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变！变！变
整个大宋王朝，一共只发生过两次非常著名的变法，一次是“范仲淹变法”，另一次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安石变法”。两次变法，一次发生在宋仁宗时期，一个发生在宋神宗时期，中间相差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先来说说“范仲淹变法”。范仲淹，大家都不陌生，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早已流传千古，其中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范仲淹本人一生的写照。
范仲淹从进入庙堂之后，就经历了许多波折，也有许多政绩，最重要的就是由他主持的一次变法，史称“庆历新政”。在宋仁宗执政期间，有一个叫做元昊的人原本在宋朝做官，却因为不被重用而选择了背叛宋朝，逃到了西夏。有了元昊这个“活地图”，西夏在对待宋朝的边关上就有如神助。
宋仁宗一看，这样不行啊，西夏总是骚扰我们的边关，必须要加大兵力驻守。西夏也是依靠骑兵为主的国家，如果他们的骑兵真的能够通过边关，就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冲到中原地区的核心，也就是北宋的首都——汴京。可是加大兵力，就会有很多后续反应，军费开支增多，这笔开销自然要让百姓来埋单。于是乎，百姓的压力就日渐严重，在这种情况之中，宋朝爆发了几次规模不大的骚乱。
庆历三年，也就是1043年，宋仁宗下了一道旨意，将驻守在西边的3位统帅夏竦、韩琦和范仲淹调回了汴梁城。其实宋仁宗找回这几个人，主要就是想让他们来出谋划策，如何度过眼下这个经济上的危机才是王道。
此时的范仲淹已经在朝做官数十载，早在刚刚入朝的时候，他就有了“改革”的想法，然而时机还尚未成熟，他就将这个心愿埋了起来，眼下正是他大展拳脚的好机会。很快，范仲淹就将一份名为《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改革策划书上交给了宋仁宗。这是他自从入朝之后总结出来的，可谓是费尽苦心。
宋仁宗一看，这效率、这办事能力，范仲淹，人才啊！不仅如此，这份改革策划书中所言，也恰好非常符合宋仁宗的心意，到底上面写了什么呢？
第一条：明黜陟。
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这是范仲淹针对朝廷命官所制定的一条改革。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宋朝对于文官非常优待，不仅薪水丰厚，就连福利在中国古代也都是数一数二的好。所以在官员当中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他们不求有多么优秀的业绩，只求没有过错，这样熬上几年，自然能够升官。在这种环境之下，谁还求上进呢？所以范仲淹提出的第一条，就是要改革官员的考核制度，以他们的业绩为准，而非谁当官时间越久，谁就越正确。这样一来，朝廷风气就能够得到迅速的改善。
第二条：抑侥幸。
这一条依旧是针对朝廷命官的，但是矛头却对准了那些“官二代”们。在宋朝，同样也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况，而且是普遍情况。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20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20人。也许有人会问，这些“官二代”们做了官，他们手里有权吗？其实这些人手中并没有太实际的权力，不过只要做了官，就有薪水可以领啊，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第三条：精贡举。
这一条很好理解，就是改革科举制度。宋朝的诗词非常出名，有很多佳作流传千古，不仅展示了宋朝文人的情怀，还让我们心旷神怡。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科举考试所考的内容是诗词歌赋，你会不会觉得此事非常荒谬？而这种荒谬的事情就发生在宋朝。范仲淹所提倡的是把诗词歌赋的考核改成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第四条：择长官。
官员一般有两种分别方法，一种就是最传统的文官、武官，而另一种就是京官和地方官员。京官，顾名思义，就是在首都（北宋时期就是汴京）做官的。地方官员一般都是天高皇帝远，政绩如何，很难考量。如果那个地方没有发生大的祸事，一般来说，地方官员最容易当，也过得最舒服。这条改革制度，意思就是说要向各个地方派去地方检察官，这可不是个司法职位，而是为了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以防止冗滥。
以上4条基本上都是针对朝廷内部官员的改革制度，而且针对的对象都是范仲淹的同事。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突然打断范老先生的改革策划书，是因为这4条基本上就决定了“庆历新政”的失败。
第五条：均公田。
公田，就是分配给各个地方官员的耕田，每一年，朝廷再根据地方上的耕田数量来评估他们的收入。但是在改革之前，这个公田的分配并不平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还是公平地分配吧，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第六条：厚农桑。
