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了钱万万相通
很多人都知道，宋朝经济极其发达，曾经有这样一组数据，宋代的GDP占全球的50%。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来看，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宋朝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并且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北宋税峰值达到1．6亿贯，现在约值152亿美元。当时的税率约为1/15，且农民没有户籍制，想做生意就可以进城。商业尤为发达，司马光曾说：“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能够在外族虎视眈眈的局面中建立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宋朝的经济制度尤为重要。
宋太祖赵匡胤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按道理来说，军人出身的他应该更懂得如何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宋朝也会和唐朝、明朝一样，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但是赵匡胤并没有这样做，或许是他经历过诸侯割据时期的混乱，明白动荡的环境会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所以他做了一个英明的决定——大力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并不是空喊两句口号就能够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大量的政策才能够扶持。和历朝历代相比，宋朝在经济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农业、商业，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在农业方面，宋朝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免去农民的苛捐杂税，注重农业科技的改革和创新，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促进农业的发展。
在商业方面，宋朝和其他朝代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都非常低，被很多人踩在脚下，长时期对商业的抑制导致很多人都不愿意经商，而宋朝不仅解放了这种封建思想，还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庙堂，这对商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鼓励。除此之外，宋朝还在商人们经商的时候给予了很多的优惠。就是这样的优惠政策，让宋朝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一个国家除了自己的农业和商业之外，如果能够再拥有海上贸易，你说说看，它能不强大吗？宋朝就是如此，朝廷不仅让商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商业贸易，还积极地为商人们寻找商机，和其他国家联络，开展贸易。这样一来，商人们挣钱了，国家自然也就挣钱了。
可以说，宋朝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做足了功课，也为商人、农民打开了致富之路，但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那是万万不能的。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了，宋朝所经历的300多年的时间之内，没有太多的农民起义，也没有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这样平稳的外在环境，也是百姓们安居乐业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个国家，如果有了强大的经济作为支柱，那么它在和外国打交道的时候，自然会强势些，但是宋朝却是个例外。可以说，强大的经济的确给宋朝带来了许多好处，这不仅仅体现在百姓们安居乐业这个方面，还有在对外上的一种优势。
我们都知道，宋朝一直处于被外族虎视眈眈的危险环境之中，如何才能从这种局面解脱出来呢？方法有二：一个是跟他们打，谁的拳头硬，谁占上风；第二个就是和谈，用其他有诱惑力的东西稳住局势。宋朝嘛，打架，它不行，但是钱，它有，大大的有。所以说，强大的经济后盾给宋朝带来的好处，最显著的就是在外交之上。
2．重农不抑商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商人的地位非常低，不管是隋唐还是明清，商人的地位甚至连普通的百姓都不如。但凡是个封建社会，大都是“重农轻商”，要不然怎么会出现“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呢？商人地位低下，这也是有原因的。在古代，农业主要还是依靠手工播种，自然是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农民成为国家的重中之重，这一点无可厚非。对待农民，封建王朝大都是通过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从中获得大量且稳定的收入，作为国家资产。可是对于商贩来说，国家并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收税标准和方式，毕竟商贩的流动性非常大，所以各个王朝“重农轻商”就变得非常普遍了。
