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留中”是皇上表达自己消极、倦怠的信号，勤奋的皇帝决不允许自己懒惰下来，毕竟朝中之事也有一些是需要讲究时机的，错过了时机，就等于输掉了。
皇帝与内阁之间就是通过“封还”和“留中不发”之间进行着你来我往、互不妥协的政治斗争，在大明王朝之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事件。
“大礼仪”事件的主角——嘉靖皇帝朱厚熜原本是正德皇帝的堂弟，如果按照他的人生轨迹来说，他并不能够成为皇帝，只能够在地方上当一个藩王。可是谁也想不到，正德皇帝居然荒唐地跑到江南去平定反叛军队，结果掉到水里，回来就一命呜呼了，更让内阁大臣们惊慌失措的是，正德皇帝虽然风流，但是却没有一个儿子继承皇位，于是这个皇位就落到了远在湖广地区的藩王朱厚熜身上。
可是这样一来，嘉靖皇帝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至少这个难题在他心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就是管谁叫爹。
这样的问题在现在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纠结的，你是谁的儿子就管谁叫爹呗，事情绝如此简单。朱厚熜现在成了皇帝，那么他的父亲理应也是个皇帝，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按照内阁大臣们的意思，朱厚熜等于是过继给正德皇帝的父亲，也就是弘治皇帝的过继儿子，那么他的亲生父亲朱祐杬就变成了他的伯父。
但这只是内阁大臣们的一厢情愿，朱厚熜虽然在继位的时候年仅十五岁，可是他非常聪明，也非常固执，他认为如果自己的父亲仍然是个藩王，自己继承王位则是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他一定要将自己已经故去的父亲朱祐杬追加成为皇帝。
内阁中向大学士杨廷就像是给小孩子讲道理一样和他说，你现在是以明孝宗继子的身份来登基的，而不是作为你爹妈的孩子来登基的，这是大明王朝祖宗定下的规矩。看到这些文官们一个个都这么坚持，嘉靖帝心里也清楚，自己这么闹下去，双方都下不了台，也就有了松动的迹象。
可就在这时候，一个叫做张璁的进士的一个奏章，又让这个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张璁是一个“投机分子”，他刚刚考取了功名，想要赶紧在皇帝面前表现一番，他的政治敏感的神经告诉自己，现如今嘉靖帝和内阁斗争实则是给了他一个机会，一个能够往上爬的机会。他在奏章上引经据典，支持嘉靖帝，这时候的嘉靖就好比打了鸡血，在本来的黑暗之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于是他立刻召见了内阁大臣的首辅杨廷和，并且把张璁的奏章给他看。
杨廷和一看奏章的作者，根本就不屑于看，只留下一句，这个人根本没有资格来说皇宫内院的事情。就这样，嘉靖皇帝和内阁首辅杨廷和针尖对麦芒的斗争拉开了帷幕。
朱厚熜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写了封诏书给内阁，宣布自己的父亲为太上皇，母亲则成为皇太后。杨廷和直接利用手中封还的权力，将这封诏书退给了皇帝。
眼看自己的母亲就算是来到了北京，进了皇宫内院，自己却不能管她叫妈妈，这对于任何一个孝顺的儿子都是致命的打击，这个朱厚熜直接给杨廷和传话说，得了，咱们也别争了，这个皇帝我不当了！你另找高明吧！
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大臣一看这种情况，知道年幼的朱厚熜是铁了心，于是就退了一步，和皇帝也算是达成了一种共识——慈寿皇太后（孝宗皇后）尊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尊为庄肃皇后，嘉靖皇帝的亲生祖母皇太后邵氏尊为寿安皇太后，母亲兴献后尊为兴国太后。
但是，是否能够给自己的父母争来正规的称谓，这已然成为了嘉靖皇帝心里的一根刺，时不时地就要跳出来拨动一下。而且，他做皇帝的时间越久，越肆无忌惮，嘉靖就属于这一种人，他常常会想，反正现在我已经是皇帝了，我想管谁叫爹也应该由我自己做主，而不是听从你们这些内阁大臣们的意见。不过嘉靖虽然年纪小，但是非常聪明，他早就知道内阁大臣们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更何况还有整个文官集团都和他们是统一战线，他不能轻举妄动，他在等待一个时机。
等待的时间并没有太长，他就等到了一个所谓的机遇，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了，写了一封奏章，上面说嘉靖皇帝啊，您看您现在管自己的父亲兴献帝叫叔父，自己的母亲兴国太后为叔母，这有违人伦纲理，天下的百姓自然也知道您究竟是何出身，还不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兴国太后为圣母呢。
这份奏章让嘉靖皇帝看得两只眼睛都直冒星星啊，连忙把这件事情甩给了内阁，让他们好生斟酌。