这一条不需要解释，几乎在历朝历代的各种版本的改革策划书上都会有这一条，重视农业发展。
第七条：修武备。
这一条对于宋朝来说，太重要了！范仲淹的改革方法很有意思，他建议皇帝招募强壮男丁。一般来说这样的强壮男丁，多半都是农民，因为商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体格。农民种田，一年的务农期是三个季度，还有一个季度是休息的，不如充分利用这个季度，让他们在校场上操练，国家可以给他们发工资。这样一来，农民在农忙的时候就去种地，没活干的时候就去操练，还有银子，多划算。而国家也是划算的，至少在和平时期不需要支付那样高的军费，双赢啊。
第八条：推恩信。
在农业、商业等多种领域之中，宋朝都曾经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可是这些优惠政策在地方上实行得如何呢？皇帝心里没谱，范仲淹索性让前面说的那个地方检察官检查一下皇上恩典的这些优惠政策贯彻得如何。
第九条：重命令。
这一条是针对宋朝法律的，宋朝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分配得太过清晰，但是在很多细节上又太过繁琐，导致了在执法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状况。范仲淹就提议说，不如把那些繁杂冗赘的条款删除，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第十条：减徭役。
这一条针对的就是广大百姓了，毕竟压在百姓身上的几座大山总结起来就4个字——苛捐杂税。能够减掉这些，百姓自然就会拥戴了。
但是这10条改革措施，在1045年，就彻底告别了历史的舞台，仅实施两年的时间。如果要追究其原因，自然是触犯了当朝者的根本利益，在朝廷内部，这些措施根本得不到支持；而在百姓之中，这些措施大都和他们没有关系，只有最后一条“减徭役”和他们有关，除此之外，百姓根本就不会关心。在这样两头都得不到支持的窘境之中，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早早夭折，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2．守旧与改革
范仲淹的改革之后，没过多少年，宋朝又迎来了第二波改革高潮，这一次的主角换成了宋神宗和王安石。
说到王安石这个人，他一生的身份颇多，如果在宋朝就有了名片一说的话，相信他的前缀一定很长，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光是这几个名头，就已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是历史对这位名人的一种认可。可是说到这些名头之中，王安石个人更看重哪一个，相信非“改革家”莫属，毕竟改革之路，是王安石一生的追求。
1042年，也就是庆历二年，王安石考取了功名，中了进士。最初，他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势，可是却比那些京官更加了解百姓疾苦，了解大宋政府的缺陷。只是这一待就待了18个年头，王安石也从一个20出头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男子。这时候的王安石内心中早就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计划，那就是变法，推行新政，以改变宋朝现在的模样。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了变法，王安石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找一个真正能够决定大宋命运的人，他就是宋仁宗。想这泱泱大国，真正能够决定所有人命运的，自然就是当朝皇帝。可王安石怎么能让宋仁宗相信他呢？这是一个问题。
古人有云，文死谏，武死战。王安石选择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来打动宋仁宗，那就是上万言书。在古代，上万言书是文官进谏的方式之一，苏轼曾经就做过这样的事。这种方式直接、简单，但是不能保证后果，所以上万言书之前，必须要有足够的胆量和非凡的文采。正巧，王安石两者兼备。
王安石的万言书，非常犀利地指出了宋朝现如今的处境和危机：最首当其冲的莫过于外族的入侵，这对于一个军事防卫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也是隐藏的炸弹。为了应对这样的危机，朝廷应该从自身找出弱点，这才是根本，所以变法势在必行。如何变、怎么变，王安石也写得非常明白：朝廷在官员的选拔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所以在选拔和培养官员的时候，一定要用适当的办法，定向培养，这才是既省时又省力的方法；大宋现如今国库紧缺，财政赤字严重，如若没有好理财方式，这个国家最终也会因为虚耗而亡……
除了这些，王安石在万言书上写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来解决贪官污吏的方法。在每一朝每一代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就是“官官相护、狼狈为奸”，宋朝也不例外，甚至比一些朝代更为严重。这个问题不仅能够影响朝廷内部的和谐，同时还会引起民间的怨声连连，若这样的情况再不发生改变，大宋王朝命不久矣。
