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希腊哲学与百家争鸣
整个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恒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东亚的黄河流域，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也是在古代的东方。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哲学发展的我们，最先想到的会是先秦诸子百家，正如西方的整个哲学发源于古希腊一样。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发源于希腊盛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哲学传统。而近年来，最受中国学者关注的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对比。
我们首先承认，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不仅表现于外在的显而易见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在思维方式上，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发展过程的差异。但是，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西文化都是朝着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着。我们就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源头来做一下比较，以此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能够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今天，对先人的思想作出更为合理的理解和认识。
第一点，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方面导致研究的对象不同。
中国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都是奴隶制时代，但是社会环境差异很大。从地域上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重视农业发展，自给自足的家庭农业经济占绝大多数，几乎是全部。而手工业商业几乎被官府垄断，商业发展极为缓慢。因此，收成的好坏就要看天气，地理等等。因此，先秦时候，中国的科学相对发达，并且都是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如天文学、地学、历法、农学、医学等，都注重实用性，而纯理论的科学如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相对其他学科而言，发展缓慢。先秦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地域宽广，交通不便，而周围其他民族比中华民族落后很多，因而，中国与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交流很少，对于自然界的研究也就更少，但并不是没有。而古希腊的情况大相径庭。古希腊是一个海岸国家，陆地土地贫瘠，耕地面积稀少，农业发展落后。但它海岸线曲折多湾，岛屿星罗棋布，海上交通便利，为发展工商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沿海密集分布扩大了人与自然的接触范围，加上工商业比农业需要更多知识和技巧，这就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几何学等发展较快。
第二点，先秦时代正处于人类社会由野蛮向文明状态的过渡过程中，战乱频繁，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处于不稳定的社会动荡之中，因此，诸子百家的理论使命是创造出平静、安定的人文环境与社会环境，以顺应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普遍心理。古希腊人把认识宇宙万物共同的本原问题（即万物同一或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把寻找“始基”看成是最智慧的事情。“哲学”在古希腊是“爱智慧”的意思。研究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古希腊哲学家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寻找万物的“始基”，寻求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即本体论——关于世界的本原或本体的学说。本原的原义是“开始”，也叫“始基”。
第三点，研究内容上都有不同的出发点和侧重点。
先秦诸子百家对于世界本源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史料记载看，这比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要早200年。关于诸子百家对于世界本原的认知，大多倾向于天与人的关系，总共有三种观点：一，“天本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孔子、孟子都曾肯定意志之天、性理之天对世界、人世以及人的道德属性的决定作用。二，“道本论”。这是道家的基本观点，为老子首先发明。三，“气本论”。这是一条贯穿中国哲学史始终的主线，可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无分儒家与道家，但最著名的代表是儒家。而早期古希腊哲学中，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如水、气、火等，他们最早用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的生成，是西方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南部出现了具有另一种思想倾向的哲学学派，他们认为万物的本质不是物质性的元素，而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是“数”，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爱利亚学派认为是“存在”，并认为“存在”是不变的，不生不灭的，运动变化的只是事物的现象。他们提出的非物质性的抽象原则，对以后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影响很大。
