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问：“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种庄稼然后才吃饭吗？”
陈相说：“是的。”
孟子说：“许子（许行）一定要自己织布然后才穿衣服吗？”
陈相说：“不，许子穿未经纺织的粗麻布衣。”
孟子说：“许子戴帽子吗？”
陈相说：“戴帽子。”
孟子说：“戴什么帽子？”
陈相说：“戴生绢做的帽子。”
孟子说：“自己织的吗？”
陈相说：“不，用粮食换的。”
孟子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陈相说：“对耕种有妨碍。”
孟子说：“许子用铁锅瓦甑做饭、用铁制农具耕种吗？”
陈相说：“对。”
孟子说：“是自己制造的吗？”
陈相说：“不，用粮食换的。”
孟子说：“用粮食换农具炊具不算损害了陶匠铁匠；陶匠铁匠也是用他们的农具炊具换粮食，难道能算是损害了农夫吗？况且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烧陶炼铁，使得一切东西都是从自己家里拿来用呢？为什么忙忙碌碌地同各种工匠进行交换呢？为什么许子这样地不怕麻烦呢？”
陈相说：“各种工匠的活儿本来就不可能又种地又兼着干。”
孟子说：“这样说来，那么治理天下难道就可以又种地又兼着干吗？有做官的人干的事，有当百姓的人干的事。况且一个人的生活，各种工匠制造的东西都要具备，如果一定要自己制造然后才用，这是带着天下的人奔走在道路上不得安宁。所以说：有的人使用脑力，有的人使用体力。使用脑力的人统治别人，使用体力的人被人统治；被人统治的人供养别人，统治别人的人被人供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当唐尧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平定。大水乱流，到处泛滥。草木生长茂盛，禽兽大量繁殖，五谷都不成熟，野兽威胁人们。鸟兽践踏出来的道路，纵横交错，遍布在中原大地。唐尧暗自为此担忧，选拔舜来治理。舜派益管火，益放大火焚烧山野沼泽地带的草木，野兽就逃避躲藏起来了。舜又派禹疏通九河，疏导济水、漯水，让它们流入海中；掘通妆水、汉水，排除淮河、泗水的淤塞，让它们流入长江。这样一来，中原地带的人民才能够正常耕种，赖以生活。当这个时候，禹在外奔波八年，多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即使想要耕种，行吗？
“后稷教导百姓耕种收割，种植庄稼，庄稼成熟了，百姓得以生存繁殖。关于做人的道理，单是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安逸却没有教化，便和禽兽近似了。唐尧又为此担忧，派契做司徒，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的道理教给百姓：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妇之间有内外之别，长幼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唐尧说：‘使百姓勤劳，使他们归附，使他们正直，帮助他们，使他们得到向善之心，又随着救济他们，对他们施加恩惠。’唐尧为百姓这样担忧，还有空闲去耕种吗？
“唐尧把得不到舜作为自己的忧虑，舜把得不到禹、皋陶作为自己的忧虑。把地种不好作为自己忧虑的人，是农民。把财物分给别人叫做惠，教导别人向善叫做忠，为天下找到贤人叫做仁。所以把天下让给别人是容易的，为天下找到贤人却很难。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伟大啊！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天来行事。广大辽阔啊，百姓不能用语言来形容！舜真是个得君主之道的人啊！崇高啊，拥有天下却不把它据为私有！’尧舜治理下，难道不要费心思吗？只不过不用在耕种上罢了！”
孟子联系生活实际，摆事实，讲道理，利用其理论的薄弱环节，由小及大，由彼及此，由表及里，步步紧逼，阐发了自己的观点。然后列举圣贤业绩，从正面阐述国君贤否，不在亲耕，其针锋相对的思想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对于“劳心”和“劳力”这两者的混为一谈，正是许行的弱点所在，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和精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脑体劳动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许行的君民并耕说的弱点在于忽视了“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孟子抓住了这一弱点，进行批判，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他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劳心”者即脑力劳动者和剥削者等同起来，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必然性为剥削制度进行辩护，提高到普遍原则的高度，进而论证了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
