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杨家将”之外，北宋还有一个“呼家将”，他们也是很有名气，主要有呼延赞、呼延庆等人作为主要将领。其实在时间上，“呼家将”和“杨家将”相差不久，“杨家将”第一代杨业和“呼家将”的第一代呼延赞在时间上相差不了几年，后代们也都是同朝为官，只不过驻守的地方不太相同罢了。
我们来简单说下“呼家将”第一代呼延赞的主要战绩——巴蜀战役和太原战役。
公元964年，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带领下，北宋开始了统一华夏的征程，而呼延赞就是攻打后蜀的主要将领。在凤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西丰县这个地方，他负责攻打四川北边的门户。呼延赞身为前锋，就如同一支锋利的剑，很快就敲开了四川的大门。
另外一场经典战役是呼延赞跟随宋太宗打下的。在公元979年，宋太宗开始攻打北汉。北汉当然不愿意处于挨打的地位，反抗得非常坚决，其中就有还在北汉任职的杨业（那时还叫做刘继业）。双方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太原城门，一个攻城、一个守城。呼延赞为了能够鼓舞士兵的士气，率先奋力登城。我们都知道，战争之中，城池向来都是易守难攻，呼延赞从城墙上摔下来4次，但是他的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为了表彰呼延赞的英勇行为，宋太宗亲自赏赐给他大量金帛。最后，北汉终因无力抵抗宋军的进攻，被迫举城投降。
呼延赞的后代之中比较有名的当属呼延庆，他是呼延赞的曾孙，不仅是北宋边关防线的一员大将，同时还是北宋时期的“外交官”。因为他精通金国语言，曾经多次远赴金国和谈，和金国商议如何攻打辽国的“海上之盟”就是他的主要外交功绩。
到了南宋时期，有另外一支队伍，也得到了世人的推崇，那就是“岳家军”，当然，“岳家军”只是民间的称呼，并没有得到历史的认可。“岳家军”的主将自然就是岳飞，他最有名的战役莫过于4次北伐。
在郾城之战时，岳家背嵬军先以步兵破金军精锐“拐子马”，再以极少的骑兵砍杀敌军，大败兀术的精骑1．5万人。在岳飞的奏折中称：“杀死贼兵满野。”随后在兀术3万骑兵攻颍昌时，岳云率背嵬军800骑兵，杀得兀术“人为血人、马为血马”。宋军大部队到达后，“杀兀术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堇，兀术遁去”。
1140年，金大将兀术带领金国的军队向南宋进攻。岳飞带领“岳家军”与金兀术作战。兀术有一支经过专门训练的骑兵，人马都披上厚厚的铁甲，叫做“铁浮图”，“铁浮图”两侧再配备轻捷的“拐子马”，向“岳家军”进攻。岳飞看准了“铁浮图”的弱点，等敌人冲过来，命令士兵用一种带钩的长枪钩马腿，一下子“铁浮图”被杀得大败，“拐子马”少了“铁浮图”，也败了。
兀术听到这个消息，伤心得哭了，他说，自从带兵打仗以来，全靠“拐子马”打胜仗，这下全完了。“岳家军”乘胜收复了许多中原失地。
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军事将领之外，宋朝还出现了曹彬、狄青、王韶、韩世忠、刘锜、李显忠、魏胜、张俊、虞允文、张子盖、张宗颜和吴玠等等。虽然他们没有像“杨家将”、“岳家军”那样为人所知，但是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保卫了大宋的江山。毕竟宋朝在战事上能够取得七成的胜利，绝非是一两个军事奇才就能够完成的任务。
北宋时期的战争多半都是和辽国之间，而到了南宋，主要敌人就是金国和蒙古。很多人认为经历了“靖康之耻”之后的南宋，只能过着苟延残喘的日子，实际上在南宋时期，也曾经在边关上演了很多场经典战役，比如陈家岛海战、采石之战、钓鱼城之战等等。
宋朝的军队虽然没有像汉唐时期那样主动抗击外族侵略，却善于防守，或许这样有些屈辱，但是在诸多强敌之中，这已经是最好的方法了，难道不是吗？
4．无宦官乱政，无地方割据，无严重民乱
中国古代中，有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群，他们围在权力中心，甚至能够在皇帝说私密的事情的时候都站在一旁，这就是宦官。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们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汉代末期，比如明朝后期，都有宦官乱政。可是在宋朝，却几乎没有宦官乱政的情况发生。也许有人会说，在小说《水浒传》里面，不是有一个权力很大的宦官童贯吗？难道他不算是宦官乱政吗？
的确，童贯有很大的权力，就连后来的宰相蔡京也是因为童贯的提拔才能够重新返回庙堂之上。著名诗人陆游曾经在《老学庵笔记》第四卷中这样写道：“蔡京为太师，赐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称‘公相’。童贯，亦官至太师，都下人谓之‘媪相’。”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童贯吧。