由此看来，诸子百家与古希腊哲学在古代本体论哲学范畴具有直接性、抽象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反映了古代人的思维方式：直观、比喻和猜测，说明认识从感性的直观开始。上述思维方式决定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认识方法的直观性和认识程度的表面性。
第四点，先秦诸子百家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特征。
一，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西方哲人分门别类、比较重视个别事物分析、比较重视微观研究的思维方式不同，我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开始整体地思考天人关系，把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看做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把实现“天人合一”当做整合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境界。二，哲学始终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变成神学的婢女。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原始宗教、多神教一直在民间存在；道教自东汉创立，佛教、基督教自西汉、明末先后传入中国，都成为了中国宗教的主导力量。但是，神学与反神学、宗教与反宗教、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一日也未停止过。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与主干，儒家哲学虽经秦祸灾难性打击，以及魏晋隋唐道教、佛教两次高潮的冲击，但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以及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最终创立宋明理学，实现援道入儒，援佛入儒，儒道佛三教合流。宗教神学，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始终都没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三，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以个性自由为本位，中国的人道主义以社会伦理为本位。以伦理为本位是儒家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征。黑格尔曾经认为中国只有伦理学，没有思辨哲学。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如果说西方哲学发展所走的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路线，中国哲学发展所走的则是伦理学的路径。正是通过对伦理学的研究，儒家哲学促进中国思辨哲学达到它的巅峰，同时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四，知行统一的认识论。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具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但古代哲学家所理解的知和行与现代认识论所讲的认识和实践，还是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绝大多数古代哲学家都主张知行统一，都是可知论者，很少有西方那样的不可知论者。即使庄子，也不是绝对的不可知论者。
第五点，先秦哲学的代表。
中国从先秦至今的哲学就是老子哲学。
从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哲学成为了历代士大夫基本的哲学观念。与孔子哲学并立，成为古代哲学另一极的，是老子以“道”为核心的哲学。在近三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国哲学史上独创体系的哲学家只有老子和孔子二人。老子哲学是对古代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伏羲哲学的核心是把“混沌”分为“阴阳”（史称“一划开天”），通过“阴”和“阳”组合成“乾”和“坤”；“乾”和“坤”的变易决定人的命运。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切与《易》有关的哲学的源头。在哲学上，炎帝和黄帝是伏羲哲学的传承者和继承者。炎黄哲学主要内容体现在《黄帝内经》中。《黄帝内经》对伏羲哲学的主要发展是提出了“五行”概念，并把“人”提到了和“天（乾）”、“地（坤）”同等重要的水平。
老子把伏羲以来的哲学发展描述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据此，老子提出“道”。“道”的基本特征是“自然”和“无为”。所谓“自然”，就是自然而然，指事物自己如此而没有外力强迫的状态。所谓“无为”，就是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而不以外力强加干涉。“自然”是事物的理想状态；“无为”是保持这一状态的方法。“道”是对古代无阶级氏族社会的概括，是对中华先民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概括。“道”的基本含义是“天人合一”。2000多年来，老子哲学与儒家学说一起，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内容。不了解“道”，不能真正理解“仁”。不了解“道”和“仁”，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哲学。老子和孔子以后，直到毛泽东哲学之前，不能说中国哲学没有发展，但没有超过老子和孔子哲学体系的新哲学的创建。
第六点，古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