从孟子和陈相的对话中，我们发现许行一派是认可社会分工的，只是忽视“体力”和“脑力”的分工，但这样绝不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概念，脑力劳动者与统治阶级之间不能画等号，孟子的辩护只是体现他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罢了。许行除“民本主义”思想外，还认识到市场货物交换的重要性。他主张在社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可以用农产品直接去交换手工业品，如帽子、锅甑和铁制农具等等。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办法。那么物体交换时，不同物体的价格怎样衡量呢？
许行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许行认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意思是说：市场上，布匹和丝织品，长短相同价钱就相同；麻线和丝絮，轻重相同价钱就相同；五谷粮食，数量相同价钱就相同；鞋子，大小相同价钱就相同。这样一来，同种商品数量相同，则价格相等，市场上的各种物品的价格都有了统一的规定。这样，在市场上的同种商品只有一种价格，没有第二种价格。这就是“市贾不二”。并且，这样的规定方法不仅容易，还会为社会的良好风气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孟子·滕文公》中，陈相转述的许行的话：“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许行认为，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即使小孩子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也不会受欺骗。在商人可以利用市场哄抬物价的不公平社会，这种价格论的好处倾向于贫苦百姓一边，究其实质，其实还是许行“民本主义”思想的体现。
这种价格论又遭到了孟子的犀利抨击。《孟子·滕文公》记载：“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意思是说，物品的价格不一致，是物品的本性决定的。有的相差一倍到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倍万倍。您让它们平列等同起来，这是使天下混乱的做法。制作粗糙的鞋子和制作精细的鞋子卖同样的价钱，人们难道会去做精细的鞋子吗？按照许子的办法去做，便是彼此带领着去干弄虚作假的事，哪里能治好国家！”
许行的主张反映了战国时期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君民并耕之说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的平均主义和共同劳动的思想，要求人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这仲主张只能是劳动人民反对封建统治者阶级压迫的一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许行的价格论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对商人利用市场高利盘剥，要求调整物价的愿望。这种主张要比杨朱的“为我”、“贵己”而又不“纵欲”、“侵物”的观点更激进一些，因为杨朱是小土地私有者的代表，他们只要求保护其小私有者的财产；而许行则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他们一无所有或者有也不多，仅靠双手劳动维持生活。但是许行的社会政治主张不符合统治者的愿望，即便是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农家的理想对于处于被剥削阶级的“农”而言，也还仅仅是一个美丽的梦而已。
5．纵横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当时群雄相争，除用武力外，还需展开外交、政治上的攻势。纵横家应运而生，他们并不专崇一种主张或观点，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定其取舍，故忽而用儒，忽而用道，构成了所谓的一纵一横。西汉时称纵横之说为“长短说”，长说、短说和一纵一横含义相同，都是说纵横之士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去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到战国晚期，因秦强六国弱已成为定局，故联合关东各国抗秦者即为合纵，而秦设法破坏合纵就是连横。如《战国策》就把秦和六国对立起来，并总以苏秦、张仪为合纵连横策略的代表性人物，双方各自为六国或秦的利益进行辩护。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纵”指“合纵”，指战国时南北向排列的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横”指“连横”，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所谓“纵横家”，指主张“合纵”或“连横”外交策略的人物。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有苏秦、张仪、毛遂、方士、徐福。
