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航海时代，我们依然领先
在世界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大航海时代”，也就是15 世纪到 16 世纪这段时期，由欧洲人开辟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绕道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新航线以及第一次环球航行的成功。关于大航海的好处，那是非常之多，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大量增加，总之一句话，很多个国家都是靠着大航海发家的，比如西班牙、比如葡萄牙、比如英国。虽然这些国家的舰队所到之处，几乎都是被抢夺一空，然而历史不会记录这些，它只会记录那些所谓的丰功伟业。正如同那些靠着航海而名垂千古的航海家们，比如哥伦布，比如麦哲伦，比如弗朗西斯·德雷克……
在明朝历史中，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大航海时代”，这个时代的英雄名叫郑和，他先后七次远赴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他首先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 年，比达·伽马早 92 年，比麦哲伦早 114 年。
之所以郑和能够成为一个航海英雄，能够造就一个属于东方的“大航海时代”，不仅仅是在于他个人对于航海技术的掌握，这也绝非是能够依靠一个人完成的任务，因为在他背后，有着强大而繁荣的大明王朝作为后盾。
郑和下西洋，最先决的条件，还是来源于整体的大环境，大明王朝进入了朱棣统治的时代，明成祖朱棣，是一个极有野心的皇帝，他极力渴望成为一代明君，证明给世界看，他，朱棣，抢夺皇位也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就如同唐太宗李世民一样，绝非是生活在父亲光环下可怜的寄生虫。正是因为朱棣的这种野心、以及被世人认可的迫切希望，让朱棣决心打破祖训。
在前文中，我们就曾经提到过祖训的重要性，想当年朱元璋下令自己的后代永远都不允许恢复丞相制度，面对巨大的工作量，朱棣也不敢违抗，而是转而建立了皇家专属的秘书处——内阁。朱元璋的祖训中还有一条，就是“禁海”，这条祖训内容很简单——“不许寸板下海”，直接规定了明朝后面的皇帝不允许任何一艘船只在海面上行驶。可是朱棣却打破了这条规定，正是他的决心，带给明朝航海一个希望。
第二个重要条件，就是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航海”是一件非常烧钱的事情，绝非是几万两银子就能够解决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在西方大航海时代，很多国家能够以小成本投入换来高收益，但是我们却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国家最初在海上行驶的都是轻快船只，这样的船只投入低廉，船只容纳的重量也很有限，相比之下，郑和下西洋所行驶的宝船，就如同“海上航母”一般巨大，前期耗资也自然会多。
第三个重要条件，是一个历史问题，因为在中国古代史上，航海技术发达的并不仅仅是明朝，还有唐朝和宋朝，有了这两个朝代航海技术的累积，明朝成了集大成者，它站在了唐宋成功的“巨人”的肩膀上，又怎么能够不发达呢？
前面三个条件，是形成郑和下西洋的外在条件，是环境对于这件事情的支持，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内在条件，这也是航海技术的硬件。看过《加勒比海盗》的人都知道，在远航的时候，船的好坏虽然是条件之一，但并非是绝对且唯一的条件，更重要的还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三点要素。大明王朝的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并不仅仅是因为造船业地发达，还有同样至关重要的天文航海技术和地文航海技术的支持。
所谓的“天文航海技术”指的就是依靠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通过改良，郑和的舰队之中已经将瀚海的天文定位和导航的罗盘结合起来，俨然就是一套完善的GPRS 卫星定位导航系统，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真正的高科技产品，绝对不夸张，而且人家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牵星术”。别看这是几百年前的玩意，可是它能够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称得上是明朝的“ GPRS ”，这种技术绝对领先于西方国家，也称得上是世界先进水平。
而“地文航海技术”则是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做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 ． 5 度。这些技术在当时都位列于世界先进水平。