文官集团的那些老家伙一看，鼻子差点没被气歪了，心里说，好你个桂萼，我们好不容易让皇帝忘记了这件事，无缘无故地，你提它做什么！于是新的一波上书弹劾又开始了，这些翰林院的知识分子非常团结，他们统一了口径，希望嘉靖皇帝能够下令降罪于桂萼，最好能处以死刑。
内阁首辅杨廷和又站了出来，他的手段非常常见，那就是辞职，只要嘉靖皇帝敢将自己的父亲封为皇帝，我就不干了。
早在
第一回合的较量中，杨廷和就曾经辞职过一次，但是当时嘉靖皇帝刚刚登基不久，还比较碍于内阁的权力，他用辞职逼迫皇帝的妥协。但是他却忽略了，现在的嘉靖皇帝羽翼逐渐丰满起来，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刚刚进宫的毛头小子，所以当朱厚熜看到这封辞呈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表情，只是淡淡地说：“杨阁老年岁已高，为朝廷作出了不少的贡献，现在批准他回家颐养天年。”
谁也没想到嘉靖皇帝竟然同意了这封非常明显带有威胁意味的辞呈，杨廷和一走，内阁也好、文官集团也罢都失去了领袖，于是他们也纷纷向皇帝递交了辞呈，文官集团认为，我们好歹是朝廷中的重臣，我们要是真的都走人了，看你皇帝该怎么办！
这些文人往往过分地看重自己，殊不知这样的做法恰恰给了嘉靖皇帝一个下定决心的理由。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这件事情在皇帝眼里看来，就是赤裸裸的威胁，这些文官集团根本就没把这个皇帝放在眼里，管谁叫爹他们要管，这皇帝的威信何在？于是他决定要采取冷处理，就是对文官集团不闻不问，反正他们也不敢真的就放弃了大好的前程。
文官集团估计错了皇帝的心思，而嘉靖帝也估计错了文官集团的胆量，看到嘉靖帝这样的反应，他们就知道，完了，皇帝来真的了，他已经铁了心要给自己的亲生父母正名了。首先站出来的是尚书金献民和少卿徐文华，他们对同僚们说：“我们的奏章皇帝估计都没有看，要不然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给我们回复，看来皇帝是要开始行动了，为了保护大明王朝的颜面，我们不能对皇帝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其他一些人听了之后，立刻正义上身，各个点头，甚至有人振臂高呼道：“国家养士百余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想那文官集团中的大臣们，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小团体，正所谓是一呼百应，转眼之间，京城之内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都听说了这件事，他们都参与到了文官集团和皇帝的斗争之中。
所谓的斗争当然不可能是真刀真枪地去威胁，文官嘛，所采取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进谏，另一种就是跪着。
文官集团联络了自己的心腹，一行百人浩浩荡荡地走到左顺门，黑压压地跪了一片，并且都高呼着太祖皇帝和孝宗皇帝。百余人的口号还是非常响亮的，一时之间声震屋瓦，气势振奋。
这么大的动静，皇宫之内的嘉靖皇帝自然也是听到了，他先是派宦官们去规劝这些大臣，希望他们别闹了，这件事情皇上自有计较。大臣们不理会，依旧跪在外面，大声疾呼。据说他们就这样跪了一上午，喊了一上午，没想到，却把皇帝的怒火喊了起来。
中午时分，嘉靖皇帝终于忍不住自己的怒火，下令锦衣卫逮捕带头的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八人，一律扔进监狱。这些文人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在牢狱之中，都止不住大哭起来，嘴上喊的无非就是对不起先帝、对不起大明江山之类的废话……这场被历史称为“大礼仪”事件，最终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
尽管这看似是一场闹剧，但实际上则是朝廷之上最常见的权力斗争，和明朝以前的朝代不同，权力斗争并不仅仅发生在臣与臣之间，而是发生在君臣之间。皇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限制，这种限制就来源于强大的内阁，当然，内阁也受限于皇权，双方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很多史学家才提出，明朝中后期出现了君主立宪制的雏形，如果明朝没有灭亡，那么中国会不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呢？尽管这只是一种遐想，但是却并非不可能实现之理想。
在“大礼仪”事件之中，除了内阁首辅杨廷和之外，文官集团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其实文官集团中的官员官衔不高，但是却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及监督权。他们监督的不仅仅是大臣，还有皇帝本人，小到皇帝的一些坏习惯，大到皇帝立太子等等事情，文官集团都有发言权。
嘉靖皇帝的堂兄，也就是以风流著称的正德皇帝就和文官集团斗争比较厉害。
