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朝的贪官污吏，李自成也绝不手软，“闯王”所到之处，就像是一个完整的流程——砸官府、开粮仓、镇压贪官和地主老财、分发财物。因此，李自成很受群众欢迎。当时在民间广泛流传这样的歌谣：“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
当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揭竿而起的时候，明朝就必须要分配出一定的人手，对其进行镇压，出兵必须有军饷、有粮草，这对于一个国库空虚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要剿贼就要用兵，要用兵就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皇帝的办法就是加税。可是当时的赋税已经很重了，再加上连年的天灾人祸，老百姓负担已经非常重了。
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刮，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两千万两，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叁》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三石（不到300 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就算福建粮价疯涨，三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的多。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明朝就出现了流民遍天下的现象。
而这个时候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经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唯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叁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抢到船上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便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
【外患——女真族的崛起】
不过大明王朝的轰然倒塌，并不仅仅是李闯王一人之功，因为在东北地区，还有一个民族，同样也是对大明的江山虎视眈眈，那就是女真族。女真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公元六世纪，东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黑水靺鞨”，这就是女真族的前身。在元朝时期，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就是这个小国，灭掉了让宋朝都感到头疼的辽国，可是最终这个国家还是败了，败给了更为强大的元朝。不过我们要说的不是依附在元朝身边的女真族，而是明朝时期的女真族。
在明朝初年，女真族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在短时期主要有三个较大的部落——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由于朱元璋也刚刚建立了政权没有多久，中原地区还不能够完全稳定下来，他根本无暇顾及远在关外的女真族，不过朱元璋的军事才华，让他明确地看到女真族最大的作用，那就是牵制北虏。所以他主动向女真族抛出了自己的橄榄枝，进行招抚，抚喻，封赏“设卫置官”等政策。
这样的招抚举动，让女真各部落对于明朝也产生了感激之情，毕竟在元朝的统治之下，他们的生活也充满了动荡和战乱，明朝正是抓住了女真族渴望安稳生活的这种迫切心愿，达成了东北部边防的安定。而女真部落对于明朝也是效忠听命。
在最初的这段招抚阶段，明朝究竟做了哪些承诺？首先就是允许女真族在某一个明朝领土范围之内自由来去。
永乐六年（1408 年）四月，明成祖：“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多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去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员，勿阻之。”
又有永乐十六年（1418 年）九月，“上谕行在兵部臣曰：近辽东缘边官军，多出境市马，以扰夷人，其禁戢之。今后非朝廷文书，而私出境者，处以重刑，其守臣不严管束者，论罪如律。若安乐自在等州，女直野人鞑靼，欲出境交易，不在此例。”汉人无政府文书出境就是重罪，而女真鞑靼出境却是自由往来，比汉人自由得多得多。