提到宦官，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形象多半都是不长胡子，说起话来尖声细气，甚至走起路来还得一步三扭，可是童贯却并非这样。根据史料记载，童贯身材高大威武，皮骨强劲如铁，不仅身材好，就连长相也是如此，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黢黑。如果放到现在，简直都能够去扮演硬汉了，哪有半点宦官的形象呢？
据说，童贯年过20才被送进宫中，净身做了太监，度过了青少年发育期的他看起来和一般男子没有什么差别。童贯能够得到重用绝非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他的一些手段。在很多小说中，那些侠之大者往往都具备一个特征——仗义疏财，童贯也是如此。只不过他疏财的对象并非是穷苦的百姓，而是后宫之中的那些嫔妃、宫女、宦官，甚至能够接近皇室的道士、天子近臣等等这些人都成了他“疏财”的对象。他的目的非常简单，那就是要在后宫之中赢得一个好名声。
正所谓“拿人家的手短”，很多得到好处的人都会在皇帝面前说一些关于童贯的好话，皇帝常常听着，能不对童贯这个人充满好感吗？童贯能够得宠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心思细腻，而且有着非常敏锐的观察力。皇帝一个眼神，他就能知道皇帝究竟在想什么，每每在皇帝需要什么的时候，童贯往往能够站在一旁出谋划策。而且这个人在皇帝面前卑躬屈膝，俨然是一副性情乖巧的模样，让人看了就觉得这是一个使人放心的奴才。
不过，童贯真正得势还是在宋徽宗登基之后，那时候的他已经年近知天命的年纪。宋徽宗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才子，却错误地出生在帝王之家，更错误地被推上了王位，他喜欢书法、字画，骨子里就是一个文人墨客。在他即位之后不久，就以内廷供奉官的名义，派童贯到杭州设明金局收罗文玩字画。童贯大喜过望，他知道，这是他官运亨通的一个绝佳的机会。
要不然怎么说童贯不一般呢，内廷供奉官说白了根本就不是个多高的职位，也就是采购部的经理，按理说这个职位撑死了也就是打着皇宫的名义多捞点钱。可童贯并没有这样做，通过长年累月在宫中侍奉皇帝的经验，他当然知道如何能够让皇帝满意，于是他大肆收集名人字画、珍稀古玩，并且将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地呈现到皇帝面前。宋徽宗一看，MyGod！这些都是绝世珍宝啊！于是，他根据这个就断言，这个宦官有能力，不错不错！
自此之后，童贯就得到了皇帝的重任，担任了枢密使。这枢密使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这就得从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开始说起。他因为担心宋朝重蹈唐朝灭亡的覆辙，所以就下定决心要抑制武官的权力，实行一种叫做“军政军令分开”的制度，于是设立了枢密院，主掌枢密院的官员叫做枢密使。枢密使的权力非常大，一般都是由文官来担任，可是到了宋徽宗这一代，枢密使这个差事竟然落到了一个宦官手中。
为什么说枢密使非常重要？因为他手握兵权，能够调动军队，而负责指挥军队的是武将。两者之间，就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童贯担任枢密使之后，也曾在战场之上发挥过自己的能力。当时宋朝要收复西北的河湟之地，正跟羌族部落在甘肃、青海一带打仗。宋徽宗想来想去，这监军的职位就交给童贯吧。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说童贯的成长史。前面说了，童贯是在20岁之后才进宫当了太监。在此之前，他也和很多人一样念过书，肚子里还是有点墨水的。在进宫之后，他更是成为宦官李宪的门下。李宪曾经也担任过西北的监军，童贯跟随着李宪曾经出入在西北边境，对西北一带的地形和风土人情也颇有了解。有了这些基础，他此次出征也算是合适。
就在童贯摩拳擦掌，想要一试身手，做出点成绩给宋徽宗看的时候，汴梁却出了事，皇宫内院居然在这个时候起火了。古代人有一种天下无敌的本事，就是能够把任何事情和老天爷扯到一起去，不管是暴风雨啊，还是着火这样的事情，一概都是天意。这场火让朝廷大臣和那些道士们都惊恐不已，认定这是不祥之兆。宋徽宗一向都重视道教，听道士们这样说，就赶紧给童贯写了封旨意，内容无非就是什么现在这个时候不吉利，这场火肯定是老天爷给我们的一个提示，现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了。
他看完这封信之后，面无表情，身边的副官就上前询问：“究竟是什么重要大事，让皇帝几百里加急地送过来啊？”
童贯若无其事地说：“没什么，这场战事皇帝很重视，信上说如果我们能够取得胜利，肯定是重重有赏。”
