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宁： 这个问题取决于美元与欧元对决，也与东亚经济形势有关，如果日元货币比较坚挺，或者人民币坚挺，到那个时候，谁好认同谁。大家根据条件进行调整，现在不能设计。
王湘穗：中国的国家心态要继续调整，因为我们从1840年以来，一直是在受欺负。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大国的心态，也就是积极参与并且积极主导国际和地区事务。最近欧洲两个思想界的重磅人物，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欧洲要有统一的外交政策”，这俩人原本在学术上有矛盾，但在关于欧洲未来走向的问题上统一了立场，希望告诉欧洲人应该有不同于美国的独立精神，然后才能有独立的经济，独立的政治。这和欧洲最近发布的宪法草案联系起来看，欧洲正在形成一个与以往传统国家不同的经济政治联合体，而欧洲的知识精英在极力推进这个进程。我们国家的也包括东亚地区的知识精英也应该积极推进东亚圈的形成，这是民族也是区域的最大利益所在。
目前中国的人民币还没有对外开放，不是区域或国际货币。现在一些国家能用人民币交易，但这并没有金融层面的意义。开放人民币，我们现在可能还不敢。这说明你的经济体还有硬伤。 王建曾经有一个设想，让港币和人民币形成一种连带关系，危机时彼此互为保险、互为支撑，平常可以加大融资和投资的力度。这样做好处是大陆与香港经济整合程度已经很高了，坏处是港币太小。
王建：有了连带关系就没有大小。港币小，但是后面有人民币撑着就行。
王湘穗： 主要是指经济规模。我想能不能与日本形成大陆与香港的金融互动关系？现在日本经济不景气，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的GDP是我们的4倍。中国与日本合作是需要仔细研究的。
李晓宁： 要形成投资中心，像伦敦市场、纽约市场一样。投资中心能准确地评估你的技术项目。
要以此聚集大量的国际资本。美国为什么好？就是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有这个企业就挣钱，就有好产品。改造好中国、日本、韩国的大学，从一个拷贝技术的国家走向技术输出的国家。那时不是制造业的转移，而是世界投资中心的转移。中国人要有准备，转到上海、香港来。
王建： 东亚经济整合，刚才说了很重要的观点，许多观点是互补的，也有时间顺序的问题。东亚元应该是经济整合到一定程度，再做货币统一，经济没统一，怎么统一货币。
王湘穗：东亚要跳出欧美两家的争夺，当第三力量极。
王建： 新的力量极也可能在老的力量极彼此削弱中形成，美国能取代英国的霸权，就是因为英国在欧洲的争霸战中力量被欧洲国家削弱。东亚首先还是要尽快迈出整合步伐。欧盟国家的主权让渡都很厉害，一个国家要想扩建个钢厂，没有欧盟的同意都不行，你讲的投资中心，实际上是资源配置中心，就是东亚计委，就像国家计委一样，要统一规划我们东亚的产业，中国有多少钢厂，日本有多少钢厂，我们形成产业链条，彼此之间能够组合起来。
超越非利益因素，加快东亚“币缘圈”成型(2)
王湘穗： 一般的策划人，就是策划一个项目，现在需要策划一个国家，策划一个区域，甚至是策划世界的策划人，可有“几人真是经纶手”？
王建： 有了东亚元，就分不出来国家了，以中国为主，还是日本为主，就没有这个
问题了。
李晓宁：凭什么到中国来投资，我有一个最大筹码，我的市场。
乔良：现在这几年，高端技术逐渐往中国来，也是迫不得已的。
王建： 湘穗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中国和日本愿意整合，就会形成类似中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关系，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但在日本上市，这和香港上市一样道理，日本也成了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我就同意你在这里的企业，大规模到东京上市。我们不要说民族工业，要保护自己的，什么领域不向人家开放，限制人家的规模，限制人家的区域，搞什么都行。
王湘穗：不必按国境线来划分经济，要把民族企业推到区域经济舞台上发展，要有币缘意识，也要让币缘中其他国家企业进入。彼此渗透，才能融为一体。
李晓宁：日本政府，政界人物，都想保住自己的边界线，日本的企业已经突破了。
王建：2002年5月在日本举行第八届亚洲经济论坛，讲的主题是“变动的中国”，中国去了5个学者，我也去了，讨论的问题特别有意思，通产省和大藏省的官员讲怎么防止空心产业，三洋董事长上去讲，我考虑的是我这个企业的空心化，我的产品比在中国生产的贵，我的市场都没有了，技术人员都跑到中国去了，我的产业不往中国转就没生命力，我企业空心化了怎么办？空心化是政府担心的事，我不到中国，我先空心化了。
乔良：要让这些企业不空心化，只有到中国来，才能变成实心，才能不空心化。
王建： 一旦有了东亚经济区，有了东亚元，企业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就不重要了，因为都是在东亚经济区内，日本、韩国等也不必担心空心化了。东亚经济区的企业长大了，股市就扩大了，就需要源源不断地供给货币，虚拟经济也会发展起来。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是物质产业好了，虚拟经济就有很大利润支撑，就可以长得很快，如果东亚的制造业规模在三大板块中最大，东亚地区的虚拟经济规模也会成为最大的一块。