既然允许女真族人在境内自由来去，总得给他们找点事情做，于是明朝决定和女真设立互市，也就是进行商业贸易。女真族地处现在的东北地区，那里有很多土特产，而且女真族善于养马，这些都是明朝人民所缺少的，而明朝的诸多生活用品，也是女真族缺少的。在这种平等的关系之中进行贸易，双方都能够得到利益。
为了让女真族能够自由开展贸易，明朝也曾经下令给予他们优惠政策，比如说永乐四年三月，明朝政府“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初，外夷以马鬻于边，命有司善价易之。至是，来者众，故设二市，命千户答纳失里等主之”。辽东马市正式设立。后又于天顺八年秋七月乙未，设抚顺马市，先后在开原、广宁、抚顺设立五关五市，即广宁设一关一市，以待朵颜、泰宁两卫；开原设三关三市，以待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及福余卫人；抚顺设一关一市，以待建州女真人。
就这样，女真和明朝度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如果能够长此以往，女真族并不太可能被推上明朝的对立面，更不可能成为大明王朝的终结者，可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下去，因为双方都发生了改变。
有很多清史资料在形容女真族和大明王朝的关系时，总是喜欢把女真族描写成一个只能被动挨打的爱哭鬼一样，似乎女真族受了天大的委屈，明朝要把他们赶尽杀绝一样。事实上，并非如此，其实读者们想想也能猜出来，一个能够在马背上夺天下的人，又岂能是一个只会哭的软包呢？关于女真族和大明王朝之间的恩怨，只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双方都变了，这才导致原本平衡的天平失衡了。
自从进入公元1451 年，明朝东北的边关似乎就不太平，史料上记载着这样几件事情：
景泰二年十月乙酉载：“建州等卫女直都督李满住、董山等，自正统十四年以来，乘间窃掠边境，辽东为之困蔽”。
成化二年冬十月甲寅载：“海西、建州等夷人结勾三卫，屡扰边疆”。
成化三年正月、二月、三月，都有关于建州、海西女真侵扰辽东地区的记载。
成化三年秋七月甲子朔载，建州女真“恃强为恶，自开原以及辽阳六百余里，数万余家，率被残破”等等记载在《明实录》更是随处可见。
因此，大明政府的“怀远之仁”，换来的并不是边境的长治久安，相反，换来的是屠刀、是杀戮。
此其一。
其二，在大明王朝遭遇到危机的时候，女真族做出了“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举动，巡抚辽东都御史陈越奏折：“今朵颜穷迫，潜结海西，转市于我，而海西藉彼马力，数犯我边，甚为非便。”
正统十四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是大明政府一次严重的危机，英宗朱祁镇被俘，瓦剌大军进逼北京城。即便这样的国难，大明政府只是“革朵颜三卫互市”，依然保留了与女真的互市。然而，女真却在李满住、董山等带领下，趁火打劫，滋扰边关。
不仅如此，女真还勾结叛乱的朵颜三卫，利用马市为朵颜三卫走私，扰乱大明政府惩治叛乱的计划。
其三，女真族在朝接受大明的官衔之后，却频频向朝鲜国称臣纳贡，据《清史稿》载：“天顺二年正月，李满住朝于明。二月，进董山右都督。时董山阴附朝鲜，朝鲜授以中枢密使。”
有了以上三点，明朝又岂能坐视不理呢？不过他们反击的手段很简单，并非是要真枪真刀地和女真族士兵们开战，辽东官吏们因为远离天子脚下，所以对女真族常常进行一番搜刮，当然这些银子自然是落入了他们自己的囊中，不仅如此，他们还擅自切断了和女真族的贸易往来，这无疑是给女真族一大重创，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来到中原地区贩马。
在这种情况之下，女真族对于明朝的感激逐渐变成了一种愤怒，当然，光是经济上的不满，还不足以激起女真的仇恨，明朝皇帝其实从一开始，就并没有真心的将女真族和自己的朝廷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利用女真族。到了明朝中期，他们对于女真族的态度更为恶劣，因为明朝的统治者看到了女真族即将崛起的苗头，于是他们选择了“捣其巢穴，绝其种类”的策略。
在万历年间，明朝甚至强行低价格收入女真族的人参，更有甚者，在公开场合之下进行抢夺，可是当时驻守在东北边关的将领李成梁丝毫不当回事，极力推行歧视、不平等的民族政策。这个时期明廷的民族政策有着根本性的改变，变得愈加黑暗。统治者早已忘掉他们的祖先，明太祖、成祖所倡导的“夷汉一家”“共享太平之福”的遗训。迷信武力征服、肆意剿杀，真正成为屠杀属夷的刽子手。
经过一段时间休整的女真人，很快便走出谷底。16 世纪末，女真人除求生存避免杀戮外，为防止敌人的侵扰，在民族集居地区，以血缘集团形式组织起来的各自军事防御体系，纷纷营建起城堡和山寨。由于这种军事防御体系，无法应付大规模外来势力的冲击，逐步发展形成为地域形式的联盟，以此来达到军事上互保互援的目的。在这种军事联盟下，建州女真又一次得到发展和壮大。由于女真的凝聚，由原来的建州三卫，逐渐演变成建州五部。
