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孙武随吴王和伍子胥征讨楚的属国钟吾（今江苏宿迁东北）、舒（今安徽庐江县西），连战连胜。阖闾就想乘胜直捣楚国都城，孙武却劝阻道：“楚军现在还不能轻视，况且我们现在灭掉两国之后已经很疲惫，应该收兵休整，待机再战。”阖闾于是班师回国。
伍子胥和孙武确定了扰楚、疲楚、寻机破楚的战略，然后组建了三支精锐军队，轮流袭扰楚国边境。在第一支军队袭击时，楚国便调集主力迎战。但楚军一出，孙武却率吴军撤退了。当楚军刚返回时，吴国派出的第二支袭扰军队又开始了行动。这种车轮式的袭击战搞得楚国被动应付，军队疲惫不堪，国力也消耗严重，致使一些小属国纷纷叛离，吴国却在袭扰中大有收获。
公元前506年，孙武又运用长途奔袭灵活机动的战法打败了楚军。当时，楚国围攻吴的属国，即一个小国蔡国。孙武率领三万精兵，乘船逆淮河而上救援。楚军见势不妙，赶忙退兵，在汉水设防。没想到孙武却突然弃船登岸，从陆路奔袭楚国腹地，给楚军来了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但孙武并没有用全部兵力奔袭，而是精选了三千五百人做先锋，披坚执锐，轻装疾进。等到了汉水东岸，楚军迎击时孙武又领兵后撤，引诱楚军追击，三战三胜。此后两军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决战，孙武用先发制人的战术冲乱了楚军的阵脚，然后吴王率领主力攻击围歼，又大获全胜。以后孙武用半渡而击、乘楚军用餐时攻击等灵活战术打得楚军毫无还手之力。
因为孙武的神勇指挥，从柏举之战到占领楚国国都郢，吴军只用了十天的时间，楚王仓皇而逃。孙武以三万之众破楚军二十万，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公元前496年前后，越王允常去世，新王勾践继位，国内还未完全稳定，阖闾觉得有机可乘，他不听孙武劝阻，在准备不足时就匆忙出兵。结果大败，阖闾也因伤重而丧命。太子夫差继任吴王后，孙武和伍子胥一起整军备战，在公元前494年终于击败越国。
当时，勾践领兵从水路进攻，夫差则以十万精兵迎战，孙武和伍子胥夜里派出疑兵，在两翼举着火把助势攻击，夜幕中火光照亮了天空，向越军包围过来，加上喊杀声，致使军心动摇，在吴军的猛攻下越军全线溃败，勾践退守到会稽山，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夫差最后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劝告，而是和勾践议和，养虎为患，后来又放勾践回国，纵虎归山。在夫差到北方会盟称霸后没几年，吴国便被卧薪尝胆恢复元气的勾践灭掉了，夫差也落得个自刎而死的悲惨结局。
孙武虽然帮助吴国建立了霸业，但夫差日渐骄横，不听忠言信谗言，逼死功臣、忠臣伍子胥，孙武见状寒心而退，知道自己想辅佐吴王统一南北的大志已无法实现，为免遭杀身之祸，便隐居深山，修订他的兵书去了。
孙武之所以被后人所称道，最主要的还是他留下的那部兵家圣典——《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英文名为《The Art of War》，虽然只有五千字，却体现了齐鲁文化伦理思想中“仁”和“义”，更重要的是包含了丰富的军事思想，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不仅仅是一部军事著作，它更代表着炎黄子孙的智慧、思想、文化，是几千年华夏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根基、源泉。这也使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的军事家，国人尊孙子为“兵圣”，而以色列当代战略学者克里费德之言可以代表国外的总评：“所有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兵法》最佳，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只能屈居第二。”
18世纪80年代，国外还一度掀起“孙子热”。1772年，巴黎的迪多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名为《中国军事艺术》的兵学丛书，其中第二部就是《孙子兵法》。这部书的法译本一问世，就引起法国公众的重视，《法国精神》等文学刊物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评论者甚至说，他在《孙子兵法》里看到了西方名将和军事著作家色诺芬、波利比尤斯和萨克斯笔下所表现的“那一伟大艺术的全部真理”，建议将这一“杰作”作为“那些有志于统领我国军队的人和普通军官的教材”。廖世公所著的《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这部著作中提到，就连叱咤欧洲的法国名将拿破仑也读过《孙子兵法》。据报道，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
在现代，《孙子兵法》的作用不再局限于一本军事著作的范畴，它还被广泛运用于政治斗争、商业竞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我们办起事来多几分智慧，少走些弯路。《孙子兵法》是美国西点军校和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人才培训必读教材，是影响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井深大一生的书，是通用汽车CEO罗杰·史密斯、软银总裁孙正义成功的法宝、商界必备实战手册、启迪人生权变创新的智慧。兵法的核心在于挑战规则，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兵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就是孙膑，孙膑是孙武后代，本名孙伯灵，山东鄄城人。年少时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骗孙膑到魏，用髌刑（古代削去膝盖骨的酷刑），被齐国使者偷偷救回齐国后，被齐威王任为军师，马陵之战，身居辎车，计杀庞涓，打败魏军。著作有《孙膑兵法》，部分失传。
纵观《孙膑兵法》十六篇，在继承孙武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其一，孙膑在《威王问》中阐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工具的战争观。他明确地说，战争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先王传布“道”，即政治的工具。先王不是不想要“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但是，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所以才“举兵绳之”，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然而，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而一旦战败，则会“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对待战争“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显然比《司马法》所说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更加深刻。