但是，宋朝却是个例外。我们都知道，宋朝的经济非常发达，每年都要给辽国，后来的金国、蒙古岁币，也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动辄就是几十万、几百万，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唐朝和清朝。唐朝末年，同样要给回纥数十万的岁币，双方也开展了所谓的“贸易”，可是这个贸易实际上就是变相勒索。根据史料记载，回纥和唐朝的交易按照一匹劣等马换50匹绢，这中间足足有50倍的差价。为了不再让回纥来犯，唐朝只好被迫高价买下这些没用的劣等马，结果唐朝搬空了府库。清朝末年更为夸张，直接是给外国几十亿白银、割地赔款，直接将大清王朝拖垮。
反观宋朝，经过长达百年给外族岁币，宋朝却没有因此而耗尽国库，这让我们不得不说到宋朝的经济制度问题。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个“重农不抑商”的朝代，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多元发展，钱就跟长了翅膀一样，纷纷飞进宋朝的口袋之中。其实宋朝的版图很小，南宋更小，可是却牢牢占据了江南水乡，而被掠夺走的土地都是在北方。南方气候宜人，更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这也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由于耕地数量有限，就必须做到寸土寸金，把每一块土地都合理利用，这才是上上之选，所以很多新形式的农田就应运而生。
比如梯田。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说：“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南方有很多山区，这些山区原本都不适合作为耕地，但是经过梯田改造，这里变成了水稻的成长地。
比如淤田。这种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形式的田地由来已久，据《史记》中记载：“泾水一斛，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同样记载了这种田地，并且记载了在熙宁变法（即王安石变法）中推行淤田法的概况。
比如架田。在沼泽中用木桩作架，挑选菰根等水草与泥土掺和，摊铺在架上，种植稻谷，叫架田，亦称葑田。这样种植的作物漂浮在水面，随水高下，不致淹没。宋朝时，江南、淮东和两广就有这种架田。《中国通史》中记载：
江南大湖中有茭、蒲等，年久，根从土中冲出，浮于水面，厚数尺，可延长几十丈，在上面施种，即可生长，称为“葑田”。后来，农民进一步作木排，在上面铺泥，种植庄稼，称为“架田”。
通过这些对耕地的改造，宋朝的耕地面积急剧增加，在公元996年丈量土地的时候，宋朝的耕地面积为312．52万余顷，在20多年之后，耕地面积翻了一倍。最简单的道理，耕地面积一多，收成就多，钱就越多。要说人的能耐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宋朝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除了在耕地面积上宋朝人绞尽脑汁之外，农业技术也跟着大幅度的提高，比如合理利用肥料。宋朝的陈旉在自己的著作《农书》中记载了各种各样的肥料制作方法，据统计，宋朝的肥料就已经出现了人粪尿、畜禽粪、饼肥、火粪、焦土肥、混肥、沤肥、石灰等近十种。
他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说，任何种类的土壤都可改良，而且各有其适当的方法，只要措施正确都能成功；对待不同性质的土壤要施适合它的肥料并加以观察，就像治病一样，对症下药。只要采取施肥等措施，就可使土壤更加精熟肥美，地力常新。经过肥料的配合，宋朝时期不仅农业产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就连土地也变得肥沃起来。
除了重视农业，宋朝还非常重视农作物。宋朝的版图比较小，广大的南方地区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发展农业，于是就有了农作物的出现。
最普遍的农作物当属养蚕。养蚕的历史非常悠久，夏代以前中国就出现了养蚕业，宋朝则是将养蚕这项技术更加完善。在宋朝还有一项不能不提的手工业，它和养蚕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纺织业。
中国古代王朝中重视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并不奇怪，因为每一代统治者都这样做，但是重视商业的发展，这只能够在宋朝看到。
曾经有些人戏言说，宋朝不敢不重视商业，这主要是宋朝军事力量薄弱造成的，每年要给外族几十万的岁币，要是再封锁了商业发展，估计宋朝撑不了100年就得完蛋。对于这样的言论，笔者持保留意见，但是我仍然要承认，宋朝发展商业，其中肯定有这样的因素存在。
在宋朝，从皇帝到平民，对商人都很尊重，这种尊重不仅仅是社会地位上的肯定，同样还会给予商人政策上的优惠以及立法保护商人的财产。既然政策上都能够给予优惠，百姓们心中自然会接受商人这个社会角色。光是这样还不够，在封建社会之中，商人没有权利进入庙堂，秦朝的吕不韦就算是进入了庙堂，但最终也没有得到同僚的认可，这也是古代商人的悲哀之处。可是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以至于“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