随着建州女真又一次崛起，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真首领如：多贝勒、王杲、觉昌安、塔克世等，对于明王朝的黑暗统治和压榨，女真人无不纳于胸中，势必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明王朝对欣欣向荣的建州女真和王杲势力的迅速强大，无疑视为朝廷心中之大患。
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昏庸的明王朝，无视建州女真人蓄怨积仇日深，不满明廷边政，不堪官吏欺凌，更不详察地方官吏督抚、监司等鱼肉女真人的罪行及犯边的因由，便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建州女真进行镇压。这个时期的明廷，早已没有抚喻之政策，只是一味地变本加厉地剿杀。
就在女真族对于明朝已经到了最痛恨的关头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他不仅改变了女真族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明朝的命运，这就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是女真族的英雄，他清楚地看到，女真族之所以经过数千年的发展，都没有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甚至连国家都算不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内部不够团结。于是在他的有生之年里，他一共做了两件事——统一和外侵。统一一个部落，不算太难，毕竟同族的人身上都留着相同的血，在七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统一这个使命，并且建立了后金。
他的第二个使命才是他人生之中真正的考验，后金地处东北，冬季严寒难耐，物资也很有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绝对是不够的。外侵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而他的对手大明王朝已经即将灭亡，此时果断出击，迎接他的自然是凯旋而归。不过他心里更清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用糙话说，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想要进攻，就必须要等待一个好的时机。
公元1618 年，努尔哈赤带领着两万骑兵向明朝的边关发起了进攻，这场进攻是突然的，打得辽东巡抚李维翰一个措手不及，只好急忙调遣了一万军力去镇压。在张居正实行万历新政的时候，明朝军队的战斗力还是有所保证的，至少辽东一带有名将李成梁把守，可在这个时候，李成梁早已经过世三年有余，而张居正也成为上个世纪的传奇。所以此时的明朝军队不堪一击，还没怎么打，就被努尔哈赤的部队全部射杀。在此之后，后金的部队进入了雅鹘关、攻破了清河城，在军事上节节胜利。这件事情让坐在北京紫禁城上那个长达 28 年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也感到了惊恐。
或许真的是太长时间不上朝的缘故，万历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军队到底有多大的实力，只想着早早镇压下后金的势头，于是他命令杨镐带领数十万军队前去辽东一带，镇压后金，消灭努尔哈赤。
这条消息从京城传来，努尔哈赤笑了，明军却哭了。
驻守在辽东一带的明军自然是听说过努尔哈赤马背上的传奇，自然也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史书上是如何形容的呢？史书上写着：“（明军）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听到自己要去打努尔哈赤，很多士兵都躲在家里痛哭，不愿出关，甚至有些将领急急忙忙地申请调令，宁可降职，也不愿拿起兵器和后金部队去拼杀。试问，这样的军队还谈什么战争啊？
皇上有令，做奴才的也只能听令，不管这些官兵有多么不愿意，这场仗还是要打，杨镐从全国各地调来二十七万大军，对外宣称有将近五十万大军，而努尔哈赤一方仅有十万左右。
杨镐虽然是兵部左侍郎，可是这个人却真的没有什么军事才能，一般来说，敌我兵力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大举进攻才能显示出人数上的优势，可是杨镐却将军队分而治之，他和几位副将将军队分成了四股势力，先后进攻后金。二十多万的军队分成四份，每一股势力只有不到十万人，这对后金的威胁就小了很多。
努尔哈赤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大军压境的时候，他也没有感到惊慌。他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
就在杨镐等人沾沾自喜、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殊不知努尔哈赤早就分析出了明朝的主力军队究竟要走哪条线路，也想好了万全的对策。最终，这场“萨尔浒战役”以后金大获全胜而告终，大明王朝在和后金的对峙之中，从主动变为了被动，从强势变成了弱势。
