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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乔良等 当前章节:15464 字 更新时间:2026-6-8 10:28

现在美国要做的,不是把泡继续吹大,因为格林斯潘多次发出警告,说股市是“非理性繁荣”,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问题是就像一个人得糖尿病,不打胰岛素就不行,股市已经病得不轻了,如果让它一下子垮下来,就会出现了资产的下跌速度高于银行贷款的清偿速度,就会使银行体系也垮台,结果是整个国民经济都垮台,这怎么行?好的出路是,我不让它涨,但也别让投资人逃跑得太快,我可以慢慢消化,走逐渐下滑的曲线,股市可以一点点跌,让市盈率得以恢复正常,这是美国金融资本家希望的结果。

刚才晓宁讲到,由于网络化,国际资本的流动不到一分钟就可以从美国跑到欧洲,而你的问题如果需要太长时间解决,资本就没有那么多耐性,它要赚钱。比如,靠美国发展物质生产,把美国制造业扶起来,美国制造业利润上一点,就是股市市盈率下来一点,逐渐恢复正常,得等多长时间?上次听陈兴栋说,国际资本的耐心一般不会超过两周,你两周内解决不了问题,我就会说“拜拜”,可美国物质产业的衰落是几十年由来已久的问题,哪会在两周内解决?现在外国人拿着美国40%的国债,30%的企业债,15%的股票,他们是在道指4000点的时候进来的,早就赚到了钱,还不趁资产泡沫彻底破掉以前赶快兑现盈利?所以,当国际资本持有人认为他看明白的时候就会走,这一走就是潮水般的走,雪崩式的走,我为什么说美国现在是站在90度的斜坡上,就是这个原因,美国也是没有经济办法,让国际资本持有人相信美国股市不会跌,才逼得它动武。

李晓宁: 增长是有极限的,可是发展中国家很少体会到这点,“饿汉子不知饱汉子饱”。一个家不能有200个电视机吧。一人总不能弄100辆奔驰车开着玩吧。发达国家的很多消费到一定时候就饱和了。这就是为什么各工业国都在争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市场。我们有好多人房子住得还很小,还有很多消费品是低档次的。巨大投资瞄准了中国。美国人不断向中国推销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催进消费的增长,扩大市场的容量。

乔良:从全球市场来看,中国的“第一”越来越多了。

李晓宁: 新战国就有一个争夺市场问题。谁是增长高的地区?一旦增长到极限的时候,股市不灵了,没有消费需求了。

王湘穗: 如果出现大板块之间的正面碰撞,肯定不适合货币资本流动。美国用军事手段,是想起示威作用,让货币资本向安全的地方流动,小打,资本会流动,大打,特别是直接跟另外一货币板块正面相撞,资金链就会断掉。所以美国是想以小打屈大国之兵,并不愿意大打出手。

李晓宁: 中国的市场对美国、欧洲、日本、东南亚,对谁开放得多些呢?这是一个策略问题。

王建: 破坏你的物质生产链条,就会威胁你的货币,虚拟经济更容易受到战争的扰动。

王湘穗: 实物经济是链式反应,虚拟经济可能是紊流式的扰动,链条是直接传导,扰动比较复杂,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它不是链式传导。

王建: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王湘穗: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倒萨战争可以看成是一场“币缘战争”,是美元对欧元的战争。实际上科索沃战争也已经是美元对欧元的“币缘战争”了。

乔良:我的感觉是什么,小打等于催着鸡下蛋,蛋还要往我这边滚,大打等于杀鸡,最后谁也什么都得不到。

王建: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利益不是发展制造业。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阶级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还可以用“血汗工资”的办法拼命压低本国无产者的收入水平,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训使他们被迫进行了社会制度改良,提高了本国人民的收入,建立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结果是在二战以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高工资迫使资本向海外转移,而转移的结果又造成了本国经济的“空心化”,由此走上了“虚拟经济”的道路,这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逻辑,美国之所以只能沿着泡沫经济的道路走下去,不可能重新走回发展制造业的老路,就是这个道理。美国不过是先走了一步,日本和欧洲实际上也正在这条路上走,只不过和美国走的速度不一样,但最终都会被世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逼得走向空心化,不断使经济形态更朝向虚拟经济,否则,实物经济干不了,不干虚拟经济干什么?这也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冲突日益具有“币缘”冲突的内容。与传统战争比较,“币缘”战争的最大特点,就是战争的目的发生变化,大国之间谁都不能以摧毁对方为战争目的,因为要的是国际资本,摧毁对方自己什么也得不到。这是否意味着在新战国时代,不再会发生上世纪那样的、类似于一战、二战的世界大战?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美国现在具有毁灭欧洲的实力,也确实用军事实力扫平了欧洲的货币霸权,那它还必须同时具有摆平东亚的能力,因为美国虽然要的是国际资本,可最终目的是为了取得东亚地区的净储蓄,它可以跳过国际资本这个环节直接达到最终目标,但前提是必须同时征服欧洲与东亚,全面破坏世界的市场机制,实行纯粹的军事征服,这可能吗?当年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没有办到的事,美国恐怕也办不到,不用说同时拿下欧洲和东亚两大板块,就是只拿下其中的一个美国也办不到。不仅美国办不到,就是将来欧盟和东亚强大了,也不会有一家形成同时摆平其他两家的实力。所以从未来的前景看,只要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生存方式是虚拟经济,像一战、二战那样世界大战就会很难出现。是不是这样一个趋势?只是一个很大的判断,我到目前为止还只是有些模糊的感觉,但还不敢作出结论。总之,按湘穗说的“币缘”,对军事战略与军事艺术都应该重新定义和研究。