战争作为布“道”的手段，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只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小城照样能巩固坚守。在《强兵》篇，孙膑又进一步提出，要想强兵，当务之急在于“富国”，明确揭示了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在理论上发展了孙武所提出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论题。
其二，发展了孙武“任势”的军事理论，明确提出了“因势而利导之”的作战原则。《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这指明了孙膑兵法的特点。势是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孙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势”，即驾驭战争态势的思想。孙膑则在“任势”的基础上，提出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
其三，孙膑指出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月战》篇中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现。中国的人文思想源于春秋，战国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在人不被当做人看待的专制时代，孙膑能指出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进步的。从人文主义的论题出发，孙膑与孟子一样，也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他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所谓“人和”，就是得众、得人心。“得众者，胜”，“不得众者，不胜”。孙膑的这种以人为贵的军事思想，显然也是由继承《司马法》的“仁本”思想而来的，但提法又超越了《司马法》，是战国时代人文思想在军事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表现。
其四，孙膑在军事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春秋时，由于盛行以车兵为主的方阵作战，阵法大多以“三阵”、“五阵”为主。战国时，由于形成以步兵为主，车、骑兵为羽翼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所以军阵的阵法更加复杂化。
其五，孙膑在一系列战略战术上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指导原则。如：他提倡坚持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在《威王问》中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主张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这个说法显然继承了孙武“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思想。但孙膑并没有简单地吸收，而是把它从一般策略原则升华为战略原则，使它变成整军经武的急务。
孙膑还发挥了孙武“攻其所必救”的军事原则，把这一原则与“批亢虚”、“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等巧妙结合起来，取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对于孙武“我专而敌分”、以寡敌众的战术原则，孙膑也有创造性的发展。他提出对强敌要避开锋芒，而引诱迷惑敌人，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我卒并而击之”。
当然，《孙膑兵法》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会有局限和不足。例如：它杂有阴阳五行的神秘成分，认为日月星辰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负。有时对于战争中的地形等物质条件看得过于片面和绝对。但这些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的价值，它是战国时期战争实践的理论总结，继承了前辈军事家的优秀成果，又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发挥创造，在我国的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今存兵家著作有《皇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将冤》《百站七略》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
正如孙子所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当今社会，用“兵”之处比比皆是，尤其是激烈异常的商业战争，讲求“兵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8．墨家：非儒即墨，千载之后有余音
墨家是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约产生于战国时期，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
历代墨家首领被尊称为巨子，巨子的职位是由集团中公认的贤者互相传让的，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方授楚《墨学源流》认为墨子是墨家第一任巨子，墨子的大徒弟、守住宋城的禽滑厘则是墨家的第二任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墨者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能够吃苦耐劳，平时一律短衣草鞋，参加劳动，“串足胼胝，面目黧黑”，以吃苦为高尚的事。他们勤于进行实验，作战十分勇敢，平时从事生产劳动，主要职业是教师、工匠等。墨子及其门人为人们做好事，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淮南子》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意思是说，墨家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而且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