除了这些科学技术的支持之外，船只本身，也是航海途中最关键的核心，明朝的造船业已经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明成祖实录》中记载，在公元1403 年到公元 1419 年，仅仅十六年的时间之内，明朝一共建造了多少艘船？一共是 2735 艘，而其中一半是在公元 1406 年一年时间之内完成的。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不难发现，明朝的造船业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流水线阶段，速度和数量都达到了一个顶峰。更让人惊叹的是，如果只是数量上的领先，这并不算什么，可是明朝的船只规模也成为了当时的“世界之最”，根据《明史·兵法》中记载：“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底尖，其上阔，……其桅二道……”可见船势之宏伟。
《天工开物》对船桅数有言：“船每十丈，有两桅。”400 料长约 9 丈， 2000 料船长约 8 丈， 5000 料船长约 26 丈。所以 5000 料之郑和帅船，应该有四个以上主桅， 2000 料船可能有三桅。郑和所立的《静海寺残碑》里就有“ 2000 料”及“ 1500 料”船的记载。
中国古代时期，船只是以“料”为单位，这个“料”主要是指一只船可以载人、物的容积，在明朝历史上记载的郑和下西洋时期最大的“宝船”，实则是5000 料者，按照现在的换算比例来看，排水量能够达到 2000 吨，承载量能够达到 1000 吨。
这些数据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在郑和时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舰和航海技术。相比较之下，那些西方国家的航海家们所拥有的船队就如同小孩手中的玩具，哥伦布的旗舰“圣·玛利亚”号，长度只有80 多尺，排水量约 233 吨。达·伽马的旗舰“圣·加布利尔”号较大，但也只约有 400 吨。麦哲伦的旗舰“特立尼达”号，仅为 110 吨。
郑和七下西洋，带给各个国家的是大明王朝的友好，以及贸易往来的诚意，而带回来的，除了各个国家的进贡，还有一份非常神秘的航海图，据说这幅航海图创作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之后，是郑和凭借着自己的记忆描绘而成。
那个时候，新即位没多久的明宣宗正准备让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而郑和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花甲老人，他似乎有预感，这会是自己最后一次踏上舰船，最后一次扬帆出海了。
人一老啊，就习惯性的会来总结一下自己这一辈子做了什么，有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又或者是有没有值得留下的东西。看那武林中的高手，常常会用毕生的心血来撰写一本武林秘籍，又或者是世外神医，也会在临终前留下一本流芳千古的医书，郑和虽然不是武林中人，也不是什么世外神医，他要留下的，是一张能够震惊世界的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是15 世纪以前人类留下的唯一一部包括亚非两洲在内的航海图。权威人士评价说，该图不仅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图籍，而且在世界地图学、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著名海图专家朱鉴秋介绍说，《郑和航海图》对船队所经太平洋、印度洋地区水陆分布特点的描写，就准确性而言，在那时应视为先进水平。即便同当时有代表性的海图——波特兰海图相比较，它也有许多长处，为后者所不及。
《郑和航海图》全面反映了郑和下西洋所经区域的地理概貌，制图范围是当时中国所绘地图中范围最广的，从中国东南沿海直至非洲东岸。而波特兰图范围主要在地中海及大西洋沿岸，不及《郑和航海图》范围的广阔。
根据史料记载，这张航海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也就是现在肯尼亚蒙巴萨，图上标注了航海时的必要坐标、方位、航道远近、水深，以及航行的方向牵星高度，除此之外，他还写明了在哪里会有礁石和浅滩、注意事项等等内容。这幅画采用的是中国山水画的画风，还是立体的坐标，一山一水都非常直观。图上共绘记530 多个记名，包括了亚非海岸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往返航线各 50 多条，航线旁所标注的针路、更数等导航定位数据，更有实用价值。这充分说明当时中国海船的远航经验甚为丰富，航海技术水平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
而且《郑和航海图》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表示有：大陆岸线、岛屿、浅滩、礁石、港口、江河口，沿海的城镇、山峰，陆地上可作航行目标的宝塔、寺庙、桥梁、旗杆等地物，还详细注记地理名称和地物，并包括了航海需要的诸如航线、针路、航道、牵星数据等各种要素，十分完备。而波特兰海图在这方面却要逊色的多，有的内容绘得过于夸大，不符合实际。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航海图不仅仅对海面上做了详细的介绍，就连天文形象也都包含在其中，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过洋牵星图”。
郑和是个有心的人，知道天文对航海时的重要性，也不能不考虑在其中，他希望的是自己这份航海图，能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牛X 的航海图，所以能考虑进去的因素，他都不遗余力地表现在图上。