王湘穗：日本企业到纳斯达克上市，不如到香港上市，中国企业也愿意选择到东京上市。
王建：先得搞一个统一的产业分工，建立我们的产业链条。
李晓宁： 日本有一个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叫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它来不是打官司，而是长期在中国研究，大概二三百人干这种事情。如果中日出现大幅度的、大面积的经济合作，中日之间必然有很多的法律方面的建设。像规章制度的问题。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在进入中国10年之后，了解了中国各种法规，和中国实施的政策，也了解日本产业中间的问题。等到日本需要这个东西，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拿出一整套东西来。日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乔良：我们设计完了。
王湘穗： 经过我们的讨论，有一个问题渐渐清晰了，现在解决中国问题，也包括解决日本经济的问题，都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去思考解决之道，也就是在区域或者币缘范围内去考虑、策划解决的办法。如果局限在自己国家内部找办法，你就解决不了问题。日本10年衰退就是个例子。
李晓宁： 目前最大障碍不是在中国，是在日本，特别是日本政府。我常对日本人讲那句话：你老盯着那扇关上的门，久久凝视它，表示遗憾，以至于没看到很多新打开的门。你们不能老想着美、日早期的东西。
王湘穗：王建前天引了两句诗来比喻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一句是 “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是观察问题总是从“窗户”里往外看，另一句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不受“窗户”限制了，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视角。
乔良： 我觉得是这样，看问题你要爬到泰山顶上，不能在自己家门口看。但是解决问题，得在家门口，不能大老远爬到泰山顶去解决。我现在发现，解决一个国家经济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区域化而不是全球化。
李晓宁：新战国里面联盟的利益更加重要，新联盟、新利益、新关系。
王湘穗： 中国许多问题要在区域化的框架中间解决，要抓紧时间设计，提出自己的想法，主导这个趋势。亚洲区域国家要学习欧洲国家，任何国家都要进行主权的让度，你不让，别人也不让，大家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乔良：不能说你让，我不让，谁都不让就什么事也干不成。
王湘穗：还要有一套组织机制，博鳌如果纯粹开论坛没有意义，如果当成东亚经济圈合作架构的生长点，此事则大有可为。包括我们现在讨论这事，写出书来，就是让人看，让大家可以有意识去做这件事，至少知道还有这种选择。
王建：世界大势是三极鼎立，中国要搞区域联合，否则，实现工业化有很大难度，美国也不会让你长大，欧洲也不会让你长大，当东亚真正影响欧洲石油利益的时候，欧盟会对中国怎么看？这个问题在未来10年之内可能就会出现，10年后中国的石油进口可能就是5亿吨，你跟它不发生矛盾？一定会发生矛盾。如果不以东亚区域的力量与其他两大板块抗衡，以中国自己的力量单打独斗，就很难稳住阵脚。中国是如此，日本、韩国也是如此，因为大家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资源市场。
王湘穗：欧洲和东亚在资源地上是重合的，重合就容易引发冲突，这与一战、二战时代由于资源短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动战争的情况相似。俄罗斯会不会给中国或东亚区提供资源，这要看俄罗斯与欧洲区的经济一体化到什么程度，如果俄罗斯与欧洲利益一体，给你提供资源可能危及整体利益的时候，俄就会卡你脖子。
王建： 中国在未来20年内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完成工业化，而制约中国工业化的最大因素，不是美国，我们一不与美国争资源，二还会向美国提供产品，与欧洲的关系就不是如此，一是资源利益有矛盾，二是欧洲可以不要东亚的产品，现在的贸易额就不大，在东扩后还可以要东欧的。
乔良： 在我们这次讨论一开始就谈到结盟的问题，通过两三天的分析，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必要说得更深一些，现在的形势是除了美国可以一国之力，就能成一极外，其他国家都不能单独构成一极，而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世界最好的前景是三极世界，美国可是一极，再加上一些仆从国。而其他两极势必需要好几个大国组合而成。所以，中国要想强调所谓政治多元化，世界多极化，你就必须加入到某一极中间去，而中国要加入的这一极，就是东亚极，而不要舍近求远，与其他什么极结盟。