这可是欺君罔上的重罪，童贯却并不放在眼里，他太了解这个皇帝了，只要能够打胜仗，其他的小事，皇帝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而他也太需要这样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凭借他对西北战局的了解，他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这支宋军还是非常有实力的，哪怕说是宋朝最具实力的军队也不为过，所以他决定赌一把。
当然，这场战争打得毫无悬念，宋军获胜。按理说，打了胜仗，皇帝也不会追究他擅自行动的罪名，这件事情过去就过去了。童贯却借此机会将这群将士收为心腹。就在开庆功大会的时候，童贯“不合时宜”地拿出皇帝的圣旨，将领们这才知道皇帝的心思，吓得他们赶紧跪在地上。
这可是圣旨啊，欺君可是大罪啊，弄不好就得脑袋搬家。有的将领壮着胆子问道：“大人，您这样做，难道不怕皇帝会怪罪吗？”
童贯笑了笑说：“不怕。”看着将领们都不明所以的样子，他又说道，“仗打赢了，功劳是你们的；打输了，我一个人面君，掉我一个人的脑袋。”
此话一出，这群将领们自然都唯童贯马首是瞻，成为了他的心腹。
西北地区的主要敌人就是西夏，相比于辽国和后来的金国，西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童贯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也取得了一些功绩。如果是打了胜仗，他肯定是要一番宣扬，恨不得将所有的细枝末节都呈报给宋徽宗，可如果是吃了败仗，他就隐瞒下来，据而不报。尽管西北地区的很多百姓们对于这个枢密使恨之入骨，可是又能怎样呢？
那么童贯为什么还会成为“北宋六贼”之一呢？人都是贪婪的，欲望这个东西，很难克服，当童贯得到了好处之后，想要的，自然就是更多的好处。尽管童贯名声极坏、影响也极为恶劣，可是童贯却不能算是“宦官乱政”，这一点，要归功于宋太祖赵匡胤。在宋朝建立之初，他就很有远见，重用文官。他认为，文官再能折腾，也无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就是文官的一个弱点；在朝廷之中，文官一旦处于强势地位，那么武官、宦官都无法作威作福。这一点赵匡胤赌对了，就好比童贯，在政治立场上和他统一战线的蔡京，恰好也是他的敌人，两者之间相互制约。
同样也是因为“重文轻武”的关系，宋朝的武官并没有太大的势力，更没有权力。前面我们提到过，宋朝使用的是“军政军事分开”的制度，武将们手中没有兵权，在战争中，他们的角色就好比是电脑游戏中的人物，而坐在电脑前面操纵他们的则是枢密使。
其实防止“武将权力过大”这条规矩最早是从宋太祖赵匡胤那里定下的，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个意思。
后人往往用这一题目来标举宋太祖收兵权，实际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太祖收兵权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内罢典领禁兵的宿将，一是外罢拥兵自重的藩镇。
五代后期，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的，已不是在外拥有兵权的藩镇节度使，而是在中央典领禁兵的武将。赵匡胤自己就是这样发动兵变的，所以他十分注重兵权的归属。
韩令坤和慕容延钊分别出任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最高将领，不过，太祖有意派他们领兵在外，使他们难有作为。而石守信和高怀德成为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实际上的最高长官，石守信是太祖的义社兄弟，高怀德则在当年成为太祖的妹夫。太祖还把另一个义社兄弟王审琦提为殿前都指挥使，让自家兄弟赵光义顶替了王审琦出缺的殿前都虞候。这样，除了马军都指挥使张光翰和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外，禁军两司都控制在太祖亲信的手中。
到建隆元年岁末，太祖又以义社兄弟韩重赟和心腹将领罗彦环取代了张光翰、赵彦徽。对后周时在禁军中声望、资历不在己下的韩令坤和慕容延钊，太祖还是放心不下。建隆二年闰三月，他决定不再任命自己出任过的殿前都点检，同时以石守信替代了韩令坤，从而使禁军高级将领成为太祖清一色的嫡系亲信。
太祖认为，由亲朋故友执掌禁军，就不再会发生推翻宋朝的兵变，开国宰相赵普却不以为然。看到宰相这样的态度，宋太祖就说道：“他们肯定不会背叛我的，你何必那么担忧呢？”
赵普说：“我倒不是担心他们反叛，只恐怕他们不能控驭部下，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到那时就由不得他们了。”
宰相聪明啊，他这样说无疑是拿“陈桥兵变”作为一个例子来提醒太祖。
果然，在建隆二年七月，太祖与石守信、王审琦等故人饮宴。待酒酣耳热之后，他屏退侍从，对这些禁军宿将发自肺腑地说：“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了，倒不如当节度使来得快活。我现在是长年累月不敢睡上一个安稳觉啊！”
这些将领一听，连忙问道：“皇帝您究竟忧心何事？可容微臣为皇帝您做些什么？”