当一个人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之后，就会顾及到自己的尊严。商人之间肯定不存在吃不饱饭的问题，所以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就显得格外重要。古代以“仕途经济学问”为最高追求，就算是商人，也不例外。
政府政策的这一改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统治力量，而且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禁令一旦放宽，商人参加科举入仕的就越来越多，“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士者也”。如缙云富商潘氏，其子“擢进士第，至郡守”。政府允许商人通过正当途径进入仕途，使许多商人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样他们既拥有财富，又有政治势力，必然促进商人地位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3．海上商队，通行世界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古代，海运非常发达，尤其是以唐朝、宋朝和明朝最为出名。我们这本书中主要说的是宋朝，那自然就要以宋朝为主。和唐、明两朝的海运不同的是，宋朝的海运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后台，那就是官方支持。朝廷专门设置了一个叫做“市舶司”的机构，用来核对每年海外贸易的收入。根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每年海贸的税利约为50万贯，南宋时约为200万贯，约为财政年总收入的1%、5%。由于这笔收入直接归中央调用，其重要性就大于一般项目的收入。
宋朝的海运之所以能够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有政府支持的原因，这属于外部条件，而内部条件大概就是指南针这个发明和造船业的发达，这才是海上贸易发达的硬件设施。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朝在海运硬件设施这个部分的成绩。
想要拥有海上贸易，首要条件就是要拥有贸易港口，贸易港口的大小决定了船只的承载量、贸易交易量等多种数据。贸易港口并不是说只要是临海、有钱就能够建成的，水容量能够承载多重的船只，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万一来了艘大船，准备做一笔大生意，眼看着船就要靠岸了，突然之间，船沉了，这不是悲剧吗？水容量非常大，承载当时最大的船只都没有问题，那还有陆地的问题呢，如果陆地无法容纳船只上面所有的货物和人力，那也是枉然。
当时贸易港口大概可以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自成体系的区域，这些区域内部有着非常完整、自成一派的海运体系，域中港口大小并存，主次分明，相互补充，形成多层次结构。宋朝的港口不仅结构非常先进，就连管理制度也是一绝，细致入微。朝廷根据各港贸易地位和规模设置市舶司、市舶务、市舶场不同层次的机构进行管理。
比如说南宋的两浙路、明州有市舶司，温州、杭州、秀州青龙镇、江阴军等则设市舶务，在澉浦设市舶场。也有的港口不设置贸易机构，如闽、广除泉州、广州设市舶司外，其他各港都不设市舶机构。由于政府制定了市舶条法，所以在进口商品的管理、征税、博买、商人的管理，以及仓储、码头的管理等方面都比前代更为具体。而这种不同的管理机构的设置恰恰是由各地交通、物产、市场等条件的差异形成的自然格局，各自的条件也就形成对进口商品的消化和出口商品的供给能力的不同。
有了港口，海上贸易还需要其中一个传播介质，这就是船只。宋朝的海上贸易和造船业相辅相成，造船业的发达促进了海上贸易的繁荣，海上贸易的繁荣同样也激励着造船业研究出更大更好的船。
宋朝的船只究竟有多牛？根据宋代文献《梦粱录》记载，宋朝的海上贸易船只分为两种。一种是民间商用，也就是普通商人用的船，大约能够承担200、300吨的重量。如果是进行骆驼交易的话，一艘普普通通的商船就能够承载几百匹骆驼，这可比陆地上进行的交易数量要大得多。你想啊，宋朝也没有火车，更没有高铁动车，单纯地依靠人赶骆驼，哪能赶多少匹？后来以陆地进行商业贸易的元朝，贸易量却远远落后于宋朝，这就是关键原因。
除了这种比较普通的民间商用船只，还有一种就是由朝廷投资建设的超级豪华船只。这种船只主要用于官方的商业贸易，一般都是由官员或者是贵族把持。宋朝最大的一艘船是用来招待外来使节的，取名为“神舟”，载重量达到了600吨，可想而知宋朝的造船业是多么的发达。
既然说是贸易往来，就必须有买卖双方。在一片汪洋大海之外，普通的商户又如何能够联络到远在别国的买家或者是卖家，这就要说到朝廷在这中间的作为了。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宋朝对于民间进行的这种海上贸易持支持态度，而这种支持不仅仅在于开放港口，更重要的是，他们主动联络外商。对于普通的商户，如何联络外商是个非常大的难题，可是对于朝廷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行为。他们不仅在使节来访的时候，和他们谈论商业贸易的诸多事宜，还曾经主动到国外去招揽外商。
比如在公元987年，宋太宗直接派了8个内侍“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1115年，福建市舶司就曾专门派人去占城、罗斛两国，劝说当地政府和商人来华贸易，虽然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但也是受到了最高领导的指示；1028年，宋仁宗更是下诏书说道：“令本司与转运司招诱而安之。”圣旨的意思都说得如此直白，相信在当时有很多外商都很乐意到这个环境极为宽松的国度淘金。