《汉书·艺文志》肯定了纵横家“权事制宜”的这一长处。但过分的灵活性也易流于欺诈，《史记》说六国时“谋诈用而纵衡长短之说起”，《汉书》也称其“上诈狡而弃其信”。尽管如此，纵横家在战国晚期仍受到各国君主的重视，故韩非子说：“山东言纵横，未尝一日而止也”。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曾写过文章《苏秦的小说》，指出《史记·苏秦列传》完全像部小说，史实过于错谬。这么说的原因应该是苏秦活动的年代比较混乱。1973年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证明，《史记》里关于苏秦的年代是错的。苏秦活动的时间大概在秦昭襄王时期，张仪活动在秦惠文王时期。《战国策》里讲苏秦起先以连衡术去说秦惠文王，可是现在学者以为多误，以为当是秦昭王。其实不然，秦惠文王卒于前311年，秦惠文王于前325年称王，第二年因此改元。张仪活动的正是这一时期，秦惠文王死后一到两年，也就是秦武王元年，张仪在魏国寿终正寝。而苏秦活动的时间大概在秦昭襄王时期，到前284年被杀死。由此看来，苏秦的年代要比张仪晚约三十年。
如此一来，《史记·苏秦列传》中有多少内容是值得我们深信不疑的呢？司马迁在处理苏秦的事迹时，特别在年代方面仍有不少错误。如他把苏秦最初游说赵、燕等国定在赵肃侯、燕文侯时，将其卒年定在张仪之前。经过我们上面的推断，明确了苏秦应在燕昭王、齐闵王之世活跃于六国间，与其同时的著名人物有孟尝君、李兑、周最等。苏秦先仕于燕，其主要活动是离间齐、赵关系，以减轻齐对燕的压力。又和李兑共同联合五国以攻秦，后来他又离燕至齐，受到闵王的重用，但苏秦仍忠于燕，暗中为燕效劳。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劝齐攻宋，以转移齐对燕的注意力。于是燕昭王派乐毅突然出兵攻齐，齐因措手不及而败于燕。苏秦与燕谋齐的活动至此而败露，这在战国晚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在许多当时人著述中都有反映，如山东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用间》，里面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的话，又如《吕氏春秋·知度》，说“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这些记载表明，战国时人都知道苏秦为燕而仕齐，最后使齐亡而兴燕，但他自己也为燕作出了牺牲。苏秦在战国晚期名声颇大，《荀子·臣道》把“齐之苏秦”和“楚之州侯”、“秦之张仪”相提并论。西汉时，苏秦仍受人称道，如《史记·邹阳传》赞扬他能成为燕的忠臣。《淮南子》也多处提到他，并肯定他有知权谋的长处。司马迁以为苏秦在“连六国从亲”的过程中，显示出他的才智过人。
苏秦的事迹多见于《战国策》和《史记》等书。《史记》说他是东周洛阳人，曾到齐国受业于鬼谷子先生，后出游数岁，一无所获而归，遭到家人的讥笑。于是他发愤用功，得周书《阴符》而读之，领会出如何方能投人主之所好的奥秘，“悬梁刺股”的典故正是这么得来的。另有说法，《阴符》可能是齐太公姜子牙所作，而里面的内容应该就是后来苏秦运用到极致的“反间计”。苏秦最先游说的是哪几个君主，司马迁的记载既然有误，那么暂时也就无从考证。但是直到他去燕国游说燕文侯，燕文侯接受了他的合纵主张，并资助他车马金帛，才使他能到赵、韩、魏、齐、楚几国去游说。六国经过他的劝说而联合起来，苏秦成为纵约长，“并相六国”，而至死都是为燕国效力。
齐国乘燕国新立易王，占领了十座城池，燕王让苏秦讨还。苏秦游说齐王：燕王是秦国的女婿，您夺取燕国领土，就是引来秦国的精兵嘛！所以齐王归还了燕国的这些城池。后来，苏秦到了齐国，在燕齐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反间”无异于送死。但他还是去了。至于原因是什么，司马迁、刘向等都“回避”了正面解说，只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苏秦可能与燕易王的母亲，也就是燕文侯的夫人有染，燕易王知道这件事，却对苏秦的待遇更加优厚。苏秦恐怕被杀，就劝说燕王：“我留在燕国，不能使燕国的地位提高，假如我在齐国，就一定能提高燕国的地位。”燕王说：“一切听任先生去做吧。”于是，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而逃跑到齐国。齐宣王便任用他为客卿。但也有人根据《战国纵横家书四章》有“故强臣之齐”之语，说苏秦的家属可能被燕王扣为人质了，苏秦不得不去。不论如何，苏秦还是去了齐国，并且至死为燕效忠。
齐宣王去世后，齐国大夫中有许多人和苏秦争夺国君的宠信，因而派人刺杀苏秦，苏秦当时没死，带着致命的伤逃跑了。齐王派人捉拿凶手，然而没有抓到。苏秦将要死去，便对齐王说：“我马上就要死了，请您在人口集中的街市上把我五马分尸示众，就说：‘苏秦为了燕国在齐国谋乱’，这样做，刺杀我的凶手一定可以抓到。”当时，齐王就按照他的话做了，那个刺杀苏秦的凶手，为了邀功，果然自动出头露面了，齐王因而就抓捕他杀了。燕王听到这个消息后说：“齐国为苏先生报仇，做法也太过分啦！”苏秦死后不久，他为燕国破坏齐国的一些事实才泄露出来。苏秦死后，其弟苏代、苏厉也到处游说而“乞显诸侯”。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苏子》31篇，是苏秦作品或后人所记有关他的事迹的汇集，其中似也包括苏代、苏厉的一些游说之辞。《苏子》是纵横家类中篇幅最多的一部，可见从战国到西汉，纵横家中属于苏氏弟兄的作品或有关材料分量很多，流传也最广。汉以后该书已亡佚。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纵横家书》，其中有十一篇苏秦上燕王或赵王书，不见于《战国策》、《史记》等传世的古籍，另有两篇其部分内容见于《战国策》，这十三篇是现在了解苏秦事迹的重要新材料。