太祖等的就是这句话，说：“这不难明白。天子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
石守信连忙跪倒在地，惶恐万分地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怀异心！”
太祖说：“你们没有异心，你们麾下的人要贪图富贵怎么办？一旦把黄袍加在你身上，你要不干，也办不到啊！”
听到这句话，宿将们也就都明白了，原来是皇上猜忌到自己身上了，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便一边叩首，一边流泪，请求太祖指示生路。
太祖开导道：“人生在世，就如白驹过隙。所以企求富贵的人，不过多积攒点金银，自个儿好好享乐，让子孙也不再贫乏。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出守大藩，选择好的田宅买下来，为子孙置下永久的基业；再多收些歌儿舞女，每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与你们互结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很好？”
将领们见太祖交代得如此明白具体，次日，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环等都上书称病，求解兵权。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典故。
总之，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措施，有效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太祖的所有措施，其核心就是“猜防”，猜忌将领，钳制士兵。前面已经说到，因制度、人事上牵制而影响到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由此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制武将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也遭猜忌而死。其后在与西夏的长期较量中，在面对女真猝然南侵的凌厉攻势前，宋朝在军事上绝无优势可言，与此也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我们不能以后来宋朝军队的缺乏战斗力来否定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必要性。对其不利影响，似乎更应追究继任者，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完善太祖的兵制改革，避免其负面影响呢？
有了宋太祖的先例，宋朝的历代皇帝都不太相信武将，甚至还会将他们调职，很少有人能够在一个地方待太长的时间，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防止某位将领在地方上建立出自己的势力。而宋朝的皇帝对于武将们也是“格外注意”，哪怕皇帝再昏庸，他们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一员武将威胁到他们，岳飞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一首《满江红》道出了岳飞心中永恒的遗憾。在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朝廷连下12道金牌，让岳飞班师回朝，更是给出了“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处死。宋高宗这样的做法，让南宋的百姓不满，也让后人不满。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将岳飞之死全部归结到秦桧的头上，确实有失偏颇。
岳飞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宋高宗。他害怕随着岳飞地位越来越高，口碑越来越好，如果一旦成了气候，终究会成为地方割据势力。本来南宋的江山就已经够小的了，要是再被岳飞割走一块，他这个皇帝还做什么劲儿啊。
摆在宋高宗面前的，是个大难题，如何除掉一位皇帝自认为有威胁的军事人物，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善于察言观色的秦桧，自然知道宋高宗心中究竟是怎么想的，就这样，秦桧献计除去了岳飞。
尽管岳飞死得很冤，比那六月飞雪的窦娥还要冤，可是当初宋太祖制定这套“重文轻武”的政治策略却空前的成功。在整个大宋王朝，没有出现过地方割据这样的现象，从而也加强了中央集权，这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绝对是福不是祸。
除了没有宦官乱政、地方割据之外，宋朝更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国封建王朝最终都难逃过属于它们的宿命——农民起义：