那么这张开创一代先河的航海图究竟在什么地方呢？郑和画完之后交给谁了呢？其实无需多想，他肯定是要交给明宣宗，只可惜，在他之后，明朝又回到了“禁海”的状态之中，这一张航海图从一张实用性地图变成了皇宫仓库里的一张废纸。或许三宝太监的内心是痛苦的，他一世的心血就这样被人置若罔闻，他却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三宝太监可能想不到的是，在数十年之后，有一个航海英雄曾经秘密寻找过他的这张航海图，这个人就是哥伦布。在他出航之前，他就曾经听说过，大明王朝曾经有个太监叫三宝，三宝太监有张航海图，图上连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名称及沿线的参照物，可以近乎完美地到达目的地。就派人秘密寻找，只可惜，当时的大明王朝虽然开通，然而这张航海图却似乎失去了踪迹。在此之后，麦哲伦、达·伽马、亨利王子等著名的航海家也都曾经想要寻找这张神秘且完美的航海图，却不知该从何下手。
就这样，这张《郑和航海图》默默无闻地尘封了数百年，就连纸张都散发出寂寞的味道，它在等待着，等待谁能将自己开启，谁能看看上面的那些一图一话。
它等待了四百年，寂寞了四百年，就如同郑和的丰功伟绩一样，被选择性地遗忘了。直到1885 年，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男人，发现了这张寂寞的航海图，他叫做乔治·菲立浦，是一名英国学者，为了研究印度和锡兰的海港，他寻找了大量的资料，终于在一本叫做《武备志》的书中看到了让他惊叹的一张航海图，也就是《郑和航海图》。带着惊喜和感叹，他将这份航海图复制下来，并且在自己的论文中，将它重新带到世人的目光之中。
自此之后，这张航海图才重新获得关注，有很多学者都专门在研究它，希望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情况。郑和的航海图终于不再寂寞了。这张《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是郑和七下西洋伟大航海成就的重要体现，也是对世界航海发展的极大贡献。
郑和下西洋，不仅得力于明朝先进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同时反过来也刺激了它们的进步，即便是在明朝后期，中国的航海技术和造船业，也绝对要先进于欧洲国家。
葡萄牙在进行殖民扩张的时候，就曾经动过殖民中国的心思，并且中葡之间爆发了一场“屯门之战”，并且以中国胜利而告终。这场战役并非是技术与技术之间的较量，中国在采取进攻的时候采用了兵法策略，所以并不能比较出双方谁的船只更为先进。更为直接的比较应该是郑芝龙所率领的舰队和葡萄牙舰队。
我们在前文中介绍过郑芝龙这个人，被明朝招安之后，就一直守卫者沿海地区的安宁，他曾经就多次和葡萄牙的舰队交过手，每次都是以胜利而告终，甚至连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都没有在郑芝龙面前捞到过任何好处。
2．科技总结，意味着即将飞跃
明朝的科技，是值得中国人为之骄傲的，虽然明朝已经作为封建社会的末期，但在科技方面，它却成为了一个新的起点，只不过这个句号却画得太快。
在很多读者心中，一提到封建社会，大家的脑海中多半都会出现四个字——“保守迂腐”，但是这四个字却恰恰不适用于明朝。在这个时期，明朝和外国之间的交流非常密集，就连西方科学，明朝人也并不排斥。
程朱理学的传家——桐城方氏，按理说，他们应该最拥护传统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将自己家的东西发扬光大。如果真的是那样，那这个桐城方氏也只不过是一个保守的、没有远见的人，可事实并非如此。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就是桐城方氏的人，他并没有墨守成规，反而是和自己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都在学习西方天文学。
和西方天文学的学者相比，方以智更懂得如何做到“举一反三”，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对于西方天文学知识，他非常重视，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例如他在讨论天体运动轨道问题时，就曾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的事实，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俨然是一副“中西合璧”的天文学才子。除了在天文学这块领域上，他有着非凡的天赋之外，在物理、生物、医学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见解。
除了像方以智这样的全才之外，还有很多专业人士，比如我们都熟悉的李时珍，他的才华比起同一时期的大长今，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来。
而明初数学巨匠王文素用30 年时间，于明嘉靖三年，也就是 1524 年，完成了 54 卷总计 1500 多问近 50 万字的《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明代的钱币“永乐通宝”有的含锌高达99% 。欧洲到 18 世纪才开始冶炼锌。