张仪，魏国贵族后裔，学纵横之术，主要活动应在苏秦之前，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谋略家、战国时，列国林立，诸侯争霸，割据战争频繁。各诸侯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纷纷采取“合纵连横”的策略。或“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防止强国的兼并；或“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张仪正是作为杰出的纵横家出现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对列国兼并战争形势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秦惠文君九年，张仪由赵国西入秦国，凭借出众的才智被秦惠王任为客卿，筹划谋略攻伐之事。次年，秦国仿效三晋的官僚机构开始设置相位，称相邦或相国，张仪出任此职。他是秦国置相后的第一任相国，位居百官之首，参与军政要务及外交活动。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生涯。
张仪拜相后，积极为秦国谋划。他采用连横术迫使韩、魏太子来秦朝拜，并与公子华（桑）攻取魏国蒲阳（今山西隰县）。又游说魏惠王，不用一兵一卒，使得魏国把上郡15县，包括少梁（今陕西韩城南）一起献给秦国。秦惠文君十三年，张仪又率军攻取魏国的陕县（今河南陕县）。这样，黄河天险为秦所占有。随着秦国威势的不断增长，张仪辅佐秦惠文君于同年称王，秦国国势日益强盛。
秦惠文王更元二年，秦国为了对抗魏惠王的合纵政策，进而达到兼并魏国国土的目的，张仪运用连横策略，与齐、楚大臣会于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以消除秦国东进的忧虑。张仪从啮桑回到秦国，被免去相位。秦惠文王更元三年，魏国由于惠施联齐，楚没有结果，不得不改用张仪为相，企图连秦、韩而攻齐楚。其实张仪的最终目的是想让魏国做依附秦国的带头羊。由于连横威胁各国，秦惠文王更元六年，魏国人公孙衍得到齐、楚、韩、赵、燕等国的支持，出任魏相，张仪被驱逐回秦。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张仪再次任秦相国。秦惠文王更元九年，秦惠王接受司马错的建议，遣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兵伐蜀，取得胜利，旋即又灭巴、苴两国。这样秦国占据了富饶的天府之国，有了巩固的大后方，为秦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秦想攻伐齐国，但当时的齐、楚已结成联盟，便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张仪想：要实行“连横”，非得把齐国和楚国的联盟拆散不可。他向秦惠王献了个计策，就被派到楚国去了，实施他欺骗楚国的伎俩。张仪到了楚国，先拿出贵重的礼物，送给楚怀王的宠臣靳尚，通过“走后门”，他见到了楚怀王。楚怀王知道，眼前的张仪，已不是当初在楚国挨打时的那个张仪了，如今张仪才华盖世，名声很大，必须好好接待他，于是就虚心地向张仪请教。
张仪察言观色，慢慢说道：“秦王特地派我来与贵国交好。如果大王下决心和齐国断交，秦王不但愿与贵国永结友好，还愿意把商于（今河南淅川县西南）一带六百里的土地献给贵国。这样一来，既削弱了齐国的势力，又得了秦国的信任，岂不是两全其美！”楚怀王是个糊涂虫，经张仪这么一说，马上高兴地说：“秦国要是真能这么办，我何必非要拉着齐国不撒手呢？”
楚国的一些大臣鼠目寸光，听说有这等便宜之事，也都向楚怀王祝贺。只有陈轸提出反对意见，他对楚怀王说：“秦国为什么要把商于六百里地送给大王呢？还不是因为大王跟齐国订了盟约吗？楚国有了齐国做盟国，秦国才不敢来欺负咱们。要是大王跟齐国绝交，秦国不来欺负楚国，那才叫怪呢！再者，秦国如果真的愿意把商于的土地让给咱们，大王不妨打发人先去接收。等商于的六百里土地真正到手以后，再跟齐国绝交，也不算晚。”但楚怀王只看到了陷阱边上的大肥肉，他一味地听信张仪之言，听不进去陈轸的忠告，一方面跟齐国绝交，一方面派人跟着张仪到秦国去接收商于那六百里地去了。
消息传到了齐国，举国震惊，齐宣王很生气，他想：楚国咋能这样背信弃义呢！他马上打发使臣去见秦惠王，说楚国不讲信义，早晚是你们秦国的隐患，咱们一同进攻楚国吧！而这时，楚国的使者正暗自得意地赶到咸阳，准备接收那六百里土地，万万没有想到，张仪翻脸不认账了！张仪故意打马虎眼说：“不对吧？我没那样说呀！大概是你们大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哪里能轻易送人呢？我说的是六里，不是六百里，而且是我自己的封地，不是秦国的土地。”
楚国使者一听，当时头就大了，气鼓鼓地跑回楚国向楚怀王报告，气得楚怀王直打哆嗦。楚国誓死要雪耻，发兵十万攻打秦国。秦惠王也发兵十万迎战，同时还约了齐国助战。结果楚国一败涂地，十万人马只剩下两三万，不但商于六百里地没弄到手，连楚国汉中六百里的土地也给秦国夺了去。楚怀王只好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楚国从此元气大伤。
张仪用欺骗的手段制服了楚国，使楚国失地千里，军威士气大打折扣。秦国趁机把汉中、关中、巴蜀连成一片，解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的威胁。最重要的是，秦国能把楚国这样的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其他几国都感到不寒而栗，从此，秦国的势力影响到中原，占领了函谷关以东的重要据点。秦国这样一来既便于防守，又便于进攻中原，因而更加强盛起来。