墨家是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吕氏春秋·去私》记载：“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腹朜杀子”的故事也向我们展示这个团体的纪律严明不是空穴来风。有个很有名望的墨家学者叫腹朜，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说：“先生的年岁大了，也没有别的儿子，我已经命令官吏不杀他了。先生在这件事情上要听我的。”腹朜回答说：“墨家的法规规定：‘杀人的人要处死，伤害人的人要受刑。’这是用来禁绝杀人伤人，是天下的大义。君王虽然为这事加以照顾，让官吏不杀他，我不能不行施墨家的法规。”腹朜没有答应秦惠王，杀掉了自己的儿子。儿子，是人们所偏爱的；忍心割去自己所偏爱的而推行大义，腹朜可称得上大公无私了。这足见墨家的纪律非常严格。
墨家并不是出身于侠的武士团体，而主要是一个学术团体。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他们所从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业：完成学业，然后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建功立业。如墨子，他曾使其弟子耕柱子于楚，游高石子于卫，游公孙尚过于越，出曹公子于宋，使胜绰事齐国项子牛。
关于墨子的生平身世，西汉太史公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提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所以后世对他的生平身世一直争论不休，有说是宋人，有说是鲁人。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
关于墨翟其人，庄子和孟子都对他有极高的评价。庄子《庄子·天下》中由衷地称赞，墨子“好学而博”，“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说他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中的大好人。孟子对他“士志于道”的精神也十分赞扬：“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班固《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工夫都没有。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一生都是在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忙。
相传墨子初学于儒术。《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子是从儒家分出来的。由于不满儒术所提倡的烦琐的“礼”，墨子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学习大禹刻苦简朴的精神，从而树立起自己的一面旗帜，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称为“孔墨显学”。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韩非·显学篇》中也有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
正是由于墨子是从儒家独立出来的，他的思想和主张不是与儒家思想相差毫厘，就是与其针锋相对。墨家有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代表作品是西汉时刘向整理的七十一篇，称《墨子》。
“兼爱”，即治国者应“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提倡无差别之爱，作为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的“仁”的改造，也是《墨子》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要求人们平等互爱，也互相援助，突出了互利互助的精神。他还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一同天下之义”，即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这就是“尚同”。同时，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应唯贤是用。“尚贤尚同”是《墨子》一书的基本政治纲领，显然，墨家的这种主张相对于当时的宗法制是超前的。
其他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非攻，即否定非正义之战（攻），肯定正义战争（诛），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节用，即节约财物；节葬，即反对奢侈的丧葬；非乐，即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颓废淫荡的靡靡之音，也是对儒家重“礼”“乐”的反对和批判。天志，即掌握自然规律；明鬼，墨子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这在东汉哲学家王充写《论衡》一书时，遭到了王充的狠狠批判——认为是墨子为了巩固自己学说，而提出这种落后的宗教观。非命，墨家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
体现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事迹中，最著名也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止楚攻宋”的故事。
战国初年，楚惠王意图攻宋，墨子求见楚惠王，陈述利害关系，还当着楚惠王的面和公输班用皮带当做城墙，用小木板当做攻城器械，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来了一场精彩的攻防“论战”，最终阻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其间墨子的口才固然了得，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的防御器械以及让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守住了宋城策略。当时的楚国是一个国力强盛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军事计划竟然被墨家这个学派的力量所改变，可见墨家在当时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和影响力。
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越王邀请墨子做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
对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墨子有较深的研究，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判断事物的是非，需要论证有据，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说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当时有一个著名论题——白马非马，提出这个命题的是名家的公孙龙。所谓“白马非马”，即“马”是“马”，“白马”是“白马”，“白马”与“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轰动一时，折服了当时许多名辩智士。然而，真正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制胜的是墨子。