正德皇帝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风流皇帝，著名的“游龙戏凤”的典故，讲的就是他的故事。就连他老爹明孝宗在临死之前，都不忘和几位大臣们交代说，这个正德啊，其实很聪明，就是年纪太小，沉迷于女色，你们还需要多费费心，让他成为真正的帝王，这样我才能放心地走啊。
真是“知子莫若父”，年仅十六岁的正德皇帝刚刚即位，还没有学会如何做皇帝，就学会了如何给自己找乐子，这乐子的主旨只有一个字——玩。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贪玩，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他不是别人，他是皇帝，在那些士大夫眼中看来，一旦做了皇帝，一言一行都必须要有所规矩，不能任性妄为，甚至连一般孩童该有的乐趣都不应该出现，这就是所谓的“灭人欲”。
最初，听到这些官员们的进谏时，还能略微地收敛一些，至少平静个几日，可是几乎每一段日子老是有人在耳边唠叨，正德皇帝早就烦了，渐渐地，也就不将这些士大夫的话放在心上。
看着他越发为所欲为，士大夫们开始了思考，为什么皇帝会变化这么快呢？这其中肯定有不为人知的内幕！能够影响一个皇帝的，无外乎是两个原因——女人和宦官，尽管这个正德皇帝风流，但是却并不专情，在他的后宫之中，此时还没有太过受宠的妃子，却有一个特别受宠的宦官刘瑾。早在正德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这个刘瑾就开始侍奉他了，刘瑾和他的七个朋友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称做八虎。这几个人都非常聪明伶俐，而且知道该如何讨好这个小太子，所以正德皇帝和他们的关系非常之好，在他成为皇帝之后，刘瑾更是成为他的首席心腹。
文官集团中的大臣们早就看不惯皇帝平日里被这几个宦官挑唆得失了体统，几个士大夫平日里常常开个茶话会来讨论，如何将正德皇帝从小人手中“救赎”出来。
文人的想法多半都是比较固执且守旧的，于是他们选择用文官最常用的一招——进谏。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人铺开了奏章，磨好了砚台，提笔写下了弹劾信。
可是这正德皇帝，却连奏章都没有仔细看过，就直接还给了内阁，说让他们内部讨论，讨论出个结果再来让朕定夺。
第一次弹劾以无语的结局告终。
文官集团又岂能是一次失败就能打击的？一次不成，就来二次，这次出头的人是户部尚书韩文和郎中李梦阳。这个韩文倒是个忠臣，不过却有股子文人特有的酸味，看到正德皇帝的日常行为，常常对着下属大哭起来，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悲愤和痛苦。
李梦阳一看，觉得这韩文总是这样大哭也不是个事，还不如来点行动实际些，于是就决定和韩文联手上书给皇帝，继续弹劾刘瑾。韩文反问他说：“弹劾了又能怎样，难道上次那份奏章的下场您不知道么？”
李梦阳想了想说：“不能光让我们两个人出头，咱们俩的分量不够重，应该让皇上知道，现在他的行为已经让很多人不满，人多力量大嘛。”
估计这个李梦阳也是被逼到一定份儿上了，就差和整个文官集团说“团结就是力量”了。
于是这封十多人的联名奏章，正德皇帝倒还真看进去了，他毕竟年轻，没想过自己身边的几个太监，居然能够引起文官集团所有人的反对。在明朝，文官集团非常有地位，也非常有权力，几乎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都要靠着他们，真的让这些士大夫们绝望的话，还不知道这个朝廷要乱到什么样子呢。想到这里，正德皇帝也不禁哭了起来，这一哭，不仅包含了无助，还有一点点的委屈。
可是光哭管什么用呢，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大明朝也同样不相信，正德皇帝派司礼监宦官去内阁和这些文人们商量。最开始，正德皇帝打算摆个低姿态，说自己已经思前想后想了许久，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就这样耗着，要不这样吧，朕把这几名让你们恨得牙根痒痒的宦官流放到南京去，他们不在朕的身边了，你们也就放心了。
对于一个皇帝来说，能够放下自己的姿态来，实属不易，如果此时文官集团能够揣摩出皇帝的心思，或许这次的君臣斗就能够真的胜利。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机会稍纵即逝。
文官集团并不满足于将刘瑾等人流放，而是要处以死刑，大学士刘建大哭着喊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嘱付大事，今陵土未干，遂使宦竖弄权，败坏国事，臣若死，何面目见先帝？”
正德皇帝一听这个话，心里顿时有股无名怒火，好你个刘建，平日里你们总对朕说这个说那个，稍有点差池，动不动就拿先帝爷出来压我。本来还摆着低姿态的他突然间又推翻了流放的说法，来了个缓兵之计，先表扬了一下这些士大夫心怀天下的爱国之心，然后又说自己从小就很孤独，幸好有这几个小太监们陪着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不太忍心要他们性命，这件事情还是从长计议吧。
