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争带来的发展
周朝八百年，如果没有五百年春秋战国，剩下的时间能把大部分历史学家都闷死。这是我们国家最为混乱的一段历史之一，而难能可贵的是，这时没有后世分裂所常见的外敌入侵——兄弟们关起门来，或为觊觎已久的地盘，或为君王之位拼杀。尽管因此爆发的战事令这五百年迷雾重重，但纵观这五百年，国家的强盛却是战争促成的硕果。
人类社会的历史本就是一部战争史，几乎所有重大的发明都是由战争所催生。西周末年的周王室内乱不断，宫廷争斗上升到白热化的程度，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的光复之机荡然无存，从此，中国历史跨入春秋时代。当时曾被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还是以类似黑帮斗殴的态度对待战争——交战的一方找个由头，约个时间地点，叫上兄弟抄起家伙，听到号令集体冲上去。发起战争的初衷非常简单明了，既不会将对方统治者赶尽杀绝，也不会直接把持对方所有的土地。在其中一方撑不住的时候，只需要大喊一声“投降了”，战争也就宣告结束。胜利者得意扬扬班师回朝，而失败者也回家包扎伤口准备下次再战。
到了战国后期，诸侯国历经国与国之间的兼并和各自宫廷的内乱风云之后，尚存的实力大国屈指可数，这时候的君主，不仅运筹帷幄，制定战略总方针，在战争中更讲求战术。孙子有言：“兵者，诡道也！”双方交战本来就是你忽悠我我忽悠你的事情，谁也不会跟你讲什么江湖规矩，喊个一二三之后再发起进攻，最好是一刀砍了你的脑袋你还在黄泉路上猜测凶手是谁。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春秋时，大家手拿中看不中用的兵器，跟着战车，左冲右突。一旦打起来，谁胜谁负也只有天晓得，兵器大家都差不多，甚至人数都差不多，说不定里面有几个天生神力的或者砍人特别厉害的，稀里糊涂也就赢了。
战国时，战车已经被骑兵完全替代，各种新式武器层出不穷，你有能射二百步的弩，我就得拼命造出能射三百步的弓；你能胡服骑射威震天下，我就敢全民皆兵以武立国；你有火牛计，我来增减灶；你合纵之师披甲百万无人能挡，我便连横锁关东西二帝宰割天下。这些，是军事上的进步。
而政治上的进步更为突出。
春秋时期，国家管理体制依旧是周武王的做法，那就是依照“分封制”为表，“宗法制”为里的制度建立了一个以周天子为至高领导人，以奴隶主贵族阶级为骨干的统治集团。这种看似稳固的金字塔结构其实有很大的弊端——政治权利的分散。《左传》中记载：“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国君作为天子之下的最高领导人，却没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而且在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等看似国君的家臣，但从身份而言，比国君之位相去不过一肩，于是，如同诸侯可以威胁天子一样，强臣取代故主的大戏一幕幕上演。
父子兄弟争相夺位，互相残杀屡见不鲜。鲁国国君四世无权，宋为戴氏取代，齐易手于田氏。到战国时，更富戏剧性的是，晋国不仅被三家瓜分，晋侯反而必须向韩赵魏进贡，而晋国其他姓氏也渐渐消失在政治舞台上。战国时期的战争不像春秋时期那样带有盲目性的砍杀，而直接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于是，各国开始注重整合国内资源，将一部分资源用于军事行动，而另一部分用于稳固发展国内实力，不同力量的分编就逐渐形成了国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剔除亲贵阶层，“集权”于君主一人之手，在战国中期的诸侯国内已经非常普遍。
这种集权式的统治，直接将封建社会分为两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人可以分得绝对的权力，国君跻身于“至高无上”的“天子”行列，但是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突变，而是在各国复杂的政治活动中，随形势逐渐演变的结果。
春秋时期，在统治集团内部，诸侯国君，卿大夫的身份与地位是与生俱来的，由不得个人放弃或选择，可想而知，数量骤增的是“士”这个阶层。在战火四起的年代，人数最多的阶层往往是最受影响的阶层，这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重新选择新的出路。而广为人知的就是，士阶层涌现出了大批有思想有见地的饱学之士。各国为图霸业，就会选择贤能之人为自己效力，并且推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变革，政治结构较之以前更为稳固。
政治的进步促使统治者推出一系列的改革，孔子认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因为这个或者那个野心自大的家伙自我膨胀而导致几个世纪不得安宁，这显然是不合“礼”的。春秋后期到战国，那些传统的、不成文的但又被大家认可的准则已经不能为想要加强君权的统治者继续保驾护航，于是，成文的法律就应运而生了。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把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上，公之于众。其后，有魏国的李悝所编《法经》和秦国商鞅制定的一系列法律，这是战争过后各国行政上的一大进步。
战乱过后的调整和改革，为经济的发展铺开了一条宽阔的道路。春秋后期，随着诸侯国的兼并，诸侯国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增多，井田制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统治者再靠公田吃饭已经不现实，诸侯们不得不颁布新的政策，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加上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运用，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的技术也趋于精细。
战国时，木石农具已成非主流，农民的耕种技术更加高明，在深耕除草的同时，农民们注意识别土壤性质，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作物进行种植；施肥技术提高，懂得用肥汁拌种，粪肥、绿肥和草木灰被普遍施用；开始注意选择种子，防治虫病，实行畦种法，播种疏密得宜，便于通风排涝，善于培根、除草、间苗和掌握农时季节；普遍推广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
农民捞到的好处不可能一股脑地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于是，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后来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简公七年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按人头征收“头会”，也就是人口税。
由于战争的需要，金属冶炼和兵器制造工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这也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也发展起来。当时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古时指街市、店铺、手工作坊）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
战国时，手工业大发展，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手工业，有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有豪民（无官职，但有财势的人）经营的大手工业，也有各国政府经营的官营手工业。从业者有农民、手工业者、依附贫民、雇工（佃农）、官奴。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已经较好地掌握了高温液体还原法的生铁冶铸技术，能锻打出用于剑身的高碳钢，铸铁柔化术开始出现。青铜器的制作普遍使用熔铸、焊接、失蜡法和金银嵌错工艺，产生了在铜器表面涂金、鎏金和刻纹工艺，器型轻薄灵巧，花纹细致繁复，具有高超的技艺水平。漆器制造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所造漆器以木为胎，有黑、红、黄、蓝、紫、白等十多种颜色的漆，在器物上绘出各种光泽美丽的花纹，并发明了催干剂。有了结构和花纹都较复杂的织锦以及手工针编织物。木工有规（圆规）、矩（曲尺）、绳（墨斗）、隐栝等。