墨子以排山倒海之势列举了四种推论：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且读书，非读也。好读书，好书也。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
第一种属于“是而然者”，即由“白马是马”推出“乘白马是乘马”。第二种属于“是而不然”，即由“车，木也”不能推出“乘车是乘木”。第三种属于“不然而然”，即由“好读书”推出“好书”。第四种属于“一是而一非”，即由“桃之实”推出“桃”正确，由“棘之实”推出“棘”却是错的。
他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指出“辟”、“侔”、“援”、“推”四种辩论方式的逻辑要求与常见逻辑错误。墨子的逻辑学可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古印度天竺因明学媲美，并列为形式逻辑三大源流。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大派别，分别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见《韩非子·显学》）。分别以谈辩、从事、说书为主要思想，其中谈辩即辩论，从事即研究科学，说书即教书和研究各种典籍。他们各自以为是正宗，不相上下，谁也不服谁，甚至互相倾轧窝里斗，致使墨家元气大伤。到了战国后期，墨家三派又会合成两支：一支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另一支则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
墨家思想是中国古文完整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及辩证唯物论。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一种人伦文化，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入“劳力者”阶层，这种近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初年的近两千年里，墨学进入最低潮的时期。墨学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治墨者屈指可数，能找到的有：晋时的鲁胜，唐时的乐台，宋代的何芜及元代的陆友等。这些人名都生疏得很，可谓是“凤毛麟角”。这其中的原因有秦始皇的以法为教、焚百家之书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不利政策，也有墨家自身未能保持生机和活力，以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而经过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学由显学逐渐变为绝学。大抵说来，还是墨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难以实行，加上墨家独特的巨子组织，已经是一种变相的神秘组织，既不如儒家有治世的理想，也不如道家可深植于心灵，更不如法家能被巧妙地应用在政治上，因此，墨家思想慢慢地没落了。
《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时间、空间、物质结构、力学、光学、声学、代数、几何等内容，前人称其为《墨经》。此书文风朴实无华，但部分内容诘屈聱牙，以致两千来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近代，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家对许多方面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在力学方面《墨经》中提出了关于机械运动的定义为：“动，域徙也。”意思是说，机械运动的本质是物体位置的移动，这与现代机械运动的定义完全一致。同时墨家学派掌握杠杆定律比阿基米德早了两个世纪。在光学方面，在我国浩如烟海的经史著作中，《墨经》是唯一一本对我国古代几何光学发展进行系统性论述的典籍。《墨经》中记载了墨子及其学生做的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并对实验结果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这是对光沿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在数学方面，《墨经》提出了一些几何学的定义，例如中学数学教材中所举的《墨经》中对圆的定义“圆，一中同长也”这与近代数学中圆的定义“对中心一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尽管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但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一发现，足以令当今学术界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9．道家：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秦时期 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这一学派以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道家哲学不同于儒家社会哲学，“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道家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是解释此原理的内涵，从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透过对此一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著的认识，道家哲学发展出迥然不同于儒家的社会哲学，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基本上道家哲学并不否定儒家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更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又称老聃、李耳，字伯阳，楚国苦县曲仁里（今河南鹿邑县太清宫镇）人。道家代表作为《老子》，又名《道德经》，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被尊为道祖，也是世界百位名人之一，被哲学家黑格尔称为“中国第一位哲学家”。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对道家有高度评价：“中国人的特性中，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来自道家的传统。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这么评价道家：“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于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道”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老子论“道”是当时思辨哲学的最高成果。他不仅对世界的本原作出了“道”的最高抽象，而且对“道”的运动规律作出了最高概括。在老子以前，人们对生成万物的根源只推论到天，至于天还有没有根源，没有触及到。到了老子，才开始推求天的根源，并提出“道”。他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生。