此时，人们都认为张仪比韩国、魏国的国君还要厉害。张仪也因功受封，赐号“武信君”。但张仪心里明白：战争不是解决争端的最终手段，他找到秦惠王说：“我们虽然战胜了楚国，捷报频传，但楚国人怒气很大，总会拼死来抢夺汉中的，不如我们还他一半汉中土地，以平息怨恨，安抚边疆。
张仪就是这样，能毫不客气地夺取别人的东西，也舍得大大方方送给别人礼物。有时候，他是个十足的小人，翻脸不认人，无赖的面孔令人憎恶；有时候，他又以大国使者的身份，冠冕堂皇，落落大方地出现在外交场合，风度翩翩。
张仪在“收拾”了楚国之后，又先后到齐国、魏国等地说服各国诸侯“连横”亲秦，同一年，张仪因功封得五邑，封号为武信君。历尽艰辛，终于拆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为后来秦国横扫六合、统一天下建立了不朽功勋。
张仪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外连横而斗诸侯”，与秦国的耕战政策相配合，运用雄辩的口才，诡谲的谋略，纵横捭阖，游说诸侯，建树了诸多功绩，在秦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风云多变的险恶环境中，主要凭借外交手段，采用连横策略，“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使秦国的国威大涨，在诸侯国中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孟子的弟子景春称赞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张仪使用军事和外交手段，使得秦国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这为秦国的霸业和将来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秦惠王死后，秦武王上台，张仪不被秦武王所信任，只好离开秦国回到了魏国。在魏国当了一年的相国后，寿终正寝。
有人说，没有苏、张，就不存在合纵与连横，自然也就不会有所谓纵横学和纵横家。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纵横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使得战争不再是纯粹的沙场较量，而是智慧与智慧之间的博弈，尽管纵横家顶着许多类似“阴损”的不雅之名过了无数个春秋，如今，其“纵横”之术终被人们加以利用并发扬光大。
6．阴阳家：五行阴阳今始分，正反之间演洪荒
阴阳家是流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重要学派之一，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便是以“阴阳消长，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阴阳家”为六大学派之首。《史记》称其：“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则直接受到邹衍学说的影响。大体而言，邹衍的阴阳家思想表现在将自古以来的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试图进一步的发展，用来建构宇宙图式，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
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辅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中国贤哲拈出“阴阳”二字，来表示万物两两对应、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即《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便是讲“阴阳”变化的数理和哲理。
其基本思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学说是在气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明、水火、温凉等运动变化中一分二的结果，这样就抽象出来“阴”和“阳”两个相对的概念。阴阳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事物，所以“阴阳者，有名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
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可用“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八字括之。
《尚书·洪范》记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人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它也是关于宇宙社会属性及其变化规律的范畴系统。五行的“行”字，有“运行”之意，故五行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便是变动运转的观念，也就是“相生”与“相克”。
