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人马6 月26 日回师武汉时，汪精卫尚未公开叛变。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东征讨蒋。正在这时，忽传何键的35 军要在汉口闹事，一时间，风雨满城，人心惶惶。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他和共产国际代表都对汪精卫集团采取无原则的让步和妥协。竟下令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使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
28 日上午，贺龙专程拜望了第6 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林伯渠，两人交谈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使贺龙颇受启发。
在这重大的转折关头，对于贺龙这支生力军，各方势力几乎天天都在争夺。汪精卫嗾使唐生智派人拉拢贺龙。蒋介石对贺龙恩威并用，软硬兼施。7月初，周恩来在周逸群的陪同下，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公馆会见了贺龙，使贺龙更加清醒。面对极其复杂而严峻的形势，贺龙对周逸群坚定地表示，不管形势怎么变，我贺龙要始终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对于蒋、汪的说客，贺龙断然拒绝。他把蒋介石派来的说客、参谋长朱绍良“礼送”九江。
贺龙为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政治立场，从位于英租界辅堂里92 号寓所搬进了俄租界苏联鲍罗廷的公馆。这里是中共中央上层核心人物活动聚集之处。
贺龙在此了结识了许多中共要人。
后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八一’起义前，党中央改组后的几个临时负责人，翟秋白、张国焘和我曾酝酿过在武汉起义，当时动员了叶挺的11 军，贺龙的两个师。那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在那里有周逸群做党的工作。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旗号，要搞土地革命，反对国共分裂。提法、口号是正确的，但起义如何搞大家都不清楚。”由于种种原由，没有在武汉起义。
7 月5 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在武昌旧督军署内，举行了盛大的就职大典。会后，与会者联名通电讨蒋，次日，汪精卫正式提出了东征讨蒋案，武汉国民政府遂决定东征讨蒋。唐生智为总司令，何健从江左岸进兵，程潜、张发奎从江右岸进兵，叶挺、贺龙两部为先锋。
贺龙人马行至江西省九江，武汉政府却下令停止前进。因是冯玉祥同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携手后，蒋冯联合发表了声明。7 月13 日，冯玉祥在蒋介石的代表王正延催促之下，一日数次电武汉汪精卫集团，并提出宁汉合作的条件是限鲍罗廷5 日离开；立即宣布。“清共”；驱逐各处共产党分子， 逮捕陈独秀及其他共产党领袖；解除邓演达一切职务。14 日，汪精卫等召开秘密会议，部署了反共与“清党”。在次日召开的“分共”会议上，汪精卫宣称：“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还通过了处置国民党内共产党员案，正式宣布“分共”。至此，国共第一次合作最后破裂。
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的当天晚上，周逸群立即找到贺龙，怒挑双眉说道：“文常，汪精卫宣布了‘分共’，现在正在武汉抓捕共产党员和工友们！”
贺龙一拍桌子道：“东征讨蒋，汪、唐却大军按在这里不动，我琢磨这其中定有缘故。”他抬起头来又说：“逸群，我对共产党是没说的，可有一点对你们不满意，你们抓工会、抓农会，连妇女、童子军都抓，就是不抓枪杆子，我这目不识丁的人还知道枪杆子厉害呢！”
周逸群叹了口气说：“一言难尽，以后你会明白的。现在，党中央要我和你谈一谈，请文常伸手帮助共产党度过这难关。”
贺龙立即诚恳地答道：”逸群，有什么你就说吧！”
周逸群接着说：“现在武汉反动政府正到处抓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员，为了不使我们党受更大的损失，我们有一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要安排在你的部队里。”
贺龙毫不犹豫地说：“请你转告党中央，我贺龙脑袋掉了也要救这些红脑壳壳。”他想了想，又说：“这样吧，我在九江大摆宴席，庆贺我荣升20军军长，你们那些党员、团员、积极分子，都来做我的客人。”
按他的这个高招做了，武汉和两湖各地被解散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及在“清党”中被各处“礼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被贺龙巧妙地收到20 军中。段德昌、陈赓、陈章甫等优秀共产党员、著名记者范长江等， 还担任了20 军中的重要职务。
7 月23 日晚，谭平山在九江饭店20 军司令部，会见了贺龙。谭平山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国共两党合作时，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任农工部长，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同陈独秀、汪精卫都有不同的看法，并多次争吵。
汪精卫“分共”之后，中共中央改组后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前往九江，组织在北伐中的部分力量，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军阀。20 日，谭平山在九江主持召集有关负责同志开会。