经过了这场战役之后，努尔哈赤变得更加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起来，估计这个后金的主子以为，大明王朝不会再有能够和他抗衡的将领了。只可惜，事实总是在打击着人的自信，对于努尔哈赤也不例外。命中注定的，他遇到了袁崇焕。
袁崇焕是大明王朝最后的一道屏障，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是他，在大明王朝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智慧牵制住了后金的铁骑。他和努尔哈赤第一次的交锋就是“宁远大捷”，那时的袁崇焕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宁前道”。
公元1626 年，宁远的驻军还在等待着过元宵佳节，等着赏花灯、猜灯谜的时候，不料后金的军队突然之间强渡辽河，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便不战而胜夺得了八座城池，很快就兵临宁远城下。驻守在宁远的不是别人，正是袁崇焕，他对于努尔哈赤军队的强悍早有耳闻，此次终于在宁远这里交上手，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前几座城池，努尔哈赤拿下得轻而易举，主要就是因为驻守城池的将领根本就没胆量和他拿命相拼，几乎是努尔哈赤说一句“放下武器，我给你们一条生路”的时候，这些将领就真的放下了武器，有没有给他们留下活路，也只能看努尔哈赤当时的心情而定了。或许是前面获得的太过容易了，努尔哈赤认为袁崇焕也是这样的货色，于是就照本宣科，将已经念过好几遍的劝降书又拿出来高声朗读。
袁崇焕在城墙上听着努尔哈赤的劝降书，内心之中的愤怒之火顿时就燃烧起来，他冷笑着看了看努尔哈赤，严词拒绝投降，更讥笑投降乃是懦夫之举。宁远城的百姓们纷纷表示要支持袁崇焕誓死保卫家园，这让袁崇焕军队士气大振。
光有士气还不能够解决问题，袁崇焕必须有一个万全之策，毕竟他要保卫的不仅仅是大明王朝的江山，还有这给予他们无限支持的宁远百姓们。
他身边的副官说：“袁大人，眼看外面努尔哈赤那厮已经要跃跃欲试了，听说他的军队非常强悍，尤其是骑兵，甚至能和蒙古骑兵相抗衡。而且这一次，他们手里有三十万人马，而我们这边只有几万人，悬殊太大啊！”
袁崇焕白了他一眼，心里说：你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又听到他说什么努尔哈赤的军队有三十万大军，就更生气地说：“三十万大军就真的有三十万了？这叫做虚张声势懂不懂？”
“那依大人的意思是……”
袁崇焕冷笑一声道：“哪里有三十万军马，至多不超过十三万，尽管他们的铁骑厉害，可是我们手中也有红衣大炮，再加上这城池易守难攻，我们还是有战胜的机会。更何况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这宁远是大明王朝的北方门户，在我们身后，就是山海关，紧接着就是北京城，如果宁远失守，北京城就危险了……”说到这里，他突然话锋一转，非常坚定地说出了八个字——人在城在，义当死守！
劝降书念过了，之后就开始真正的较量了。正所谓先礼后兵嘛，努尔哈赤带领着他的骑兵每日就守在宁远城外，他希望的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拿下这座城池。战争这东西，并不是简简单单地比武，它涉及到太多的因素，眼前努尔哈赤面临的问题就是，自己的粮草还有多少、将领们的士气还剩下多少。
相反，袁崇焕一方就没有这样的担忧，宁远这一座城池之中的粮草绝对够分量，百姓们的支持也让官兵们士气大振。于是乎，两军对垒，就只能这样一直拼杀着，谁也不肯退后一步。
如果没有那高科技的产物，或许双方还能多僵持一段日子，可是宁远城里早就已经摆好了红衣大炮，在那里候着努尔哈赤呢。这炮声一响，官兵们还在控制范围之内，可是马却被惊了，动作大的都能将骑兵从马上颠簸下去。就这样，努尔哈赤只好撤兵回到了辽东自己的地盘上。这是明朝和后金交战以来，第一次大获全胜，虽然不说到底消灭了对方多少兵力，单单从结果来看，明朝胜了。
半年之后，努尔哈赤过世了，但是大明王朝和后金之间的争斗却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在努尔哈赤之后，大明王朝的真正对手登场了，这个人就是皇太极。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接过了后金的王位，不过在这个时候，皇太极并没有像一个毛头小子一样匆忙上阵，他反而死守着自己后金的领土，建立了大清国。而明朝这边的袁崇焕却坐不住了，他认为，以现在明朝的状况，并不适合和大清开战。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明朝内部出了闯王李自成。可是袁崇焕刚刚提出要“议和”，就遭到满朝文武的激烈反对。
在前文中，我们说到过，明朝有祖训，不议和，很多大臣也以这个为傲，甚至有人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袁崇焕你背叛了大明王朝！在这种非议之下，袁崇焕被迫辞职，但是短时间之内，又重新回来了，并且与皇太极开始和谈，用以拖延时间。
