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强大，其实往往体现在自己的胸怀，而不是疆域、财富、军队或者其他。元朝时候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无比辽阔的大帝国，它的领土宽广到极目之处再无敌人，同样的，它的军队放眼世界也无敌手可言。就是这样一个已经强大到看起来无懈可击的国家，却很快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胸怀。
他们永远将自己当成客人而不是主人，对每一个异族保持着充足到过分的戒心，所以才会将自己国家的子民人为地分成4个等级。这种行为相当于不断地提醒自己和别人：我们是征服者，我们跟你们不是一路人。这种情况之下，又怎么可能长治久安？
那么，唐帝国是怎么处理民族问题的呢？
在唐帝国前期，不单是突厥、匈奴、鲜卑、西域、高句丽、吐蕃等这些民族的人才为帝国所用，连日本、大食的人才也可以在帝国的政府做官。这些人才使用政策之开放性、开明性都是其他王朝所不能比拟的。
也正是这样开明的民族政策，开放的人才策略，将当时东亚以及中亚地区的人才引进到唐帝国的庞大统治机构中来，使得唐帝国前期能够在其辽阔的疆域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短短百年的时间里塑造出一个疆土广阔、民族众多，世界上最富足、强盛的大帝国，与后来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对峙于东西方。也只有唐帝国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只论能力，毫无民族歧视的人才政策，才能够创造出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盛世帝国。
首先，在唐帝国统治集团中心就存在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圈。作为皇族的李氏集团，就是一个掺杂着少数民族血脉的家族。李氏为陇西大贵族，在北周、隋都受到重用，如李渊的父亲李昞在北周建立之初就是得势权贵，成为北周亲信贵族。这也不能说明李氏的祖先就是鲜卑族或者非汉族，但是，李虎的妻子独孤氏、李渊的妻子窦氏、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都是胡族出身，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如此一来，入主中原的李氏家族看待少数民族的眼光自然就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
从基业草创期开始，李唐起兵之初的谋臣武将圈子里，已经多是胡族出身：长孙顺德，李世民之妻长孙氏的族叔，就是北魏宗亲，与元、窦、宇文氏并为第一等的贵姓；刘文静，祖上匈奴族；阿史那大奈，突厥族；刘宏基，匈奴族；窦抗，匈奴族；宇文士及，匈奴族；党仁弘，出身西羌；长孙无忌，长孙顺德族侄；丘行恭，鲜卑人；刘政会，匈奴族；高士廉，鲜卑族（鲜卑化的汉人）；尉迟敬德，羌人；屈突通，奚人……如此，不一而足。
众多的少数民族谋臣武将，仅仅闻名于凌烟阁的就有长孙无忌、尉迟敬德、高士廉、刘弘基、屈突通、长孙顺德、刘政会等7人之多，几乎占去凌烟阁功臣中的三分之一。这样一个统治集团，在历代中原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这也显示出，在唐建立之初以及平定中原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就已经开始为李氏皇族所接受，甚至所信任，成为这个新生王朝的重要支柱。就算说没有少数民族的出谋划策，就没有唐帝国的出现，也不为过。
在唐前期，亦即唐帝国扩张时期，史书上也留下许多其他民族武将的名字。而这些名留青史的少数民族名字，也正是这个时期唐帝国民族政策的现实反映。
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刚刚完成的时期，作为皇族的杨、李二氏都是数代与胡姓通婚，如独孤氏、窦氏、长孙氏虽然都已成为汉姓，但他们原来均属胡姓。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统治者（个别者除外，像隋炀帝）心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了，“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十分严重，这就为减少民族隔阂、增加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创造了气氛。唐朝番臣、番将殷庭，《新唐书》特置《诸夷蕃将》类传，就是证明。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确实是时代的产物，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唐初名将李靖曾讲：
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
这充分体现了唐人的民族观。这种开明的民族意识又自然地导致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当然，唐朝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做到“爱华夷如一”，但其民族政策之开明的确堪称历代之冠。
天宝之前，唐朝不断出兵征服四境各族，对于这些被征服者，唐朝大多采取安抚政策。如唐太宗征辽东，掳得高句丽百姓14000口，本当分赏将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
此外，唐朝对于少数民族人才也大胆地予以重用。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谨行等都深受重用，有的还成了驸马。开元、天宝之际，少数民族将帅甚至成了唐军主力。安禄山、哥舒翰还晋升为王爵。这类现象在其他王朝是绝对见不到的，更非蒙元的以族分等，清朝的虽尚满汉一体实则行满汉大防政策所比拟。
对于周围的那些强悍的少数民族政权，唐帝国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唐朝在对突厥的问题上，采用了恩威并用的策略。如唐太宗先用武力征服了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当面数明他的罪状，最后授予他官爵，赐给他田宅，还时常宴请他。对于突厥的其他首领，唐朝也给予优厚待遇，仍令他们管理旧部。朝廷里也大量任用突厥贵族为官。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各民族共同爱戴。他们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在对待吐蕃的问题上，采用了和亲的策略。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几次派使者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是个有才识的女子，她出嫁时带去了许多书籍和谷物、蔬菜种子，还带去了大批手工业工匠。文成公主入吐蕃，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8世纪初，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又迎娶金城公主，并给唐朝皇帝上书：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唐朝在对待回纥、六诏、靺鞨的关系上，采用了册封的策略。唐玄宗册封了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
这种怀柔政策已经超越了汉朝时单一的和亲。也正因为如此，当唐帝国陷入危机的时候，他们才能完成向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平乱并且完事儿之后让他们走这样的高难度动作。
到了唐朝中后期，手握重兵的往往已经是外族将领，因为他们能征善战，心性淳朴并且忠心——当然，很快就会有人出来证明这种理论是胡扯。这些外族将领权力越来越大，不仅可以自行任命属下官吏，甚至还可以自行决定对外发动战争。当一个人的权力大到一定地步，而约束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萌生出本来没有的贪念。
这是人性，跟个人无关，也跟民族无关。
很快的，唐朝君臣就会为他们的这种放纵付出代价——他们的成功与兴盛都得益于外族人的使用，那么，他们的衰败，外族人也脱不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