会上，提出了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 军参加南昌起义。这时候，鲍罗廷、瞿秋白正在庐山，李立三、邓中夏带着九江会议的意见，上山请示了鲍、瞿。瞿秋白即到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起义方案决定后，谭平山即做争取贺龙的工作。当谭平山把中国共产党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的打算告诉贺龙后，贺龙立即说：“早该动手了！”又愤愤地说道：“什么东征讨蒋？汪蒋早已穿了一条裤子，那南京武汉要人，明来暗往，如同穿梭，干什么？还不是明里踢脚，暗里拉手？谭先生放心吧，共产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干。”贺龙说到此，又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补充说：“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换上草鞋，再上山拉队伍！”
谭平山听了以后，激动地握着贺龙的手，说：“贺军长，共产党永远忘不了你！”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组织南昌起义之际，国民革命军第5 路军总指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在九江甘棠湖烟水亭大摆宴席，“招待”在浔的各方将领，赴宴的有第4 军军长黄滇翔、第9 军军长金汉鼎等，叶挺、贺龙也参加了宴会。
宴会上，朱培德对贺龙倍献殷勤，并道出了汪精卫、张发奎之意，邀请贺龙、叶挺赴庐山开会，共商军机大事。
原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等已经定下密计，他们要把贺龙、叶挺骗上庐山，借机夺了他俩的兵权，尔后再把这两支人马调开。朱培德宴请贺、叶，是大骗局的第一步。
汪、张等万没料到，他们定下的这个阴谋，被第4 军的参谋长叶剑英知道了。此时叶剑英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其真正的身份还没有公开。他以4军参座的身份，参加了汪精卫、张发奎等策划害贺、叶的庐山会议。叶剑英当时心里极其着急，散会后，立即寻机下了庐山，直奔九江，先会见了叶挺。
这时叶挺正准备上庐山赴会。叶剑英把汪、张在庐山会议上策划的阴谋一讲，叶挺顿时后背流了冷汗，他紧握着叶剑英之手，说：“剑英，你担风险救了我们两支人马的性命。”
叶剑英又说：“要想法通知贺龙，咱们找个地方商量紧急对策。”
叶挺说：“甘棠湖中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咱们上小划子，到湖中商议。”
说罢，拿起电话告知了贺龙赶快到此湖中商谈要事。
在甘棠湖的小舟上，叶剑英把所知道的庐山开会的机密底细告诉了叶、贺。3 人经过慎重磋商，一致认为：不去庐山开会，迅速把队伍开往南昌。
7 月25 日，贺龙与周逸群在九江饭店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会上，贺龙表情严峻地说：“弟兄们，我找你们来，是告诉你们一件大事，想必你们也知道了，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像蒋介石一样，屠杀共产党员了。共产党怎么样，大家都已看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北伐的胜利。现在，我们东征讨蒋的队伍，停在九江不动了，为什么？说白了，就是汪精卫、张发奎对我们不放心，要把我们调开，对我们下毒手，而今，汪、张在庐山上，意欲把我和叶希夷（叶挺的字号）诱骗山上，解除兵权！”贺龙说到这儿时，台下的军官都睁大了眼睛，都为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而吃惊。贺龙继续说：“眼前的事，摆得很明了，一是把队伍解散，大家回老家去，这不行！”贺龙朝会场扫了一眼又说：“第二条，就是跟蒋汪一起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弟兄。”他把手一挥，“这一条，更不行！”贺龙炯炯的目光再次环视了一下会场。这时节，会场上可真静啊，静得人们的呼吸都能听到。足有一分多钟，贺龙的话，像从胸中喷出来：“弟兄们，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呢？要走跟共产党救国救民的路，愿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离开。可有一样，不许拉走队伍！”
贺龙这洪钟般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也激荡着每一个军官的心。
20 军军官们心中积聚多日的愤怒，一下子便迸发了。他们嚷道：“军长， 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们跟你走定了！”
那些胆小怕死的人，想到共产党正在倒霉时刻，心里打起了鼓。更有一些反动军官，听贺龙讲要投共产党，连夜就逃跑了。对这些军官的举动，有人报告贺龙，建议去追。贺龙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当天夜里，贺龙率20 军广大官兵上了火车，火车一声长鸣，穿破茫茫雨雾，直奔古老的南昌城。终于在1927 年8 月1 日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光辉节日里，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一起领导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并任起义军总指挥。他所率的第20 军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之一。在这年的9 月战局巨变之际，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 贺龙同志更加英勇地投入了新的征途，在龙腾虎跃的峥嵘岁月中前进..