皇太极对和谈似乎很有兴趣，就问袁崇焕，议和都有什么条件。
袁崇焕也很直接地说，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皇太极一心想要和明朝议和，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以大清现在的实力，不足以和明朝抗衡，根据史料记载，他曾经给崇祯皇帝写过一封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
通过这封信，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皇太极态度非常谦卑，口吻上也全是请求之意，然而，崇祯皇帝根本就不把皇太极放在心上，坚持不承认“大清”这个政权。我们都知道，崇祯皇帝是个非常敏感但是却又刚愎自用的人，在这一点上，他看错了形势。
崇祯二年，受够了崇祯皇帝冷落的皇太极，终于忍不住亲自带了十万兵马，准备攻打明朝，不过他知道在明朝的东路，有袁崇焕在把守，不易通过。没关系，东路走不了，就绕路走，于是，清军越叁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
袁崇焕得到消息后，在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赶到了广渠门外，根据史料记载，两军交战长达八小时之久，袁崇焕击败了清军。原本，在这场战役之中，皇太极处于劣势，想想看，十万大军，激战八小时之后还能有多少剩余部队？可是在这紧要关头，崇祯皇帝却突然下令，将袁崇焕关至大牢。在几个月后，袁崇焕被凌迟处死。
【内忧外患——两手都要抓却怎么也抓不住】
闯王李自成，在中国历史上，被赋予了神一样的色彩，他是农民起义中的杰出代表，甚至有人把李自成和明太祖朱元璋放在同一位置上，这却是有失偏颇的。
闯王进京之后，虽然没有动老百姓一粒粮食，但是做的也都是打家劫舍的勾当，说好听一些叫做劫富济贫（当然啦，济贫与否也有待考证），但是他攻打北京的初衷是什么？
据清初史家吴芟记载：“李（自成）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人觐。”清初李长祥《天问阁集》的记载大同小异。联系到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
这段话说的就是，你给我银子，我就回老家去，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闯王李自成将这次攻打北京当成了“捞金”的手段，以此来威胁朝廷。可是此时的大明王朝早已不再是曾经那个经济强大、国库充裕的时代，而是国库赤字严重，皇宫也没有余粮了，如何能够和闯王达成协议呢？
现在有一些史学家说，当时崇祯皇帝有自己的小金库，而且金额还不小，但是这并不符合逻辑，崇祯皇帝虽然是一个亡国之君，但是这个亡国之君在政治操守上，还是非常不错的，就连李自成在《登极诏》中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意思就是说，现在明朝的这个皇帝还不算是糟糕，至少在形势孤立的情况之下还能够严惩贪官。而崇祯皇帝自己也是个比较节俭的人，如果他真的有一笔所谓的小金库，为什么不在关键时刻拿出来，而是跑到山上吊死呢？亡国和散财哪个更严重？
而在此之前，崇祯皇帝也有多次机会能够处理掉李自成这个威胁。比如在崇祯十年的冬天，李自成率领部队围攻成都多日都没有成功，又想要移师迎战明总兵左光先、曹变蛟，也是失败，眼看久攻不下，只好选择原路返回。在返回的途中，遭明朝军队的伏击，这时候的李自成身边只剩下十八个人，眼看自己性命不保，他选择被招安。可是招安之后两年的时间，再一次率兵攻打明朝。
如果当时崇祯皇帝没有同意，李自成的部队早就已经被全数消灭，即使张献忠等人再起兵，缺少了李自成的领导，也难成气候。
除了内忧之外，还有外患，最开始的后金，并没有想要如何，甚至都没有想过要和明朝平起平坐，只是要求议和，可崇祯皇帝却坚持不肯。一方面是李自成的出尔反尔，另一方面是后金的逐步压进，崇祯皇帝将为数不多且战斗力不强的队伍分成两批，这种两线作战的方式是兵家大忌，毕竟这已经不是明成祖朱棣时代的战斗力的军队了，想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根本就不可能。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明朝不灭亡都困难！
5．崇祯的偏执
作为明朝的亡国之君，如果非要找出四个字来概括崇祯的一生，我想“偏执固执”最为合适，由于他的偏执，导致了太多太多历史的遗憾。
【坚持不议和】
明朝祖训——“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这是明朝列为皇帝都要遵守的一条规定，可是到了崇祯皇帝这里，不议和就意味着要两线作战，相比于明军的奸淫掳掠，闯王李自成那军纪严明的队伍，自然更能够得到百姓们的爱戴，可以说，是明军自己将百姓的天平推向了李闯王那边。当李闯王攻打北京的时候，其实摆在明朝面前有两条路，一个是和李闯王死扛到底，另一个就是和大清联手，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已然不再是最初那个对皇太极置之不理的傲慢君主了。