王湘穗： 南美国家包括巴西等国，都不愿意依附美国，可没有办法，它们很难形成新的经济圈。
亚洲不同，中、日、韩都不愿意依附美国，三家的经济规模不小，整合中国港、台地区后更大，自己开衙建府，与美欧在经济上鼎立不是没有实力和可能。日本现在明显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李晓宁：这次伊拉克战争，已经显示了美国力量不足。美国不愿意收缩也得缩。欧盟通过打伊拉克得到警示，制宪的速度要加快。俄罗斯是否能迅速回归到欧洲，显示自己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一体化，还有待时日。还有很大一块。美国在俄罗斯和法德之间拉拢波兰。俄罗斯与欧洲之外，还有好多制约因素。剩下就是一个中国和日本也有很大变量。朝鲜核问题将是考验。
超越非利益因素，加快东亚“币缘圈”成型(3)
中日还要等一段时间。
王湘穗： 中国是块头大底子薄，日本是金钱多气量小，两家肯定还要再磨合，但机会稍纵即逝。
乔良：欧洲的澡盆可以容纳俄罗斯，中国的澡盆也够大，足以容下日本。
王建：一个中国，可以顶两个欧盟。还有美欧冲突对东亚板块形成的推进。我还是认为美欧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场战争打到什么规模，我们很难预测。但是，我认为如果拉姆斯菲尔德、小布什，敢往前迈一步，一定是美欧之间的正面冲撞。这场战争如果打起来，东亚的整合有机会，它们顾不上我们。
王湘穗：像当了齐王的韩信可以在项羽和刘邦之间选择。
王建： 我是说，你看雅尔塔、凡尔赛、华盛顿协议，都是划分势力范围，我们现在要什么，就是要中东的石油利益，打到最后，大家必然把东亚这个作为一极力量谈新的世界格局，这个世界格局一定是战国格局或者是三国格局。
王建： 我们要考虑石油通道怎么放最安全，如果美欧冲突的结果是要重新划分利益范围，我们谋求是哪一块利益？
王湘穗： 俄罗斯是双头鹰，俄的政治重心在欧洲，但有一多半的地域属于亚洲，经济很可能分成欧洲、亚洲两个区域，应该让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加入东亚圈，成为东亚的资源基地。
王建：现在有这种趋势，但俄罗斯还是希望成为欧洲国家，在重大利益选择中可能还是会偏向欧洲，我们对此不能抱太高期望。
国家利益边界与中国国防战略走向(1)
中国这么一个人均资源稀缺的国家，我们的原料市场和我们的制成品销售市场都是国际化的，我们石油从哪儿来？走海上还是走陆路，从中亚地区过去，或者到中东，这都需要有大战略层面的考虑。你得发展用得着的力量，也就是能解决经济发展和资源需求的军事力量。
王建： 咱们还没谈到关于中国的军事战略，这个话题一直没展开说，经济前面也谈
得差不多，就是工业化规模大了以后，资源不够，最后那就得指向海外，怎么保证我们资源。适用的军事力量是什么？空军？海军？还是陆军?这个问题不清楚。
王湘穗： 我和乔良一直研究这个东西，但军事战略问题似乎不适合公开谈。
王建：讨论战略不应该成为禁区，战略与策略和作战计划不同，它主要是对核心利益的阐释和力量运用的基本思路，没什么保密的，美国国家战略都公开发表，连“先发制人”也敢说。
王建：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应该有一个大概的，趋向性的，指向性的分析。
李晓宁：先要看历史，我们原有的军事战略是什么，按照官方的表述，就是“积极防御”，这已经是50年来都没有变化过的，以前在积极防御的前面有一个前缀，比如说“诱敌深入、积极防御”。后来在研究对前苏联作战的时候，有人提出个问题，三北地区离北京那么近，你怎么诱敌深入？诱敌深入恐怕不行。有人就提出“北顶南放、积极防御”，一种意见是“依托筑垒的运动战”，改变战术解决战略问题。后来用了很聪明的方法，不搞前缀了，就是“积极防御”。这种表述与我们的军事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习惯于说的和做的要有模糊性。
从军事上来讲，就两种基本态势，一个是进攻，一个是防御，防御就不是进攻，这两个是排斥的。“积极防御”就不是单一的态势，积极防御是攻势防御，是通过战役、战术的进攻实现防御目的。外国人听不明白，能看懂。他们说，你们中国人一般不主动打别人，真需要了，干就干了。
王湘穗：兰德公司为分析我们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搞过一个报告,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使用武力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说中国以往在使用武力时,多按东方式的战略思维思考,重长远而不太计较一时得失,所以国外分析家很难从利害得失上判断中国会不会动武，但现在似乎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其实保持战略的模糊性和继承以往“四两拨千金”的勇气与技巧也是一笔战略财富,一笔无形资产,别轻易扔了。