陈司令员转战赣粤边和齐鲁大地（王辅一 李永春）
陈毅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字仲弘。1901 年8 月26 日生于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1916 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参加工人运动。1921 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2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 年春担任重庆《新蜀报》文艺副刊主笔。同年秋到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工人、学生运动。1926 年初毕业于中法大学文学院，参加领导“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后被派赴四川万县，推动川军响应北伐，并在合川参与沪州顺庆（今南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1927 年春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该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1927 年7 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后，他转赴江西，8 月上旬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部队，任第11 军第25 师第73 团团指导员。起义军南下失败后， 与朱德等整顿余部，转战闽赣粤湘边，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1928 年1 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1 师，任师党代表。
同年4 月与朱德率部到井冈山地区，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 军，先后任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 年初与朱德、毛泽东率4 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同年6 月主持中共第4 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 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全面汇报了4 军的情况，肯定毛泽东、朱德在4 军的贡献， 支持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红军的行动策略和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的主张。在周恩来主持下，代中共中央起草给4 军前委的指示信。回4 军后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第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古田会议决议。1930 年2 月任新成立的第6 军政治委员，后任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22 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等职，积极发展人民武装，参与领导反“围剿”斗争，曾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两次获红星奖章。1934 年10 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他留下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1935 年2 月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等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实现由集中作战向分散游击的转变。在敌人的分割、封锁与残酷清剿中，在赣粤边区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中共在南方的这个革命战略支撑点和一批战斗骨干。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后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编组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1 支队司令员。根据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他率领第1、第2 支队挺进苏南，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任江南指挥部指挥，率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继又率苏南主力部队北渡长江，任苏北指挥部指挥，联络友军和开明士绅，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指挥黄桥战役，同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为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940 年11 月，成立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与政治委员刘少奇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后， 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军长，与刘少奇等总结经验教训，领导部队整训。先后发表了《论建军工作》、《论军事建设》等指导部队建设的重要论著。指挥华中9 万部队，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坚持抗战， 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 年春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继续领导华中军民进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1943 年11 月赴延安。