文史中记载道：“明代炼钢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嘉靖时已发明了‘苏钢’冶炼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同时还发明了生铁淋口法，运用生铁水淋灌工具刀口，使工具有钢的锋刃，也是明朝人民的独特创造。”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记载了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许多成就，如冶炼生铁和熟铁（低碳钢）的连续生产工艺，退火、正火、淬火、化学热处理等钢铁热处理工艺和固体渗碳工艺等。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做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做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7 中记载了炼焦炭的方法，欧洲到西元 1771 年才开始炼焦。
在哲学中有这样一句话，量变最终能够达到质的飞跃，明朝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不仅仅在于数量上，更重要的是，明朝各位科学家们能够融会贯通，将历史中的科技加以发展，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这种现象，即便到了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在位时期，也依旧坚持着，如果历史之中没有发生过“李闯王”发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如果明朝并没有灭亡，或许中国真的就能够成为一个科技大国，这一点不无可能。
在前面我们已经详细地介绍了明朝在各个领域方面的发达技术，但是明朝的灭亡、清朝的闭关锁国，却将这个即将发芽的科技小希望扼杀在了“保守”的摇篮之中，可以说，历史就是这样残酷，一个小小的决定，或许就能改变一个国家在一个领域上的发达，明朝科技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明朝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朝代，并不是一个盲目排外、闭关自守的天朝，综合国力胜于当时正在扩张的俄罗斯。明末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完全可以促进水运甚至铁路的发展，工商业发展能增加财政收入，矿冶业和运输业发展有利于加强国防力量，既然工业革命有助于巩固政权和开疆拓土，即使不进行政治改革，明朝政府也没理由抗拒器物层的变革。
如果明朝不灭亡，中国完全有可能和欧洲国家一样，在18 世纪坐上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列车。由于中国地大物博，资源自给有余，只要能在 18 世纪进行工业革命，中国绝不会在 19 世纪末沦落到半殖民地的地步。
根据当时明、清两国的力量对比，如果明朝中央政府不被农民起义军摧毁，满族就不可能入主中原，只能在关外武装割据，当经济更发达的明朝能为军队装备大量火枪和大炮时，就能击败满族政权重新控制东北亚地区，并越过长城向北面进攻，重新夺回汉唐时期就属于中国的广大地区，在北部建立起一条抵御俄罗斯入侵的防线；如果明朝政府认为北方的朔漠之地不利于发展工农业，或是北面的防线稳定了，就会继续郑和下西洋的事业，征服日本和东南亚，在海外维持一批殖民地。
如果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和江南地区能实现工业革命，也将带动东北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发展，使他们早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中华民族能在19 世纪就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世界的格局就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而可能是：俄罗斯不拥有在太平洋的海岸线，势力范围甚至不能超过贝加尔湖以东；日本只能是中国的殖民地或属国。中国具有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无可争议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地位，经济、科技水平在全球居领先地位，人民生活居于发达国家水平，中华传统文化也能得到发扬光大，汉语将成为全球通用语言。
然而，强大的明朝还是在17 世纪中叶灭亡了，亚洲北部的一个游牧民族随即征服了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神州陆沉，山河变色，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汉族继元朝后，第二次沦为异族的奴隶。明朝的灭亡，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华文明的一场浩劫。宋朝亡于元朝，已经使中华文明倒退了一次。马可·波罗记载的元大都的繁荣，与其说是蒙古人的功绩，不如说是汉人社会日益发达的经济和文化的结晶。元朝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统治严重地摧残了中国温柔敦厚的儒家文化传统。明朝的灭亡，让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华夏民族又一次沦为奴隶。鲁迅说过，中华文明的真正衰落就是因为这两次野蛮的异族入侵。明朝灭亡的历史，是一部斑驳的血泪史。明亡清兴，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3．张居正改革，富国强军