五行学说并非言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指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它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间架，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按其属性进行归纳。凡即具有生发、柔和特性者统属于木；具有阳热、上炎特性者统属于火；具有长养、发育特性者统属于土；具有清静、收杀特性者统属于金；具有寒冷、滋润、就下、闭藏特性者统属于水。将人体的一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事物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说明人体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邹衍是齐国人。生卒年不详，旧史所载他的事迹有所谬误，但可肯定他是战国晚期人。相传墓地在今章丘相公庄镇郝庄。主要学说是“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又是稷下学宫著名学者，因他“尽言天事”，当时人们称他“谈天衍”，又称邹子。他活动的时代后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齐宣王时，邹衍曾在稷下学宫学习，先学儒术，后来创立了阴阳家学派，在齐宣王晚年成为稷下先生、齐国的上大夫。后来稷下学宫衰落，大批学者纷纷离开，邹衍也在此时离开齐国投奔燕国。燕昭王为他修建碣石宫，以师礼相待，请他为燕伐齐的战争出谋划策。燕昭王死后，惠王即位，燕齐战争的形势逆转，邹衍被人诬陷入狱，出狱后又回到齐国。此时齐襄王重新恢复了稷下学宫，邹衍又成为稷下先生。齐王建八年，邹衍出使赵国，在平原君面前批评公孙龙，使之被罢黜。齐王建十四年见燕王喜，次年燕伐赵的战争失败，邹衍也在此后不久去世。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的治学方法是“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从时间上来看，他先从人所共知的黄帝谈起，推而远之，直到天地未生之时，甚至更加久远，以至不可考究的混沌状态。从空间上来看，先列中国的名山大川、珍禽异兽、水土植被，再推至海外人所未见之物。他的思想宏大不经，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因此有“谈天衍”的美誉。
邹衍不是为谈天而谈天，他以谈天为手段，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为目的。邹衍的思想主要源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和儒家所推崇的“六经”。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在政治伦理上，亦“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阴阳家的五行相胜说认为：众胜寡，所以水胜火；精胜坚，所以火胜金；刚胜柔，所以金胜木；专胜散，所以木胜土；实胜虚，所以土胜水。邹衍根据土、木、金、火、水五行之间的这种循环相克关系创立了五德终始说，来解释历史发展和朝代更替。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种德运，它们之间存在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的关系。历史发展正是按照这种顺序循环往复，每一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种与之相配合，由此种德运决定这个朝代的命运。新的朝代将要兴起之时，上天必然会出现某种符瑞作为征兆。黄帝时出现大螾大蝼（螾为蚯蚓，蝼为蝼蛄），黄帝说：“土气胜”。所以黄帝属土，崇尚黄色。夏禹之时，草木秋冬之季仍不枯萎，禹说：“木气胜”。所以禹属木，崇尚青色。商汤之时，出现金刃生于水的现象，汤说：“金气胜”。所以商属金，崇尚白色。周文王时，出现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的奇观，文王说：“火气胜”。所以周属火，崇尚赤色。按照五行相胜的原理，邹衍推测代火者必为水德，而且会出现水气胜的征兆。水气胜，故崇尚黑色。但是如果不做好准备，就会失去承运的机会，而转为土德。这样五行之间的相胜关系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过程，由此造成了王朝的更替和历史的周期性变化。