一句“从长计议”就等于给了刘瑾机会，趁着半夜，刘瑾也跑到了皇上的寝宫中，跪在地上大哭，说自己这么长时间如何为皇帝鞠躬尽瘁，就差死而后已了，如果皇上您让我死，我绝无二话，可是那个文官集团摆明了要诬陷我，想置我于死地，他们是嫉妒，嫉妒皇帝您对我好！这就是所谓的倒打一耙，很快，那些弹劾刘瑾的士大夫们，除了李东阳之外，其余的全都被迫辞去官职。
文官集团的话语权，不仅让皇帝们感到束缚，其他的官员同样如此，如果说某位官员所做所谓有悖于伦理道德，或者是做过徇私舞弊的事件，只要被文官集团抓住了把柄，那就是两个字——弹劾，这也相当于现如今的监督管理机构。
和其他朝代相比较，明朝的政治格局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内阁、宦官、皇权三者之间相互制约，而内阁的权力和皇帝的权力也在你争我夺之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自成一体的文官集团则担任起监督的责任，更接近民主意愿。这样先进的政治体制最终却又回到了清朝那种皇权集中制上面，这才是历史的倒退。
5．繁荣的经济贸易
明朝的经济繁荣，在中国古代史中，也达到了继宋朝之后的又一巅峰，在这个时期，中国首次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迅速，尽管明朝的“禁海令”是颁布了又废止，废止了又颁布，如此循环往复，但是海上贸易却仍然非常活跃，这些都促进了明朝的经济发展。
和每一个朝代一样，朝代的更替，总是少不了战乱、天灾、人口锐减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所以对于一个历史上崭新的朝代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如何能够让百姓们迅速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值得开国之君深思的问题。
明朝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朝代的开国之君是真正从底层爬上来的人物，他经历过所有农民都经历过的最悲惨的事情，也深刻知道底层人民心中最迫切的愿望，其实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要吃饱。
这一点，朱元璋深有体会，如果在当初他们一家人都能够吃饱饭，那么他的亲人就不会在一个月之内相继被饿死，他也依旧过着快乐而满足的生活。虽然说现如今他登上了政治权力的顶点，可是这其中的危险系数他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不是因为过不下去了，他又怎么可能会加入到起义军的队伍当中呢？反过来想，只要能够让人民吃饱饭，各个朝代的最大克星——农民起义就根本不会发生。
所以朱元璋刚刚登上皇位之后，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天下百姓的吃饭问题。他太知道饥饿所引发的动荡，所以就实行了奖励垦荒、轻徭薄赋、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提高手工工匠身份等经济政策的调整改革。
自古以来，农民阶级是人数最多、社会地位最底层的人群，他们对于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他们便是一个国家最为稳定的阶层。经过了常年战乱的他们，最渴望的无外乎是能够过上平稳的日子，所以朱元璋的这条政策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
当时，明太祖告诫各地官吏：“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也正是这样的休养生息的农业政策让明朝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战争创伤走出来，并且在明太祖统治的后期，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开垦的耕地数量也迅速增多。
可以说，如果没有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很难完成永乐盛世这样的辉煌，其实朱棣更像是个政治家、军事家，但是绝非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者，甚至可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败家子”的色彩——郑和下西洋、五次北伐蒙古，这些都是烧钱的事情，以至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的经济脉络受到严重损伤。