《老子》中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最为直接地体现了老子对于人生境界的深度探索和处世哲学的最高智慧。意思是说：不显示自己，不自以为是，因而更显耀突出；不夸耀自己，因而有功绩；不自以为贤能，因而受到尊重；只有不与人相争，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他相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正是道家“守柔克刚”、“清静无为”的最好解释。“不争”是一种人生境界，而不是行为方式，是一种比盲目的“争”更高级的理解方式。人类社会的一切与“争”有关的活动首先出于人类对于争夺对象的感性认识，进而做出行动的本能。比如说，商人买卖货物的目的就是赚取利润，外交家谈判的目的就是求胜，获得主动权。但是如果不事先通过理性的思考以及学习，没有行商的经济头脑和过硬的政治手腕，那么失败就是必然的。老子提出的“不争”是相对于人的本性“争”而言的，他把一种本能和感性的认知上升到意识和理性的认知水平，进而提出“守柔”、“无为”的哲学思想。
什么是为？为就是“有”，一切起心动念造作都是“为”。什么是“无为”？“心”知其为乃是“空”，此为就是无为。老子言：“无其为，是为；无其事，是事；无其味，是味。”这说的是事物本相。由此可见，无为，就是“心知其空而为之”，也就是“心不著相”，“不执著”。“心知其空而为之”，圣人才能做到。所以，圣人不失道。普通百姓，他们只知其“有”，不知其“无”，百姓之“为”都是“有为”。所以，百姓失道。《庄子》则将无为推演到帝王圣人的治世中，“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是顺应自然，不妄为的意思。汉初几代王朝，采用“无为”治术，与民休息，对于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曾经有过一定的作用。
道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庄子，战国时哲学家，庄氏，名周，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皈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代表作《庄子》并被尊崇者演绎出多种版本，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等，庄子主张“天人合一”和“清净无为”，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在庄周的《逍遥游》中，庄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有所恃”的，大至鲲鹏，小至蜩鸠，都需要凭借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活动。而他的最高境界是“无所恃”，这样才是真正的“逍遥游”。
庄子的哲学主要接受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它生于天地万物之间，而又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表现在一切事物之中。然而它又是自然无为的，在本质上是虚无的。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庄子所持的宇宙与人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是物我两忘的，所以他有着通达的生死观；庄子认为是道给予我们形貌，天给予了我们形体，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因为好恶而损害自己的本性。他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环中和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他的思考也具有终极的意义。他还有很多思想十分超前，比如“一尺之棰，日截其半，万世不竭”就是数学里的极限思想。
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主要思想是“天道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有封”，庄子主要认为自然的比人为的要好，提倡无用，认为大无用就是有用。就像一棵难看的树被认为无用，有一个木匠要找一棵树做房梁，但这棵树太弯了，没法做房梁；第二个木匠找树做磨的握柄，要弯的，但这棵树太难看了，又没办法；第三个木匠要做车轱辘，但这棵树长得不行，从某方面讲是无用的。但从庄子的角度看，无用就是有用，大无用就是大有作为，所以庄子提倡无用精神（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属主观唯心主义体系。“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即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其很高的认识境界。主张“无为”，放弃一切妄为。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
当先秦的老庄二子总摄整理了道家思想的纲领之后，道家形而上思想的深度立刻影响了儒家与法家的形而上思想，儒家《易传》之作与韩非子《解老》之作都是在其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说。道家哲学要到汉初黄老之治的实施后才正式被试验着，因为在迭经春秋、战国、灭秦、楚汉之争之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争强斗争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道家原理的政治哲学观点遂被重视。等到西汉强盛，君王开始好大喜功，争战的岁月再度启幕，时代的风气再度转变，然后也再度败坏，等到魏晋清谈之风起，道家哲学又开始了它的生命力，何晏、王弼首开其风，王弼更以简洁有力的注经之作，从理论上深入道家之学并予以阐述，而向秀、郭象则发展庄学的注释工作。魏晋之后，道家思想并未有鲜明的创造传统之再现，但是道家思想的理路却转为道教、易学与儒学理论的开创所借用的重要启示，尤其是源自庄子的气化宇宙观，更被广泛且深度地再开发着。而同一时期的佛学传播，亦曾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以道家“无”的智慧原理来表达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