美元与欧元:“币缘”圈的冲突(2)

另外,刚才乔良说的,我也有不同意见,美国搞NMD这些东西,恰恰不是为了卖?为什么不为了卖?就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才有NMD,可以把我自己保护起来,你那儿没有,这就是我的技术优势所形成的国家安全,这种国家安全给资本国家提供了一个定心丸,使它向我这个地方来,我恰恰认为美国搞了NMD不会扩散,它不让这个技术往欧洲,甚至不会给它的同盟军。

在东亚地区还没有形成类似欧盟的经济整合,更没有统一货币对美国的全球货币利益形成挑战,但是共同的经济利益正在推动东亚地区加快区域经济的整合,因此迟早会在东亚也出现“币缘”圈,相对于欧元来说,这是美国更不愿意看到的。东亚经济圈由于中国的存在,在未来10~15年内还是处在物质生产极大扩充的阶段,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东亚经济圈才能形成与另外两大力量极相抗衡的实力,所以我们现在最需要保护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物质利益,或者说,是完成中国工业化的物质条件。因此我们在考虑中国和东亚军事战略的时候,绝对不要跟美国去学,它怎么搞我们也怎么搞,我们的军事目标跟它不一样,我们是要保护自己物质生产链条的稳定,要保证我们的产品需要运到什么地方,就能运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有资源需要运回来,就能运回来。在东亚地区也需要货币统一,但是为了发展物质产品经济,不是为了发展虚拟经济。欧盟未来还会继续东扩,在这方面与东亚有类似的地方,所以它搞货币联盟,首先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是为了吃尽天下净储蓄,这样它对东亚地区货币统一的态度就不会像美国,在东亚,比如中国和日本,也不会去考虑怎么搞欧元,在现阶段,只有美国对欧元和“东亚元”会持敌意态度。但在20年以后,当中国的工业化完成了,欧盟的新成员也完成了工业化,那个时候各“币缘”圈的关系还会有新变化。

乔良: 王建的很多论点和观点,我们都赞同。但是有一点,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认为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宏观解决问题,你现在的很多结论都是和你的宏观视角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作为美国一家具体的军工集团,比如我就是生产MD系统的,我是一定要卖这个系统来赚钱的,我不能为了美国的利益,为了让美国在整体宏观上获利,就让我这个系统卖不出去也在所不惜,这是不可能的。美国的武器系统为什么要卖,除了政府行为比如中情局的“伊朗门”事件之类的武器交易,不属于商业行为外,武器制造商、军工集团还是要通过一件武器一件武器地算账获利的。 所以总体来讲,我同意你说的,具体来讲有些差别。

王建:就是说卖给美元圈的国家,符合它货币利益的国家。

乔良:它肯定不会卖给中国。

王建: 东西方对立的时候,“巴统”也不给东方国家,能卖出钱也不给,事关我国家安全,它不会给你。

乔良: 这次法德俄联手的强硬表态,是很使美国人吃了一惊的,大大出乎它的意料,在这种情况下它会不会卖给法德也很难说了。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是不会同意军火商们只顾赚钱,把武器卖给自己的战略对手的。