苏格拉底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他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原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苏格拉底认为再研究这些问题对拯救国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他转而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智慧，知识是怎样得来的；什么是国家，具有什么品质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后人称苏格拉底的哲学为“伦理哲学”。他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据亚里士多德记载，苏格拉底放弃了对自然世界的研究，想在伦理问题上求得普遍真理，开始为事物寻求定义。他反对智者们的相对主义，认为“意见”可以有各种各样，“真理”却只能有一个；“意见”可以随各人以及其他条件而变化，“真理”却是永恒的，不变的。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讨论的主题几乎都是如何为伦理道德下定义的问题。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要求认识“美自身”、“正义自身”，这是美和正义的普遍定义，是真正的知识，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美的理念”、“正义的理念”。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理念论”的最初形式。苏格拉底还进一步指出，自然界的因果系列是无穷无尽的，如果哲学只去寻求这种因果，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最终原因。他认为事物的最终原因是“善”，这就是事物的目的性。他以目的论代替了对事物因果关系的研究，为以后的唯心主义哲学开辟了道路。
从哲学思想的发展看，苏格拉底提出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的区分，使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脱离了早期哲学的朴素状态，进入到更加成熟的阶段；他将早期希腊哲学家们格言式的伦理思想提到了哲学的高度；他以逻辑辩论的方式启发思想、揭露矛盾，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这一切对哲学思维的发展都有贡献。但是，他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开始了夸大主体和理性、夸大抽象思维，以哲学唯心主义的神话代替宗教神话的时代。
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最著名的就是他的“理念说”。柏拉图认为任何一种哲学要能具有普遍性，必须包括一个关于自然和宇宙的学说在内。柏拉图试图掌握有关个人和大自然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发展一种适合并从属于他的政治见解和神学见解的自然哲学。
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形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指出，当我们说到“马”时，我们没有指任何一匹马，而是称任何一种马。而“马”的含义本身独立于各种马（“有形的”），它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因此是永恒的。但是某一匹特定的、有形的、存在于感官世界的马，却是“流动”的，会死亡，会腐烂。这可以作为柏拉图的“理念论”的一个初步的解说。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物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世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
2．文艺复兴与诸子论道
时隔一千五百多年，在东方和西方分别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复兴运动”。如果来一次历史的隔空对话，或许我们能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更全面地体味这背后的意味，而不是单单从仅存的文献中搜寻这些思想带来的光芒。可是，历史就是这么现实，留给我们无限探索的空间。
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两者的异同，以此来感受一下我们先人的智慧。二者的不同点非常明显：
一、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不同。时间相距近千年，地处西欧与东亚。诸子论道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公元前221年之间，而文艺复兴发生在13世纪，比诸子百家争鸣晚一千多年。
二、发生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初步形成的铁器时代，西欧处于封建社会瓦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
三、主要打击的对象不同。中国的斗争矛头是奴隶制残余，为封建社会的完全确立扫除障碍，西欧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天主教会。
四、新思想的阶级性质不同。中国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小生产者；西欧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
关于二者的相同点，无非就是从二者发生的时间，带来的后果和作用出发：