这封万言书，仁宗皇帝看了，也了解到王安石所说，并非是危言耸听，可是他已经是一个已到暮年的老者了，对于如何来开辟一个新的局面，早已不再热衷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能够在晚年期间，保住自己曾经的功绩。为了得到仁宗皇帝的支持，王安石甚至提到了曾经的范仲淹。想当年，范仲淹想要实行变法，宋仁宗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所以在他看来，想要得到宋仁宗的支持，只要让他看到自己的才华横溢即可。然而，他千算万算，却没有明白一个皇帝在晚年时最想要的并非是什么政绩，而是真正的安稳。
看到宋仁宗没有任何的反馈，王安石就已经猜到了这次的万言书现在、今后都不可能得到皇帝的任何反应了。不过，他并没有灰心。和很多文人不同，王安石的心理素质非常好，一个少年得志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年轻气盛、心浮气躁。然而他却在世人的称颂之中看清了自己最迫切需要的东西，那就是“将改革进行到底”。这样强大的信念，不仅让他在地方积累了18年的经验，更让他在打击面前不退缩、不气馁。既然宋仁宗不能给他回馈，那么他就做条潜龙，等待着复苏的时机。
在当朝者之中，也有很多人都冷嘲热讽，说王安石的万言书中所言都是纸上谈兵，根本就经不起现实的考验。其实这些因素都在王安石的考虑范围之内。在他还没有进京之前，他做的是地方官员，地方官员有一定的权力，他恰好就利用了这点权力，让他管辖的地方提前实行改革策略。
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先治理地方上的财政赤字问题，除了建造河堤、土堰、坡塘等农业公用基础设施，让农业充分得到发展之外，另一方面，王安石也考虑得非常周全，那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用很低的贷款给农民种田。这样一来，等到秋季收获的时候，让农民再将土地的租金和贷款全部还回来。或许有的人会问，王安石的这种手段和那些地主阶级有何区别？区别就在于租金的多少、贷款的高低。如果是高租金、高贷款，这无形当中就是给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所以对于王安石的这种做法，老百姓心中自然十分拥戴。看到这样的成绩，他很开心，觉得变法一事总算是有了些希望。
王安石在地方上的变法实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却同样也有让他感到麻烦的事情。可在别的官员看来，他们倒真的非常希望这样的麻烦越多越好，究竟是什么事情呢？原来是升职惹的祸。想他王安石在地方上做小官已经10余载了，也该升职了，可是王安石不乐意，心想，刚刚在地方上实行变法，眼看着就能够见到成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才不要去蹚京城的浑水呢。他写了一封非常自谦的信，表面上看来他是在说自己能力不够，地方上又有很多事情是由他负责，这时候离开，太不负责任了，实际上他婉言拒绝了升官。
他的这种行为在很多同僚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不过他们也有着持之以恒的精神，好你个王安石，你能拒绝一次，拒绝两次，难不成还能拒绝10次？接下来，王安石的管辖范围内总是能够看到手里拿着委任状的官员，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前来，目的只有一个，让王安石接受他们的委任状，到京城去做官。
按照我们的理解，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有人这么惦记着自己，这得是多大的荣幸啊，肯定早早就接受了委任状，回到家中还得给列祖列宗的牌位磕上好几个响头，多谢祖宗们保佑，要不然就是长跪不起，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顺带感谢一下老天爷……
然而，王安石不同于常人，至少在这件事上，他和常人的做法大相径庭。每每有下人来报说送委任状的大人到了，他就借故躲起来，毕竟当面拒绝还是有伤和气的，躲成了他的一个绝技。据说最狼狈的时候，他都躲到茅厕去了。如果王安石会点拳脚功夫，没准就直接飞檐走壁逃跑了。
其实对于他的这种行为，很多历史学家都曾经分析过，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如此泰然处之，并非是他真的就这样淡泊名利，而是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目标，那就是变法，所以他宁愿守着这个已经初见成效的地方。然而，在那个皇权大于天的时代，很多时候，人往往是身不由己，没有半点自由。在逃避了很多次之后，王安石还是踏上了来京的道路，担任三司度支判官。
在前面我们说了，他给仁宗皇帝呈上了一篇万言书，并没有得到仁宗皇帝的重视和认可。在这种时候，王安石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能够让他完成变法的机会。好在上天待他并不薄，他等到了。
1067年，宋神宗继承了皇位。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话一点都不假，自从他即位之后，他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心腹，王安石就是其中的一个。宋神宗和宋仁宗不一样，他现在刚刚登基，风头正劲，一心想要让大宋强盛起来，也想着自己能够名垂千古。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曾经非常认真地看过王安石的万言书，对他的治国之策非常欣赏。不过宋神宗接过来的是个烂摊子，当时的大宋已经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危机：军费系统庞大的开支造成了国库的虚耗；朝廷内部也养了很多闲散人员，既然是朝廷中人，就必须要发放俸禄，这些不必要的开支成了大宋的一大负担；再者，大宋周围还有虎视眈眈的大辽和西夏，每年要赠送的岁币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些都让宋神宗感到头疼，如果真的能有一种解决办法，彻底扭转这样的局面，他又怎么会不支持呢？