曾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时继续参与指导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1945 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统率华中、山东两大战略区部队，抗击50 多万国民党正规军向华东解放区的进攻，1947 年1月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创造性地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中，指挥部队连续取得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当蒋介石集中主力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时，又指挥孟良崮战役，一反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常用战法，出敌不意地歼灭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74 师。1947 年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同粟裕卒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及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协同，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 年5 月除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外，又赴中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从同年11 月开始，作为总前委的常委之一，参与组织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和东南广大地区。
1949 年5 月起兼任上海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东南沿海诸岛，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筹建华东海军、空军和技术兵种，加速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同时领导上海人民自力更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与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作战。1954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 年2 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66 年1 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遭到严重迫害。1969 年夏，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1959 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2 年1 月6 日在北京逝世。
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生前发表过多种军事、政治论著和诗词，1977年出版有《陈毅诗词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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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同志从1928 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率部赴井冈山会师，领导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亲领新四军转战，直至参与组织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不畏艰险，勇挑重担，治军有方，多谋善断，威震敌胆。他为人坦诚，兼资文武，博学多才，诗词闻名军内外。本篇仅记述他从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到进军中原这个时期创出光辉业绩的片断。
转战赣粤边
从1934 年10 月到1937 年秋，陈毅一直在赣粤边转战，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
1934 年10 月上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红24 师及地方武装共1.6 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命项英为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当时赋予他们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在苏区及其周围开展游击战争。中央还规定，必须待野战军突围到湖南后，才能公开宣布野战军突围转移的消息，并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 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必须坚守的阵地。
这时，陈毅因8 月在兴国老营盘作战中大腿负伤未愈，还躺在病床上。
本来，医院要给他开刀，但因没有电源，无法拍X 光片子，以致搁了下来。
当他得知红军主力将要转移时，十分着急，马上给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写信反映情况。周恩来接信后，在百忙中赶赴医院，询问情况，并将战略转移的安排告诉陈毅。医院接到周恩来派人送去电台使用的发电机，立即打开已包装好的调光机等医疗器械，给陈毅拍片、检查，确诊其右跨骨粉碎性骨折，随即给他动了手术。陈毅在麻醉清醒过来后，不顾刀口的剧烈疼痛，于10月10 日下午躺在担架上，到中央机关同周恩来等告别。
项英10 月12 日送别党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人及最后撤离的队伍，在第二天赶到医院看望陈毅，向他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部署，并就如何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如何坚持斗争初步交换了意见。
