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离资本主义永远只差一步
明朝是一个让人感到无比惋惜的朝代，由于太多的偶然性因素，导致了这个朝代最终被清朝取代，现如今我们说这个历史轨迹，有些造物弄人，并非没有半点依据。
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朝中后期，由于逐渐废除了“禁海令”，私人的海上贸易日益频繁起来，手工业产品走俏市场，所以就需要加大投入，很多作坊主雇佣劳动力进行劳作，这就是最初的雇佣关系。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无法像欧洲各国那样迅速发展，这又是为什么呢？
或许有些读者还并不了解什么叫做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词汇，其实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而言，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社会制度。
和封建社会不同的是，这种新的社会体制并不是人为的决定，而是经济决定的，在这种制度之下，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都归私人所有，自由选择的劳动力市场及工会组织的普遍存在，并借着雇佣或劳动的手段以生产商品创造利润。商品和服务借由货币在自由市场里流通。投资活动的决定由私人进行，而非由国家控制。生产和销售主要由公司和工商业者控制并互相竞争，依照各自的利益采取行动。虽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被视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其中一些国家也被称为“混合经济”制度，因为其政府掌控了生产的资源，并且对经济实行干涉。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属性和特质，资本主义也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
对照这种所谓的标准，我们来看看大明王朝究竟差在哪里，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展非常缓慢呢？
我们在前面介绍西方中世纪的黑暗的时候提到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件——英国圈地运动。这件事情迫使大批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成为了流民，为了生存，只好选择来到城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当时大明王朝的情况却是这样的——
由于长时期封建制度的禁锢，国家倡导的也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尽管在明朝中后期，这种政策的实施效力有所减弱，但是在很多农民的心中却有这样的想法：“千好万好，不如自己的田地好。”很多农民就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活。这种日子虽然辛苦，但是却有着强烈的安全感和满足感，毕竟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生活下来的，为什么自己要舍弃这里的田地，转而成为别人的劳动力，过着一无所有的日子呢？假如哪一天自己找不到工作了，那岂不是得饿死街头？现如今我们说这是小农意识，但在当时这才是真正的主流思想，那些靠商业发家致富的人，反而是“非主流”。
也正是因为有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地位在古代非常低，这才有了“无商不奸”的说法，所以很多商人在发家致富了之后，反而选择回到家乡，大量购买土地，当个地方的员外。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能不提到的就是所谓的榜样力量，或者称为榜样影响更加确切，一些人富裕了之后，就成为街里街坊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说某个县的某个人从事海上贸易贩卖丝绸发家致富了，那乡亲们都会说，你看那谁谁谁多有本事，原来不过也是个种地、放羊的小伙子，看看人家现在过的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可是没过几年，这个乡亲们口中的“暴发户”却选择回到了家乡，买了土地，又回到了农忙的日子，那乡亲们又会说，唉，果然还是种地踏实啊，别看他挣了钱，指不定曾经遇到过什么事呢？这种思想之下，资本主义萌芽又如何能够发展起来呢？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点就在于当时的政府，我们还是以英国为例，当初的“圈地运动”是得到了英国当局的大力支持才完成的，甚至还为此颁布了法律法规，这也等于是在法律上承认了这个运动的合法性。这是由于当时的英国已经充分意识到，商业贸易已经成为了时代潮流，如果固步自封的话，只能被其他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可是中国政府一直都保持着高姿态，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说过了，大明王朝的政治中心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商业贸易的重要性，他们依旧活在封建制度的牢笼之中。