大食商人蒲希密来到广州向中国政府报告说，他之所以来，是因为接到蕃长来信招诱。对于勾招有功的蕃商，宋王朝还授予他们官职，如大食勿巡国进奉使辛押罗因这方面的贡献被宋朝廷封为“怀化将军”。
招揽外商不过是政府的最初举动，很多外商也很给宋朝面子，但当外商真的开始和宋朝商户进行贸易之后，朝廷的工作才算是真正开展。最重要的就是要保障外商在宋朝的人身安全，以及他们的财产，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市舶司常常会派兵保护那些进入宋朝领土的外商们，主要就是专门设置押伴官员，沿途保护他们的财产，禁止途中被人强买强卖。当然宋朝在这方面可不像他们在战争中那样，明面上吃大亏，在对待外商行贿朝廷官员这样的事情，宋朝的皇帝可是严惩不贷。如果外商的船只在海上遇到了自然灾害，宋朝的官兵有责任进行人道救助；舶主失踪或溺死，货物要清点造册，妥为保管，待其亲属前来认领并严防盗窃或冒领；如果买卖双方在贸易往来的过程之中存在分歧，也可以报官，就跟现在打官司一样。
这些举动看着是在保护外来商人，实际上也是在保护宋朝的商人。也正是因为宋朝在法律上给予外商或这样、或那样的法律支持，宋朝的海上贸易才能够空前繁荣。在宋朝，海上贸易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驶向东北方的高丽和日本，一是向南方驶往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和西亚、北非。根据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南海有53个国家和地区与南宋通商贸易，南宋商人出海去贸易的也有20多个国家，形成了通向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主要来说说宋朝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在北宋年间，主要还是民商贸易，所以在关于宋代的中国史料之中，记载的并不多，可是日本的史书却有记载。
根据日方的记载，北宋年间，宋朝商人到达日本进行贸易，大概有将近70次之多；经常赴日贸易的宋商如朱仁聪、周文德、周文裔、陈文佑、孙忠、李充等，其名字为当时日本贵族、公卿、富豪等所熟知。
宋朝商人到了日本之后，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进行交易的，日本方面肯定也不太放心这些来到自己国家的外国商人，一般来说，商船进入博多湾，监视所派人去检查并上报大宰府。大宰府派通事至该船验看市舶司发给的公凭，这估计也是最早的护照吧，除此之外，还有船员名单、所载货物的品种名称，然后呈报太政宫，等待批准交关贸易。
这个太政宫就是当时负责接待外商的机构，不过并没有全权负责的权力，还需要报给日本的大宰府。大宰府的官员们听到之后，要一一核对来的都是什么人啊，人数有多少啊，来这里做什么买卖啊，交易量预计是多少啊等等，事无巨细，都要问个清楚明白。等他们确定来到日本的这些商人都是真正的商人之后，他们就会带着商人们去当时的使馆区域，供应饮食和居住条件。
商船赴日所载货物大体为：锦、绫等丝织品，还有瓷器、药材、香料、书籍、文房具等。这些东西在日本的售价非常高，因为在日本，这些都属于稀罕物品，不过不要担心没有人买，日本的很多贵族都是宋商的主要经营对象。当然光卖，宋商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还要购进日货运回宋朝出售。购自日本的货物大体为：砂金、水银、硫磺、木材、工艺品、日本刀等。此外，日本的工艺品别具特色，工艺水平很高。如金银蔚绘、螺钿器皿、水晶、日本玉、木念珠、真珠、屏风、日本扇、日本刀等，很受宋人的喜爱。宋都东京相国寺市场上出卖的日本漆柄折扇，极为精美，扇面的淡粉画，被人誉为“笔势精妙”。螺钿器皿也深受欢迎，被誉称“物象百态，颇极工巧”。
日本刀尤为宋人所爱，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写“宝刀歌”诗一首，赞美日本刀。一把精巧的日本刀，在宋价值“百金”。
宋治平时期（1064-1067年），宋商在博多湾以70贯或60正绢买一颗“阿久也玉”，就是日本的尾张蚌珠，回国后可卖5万贯。宋商在对日贸易中一个往返所获之利，是难以估计的。因此，宋商赴日的船只逐年增加。
宋商船入日船次，最初大体上为一年一船次。到了日本永延二年，也就是公元988年开始，由于商业贸易的需求量变大，一年为二船次，后来又逐渐增加到了一年4次。
不过，宋船入日次数和人员的增加，造成大宰府鸿胪馆接待要花费更多的费用。而且在那个时候，日本国内的农民破产，造成了税收来源枯竭，国库空虚，想要拿出巨额款项来维持宋商的食宿费用，真可谓是捉襟见肘，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贸易，这可该如何是好呢？
于是，日本朝廷开始对来日的宋商船发放官牒，规定年限实行定期贸易。但是，宋商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想遵守规定，经常提前来日贸易。不按规定年限来日的船只被查出后，有时则拒绝该船入港。
如果说北宋时期基本上只是宋朝商人自己到日本去，卖掉宋朝的特产，然后买进日本的特产，再运回宋朝进行贩卖，这是一种单向的贸易往来。可是到了南宋，不仅宋朝商人会到日本进行贸易，日本的商人也会驾船来到中国进行贸易。这种贸易往来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元军占领明州之后，赴明州的日商船因元军不准进港贸易被迫回国，这才中断了宋朝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
4．民生富足，安居乐业
宋朝有钱，宋朝的皇帝有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那么宋朝的百姓生活又当如何呢？关于宋朝最有名的小说绝对是《水浒传》，在很多人的心中，《水浒传》中的北宋末年，皇帝昏庸、奸臣当道，搜刮着民脂民膏，只为了自己的奢侈享受，遇上这样的统治者，宋朝的百姓“杯具”啊！