崇祯十五年，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但是碍于祖训，以及自己的面子，他并没有在朝廷之上，非常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选择让兵部尚书陈新甲偷偷地去议和。
就在崇祯皇帝和陈新甲秘密商议的时候，朝廷中其他大臣们听到了风声，于是他们就在上朝的时候，纷纷上奏，无非就是要将崇祯皇帝议和的念头扼杀在摇篮之中。理由有二，一个就是祖训，另一个则是怕满清最后会吞并明朝。
面对文武百官的集体弹劾，崇祯皇帝矢口否认，说自己绝对没有议和之心，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可是转过头来，他又给陈新甲写信，商量着议和的细枝末节，在结尾之处，崇祯皇帝仍然不忘嘱咐他说：“这议和可是我们俩才知道的事情，是天大的机密，你绝对不能泄露给别人。”
碰巧信使到陈新甲府中的时候，他没有在家，外出办事去了，信使就将这封信交给了陈府的仆人。这仆人常常都会替自己老爷接信，就以为这些信和以往送来的没啥区别，并没有留意，只是随手送到了各省办事处传抄。
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什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申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
崇祯更失面子，恼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露，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思想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明末，更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时期。
【要死一起死】
就在李自成决定攻占北京的时候，很多大臣都建议崇祯皇帝——逃命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甚至有的大臣已经将路线图都给崇祯皇帝部署好了，那就是南京。
明太祖朱元璋当初选择南京作为国都，即便是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依旧是处于后备状态的建设，丝毫没有松懈下来，无论是繁华程度还是坚固程度，都和北京不相上下。如果崇祯皇帝选择逃跑——尽管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可是历史上并非没有。比如宋朝，“靖康之耻”之后，康王赵构带领亲信大臣们向南逃跑，并且迅速建立了南宋政权。如果崇祯皇帝也在这个时候逃跑，依靠着南方富足的经济条件，很难说是否也能够重整河山待后生。
可是崇祯皇帝非常坚定地否决了，此时的崇祯皇帝一点都不像一个皇帝，丝毫没有政治远见，更像是一个穷酸落魄的书生，只会抱着所谓的尊严。
大臣们一看崇祯皇帝拒绝了，也明白他一定是因为祖训的缘故，于是就选择退而求其次——皇上，你不跑，那就让太子跑吧！
其实这句话一说已经很明白了，就算是死，你也得给大明王朝留个种啊！但是崇祯皇帝依旧拒绝。
现如今的我们非常不理解崇祯皇帝当时的心思，甚至历史同样也不理解。
公元1644 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在山上，明朝宗室及遗留大臣多辗转向南走，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南京。有时候，历史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想当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的政权，在几百年之后，他的后裔们又回到了这片土地上，进行最后垂死挣扎。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地理分布图：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大顺”，之后向北京进兵，三月十九日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尽，明朝宗室及遗留大臣多辗转向南走。此时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大体据有淮河以北原明朝故地，张献忠于八月成立的“大西”政权则据四川一带，清朝政权则据有山海关外的现今东北地区，且控制蒙古诸部落，而明朝的残余势力（简称南明）则据有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就如同三国鼎立时期一样，且看最后分晓。
尽管南明已经没有了大明王朝的领土，但是仍旧算是一个小国，既然是国，那就不能没有君主，可是摆在这些南明大臣们面前的，却是一个难题，一个大大的难题——立谁为王？