一、都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都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产生巨大反响的产物。诸子论道兴起的时间是西周灭亡东周建立，春秋战国诸侯混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的封建生产力发展和封建制度确立的时期，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天道”，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诸子”，“百家”则指这些学派。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诸子散文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诸子百家散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而文艺复兴是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与发展的时期，当时，西欧的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社会”，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一切都要遵循基督教的《圣经》，否则就要对其进行制裁，甚至处以死刑。在教会的管制下，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死气沉沉，科学技术也没什么进展。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13世纪末期，在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激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创造力。文艺复兴可被视为学者们研究和改善俗世的一次尝试，他们通过复兴古典时代思想和创新思考方式来推动变革。
二、都属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科技进步，生产发展和历史进步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人类文明演化历史看，诸子百家及三教九流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与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禅家、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并且，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中华文化中已经萌芽，比如，儒家的社会伦理化（科学社会规范）、墨家的实践经验化（实验技艺方法）、禅宗的概念澄清化（理论思维顿悟）和道家的系统逻辑模式（全息结构模型），以及一些技术发明的原型等，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一场弘扬新兴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传播过程中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也同时为早期的资产阶级积累了原始财富。文艺复兴运动首发于意大利，后经传播，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出现了著名的城市如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以及尼德兰等一系列新型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茁壮发展，资本也开始源源涌入新兴资产阶级的囊中，为同时进行的新航路开辟、宗教改革以及今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在新思想成就中，都突出了现实社会中“人”的巨大的作用。中国以人为本的思想倾向突出，西欧则形成了“人文主义”的思想。
诸子论道的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本，各种政治主张也是以人作为出发点的。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即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起源于14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其后遍及西欧整个地区。人文主义者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他们提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是无所不有”的口号。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是在观念上复活了真正的个人，否定了抽象的、集体的、附庸的人，肯定了个人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与伟大，断定个人不应该成为任何集体的附庸，主张个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及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世界虽然不是由观念决定的，但是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制度都是建立在某种观念基础上的。他们非常不满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他们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他们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发扬人的个性，要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提倡科学文化知识。
这场文艺复兴表明：以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为使命的文艺复兴，是任何文明的成长必须经过的阶段。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人类一次精神涅槃，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次观念上的脱茧。所以，人文主义的理念，其重点是“人”，是“人”的本能的发挥，是“人”追求真、善、美的动力。
3．真理的火花，来源于智慧的碰撞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那么也许他会把自己的智慧当做真理；当世界上出现另外一个人，并且与前一个持有不同的观点时，真理的地位就被动摇了，究竟哪个是真理呢？假如他们想了几个办法来决定，最简单的就是轮着当真理，你一三五，我二四六，或者，划拳决定，谁赢了谁的观点就是真理，再或者，看谁跑得快或者比谁跳得高。但是，当世界上出现了第三个人，如何决定真理就变得复杂了。当世界上出现第四个第五个乃至成千上万到今天的世界总人口达到70亿，谁的观点是真理就成了莫大的难题。甚至穷世上所有的智者都没能给真理下出一个令所有人都认可的定义。正是由于选择的增多，人们的观点离真理越来越接近。
春秋战国这个“时代大变局”所形成的乱世，为各门学科，各种思想的诞生松动了土壤，不管是政治上，学术上，还是其他的思想进步上，也配备了一个空前广阔与坚实的大舞台。