再次，中国手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是海外，因为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对于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小，产品需求量是什么？那就是市场啊！没有买卖就无法拉动生产力。尽管海外市场足够强大，但是经过了殖民掠夺，中国已不再是西方世界获得产品的唯一渠道，这同样打击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这几条原因，有的是意识形态上的，有的则是时间造成的，如果在资本主义萌芽刚刚出现的时候，大明王朝的当权者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才是时代之趋势，那么资本主义就真的离我们不远了。但是，历史并不存在假设关系，由于各种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始终无法跨出那一步……
2．夭折的航海运动
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带给中国人的是无限骄傲，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封建社会的旧体制，率先叩开自由贸易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大门。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抓住这次机遇，凭着明王朝的军事、文化、经济能力，很有可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那么世界的历史都将会重写。
通过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和南洋的航路畅通了，对外贸易大大地发展了，出国的华侨也就更多了。通过这几十年的对外接触，中国跟南洋这些地区的关系越来越深，来往也越来越多。由于华侨的活动，以及中国的先进的生产工具传入这些国家，这样，南洋地区的生产方式也越来越进步。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实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去侵略人家。正因为这样，直到现在，尽管时间过去了五六百年，但是郑和到过的国家，很多地方都有纪念他的历史遗址。因为郑和叫三宝太监，所以很多地方都用三宝来命名。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以往历史上是没有的，明朝以后也没有，这是明朝历史上一件很突出的事情。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以后，为什么不去第八次呢？
明成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做皇帝。这个短命皇帝很快又死了，再传给下一代，这就是宣宗。宣宗做皇帝的时候还是个八九岁的小孩，不懂事。于是宫廷里便由他的祖母当权；政府则由三杨，也就是杨士奇、杨荣、杨溥掌握了大权。三杨在朝廷里当了二三十年的机要秘书。三个老头加上一个老太太掌握国家大权。这些人和明成祖不一样。明成祖有远大的眼光。他们却认为他多事，你派这么多人出去干什么？家里又不是没吃的、没喝的。不过明成祖在世时他们不敢反对，明成祖一死，他们当了家，就不准派人出去了。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国库空虚。
有很多人都将国库空虚这个情况归结于郑和前几次下西洋花费了太多，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明成祖朱棣不停地“北伐”和迁都北京造成的，相比于朱棣的花钱能力来说，郑和不过是“毛毛雨”而已。
一场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就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了历史的舞台，而中国在海平面的生命力也就此衰竭。
纵观明朝历史，似乎只有明成祖朱棣一人坚持着要打开海上的防线，让中国人也能够扬起风帆，征服于海上。其他的君主，就连他老爹明太祖朱元璋，想都不想就直接选择放弃大海，并且弄出了一个“禁海令”。
众所周知，朱元璋小时候放过牛、要过饭、打过短工、当过和尚，然而这一系列非凡的履历并没有给他一个非凡的认识，他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时时刻刻就会在脑海中浮现。
为什么朱元璋会选择放弃大海呢？
首先，朱元璋理所应当地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财富取之不尽。想想也是，如果中国的领土像倭寇那样只是弹丸之地，估计朱元璋就不会这般财大气粗了。不过没有这种假设，朱元璋的心里，依旧是小农意识。据说他时常会对太子或者是朱允炆说，你们一定要将目光放得长远些，不要总是想着征服那些“蕞尔小国”的土地和财富，那些还不够给咱们大明王朝塞牙缝的呢！
朱元璋的这番话，如果往好的方面想，是明太祖心胸宽广，不愿意主动掀起侵略的步伐。可是往坏了说，就是闭关锁国，以为一切可以无求于人，轻视发展海外交往，拒绝互通有无。在拒绝了危险的同时，也拒绝了进步的空间。
严格说来，朱元璋当了皇帝还是个农民，他一心向往的农耕经济与海洋贸易格格不入。而他作为封建专制帝王，更不容许商品经济搅乱其所要维护的士、农、工、商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禁商禁海再天经地义不过了。