在明成祖朱棣之后，明朝的农业一直处于平稳，但是并没有太大的发展，直到上天赐给了明朝一个首辅，被称做“大明第一首辅”的张居正，在他的改革之下，明朝的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和农业相对应的，自然就是商业，中国封建社会之中，商人的地位相对较低，很多朝代都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明朝初期，同样如此。朱元璋原本毕竟只是一个农民，他知道农民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商人的利益，他并没有作出太多的考虑。而且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商人的地位也比较低，甚至有很多人不屑去做生意，认为这样会被人看不起。但是在明朝，商业却依旧蓬勃地发展着。尤其是在中后期，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自古以来，江南地区，都是富饶之地，最显著的就是手工业的发展。江南产丝、产茶，无论是在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这都是重头戏。
丝绸带动了纺织业，根据史料记载，江南最先出现了手工纺织作坊。
什么叫做作坊呢？说白了，有点类似现如今的小型加工场，有的人最先完成了资本累积，成为纺织业的中间人，他们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再将物品拿到外面去进行交易，工资以一日为单位计算。
在万历二十九年，巡抚应天右都御史曹时在给万历皇帝写奏折的时候这样说：“吴民生齿最烦，……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浮食其民，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这简单的几句话就勾勒出一幅江南纺织作坊的繁忙景象，一个染坊，多则几千人，都在为雇主工作，这就是早期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啊！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有一批地主乡绅也逐渐投身到工商业之中，更是逐渐形成了以地域划分的商帮。与那些小商小贩们不同的是，这些商帮的代表人物都是当地举重若轻的人物，并且和当地政府官员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最有名气和影响力的便是徽商。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也叫做“徽帮”，这个帮派是在弘治年间形成的，在明清两朝，甚至有“无徽不成商”的说法，可见这个商会在明清时期的影响力。
在同一时期的英国，商人、手工业场主能够拥有几万英镑，就已经算是商业巨头了，估计其意义不亚于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万元户”，可是在明朝民间的商人眼中，几万两银子，那都是小意思，人家一出手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两白银的生意，而且这样数额的交易已经是非常寻常的。再比如郑芝龙的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白银，英国和明朝相比，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一个国家的经济，并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海上贸易同样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史中，海上贸易曾经非常繁荣过，比如唐朝、宋朝能够那么有钱，就是得力于海上贸易，明朝同样如此。
“郑和下西洋”不仅成为了大明王朝和其他国家、地区相互联系的纽带，甚至也成为了打开海上贸易的钥匙，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更是繁盛。在当时，和明朝常常进行海上贸易的地区非常广，比如东亚的日本、琉球和朝鲜等国家；东南亚地区以及欧洲各国，主要是出口瓷器、丝绸、药材、棉花、蔗糖等等。
日本，早在唐宋时期就常常从中国进口物品，尤其是日本贵族，他们对丝绸和胭脂已经喜爱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在贵族之中，使用中国的物品也成为了标榜自己身份的一种象征。根据史书所记载：“大抵日本所须，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
当然啦，既然是商业贸易，就不会像是“郑和下西洋”那样摆出一副“散财童子”的架势，那明朝可以从中获得多少利润呢？我们以生丝为例，当时明朝的生产价格为每担60 两左右，可是到了日本就能够把价格抬到 600 两左右，毛利润达到十倍左右。
生丝，也就是织布最基础的原材料，但当时并不仅仅只有中国在出口生丝，西班牙、墨西哥都自主生产生丝，也对外进行商业贸易，但是有了中国生丝的冲击，导致墨西哥原先自主生产生丝的农户都放弃了这个营生，另谋生路去了。据说墨西哥总督曾经呼吁过禁止本国对中国生丝的进口，以保存自己的纺织业实力，然而这样的呼吁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之中。