王建:利益之间的冲突,它们不是利益共同体。

乔良:但它现在积极鼓励台湾购买美国的爱国者Ⅲ型,并正在设法将其纳入NMD,这很说明问题。

王建:从当前的利益关系来说,中美之间有非常巨大的利益关系。我在前面讲了大量美国虚拟经济不好的地方,但实际上,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利用美元泡沫的国家,因为没有美元泡沫和美国的虚拟经济发展,就不会夸大美国的需求,也无法通过发展对美国的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实现较高增长。根据美方统计,中国2002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根据中方统计,如果考虑到香港转口因素,对美国的顺差也在700亿美元左右。中国通过发展对美出口,拿到了至少700亿美元,而中国台湾省年通过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只有3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有400亿美元得自美国的收入,通过从其他国家进口,转化成了中国的实物资产。这是因为,美元有世界货币霸权,只要美元还没有崩溃,世界各国都接受美元,中国虽然从美国只能得到美元而得不到实物产品,但是却可以利用美元霸权从其他国家获得实物,从而充实和发展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从美元泡沫得到最多好处的国家之一,而且应该是排在第一。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700亿美元的顺差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中国人的,而是在华外国公司的,因为在所有的高新技术出口产品中有85%是美、日、韩等国在华公司生产和出口的,最大的获利者是这些公司,中国只是得到加工费、政府税收和解决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乔良: 因为想和王湘穗再合作一本名为《帝国的终结》的书,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帝国的生存方式?这次又与王建和晓宁的一些观点碰撞,我觉得有些东西渐渐清晰了起来。我认为所谓帝国的生存方式,其实就是帝国的控制方式。而帝国的控制方式,决定了帝国的不同型态或者说帝国的霸权类型。因为大凡帝国,总会以某种霸权为标志,自从这个世界上有帝国霸权诞生以来,世界性帝国或者说跨洲际帝国已不算少,帝国型态的演变也不过就三四种。无外乎是控制地缘的陆上帝国,控制资源和贸易(也就是控制市场)的海上帝国,最后是控制资本流向的金融帝国。其帝国控制方式也无外乎是以陆上霸权控制地缘;以海上霸权控制海路进而控制资源、贸易和市场;以货币霸权和军事霸权控制全球资本流向。一个是控制地缘,谁控制的地缘幅度大,最后谁就成为大帝国,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成吉思汗的帝国,它的强大主要就是地缘幅度大,地幅不够大的时候,它想大,大了的时候,又没有人能控制住。为什么?当地幅太辽阔的时候,它的信息能力就不够了。即使今天信息化已经遍及全球的时候,要想把全世界都控制住,从地缘角度也是很难的事情,这点我估计美国在选择它的帝国控制方式时已考虑到了。

下一个是控制资源,包括能源。控制资源也很难,你可以控制中东的石油,但是你不能保证俄罗斯的石油同时也被你控制住,这个很难。控制住中东石油之后,也不能保证油价由你来决定,因为中亚的石油对油价也会产生作用。而一旦30年后中东的石油告罄,中亚的石油将左右全球能源供应和油价。我觉得美国也会认识到这一点,控制资源也不是好办法。

第三个是控制市场。控制市场美国人也看清楚了,完全为一国所控也不可能。控制市场有一个公平交易问题,即使是不公平的交易,你还得交易。所以,我认为美国人看得很准,它发现了第四种控制方式,就是控制结算体制,就是最后以什么方式来结算,如果以美元结算,就等于间接地由我美国控制,要容易得多,我印钞票总比我到地下打石油,去一个个开辟市场,去一个接一个打贸易战容易,我觉得美国人认准了只有控制最后的货币结算方式才是最好的一种控制。人类有霸权以来的几种控制方式过时后,目前美国基本上归结到了货币霸权。 掌握货币霸权有一个问题,谁听你的?欧元要起来,美国怎么办?虽说有军事霸权在手里,但你又不能直接打欧洲,那就只能通过打资源控制欧洲的命脉,最后让欧元乖乖地落下去,货币霸权还得落到我手里。但欧洲这次不会俯首帖耳地举手就擒。结果就必然把全世界拖进新战国。比较有意思的是,美国人这回还是比欧洲人先算了一步,欧洲现在还在梦想着地缘的扩大,10个东欧国家进入,增加了20%的人口,5%的GDP,可是美国直截了当把中东这块一掐,马上就对欧元造成了致命威胁。

美元与欧元:“币缘”圈的冲突(3)

我觉得美国人下的这个手,比欧洲下的手狠,欧洲也有它狡猾的地方,它现在让东欧的穷国进来,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但是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即便东欧这样的穷国,被欧盟的改造,像西德吞并东德那样,有10年的艰难期。但是慢慢缓过劲来,那时候欧洲就会变得强大,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美国目前下手,应该说走得更远、更快,我们现在要看清楚的就是这一点,在整个美欧最后摊牌之前,我们自己干什么,当然这是更后面的事情,但我们现在先要看到这一点。

李晓宁:换一种思维方式。一个大国拥有什么才算控制了世界,拥有霸权?比如说,我拥有了资源,拥有了石油,或者拥有了先进技术,或者拥有了先进的投资评估体系,或者我拥有了非常强大的银行和货币体制,这是不是就算对这个世界有了控制权?丧失了这些,或者没有达到,就说明还不够资格?