如果将明朝的发展轨迹用抛物线画出来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明朝有两个比较辉煌的时期，一个是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另一个就是张居正变法时期。相比于明成祖朱棣的戎马生涯，张居正则是独担重任。
关于张居正的成长故事，无外乎也就是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母同时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乌龟形状的白色的玉，于是张居正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名，叫做白圭，这可是个吉兆啊。张居正出生之后也不辱使命，从小就显现出神童的本色，很顺利地通过了科举考试之后，就跑去做官了。
在张居正的政治生涯之中，前半段时间，他都是在忍而不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着徐阶、高拱、严嵩等人的官场斗争，他是徐阶的门生，然而他却能够做到和高拱、严嵩等人关系都非常融洽，这不得不说，张居正非常聪明，他不仅智商高，就连情商都很高。不过这一节的主题并不是讲述明朝的“官场斗”，而是来说说张居正的变法。
可以说，在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他的父亲——隆庆皇帝留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尽管他是一个有想法的皇帝，也为明朝做了一些事情，可无奈他坐皇位的时间太短了，只有六年而已，所以明朝的颓败之势根本没有得到改变。年仅十岁的万历小皇帝在登基的时候，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接二连三地发生……
对于这样的处境，重担自然不能指望小小的万历皇帝，这个重任自然落在了内阁首辅张居正身上，这时候，他决定实行变法。张居正聪明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时机。
张居正自从进入仕途之后，前后经历了很多官场上的斗争，为什么他在隆庆皇帝在世的时候不提出改革呢？首先那个时候的他还不是内阁首辅，手中没有这样大的权力，他必须要平衡严嵩、高拱、徐阶等人之间的关系和利害冲突，尤其是徐阶还是他的授业恩师，他断然不会做出这等举动。而到了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这三位大臣死的死、退休的退休，这才是属于张居正的世界，更重要的是，万历皇帝年纪小，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任何作为国家接班人的专门培训，就好比是一张白纸，这让张居正看到了真正的希望，他无时不刻地想着，要改革、要将万历皇帝培养成他改革的接班人。
有了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之后，张居正决定——改革！
简单说起来，他的改革主要针对三个方面——政治、军事和经济，这三点也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而这三点也是相互影响的。
张居正是个实干家，有了问题，就必须要解决问题，因为在明朝中期，官官相护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很多官员都习惯性地拖沓工作，出了问题不怕，只要贿赂一下自然就迎刃而解。他意识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连官员都能这样毫无顾忌地无视朝廷之事，有了急事岂不都耽误了？于是他下令实行“考成法”。
何为“考成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让所有官员，包括京官和地方官员，每日都要将自己的工作业绩详细地记录下来，每天你处理了什么事情、解决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一定的时期之后，每一级的官员都要将自己的“工作日记”呈给上一级，作为考核标准，如果考核不达标的话，那么你就等着“被下岗”吧！
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让全国上下各级官员一改往日拖沓的作风，没发生事情，都想找点事情来做，恨不得能够让自己每天都显得忙碌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啊。
通过“考成法”的实施，张居正淘汰并惩治了一部分官员，这样一来，这台已经荒废已久的国家机器在短时间之内竟然飞速运转起来，很多事情也都如期上了轨道。
也正是因为“考成法”的实施，地方官员无法再隐瞒自己管辖地区内的各种事情，这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很多地方官员都隐瞒不报，以保证自己的功绩，可是张居正绝对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他的眼线遍布全国，很多时候，哪个地区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他这里就先得到了信儿。在他执政期间，有些地区的盗匪猖獗，甚至敢去抢劫官府库房，而地方官员生怕自己被惩罚，谎称太平盛世，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必撤职。于是乎，地方官员再也不敢隐瞒，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一时之间，盗匪消失得无影无踪。