可是，我们仔细再来看看《水浒传》中那些被逼上梁山的绿林好汉们，他们落草为寇的理由多半都是因为触犯了宋朝的法律，或者杀了人、或者是抢劫。不管你杀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杀人终究是要受到法律制裁，抢劫同样如此，这就是法律。而真正吃不饱饭、穿不上衣才逼上梁山的人，几乎没有。我们不能因为《水浒传》就断言说宋朝的百姓们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水浒传》也只是反映了北宋末年这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故事，还是虚构的，要想真正了解宋朝百姓的生活，我们还是要研究真正的史料。
外国史学家无比惊讶中国早在1000多年前还有这样一个朝代，《中国大历史》中是这样描述宋朝的——“历史进入了宋朝就好像从古代进到了现代”。之所以能让外国史学家这样惊叹，不仅仅是宋朝的财政收入，更多的是宋朝对于百姓的各种福利和人性化管理。看到这里，或许有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难不成一个封建社会之中还能够出现这样先进的管理制度？
前面我们说过，朝廷不仅重视农业，同样也重视商业贸易，并且还很重视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国家对于妇女和未成年人的保护政策，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可是早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在1138年，宋朝就曾经颁布了一条法令《胎养助产令》，主要针对的就是孕妇和孤儿。妇女在孕期，她的丈夫不能以任何理由对其进行虐待。如果家境实在贫困，无法确保婴儿的出生，没有钱请接生婆，就要到地方政府申请救助，朝廷专门派官方接生婆去帮助孕妇临盆。在孩子出生之后，家境困难的父母每个月还能申请一部分的孩童教育基金。如果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就被送到宋朝专门设置的机构之中，也就相当于现如今的孤儿院，进行教育和抚养。
因为宋朝的海上贸易十分繁荣，很多留在宋朝的外国商人也曾经记载过这样的福利政策：
其国（南宋）诸州弃婴，国王尽收养之。记录各儿出生时之十二生肖以及日曜，旋在数处命人乳哺之……诸儿长大成人，国王为之婚配……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南宋时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弃婴，或者是孤儿，宋朝的皇帝就要收养这些孩子，并且每年都由政府拨款对这些孩子进行照顾。最多的一年之中，宋朝各个地方政府收养的孤儿高达2万多人。除了要照顾这些孩童们的日常起居之外，还要教会他们一些求生本领，比如种地、读书、做小买卖等等。等这些孩子长大了，朝廷还有义务要为这些孩子进行婚配……这简直就是一条龙服务，比现在的孤儿院管的还要多！
宋朝的皇帝懂得这些孩子就是明日的主人这个浅显的道理，所以才会如此重视孤儿的抚养工作，那么对于孩子的教育，更是朝廷的重中之重。根据史料记载，宋朝的百姓是中国封建社会之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百姓，大字不识的几乎没有几人，当真应了那句“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这绝对不是吹嘘，南宋叶适等人也记录当时每家都能著书：“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舆地纪胜》则记录了农村的百姓们过着“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的日子。
我们不难想象，这是一幅怎样惬意的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景啊！或许有人问了，难道宋朝没有乞丐吗，那为什么还会在金庸先生的小说中出现一个人数众多、体系繁琐的“丐帮”呢？这还真让读者们失望了，宋朝专门设置了收留乞丐的机构。在《宋史·卷一百七十八》中记载着：“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遂以为常。”所谓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是职能不同的社会福利机构，所以乞丐们吃、住、看病到死国家都承担了它对公民的责任。这一点就连现如今很多国家都不能做到，可是宋朝却做到了！
正是因为宋朝有了这样那样的福利措施，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使这个朝代的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在唐朝，哪怕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最高值一直都在六七千万左右徘徊，然而到了1102年，也就是北宋崇宁元年，北宋全国总户数达到了2026万户。宋朝的人口计算以户为计算单位，假设一户为5人（父母、夫妻及其子女），那全国人口就已经突破了1亿大关。当然这还是保守的估计，毕竟在宋朝并没有“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每户5口已经是最低的计算方式。到了1223年，也就是南宋嘉定十六年，南宋全国总数是1267万户。在经过了“靖康之耻”、丢失了北边一半的土地之后，南宋还能够恢复到这样的水平，是对南宋统治者的一种肯定。