1068年，王安石终于等到了他变法的机会，因为宋神宗召见他“越次入对”。何为“越次入对”？说简单点，就是两个人侃大山，主侃一方自然是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当然，对于实力派的他来说，大侃国事、家事、天下事自然不是什么困难。这宋神宗自然也是听得两眼冒金光，似乎国富民强的大宋江山就摆在了眼前。不得不说，王安石的口才绝对出众，仅仅一次“越次入对”就把原先变法的最大阻碍给解决了。
王安石的“越次入对”在朝廷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上次王安石的万言书一样，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文武百官口中的焦点事件。众人心想，那王安石到底是一个才华出众之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来主持朝政大局是早晚的事情。但是也有人对王安石充满了“羡慕嫉妒恨”，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曾经砸缸救人的司马光，一场好戏马上就要在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上演。
王安石的此次忽悠颇见成效，没过几天，宋神宗就跟身边资格老、经验多的文彦博商量说：“现在的大宋危机四伏，朕看到了该改革的时候了吧？”
文彦博一听，皇上今天哪根筋不对了，好端端地提什么改革啊？当然这只是在心里想，嘴上却不敢说，于是就打了个比方说：“这改革啊，就好比琴音走调了需要调，只有调音了，才能让琴音重新动听起来。”
宋神宗一听，就有点火大了，觉得文彦博这个比喻简直就是废话，也觉得是在打太极敷衍他，一点儿都没有王安石的坦白。于是他干脆挑明了说：“现在大宋财力很紧张，这朝廷自然是要想办法多挣银子才是，要不然怎么能够让边关的那些士兵为我们保卫大宋江山呢？”
看到宋神宗能够这样想，文彦博也只会点头称是：“皇上您能这样想，简直是我们大宋子民的福气啊！”
可是此时的宋神宗需要的并非是这样的恭维，他更希望有人能够像王安石那样跟他说说国家大事，说些改革变法之类的事情。有一天，宋神宗再次召见王安石的时候，就开门见山地说：“爱卿啊，你说如果想让一个国家强大起来，最重要的在哪里？”
王安石回答：“择术为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一个国家在治理的时候，总得有一套拿得出手的、和这个国家国情相匹配的管理制度，这才是立国的根本。在当时，宋朝的治理主要突出两个字“礼制”，这种治国之道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社会，才会造成如此尖锐的矛盾。
宋神宗略有所思地点点头，突然想到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皇帝，就问：“那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之道如何？你看他可是个鼎鼎大名的明主，是千古一帝，是……”
还没等宋神宗发表完自己对李世民的崇敬之情，王安石就摇了摇头：“李世民只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隋炀帝是暴君，百姓本来对他积怨已久，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看似明主的李世民，再加上李世民之后的皇帝都是昏庸、无能之辈，方才显现出李世民的能力。其实放在诸位明主中间，他并不是最具备治国本领的人！”
宋神宗听了一愣，想想看，估计在他之前，还没有什么人来抨击一个公认的明主吧：“爱卿何以如此说呢？”
“皇上，依臣所言，好的治国之道，不能太复杂，处理事务的时候麻烦，也不能太深奥，平常老百姓也要能明白，这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
宋神宗听了，似乎觉得有些道理，话题一转，他问道：“那依你所见，本国本朝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皇帝，能够给朕当个蓝本呢？”
王安石低头不语，做沉思状，片刻之后，他抬起头很坚定地说：“这个话题有点大了，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明白的。给我两天时间，我去写个论文先。”
果不其然，两天之后，王安石写了一篇《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篇论文一经呈上就引起宋神宗非常强烈的共鸣，恨不得泪流满面高声宣布，知我者，王安石也！究竟这篇文章有什么玄机，能让宋神宗这样拍手叫好呢？这宋朝的前几位皇帝，可都是宋神宗的列祖列宗，王安石当然也不会说太严重的话，里面写得最为出彩的，当属过世没几年的宋仁宗。王安石原话是这样形容的——“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这话一点都不假，宋仁宗的确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皇帝，据说他过世的时候用的铺盖都是旧的，生前也没有太多铺张浪费之举，一个皇帝做到这分儿上，实属不易，当然给予表扬。