通过对官吏的整治，国家变得清明起来，但是这只能解决一个问题，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国家没钱这个窘境。一个国家的国库空虚，能够带来怎样的恶劣影响，张居正自然明白，所以他将改革的重头戏放在了经济方面。
前面说到，到了这个时期，皇亲国戚、大地主阶级，就已经大量吞并土地，当一个国家的土地全部变成了私有制，那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经济方面。可以说，那时候大量的银子，没有流进国库，也没有守在老百姓的腰包之中，而是全部进入了贵族、大地主阶级的口袋之中。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很多农民手里原本都是有田的，他们一般都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再用多余的作物去换取一些生活用品，虽然不太富裕，但至少是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可是每年，这些农民的身上都有一定的税务，要把收成中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的个人所得税一样。
这种个人所得税一般都是地方官员扣除一小部分作为各地的财政收入，其余的要上交给朝廷，时间久了，地方官员觉得，这点收入还不够塞牙缝的，于是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征收。比如说有一种税收叫“淋尖踢觥”，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政府征税的手续费，这手续费收的不是白花花的银子，而是粮食。一般来交粮的农民，都是用个麻袋抱着就来了，放在秤上，让称量官称重，可是在称重之前，会有另一位练过“李小龙腿法”的武林高手踹上一脚，洒落出来的粮食，就算是手续费啦。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种匪夷所思、闻所未闻的苛捐杂税，这让很多农民都苦不堪言。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农民为了能够填饱肚子，就想出了办法，把土地贡献给当地比较有权有势的地主，因为地主一般都会巴结权贵，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不用向政府交税，虽然暂时缓解了生活上的窘迫，可农民的土地就这样被骗走了，而对于国家来说，土地就集中到了各地的大地主囊下，也是一种隐患。
张居正自然是了解这种情况的，于是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清查全国的土地，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
通过清查土地，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内，全国查实征粮土地增加了三百万顷，土地增加了，就说明农民有地可以种田了，农民种田了，就有钱交税了，国家的经济收入自然提高了。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不过仅仅靠着清查土地，并不能够让百姓们过上富足的生活，也不能减少当时让明朝朝廷极为头疼的农民起义事件，这是因为当时百姓们都要承担非常繁重的苛捐杂税。关于这一点，似乎每个朝代都曾经出现过，很多改革家也都曾经提出过“改革赋税”的建议，张居正提出的改革方法叫做“一条鞭法”。
在改革之前，这土地的税收非常烦琐，我们都知道，有的农作物是一年两熟，有的是一年一熟，所以征税就分为夏粮、秋粮，除此之外，地方官吏为了“创收”填自己的腰包，还要征收各种闻所未闻的税收，这就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很容易就造成农民没有饭吃，反而放下锄头拿起武器去起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就是将这些所有的税收压缩成一个，这样一来，百姓们就知道，每次只需要缴纳一种税收，地方官员无权向他们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同时国家统计起税收也方便得多，官员想要通过税收来捞些油水，就不那么容易了。
除了税收之外，还有一些义务要承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赋役”，有很多时候，国家需要征用一些百姓来进行修路、搬运、砍伐等工作，在改革之前，这些人被征用之后，依旧要交税，而在“一条鞭法”之中，一旦被征用的男丁，可以通过“赋役”来抵税，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除了“考成法”和“一条鞭法”之外，张居正还提出要扩大耕地面积，合理利用水利工程，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这样一来，明朝的耕地面积大大提升。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 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关于他派戚继光和李成梁两位将军驻守边关，或许很多人看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张居正却在这中间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尽管这两个人都是明朝的名将，但是却都有着非常明显的性格缺陷，甚至在朝廷之中，有很多大臣是反对这两个人的。