很多人在谈论宋朝的时候会说到，因为宋朝没有经历什么战争，也没有经历太多的自然灾害，所以发展空间一直都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我们来看看史书中的记载就不难发现，两宋灾害频度之密，盖与唐代相若，而其强度与广度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因宋朝在赈灾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食货志上四》说，汉有常平仓，隋有义仓，都是“利民之良法”。而“义仓以备凶灾”，是赈救灾民的主要储备。“周显德中，又置惠民仓，以杂配钱分数折粟贮之，岁歉，减价出以惠民”。宋代的制度继承了前代这些基于“利民”考虑的仓制，“兼存其法焉”。宋太祖承五代之乱，海内多事，义仓制度废弛。乾德初年，诏令诸州于各县置义仓。“民饥欲贷充钟食者，县具籍申州，州长吏即计口贷讫，然后奏问”。随后因输送烦劳，这一制度未能坚持。淳化三年（992年），京畿丰收，分遣使臣“增价以籴，虚近仓贮之，命曰‘常平’，岁饥即下其直予民”。宋真宗咸平年间，有臣下建议福建“增置惠民仓”，于是“诏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1006年），“言事者请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皆立常平仓”，根据年景适当籴粜以平抑粟价，以救助“灾伤州郡”。天禧四年（1020年），“荆湖、川陕、广南皆增置常平仓”。后来朝臣或有建议“复义仓”者，宋仁宗曾经“命天下立义仓”，然而不久“复罢”。对于义仓置废，朝廷数次发生争议。实际的政策也多有反复。
大自然对宋朝并没有太多的优惠政策，它同样历经了旱灾、涝灾，而且次数也非常之多。在应对这样无法抵抗的天灾时，宋朝则是采取了最直接有效的办法——食物救助。
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讨个媳妇、生个孩子，有饭吃、有衣穿，偶尔喝上两盅小酒，这就足矣。尽管世界上总会有一些有野心、有抱负的人，但是那毕竟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当灾难来了之后，很多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被打乱了，他们或者是失去了亲人，或者是失去了家园，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可更为关键的是什么？那就是他们的温饱。
如果灾民们没有了可以果腹的食物，就会选择离开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食物，这是人的本能行为。在宋朝，这样的人群被称之为“流民”。可是，流民问题对于朝廷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直能够稳定前行的人口普查工作遇到了障碍，紧接着就会影响到农业生产。在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一直就是按照“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大量的人口无法控制地转移了，那么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就会留下一大片空白，第二年就会成了荒地，造成耕地的流失。这些说的是受灾的地方，那么那些“流民”又过着怎样的日子呢？他们或者是来到没有受灾的富庶之地，寻求一份能够填饱肚子的工作；又或者是迫于现实而做起了小偷；如果身体强壮点的，或许又会进入山林之中做起强盗；而后者因为对社会的不满，或许会做出更为出格的事情……
估计宋朝的皇帝学过心理学，他太清楚这些灾民在受灾之后最需要的是什么，那就是食物。在宋仁宗在位的时候，他设置了一个机构叫做“广惠仓”。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详细地记载了此事：
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鬻之。枢密使韩琦请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县郭内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领以提点刑狱，岁终具出内之数上之三司。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倍之，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四万留五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万留八千石，十万留万石。田有余，则鬻如旧。四年，诏改隶司农寺，州选官二人主出纳，岁十月遣官验视，应受米者书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余乃及诸县，量大小均给之。
这段史料详细地道出了“广惠仓”的实际用途和操作方法。简单点来说，就是在太平的年月里，每年朝廷拨一部分的粮食储存到“广惠仓”之中；如果哪一方遇到了灾害，就照地区的人口数量提供部分应急的赈灾粮食，而且就连数量也是仔细研究之后定下的。
别看一个小小的“广惠仓”的设置，但是对于宋朝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很多百姓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拍手称快，就算是遇到了灾难，心里也有底了，至少朝廷早就有了应对办法，他们不用担心吃不饱饭了。百姓就是百姓，如果朝廷能够善待他们，他们又怎么想要过上颠沛流离、刀口舔血的日子呢？
灾年还是少数的，在此之后，“广惠仓”又多了新的功能，那就是扶持社会贫困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食货志上六》在关于“振恤”的内容中写道：