紧接着他又说宋仁宗比较善良，看不得别人疾苦，这也是宋朝在和外敌交战时候的一个弊病。因为宋仁宗总是见好就收，这成为了大宋江山的一个软肋。如若一击必中，或许就没有了现在的外忧内患。夸够了宋仁宗之后，王安石果断地把矛头直指宋仁宗身边的人。他说，仁宗皇帝身边没有一个能够真正信任并委以重任的官员，大家都各自为营，就连朝廷命官的选用上都没有丝毫的公正可言。不过最让王安石忧心的，还属国家经济这一命脉。宋仁宗并不是个善于理财的皇帝，他手里的银子多半都是省出来的，而非赚出来，所以“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
在文章的结尾处，王安石还不忘刺激一下宋神宗，说宋朝百年没有遭遇到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并非是大宋江山无懈可击，而是因为没有太糟糕的事情发生，这才能够保持一个表面上的平和。言外之意，如果真的有了重大事情发生，比如天灾、人祸这样不可避免的意外时，大宋江山就真的岌岌可危了！
就是这样一篇论文，让宋神宗下定了决心——变法！一定要变法！
王安石终于等到了他人生的春天！
3．用人不当
王安石变法，他的种种思想都得到历史的证实，他的很多举措都非常先进，由他所创的“青苗法”简直就是农业版的银行利息贷款，他的科举改革也是为了术业有专攻，可为何这样先进的变法措施在皇帝的支持之下仍旧会失败呢？或许王安石到死都没有想明白，他究竟错在了哪里。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说说王安石的为人和他的性格，真的如同那句广告词一样——“知识改变命运，性格决定人生”，这句话用在王安石身上并不过分。从“唐介之死”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不难看出，王安石在朝廷之中的人缘混得不怎么样，而反对他变法的人却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司马光，到后来的苏轼，再到后来连死都给王安石惹上麻烦的唐介……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同样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他为人非常正派，即便是反对变法，也并非出自私心，只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罢了。就连王安石自己都曾经说过：“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由于宋神宗的信任和支持，整个变法都是在王安石一个人的控制之下进行着。可是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团队合作，也不能真的做到周全，有时候他的变法策略过于超前，可实际上并不符合宋朝的国情和民情，他却一意孤行。
或许是因为惺惺相惜，司马光曾经3次给王安石写信，信的内容无非就是和他交流一下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上会遇到哪些问题，让王安石及时调整一下。王安石看到这几封信之后，勃然大怒，甚至一字一句地反驳。对于一个身居高职的朝廷命官来讲，这样的做法是否太刚愎自用、偏激敏感了呢？
有一些心理学家曾经说过，越是有才华的人，越不能容忍别人说自己的不足，越是敏感，哪怕别人说一句丝毫不相关的话，他都要想半天，这话是不是在针对自己。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这样的性格，朝廷中与他决裂的人不在少数，而决裂的不仅仅有他的政治敌人，还有推荐过他的那些士大夫，以及多年来的至交好友。
在一个公司内部，一个人树敌过多，往往会引起领导的反感，会认为这个人是刺头，不能够团结同事，总是一意孤行。对于这样的人才，宁可弃之不用也不愿意冒险，这是企业管理中非常浅显的道理。或许宋神宗在变法之初，给予王安石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是因为他想要在登基之后大展拳脚，可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每次上朝都不停地听到这个人站出来反对王安石、那个人站出来反对王安石，你说他心里烦不烦？就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宋神宗的耐心已经被磨得所剩无几，从最开始的极度信任转变成了一种似有似无的忍耐。
没有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在朝廷之上真的成了孤军奋战，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排挤他。站在他对面的都是那些真正的士大夫，他们反对变法，用最犀利的文字和最光明磊落的办法来反对。但是，在王安石的身边，还有他提拔上来的几个人。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人最终成为了导致变法失败的一大隐患。
在刚刚实行变法的时候，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和他一同升职、并且给他做助理的吕惠卿，和他的私交非常好。据说当初宋神宗询问过王安石的意思，说这庙堂之中，你觉得谁来做你的助理比较好啊？
王安石一点都不客气，直接就说：“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