戚继光这个人，非常清高，不屑那种官场之中的阿谀奉承，这是一种傲骨，但同时也成为了朝廷其他大臣口中的诟病，对此，张居正丝毫都不介意，甚至还常常在给戚继光的信中，提及此事，希望能够借此来小小地影响一下他，让他改改自己的脾气。
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更是大大的麻烦，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军事奇才，可是这个军事奇才却有一个非常恶劣的习惯——嗜血成性，喜欢杀人，同时还喜欢享受，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可是张居正却对这个恃宠成娇的李成梁非常器重，甚至有时候李成梁犯了错，张居正还会帮他隐瞒。
公元1575 年，也就是万历三年 5 月，李成梁突然之间给朝廷写了一封信函递到了兵部，说是土蛮带着二十万军队杀过来了，请求兵部给予粮草方面的支援。
这可是朝廷中一等一的大事，兵部的人赶紧聚在一起商量对策，这样重大的事情自然也不会瞒着张居正，可是听完了兵部尚书的报告之后，他就有一种感觉，这件事情来得太奇怪了。怎么个奇怪法呢？
五月份，恰好是天气比较热，而且又多雨的时候，明显这样的天气不利于骑兵作战，这土蛮怎么会突然来犯呢？不过这件事情马虎不得，还是先让自己的眼线调查一下吧，这个眼线就是戚继光。戚继光的回复也很快，就说边境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方的势力来犯，安全得很。
张居正一下子就明白了，估计这个李成梁又缺钱花了，所以才找借口要钱，这样的举动绝不能姑息，就下令让兵部给李成梁严厉的斥责。
除了严肃对待之外，张居正有时候也会采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来安抚李成梁。公元1578 年，也就是万历六年，鞑靼部落和土蛮之间发生了一次战争，在战斗过程中，鞑靼部落中有一支队伍逃了出来，投奔的对象就是李成梁。
李成梁一看，好啊，来了几个不怕死的，直接下令就把这些人斩首，并且取下了他们的头颅，直接呈给兵部，说自己在长定保这个地方取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朝廷一听，好事啊！赶紧就拟了个折子，给李成梁涨工资、升职，一番折腾之后，李成梁高兴了。
张居正在一旁看得清楚，觉得事情绝对不会这样简单，他听说这群鞑靼部落的人，竟然是赶着牛羊来“打仗”的，这也太奇怪了，于是又是一番调查，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不过这一次，张居正并没有像上一次那样不给李成梁留面子，一方面是因为万历皇帝的嘉奖已经颁布出来了，不能朝令夕改，这样有损于皇家的声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李成梁的控制方法就是一拉一收，所以这件事情他只是小小的告诫了李成梁一下。
张居正在用人方面的能力，绝对称得上是一流的，对于不同的能臣将领，他用不同的方法收服，再加以控制，让他们为自己的万历新政提供方便，这不是每一个改革者都能做到的，想那王安石就是因为用人不当而导致了变法失败，张居正却能做到知人善用，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成功之处。
经过了几年时间的改革，可以说万历新政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到了万历八年的时候，全国范围清算出了将近三百万顷良田。或许很多读者对于土地单位没有概念，那就简单地说，清算出了半个荷兰，而它所产出的粮食可以养活整个欧洲。在万历新政之后，国库每年的赢利就能达到三百万两，最高纪录则是一千多万两，而在万历新政之前，国家则是赤字状态，这可以说是质的飞跃啊。
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的能力。当然，张居正倡导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作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尽管如此，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毫不夸张地说，万历新政是明朝中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没有万历新政，没有张居正的话，明朝或许等不到满清的建立，也等不到闯王李自成攻打北京，就提前灭亡了，是张居正，以一人之力，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明王朝的寿命，往后延长了数十年。