抛开朱元璋自己的想法，明朝实行禁海政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倭寇的侵略。
倭寇，是明朝时期对日本人的称呼，他们活跃于13 世纪至 16 世纪，抢夺财物、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以海为家，以船为生，不过他们打劫的对象却并不仅仅是海上的船只，还有沿海地区的百姓，一时之间，倭寇所积累的民怨非常之重。
其实倭寇之乱早在元朝末年就已经开始了，不过那个时候的朱元璋还忙着搞内战，无暇顾及到海上的动静，也就没有时间理会。等到了建立大明王朝之后，作为一国之君，他就不能再置若罔闻了。可如何能够彻底解决掉这件事情呢？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和日本建交，两个国家都相互表示友好了，那倭寇也就不会再明目张胆地来犯了。
于是他给日本统治者写了一封以示友好的信，内容无非就是说，咱们两个国家虽然隔着海，但是距离却并不远，不如这样吧，我们两个国家建立起友好的贸易往来，想你一个弹丸之地，肯定资源比较少，没关系，我们大明王朝地大物博，要什么有什么，我还可以给你点贸易优惠政策什么的……
对于朱元璋来说，能够这样主动示好，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开局了。可是没想到紧接着，国内就引起了一阵骚动，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胡惟庸事件”。一想到有人要谋反，朱元璋内心中的无名怒火就腾腾地冒上来。就在这时，又有消息传来，胡惟庸竟然和日本统治者有联络，或许这谋反一事，日本也逃脱不了干系！
朱元璋心里这个火啊，想你一个小小的日本，竟然有如此的狼子野心，竟然想通过一个胡惟庸，就扳倒我大明王朝，你也太自不量力了！不就是个小小的倭寇么，就算你们全部都攻打过来，老子也不放在眼里！
于是乎，朱元璋下令，坚决切断一切与日本的关系，严厉实行海禁！
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 年，朱元璋正式颁布禁海诏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此后，每隔两三年颁一次诏，“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禁通外番”、“申禁海外互市”，还撤了闽、浙、粤等地接待外商的市舶司。
朱元璋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且有着强烈的控制欲望，所以他每颁布一道诏书，就肯定要派自己信任的人去沿海地区视察一番，查办“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者。
尽管这是圣旨，但难免会遇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情发生，对此朱元璋也早有耳闻。他干脆将下海捕鱼也列入禁止范围。信国公汤和曾奉旨“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如此禁来禁去，最终禁到造船这个根本上，先是禁造能够离岸较远的三桅船，随后船越禁越小，终至“片板不许入海”。
很多人都将“禁海令”归结到防止倭寇的身上，可是，纵观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倭寇之乱似乎消失了，而日本也出现在来到明朝进贡、申请贸易往来的队伍之中。很多人都认为，朱元璋实行“禁海令”，罪魁祸首就是倭寇，可是为什么当明成祖实行了两国的贸易往来之后，倭寇就消失了，而“禁海令”一旦实行起来，倭寇之乱又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外患之一？
日本毕竟是个岛国，缺少资源，胡宗宪《筹海图编》中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如衣料类：丝、丝棉、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瓷器、漆器、女人脂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除此之外，日本方面还特别需要中国药材。与此同时，中国士民对日本商品也有浓厚的兴趣。如日本所产倭刀以其锋利精巧备受称道，成为官绅士民争相求购的珍品。另外，倭扇、描金饰物等，也颇受明朝百姓的欢迎。既然有需要，当然就有贸易，然而，明朝政府对此畏之若虎多方阻挠。
就连投降于明朝的“倭寇王”——汪直也曾经这样说过：“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若允之，海患乃平。”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显，说的就是如果大明王朝能够放开海禁，倭寇之乱，自然就消失了。
朱元璋毕竟是明朝的开山皇帝，他的孙子朱允炆登基之后，还没有多大的作为，就又被朱棣赶了下去，也正是这个大胆的皇帝，下令让郑和不顾及朱元璋的禁海令，据说当时也有大臣提出过异议，说先帝已经下令不许有人出海。朱棣眼睛一瞪，言外之意就是，老子连皇位都敢谋蹿，小小的一个“禁海令”朕又怎么会放在眼里？
在明成祖朱棣的支持之下，郑和成功下西洋，可是朱棣一过世，“禁海令”又重新回到了朝廷之上。朱高炽是一个保守的人，郑和下西洋的入不敷出，已经让国库空虚，面对满朝文武百官的弹劾，他也觉得，明太祖朱元璋当初的“禁海令”似乎也要遵守，就这样，郑和下西洋的辉煌，成为了往事。
