被明令取缔，但已不能取得官方学术的地位了。这一措施是“独尊儒术”的集中体现。
二、建立博士弟子制
博士官因学识渊博，也常常以私人名义授徒讲学。元朔五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公孙弘的建议，由朝廷为五经博士选置弟子，有固定的名额和选拔标准，并享有官方给予的待遇。这就是博士弟子制，这一制度的实行，标志着汉代太学的建立。自此，学习儒经者日益增多，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三、以儒术取士
汉代自高祖始，就重视选贤任能。武帝时逐步确立了以察举为主的取士制度。在取士的标准上，则突出强调精通儒术和具有儒家伦理道德修养。察举最盛的孝廉科，就是选取具备儒家的“孝”、“廉”美德的人士，而明经科则是专取通晓一门儒经的学者。太学生通过考课，通一经者即补为官。以儒术取士，不仅为“独尊儒术”的推行和落实提供了保证，而且对士子进德修业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四、视学制度
君主视学自古有之。汉代帝王对其最高学府太学非常重视，有时亲临太学视察或指令要员视察太学。东汉时皇帝视学成为一种制度。视学时要举行各种隆重的仪式，要召集博士讲论五经，有时还要考察学生的学业，还要与师生欢聚。为了弘扬儒学，每次视学，皇帝还要聚众宣讲。以上诸项措施都为“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起了保证和促进作用。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他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背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文教政策一直维系了两千多年，直到古代史的终结。其对教育的主要作用和影响，一是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和礼教为本，所以，尊儒必定推崇教育，汉代的官方学校体制就是伴随独尊儒术而建立的。重教兴学成为汉以后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二是儒家经学成为教育的主体内容。精通儒经的就可以通过选士而做官，取得荣华富贵，从而大大激励起士人的学习积极性，是古代教育昌盛的主要动力。汉代流传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王充曾感叹说：“儒者学，学，儒也。”儒与学已合为一体，从而使儒学绝对控制了教育事业。而，儒家对大众的“洗脑”工作也维持了两千多年。
董仲舒的儒学，干脆说儒家思想吧，因为董仲舒确实是为了适应国情而对儒家思想的创新发展（当然，维护儒家思想的，就说这是窜改）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但是，正是被统治阶级握在手里不肯放松的这种思想，成了国人思想上的一座监牢。我们深感悲哀的同时，或许也该庆幸，幸好汉武帝没有对周礼感兴趣，要不然，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将是怎么样的一番景象呢？
4．思想，再无建树
在思想上，我们中国范围内，最让人怀念的时期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而致命的恰恰就是顺应当时历史发展需求的“独尊”。从汉朝独尊儒术到近代西方民主自由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思想进入了真正的严寒冰封时期。无论是哪个朝代，除了啃老本之外，鲜有新的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诞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三变。先是儒学转入玄学，再有玄学转入佛学。儒学自不必多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就是传承汉儒。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烦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其所谓“自然”，不是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
玄学家郭象在《庄子注》中对老庄的自然之义有进一步的发挥。老庄认为有一个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则认为连这样一个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道产生的，也不是道使然的，是它们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见于《论语》和《孟子》，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庄子》对“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渔父》）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圣人不过是谨慎地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而已。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这样看来，“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它们不仅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又属于道德的范畴。玄学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影响所及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一个长期的战乱年代，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这与春秋战国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们从这时期最显著的思想也就是玄学来看，不管是世界观还是人生观都是对先秦道家思想的发挥，没有摆脱掉老庄思想的影子，也就算不上独创。
别样地看待诠释人生的佛教，的确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大相径庭。但这种外来宗教思想，更算不上中国本土思想的建树了。但佛教的普及速度和为人民接受的程度实在是其他思想所不及的，因此，在玄学佛教兴起的时代，儒家的正统地位一度受到挑战。
很多学者说，唐朝是思想平庸的盛世。没错，原因很简单，因为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已经为唐代准备好了思想工具，李氏家族要做的就是整理和施行罢了，这才有了孔颖达编著的《五经正义》作为唐代国家思想，《五经正义》中的思想大多由汉晋大儒完成，尤其是郑玄的功劳最大。唐初与明初比较类似，国家在做的是执行前哲的思想。而佛学思潮在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道教被奉行为国教，儒学思想的地位受到威胁。此时，古文运动兴起，代表人就是韩愈，他排斥佛教思想，倡导恢复中国儒家思想的传统，其门人李翱在作品《复性书》中以《中庸》的理论为基础，提出“性善情恶”的人性论，认为只要加强道德修养，消除情欲的干扰，便可恢复人的本然之性，便可成为圣人。我们可以看到，儒学的发展越来越精微，但是这也是对于前哲的继承而已。大唐盛世，是一个和平年代，所以没有新思想诞生的土壤和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