就因为他的这一番话，吕惠卿成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负责制订各项变法条例。可以说王安石于吕惠卿而言，有知遇之恩，所以吕惠卿一心一意地向着王安石，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的。他是变法的男二号，也曾经为了维护变法，和司马光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他的才思敏捷，他的卓著功业也深得宋神宗的喜爱。可是就在王安石最需要他的时候，吕惠卿却选择了背叛，远离了王安石的政治集团，并且将自己掌握的对王安石所有不利的证据都上交给了宋神宗。
究竟是因为什么，让一向把王安石当做伯乐的吕惠卿有这样的举动呢？
在历史上，并不是所有有才华的人都一定是好人，都一定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包括王安石在内，他在性格之中难免都会有所缺陷，更何况是“万年老二”的吕惠卿呢？
司马光就曾经说过，吕惠卿这个人虽然才华出众，但是他心术不正，一心只想着靠溜须拍马谋得权力，这样的人，终究不会成为于国家有利的人才。王安石缺少的就是司马光的这种眼光，所以他只看到了吕惠卿的才华，却没有看到他为人不齿。据说当初司马光看在和王安石共事的情分之上，还曾经写过一封书信给他，说吕惠卿在做人上有些不足之处，让他多加提防，不要完全信任。王安石看了之后，立刻恼怒起来，因为他主观上就认定司马光不会如此好心，只是为了挑拨他和吕惠卿的关系而已。
果不其然，当吕惠卿已经在朝廷之中站稳了脚跟之后，他不再需要做王安石的副手，更不需要看着王安石的脸色行事的时候，他做出一件让王安石自身都无法想象的事情，那就是直接跳出来大骂王安石误国误民，是大宋王朝最大的祸害。
虽然宋神宗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信任王安石了，却也不是个不明是非的傻皇帝，他并不完全相信吕惠卿。一看自己的顶头上司不相信自己的话，吕惠卿掏出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证据——与王安石的书信。前文中我们已经说了，吕惠卿作为王安石的副手，一有什么事情，王安石肯定会和吕惠卿商量，有一些不方便让皇上知道的话，王安石却毫无保留地说给吕惠卿。可这个时候，这些秘密交谈的内容却成为陷害自己的证据。
除了背叛的吕惠卿之外，王安石身边的其他几个人，也都让人觉得很不齿。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事情真的很奇怪，或者说人的命运很奇怪，或许王安石自己也曾经无语问苍天，为何上苍给了他一个变法的机会，却不给一个真正能够辅佐他，而不是这些出现各种问题的人才呢？或许真的是王安石的眼光有问题吧。
王安石身边还有一个副手叫做章惇，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阴险的小人，在政治斗争中手段用尽，甚至做过很多卑劣的事情。他是变法派的中流砥柱，但是宋神宗最终却停止了变法，还任命司马光为宰相，让诸多变法策略成了历史的尘埃。这时候的章惇只能隐忍着，直到宋哲宗亲政，他也迎来了和保守派的一番较量。他第一个要整治的人就是司马光，他对宋哲宗说，司马光是个奸臣，即便他死了，我们也不能放过他！宋哲宗一听，一个死人怎么不放过？章惇阴狠地出了个主意——追回赠官和谥号，就连宋哲宗当年亲笔为司马光题写的碑额也被毁掉，甚至司马光的后代都不放过。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章惇甚至想要把司马光的尸骨挖出来鞭尸。幸而宋哲宗觉得这是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举动，才算罢了。
历史上出现秋后算账的并不在少数，想当年魏征死后，唐太宗李世民也同样做过这样的事情。可是司马光于章惇，只是一个政治立场不同的政敌，并没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章惇的心胸之狭隘，窥一斑而知全豹。
提到王安石的用人不当所造成的危害，并不仅仅是对于变法，往远了说，还危害了大宋江山。他任命的许多官员和心腹，最终都进入了《宋史·奸臣传》，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吕惠卿、章惇等人，还有另一个人也不能不说，那就是北宋的权臣蔡京。他可是北宋最大的贪官，据说在他的府邸之中，就连切菜都有专门的仆人，家中金银珠宝无数。如果当初不是王安石的识人不清，或许北宋不会如此之快地亡国，也不会有那“靖康之耻”。或许这也是后人将“靖康之耻”归结到王安石变法的原因之一吧。
4．成功与失败，一线之间
对于王安石的得势，朝廷中肯定会有反对者，这个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司马光。关于这个人，或许大部分知道的只是那个曾经懂得砸缸救人的聪明小孩，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样是北宋年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著名的《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之下编修而成。
当时的司马光和王安石同样都是翰林院的学士，两个人就暗暗斗起法来，这种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事情在庙堂之上，似乎是最常上演的戏码之一。他们之间第一场较量，主要是因为一个叫做阿云的女子，当然，这个女人和两位政治家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主要是因为一起发生在登州的案子。