朱高炽的这个决定，似乎有了将祖训继承下去的迹象，可是他的儿子朱瞻基却又一次出尔反尔，他完全继承了爷爷朱棣的性情，每每看到郑和遗留在港湾上日益破旧的宝船，竟然有些怀念曾经那种“万国来朝”的繁荣，于是又想到再次下西洋。这个决定，引起了文武百官的惊慌，兵部侍郎刘大夏干脆将郑和积累的航海资料一把火烧成灰烬。
尽管在明朝中后期，皇帝开始变得不务正业起来，禁海令的管理也没有最初那样的严格，然而明朝失去的不仅仅是郑和时代的辉煌，同样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造船业的没落以及狭隘的民族意识。
就在所有人都看好中国没准会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海上霸主的时候，一纸“禁海令”成为了大明王朝水上军队的牢笼，禁锢着他们。可是在禁锢自己人的同时，也给了倭寇一个生存的机会。
倭寇并非是正规的海上作战军队，他们只是日本的普通百姓，多半都是渔民、农民、武士或者是浪人，同样也是因为活不下去了，落草为寇。不对，应该是落海为寇。
这倭寇并非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也是有一个短暂的发展历程，我们先来说说倭寇的历史，最早的倭寇出现于宋朝，组成成员基本上都是渔民和农民，因为自然灾害，收不到粮食、打不到鱼，就干脆出海抢劫，不过那时候的倭寇可无法到中国的海域之中来，距离在那摆着呢，还没打劫多少东西，来回就得好几天，这买卖不划算。那他们打劫哪里呢？当然是离他们较近的朝鲜半岛。
等到了元朝的时候，元军曾经大举攻打日本，在此之后没过多久，倭寇就开始对朝鲜进行有计划的侵扰，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侵扰，不仅仅是冲着财物去的，可以说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很多平民百姓都因此而丧命，这让高丽国王感到很大的压力。可是高丽国的兵力根本就不足以和日本倭寇相抗衡，为了解决掉这个问题，高丽国王给忽必烈写了一封求救信，希望忽必烈能够派兵镇压，帮助高丽加强防卫。
到这个时候，倭寇已经初步形成了他们的规模和战斗作风，公元1307 年，倭寇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抢劫，他们还身兼另一种身份——日商，他们借着行商作为伪装，等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就开始露出本来面目。这也是最早倭寇和商人结合起来的事例。
直到公元1335 年，日本武士和浪人也加入到了倭寇的队伍中去，因为在当时日本因为战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在这场战争当中，日本几大武士的势力有兴有衰，失去势力的武士命运很悲惨，要么贫瘠而死，要么被人追杀丧命。为了活命，也为了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倭寇的队伍当中。
倭寇的形成，大部分原因都和日本当时不太乐观的经济环境有关系，人数逐渐增加的倭寇们也不再满足于对朝鲜半岛的掠夺，于是他们将目光放到了更大更富强的中国。他们最早骚扰中国边境是在元末明初的时候，那时的元朝政府早已没有忽必烈率领的强大骑兵，长时间的安逸生活让这些骑兵失去了最基本的斗志，再加上朱元璋的明军日益崛起，元朝骑兵只好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剿灭明军的身上，倭寇之乱只是很小的一波涟漪，掀不起大风大浪。或许就是元朝统治者这种放任的态度让倭寇越发肆无忌惮起来，等到了朱元璋上台之后，倭寇之乱早就成了沿海地区的一大隐患。
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作风依旧雷厉风行、硬派，对于边防非常重视，所以在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倭寇并未形成大患，而他颁布的“禁海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倭寇来袭的动机，来了也没东西可捞，所以在明初，倭寇问题不算什么。
明成祖朱棣既然敢于打开海上门户，他自然是需要做一番功课的，在公元1404 年，也就是郑和下西洋的前一年，郑和还做过一件事情，那就是出使日本。《日本一鉴·穷河话海》中记载着：“永乐甲申，倭寇直隶、浙江地方，遣中官郑和往谕日本王。”而明朝的冯应京在《皇明经世实用编》中这样写道：“永乐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
既然倭寇并没有形成多么大的规模，对中国沿海城市的骚扰也屈指可数，为什么朱棣要让郑和出使日本呢？在明朝的几个皇帝中，朱棣的目光最为长远，他非常清楚，对于倭寇这个问题，明朝绝对有兵力、也有能力予以剿灭，可是这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事情，还关系到外国人，如果贸然剿灭了倭寇，那势必会影响到中日关系。别忘了，虽然日本国土少，但是离中国距离太近，如若他们突然来袭，对于中国的冲击，不可小视。出于这样的目的，郑和出使日本势在必行。而且这次的行程，也就权当给郑和下西洋练练手，让他熟悉熟悉海洋嘛！
郑和出使日本，并没有表现出一个大国的傲慢，相反，郑和对日本的统治者谦卑有礼，那一次，他们就商业贸易、倭寇问题达成了一个共识，并且签订了《永乐条约》。在朱棣执政的时期，倭寇问题似乎得到了长久的解决，可是在此之后的几个明朝皇帝，却越发的昏庸、懒惰起来，尤其是边防的松懈，则是给了倭寇一个“来抢我吧”的理由。