大国实现控制有很多方法。目标和手段都不一样。蒙古帝国也曾经有过霸权,控制过世界的很大一部分。1500年以后,很多欧洲国家都想统治世界,法国有拿破仑争霸权,德国有俾斯麦,还有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四面出击的荷兰,以及二次大战后的美苏,等等。

不同时期,控制世界的方法与目标都不一样。早期主要是控制土地与重要商路。自从进入工业化以来,控制金融货币与先进科学技术,也是实施控制的重要方法。美国的强大体现在它有全球发达的教育,因此就拥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拥有了非常先进的技术也算拥有了控制权。另一个方面是,美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货币体系和金融投资业,再加上军力,美国人认为自己已经是老大了。布什班子对此非常清楚。但是很多资源是不可制造的,为什么老在中东使劲?因为石油不能制造,可以拿钱买到,强力控制的这种资源是实现霸权的重要途径。有些地缘关系还很重要。比如直布罗陀海峡,马六甲海峡,波斯湾,都是很重要的控制要点,美国实现控制也是通过多元来控制的。

乔良:这一点我还是同意王建讲的,虽然帝国对世界的控制可以有多种方式,但最新的方式是美国以美元结算体制的货币霸权方式。

李晓宁: 美国人之所以称霸世界,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拥有金融霸权体系。第二,始终保持高技术领先的势头。第三个,拥有强大的军力。第四条,还有对主要工业资源的控制。有对这四个方面的控制,它就可以称霸世界。反过来,能与美国这四条竞争的,能对它进行挑战的,第一是欧洲。阿拉伯世界,OPEC组织可以在资源方面进行挑战。金融方面,欧洲有欧元。

技术方面中国、印度、欧洲都可以进行挑战。军力方面,俄罗斯包括中国在外层空间也可以进行抗衡的。美国人现在靠自己的军力来打天下很不容易做到了。咱们已经看见了,对主要的大国,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判断,它实行军事控制几乎做不到。比如对欧洲、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主要军事大国,进行军事上的控制,像成吉思汗、拿破仑那样,我把你全摧毁,全占领,美国人做不到了。

王湘穗:我觉得现在的美国不是做不到,而是不需要,“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李晓宁:美元结算体制的问题,按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超过美元的体制。另外,高科技方面,两万多种比较核心的技术中间,大概有18000多项主要技术是美国拥有的,这个很厉害。第三个,资源控制。美国对中东已经开刀了。它得补上两条,资源控制了,再把金融方面控制搞好了之后,它在世界上才能成为一流强国。美国主要目的是不要变成二流国家,保持一流国家,一超独大的概念。

重新洗牌:按货币圈结盟

新结盟的核心点是经济结盟,是对高技术投资的结盟,是市场的结盟,形成新的区域壁垒,并且形成一种新的内部制度与其他结盟抗衡。新战国时代的结盟,实质上是一个货币同盟,是货币圈利益共同体。新战国的国家利益,主要体现在货币利益上,这是国家利益的核心。

李晓宁: 我跟你这个有点区别是什么?这个咱们都看到,新结盟的核心点是经济结

盟,是对高技术投资的结盟,是市场的结盟,形成新的区域壁垒。比如我们几个国家,我们内部的通商,我们的贸易,交易成本就低,并且形成一种新的内部制度与其他结盟抗衡。

乔良: 只要你身边存在一个一超独大的国家,这种结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理想。为什么呢?咱们互相之间有这个体制之后,并不能以为这种贸易同盟,或者货币同盟,或者技术同盟,就能够保证我们不被别人掐住脖子。

李晓宁:我们同时并行,贸易同盟、货币同盟、技术同盟、军事同盟,我们不是光靠军事同盟。币缘实际也是一种组织、一种同盟。

乔良:结盟在今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解决眼前问题,利害关系的急就章,自冷战结束后,很少还有哪些国家超越机会主义目的去进行长期结盟。这或许与现代经济生活的获利方式有某种关联,连结盟也变得很实际很泡沫化。何况美国人对结盟问题很警觉,不管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只要有结盟的意向而又不准备与它结盟,它都会千方百计插进一只脚来,如果插不进来,它就会千方百计把它搅黄了。

王湘穗: 新战国结盟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还是王建讲得对,新战国时代的结盟,实质上是一个货币同盟,是货币圈利益共同体。新战国的国家利益,主要体现在货币利益上,这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要形成货币圈,不能够没有军备做准备,但不是靠军队去占领,占领土地并不一定能带来货币利益,货币圈的军备主要是防御性的,目的是不让你那个军事力量左右我的资本流动。现在是欧洲,包括亚洲的石油美元、外贸美元要背美元的盟,美国打欧元,就是不愿意出现背弃美元的现象。