从10 月7 日起，红24 师和独立团、营奉命接替红军主力防务，让主力先秘密至赣南集结，补充兵员和弹药、物资，进行政治动员，并于10 月21日至25 日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踏上了两万五千里的征途。同时，积极打击敌人，牵制敌人，以策应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谭震林曾经指出：“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军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
陈毅为揭露国民党欺骗士兵、残杀人民的罪行，于11 月7 日发布了中央政府办事处第1 号布告，其中有鼓动白军士兵“莫听军阀欺骗”，“快把枪头掉转，实行暴动兵变，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等内容。这个布告很快传遍苏区内外。
1934 年初冬的寒风格外凌厉。
敌人乘虚大军压境。我军迅即采取措施。
这年11 月间，随着国民党军近20 万大军的围攻，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紧张。陈毅和项英一起商量对策，迅速对这场关系生死存亡的斗争作了新的部署。其中包括：派张鼎丞等一批干部到各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继续组织疏散，分散安置老弱病残干部，少数送到白区治病：新建中共信（丰）南（康）
赣（县）特委和军分区（后改为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调红军1 个营去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这为尔后转战赣粤边打下了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地根据项英、陈毅的安排，陆续开展起游击战争。
中央军区举办游击训练班，培训骨干，陈毅还给他们上过课。敌人占领瑞金等地后，游击武装立即建立起来，展开活动，用实际行动表明了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这给人民群众以鼓舞，给敌人增加了压力。
革命形势的恶化，少数不坚定分子叛变革命，投降国民党军。陈毅认为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对叛徒绝不能心慈手软。为打击反革命气焰，他断然以中央政府办事处名义，于12 月20 日发布紧急命令，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震撼了敌人、巩固了内部。
为了适应更艰苦的斗争形势，陈毅对政府部门作了认真精简、撤销或合并，将人员分配到各地参加游击战争。他的妻子赖月明，原在江西省少共儿童局工作，11 月就被他动员回她老家兴国县从事地方工作。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时留下的1 万多名伤员中，数千名重伤员的安置异常困难。到1935 年2 月，在于都南部还有2000 多名重伤员。他们行动不便， 严重的敌情已不允许他们集中安置。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向伤员讲明严重的敌情和险恶的处境，亲切耐心地动员他们立即疏散，同时亲自动员地方干部和群众分头收容安置。他恳切地对群众说：“你们把这些负伤的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
经过多方努力，群众把伤员当亲人，抬的抬，背的背，很快就把重伤员疏散安置了。
1935 年2 月5 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对中央这一指示和随后指示的贯彻，陈毅都参与研究，作出进一步精简机关部队、改变斗争方式的部署；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的集体领导，其余领导干部，包括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去福建领导斗争，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同志由武装护送向福建转移。
春寒料峭，形势愈加恶劣。
到2 月下旬、3 月初，数十倍于我的敌人向“三角地区”步步紧逼，形势越来越危急。按照中央分局部署，部队分9 路先后突围。
3 月9 日，陈毅和项英在于都南部的上坪预定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那一天，是异常艰难的。当时部队已经集合，但要等向中央的报告发出后才好走。
那时，由于中央和红军主力在长征途中，电台联络困难，待到下午5 点电台叫通时，敌人已经临近，电报发出后，就被迫埋掉电台，烧掉密码，从此，项英、陈毅同党中央失掉联系，更增加了新的困难。在他们行动前，贺昌带2 个营于下午3 时先行突围，中敌埋伏，部队被打散，贺昌牺牲。项英、陈毅带1 个营行动时己是晚上，又和敌人遭遇打了一仗。他们在那一带转来转去，就是转不出去，都碰到敌人阻拦。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分散行动，改向赣粤边突围。这时，他们巧遇原代英县委书记曾纪才，即由他带着走崎岖小路，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突出重围，于3 月下旬到达大厦（今大余）东南的油山，与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接着，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的余部也到达那里，加上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共1200 余人。于是，项英和陈毅确定在油山建立根据地。
时光短暂，找到了落脚处。
抓紧时机，统一思想，新的起点开始了！
1935 年3 月下旬，陈毅同项英到达油山后，开始了在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历程。
赣粤边，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的南方游击区之一。它位于赣南与粤北交界处，以大余岭之油山为中心，北与诸广山相连，南与九连山接壤，包括江西省的信丰、南康、赣县、大余、上犹、崇义、龙南、定南、全南和广东省的南雄10 个县的部分地区，中心区域在信丰、大余、南雄3 县毗邻之边界。此处地势险要，宜于游击回旋。
陈毅和项英进抵油山后，立即去看望从于都突围出来的红军指战员及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部队，对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指战员们看到项英、陈毅安全到达，非常高兴。陈毅豪迈地说：“国民党吹牛说已经把我们消灭在仁风山区了！嘿，我们却在油山上说话啦！”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指战员们。
项英、陈毅在听取了红军指挥员的汇报后，对赣粤边局面的开展及保存革命力量等方面，甚为称赞，同时认为有必要对今后斗争作出新的部署。