倭寇真正对明朝构成威胁是在嘉靖年间，到了这个时候，这台巨大的国家机器早已经是千疮百孔，需要整修了，可是嘉靖皇帝一门心思就是给自己父母正身，再加上明朝一贯“重文轻武”的政治方向，导致了国家军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很多官兵都疏于操练，而且更严重的是，有一部分的军饷都被克扣了，将领们拿不到俸禄，自然就不愿意留在军队等候皇帝的调遣。据史料记载，嘉靖年间的军户逃逸现象非常严重。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军户是统计军队兵力的考量标准，如果有户而无人，那么一旦打起仗来，皇帝说出兵十万，可实际上的兵力只有八万，那战争如何能胜呢？同样是因为军队逃脱人数太多，很多卫所实际上早就没有了兵力，最夸张的，只剩下一个人做看守，就连滨海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都只剩下30% 的兵员。不要以为这些留下的兵力能够以一当十，这些当兵的，有很多甚至连马都不会骑，更不要提上阵打仗了，平时他们每天都浑浑噩噩地混日子。
公元1555 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不仅震惊了嘉靖皇帝，也震惊了后人。在浙江绍兴，突然出现了一小股倭寇的踪迹，人数不多，也就几十人而已，就是这几十人，在短短数日之内，竟然“突犯会稽县，流劫杭州，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屠掠过泾县，趋南陵，至芜湖。烧南岸，趋太平府，犯江宁镇，直趋南京。”倭寇所到之处，都有官兵去拦截，可是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当时的官兵能顶什么用？在这支倭寇队伍面前，官兵们就像是小孩办家家酒一样，毫无威胁。
为了剿灭这支倭寇，朝廷派出了许多官兵，尤其是弓箭手，他们想要依靠城池的优势，一举歼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中的描写，郭靖大侠站在襄阳城的城墙之上，也是派弓箭手在城墙上候命，辽军在城墙下面不敢造次。可是，就在南陵县之外的城墙上，同样有众多弓箭手蓄势待发，几十名倭寇就在城墙下面。将领一声令下，弓箭手的数十支弓箭齐齐发出，可是，那些倭寇脚一蹬地、大手一挥，竟然将箭囊入手中。
如果这些倭寇在明朝去考仕途，肯定能够中个武状元回来，明朝的科举制度对于武官的武艺要求非常低，只有一个标准，考射箭，射十箭中了三箭就算合格。难怪这些将领们连一个由几十人组成的倭寇队伍都无法拿下呢！
一个数十人组成的队伍，已经连续破了四个省市，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能不算是一种侮辱。不过，这份侮辱并没有结束，因为这支倭寇队伍竟然开始攻打南京！
南京作为明朝最开始的首都，即便是后来朱棣迁都北京，南京这座城市也派重兵把守，而且能够在这里任职的将领也都是朝廷中数得上号的，算是军队中的三线人员，一线人员自然是要驻守北京，二线人员自然是驻守边疆，三线人员虽然不是什么重量级人物，可总比那些虾兵虾将来得可靠些。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它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惊讶、惊奇，到了南京城外，这几十名倭寇一没有乔装打扮，二没有挟持人质，反而是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进攻起来。
南京城里最大的官员是兵部尚书张时彻，估计那时候还在睡梦之中，只听到外面吵嚷起来，大多数百姓都惊恐地大声喊道：“倭寇来了！”
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情报不准。
想那倭寇自从浙江绍兴登陆之后，一番大肆抢劫，距离如此之近的南京竟然半点风声都没有听到，又或者是南京的地方官员非常笃定，这些倭寇不会贸然来犯南京城。总之，对于倭寇这样的举动，南京城上上下下都处于极端的慌乱之中，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张时彻还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下令关闭城门，任何人不得出入，于是南京城的百姓们就过上了守城的日子。
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的文人何良俊在笔记里愤愤不平地挖苦道：“贼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于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
在中国历史上，这算是一个耻辱，仅有几十人的倭寇，竟然敢于攻打南京城，而南京方面，竟然在短时间之内，慌了手脚，全然没有招架之力。如果说这股倭寇势力并不仅仅数十人，而是数千人，那南京又该陷入怎样的局面呢？
眼看着攻打南京是没有可能了，这支倭寇并不恋战，马上撤离了南京，想要到无锡和另一股倭寇会合，几十人毕竟势单力薄，再加上打了这么久，也是筋疲力尽，就想要抄近道。可是人生地不熟的，又看不懂当地的地图，想来想去他们选择了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抓两个百姓给他们带路。
这两个普通百姓在几百年前上演了一出“英雄王二小”的戏码，这两个人小心翼翼地在前面带路，他们故意带着倭寇走人比较多的地方，用地方方言通知路人，让路人去给官府报信，说倭寇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无力再和官兵打了，不如就趁此拿下他们，地点在苏州城外。路人一听，好事啊，就屁颠屁颠地去了。就这样，倭寇在苏州走进了官府设下的埋伏之中。
在苏州带兵的是苏松提督曹邦辅、副使王崇古率领检事董邦政、指挥张大纲、把总娄宇等人，曹邦辅是嘉靖年代素有“知兵”之名的大臣，后来还总督蓟辽等处军务，是个比较能够带兵打仗的人，他手底下的兵自然也都不是酒囊饭袋之辈。