对于西班牙的影响则更大，原先西班牙的生丝市场主要就是美洲，但是中国开展了海上贸易之后，生丝通过墨西哥到达了秘鲁、巴拿马等地，不仅质量要比西班牙的好，就连价格也仅仅是它的三分之一，很快就将西班牙的生丝比了下去。
大明王朝的海上贸易比较稳定的是官方认可的朝贡，由于有时而颁布、时而撤销的“禁海令”，明朝私人的海上贸易不是很稳定，但到了明朝中后期，所谓的“禁海令”就成了一纸空文，即便是沿海地区的官员，对于私人海运，也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隆庆元年（1567 年）明朝正式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海外贸易，正式向海澄县的海防同知纳税，使之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贸易，曾经偷偷摸摸做着海上贸易的那些人，也正大光明地做起了生意，甚至建立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郑芝龙。
或许郑芝龙这个名字大家都并不熟悉，但是提到他的儿子，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就是鼎鼎大名的郑成功。郑芝龙曾经是一名海盗，其实说是海盗，却并没有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事情来，甚至常常劫富济贫，颇有绿林好汉之侠气。
崇祯元年（1628 年），工科给事中颜继祖奏折写道：“海盗郑芝龙，生长于泉，聚徒数万，劫富施贫，民不畏官而畏盗。”再加上郑芝龙率领着自己的船只部队——十八芝常常会在台湾海峡和明朝福建舰队交火，崇祯帝一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既然郑芝龙是个有能力的“海盗”，不如给他一个官职，招安了吧。就这样，郑芝龙走进了庙堂，成为了守卫沿海地区的官员。
和那些明朝舰队相比，郑芝龙有着非常丰富的海战经验，所以有他防守的地区就如同有了一道铜墙铁壁。公元1633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突袭厦门，双方迅速展开交战，很快敌方就败下阵来。自此之后，郑芝龙控制了海路，并且发展成为了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的强大队伍。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晚明社会变迁》一书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 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 12620 吨流入了中国”。李隆生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认为“整个明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 3 亿两”。
美国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凭借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 世纪中期到 17 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 1/3 。各研究结果虽有差别，但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提到明朝，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概念——人们活在专政制度的黑暗之下，其实关于这一点，可以说绝对是个误会！
相对于那些官吏来说，或许会有这样的禁锢存在，但是相对于百姓来说，明朝还算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朝代的赋税非常轻，尽管明朝经济强大，但是明朝的政府却并不算有钱，比如宋朝动辄几百万两的岁币，明朝绝对担负不起。
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在明朝中期，商业税额是三十取一，也就是说商家赚了三十两银子，国家征收税额一两，到了万历年间，税收制度改了，改成二百取三，那些做小生意的小商贩，压根就不需要上税。农业税就更少了，当初明太祖朱元璋定的是每亩地收三斗，到了后期，改成了每亩地只收一斗。这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机器，单靠这点税收，怎么能正常运转？
很多人都知道，明朝末年，军队因为没有军饷，士兵们情绪低迷，为了求得一点点军费，崇祯皇帝是到处跟人哭穷，当这样一个皇帝容易么。当然，崇祯皇帝也想要增加赋税，可是这与祖训不符，别说内阁的那些阁老们不同意，就是那些官至六品的文官也站出来反对，老百姓们更是不能答应。就这样，一个好好的大明王朝竟然输在了囊中羞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