最突出的是在政治上，各国诸侯、大夫们，为了图谋霸业，开始创新制度、实施新政，为了制定新的制度和策略，并给这些新制度的执行保驾护航，就必须大量任用有识之士，于是，一时间，“士”这个曾经最为自由的阶层，顿时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记载非常多，并为后人津津乐道。当时的这个舞台上演的是什么剧目呢？我们分别来看看。
第一种：卑贱只是旧时事。这最有名的是秦穆公打破身份限制，重用百里奚。百里奚当时只是一个奴隶，当秦穆公得知此人之大才时，用五张羊皮给他赎了身，然后，就任命他为辅政大臣，人称“五羖大夫”。正是在百里奚的辅佐下，秦国由一个西陲小国崛起为西部强国。
第二种：恩怨抛却谁人知。不得不提的就是管仲。齐桓公去除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重用管仲为相。管仲曾经是小白（齐桓公）的哥哥也就是公子纠的老师，也就是齐桓公政敌阵营的要员，据说他为了让纠登上王位，还在小白回国的路上，用箭射伤过齐桓公。但是，为了国家富强、为了政权的巩固，齐桓公听从了老师鲍叔牙的劝谏，重用管仲为国相，并尊之为“仲父”。
第三种：来自何处休得问。没有国界限制。比如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吴起开始在卫国求官而未得，就去了鲁国，却又没得到重用，他就再去魏国，终于得到魏文侯重用，并由此成为战国一名著名的军事家，史载他“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为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特别是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仅用五万魏军，就打败了五十多万的秦军，从此使得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军事大国。但魏文侯死后，魏国政局发生变化，吴起又跑到楚国，得到楚悼王的重用，担任国相，开始实施富国强兵的变法，一时间，楚国强大无比。楚悼王逝世，吴起变法时得罪过的那些贵族发生内乱，将他杀死。“朝秦暮楚”是春秋战国时的常事。
第四种：逆耳忠言放心际。摒除个人好恶，如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故事，齐威王在听取邹忌的劝谏后，广开言路，尤其要听不顺耳之言，最终使一时衰落的齐国又复兴起来。
第五种：生前焉知身后名。不用其人、也要用其言。如：邓析被处死后，郑国却用了他编制的法律文本。商鞅死后，秦国新法不变，最终一直保持强大，直至吞并六国。
第六种：取长补短为我用。不论所学，用其所长，如燕昭王为了图强，听从郭隗意见，广收天下贤才，只要有一技之长者，皆得重用。战国四公子（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魏有信陵君），即四位大贵族，都好“养士”。他们所收罗的人才，也都是只有一技之长的，甚至包括了“鸡鸣狗盗之徒”，即会学鸡叫、能偷窃的人。
第七种：尊贤敬能获支持。极其尊重人才，即便不合自己的想法。我们从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学术大师的遭遇就能看出来，即便他们的学术思想不为各诸侯君主们所用，但君主和卿大夫们对他们却是尊敬有加的，他们能经常与君主会面、对话，君主们基本上也都以请教的口气与他们说话。
其次是学术研讨上，诸子百家互相交流抨击，著书立作的方式有多种。
第一是讲学授徒。最先招收学徒，讲学授业的是邓析，自从他在郑国开办私人法律推广学堂之后，私学之风就开始悄然而行，到孔子中晚年时，就开始大规模招生了；墨子更对弟子实行军事化管理、宗教化训练。稷下学宫的名人，有的能一次性吸引上千名学生来听课。
第二是遁隐山林。列子、庄子这些大学者们，不是居于陋巷之内，而是逍遥于山林之间，编点儿草鞋、钓点儿鱼也可以维持生活，而且可以与外界做广泛的接触，王公大人、学界名流也常来做客、交流。
第三是聚集学宫。最著名的当属齐国的稷下学宫。它是齐桓公时创办的，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另外一个就是“西河学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特别注重学术人才的招揽，为他们办学、授徒、做学问，提供良好的条件。孔子的不少名弟子，就跑到魏国，最终形成了“西河学派”，为儒学的形成、发展、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西河学派”的一些人物，最终又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逐步向法家思想转化，当时的吴起，就是受此影响，成为一个著名的法家人物；荀子可能也师从过西河学派的人物。此外，魏国还形成了另一个学派——“鬼谷学派”，专门研究纵横之术、权术、兵法等，对战国末年的学术界影响极大。
思想自由、学术条件优越、交通方便，使得知识分子们的交流日益加深，就促成了智慧与思想的碰撞，而这，正是完善已经形成的学术思想、创立更新学术思想的重要前提，也是寻求真理的必经之路。
这些智慧碰撞出的火花，给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指引。我们分别从政治，思想及学术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是在政治上两次碰撞：
第一次是管仲的治国，这是周王室的“天下一家”与诸侯们的“国家富强”大碰撞。管仲被任为齐国的相国之后，与齐桓公大谈治国之道。君臣二人确立了“国家主义”，把“以人为本”的思想与“民富国强”结合起来，把“尊王攘夷”与争当霸主结合起来；把发展经济与讲求礼仪结合起来；把公共利益与个人欲望结合起来；把以法治国与德政建设结合起来。打着维护周王室利益的大旗，为本国富强与成就霸业奠定基础与根基。
他们认为，国家的富强，依靠的不是从农田、农民身上收重税，而是开发资源、搞活贸易，增加工商税收。士农工商“四民”并重。在农业上，他们完全废除了过去的公田制，并实施了“相地而衰征”的级差地租。为了刺激工商业发展，他还降低相关税费。在军事上，他实行寓兵于民、全民皆兵的措施，将重点征兵的地区，按民与兵混编的方式，建立行政与军政合一的体制。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小心谨慎地对外进行外交，从斡旋中坐收渔利。显然，这次大碰撞的结果带来了齐桓公首先成为“春秋五霸”首个霸主的硕果。
第二次是商鞅变法，这是周王室的“以礼治国”与国家主义的“以法治国”的一次大碰撞。商鞅通过与旧势力的辩论，确立了顺应时势、实施新法的思想，突出了“必须变、变则强、强则久”的新观念。“废井田，开阡陌”打破旧有的土地公有制，促进封建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农业，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推行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政策，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奖励军功，实行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国力大大增强，政治上中央集权，经济上确立土地私有制，发展迅速，军事上军队战斗力空前提高。