这群倭寇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只听得曹邦辅的一声令下：“士皆骨栗，殊死战”，就看到一队人马冲了过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抄过来。霎时间，倭寇也慌了手脚，只剩下本能的逃跑了。苏州临水，湖面上自然停泊着许多船只，但是曹邦辅早有准备，命令手下的人守在船只旁边。
想走水路是没希望了，那就改成陆地吧，趁着混乱之际，其中有一些倭寇跨过了横泾前马桥，躲进了平民的家中。他们最初打算劫持人质，可民房里哪里还有人啊，早就跑光了。这也是曹邦辅设下的局，最终这群倭寇死在了火攻之下。
不管怎么说，区区几十个倭寇的翻江倒海，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一直使中国人深深警醒。这一小股倭寇如入无人之境的长驱直入，就好比一柄锋利的尖锥，刺进了明王朝这头臃肿懒散巨象的中枢神经。
夭折的大航海，这已然不再是郑和一人的遗憾，也是整个大明王朝留给后人的遗憾，摆在航海道路上的三个阻力——本钱、禁海令和倭寇横行，造成了在明朝中后期航海技术的失传，海上霸权就这样从我们手中溜走了。
当然，这并非是最遗憾的，更加遗憾的是，在明朝灭亡之后，清朝奉行的是绝对意义上的闭关锁国。如果说明朝的闭关是为了抵挡倭寇，那么这种闭关的程度是随着倭寇的气焰而有所调整，倭寇来了，我们关上门，倭寇走了，我们再打开门，至少还有打开的时候，可是清朝呢，不管有没有倭寇，我们都关着门，结果大家都知道，门，被倭寇撞开了。
3．农业文明的全面衰退
在前文中我们说到过，明朝的经济非常强大，在农业上也有所进步，但是那只是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了休养生息而采取的措施，在那之后，直到张居正变法之前，这两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农业并没有太多的发展。
张居正的变法，让明朝的农业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是建立在耕地数量增多的情况之下，并非是在农业技术本身寻求到了发展渠道。
纵观整个大明王朝，可以说是天灾不断。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非常迷信，如果发生了点什么暴风骤雨、日食月食，都会和老天爷挂上关系，要说这老天爷也真是够忙的，动不动就是天要亡我。不过这句话用在明朝，却也合适。
在历史之中，明朝经历了一场“万年之寒”，当时整个中国的年平均气温都比现在要低，夏天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则奇寒无比，不光河北，连上海、江苏、福建、广东等地都狂降暴雪。历史上管这种现象叫做“小冰河时期”。
关于“冰河时期”，很多人都知道，至少看过《冰河世纪》之后都知道，那时候地球上气温骤降、冰雪覆盖，很多种类的生物全部灭绝。那么“小冰河时期”究竟冷到什么份儿上呢？我们可以来看看这样一组数据，整个“小冰河时期”最冷的时期应该算是公元1580 年至公元 1644 年，这段日子里的气温要比现在冷上十多度，而最冷的时期就是公元 1600 年到公元 1644 年，恰好是明朝末年。如果要将先后一万年的气温画成抛物线，那么无疑这段时间则是抛物线的最低点。据说在“小冰河时期”，太阳黑子消失了长达七十年，在这一段时间内宇宙射线的流量降低，而同时气候变冷。
天气，有时候是人们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历史要素，很多人在说明朝灭亡原因的时候，往往都会说明朝内部腐朽啊、宦官危害啊、农民起义啊，但是却唯独忽略了自然条件对于一个王朝的限制。
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农业是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和筹码，毕竟在广大的土地上，农民所占的比例是最多的，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在田地里，盼的就是有一个好收成。然而，在“小冰河时期”，这样的愿望都成了奢求。因为天气变得寒冷，刚刚播下的种子，还没等到长芽，就被冻死了；这些种子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冷的春天，到了夏天却又遇到了干旱。这样的情况，不是一年两年，而是长达七十年。尽管在这期间，并不是连年如此，可是这样的寒冷却也让农民们吃不消。
或许，在明朝统治者心中，自然灾害只会降临到那些穷苦人家身上，但是他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没有什么银子了。天灾发生之后，如果想要有效地解决，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赈灾，不管是给予一部分粮食，还是钱财，哪怕是有效的疏导，都能够让受灾的百姓从心中感到一种温暖和希望。可就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明朝却拿不出银子赈灾。
没有钱赈灾，受灾的百姓就没有粮食，他们不能坐在那里等死，只能寻则依靠自己的身体，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粮食。在明朝末年，有大批的流民出现，这些流民多半都是因为天灾而离开了故土，朝廷又没有拿出一个有效的措施来安置他们。流民最终演变了反朝廷的暴民。
为了吃饭，年轻力壮的男丁决定拿起手中的武器，加入到农民起义的行列中去。
为了生存，没有武力的人，只好铤而走险，做起了小偷。