李晓宁:旧盟和新盟的原则东西是什么,关键是这个。

王湘穗:以前争夺市场,争夺资源,现在是争什么?主要是争夺货币范围,这个是新战国的一个重要特点。要破解新战国的奥秘,就必须对虚拟经济、对资本流动做进一步研究,目前我们才刚撩起大幕的一个小角。

迟早会诞生的“币缘”核心——东亚

对我们来说,关键要加快推进东亚这一极的成长,东亚成为世界币缘格局上的真正一极,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当东亚这一极长大的时候,全球初级产品资源将再一次出现严重短缺,而主要的资源矛盾会出现在欧洲和东亚之间。

王建:亚洲这边我们继续成长,日、韩、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投资继续进入中国大陆,东亚圈继续成长把世界带入均势状态。相对来说,初步的三大力量极形成均势状态,有相对的和平的可能。但从短期看,如果美国为了解决它的经济泡沫问题要打压欧元,就有战争因素,从中期看,美国为了遏制东亚地区的整合,也可能在台海、朝鲜半岛问题上做文章。

乔良:如果美国经济走出大L的形态,与之密切关联的中国经济还能保持9%的增长率吗?

王建: 我认为可以,为什么?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我们的内需没有充分打开,是我们的城市化没有完全起动,现在中国什么态势呢?我们有35万亿的银行存差,有3000亿外汇储备,农村劳动力剩余大概2个亿。社会生产力的构成就是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中国现在是城市有资本,农村有劳动力,土地也有,怎么能没有生产力?这是生产要素的配置不合理,是城市化滞后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与城市的剩余资本结合,所以启动城市化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内需就起来了。

乔良:资源这块呢?

王建:拿石油来说,如果中国随着城市化,9%的速度保持10~15年,进口量可能年均增加3000万吨,在10年后,可能达到4亿吨,15年后可能达到5亿吨,加国产2亿吨,到2020年中国的全部石油消费就是7亿吨。这个估计可能还是保守的,因为中国到那时是15亿人口,人均消费石油才500公斤,而美国的人均消费是4吨油,欧洲是3吨,日本最节能,也有2吨,中国要达到完成工业化水平,石油消费应该和主要工业国家接近,但国际供油能力没有那么多,就要走节能和其他能源方式的路子,不仅是中国要节能,要转变能源方式,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都得转。

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可能还需要5年,美国不是在美欧冲突中被削弱,就是爆发金融危机,会退回到北美一隅,成为地区大国,到时三大板块就初步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各自都会把内部整合问题放在第一位,可能会出现一段和平发展时期。十年以后可能又不一样了,因为全球的资源是不够的,随着中国、东盟和欧盟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资源矛盾会再次突出出来,到那个时候冲撞可能又要来了,而且很可能是发生在欧盟与东亚之间。

可以概括一下,第一,美欧之间的冲突比我们想得要近。第二,三分天下,出现短时期的和平,各个板块忙着自己家里事。第三,当东亚这一极长大的时候,全球初级产品资源再一次出现严重短缺,而主要的资源矛盾会出现在欧洲和东亚之间。

王湘穗:对我们来说,关键要加快推进东亚这一极的成长,东亚成为世界币缘格局上的真正一极,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面对这种前景,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必须面对未来去设计战略。

有了新战国时代即将到来的战略眼光,就不能让枝节问题阻碍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要从中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以大心胸成大事业。

乔良: 尽管我认为东亚元是一个不错的前景,但从中、日、韩三国加上中国港、台地区情况看,一种统一的货币虽然是共同利益的产物,但历史积怨、不同的政治文化心态以及到了关键时刻谁肯舍弃一部分自己利益为其他成员负责,这仍然是个不容乐观的问题。

第七部分 新的世界大战离我们比想像的要近

政客们用战争替金融资本家赚钱

打国际资本流就是打三个点:一个GDP增长率,一个资本回报率,一个安全。在前两点上比较,美欧各有优势,胜负的关键只能比安全。

由于信用货币可以由各国中央银行任意创造,如果是以国家为主体打金融战,可能就是一个各国中央银行比赛创造货币的过程。这个办法所有拥有硬通货的国家或集团都可以这么做,但结果是世界出现信用大膨胀,全球金融与货币秩序大乱,但最吃亏的是我们这样的