道家的“守柔”“无为”“不争”哲学，千百年来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人生态度、谋略思想、军事思想、美学思想乃至生态意识等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中国人在谋略方面受老子智慧的滋润、影响最广泛、最深远。尤其也对中国政治活动提供了活络的空间，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因太强的儒家本位的政治理想而执著于官场的追逐与性命的投入，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
搁在现在，我们不妨举例来说明。
一个人站在地上，他的目标是“同时”抬起两只脚。但他首先抬起了左脚，这样，就只用右脚站立了。这时候他发现，他已经没有办法抬起右脚了。用道家思想来看，原因就是：抬起左脚，这就已经“有所为”了。所以“有所不为”就成了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换言之，抬起右脚对于这个时候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不可能”。我们不难理解，道家“无为”思想所说的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之前，一切才皆有可能；只要稍有动作，便会导致所有的可能性都变为不可能。也就是说，人要有思想认识在先。如果是在战场上，还没有摸清对方的情况和地形，就先暴露自己，这显然丧失了主动权。如果是在商场上，没有把握好自己产品的优势、销路及受众群就急于把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势必会栽些跟头，让竞争者看出破绽，占尽先机。所以，“无为”是“有所为”的前提条件，先“不争”才能争得机会。
当代学者张立文曾评论道：“道学是韬略之母”。思想史学者萨孟武也指出：“兵家思想多处于老子，老子思想以虚为实，以实为虚，虚虚实实，乃用兵之道”。外交同军事一样，只不过是“文打”而已，它也需要战略与战术相配合，也要虚虚实实、避实击虚。外交是磨嘴皮子的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弥漫，背后却是智慧与战术战略的较量。深受道家影响的外交家，有一位是我们所熟知的，他就是周恩来。他“不为人先”“后发制人”的外交风格就是对道家思想哲学的绝好领悟和运用。新中国在融入世界政治舞台的进程中，为了能够“低成本”地实现“站起来的外交”，特别是在美苏超级大国的互动中，采取后发制人行动策略，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从后发中争取主动。他说：“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而在社会形势日益激变的今天，如何在外交上取得主动权，跟我们的外交哲学思想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10．法家：以法治国，名闻天下
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上回望法家的盛极一时，法家的地位不过就是一根拐杖或者一把轮椅，把当时七个发育不全的孩子中最有前途的孩子扶了起来，之后，这根拐杖或轮椅就被丢进了火坑里，可喜的是，这个孩子很争气地代代繁衍至今天。
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而治”的思想。然而，虽然三家的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种共同点：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三家的这种观念，来源于对于人性的论断——性善论，因此，这些救世思想大多是理想化的。
与孔孟同属儒家学派的荀子却不认同，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继孔孟的“仁”、“义”之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从注重秩序和规范来说，荀子就是法家的先驱者，而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则是法家的杰出代表。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礼”针对贵族，“刑”针对普通百姓。在西周奴隶制社会里，各种社会关系主要依靠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来维持。天子、诸侯都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尖，与普通百姓没有直接关系，而与百姓打交道的人，则是一些下级诸侯和小贵族。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称为“礼”，而贵族依靠“刑”迫使庶民服从。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这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中可以得到印证。各国君主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的国家。强大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强化国家的统治，就需要中央集权。但是无论是儒家的“仁”、道家的“无为”、还是墨家的“兼爱”都过于理想化，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爱听的不是怎样谋求民众的安居乐业，而是如何解决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就这样，主张组织领导极权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法家横空出世，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管子》中的法家著作和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是他们的代表作。而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法，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他们是法家中激烈而彻底的一派，政绩显著。历史上通常把秦晋法家视为先秦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最著名的就是商鞅和韩非子。
秦晋法家的创始人之一李悝，任魏文侯相，提倡“尽地力之教”，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调整租谷，创“平籴”法，兼顾农人与市民的利益。他还收集当时诸国刑律，编成《法经》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法经》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与李悝同时期的吴起先在魏国进行兵制改革，后又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明法审会，损不急之官”，“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徙边垦荒，奖励“战斗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