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城，按照祖制，只能拥立藩王，此时属于明神宗直系子孙的一共有四个人——福王、惠王、瑞王和桂王，然而后面三位藩王并不在南京，而是处于比较偏远的西南地区，剩下的人选只有福王朱由菘和旁系的侄子路王朱常芳。
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实福王绝对不是一个做皇帝的好人选，他这个人比较昏庸，而且耳根子软，可在阮大铖、马士英心中，只有这样的人选才是最好控制的。尽管在明朝，宦官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只有他们两个人是不够的，这可怎么办呢？他们两个找来了一些颇具实力的帮手，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人，在南明之中，算是比较有话语权的大臣，由他们出面，来拥立福王。
就在他们以为福王能够掌握大权的时候，兵部侍郎史可法站出来，他铿锵有力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理由，说福王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句话的杀伤力太大了，简直就是把福王形容成一个只会误国误民的昏君。
不过史可法的这句评价一点错都没有，只是他说了却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由于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福王继位后，组成了东林党和阉党混合的内阁，阉党因为拥戴有功，掌握朝廷权力，竭力排挤、打击东林党人，史可法受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高弘图被迫辞职。阮大铖入朝后，任兵部尚书，借“顺案”之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史可法曾上书要求给士兵加饷，然而马士英却将奏折扣下，将史可法的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来。当时众将怂恿史可法反南京，以“清君侧”为名，将马士英杀掉，但史可法以大局着想，没有同意。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
皇帝如此，大臣们也不逊色。将领们一样只知道吃喝玩乐，对目前的现状毫无了解。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唯高杰的士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清兵的“扬州十日”大屠杀。
南明前期的战略很重要，当时清兵刚进入北京，政权不稳，而且准备也不足，南明有足够的实力收复北京。但是南明面临清兵这样的强敌无动于衷，认知上出现方向性错误。一直以李自成为敌人，认为吴三桂携清兵入关是救了明朝的江山，以清兵为友，打如意算盘，想和清兵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后来清兵兵临城下，清兵早已稳定北方，只要不出现战略的重大错误，南明的灭亡已经是无可避免，更何况南明一直应对失策，回天乏术。此消彼长之下，南明之亡毫无悬念了。为什么南明前期会出现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呢？当时亡明者，李自成也。明朝的国都是李自成攻克下来，皇帝也是被李自成逼死的，明朝的天敌是李自成，而没有把清兵当成敌人。这种错误的估计，也将南明彻底断送。
当初，崇祯皇帝一个莫名其妙的否决，不仅仅葬送了大明王朝，甚至也葬送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希望，如果当初崇祯皇帝没有一味的坚持，哪怕是送出了一个儿子，那南明的命运就很难说了。可见，崇祯皇帝的偏执，最终害了大明王朝。
6．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明朝灭亡了，可是明朝留下了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来思考，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之中，最后一个由汉人统治的朝代，也可以说，明朝，是汉族文化传承的集大成者，这种传承不仅仅影响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包括明朝的文化、艺术、服饰等多种方面。
首先我们要来说说汉族传统思想统治下的政治，自从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皇帝治国的一大方针政策，在这种方针政策之中，君主奉行的是“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在清朝之前，几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他们重文轻武，或许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那些文官，唐朝如此、宋朝如此、明朝亦如此。