没有货币国际化的国家。为了避免吃亏,惟一的办法就是尽快与日本一道,启动东亚元。

王湘穗: 新的世界大战是不是离我们更近?如果像我们前面讨论的是“天下三分”,形成三大力量板块,板块之间难免有利益冲突,有利益冲突就可能导致战争。关键是三大力量板块间的冲突,会不会导致世界大战?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按照实物经济时代的情况分析,板块之间的碰撞,不但要打仗,而且是打大仗。20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分析过,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打得起大仗的,只有美、苏两家,它们两家不打,大仗就打不起来。因此他得出结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如果说现在世界进入虚拟经济时代,又重新走向板块化,不打大仗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会不会打世界大战?对这种情况,我们确实需要好好讨论一下。

乔良: 可不可以这样去看,小布什总统和切尼还有拉姆斯菲尔德,他们都是搞物流经济出身,不是虚拟经济出身的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像索罗斯那样靠玩虚拟资本起家,所以他们本能地还是想通过去打仗,去控制资本的流向。不妨设想,美国人动用它巨大的金融力量跟欧元打一场金融战,结果会怎么样?也就是说,不用打仗的方式控制它,而是用美元打垮欧元,直接在金融市场较量,就像索罗斯攻击东南亚金融市场一样打,结果如何?

王建:打金融战,必须乘人不备,乘虚而入,还得是金融实力不对称。就是像索罗斯这样的人,也只能到比较小的新兴资本市场才能制造大风浪,因为他所能调动的几千亿美元,在几十万亿美元的中心资本市场不算回事,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就是不得了的资本量了,比如沪、深股市的流通股加起来也才有两三千亿美元。索罗斯这些人,这些年总在搞事,大家对他们都有了警惕,如果是美国的几万亿美元到欧洲去,把欧洲资本炒高,然后把资本全部撤走,打垮欧洲的股市,这个动作就太大了,欧洲人不会没有察觉,因为所有的资本流动都有电脑网络记载。另外,从美国调几万亿资本到欧洲,从美国撤出这么大的资金,美国的股市会先垮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到现在还没有想通。由于信用货币可以由各国中央银行任意创造,如果是以国家为主体打金融战,可能就是一个各国中央银行比赛创造货币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可以举一个例子,近两年日本的贸易顺差只有几百亿美元,但是每年的外汇储备增加都在千亿美元以上,是日本政府为了压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大量收购美元,用什么收?就是用日本中央银行创造的日元收,所以到目前为止日本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5000亿美元。日本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给日本的出口企业创造好的条件,但也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一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可以是中央银行货币创造的结果,如果日本政府想与美国打金融战,而且美元储备也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拼命在国家外汇市场抛售美元,从而导致美元在一个时间段内突然下跌,进而影响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这个办法美国和欧盟也会想得到,而且所有拥有硬通货的国家或集团都可以这么做,但结果是全球金融与货币秩序大乱,而且最吃亏的是我们这样的没有货币国际化的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虽然也很多,是仅次于日本的国家,也是中国的中央银行用它所创造的信用货币从中国的外汇市场收购的,但我们的外汇是中国的出口企业用实物产品从国外换来的,如果世界出现信用大膨胀,吃亏的肯定是我们这些没有参与进世界货币游戏的国家。而为了避免吃亏,惟一的办法就是尽快与日本一道,启动东亚元。

王湘穗: 我们一直认为“金融战”对中国来说是最可怕的战争,担心的原因就在于国人对此种威胁一无所知。大多数人都以为我的货币不开放,你能把我怎么样?王建的分析让人毛骨悚然。人家货币开放,就获得了以发行本币向“货币池子”里注水的能力和权力,对参与世界货币游戏,咱们是自动弃权。这里可隐藏着一个天大的危机。如果说此前我们说搞东亚元是为了求发展的话,那么现在还应该加上为了避祸的因素。美国军事上畸强,金融上并不占多少优势,所以它宁可用军事手段。美国可能先是发起一连串可控的有限战争,先扫外围,打得在资源上可能成为币缘支柱的国家,像伊拉克、沙特这类国家破碎化,成为美元板块的附庸,然后再与其他大板块碰撞。如果是这种情况,不但那些小的币缘支撑国,必须进行板块结盟,争取避免挨打。就像中国这样的大块头,也会成为别人打击的目标,如果中国要避祸,也就只能走结盟的路,自己要挑一个板块的担子,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大板块,但再往后走,中国如果不结盟,也危险。

王建: 欧洲人在金融方面很保守,你想玩什么东西,他不跟你玩,现在网络经济这么发达,钱从哪来,什么时候来,什么目的来,在网络上看得很清楚,欧洲的监管体系或者政府也会警惕。