为了活命，没有任何本领的妇孺、老幼，只好选择卖儿卖女，或者干脆等死。
天灾过后，往往会伴随着疾病的传播，朝廷没有实施有效的赈灾，这些流民四处流浪，病菌也就是这样传播到更为广阔的领域。
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明朝末年的自然灾害带来的危害，并不仅仅是农民们吃不饱饭，还有更坏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物价上涨，因为灾害，长达几年时间，重灾区的地方都是连年颗粒无收，作为政府，自然是要给予一定的物资，可是明朝末年时期，国库之中已经没有太多的积蓄。粮食变得越来越珍贵，那自然的，钱就越来越不值钱。平民百姓们并不懂得，为什么现在一袋米会变得那么贵，他们只知道一条，就是自己快要活不下去了。
在历史中，因为百姓们活不下去而起义的典故不在少数，明朝现如今也陷入了这样的泥潭，于是在不久之后，就发生了几起农民起义事件，这些都让这个即将破灭的王朝雪上加霜。
为了赈灾，朝廷支付了大量的物资，导致国库虚耗，于是明朝的军队也开始土崩瓦解，当时的军队实行屯田制，也就是说他们的军粮都要靠自己来种，可是军队的驻地则是在北方，是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方。种植的粮食自然是不用说了，肯定是颗粒无收，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军人们吃什么？朝廷已经没有银子再去购买粮食来供给了，军队只好节衣缩食，节省开支。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军队里的士兵吃不饱饭的话，那么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不是在战场上因为体力不支被杀死，就是真的饿死在这里。为了能够获得一定的资金，很多将领都开始自行想办法活命，有点家底的人，自然好说，没有家底的人，只好把主意打到了自己的兵器上。
这些士兵往往都是地位较低的，他们手中的兵器虽然不是神兵利器，但好歹是铁做的，怎么也能换点银子，买点粮食。自己的兵器卖掉了，那就偷同伴的，几年的光阴下来，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下降了，没了装备，将领们总不能赤膊上阵，于是乎整体的战斗力就不用再说了，这也是为什么在明朝末年，明朝的军队在战场上溃不成军的根本原因。
或许有人会说，天气并不能够真正决定一个王朝的灭亡，的确，又不是“全国干旱”，也不是“全国冰雪”，它的确不能够让大明王朝真正灭亡，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它的影响。
尽管小冰河时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灾害现象，历朝历代都经历过天灾，可是当天灾遇到了没钱的人祸时，对于已经岌岌可危的大明王朝的打击，绝对不是一点半点。明朝像是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而小冰河时期这个自然现象就好像是老天爷无形中踢了他一脚，将他更迅速地送入深渊之中。
4．内忧与外患同时出现
【内忧——农民起义】
“小冰河时期”造成了农民们颗粒无收，而朝廷拨下来的赈灾物资，经过层层的搜刮，估计最后真的能够到老百姓手里的只是几分之一而已，历史一般演到这里，就会有人抡起锄头，决定起义了。
想当初，明太祖朱元璋也是这样站起来的，似乎经过了几百年之后，历史又将回到这里。在整个明朝之中，农民起义并不在少数，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大多数的农民起义都会以宗教的形式来展开，用得最多的，让明朝皇帝最头疼的，估计就是那个叫做“白莲教”的“邪教组织”，因为在整个明朝，他们经历了数次“白莲教”起义。
然而到了明朝末年，白莲教终于消停了，可是陕西却乱了。
陕西属于西北，本来就是容易干旱的地方，在“小冰河时期”，这个地方无可避免地闹起了旱灾，这无疑给广大陕西省的农民兄弟判了死刑。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肯定会有人能够活下去，但你要知道，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想活着，可是朝廷拨下来的粮食就那么多，要么母亲将粮食让给孩子，自己饿死，要么是妻子把粮食留给丈夫，自己饿死……
在这些忍受饥饿的人群中，总有那么一两个胆大的，秦朝时候是“安知鸿鹄之志”的陈胜和吴广，元朝末年就是最终“驱除鞑虏”的朱元璋，而到了明朝末年，则是闯王李自成的天下。
李自成，他并不是个标准的农民，但他是一个标准的穷苦人。他没有无忧无虑的童年，更没有能够让给他拼搏的前程，他每天就只知道放羊。
这一点，他和朱元璋也极其相似，一个放牛，一个放羊，难不成是放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起了皇帝梦？
言归正传，从小李自成就给地主家放羊，原本他也以为自己一辈子都要在羊群之中度过了，或许还会考虑讨个老婆、生个娃娃之类的。但是闯王又岂能和那些普通的放羊仔一样呢，骨子里的叛逆之血是骗不了人的。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不知道地主怎么待他了，让他这样一个大小伙子，难以忍受内心的怒火，动起粗来。这下子可不得了了，那个地主在当地颇有势力，而且勾结着官府，这下李自成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于是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李自成趁着黑夜跑路了。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这成为当时李自成需要考虑的事情，反正老家是待不下去了，辗转之后，他来到了银川，隐姓埋名做了一名狱卒。要说他能老老实实地做一名狱卒，这也是个不错的差事，至少有了朝廷的俸禄，还有一些“灰色收入”，小日子也能过得很滋润。