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大喊着“伐无道，诛暴秦”，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抗，接过大旗的项羽、刘邦，更是把秦二世拉下了马。
东汉末年分三国，刘备带着关羽和张飞，就是农民起义中的一员，除此之外还有黄巾起义的张角。
隋朝末年的瓦岗农民起义，虽然最终也难逃失败，但是却促成了李渊，也就是后来的唐高祖的霸业。
唐朝的农民起义次数比较多，影响最大的当属黄巢起义，是唐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到了宋朝，不能说没有一起农民起义，可是规模都非常小。有的人说了，这不是蒙人吗，那长篇小说《水浒传》讲的不就是宋朝的农民起义吗？
《水浒传》中的绿林好汉们“造反”了，可是他们反的并非是皇帝，而是贪官。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根本就不算是真正的农民起义。更关键的一点，《水浒传》只是一部小说，它虽然取材于历史，但是很多事情都带有了演义的色彩。
那么在宋朝的历史中，被人们称做是英雄的宋江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所带领的绿林好汉们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关于宋江的记载，《宋史》主要有3段，分别是：《本纪二十二·徽宗四》，宣和三年有：
二月庚午，……癸巳，赦天下。是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列传一百一十二·张叔夜传》：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列传一百一十·侯蒙传》：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
这3段记载虽然字数非常少，但是却概括出了宋江所带领的绿林好汉们“造反”的全过程。宋江在最初决定要造反的时候，曾经一度颇具势力，宋朝数万名官兵没办法与之抗衡。我们也不难发现，宋江所带领的人数应该不会太多，规模嘛，估计也就是几万人上下；但是他们的造反方式是一边打一边走，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或许有的人会问，那《水浒传》中，宋江率梁山大军打方腊建功的故事，难道就是作者瞎说的？
我们还是要用史料说话，根据《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九十四》中记载的宣和三年发生的事情，可以梳理出一个脉络来：
正月，也就是一月份：
方腊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
二月：
降诏招抚方腊。
方腊陷旌德县及处州。步军都虞候王禀复杭州。
淮南盗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知亳州侯蒙上书，言江才必过人，不若赦之，使讨方腊以自赎。帝命蒙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张叔夜知海州。江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江径趋海滨，劫巨舟十馀，载卤获。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所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三月：
方腊再犯杭州，步军都虞候王禀等战于城外，斩首五百级。官军与贼战于桐庐，败之，遂复睦州。
四月：
童贯、谭稹前锋至清河堰，水陆并进。方腊焚官舍、府库、民居宵遁，还青溪帮源洞。贯等合兵击之，腊众尚二十万，与官军力战而败，深据岩屋，诸将莫知所入。王渊裨将韩世忠，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仗戈直前捣其穴，格杀数十人。庚寅，擒腊以出。世忠，延安人也。忠州防御使辛兴宗，领兵截洞口，掠为己功。诸将并取腊妻子及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洞石穴中，杀贼七万馀人，其党皆溃。腊之乱，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洞逃出，裸而缢于林中者，相望百馀里。
八月：
方腊伏诛。
这里的记载和《宋史》上所说的完全相符，其中并没有提到过宋江，只有野史中曾经出现过他的身影。据《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八》中记载：
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