张居正之所以能在危难中果敢地主持新政，其重要的思想是始终不忘记以民为本，因民立政。他的改革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农民土地的势头，多少缓和了农民的恶劣处境，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减少了地方官吏对农民刻意剥削的机会。从而表现了一个古代文人注重学以致用、从政庇民的高贵质量。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家，张居正胸怀大志，思想敏锐，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事，但历史发展毕竟是一条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张居正改革的成败以及张居正本人，都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但是，随着张居正的过世，轰轰烈烈的万历新政也随之成为了历史中一粒尘埃，成为众多人回想起明朝时候最后的辉煌，很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样有效且正确的改革最终却失败了呢？
这其中的缘由非常复杂，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万历皇帝的转变。当初，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管教得太过严格，物极必反，作为老师的张居正，并没有如愿将万历培养成自己改革之路的接班人，反而成为了改革成果的掘墓人，这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
张居正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来源于李太后对他的信任、万历皇帝对他的依赖，这种依赖不仅仅是政治上，更是从心理上，依赖、敬重他。
你见过一声呵斥就将皇帝吓得直哆嗦的内阁首辅么？张居正就能。
你见过十年光阴之中，臣子说一，皇帝就说一，臣子说东，皇帝不会说北么？张居正就能。
你见过被皇帝恭恭敬敬称呼十年“先生”的大臣么？张居正就能。
可以这样说，在张居正心里，万历不仅仅是一个皇帝，同时也是他最看好的政治接班人，也是自己最得意的学生，而在心里，这个小小的皇帝，就如同他的儿子一样，所以当万历犯错误之后，张居正往往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光是看着他的眼神，万历就已经被吓得直哆嗦。
等到了张居正准备实行变法的时候，国库的银子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尤其是到了盛大节日的时候，张居正就会像是个会计一样计算着各种经费。
公元1572 年的元宵节，按照祖宗礼法，元宵佳节一定要放烟火、要赏花灯，当时年纪尚小的万历皇帝自然是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可是张居正知道，这一场烟火、这一次宴席就要花去七百两黄金，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于是他就趁着给万历上课的时候说：“皇上，您看先帝刚刚过世没多久，按照孝道之说，您应该守孝三年，在这期间，不应该举办酒宴。”
万历皇帝瞪着那双清澈的眼睛望着他，不知道先生究竟是何意思。
张居正又说：“眼下马上就要到春节了，过了春节就是元宵佳节，这两个节日如果真的要庆祝起来，那就要花去七百两黄金啊。”
直到这时候万历才明白张居正究竟想说什么，于是他挥了挥手说：“原来先生说的是这事，我已经下了命令，就将这两者免去吧。正月时期的国宴改为家宴，菜色酒品一律从简。”
听到这里，张居正喜出望外，觉得万历皇帝真是目光远大，能够知道他一番良苦用心。
万历毕竟是小孩子，喜欢热闹的天性并不会变，没过多久，他就趁着张居正授课的时候小声问道：“先生，您看人家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放烟火、看花灯，要不然……”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张居正就已经听出了端倪，于是他沉思了一下说：“皇上，眼下咱们国库已经没有多少银子了，还是以国事为重吧。”
听到先生这样说，万历虽然早就已经料到了这个结果，心里还是忍不住有些失落。
在张居正担任帝师的时候，他和万历的关系就非常好，甚至用情如父子来形容也不为过，有一次，万历皇帝病了，当他听到冯保告诉自己万历的病情之后，他非常担心，甚至在冯保面前唠唠叨叨，跟他说起了注意事项。
但是身为大臣的他，当然不可能像冯保那样侍奉在万历的身边，他能做的，也仅仅是每隔几天，就带领文武百官们去皇帝的寝宫门口，探望一下。
没过几天，万历就大病初愈了，朝政也又回到了正常的轨迹。在病后第一次的早朝之上，几天没见到万历的张居正，竟然直冲冲地走到龙椅面前，二话不说就跪在了万历面前。
张居正可是内阁首辅，从未在众多人面前如此失态过，在场的众多官员都吓了一跳，不知道这个首辅大人要做什么，可是万历皇帝一点都不奇怪，反而是看着张居正。
“先生，”小万历开口说，“您看我气色如何？”
张居正不说话。
“先生，我现在觉得病全都好了。”
张居正，依然不说话。
“先生，我现在每天都吃四顿饭，不沾荤腥，胃口也好了很多。”
张居正，还是不说话，不过这次，他不说话的原因是他哭了，激动地哭了……
可以说，张居正的强势在万历面前，已经事无巨细，无论是朝廷上的诸多决策，还是皇宫后院之中的琐事，张居正都要过问。就连变法这样的事情，张居正也是自己做主，在他眼中，他只需要好好打点好现在的一切，万历亲政之后，只需要按照自己的轨迹走下去即可。莫说在大明王朝，就连整个中国古代史，都找不出像张居正这样强势的内阁首辅，或许也就只有诸葛亮能够与之抗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