其次是在思想上的三次碰撞：
第一次是老子在面临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形势下，用消极的方式对旧制度进行批判，他把顺应天道解释为“无为”。老子主张效法天地，“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人最终的学习对象就是自然。所以说，老子的思想与“礼乐”禁锢下的思想迥然不同。顺其自然就好，不要去管老百姓，也就是“无为而治”。
第二次是孔子从君子立场出发，对天下进行理想设计、对君子修身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新思想。在治国的方略上，核心是“礼”与“仁”，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第三次是墨子从平民立场出发，提出崭新的政治主张，包括“兼爱”、“非攻”、“尚同”、“非儒”等，反对当时存在的等级制、反对战争、反对世袭制、反对礼乐制度。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同时，墨子也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弊病就是战争，因此，从兼爱的思想中，引申出了非攻。
再次就是在学术上的五次碰撞：
第一次是关于“正名”问题，墨家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家的“辩”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与名家以公孙龙为代表的诡辩术和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异同”的相对主义形成了中国哲学的三大流派。
第二次是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孟子对于性善论的最用力的论证，是通过人的心理活动来证明的。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而同为儒家学派的荀子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也就是“性恶论”。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人性和水一样，“水无分于东西”，性也“无分于善不善”。即便是哲学思想进步发展到今天，对于这个古老的话题，学者们往往也莫衷一是，各执一端。
第三次是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最后形成了孔子的君子不言利、墨子的兴天下之大利、杨朱的维护个人利益、孟子的舍身而取义、韩非子的利用人之趋利避害之心以立赏罚等学术流派。
第四次是天人关系问题，最后产生了“顺天之道”的共识，但在如何“顺天之道”上，道、儒、墨、法各有不同，最后经过碰撞，又产生了阴阳之学、刑名之学、黄老之学等。
第五次是治国之道的问题，经过碰撞，形成了《管子》《商君书》《礼记》《荀子》《黄帝外经》《孟子》《吕氏春秋》这些著作，都各自阐述了完整的治国之道。
由此可见，“百家”的思想体系基本上都是在碰撞中构建起来的。正是由于这些智慧的碰撞，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探求真理的全貌。
4．历史给了我们机会
当人们捧着牛顿的微积分学说，热烈地庆祝人类光荣地开创了近代科学的时候，躺了两千多年的阿基米德“气急败坏”地从古希腊遗稿中蹦到了人们的视线里，原来，公元前200年左右，他就已经对微积分的理论做出了精辟的阐述，并且发明出了一种用于微积分计算的特殊工具。美国科学家感慨，如果这本遗稿早牛顿一百年发现，那么人类说不定早就登上火星了。是啊，历史给了我们早一百年登上火星的机会，可是这机会却在坟墓里沉睡了。
文艺复兴之前，上帝和佛祖打了个赌，比谁在海上跑得快，于是就有了哥伦布和麦哲伦以及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历史曾把东亚与西欧摆在同一条起跑线。在1500年时，欧洲与亚洲相比，并不具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欧洲的相对弱点比它的优势更为明显。
当时的欧洲资源不算丰富，人口更无法同印度和中国相比；地缘政治上，欧洲大陆北部和西部被冰山和海水包围，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部构成强大威胁；政治制度上，欧洲支离破碎，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没有统一的国家，法、英、西班牙等国之间争斗不休；在科学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上，当时的欧洲只能算是亚洲文明的学生。可以说，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都处在相同的水平上。15世纪时的欧洲最多也只能说是像今天一样，是几个最重要的力量中心之一。
大航海时代却成了历史的转折点。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提供了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后，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活跃时期，创造了“欧洲奇迹”。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在此后的两三百年中，完全改变了人类历史。欧洲第一次领先于东方。
参考历史不难发现，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表明，中国在明朝时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郑和下西洋是在15世纪初叶，比欧洲大航海更早，航程更远，使用的仪器更先进，出海的船只更大更坚固，使用的人员也更多。可以说，在这次东西方的比赛中，一开始中国具有更好的潜力。但中国没有能力把这些潜力转化成现实力量。西方的大航海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经济利益的诉求是源源不断、没有尽头的，这种动力推动大航海运动百折不挠地进行着，同时促发了西方为从新大陆掠夺财富而必须进行的技术革新与军事改造。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还能以冷兵器加炮船击败荷兰人的火器，但当西欧人卷土重来时，船坚炮利的情况已非昔比。