乔良:没错。巴林银行垮台之后,欧洲人一直对金融衍生工具带来的麻烦很警惕。

王建:打金融战,美国打起来未必占上风。

王湘穗: 这次打伊拉克,从金融角度看,就是打欧元,也可以看做是一次金融战。我金融干不过你,就用我所长,用军事力量直接打伊拉克。

王建:打国际资本流就打三个点,一个安全,一个GDP增长率,一个资本回报率,包括利率和股市、债市的回报率。美欧这三点比较,拿利率来说,是欧洲高,美国低,这已经不行了,资本回报率只有股市涨的时候回报高,现在已经跌下去了,就增长率来说目前是美国比欧洲高,但美国是虚泡,去年增长25%,消费占60%以上,这个消费哪儿来,消费是炒出来,不是物质生产的消费,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受益转化的消费。如果大量外资流出,房地产和股市的财富效应就没有了,经济增长率也会很难看,所以,美欧之间只能比安全。

三个力量极都必须有各自的军事支柱

三个力量极都必须有一根军事支柱,法、德如果没有俄国站出来,对老美没那么硬。在东亚,经济不是强的,跟那两极比,军事更落后,军事不强,就成不了极。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必须考虑军事支柱问题。

货币圈的军事力量建设和安全体制应该统一搞,也就是分担安全成本,分享安全成果。

亚洲区的安全也应走合作道路,货币圈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需要重新整合,形成“币缘圈安全合作机制”。

王建: 我们说三大经济体,三个力量极都必须有一根军事支柱,法、德如果没有俄国站出来,对老美没那么硬,不一定挺得住,俄国拿出白杨三号,德、法就硬气了,美国就退了。在东亚,经济不是强的,跟那两极比,军事更落后,军事不强,就成不了极。东亚这个圈。日本要搞日美安保条约,是因为感到不安全,它不能自保,必然往美国这边靠,所以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必须考虑军事支柱问题,主要是中国应提供军事力量支撑。

王湘穗: 货币圈的军事力量建设和安全体制应该统一搞,也就是分担安全成本,分享安全成果。

货币圈安全利益趋同,日本需要保护航路安全,中国也要保护,不如一起合作,省得安全资源的浪费。美欧在新战斗机武器的开发上都在搞股份制,按照出钱多少,来分享技术和利润。这是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亚洲区的安全也应走合作道路,货币圈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需要重新整合。

乔良: 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现状,是受和平宪法限制而形成的。就军事技术研发能力包括现在600多亿美元的军费,维持它那支准军队完全够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日本真正意识到它的长远利益所在,认识到三个货币圈对它自身利益的价值和意义,从美国的政治跟班抽身出来,加入到创立东北亚经济共同体和东亚元中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日本、韩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影响力就将远远超出经济范畴,势必形成新的地缘+币缘极,那时,三极分立,世界就会重现均势,才可能消弭新战国的危险,但这需要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都显示出一种政治宽容来。从目前看,无论是日本自己还是中韩等国和地区对它的不信任气氛,都离这一前景的实现相去甚远。

王建: 中国也要考虑与日本、韩国的军事合作,比如共同开发高科技武器系统,共同构造军事防御体系等,经济整合必然会带动军事整合,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利。

乔良:日本现在的政治家也太喜欢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疑忌太深。它如果现在还看不到中国这个大市场对它的意义,对解救日本经济的意义,那就太晚了。

王湘穗: 我还有一个思路,可以叫“币缘圈安全合作机制”。就是在 “币缘圈”各国内部进行安全合作,如中国海军就可以和日、韩海军合作,联合保卫海路的畅通,这是安全上的国际大协作的思路。另外,包括产业分工也可重新规划,石油产品都不需要运到日本再进行加工,就在中国粗加工甚至精加工。日本就曾经有过一个设想,利用西伯利亚能源就地发电再输往日本。我们搞币缘经济设计,必须打破旧思路。

王建: 中国的防务应该是东亚防务的一部分,日本、韩国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各有分工。

王湘穗: 我们的讨论非常好,有一些新看法和新结论,比如刚刚讲的,币缘圈内部的军事合作的问题,这是原来从来没想到过的问题,老是觉得光靠中国现在的力量不够,要在军事上投资太多,又可能拖经济发展后腿,就没有想到可以用区域安全合作的方式解决。

李晓宁: 国防工业牵涉国家的安全问题,很多人认为应该由国家经营。可是美国的国防工业恰恰大量是私人企业来干的。甚至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是12家私人银行组成的。他们搞的也很好。为什么?我认为,一、美国有很好的法制系统,可以很好地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二、它们有私人企业为政府服务,接受政府订单的历史传统。美国企业无非是把政府看成一个比较特殊而又需要长期争取的大客户。自曾国藩搞洋务以来,历史上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建立这样的官民互利的机制,而是总是提倡以官本位为中心的经营方式。无一不僵化,无一不亏本。