4 月中旬，项英、陈毅在大余县长岭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从汇报中看出，当时有三种情绪：一是，盲目乐观。认为在赣粤边已集中1000 多人，可以大干一场了。二是，盲动主义。认为应和敌人挤个痛快，拼掉几个算几个。
三是，悲观失望。认为革命失败了，应当躲藏不露面，红军主力不回来就不能和敌人作战。陈毅和项英一致认为，这些情绪问题不解决，斗争就难以正确地开展起来，必须尽快统一认识，便于统一行动。
项英在报告中，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提出了新的斗争方针，作出了新的部署。他指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虽然失掉，但红军主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形势的到来，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
他还针对游击主义倾向，指出：“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地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执行政策。”
陈毅在讲话时指出：红军主力转移，我们突围到油山，这是革命的低潮，但革命的高潮必然要到来，革命前途是光明的。同时，他提醒大家：“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现在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更困难的局面还要来的。”
陈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同敌人死打硬拼。他深刻、生动他说：
“如果跟敌人硬拚，拼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一个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我们要十分珍惜党的这些财富。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
陈毅在讲话中强调要转变斗争方式，改变不适合游击战争的做法。他说：
“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一方面要防止脱离政治的倾向，加强政策学习，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转变老一套作风，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迅速适应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胜利。”
项英、陈毅的讲话，使大家开阔了心胸，统一了认识，看到了全国革命斗争的风云，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增强了坚持游击战争的勇气和信心。
长岭会议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斗争方针：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在军事上，确定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在组织上，确定在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下，设信丰、南康、大余、南雄、三南（龙南、全南、定南）等县委，部队编成4 个大队，下面再设若干10 多人至20 多人的分队，便于进行小规模的、分散的游击战；在战术上，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体，反对硬打强敌或与优势之敌决战，以兜圈子、挺进游击和袭击动作，打击弱小之敌，来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
这次会议对分兵作战作了具体部署，确定在赣粤边的5 个地区，包括： 位于信丰和南雄交界处的油山区，南雄西北帽子峰周围的北山区，以大龙为中心的信丰、南康、赣县区，龙南、全南、信丰和南雄交界处的南山区，赣粤湘三省交界处的上犹、崇义区，分别建立游击区。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仅率1 个侦察班、一个警卫班在内的精干队伍，以帽子峰为依托，通过新建立的交通联系网，指挥赣粤边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长岭会议，是项英、陈毅领导三年游击战争的新起点，它对胜利坚持南方特别是赣粤边的三年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
赣粤边的阳光红似火。
“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激烈地展开。
1935 年5 月，项英、陈毅在赣粤边直接领导的游击战争，开始了艰苦的岁月。
这时，蒋介石为消灭中央苏区的共产党和红军，成立了以余汉谋为司令官的“赣南第6 绥靖区”，调集正规军和保安队三四万人，用赣粤边游击区周围的河流、公路、村庄构成3 道封锁线，开始大规模“清剿”。余汉谋还狂言：“要在3 个月内消灭游击队。”
项英、陈毅面对超过我军数十倍的强敌的进攻，坚定地紧紧依靠群众，运用公开与半公开、分散与集中、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来领导反“清剿”。
陈毅他们不能住村庄，就搭棚隐蔽。一般的，弄点树枝、茅草，就搭起来；条件许可时，就用竹子搭。后来，因棚子目标大，不能住，只好改用雨伞。大余岭的雨季时间长，他们就设法买雨布，在四角钉上绊子，挂在树上，既可以遮露挡雨，又携带方便。
陈毅他们为缩小目标，便把游击队化整为零。多者10 余人，少则三五人， 把打游击同做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成为“武装工作队”，他们改扮农民装束，把枪托锯短，以便隐蔽。他们与“清剿”的敌人捉迷藏，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暴露目标。
陈毅他们为对付“清剿”，提出了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的口号。要求干部、战士学会一门手艺，便于在赤白交界地区和白区掩护开展工作。交通员赖文泰是铁匠出身，就挑着担子走街串巷，通过为群众补锅补盆来进行工作。
杨尚奎会编篾器，就以此来掩护。有人问他是什么人？群众说“是新请来的篾匠。”人们见他编的自制品又细又密，也就相信了。不会手艺的干部、战士就下田劳动，和群众广交朋友，既扩大政治影响，又可逐步发展组织。