邹衍初学儒术，但是看到“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出于尚德的需要创立了五德终始说，希望国君闻其“怪迂之变”而感到恐惧，从而谨身修德，“整之于身，施及黎庶”。但是五德终始说的创立客观上却迎合了战国后期各国君主实现统一大业的心理愿望，为他们提供了统一天下的理论依据。五德终始说在诸侯中的影响日益扩大，邹衍本人也因此受到各国的礼遇。邹衍到梁国，惠王亲自出城到郊外迎接，并且对他行宾主之礼。到赵国，平原君走在路旁，为他擦去座位上的尘土。到燕国，昭王为他扫路、引导，请求做他的弟子，在碣石为他建造了一所宫殿，亲自去听他讲授。邹衍受到如此好的礼遇，同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几乎饿死、孟子在齐国和梁国受困比较起来，真是有着天壤之别。邹衍学说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不仅在当时受到重视，而且对后世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学术而言，董仲舒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相结合，开汉代儒学阴阳五行化的先河。就政治而言，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受到历代新王朝建立者的信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论断，以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作为水德兴起的符瑞，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改革，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遂成为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
邹衍以五行相胜说解释政权的兴废，而用五行相生说解释自然的季节转移，为齐宣王、齐湣王将为天子制定四时教令，使四时明堂制度更加完善。五行相生说认为：木性温，钻灼而火出，故木生火；火热能焚木，木烬而成灰（灰即土），故火生土；金居石依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属遇冷，空气中的水汽凝结附着其表面，故金生水；水润而生万物，故水生木。这样木、火、土、金、水就构成了循环相生的关系。依据五行相生的顺序有春、夏、季夏、秋、冬五季（在夏秋之间加入季夏，以合五行之数），天子则应在相应的方位（东、南、中、西、北）穿相应颜色（青、赤、黄、白、黑）的衣服，这就是“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的内容，也是明堂制度的内容之一。
邹衍还认为天子应当住在一所特别的屋子里，东南西北各有一个正厅和两个厢房，这些屋子总称为“明堂”。天子每个月应换一个地方居住，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饭、所听的音乐、所祭的神、所办的事等等都按这个月特有的规定去做，十二个月轮完一圈。大院子中间又有一厅，供天子在季夏（夏季的最末一个月）之月居住（另有一说是每一季里抽出十八天住在这里）。把方向的“东、南、中、西、北”与时令的“春、夏、季夏、秋、冬”相配，使天子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去做“天人相应”的工作，这就叫明堂制度。例如邹衍认为天子居明堂按四季不同所用来取火之木也不相同。春属木，故用青色的榆柳之木；夏属火，故用赤色的枣杏之木；季夏属土，故用黄色的桑柘之木；秋属金，故用白色的柞楢之木；冬属水，故用黑色的槐檀之木。这一顺序就是按照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五行相生顺序排列的，其中以土居中，而《吕氏春秋·应同》中关于“黄帝时其色尚黄，其事则土”的论述，说明黄帝应居中央为天子的奥妙，这对于制造田氏政权（田氏原为陈国公族，姬姓之后）以黄帝的后代自居代替姜姓炎帝之后的姜齐政权是很有用处的。用五行相生说论证田氏代齐的合理性并设计天子四时教令的明堂制度正是邹衍的另一大“功绩”。
邹衍以阴阳五行思想规范四时明堂制度的思维模式对此后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文章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以月为单位的月令制度，月令之文也成为后世农学家撰写农书的参考体例。
邹衍还提出了天下分为“大九州”的地理学说，成为我国古代具有“海洋开放型地球观”的第一人。在我国古代的宇宙论中，“盖天说”和“浑天说”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浑天说则认为“水（海洋）”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九州”说就是受浑天说的启发而创立的。
邹衍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邹衍认为战国时期儒家所谓的“中国”（指华夏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并不是世界的全部，当时的全中国（指战国七雄疆土的总和）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另有九州，也就是大禹治水时所序列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像赤县神州这么大的州全世界共有九个，每一州的周围都有大海环绕，这个州里的人民与其他州不能由陆路连接相通往来，这样儒家所谓的“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而已。这个说法不是考察来的，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也是无法考察的，而是邹衍推断出来的。