而中国的航海，则出于向世界显示中国皇帝的权威和富有，所到之处赐予当地人大量的财物，以换取当地人对中国皇帝的“臣服”。缺乏利益生长的航海，无法触动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统治者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发展中国的绝好时机，因而最后以一道圣旨叫停而告终。在全球历史展开的关键时刻，中国将力量转向内部，把无穷无尽的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者。
而不久之后的文艺复兴唤醒了欧洲“人”的觉醒，人文主义使得社会力量空前增强。而同时代的我国，却成了炮灰。历史给过我们征服的机会，我们却摆着阔太太公款旅游的姿态给人以“温柔的施舍”，而把自己甩在了竞争对手的后面，还娇滴滴地大喊：“我妈喊我回家吃饭咯。”
社会的动荡让整个时代的人都很受伤，最受伤的就是那些有思想的人。诸子百家思想的迸发是身经战火纷扰后人类的感性折射。但是春秋战国时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朝代内部单纯的领导班子变换，也不是新朝代代替旧朝代的天下“易姓”，而是一个从朝代不断更迭，到政治方针时有变动，再到掌权者频繁变换，横向与纵向，外部与内部翻天覆地相互交叉进行的时代大变局。而在中国发展史上，这样的时代大变局并不多见，在此之间，仅有的一次就是从黄帝到夏启，社会结构由“小国寡民”向以天子为大家长的“家天下”的过渡时期。不难发现，这样的大变局尘埃落定之后，各个方面的进步是必然的。
我们都知道，在黄帝之前，天下是部落散居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这也是老子所宣扬的“小国寡民”时代，即后来文学中经常称道的“伏羲氏”、“葛天氏”时代。黄帝至大禹期间，技术上进入了青铜时代，农耕文明基本确立，工商业开始萌芽，经济基础完全是农耕；随着人口的增长，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化，有私有制出现，有贡赋的形成，部落要向部落联盟进贡，诸侯向共主进贡；组织上有天下共主与诸侯自治相结合，有了行政的大体分划，形成了“国家”的雏形，资源配置权主要掌握在诸侯（部落首领）手中；思想上形成了华夏民族、敬天宗教、人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以及设官治理的政治思想。
夏启建立夏朝之后，天下尊奉一家一姓为天子，天子则将天下分而治之，制度、军事行动则统一于王室，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夏商周三代，虽然有所变化，不过是天子易姓、王权易人而已，制度上并无大的变化，经济上仍然是农耕，科技上处于青铜时代。而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依然崇尚集体思维，人的独立性至此还没有体现出来，没有人宣扬自己的个性，所以说，这个时代的大变局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长长的尾巴。它告诉我们，中国还需要继续变革。
两千年过去了，社会发展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历史把这样的机会摆在了中国面前。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技术上，铁器时代来临，农耕工具与兵器在技术上飞速进步，开疆辟土成为易事；人口数量的增长，又推动了开疆辟土；产业分工开始出现，农耕文明完全成熟，工商业地位初步确立。于是乎，大国崛起；大国崛起，使得王室衰落；王权旁落，又使得旧制度逐步崩溃。新旧制度的交替、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学术的繁荣，使得意识形态转向多元化，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
当世界其他角落还不知文明为何物的时候，我国已经在思想上爆发出了惊人的智慧，以致我们的泱泱大国得以实现统一，其文化的新潮及先进令海外望尘莫及。这就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体制的大变动让曾经严密的社会结构出现裂缝，为了弥补这个裂缝，就出现了一大批想办法的人，那就是诸子百家，他们有的倾向于研究天上，有的侧重于研究人间，但不管“天上人间”有啥差别，他们都悟出了一些道理，成为解释人与天关系的纽带，并延伸至人类世界。比如说，老子的“道”，“天人合一”等等。有人打了个比喻，说当时那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乱世是不是能够医好，怎么去医，是一个大命题。而诸子百家就是为了这个命题求解。
于是，为了寻求不同的“治国方略”，不少有思想的人、学者们开始从感性到理性的思考。首先有老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孔孟倡导的“仁政”，墨子的“兼爱，非攻”，到商鞅韩非子的“法治”，再有稍有侧重的“兵家”提出用兵之道，“农家”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名家”着重于理性思考，研究逻辑学及哲学，小说家开创民声平台，最后就是集各家思想之优势为一体的“杂家”。这些不同立场、不同认识、不同见解、不同观点、不同方法、不同答案，并且而有争议的派别却背负着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摆脱乱世的现状。他们做到了。
互相抨击交流，四处游说，著书立传，他们的付出不仅让统治阶级，同时也让天下人们的目光聚集到个人的身上，人们开始重视人自身的价值与体现。有人说，这得归功于一个人，那就是鲁国一位名叫叔孙豹的大贵族。他在春秋时期的半个世纪谈到人生的意义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叫“三不朽”。意思就是说：人世间只有三样伟大的事业，可以使人生不朽，分别是“立德”、“立功”、“立言”。
何谓“立德”？就是根据天地间的根本法则、自然之理，设计出人间的理想秩序、人类的行为规范。按道家的说法，黄帝就是“立德”之人，因为黄帝设计的治理秩序，完全是顺天之道；按儒家的说法，周公就是“立德”之人，因为周公建立了理想的礼乐制度；按墨家的说法，大禹就是“立德”之人，因为大禹治水，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人类的根本大道；按法家的说法，则他们自己就是“立德”之人，因为他们当政所实施的新法，就是顺从天道、应时代而建立的人间的理想秩序、人类的行为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