乔良：首先是一个国家要有大战略，摸着石头过河，过了20年，达到今天这般光景，相当不易，但这不等于你有大战略。所谓大战略，是你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对自己的总体设计，以什么为目标？以谁为对手？取什么态势？谋什么利益以及如何实现？这是大战略。有了大战略以后，军事战略才会相应产生，有了军事战略，才会有军队发展战略。军队的发展战略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战略。你的军事目标，不能高到你的国力都达不到，或者说承受不起，这样的目标制订了也是白搭，因为无法实现。以航母为例，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经济没有一种张势，对资源能源的需要也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要航母干什么？但现在不同了，正如晓宁说的，如果可控核聚变不能解决，那么石油就继续是你的要害，继续会卡你的脖子。我们俩虽说都是非航母派，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认同美国战略评估司司长马歇尔的看法，认为航母是“活棺材”，是高价目标。但为什么即使这样，美国也绝不肯放弃，仍然保持了12艘航母？就是因为它目前还能在美国的军事霸权中发挥重要作用。打大国它没试过，但打小国，打弱国，打表演赛，现在看来还是没问题。所以说，我认为中国下一步，还是要在大战略明确之后，才能提出相应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发展战略。
王建：谈新战国时代，不谈中国军事战略肯定不好，军事力量要与国家力量增长相适应。
李晓宁：海军原来就是搞“近岸防御”，到20世纪80年代变成“近海防御”，什么是“近海”，从《军事大百科全书》看，中国近海是领海，是南海、东海、黄海、渤海，现在网上大讲第一岛链，讲远洋海军，就是全看到了这种趋势。
乔良： 日本、韩国的军事战略比较接近，在制订战略时，一切只看实际需要，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和赢得军事胜利，别的因素很少顾虑，“洋上歼敌”，跨出国门作战，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都是半岛国家，三面环海，在领海之内歼敌没有意义，弄不好就把战火引上岸来，所以只能拒敌于大洋之上，而不能在家门口。非常实际，也非常实用。它的国家和军队在性质上与我们很不一样。
王建：我们战略资源的获得，俄罗斯是靠不住的，远东的原油和中亚的原油，不要打太多的主意，应该是中东原油，第二个资源方向是澳大利亚，工业化没有钢铁是不行的。两个资源指向就决定我们贸易通道的朝向，这个很简单，两个贸易通道，我们怎么走?比如说陆上通道，就是石油通道，我们可以考虑走陆上，走陆上好处，避开了马六甲海峡。东盟国家未来对中国来说不仅只是合作，也有竞争一面。对中东的石油不但是欧洲人在看，东亚国家、南亚国家都在看。印尼过去是石油出口大国，高的时候出口2亿吨，现在是1亿吨。印度变成进口大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现在是有油，将来人均收入提高了以后，进入汽车时代以后，也是没有油出口。石油人家给你封锁马六甲海峡，你不傻眼？就得走陆路，陆上从哪儿过去？可以考虑从巴控克什米尔这个地方进入巴基斯坦，然后到印度洋，绕过马六甲海峡。建立一个管子，把油引入中国，再到东亚。
王湘穗： 这还是大战略问题。现在看来，有能力保卫所有通道的，世界上就是美国一家，但东亚区的军事力量至少要能护住自己的生命线。
王建： 进入新战国时代，战争与和平是相对的，局部地区的战争摩擦是不断的，每一大国，每一个力量极，都在控制其他力量极超过我的可能性，一定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抑制你，我们争取的朋友，一定是它的敌人，反过来也是如此。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要从实力和利益出发，实力强的一方得到多的利益，实力少的就让出利益。光经济实力也不行，所以要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中国还得自己发展海军，而海军主要的方向，是保证我们的海上通道。
乔良：澳大利亚，它的政治选择是脱亚入欧，所以它到关键时刻会不会把你所需要的东西给你？难说。
王建：我们要争取它脱欧入亚，从澳洲的地理位置看，它融入东亚是最有利的。
乔良： 从争取的角度看，中亚5国倒是很好的对象，我们可以在中国西部边境地带，建立一个深圳式的特区城市，从经济上与中亚5国互动，使中国经济自东向西辐射，倒是有可能的。
因为对大家都有利益，都有好处。
李晓宁： 我有过这个想法，建立两个新特区，一个黑龙江特区，一个新疆特区，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看，俄罗斯的情况有很多变数。
王建： 我的观点还是，如果用中亚的油，很容易受到俄罗斯的牵制，你没法保证，但是用中东的油，是从喀拉昆仑山南翼走，走红旗拉辅那个通道，想法从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是战争的成本高，还是经济的成本高，要有个比较。
