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大一统帝国的诞生，都代表了新鲜与鼎盛，也证明了自身的先进。而同时，每一个开国帝王，都希望自己打起来的江山如铁桶一般，世代永存。但他们都失败了。
怎么才能保持自己的先进与强大？这个问题不仅考验着古人，同时也考验着我们。而不断地与外界保持接触与交流，学习外面的世界，了解外面的世界，是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因素。
在唐代，我们曾经无比强大，同时也非常的开放。看起来，这种强大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周秦汉唐是至今令国人自豪的盛世王朝。“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具备了开放的气度，博大的胸怀，才能如饥似渴地招揽人才，惠施仁政；秦始皇虽然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数百年各国征战的局面，但他却倒行逆施，使得秦王朝短命而终；汉朝实施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从社会的落实层面来看，颇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开放、搞活。正是因为开放、搞活，才会出现“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正是因为开放、搞活，刘秀才会励精图治、转危为安，实现“光武中兴”。
到了唐朝，封建帝王们把开放政策使用得淋漓尽致！
政治领域。唐朝实行科举制度，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的选人用人机制，冲破了以出身门第取人的羁绊，使得那些出身卑微的寒士阶层有了步入仕途的机会。难怪唐太宗看到当年人才济济的盛况，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更为有趣的是，在当时开放的政治氛围中，知识分子对当官的热情毫不隐讳，不像后代知识分子那样羞羞答答。只要看看唐代著名诗人的早期诗歌，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仕途、对功业的热切追求和向往。
最典型的就是高宗时期一位叫元余庆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早年师从名士王义方，王义方特别欣赏他，曾对他说：“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于是，他就改名为“元半千”。此人曾向皇帝上《陈情表》，大肆鼓吹自己的才能，然后向皇帝要官做。其中有一段话的大意是，皇帝可以召集“天下才子三五千人”，和我一同比赛，考诗、策（策论、政论）、表（奏章）、判（判词）、笺等文体。如果有一个人的成绩排在我前面，你把我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城门楼上，把我的骨头碾成粉末，向天下才子谢罪。陛下你就收下我吧，给我官做吧。你要是听了我的建议，我以后什么话都可以跟你说。如果你不采纳我的建议，我就把诗书全烧了，把笔墨全烧了，独自一个人坐在深山里，我看你还能选取什么样的士？
这种几乎近于无赖式的“跑官要官”，在唐朝却是大行其道的。连武则天这样的人都能容忍这样的行为，最终还是给了他官做。
有这样开放、清明的政治环境，人的潜在的欲望才能得到激活、释放。在唐朝，不仅中国人可以在朝为官，连外国人也可以分得“一杯羹”。日本、印度、波斯、朝鲜等国人都在唐朝担任过要职。唐朝在政治上的开放，最直接的效应就是《贞观政要》里的一句话：令“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
经济领域。唐朝的开放，在经济领域直接表现为商贸市场的繁荣。著名的东市、西市是唐朝商贸最为集中的两大市场，市场商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许多异域商品都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运往长安的。外国商人常年生活在长安，和中国商人互通有无。当时因经商而定居长安的有著名的西域昭武九姓，他们为长安市场的繁荣和唐朝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化领域。唐朝文化的繁荣，无疑得益于这个王朝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胸怀。唐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中的壮丽景观，除了前朝艺术方面的充分酝酿和准备之外，与唐朝最高统治者对文化持开放的、不设防的政策有很大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宽松政策下，诗人队伍才能不断壮大，名家名篇才会层出不穷。可以断言，诗歌发展至唐代，其参与创作人数之多、创作数量之丰、题材领域之广、风格流派之众，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唐代乐舞的开放性特点，表现为西部乐舞、中原鼓乐和江南丝竹三大艺术的渗透交融。唐初最为有名的三大乐舞《秦王破阵乐》《九功舞》《上元舞》，都是在皇帝的亲自主持下完成创作的。《秦王破阵乐》表达的是唐太宗发扬蹈厉的精神气质和昂扬激越的战斗情怀，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九功舞》则表达了唐太宗以文德治天下，天下安乐的情怀；《上元舞》是在唐高宗李治的主持下完成的宫廷乐舞，其风格迥异于《秦王破阵乐》和《九功舞》，虽然在场面上追求宏大的气势，但表达的却是一种声情摇曳、温婉柔媚的审美情趣。