在前几个朝代之中，士大夫集团的地位非常高，尽管在封建社会之中，存在着所谓的“君臣之礼”，在上朝的时候，大臣们要行跪拜之礼，在与皇帝讲话的时候，要自称臣子，皇帝往往都会称这些大臣们为“爱卿”。通过这些称呼，我们也不难发现，在明朝以前的各个朝代之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上下级的关系，但是却仍然是相互尊重的，至少从称呼上来说，是这样的。可是在明朝之后的清朝，一旦皇帝发火了，那些大臣们都颤巍巍地跪在地上，一口一个“奴才”，哪里还有半点为官做宰的架势？
元朝和清朝有一些相同点，都属于外族统治，自然就难免有外族统治的弊端，根本就无法掌握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更不要说传承了，可以说，很多传统文化在他们手中，被迫倒退。元朝毁掉的是宋朝打下来的发达科技，明朝接过元朝担子，在几百年的统治时期之内，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希望能够将数千年的文化集合到一起，由他们以一个集大成者的姿态出现，在前文中，我们提到过科技方面，其实不仅是在这一个领域之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说在明朝，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不仅在政治文化中，明朝注重儒家思想，就连礼节方面，也同样严格遵守儒家礼仪制度，到了清朝之后，这种礼仪制度，只限于表面功夫。我们都知道，清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朝廷内部满臣当道，他们从心里看不起汉官，更看不起儒家思想，认为那只是动动笔杆子、耍耍嘴皮子，根本就不能行军打仗、保家卫国。毫不夸张地说，清朝刚刚建立之初的数十年之内，朝廷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满汉之争，双方你来我往，谁都不肯妥协，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传统文化究竟还剩几许？
如果想要看看这个国家的一个整体风貌，主要看什么？自然是要看他们的衣着服饰，一个朝代，同样如此。喜欢看古装电视剧的朋友就不难发现，在清朝之前的服饰，在一定程度上很是接近的，当然你不能说要和夏商周那样悠久的历史朝代相比，汉唐宋明，这四个朝代的服饰非常接近，原因很简单，唐朝抄袭汉朝的衣服、宋朝抄袭唐朝的，明朝则是将自己的服饰建立在唐朝服饰的基础之上。不过，在抄袭的基础之上，他们还是做了稍许的改动，要不然中国人估计得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穿一样的衣服了。
在服饰方面，明朝主要参照的还是唐朝，不过它将唐朝的进贤冠改成了梁冠，同时还增加了其他一些款式，比如忠静冠、保和冠等等。当然，在封建社会之中，穿什么衣服，不是你有没有钱说了算，而是按照阶级制度才能够穿的。
我们先来说说明朝的官服，用幞头和圆领袍，但这时的幞头外涂黑漆，脚短而阔，名乌纱帽，无官职的平民不得服用。公服除依品级规定服色外，还在胸、背缀补子。文官补子中饰鸟，武官饰兽。为褒奖官员的功勋，另特赐蟒袍、飞鱼服、斗牛服等服饰。蟒是四爪之龙，飞鱼为鱼尾有鳍之蟒，斗牛则在蟒头上加弯曲的牛角。官至极品则用玉带。所以“蟒袍玉带”就成为这时大官僚之最显赫的装束。
明式服装有一个特色，就是喜欢在衣服上佩戴一些小饰品，而且还很醒目，材质上一般都是金银、珠宝、玉器等材料制成的小物件儿，垂挂在胸前的叫“坠领”；系在前襟的叫“七事”；走起路来有响声的叫“禁步”，这些佩饰统称叫“杂佩”。别看这些都是小物件儿，可是却让明朝服饰变得风情起来，尤其是女子，走起路来，身上的首饰叮叮当当地响起来，这份美丽就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欣赏，还有听觉上的享受。
明代的汉服影响很深远，近至东北亚的朝鲜，远至日本、琉球等藩属国，都曾经效仿过“汉服”，或许有人问了，为什么明朝的衣服叫做“汉服”呢？我们中华民族一共由56 个民族组成，每个民族之间都是平等的，而汉族的衣服自然就叫做汉服了。这个称谓不是在现如今才有的名称，而是自从古代就是如此叫法，我们不仅要佩服统治者的胸襟，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哪个民族而将这个民族看得金贵无比。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服装，起于轩辕黄帝，而终止于清兵的大屠杀。
清兵大屠杀，发生在明末清初时期，他们的理由就是要让所有的汉人都要留着清辫子这独一无二的发型。在明朝以前，无论男女都会束发，明朝时期一般都是男子将头发盘起，未出阁的女子有“姑娘头”，少妇有“少妇头”，可是当时顺治皇帝却下令说，要让所有的汉民都必须剪掉自己的头发，似乎这样就能够让这些汉人臣服于满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