乔良：铺设油管是最好的办法，油管不行，就得铺高速公路，走西北线去中亚，走西南线穿克什米尔经巴基斯坦去伊朗。
国家利益边界与中国国防战略走向(2)
王湘穗： 主要资源的稀缺是我们的一个致命弱点，许多战略设计都是为了破这个局，其实还有一个破局的思路，就是彻底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搞石油的替代能源。人们一般认为要算经济账它是不合理的选择。如果你把经济的范畴放大一点，把军备费用和各种安全成本都考虑进去，它就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合理性。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恐怕得下决心。如果不下决心，受制于人的基本态势难以改变。与北美圈和欧洲圈相比，东亚圈在资源上处在最弱的状态，在今后的大三角关系中间就会被动。在战略资源上，求己还是求人，恐怕还是
应该求己。如果在技术上可能，即使在经济上算账不够合理，还是要算战略账，还是要上，这是一个大思路。
王建：未来的资源短缺只有寄托于技术突破，有没有新的能源方式？如果有新的低廉能源方式，不是不可能避免冲突，否则冲突就还是难以避免。如果有什么人想阻止中国的工业化，故意想用资源问题来控制中国，掐住我们的脖子，我们也得有能力来对付，否则中国工业化过程可能就会中断。中华民族就永远进入不了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这就给中国的国防建设提出了要求，你的国防应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链。
乔良： 现代经济的获利方式，已使军事扩张、领土扩张变得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即使中国将来变得更强大，甚至其他帝国垮掉之后，它也不会选择领土扩张这条路来发展自己。但是，中国的资本扩张，我认为是迟早要到来的。因为，没有资本的扩张，中国就只能在制造业或实物经济阶段，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这里所谓扩张，是指经济发展向外延伸，但不是侵略。我们主张通过平等合作互利的方式实现扩张。
王建： 我一直在想，对美国和欧洲这些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到虚拟经济生存状态的国家力量集团来说，由于它们生存方式的变化，已经不可能用传统的军事方式和手段来保护自己的金融与货币利益，但对中国这样的还没有进入到虚拟经济生存方式的国家来说，实物经济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欧美的生存方式，可能不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对国防需要来说，也会是如此。当然战争永远不是最好的选择。
乔良：这就要看中国如何用自己的经济强项，与周边富有资源能源的国家进行优势互补了。
王湘穗： 资源问题是东亚币缘圈的，也是中国的最大问题。我们应该搞石油的替代能源，不然不论从欧洲手里拿，还是从美国手里拿，都是与虎谋皮的事，应该从战略高度去抓能源替代，像搞两弹一星、863计划那样抓。
王建： 一个开发核能，一个是煤的净化技术，还有水能也可以开发。突破电池技术，汽车可以不烧油。但相当一部分资源还是替代不了，像石油化工，不光都是炼油，是生产塑料，化纤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已经深入融进了我们的生活，没有石油，怎么办。
王湘穗：我这样想，你如果要降低外汇储备，要花钱，要推动城市化，就应该搞大规模的替代能源，搞整个产业的替代模式，包括发展核电站和新的能源技术。就是要利用经济高成长的势头，现有的财政盈余，外汇储备，主动进行能源结构调整。如果不主动进行大的战略选择，彻底改变我们现在战略被动的态势，就很难使我们在与其他币缘圈中占据主动地位。
李晓宁： 目前能源替代还不能解决。工业世界基本上还离不开石油。一切都和石油有关系。石油太重要了，它跟煤还不一样，不仅仅用在燃料上，化工产业、材料行业都离不开。几乎任何工业产品直接或间接地都与石油有关。如果氢的利用，就是核聚变可控了，这个世界马上就会被改变了。这些技术的突破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我估计在近一二十年就会有突破。
王建：改变未来。
乔良：现在OPEC也很狡猾，每当有国家快搞出替代性能源的时候，它马上就降价。
李晓宁：科技有两大关键，一个是生命科学，一个是能源科学。这两个点是决定人类今后生存的重要关键。
王湘穗： 美国费城有一个工厂利用各种废料生产石油，已经达到了工厂化的程度，据称此项技术如果普及了，最终可达到年41亿桶的规模，可使美国完全不必进口石油。这个工厂主要是民间风险投资，政府也投了一部分，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战略难题，这恐怕只能在市场充分发育的西方才能做到，但我们也不妨学学。还有就是要学会在币缘的框架内思考和解决问题，有些技术可以和日本、韩国，也包括中国台湾一起研究，咱们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肉”注定会烂在东亚这口“锅”里，所以应该制定统一的菜谱。