前半段同《宋史》和《续资治通鉴》的记载基本符合，后面则提到六月份辛兴宗同宋江破贼上苑洞。《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都提到了辛兴宗参与平定方腊，却没有提到宋江。可见即便宋江参加了平乱，这支部队也是可有可无的，最多是一支偏师。
宋朝的农民起义规模小、人数少，这和当时的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老百姓的口袋里都有钱了，还有谁会参加那种有丧命危险的农民起义呢？
一个朝代能够拥有这样平稳的环境，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尽管宋朝也遇到过天灾，发生过人祸，但对于整个宋朝，并没有起到绝对性的冲击，这也是统治者的另一种功劳。因为只有社会稳定了，农民才能够安心种田，商人们才能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中开展贸易往来，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5．科技进步的巨大成果
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一种元素，那就是科技的发展。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技术，才能够促使经济蓬勃发展，而发达的经济又会促使科技更上一层楼。要说这宋朝的科技，还真不是盖的，在中国古代史上，绝对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活字印刷和指南针，这是我们在小学课本上就学到过的知识，其中的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就是在两宋时期完成或开始应用的。
印刷这项技术，源于东汉末年，早在熹平年间，中国就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到了隋朝，雕版印刷正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何为雕版印刷？简单点说，就是找一块比较厚的木板，一定要厚，要不然一刻就漏了；将要印刷的内容抄写在薄到近乎透明的稿纸上，然后找个雕刻师傅把没有字的地方削去，字就凸出来了。等到要印刷的时候，用墨汁往木头上一抹，再往纸上一印，收工！
可是，这雕版印刷太不方便了，费时费力不说，还费木头，不环保啊。于是在北宋年间，毕昇就对雕版印刷进行了跨世纪的改革。其实他的改革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用胶泥取代了木头，把体积变小，每一块只刻一个字，然后用火烤硬，利于保存。想要印什么内容，就在字库里面找，排列好了，就能印刷了。
别看这三言两语就解释清楚了，可技术改良这种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除了需要大量的实践之外，还需要那最重要的灵光一闪。
同样，火药也并不是在宋朝才发现的，早在隋唐时期，火药就出现了，只不过那时候的身份比较尴尬。
在《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隋朝初年，有一个叫杜春子的人，闲来无事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有一个朋友好久没见了，就决定要去拜访。这个朋友很喜欢炼丹，平日里整天想的就是怎样炼出一枚长生不老的丹药来。正所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炼丹老人看到杜春子，也很高兴。两个人高谈阔论，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炼丹老人就说，留下来过夜吧，明日再走。杜春子一看天色，也觉得回家不太方便，就住在了炼丹老人的家中。到了半夜，杜春子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醒来一看，发现炼丹炉内有“紫烟穿屋上”，转眼之间，整间屋子都被烧了。
由此可见，在隋唐时期，火药虽然出现了，却是作为炼丹的成分。直到唐朝末年，火药才被用于军事，但是却没有发挥出它的本领。宋朝将火药广泛应用到了军事之中，让它充分发挥本领。
除了这几种举世闻名的发明之外，宋朝还出现了机械科技，这就是“记里鼓车”和“指南车”。鼓车上站有木人，手中握有鼓棰，马车每驶至一定里数，木人就会挥动鼓棰，敲响前方的小鼓。其实，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木人手上有线连着一个齿轮，齿轮又连着另一个齿轮，形成一套减速齿轮组，最后连着车轮。车辆启动，车轮就带动齿轮组，齿轮组带动木人，木人则敲起小鼓。但是在当时是相当有科技含量的发明，就连现在的计程车也是根据记里鼓车的原理记数。
《宋史》之中记载：
其中平轮转一周，车行一里，下一层木人击鼓；上平轮转一周，车行十里，上一层木人击镯。凡用大小轮八，合二百八十五齿，递相钩锁，犬牙相制，周而复始。