陈毅经常用毛主席教导的“叫化子打狗靠面墙”来启发大家懂得，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根据地，必须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反“清剿”。在基础较好的地区，组织不脱产的游击小组，仅油山和北山游击区就组织有以党员为核心的游击小组50 多个。他们配合游击队站岗放哨，当向导，作侦察，搞情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信丰上乐、坑口一带群众，组织起来为游击队站岗放哨，还规定了暗号，发现敌人进山就喊“牛吃禾了！”以示游击队上山隐蔽。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送情报，帮助购买食盐、电池、纸张等物品。1936 年6 月，陈毅伤口复发，在大余彭坑周蓝嫂家养伤，她精心照料，还机智勇敢地掩护陈毅躲过敌人的“搜剿”。
陈毅他们对游击队行动保密要求很严。当时，敌探常在路旁沟边察看有无游击队的足迹，到山顶上观察有无游击队做饭的火烟，在山林草丛里窃听有无游击队说话或咳嗽的声音，发现“情况”立即报告，调兵来“围剿”。
据此，游击队一般不走大路，专走小路、山路；遇到雨天，为不留脚印，有时干脆在水沟里走。对必经之路，留人在后面处理脚印。做饭时，尽量做到白天做饭不冒烟，夜间烧火不透光，陈毅还告诫行军爱讲话、爱开玩笑的同志：
休玩笑，耳语声放低。
难免无敌探，
前回咳嗽泄军机。
纠偏要心虚。
对反“清剿”战斗的原则，项英、陈毅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作了规定：
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嫌钱就来，赔本不干”，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游击队就运用这些原则，来打击敌人。
1935 年夏，粤军正在紧张。‘清剿”，油山游击队得知敌后方南雄的乌径空虚，就跳出敌包围圈，急行军100 多里，天亮前赶到乌径，全歼敌军靖卫团， 吓得“清剿”的敌人调兵回防乌径。5 月，油山游击队乘夜潜入大余的游仙圩敌据点，采用引蛇出洞的战术，将碉堡内的敌人引到外面加以消灭。接着，游击队又袭击了西华山钨矿局矿警队，打死矿警队长，扛走枪支弹药，迫使“清剿”北山的敌人调兵来安定后方。9 月，南雄游击队在甫雄至大余的公路上，袭击敌3 辆汽车，缴获大量弹药和医疗药品，还让驾驶员带走宣传品广为散发，影响很大。
红军游击队还根据项英、陈毅的要求，重视配合作战。当敌人大举“清剿”油山、北山地区时，“三南”游击队政委张日清奉命乘虚袭击了信丰的崇仙，捕杀了反动团总张校麟和“白师爷”。接着，他们化装袭击了青龙山下的大刘庄，打死恶霸吴保长，贴出用“中国工农红军赣粤边游击纵队军法处”名义的大布告。群众奔走相告：“红军回来了！”从而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鼓舞了群众，威慑了敌人。
项英、陈毅为便于不识字游击队员的记忆，把游击战术编成歌诀：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仗，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
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在反“清剿”过程中，项英、陈毅重视游击区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建立，发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模范作用。他们吃苦在前，斗争在前，鼓舞和带动了群众并肩战斗。
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赣粤边游击区军民共同努力，国民党军“3 个月消灭游击队”的“清剿”计划彻底破产了，不得不改为半年，后又限为1年，最后改为长期“清剿”了。
在反“清剿”斗争期间，对陈毅来说，最困难的莫过于缺乏药物。1935年6 月，他腿部伤口复发化脓了，行走困难，只靠万金油涂一涂，1 个月后脓穿了，稍好了些。可到9 月又化脓，待脓穿时，将腿捆在树干上，叫人拼命往外挤，挤出很多血水，还有两块碎骨头。这才把扯好的白布条抹上万金油，用竹签一点一点塞进伤口，他的伤口居然好了。这种难以忍受的疼痛，陈毅凭着顽强的毅力挺了过来，并在赣粤边坚持斗争到胜利。
反动派惯于施展反革命的两手伎俩，我军来个针锋相对。
国民党为抓住项英、陈毅，消灭红军游击队，在加紧派兵“清剿”的同时，还利用叛徒来破坏，他们利用叛徒龚楚就是一个大阴谋。
龚楚原为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 年2 月率数百人去湖南开展游击战争， 5 月在湘粤边叛变投敌。他向粤敌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受到敌酋的赏识和利用，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30 多人的卫队，要他到北山破坏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机关。敌人的这一招，用心极为险恶。
10 月中旬，龚楚带着伪装为“红军游击队”的卫队，来到北山的天井洞。
他们在那里转了两天，没见红军游击队的踪影。这时，一支反动武装窜到天井洞，同龚楚的“游击队”假打了一阵，就“溃败”了。龚楚在骗得红军游击队交通员的信任后，利用开“联欢会”
的机会，妄图消灭红军游击队，导致30 多名战士壮烈牺牲。游击队队长兼政委贺敏学身中3 弹逃出虎口，后方主任何长林被抓住后叛变。龚楚、何长林在搜捕途中，偶然遇到我侦察员吴小华等。何长林假惺惺地声称：“龚参谋长是刚从湘南来的，有重要事情要向周同志（项英化名）和刘同志（陈毅化名）汇报，请你给他带路。”吴小华警惕性高，感到奇怪，识破了敌人，机敏地设法对付，当引带敌人接近指挥部哨兵时，他就指着身后的匪徒大喊“他们是反革命”，哨兵连放3 枪，向指挥机关报警。
项英、陈毅等及警卫战士急忙离开指挥部的棚子，转移到后面山上隐蔽。
吴小华和哨兵则朝着指挥机关驻地相反的方向跑，以便引开敌人。敌人惧怕游击队实力雄厚，只好逃遁。
项英、陈毅对吴小华机智勇敢的表现，给予了表扬。同时，鉴于敌人已发现天井洞一带为指挥机关所在地，必定会大加破坏，于是在作出防范部署后，立即向油山转移。
果然不出所料。叛徒龚楚和何长林为抓住项英、陈毅，带着反动军队在天井洞附近严密封锁，日夜搜查，并将与游击队有联系的群众抓去拷打，甚至杀害，使北山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群众蒙受很大损失。后来人们把它称作“北山事件”。
陈毅他们离开北山向油山转移后，日夜在深山密林中穿行。他们避开大路，在树丛和荆棘中前进；遇见陡壁，就抓住岩缝里的粗藤往上攀；遇到下雨，山路滑，时常摔跤。陈毅拖着负伤的腿，有时一下就滑到山下了，大家风趣他说他“坐飞机”。他们还偷越了座落在赣粤两省的交界处，关楼南面嵌着“南粤雄关”，北面嵌着“岭南第一关”大字的大梅关。当他们越过著名的大梅关，继续前进数里到达仙人岭时，感到实在大累，就在避风的石助里稍事休息。大家头朝广东，脚向江西，躺下一会就睡着了。醒来，陈毅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