王建： 中国的东部地区，集中了85％经济产出，我们的经济布局主要集中在这个地方，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西南地区，没有一个大型炼油厂，我们的油全从海上过马六甲海峡，我们大的炼油厂全在东部沿海地区，如果是发生战争就很被动，所以要早作准备，在西南地区部署油厂，炼好了油，往东部输，或者走长江水道运。在西部地区建立大的炼厂，一个大的项目没有七八年不行，你把管子修好，没有炼厂也不行。还有一个问题，也与军事问题有关。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外资的推动关系很大，是外资出口带动型的增长，来料加工已经占到出口的53％，3000亿美元出口里边有一半以上是来料加工。来料加工有什么特点？中国人得35％的手续费，我们自己赚不到多少钱，外资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开始配起套来，形成自己的生产体系。你看浙江模式不一样在哪儿？浙江从生产到销售，全是一条龙的。拿温州的打火机生产来说，一个打火机有20多个零配件，在温州形成非常细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都是以家庭工厂为基础，然后到市场一采购就组装出口了。现在不但生产打火机是这样，也开始生产很复杂的机器设备。所以在浙江，每一道加工环节都在中国，每道环节形成的利润也在中国，利润虽然很薄，但还是比加工贸易挣的多。这一点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发展很重要，如果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它们在国内形成产业链，它们的产业和技术能为我们的军工所用吗？发展民族工业，既能为军，也能为民，但外资工业体系不是军民两用型，这就把发展民族工业，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提上了国家战略高度。
乔良： 咱们国家的战略产业，民间企业家是进不去的，所以这个产业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竞争，这是一。第二，既然战略产业是垄断产业，它当然也就垄断了价格，结果只能是大大增加军购成本。
王建： 民营企业进来，大家竞争，我看到过一个数字，民营企业投资的产出率和国企相比高10倍都不止，比如李书福搞的吉利投了多少钱，10个亿，我们国家计委领导到那看了以后，叹息不已，让国家计委投资，100亿干不下来，发展民营企业，提高了它们的技术水平，也提高了国家的国防工业安全度，还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国防成本，是一举三得。
王湘穗： 广州市开发区的一个民营企业的红外成像仪是国内最好的，而且是全球两个最好的公司之一，这个民营企业进口了一些核心技术，自己也发明一点技术，它的红外成像仪比正规军工厂还好，价格也便宜。就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搞军工的路能走得通。
王建： 军事工业和民族工业、民营工业，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军事工业是制造业，是竞争产业，竞争产业不该是国有，这个产业要开放，让民营企业进来。
国家利益边界与中国国防战略走向(3)
王湘穗：现在讲保护航路，一讲就是用海军，按照现在航空技术水平，只要思路对头，也可以用空中力量保卫航路安全。美国空军的战略就是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它可以通过天基卫星作为感知系统，利用长航时的无人机作为打击手段，这种方式对付小规模的海盗完全可以胜任，如果必须战争解决问题的时候，再动用海军，或实施大规模空中打击。
王建： 美欧冲突不会停下来，美国当前要打的，就是老二，就是欧洲，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双方可能势均力敌，两败俱伤，美国必然要经历一次瘦身过程，资本市场的缩水过程，美国还要扶植它自己的制造业，它一定是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扩大国内市场，又有一个美国的制造业需要寻找出口市场，就能和它合拍。
乔良：为什么王建的预言有可能真正兑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要瘦身它的军备就得减，不能整个国家瘦身而三到四千亿的军备不减，那是不可能的，但军费一减，军事霸权就会跟着削弱，如此一来，资本缩小——军备裁减，二者之间变成恶性循环，循环往复的结果，就是帝国命运的终结。
王建：它的货币霸权一旦丧失了，它的军事霸权也没有用。
王湘穗： 美国拼命一搏之前，中国尽可能减少损失，把外汇储备降下来，同时抓紧时间培育自己的市场体系。