阿云本来是登州的一名普通的农家女子，如果说她有何过人之处，那就是她长得很漂亮。在古代，一个无父无母、没有任何势力、又不想流落在烟花之地的美女，处境非常凄惨，而且麻烦不断。在阿云的父母刚刚过世不久，她就被自己的叔叔卖给了老光棍韦大宝。注意，这里出现的是一个又老又猥琐的中年大叔，绝非是《鹿鼎记》中桃花不断的韦小宝，阿云姑娘心里不乐意这门亲事是常理之中、意料之内的事情。
阿云虽然是一个农家少女，但是性格却非常倔犟，她心里暗暗下定了决心，死都不要嫁给这样一个丈夫。于是她选择了最直接、也是最不理智的方法，去杀死韦大宝。不过一个女子能有多大的力气呢？再加上是第一次犯案，韦大宝并没有死，只是失去了一根手指。
很快，阿云就落入了法网。按理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案子，用现在的法律来说，这叫做故意杀人未遂。不过在宋朝，这可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因为在古代，男人的地位比女子高出许多，正所谓是“夫为妻纲、君为臣纲”，阿云姑娘只能在大牢中等死了。但是这件案子却引起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的激烈争论。
正方王安石，他的辩论观点是，此女子身世可怜，事出有因，应当给予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如就从轻办了吧。反方自然就是司马光，他的观点就比较“传统”，认为这已经触犯了“夫为妻纲”，虽然阿云并未嫁给韦大宝，但两个人之间是有婚约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应当判处阿云死刑。
一个小小的案件，竟然能够引起两位翰林院学士的重视，就连宋神宗都亲自参与进来，自古至今，能有多少这样的案例呢？阿云姑娘何其幸运，据说当时在皇宫之中，文武百官们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主要的辩手自然是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唇枪舌剑，谁都不愿意输掉这场比赛，最终以王安石的胜利告终。
这只是一件小事，却拉开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变法与反变法的争斗，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王安石变法失败为止。
1068年，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王安石的这场火直接将矛头对准了那些享受着各种特权的皇亲国戚。在变法之前，这些王公贵族们整日里就想着要朝廷的俸禄去享受生活，造成了国库的亏损甚大。对于这些问题，王安石在一上台就颁布了《裁减皇族恩例》和《刊定任子条式》，这两条规定直接废除了众多公爵席位。如果你想要爵位，成，先去参加公务员考试再说！除此之外，王安石还直接打起了皇帝女人的主意，认为这些贵妃啊、娘娘啊，平日里开销太大，得省着点花！
一时之间，王安石变法立刻成为了风口浪尖的焦点事件。很多人都伸着脖子等着看这个被宋神宗看做是神仙的王安石如何能够在大宋王朝上翻云覆雨，究竟这场变法会演变成一种什么态势！不过这一场火确实灭了很多贵族的嚣张气焰，却也为最终变法失败埋下了最隐蔽且最难规避的隐患。
除了开源节流之外，王安石还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他的想法比较像我们现在考大学要分专业一样，专门培养一批人才，这样才能让宋朝有人才可用，而非是只会玩弄文字的风流文人。王安石这样说并没有言过其实，因为在宋朝的科举制度之中，主要考的内容是填写诗词歌赋。或许在我们现在人眼中看来，这多少有点玩物丧志的意思，毕竟会填写诗词歌赋的人，最多也只能算是个文学家。就连文学巨匠曹雪芹曹先生最终也没有进入庙堂，而那些只会附庸风雅的文人墨客，又怎么能够胸怀天下，懂得治国之道呢？王安石同样是这么想的，可是他的这个举措却引起了另一位的攻击，这个人就是厨艺非常好、文采也非常好的苏轼。
苏轼同样是反对变法阵营中的一员主将，他认为，王安石改变科举制度是对文人的一种侮辱。我们都知道苏轼的文学功底不容小觑，他还想凭借着自己的文采在朝廷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可此时王安石却要变法，严重阻碍了他的仕途之路。于是乎，他就用自己最擅长的学问，一连写了3篇思想报告《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直接将炮火对准了王安石。在所有的史料记载中，苏轼是第一个用文字形式炮轰王安石的人。好在宋朝并没有什么传媒集团，否则这两位文学家的炮轰事件绝对得上头版头条！
宋神宗看到这3份思想报告，很自然他就要给苏轼做做思想工作。可是这个皇帝的做法很有意思，他表面上听取了苏轼对王安石的抱怨，然而王安石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怎么改革就怎么改革，丝毫没有受到半点影响。在此之后，苏轼彻底和王安石铆上了劲。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王安石成功地将苏轼调离了京城之后，就开始着手“青苗法”等改革方案的制定当中。可惜啊，麻烦总是接二连三地找到他，在这个时候，京城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唐介之死”。