王湘穗: 跨国公司的母国现在大都在美国,有一部分在欧洲,除了经济因素外,美国可以保卫微软、波音的利益,也是重要原因。现在许多大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块越来越大,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中国成为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国呢?天下三分,至少把一部分跨国公司挪到我们这儿来。这样的话,主要的利润也就留下来了。

王建: 到中国投资的这些国家,往回拿红利的不多,德国大众都是把它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再投资,它在中国的利润产生了,也记到它欧洲母公司的报表上,资本扩大了,也记到它母公司的资产账上,它不见得非要拿走。

李晓宁: 现在风行全球制造概念。跨国公司总部根据全球资源的情况,以最优化的配置来安排自己的科研开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企业活动。哪个地方的税收、人力资源或土地价钱最合适,我就在哪儿发展。

王建: 跨国公司在中国拿利润怎么拿?它把这个账做亏了,它在你这儿把利润压的很低,到它那儿卖高价。咱们的出口贸易一半以上是来料加工的。但是在中国销售产品,在中国本土取得的利润,它就不拿走了,它做再投资。现在大跨国公司越来越看好中国的国内市场,因为中国已经有1/10的人口年收入在3000到4000美元以上,而且富裕人口还在扩大,所以它们以中国为市场来整合它们的产业,例如韩国的三星公司决定把总部迁到北京,拿了4亿美元在国贸商圈搞一栋楼,并且说,要以中国的市场争世界大公司中的地位,因为市场在这儿。

在可预见的未来战争不会绝迹

力量的平衡可以建立秩序,出现和平时代,但平衡永远是相对的、暂时的,所以当出现了大的不平衡,原有的和平体系就会被打破,出现战乱。

血腥的军事性战争有可能找到它的替代品,不一定所有的情况下,都非要用暴力战争解决问题不可,但即使是“慈化的战争”也是体现强制力的过程,它有权改变一切。

王建: 和平发展环境,始终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力量的平衡可以建立新的稳定,出现新的和平时代,但平衡永远是相对的、暂时的,因为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所以当出现了大的不平衡,原有的和平体系就会被打破,出现战乱。

乔良: 所谓和平和理想都是梦想。有人做过统计,人类有史以来,甚至可以说有记忆以来,完全不打仗的日子,加起来一共300多天,3000多年里,一共有一年时间没打仗。

王建: 春秋战国几百年时间,持续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战国时代,年年不断的战争,年年打仗。春秋战国儒教不占主导地位,是兵家和法家的天下,直到秦统一,大一统的王朝建立了,因为要稳定,各个朝代的皇帝都要稳定,就把儒教捧上来了。

乔良:儒教受到尊奉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

王建: 那时候是兵家、法家占上风,那时候人们也不要战争。但是没办法,逻辑就是让你往这儿走。

乔良:比起一切理想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

王湘穗: 战争是体现强制力的过程,战争有权改变一切,包括所谓的规则。我们经常讲,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战争不可能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但血腥的军事性战争能不能找到替代品?这种可能是有的,比如金融战、贸易战等等,这些不是形容词意义上的战争,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就是说这些“战”也是利益不可调和的产物,也是用强力去解决问题。但是,它却不那么血腥,因为最血腥的战争是军事战争,军事战争是有组织的杀戮,其他手段没办法超过它。有人理解力不行,以为《超限战》要破“限”,就是用更残酷、更血腥的手段。问题是你不想想,还有比军事性战争更恐怖的手段吗?核武器都扔出来了,一炸就杀死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甚至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人杀死几十次,还有什么东西能超过它?所以我们分析,战争在走过原子武器为代表的“超杀”阶段后,正在进入精确武器主导的“精杀”阶段,已经有了“慈化”的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超越军事领域的战争”只能是“慈化的战争”。索罗斯发动的金融战争血腥不血腥?也有它血腥的地方。但是和二次大战比较,就不那么血腥了,甚至比科索沃战争也好得多,尽管同样都造成了南斯拉夫和马来西亚两个国家的经济倒退20年,但马来西亚死人要少得多。索罗斯达到战争所需要的一切目标,但是他的手不那么血腥。

王建:只要是战争,不管什么形式,就是寻求我的利益而消灭你的利益这么一个过程。你说战争有了“慈化”迹象,那只是在客观上,说主观上想让战争慈化,我就不同意。还有说其他“超限”的战争方式比传统战争方式更慈化,我看也难说,比如索罗斯搞的亚洲金融风暴,让整个亚洲损失2000亿美元,比二次大战造成的财富损失还要大,亚洲金融风暴后破坏了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失去收入,使许多人营养不良,由于家庭矛盾,社会危机,最后上吊、自杀或者生病,这个比直接杀死人更道德些吗?或者说索罗斯用金融战手段掠夺别人财富甚至生命,就比用战争受到掠夺别人财富和生命更“慈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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