神宗即位以来，河北诸路水旱荐臻，兼发籴便司、广惠仓粟以振民。熙宁二年，赐判北京韩琦诏曰：“河北岁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东作，民携老幼，弃田庐，日流徙于道。中夜以兴，惨怛不安。其经制之方，听便宜从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为朕抚辑而振全之，毋使后时，以重民困。”而王安石秉政，改贷粮法而为借助，移常平、广惠仓钱斛而为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辄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诏卖天下广惠仓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无几。哲宗虽诏复广惠仓，既而章惇用事，又罢之，卖其田如熙宁法。常平量留钱斛，不足以供振给，义仓不足，又令通一路兑拨。于是诏圣、大观之间，直给空名告敕、补牒赐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宋业遂衰。
在一个社会上，总会出现一些“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封建社会之中，“弱势群体”大部分都是“鳏寡孤独”，一个朝代能够以善待这些人为责任，百姓的生活又怎么能够不幸福呢？
5．最初的纸币与银行信用
宋朝有钱。宋朝有好多种钱。
宋太祖赵匡胤当初结束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之后，建立了大宋王朝。由于分裂时期太久，即便是宋太祖将这些分而治之的区域整合到了一起，也会出现各种各样无法兼容的问题，比如货币就是其中的一项。
经过长时间的货币统一，整个宋朝都没有真正地在货币上实行统一，但是并不妨碍它们在某一个地区之内使用。在两宋时期，长期流通的币制是铁钱，但是各个皇帝统治的时期，铁钱也不尽相同。北宋9个皇帝就改了35次年号，铸了27种年号钱和3种非年号钱。到了南宋时期，改20次年号，铸了18种年号钱和3种非年号钱。听听这些数字，都觉得非常繁琐，这平头百姓每天不用干别的，光顾着认钱币了。
宋钱的版别也特别多，比如宣和、政和共有数百种版别。背文把纪地、纪值都区分开了，普通宋钱无人伪造，但像靖康通宝之类价值千元以上的古币就有伪造的了。
宋朝的钱制，南北宋大不相同。北宋以铜钱为主，南宋以铁钱为主；北宋以小平钱为主，南宋则以折二钱为主。
宋太祖在建隆元年铸宋元通宝。这是赵宋第一种钱，但不是年号钱。宋太祖在位没有铸过年号钱。乾德钱是十国钱，不是宋太祖乾德年间所铸。太宗铸太平通宝。这是宋朝第一种年号钱，背面有星月，版别比宋元钱少。淳化五年铸淳化元宝。宋元钱和太平钱都用的是隶书，到淳化时发生了变化，正式确立了宋朝多种书体裁的钱制。淳化钱也有真、行、草三种书体。淳化钱也有铁钱，但流传后世的极少。
铜钱也好、铁钱也罢，这些钱都是大钱一当小钱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十进制，1块钱等于10角，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也有一个弊端，在民间有些小作坊，它们收集了很多小钱，然后私自铸成大钱。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明白，说白了就是有这样一些人，搜集了很多1角钱的硬币，然后自己再铸成了1块钱。因为宋朝时期的铜钱、铁钱并没有防伪标识，更没有水印来辨正，所以导致了很多假币的流通；又因为有了这些大钱的流通，导致国家预算过量，金钱贬值。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052年，也就是嘉祐四年，改以大钱一当小钱二（也就是现在的二进制），称为当二钱、折二钱，小钱也称小平钱。
随着经济发达之后，物价也有所上涨，再加上人们的收入增多，每天出门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有些不方便。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是每天兜里都揣着无数个1元硬币，哪怕是上街去给手机充值100元，也得拿着100个1元硬币，这得多麻烦？宋朝人当时也经历过这样的麻烦，所以纸币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史中最早的纸币叫做交子，诞生于北宋，最早发明这种纸币的自然是和金钱打交道最多的商人。在北宋初期，很多商人每天都要进行一些数量或多或少的贸易往来，可是他们并不敢将这样一大笔货币全都带在身上，一个是不太方便，另一个也是因为怕被抢走，或者是丢了，这样都得不偿失。要不怎么说商人聪明呢，他们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他们找到自己留宿的客栈，将身上的钱财寄存在掌柜的“保险柜”之中，掌柜的就需要写下一张凭证，比如说×××于×年×月×日×时在××客栈存留×××两银子，预计在×天之后取回，就如同银行的存折一样。当然，掌柜的也是个商人，他们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所以在取回钱财之后，商人还要给掌柜的存款的百分之多少作为报酬。
看到这里，或许有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不就是现如今的银行存款吗？不同的是，现在的银行是返给存钱人多少作为利息。没错，交子是最早的纸币，也是最好的“银行”。