只可惜，犯过事的人的内心是很脆弱的，李自成也不例外，毕竟在银川的生活，他隐姓埋名，不敢和任何人结交朋友，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暴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这样的生活让他感到非常压抑。恰好在这个时候，陕西发生了一件大事——农民起义。
公元1627 年，陕北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要说这也是杀害朝廷命官的重罪，官府应该通力捉拿才是，然而这陕北的巡抚却是个胆小鬼，生怕将这件事情报告给朝廷之后，上面怪罪下来，自己承担不起，又担心自己要是捉拿要犯，再把他给惹毛了，自己小命也不保，于是干脆装不知道。他的不作为可是给了这些起义军们一个壮大自我的机会，果不其然，不出三年，陕西省内众多起义军也都揭竿而起。
远在银川的李自成听到了这件事情之后，他的想法或许和《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一样，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不过也罢，倒不如去起义军那里寻找自己的出路。
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爷又给了他一个机会，在一次无意中李自成得知，原来自己的舅舅高迎祥也造反了，还是领导。正苦于无处投奔的他，立刻跑到了舅舅的帐下，成为了起义军的一员。
不要小看了起义军的智慧，他们也懂得人多力量大这个最浅显的道理，在公元1635 年，众多独立的起义军汇集在河南洛阳，共商大业，这大业自然是指“推翻明朝”，这时候的李自成俨然成为了起义军中的头领。
河南洛阳，在明朝时期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而且这里有一个皇亲国戚，就是福恭王朱常洵，一般来说，这种守着一方天地的皇亲国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搜刮民脂民膏、抢占民女的坏事也都做尽了。李自成进入洛阳之后，就听到了很多百姓都在私下议论，这个福恭王，是个坏事做尽的坏人，但是他势力非常大，有通天的权力，就连当地的地方官都不敢招惹他。
李自成是谁？他可是“闯王”，是起义军，才不是那个昏庸朝廷的爪牙，他知道，要想起义成功，群众基础就必须要打好，想要打好群众基础，就要给他们当家做主，于是乎，李自成杀了福恭王，又将福恭王家里的钱财全都分发给百姓。这样一来，百姓们自然拥戴他，当他是劫富济贫的好汉爷。
就这样，李自成把洛阳当做是自己的根据地，在这里招兵买马，还将那些知识分子，全部都收入自己的帐下。短短的时间里，李自成的队伍又壮大了许多，足足有五十万。
动静大了，京城自然也就知道了，他们岂能容忍一个地方组织壮大到如此规模呢？明朝的军队很快就开到了洛阳城外，然而前面我们就说过了，明朝军队早就溃不成军，而且滥竽充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只想着能够拿朝廷的俸禄，可真正到了战场上拿命去拼的时候，他们就退缩了。反之，李自成的军队绝不能退，造反是一条不归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如果在这个时候退缩了，那就只剩下死了。
可以说，李自成就如同是一支锋利的箭，直接射入到明朝的要害。公元1644 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年号永昌，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并且和历代皇帝一样，也设立了自己的政府机构，设天佑殿大学士，用牛金星充任，增置六政府尚书，用宋企郊等人充任。又开科取士，改八股文为散文。又造新历，铸“永昌”钱等。这时李自成有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尽管李自成已经建立了朝代，也自称永昌皇帝，可是在百姓口中，他们更愿意称他为“闯王”。
李自成不是刘备，他不愿意和明朝的崇祯皇帝来个“分而治之”，他要的是这个天下，于是在刚刚建立了政权之后，他立刻将军队开到了北京城外。
坐在紫禁城内的崇祯皇帝知道大势已去，或许他也曾后悔，不应该杀了袁崇焕，以致现如今身边连一个能够出去迎战的将领都没有，带着绝望，崇祯皇帝走向了死亡，大明王朝就此结束。
李自成的起义是成功的，他本身就是个穷苦人，自然能够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只要有一条生路就好。所以在起义的过程之中，他对自己军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规定：战士不准收藏白金；缴获物品归公；行军不住民房，自带帐篷宿营；损坏庄稼，严厉处罚；“公平交易”，“平买平卖”，不滥杀人，不奸淫妇女。他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李自成本人作风民主，上下平等，大的决策都和部下讨论决定。平日生活简朴，粗茶淡饭，食无兼味，每天早晨只喝小米粥，与战士同甘苦，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这些正符合被剥削、被压迫劳苦大众的愿望，对部下是极大的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