王建： 咱们也得培育咱们的军事实力，咱们军事实力弱了，你整合东亚，人家也不信任你，别人一捅你，你也垮了。
乔良：你弱也必须让你的军力和你的国家信用有一种自适应。也就是在弱水平上达到自身国力与军力的均衡。
王湘穗：你得提供信用保障。
乔良：万里赴戎机不行，千里你总得行吧？要不，让你的对手在你的家门口掐你脖子？
王建：有人在中国台湾或者日本，或者在朝鲜半岛打仗，我有这个能力制止你。
李晓宁： 参照美国的空军全球性的战略，全球到达，全球力量，还有全球警戒，至少中国空军应该做到区域力量，区域到达，区域警戒。
王建：中国这么一个人均资源稀缺的国家，我们的原料市场和我们的制成品销售市场都是国际化的，我们石油从哪儿来？走海上还是走陆路，从中亚地区过去，或者到中东，这都需要有大战略层面的考虑。
乔良：这种选择对中国既现实又很模糊。
王建：我们在中亚这块还有谋到资源的可能，海湾那块最后会变成欧洲人的利益，美国控制中东原油为了控制欧洲，欧洲控制不住，海湾对它并不重要，它从加拿大、阿拉斯加、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国都可以得到满足自己需要的石油。
王湘穗：军事力量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不能没钱就欠账，有钱就多给，要根据军事战略和发展战略的总体设计拨款，有麦克纳马拉式的现代军费管理模式，才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事力量体系。靠军备竞赛解决不了问题。按照冷战时期军备竞赛的统计，俄罗斯的军费保持在财政开支的18％到20％水平上，结果就被拖垮了。中国不能陷入军备竞赛的泥淖。
乔良： 按有关专业人士测算，一个国家军费超过财政开支18％，这个国家基本上就会被拖垮了。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即使你的军费比重到了18％，你也不行。为什么？就因为你的起点与别国不一样，美国到3％就够用，日本突破1％就够用。你却不行。你的起点太低了。所以中国不能只在增不增加军费上动脑筋，更要在把有限的军费花到什么上面动脑筋。
李晓宁：欧洲和美国闹翻了，处于对抗状态，欧洲要增加多少军费才够用？
王湘穗：我跟乔良最近一直在研究美国的军事，我们发现美国的军事体系中存在着一个陷阱，就是高技术陷阱。美国人建立了一套装备体系和战争模式，诱使或迫使你尾随去追，结果你花的钱比它要多，效果要差，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以前有过，你现在有了，可我仍然在这种模式中遥遥领先。在博弈中，你这种尾随式的追赶一点意义没有，绝对打败仗，南联盟、伊拉克就是这个教训。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对于整个国防体系、武器体系、作战方式都需要有一套自己的完整设计，这套设计绝不能尾随美国去搞，还是应该记住那句老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新战国时代要讲和而不同
面对历史问题，中国应该讲现实主义，甚至应该讲未来主义。善于面对未来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HK〗
王湘穗：和而不同的思想在春秋战国出现的，是在中华民族成长的强势阶段中出现的一种精神。
王湘穗： 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恰恰是重塑精神的时机，我们需要一种能动员起全社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对于未来的区域整合很有好处。
李晓宁： 既要把西方逻辑东西摸透，也要看到中国模糊思维的好处，应该搞清它们的生成和实践过程。
王湘穗： 原本中国的精神中还是挺宽容的，太刚性了就无法适应变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新战国时代，在精神上必须有容，不然对谁也看不上眼，怎么搞区域化、全球化？
王建：用历史的眼光看，国家体系始终是个变化的过程，没有永久的国家。你看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前，是几百个小国，经过战争，变成了十几个大国。冷战之后大欧盟再整合，变得更大，中国大陆、中国港、台地区和日本、韩国整合在一起，美国是整合南、北美洲。这些整合都不是以前的联盟，而是谋求国家形态，是加盟的国家要让度主权。所以新战国实际会变成三大国家体系争霸，在每个国家体系内部，都会形成自己特色的对内对外关系，甚至不同的道德文化。
乔良：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是两回事。
王建：从小同到大同，最后会不会是三大经济区整到一块，世界大同？
王湘穗：大同不好，还是“和而不同”好。但你说的前景不能排除，至少是通往全球化“罗马”的一条道路。
李晓宁： 一本书最核心的部分是对一个重大问题的分析，不要强求每个地方都很好，如果太注意那些，会影响整个书的。
王建：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中华民族要有面向未来的大胸怀，大境界。但也不能不讲历史。列宁说：“忘记过去，等于背叛。”问题是如何讲法，算法?