百姓们有了需求，朝廷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管。1023年，也就是宋仁宗天圣元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控制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这可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600多年。
和民间自发的寄存方法不同的是，“官交子”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寄存票据，而是真正的纸币，它能够真正在社会中流通。宋仁宗时，一律改为5贯和10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1贯和500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二年，以新换旧。
关于“交子”的出现，还有很多种说法。朱契说：中国历史学家，向以交钞之制，始于唐之飞钱。刘厚滋认为飞钱是一种汇票，一曰飞子。其后买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乃渐成一种习惯上的通用货币。《宋史·食货志》下会子条的开头说：“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彭信威认为，大概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已经有纸币性质的流通手段。例如楚的马殷时期（907-930年），在长沙铸乾封泉宝大铁钱，又大又重，使得市面上用契券指垛来交易，这岂不是和纸币的性质一样吗？当时使用铁钱的地方很多，而四川比湖南还更厉害。四川正是最先使用兑换券的地方。
日本人野开三郎认为，中唐以后，货币经济益形发达，营金融业者之柜坊，益为社会所需要。其经济信用既渐增长，其票据的流通力遂亦愈大。同时商人皆感现钱交易之不便，竟以现钱存入柜坊而换用票据，于是票据乃与现钱同时流通于市面。而柜坊之性质，亦由财物保管者，进为票据发行者。柜坊初起于长安，后经五代及宋，渐次波及各地，而尤以益州为甚。此票据的流通，及金融机关的发达，乃交子的前提。交子的发达即票据流通的延长，而主发交子之铺（亦称交子户）盖即由柜坊性质而来者也。
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记载说：
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本无眉州，有雅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根据这条记载，有学者认为，李顺作乱后，蜀罢铸钱，民间私造交子。
6．清明上河图，宋之极致
宋朝的经济发展，百姓们安居乐业，这等繁荣的景象，有很多诗词都描述过这样的场景：
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
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
从这短短几句诗词之中，我们似乎依然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
在一条繁荣的街道上，很多商贩都在高声叫卖着自己的商品。百姓们穿梭在其中，有的人是闲来无事，只是来这里逛逛；也有些富家小姐的丫鬟婆子，来街上选些女子的胭脂水粉、丝绸锦缎；也有些文人墨客，坐在旁边的酒楼里，点上一壶小酒，坐在临街的位置，看着眼下的繁荣……
这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吗？没错，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正是记录了北宋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也就是现如今的东京，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读书人、妓女、艺术家、贩夫走卒、平民、工匠，都在《清明上河图》的画卷里恬然自乐；东京城的名号举世皆闻，流行歌曲宋词从上到下，从庙堂到民间，犹如今天的流行音乐，传唱天下；最著名的词人苏轼、柳永，一有新词好词，如今天的新单曲一样，总是风靡一时。
如何判断一个朝代是否繁荣，除了那些看着非常晕眩的数字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看看那个朝代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他们的娱乐活动。如果这个朝代的百姓娱乐活动频繁，至少说明它解决了人类最根本的需求——温饱；如果连最简单的生存条件都无法满足，那又何谈娱乐呢？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朝代之中，夜晚似乎就是用来睡觉的，因为在这些朝代之中，多半都会有“宵禁”的规定。如果哪家的公子想要打破“宵禁”，就算没有被官府抓到，也难免会面临被锁在城门之外的尴尬处境。看过《红楼梦》的人一定都记得这样一个场景：贾瑞想要趁着夜色和王熙凤行那苟且之事，结果不仅掉进了凤姐设下的“相思局”之中，还被关在了夹巷之中一夜。
可是在宋朝，并没有“宵禁”一说。北宋初期，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重新确立户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区别开来，将城市居民列为坊郭户，并在全国范围内按城市居民财产状况分为10等。而在之前的隋、唐，坊和市是分别设置的。坊是居民区，市是商品交易区，二者不能夹杂，不遵守这样的城市居住管理的则要受到处罚。北宋时期打破里坊制，这种城市商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渐形成了城市的时尚生活方式与市民的消费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