各行各业的发展，金属冶炼技术的进步，不仅带动了商业的发展，还带动了货币的发展。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诸侯国之一。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六十钱，最贱时三十钱。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关系活跃起来。战国时，不仅各国铸造货币，而且很多城市也铸造货币，因此各地货币的样式不同，种类多，流通数量大。齐、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币，三晋主要是铲形的布币，秦、周主要是圆形有孔的圜钱，楚国主要是形似贝壳的蚁鼻钱，金币有楚国压成方块的埕爱、陈爰。货币的发展，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衡量物质的依据，还成为奖励或者鼓励人们的一种工具。
科学文化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得以迅猛发展。
首先是思想文化。中华文明学术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时代才发展起来。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联、互相渗透的反映。相传伏羲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复排列，而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东汉经学大师）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又是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述，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
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大发展，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西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产生着影响。但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因而出现了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
战国时期的散文创作十分兴盛，有各种历史散文，诸子的散文和其他散文作品。这些散文都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或汪洋恣肆如庄子般娓娓动人、激情横溢、约烂多彩，或譬喻连珠如韩非子的寓言，或剖析透彻逻辑严密如孟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使屈原的诗作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宋玉的作品，在模仿屈原的同时，对楚辞有发展和创造，在骚体中变化出赋体，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而这个时期社会的剧烈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士阶层的形成和统治者的提倡，许多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最有影响的，除了儒道家以外，还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以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以张仪、公孙衍、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吕不韦、刘安、尸佼为代表的杂家等。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
其次是科学的发展赶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前面。
《墨子》一书记述了类似秤的杠杆原理。这是最早的杠杆原理理论。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方面，春秋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命题，如两条并行线之间等距、三点共一直线，同圆的半径相等、矩形四角皆为直角等。发明了计算工具算筹，用十根小棍摆成不同的形状来表示数字，进行计算，大大加快了计算的速度，此外，指出光学八条定律也是《墨经》的重要成就。《考工记》中有分数的简单运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与名称。《周髀算经》的成书可能在汉初，但它是先秦测量学的经验总结，其中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
力学知识在《墨经》中也有很好的阐述：力是人体所具有的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杠杆平衡与两端的重量和力臂的长短都有关系；船的形体大小与其在水中下沉深浅有一定的均衡关系。这些都是关于浮力原理的朴素表述。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的阴阳五行学说，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适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发明并在临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
战国时，杰出的天文学家甘德著有《天文星占》，石申著有《天文》。他们发现五大行星中的荧惑（火星）和太白（金星）有逆行现象，测定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长度，并定火星的值星周期为19年，木星为12年，与现代科学测定极为相近。石申对二十八宿距度和其他一些恒星什宿度的测量，是早期恒星定量观测的重大成果。后人将两人的著作合称《甘石星经》。战国时，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和安排大致齐备，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2．统一天下的不同道路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天道”，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各学派的人物或著书立说，或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
从人类文明演化历史看，曾邦哲《结构论》提出诸子百家及三教九流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与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并且，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中华文化已经萌芽，比如，儒家的社会伦理化（科学社会规范）、墨家的实践经验化（实验技艺方法）和道家的系统逻辑模式（全息结构模型），以及一些技术发明的原型等。
儒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由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创立，由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孟子加以发展。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儒家认为“仁”是伦理道德的总纲。“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若要实践仁德，需要“忠”和“恕”。“忠”是尽自己的本分，“恕”是推己及人。提倡以“礼”、“乐”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孔子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他又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回复西周时期的德治，呼吁恢复“周礼”，认为人人安分守己，互相关怀，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
其后孟子以“性善说”论述“仁”，“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认为人性本善，具备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加以发扬，便可成为仁、义、礼、智的德行。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与禽兽无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若顺从人的本性而行，必会引起纷争。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为善去恶。荀子强调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安守本分，社会便能安定。