这个唐介曾经是北宋的宰相，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就算是面对着皇帝老儿，他照样直来直往，常常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事情，搞得宋神宗很是头疼。可是唐介突然之间过世了，史书上记载说他是因为后背上长了毒疮而死。但在庙堂之上的文武百官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唐介是被王安石气死的。
一来二去，“唐介被王安石气死了”这句谣言从甲传给了乙，从乙传给了丙……这回，王安石可真是人在屋中坐，祸从天上来，莫名其妙地成为了间接杀人凶手，死的还是个在百姓、其他同僚心中很有地位的一号人物。如果这个时候王安石能够站出来澄清一下，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发生，可是才子多半都骄傲、清高、孤芳自赏，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让他保持着沉默。
这次的退让并没有真的得到海阔天空，宋神宗依旧选择无条件地相信王安石。可是朝廷中的其他同僚纷纷站出来弹劾他，甚至以辞官作为筹码，然而宋神宗一句“朕不准你们辞官”回绝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事件，却不难看出王安石在为人处世方面的种种缺陷。也正是这种缺陷，最终让他在朝廷之中落得个孤军奋战的结果。也正是这样的缺陷，让他的变法最终只能走向失败，甚至输掉了在百姓心中的崇高地位，以及皇帝心中最难能可贵的那份信任！
5．人亡政息
在风风雨雨中，在很多人的反对和非议中，王安石坚持着自己的变法道路。尽管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失败了，可王安石临死的时候，变法依旧在进行着，就连宋神宗临死的时候，变法也在进行着。或许这就是天意吧，宋神宗什么都好，他有着先进的思想和智者具备的果敢，但是却没有一个长命百岁的身体。
1085年，年仅38岁的宋神宗过世了，登上皇位的是他年仅9岁的儿子宋哲宗。一个9岁的孩子，还是个整天只想着玩乐的少爷，又怎么能对天下事进行判断和裁决呢？大宋的江山又岂能容他人插手呢？于是宋哲宗的奶奶高太皇太后就决定，她要“垂帘听政”。当然，她并非像慈禧那样坐在宋哲宗身后，国家大事由她来做决定这就够了。
在前文中我们说过，王安石刚一开始变法，首先就将矛头狠狠地对准了王孙贵族，其中就包括了当时还是高太后的许多亲戚。我们不难想象，当这些亲戚们知道自己的利益被触犯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告状，跟高太后哭诉王安石如何如何整治自己、针对自己。高太后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知道现如今自己的儿子一心一意想要变法，不管王安石做了什么，他都会全力支持，故隐忍不发。现如今，宋神宗驾崩了，真正掌权的是她，是宋哲宗的奶奶，那她要做的事情，一点都不难想到，那就是将变法的策略一一废除。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很多非常杰出的改革家，比如商鞅，比如张居正，比如王安石。尽管最终他的变法在诸多反对的声音中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功绩，我们绝对不能够否认。
宋神宗接管过来的虽然是一个平静的江山，然而在这个平静之下，却隐藏着波涛汹涌，一个不留神，或许就能够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前文中我们也提到过，当时的国库早已是严重赤字，王安石的财政改革，让这个濒临破产的大宋江山起死回生；他的科举改革，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是明智的，知人善用，这才是一个管理者应当具备的专业素养，而非用诗词歌赋等文字游戏能够取而代之的……
王安石的变法对宋哲宗时期贡献颇大，对后来的影响也着实不小。宋哲宗即位之后，曾经支持王安石的一些官员，被称为“元丰党人”，比如章惇、蔡京；反对变法的人被称做“元祐党人”，比如苏轼。“元丰党人”把自己看做是王安石变法的继承人，在宋哲宗身边装扮起“改革行家”的姿态，希望这个小皇帝能够继续让他们掌控朝政，而“元祐党人”则被他们一一迫害。可是王安石提拔的官员，大都心术不正，企图打着“改革”的旗号来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实属投机分子，而王安石的识人不清给了他们掌握大宋江山的机会。
更让北宋江山雪上加霜的是，这宋哲宗的寿命也不长，才24岁就归了西，继而上位的就是北宋最昏庸的皇帝宋徽宗。我们都知道，这皇帝换得越快，天下就越不稳定。再加上在宋徽宗身边的都是高俅、蔡京等奸臣，他们以搜刮民脂民膏为乐，以奢侈享受为生活标准，祖宗留下来的七成财产都被他们挥霍了。
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曾经有人说过，“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王安石。对于这种说法，现代人看来或许觉得纯属无稽之谈，然而在南宋到晚清这段时间里，竟然有很多人都是愿意相信的，甚至因此而将王安石说成是猪狗之辈。比如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描写了王安石辞官之后回家乡的一些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