这个“大九州”论，已大致符合今天世界大洲的景况。邹衍对古代地理学有相当大的贡献。邹衍在距今二千三百多年前就预言了大洲和大洋的存在，这比欧洲学者对地球作出相似的预测早了近一千八百年。邹衍的大九州说虽然是建立在主观推测的基础上，缺乏严密论证和科学判断，但是在当时对中国以外的地理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无疑是突破了人们狭隘的地理观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探索域外的热情。他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中国和世界地理的知识和推测，认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此说之形成，与齐国东临大海不无关系，因为当时已与朝鲜、日本等国有了往来。胡适曾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大为赞叹阴阳家的这一地理观念。
阴阳学家还有一大贡献，就是天文历算，因为这个学派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对于这方面的精通其他学派只能望其项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虽然评价并不最高，也还是一种特别表示。没有任何直接的资料依据，但事实上很明显存在一个理由，那就是司马氏祖传世袭的专业是天文历算，阴阳家则是先秦诸家中唯一专精于天文历算的一家。
阴阳家的主要学术内容直到司马迁时期都是在这领域，而司马迁则是这一学派的正宗传人。《汉书·艺文志》引用刘歆的《七略》开列了当时的书目，一共有不到六百部书。其中阴阳家有二十一部，第一部就是《宋司星子韦》，第四和第五是《邹子》和《邹子终始》据说有十余万言，但早已佚失。
这里的邹子应即为邹衍。齐有三邹，邹忌不是阴阳家，邹奭名气小，后面第十二部就是《邹奭子》。其中《容成》《张苍》两部也是今人能断定内容为历算的书。刘歆为这二十一家所作评介是：“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司马迁也说阴阳家特长是“序四时之大顺”。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汉武帝罢黜百家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在了。
7．兵家：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目的时，怎么样去使用武力。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除兵阴阳家之外，其他三类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不断爆发战争，从事军事的智谋有识之士，总结军事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制胜的规律，这一类学者，古称之为兵家。凡论述军事的兵家著作，称为兵书。《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汉以前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兵家》谓：“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几。大约兵阴阳家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凡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
有人把吕尚（也就是姜尚，又叫姜子牙）推为兵家的氏族。理由是，在周朝倾覆商朝政权的大战中，吕尚策划出许多兵家谋略和新奇妙计，他不仅在战略指导上善于把握战机，趁商军主力远征东夷，纣王在国都朝歌孤立无援、众叛亲离的有利时机领兵出战；在战术运用方面，吕尚攻心为上，他亲自率领百名精锐冲击商军阵脚。因为打前阵的是奴隶，吕尚初战告捷之后，武王便率主力跟进围歼，加上商军中的奴隶兵的倒戈，周军很快大获全胜，商朝被灭。从指挥作战的思想来看，吕尚应该属于兵权谋家或兵形势家。
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孙武，也就是孙子，后人又尊称孙武子，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其曾祖、祖父都是齐国名将。受家庭的影响，孙武从小就喜欢兵法，盼望能有用武之地。但齐国的纷争和内乱使孙武十八岁时便离开齐国，到了吴国。
吴王阖闾即位后遍求人才，想成就霸业。大臣伍子胥便将孙武推荐给了吴王，孙武将写成的兵法十三篇献给吴王。吴王看后赞叹不已，他要孙武实际演练一下看看效果。为了考验孙武的才干，吴王没有给孙武士兵，而是交给他一百八十名宫女让他操练。
孙武毫不在意，他将宫女分为两队，让吴王最宠爱的两位美姬做队长，带领宫女听令操练。孙武向宫女们讲完操练口令之后，便命人擂鼓操练。但宫女们根本不听他的口令，只觉得好玩儿，大笑不止，队形也变得大乱。孙武立刻下令将两名美姬队长斩首，以肃军纪。吴王吓得赶忙派人传令给孙武：“寡人已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美姬，寡人吃饭都不香了，请赦免了她们吧。”
孙武却以“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斩杀了吴王的两名美姬，然后又任命两人做队长，继续操练。这次很快将宫女们训练得进退有序，阵形严整。吴王虽然失去了两名爱姬，但最后还是拜孙武为将军，因为他知道孙武是帮助自己成就霸业的难得的将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