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被历代统治者及学术界所尊崇，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
“道”是“老庄”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于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于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认为“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民生困苦，道家认为，人们必须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最终希望恢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状态。道家还认为，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墨家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人不相爱。
墨家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观念，使天下大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经济上主张强本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他又主张“尊天”、“事鬼”。
由于墨家从创始人墨子到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社会中底层的学者，所以墨家更能体会到战乱时期劳动人民的凄惨生活，相对于儒家的过分讲求“礼”，墨家更注重刻苦、节俭的生活习惯，而且不吝于做低层的劳动工作，被儒生辱为“淫巧之技”，生活上的偏差，立场上的对立，和思想上比“仁爱”更难遵从的“兼爱”，使得墨家并未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日后发展不大。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集法家大成，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子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指的是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诸子其实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三家学派。
3．真理，也许不止一个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独尊法家，但是，仅仅十五年的时间，秦朝覆灭。秦朝的灭亡也代表法家的失败。后人评论说，法家学说是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这种思想在斗争中确实相当实用，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
到了汉武帝时候，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被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让儒家弟子进入国家政权机构。西汉后期，法家思想被董仲舒代表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此后，儒术独尊，儒生治国，成为历代基本国策。
到宋朝时，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儒家思想几经改造，到这时已经吸收了先秦其他诸多学派的思想。而为了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王守仁心学也发展起来，至此，儒家思想经过几次大的“手术”之后，依然稳固地站在统治阶级的纲领中。从西汉到清朝灭亡的这两千年里，几乎没有哪家的思想能够动摇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甚至连征服汉族并且对汉人实施统治的清朝也在其统治中极度尊崇儒家思想。
而两千五百年之后的我们，一谈及国学，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一说封建思想，那也是非儒家莫属。真的，就是这样吗？可叹历史不会重来，无法证实究竟谁才是真理。我们只能说，历史给了儒家长久发展的机会而已。
曾经红极一时的法家思想，虽然在大秦朝时惨败，但是，如果在其他的历史条件下，法家不也是成功的吗？比如说，战国时代的秦国。秦孝公时，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国力猛增，不仅在军事上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昌盛之师，在国内经济实力上也可以与齐国等基础底子优越的国家相提并论。秦灭亡的原因不仅仅是法家的过错，而是时代变迁给统治者的一道难题。
再看秦朝之后的各朝各代，法家的思想都是蕴涵哲理的。中华两千年的政治表现都可以看到法家所表现的重要作用，其中最为显然的就是吏治。中华所谓的法治其实是强意志理论，法家的思想重心只是一种对权势的体现方式，而几乎没有重要的理念，它没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认识，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无“法”精神的律治，着重于对统治者意志的律令体现，从而助长中华形成了权力单极的社会形态，政治强盛而民间力量薄弱，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古代人民有被压迫的意识，使得中国的国民性极其的淡漠，在近代战争中表现出无国家性的麻木。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可以说是法家所刻意打造的。尽管我们在现代听不到法家的呼声，看不见法家的大旗，但它不过是隐身于儒家之中而已。
墨家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多大的发扬，但是这个学派的主张却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兼爱，完全的博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而言，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尚贤，不分贵贱，唯才是举。尚同，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非命，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节用，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生活。节葬，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这些对于社会浮躁思想盛行的今天，依然有着很明确的指导意义。
此外，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使当时诸子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称“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
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在汉初时还存在，但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融入道家思想，独立的阴阳学派就不存在了。但是，阴阳学说影响深远，据说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便是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的。大名鼎鼎的兵家，其思想不仅是单纯的论兵攻略和军事思想，还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我们知道，染布的过程，就是把纯色的布放进不同的染缸里，布就会有不同的颜色。放进绿色的染料里，就是绿色，放进红色染料里，就是红色。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就如同这些布，把它放进固定的染料桶里，就变成固定的那种颜色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布，已经不是原来的布，而是经过各个时代的文人染过的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