“指南车”由三国时期机械制造家马钧发明，同样是采取了齿轮的原理制作，将复杂的差速齿轮组合在一起，这也是如今所有现代汽车在转向时对旋转的车轮力矩相同，速度不同的原理。这些差速齿轮使机械控制的手指指向固定的方向——南。指南车采用了先进的机械装置，与指南针采用磁极原理不同。
宋代博物学者燕肃重新研制出指南车，他的制作方法在《宋史》也有记载：
大观元年，内侍省吴德仁又献指南车、记里鼓车之制，二车成，其年宗祀大礼始用之。
宋朝的土木工程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公元984年，淮南转运使乔维岳负责治理淮河，创建的二斗门，是复闸形式的运河船闸，从而提高了河运能力。根据《宋史》记载：
维岳规度开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澨，总五堰，运舟所至，十经上下，其重载者皆卸粮而过，舟时坏失粮，纲卒缘此为奸，潜有侵盗。维岳始命创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二门相距逾五十步，覆以厦屋，设县门积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横桥岸上，筑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尽革，而运舟往来无滞矣。
宋朝积累了前人的经验，在冶金方面引入了新的技术。公元前1世纪，汉朝时期的中国人已经研制出用炭作为媒介物，将锻铁和铸铁融化在一起炼钢的方法。11世纪，宋朝又进行了两项炼铁技术的革新：一种方法用来铸造次等的不均匀的钢；另一种是现代炼钢熔炉的前身，通过鼓冷风反复锻造，来达到脱碳的目的。从806年到1078年期间，人均铁的产量增长了6倍，到1078年，年产量已经达到了1．27亿公斤。
历史学家唐纳德·瓦格纳指出，产量的数据是基于政府向国内各个生产铁的县收取的税赋记录来统计的。应用水力驱动熔炉的大型风箱，在铸造过程中使用大量的木炭，因此导致中国北部大范围的森林被砍伐。在11世纪末期，中国人发现可以用烟煤取代木炭，因此中国北部的森林和上好的木材才得以保留下来。
宋朝钢铁业产量的飞涨有多种原因，一是宋朝军事扩张，二是商用金属产品需求的增长，如炊事器具、种类繁多的农业工具等，而新的运河的开通也连接了主要钢铁产品生产中心和繁华的首都市场。宋朝最主要的铁产品是武器、工具、钱币、农具、乐器、艺术雕像，另外还有机械的组件，如水力驱动的杵锤，这种设备在公元前1世纪的汉代已经开始使用，在宋朝更是大量应用。由于大量的铁产品的需求，经济历史学家郝若贝（即罗伯特·哈特韦尔）指出，中国12世纪铁和煤的产量几乎与英国18世纪末期工业革命时期铁和煤的产量相当。
除了这些非常具体的发明技术之外，沈括所撰写的《梦溪笔谈》绝对称得上是宋朝科技的集大成著作，它是宋朝科学技术的全面总结。这本古代中国科技的百科全书，让后代能够比较全面地研究宋朝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就。
宋朝重视医药的发展，妇科、儿科就是在宋朝逐渐成形，法医学也同步发展起来。宋慈所著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本记录如何进行尸体检验的教科书，它比意大利人佛图纳图·菲得利写成于1602年的同类著作要早350多年。
宋慈是唐相宋璟的后人，与理学大师朱熹同居建阳。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出生于朝廷官吏家庭。在他小的时候，就在同邑吴稚门下学习，吴稚是朱熹的弟子，因此，宋慈有机会与当时有名的学者交往。宋慈20岁进太学。当时主持太学的真德秀是著名的理学家，真德秀发现宋慈的文章出自内心，流露有其感情，因此，对他十分器重。
宋慈一生2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先后4次担任高级刑法官，后来进直宝谟阁奉使四路，也是“皆司皋事”，可见宋慈一生从事司法刑狱。
长期的专业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正所谓是久病成医，而到了宋慈这里，则是久审成福尔摩斯。他平反冤案无数，用他的话来说：“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坚持“审之又审”，重视现场勘验。还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检妇人，无伤损处须看阴门，恐自此入刀于腹内”；如死者是富家女，把女尸抬到光明平稳处，“令众人见，以避嫌疑”。宋慈的种种做法在当时来看，都是非常超前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宋慈的贡献也绝对不能不提，甚至西方人都认定宋慈才是“法医鉴定学”的开山鼻祖。
总的来说，宋朝是中国科学技术全面开花的时期。政府对于各个科学领域发展的控制，比前后朝代都更加宽松，而且在宋朝，大量技术被记录、归纳、总结，然后继续发展，很多专著也成为之后朝代实际操作的标准或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