李晓宁：这个账有个算法，算现在还是算以前。
王湘穗：面对历史问题，中国应该讲现实主义，甚至应该讲未来主义。善于面对未来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看看法国和德国，历史上是夙敌，现世在做朋友。欧洲复兴的基础就是法德的和解。亚洲要想与欧、美平等地立足世界，中国和日本就必须携手合作，这不是情感的选择，而是利益的选择。
李晓宁： 发生冲突以后，要有谈判。为什么美国200年超过欧洲？我认为判例法帮了美国很大的忙。判例法就包含着谈判机制。所以判例法纠错能力强。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才能出来施展，也会根据其发展调整制度使之与社会适应。
王湘穗：如果过于纠缠历史，缺少现实主义态度，这种精神状态很难适应变化。刚才晓宁讲，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的判例法，就是要在法理层面保持弹性。
李晓宁： 一旦中国和日本合作以后，它也是大陆法系，在日本打一场官司需要极长时间，司法上不协调，两家怎么弄这个事？发生纠纷长时间摆不平，怎么发展？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就在做这个基础工作，反过来我们中国没有人做这个。
王湘穗： 我们是大陆法体系，过于刚性。我们能不能利用后发优势，在法制上搞一锅“疙瘩汤”，给判例法留下一个接口？
李晓宁： 中国连民法典都没有。正在起草，这是一件大事。做这个事非常非常难。
王湘穗：你觉得美国的判例法比较好，更适应中国？
李晓宁：那倒不是，但应该吸收判例法的优点，只不过在我们有生之年不容易实现。现在大部分出国学法律的人，都从美国回来，他们的很多建议都是美式的，一用，对不起，法律是有传统的。我们没有判例法的传统。
适应危机化生存(1)
不能再把危机当成小概率事件，危机已经由个别的孤立事件变成普遍现象，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现在人类生存已经是一种危机化生存。我们不能仅对危机进行一般性、随机性的关注，而是要把应对各种危机、控制各种危机放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上去思考和把握，应加紧对控制危机作出制度性安排，加紧建立中国综合的危机应对体制，这是中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上控制危机的基础条件。
王湘穗：2002年底，刘亚洲、乔良和我一块研究了危机管理和控制的问题，在国家安全研究委员会的年会上有一个发言。基本看法是要把危机问题放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否则就可能把本可避免或可控制的一些突发事件，演化成了一场社会甚至是国家危机。研究进而控制危机，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无法回避的大课题。研究的时候，主要是对“9·11”和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现在“非典”一闹，再次提醒了人们，不要再把危机当成小概率事件，应该明白现在人类生存已经是一种危机化生存。
乔良：我们认为危机是由非常事件引发的险急状态。今天的危机与以往相比，危机自身也正在出现值得关注的变化。危机由个别的孤立事件变成普遍现象，大量发生的危机和更多的隐患，使危机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危机由偶发事件变成频发现象，自然界越来越经常、越来越严厉的报复，既加剧了全球的贫困化问题，又凸显了缺少合理公正的全球秩序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间的巨大反差。有些危机久治不愈，成为令一些国家政府头疼不已的安全公害。危机由主要是单一因素事件变成复合型事件，如今任何一种危机，不论是否因单一或多种因素引发，都势必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复合性危机的特征，由此及彼，由简单变复杂，为当政者始料不及；一些局部危机往往会迅速蔓延，酿成全局性危机，如在“非典”传入北京的初期，因多种原因致使信息严重失真，几乎让一场一般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变成了严重的政府信任危机；一国危机随时可能转化为跨国危机。发生在任何地方的危机，都可能迅速扩散，冲击其他国家，蔓延到整个区域甚至是全世界。
王湘穗：长期以来，防止敌对国家的入侵一直是各国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国家安全资源的运用和国际秩序的设计都侧重于此。中国的安全战略也不例外。
随着两极格局解体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单一领土扩张为目的的战争日渐式微，中国遭受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相对降低。同时，改革开放的深入带来了社会阶层间利益格局的全面和深度的调整；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使中国从中获利的同时，也难以完全回避各种国际争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广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中国面临的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危机因素也会大大增加。
乔良：这些形形色色的危机扩大了确保国家整体安全工作的内涵。它要求我们不能仅对危机进行一般性、随机性的关注，而是要把应对各种危机、控制各种危机放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上去思考和把握，扩大防范和控制影响国家安全的视野，尤其是那些可能带来难题、带来麻烦的非传统战争的危机因素，那些可能制造危机的国际敌对势力，那些远比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成本要低得多，回报率也高得多的战略选择，那些可能陷我于危机之中，趁我首尾难顾时直接攫取利益，延缓我经济发展进程情形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