唐代乐舞在玄宗朝进入最为繁荣的时期。唐玄宗李隆基贵为天子，却是一个有着极高艺术天分的音乐家。由他亲自改编的《霓裳羽衣曲》，其声韵婉转，美妙绝伦。多才多艺的杨玉环（杨贵妃）根据乐曲创编的舞蹈，柔美动人，更为此曲锦上添花。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其《霓裳羽衣舞歌》中对其有传神的描绘。在唐玄宗的倡导下，唐代宫廷乐舞创作得到长足发展。同时也涌现出许多名垂青史的音乐家、舞蹈家，如李龟年、雷海青、杨玉环、江采萍等。
其他如书法、绘画等领域，也都出现了像虞世南、欧阳询、吴道子、韩干各领风骚的书画家和千古流芳的书画作品。
社会生活领域。开放，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强盛的外在特征，而这样的特征是需要通过作为个体的人的活动来体现的。唐朝的开放，更多地体现为人们充满自信、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就拿唐代妇女的服饰来说吧，唐高宗以前，宫人出行还得遮住面部。到了唐玄宗时，宫中女子便戴上了胡帽，英姿飒爽地“靓妆露面”了。一般官人的老婆还可以穿上男子的服装招摇过市。再到后来，女子上衣领口变得宽大、前胸上部袒露，为诗人们留下许多创作的素材。什么“雪胸”、“粉胸”云云，说的就是女子穿这种衣服在男人眼里的视觉效果。
再拿唐人对两性关系的态度来说。由于李唐发家于陇西，陇西自秦汉以来一直是胡、汉杂居地带，其婚姻制度受鲜卑人影响甚深。所以，唐太宗杀掉同胞兄弟李元吉，然后又纳李元吉的妃子为自己妃子的行为，在胡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按胡人婚制的逻辑推理，唐高宗娶其父才人武则天为妻，唐玄宗娶其子寿王妃为妻，也是很正常的事。大约正是在皇室家族的影响下，民间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也显得开放而自由。
从唐初著名诗人骆宾王在四川曾经为两位痴情女子打抱不平，作诗谴责负心汉的故事，多少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第一个故事是为被卢照邻抛弃的郭氏打抱不平。原来，卢照邻在成都做官期间，和当地一女子郭氏相爱并同居，二人两情缱绻以至于谈婚论嫁。可后来卢照邻因故未能践诺。郭氏忍受巨大压力生下一个女孩，不久又夭折。在苦苦等待卢照邻未果的情况下，郭氏得知骆宾王在成都，便寄希望于骆宾王以老朋友的身份劝说卢照邻回到自己身边。骆宾王深表同情，创作了《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的长篇歌行。
第二个故事是为被著名道士李荣抛弃的女道士王灵妃打抱不平。当时，李荣在四川，而王灵妃则在长安。当年李荣在长安期间，以其渊博的学识、显赫的声望博得王灵妃的爱慕。两人同居一段时间后，李荣不辞而别，玄游蜀中。王灵妃则整日以泪洗面，衣带渐宽。王灵妃曾托骆宾王代言，希望李荣回到长安重温旧好。骆宾王有感于王灵妃一片痴情，写下了《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的长篇歌行。
从以上两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唐代人们对两性关系的开放态度。据史学家考证，在唐代，夫妻离异很容易，人们对离婚也很宽容，女子离婚和寡妇改嫁都很正常。有人依照《新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载做了统计，唐代共有134位公主嫁人，其中二嫁者25位，三嫁者3位，四嫁者1位。由于两性关系相对自由，不论是在民间还是在上流社会，男女偷情私通之事也时有发生。即便在传统观念里清心寡欲、修身养性的道观，也常演绎一出出男女间的风流韵事。
唐朝的开放是全方位的，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唐朝的开放，在我国封建社会也是空前绝后的。开放，让大唐充满自信，魅力无穷；开放，让大唐一往无前，所向披靡。挂一漏万式的叙述，永远无法替代那个盛世王朝曾经的鲜活和强大，但是，开放的胸怀和气度，开放的政策和法制，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开放，才能国富民强；开放，才能所向无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