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陈毅从北山事件中，认识到巩固内部是个大问题，而这主要应靠说服教育。
当时，国民党对陈毅等造了很多谣言，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陈毅就用现身说法教育那些对革命有顾虑的同志。开始，国民党报纸称“陈毅股匪”。
有人问他：“‘陈毅股，是谁？”陈毅答：“那就是我。股者，一股两股，不成名堂之谓也。”过了些日子，国民党报纸又称陈毅为“陈毅散匪”。有人又问他：“‘陈毅散’又是谁？”陈毅又答：“还是我。”那人感到奇怪，说：“你怎么改名字了？”陈毅笑了笑说：“‘股’的资格不够了，是谓之‘散’。这样更好，目标小，少麻烦。”陈毅的乐观精神使大家增强了信心。
斗争的残酷，加上客观条件差，少数人发生动摇，以至叛变投敌。项英、陈毅认为，对叛徒要视情镇压，内部问题要靠民主的方法解决，启发指战员自觉自愿地从事革命斗争。陈毅说：“对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对讲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嘛！靠这种办法是没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干革命。”根据项英、陈毅的指示，游击队对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总是先劝他们留下，如一定要走也不勉强。有一次，陈毅在会上公开讲：“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愿意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呆不住，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再来。至于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陈毅讲后，有些人就说：“他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恰巧，这时有个出去的人在外面站不住，又回来了。这人用现身说法，认为在游击区自由，到外边吃饭、睡觉、走路都难受。这样，原来有点动摇的人也坚定了，红军游击队内部更巩固了。
钱，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也是影响内部巩固的一个问题。项英、陈毅在于都南部突围时，组织上交给他们几根金条带着。他们把这些金条缠在腰里，穿衣服多时还可以掩掩盖盖，到穿单衣时腰里就鼓起来了。少数新奇的战士，就对他腰里指指点点，有的还借机摸摸是什么东西。项英、陈毅对此也很重视，考虑颇多。如果分开带吧，等于给意志不坚定的发路费；如果只是他们带着，不仅瞒不住，而且还很危险，也可能被谋财害命，不如干脆把它说清楚。有一天，陈毅在项英陪着的情况下，把金条摊开了，对战士们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局面已略为稳定了，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在敌人手里。”战士们听后，说：“你门背的是金子，老早就猜到了。”项英、陈毅建议将金条分开背，战士们说：“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还是由你们背。”陈毅相信战士，善于引导，把带钱的问题讲清楚，又消除了一个影响内部巩固的因素。
敌人是不甘心的，自恃兵力强大，怎能放松“剿”字！
红军游击队又面临着新的考验。
1936 年春天，国民党为消灭项英、陈毅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令其驻大余、信丰、南康的军队组织对油山“搜剿”，并胁迫群众携带砍刀、火柴进山，妄图将树砍光、草烧光，使游击队无法藏身。
陈毅接获情报后，立即赶到项英驻地，共同分析了敌情，大余、信丰驻的是余汉谋的第1、第2 师，而南康驻的是保安队，不是一个建制，不可能协同动作。据此，项英、陈毅迅速作出安排：（1）把在信丰境内的指挥机关，分散到大余、南康境内，拆除游击队住的棚子，以消灭目标；（2）当敌人开始搜山时，游击队主力挺进到山外，袭击敌人据点和后方，迫使敌人出山；（3）发动被迫进山的群众，故意拖延时间，使敌难以按计划“搜剿”，进山后，由党员发动群众大声呛喝，示意游击队迅速离开；（4）发动不脱产的游击小组，在山外割电线，打冷枪，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吸引敌人出山；（5）
开展政治攻势，向国民党的保甲长发出警告。
几天后，敌分路出动，每路前面有群众二三百人，后面有1 个连的兵， 从四面八方向游击队驻地包抄过来，当他们进山时，就传出“嘿唷！嘿唷！”
的呼喊声，这是群众向游击队示意：敌人来搜山了。
受到敌人威逼的群众，在砍树时故意拖延时间。敌兵在，就用刀砍几下，敌兵一走开，就用刀背砍。结果，砍树的声音怪响的，可一天砍不倒几棵树。
敌人认为可疑的山窝子，就站在山上让群众下去搜。结果，搜来搜去，却搜不到一个游击队员。
敌人在信丰上乐地区搜山时，要群众放火烧山上茅草。这是很毒辣的一手。游击区军民就设法对付。大窝的党支部书记者郭和共青团员小肖，表示愿意带着敌人去烧山。
这一天，老郭和小肖拿着火柴，带着一队白军士兵上山了。上山必须经过一条没有桥的河沟，从露出水面的乱石上跳过去。当他们过河沟时，故意把身子一歪，跌倒在河沟里，还趁势把身边的两个敌兵也拉下水，另外几个敌兵的衣服也被水花溅湿了。敌人把他俩大骂一顿后，叫他们继续带路。当到达茅草山时，他俩把火柴掏出来一看，全湿了，根本擦不着。敌兵掏出火柴，一看也是潮的，没法擦。敌人无法，只好空手而回。
到夜里，游击小组就活跃起来，割电线，贴标语。落款有“游击队第×支队”等，搞得敌人惶惶不安。
当上乐地区敌人开始烧山时，上乐游击队政委吴汉财率领队员急行军80里，挺进到敌人后方的信丰犀牛一带活动，白天隐蔽，晚上出来放冷枪，贴标语，抓土豪，打乡公所。不脱产的游击小组配合他们割电线，在煤油筒里放鞭炮，虚造声势，纷纷传说游击队下山来了。游击队在一大块地区活动，闹得敌人晕头转向，吓得土豪劣绅纷纷逃进县城避难。
由于项英、陈毅积极领导反“搜山”，使敌人这次“搜山”的计划没折腾几天，只好草草收场了。
敌人的“搜山”以及移民，并村，给游击队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如何吃饱就成为他们当时的一个大问题。
有一次，陈毅与敌人突然遭遇，跟随他的警卫员也被打散了，他自己在茅草丛里躲了3 天，挨了3 天饿。第一天，他把随身带的盐，拌和着山上的糯米草（江西喂猪的饲料）嚼。第二天，他饿得爬不动，连到沟边取水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静静地躺着。第三天，被寻找他的游击队员救回去了。
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对当时生活作了生动的描述：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在那20 年以后的1959 年，陈毅在《忆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中，又写道： “在敌人‘清剿’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这时就来上个‘靠山的吃山’，吃竹笋、吃野菜、吃杨梅、吃各种野水果。有时还可以打野猪，打山鸡，或者干脆抓蛇吃，好在山是大山，只要胃口好，吃的东西总不愁的。比方马蜂的蛹，就是一种美味。..将幼虫搞下，拿来一炒，跟蚕蛹一样香脆。
做汤吃，白的象牛奶。夏天，山里的田鸡很肥，晚上弄个松光，一照一大堆，又可以对付几天了。”
陈毅的这些诗词和回忆，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反映了艰苦生活的情景，道出了战胜困难的途径。
1936 年6 月，新的情况出现了。两广军阀为联合反蒋发动“两广事变” 后，粤军撤走；12 月“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正规军调走。项英、陈毅迅即趁局势变化，敌“清剿”放松之机，集中力量打击民团和地主武装，扩大游击区，壮大游击队。在“两广事变”后不到两个月中，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在反“清剿”斗争后期，项英、陈毅根据更加艰苦、复杂的斗争形势，采取灵活的政策，决定在赤白交界地区建立“两面政权”、搞“黄色村庄”，以争取国民党的保甲长为游击队办事。大余县黄坑是游击队进山必经之地，陈毅带人夜入黄坑保长黄某家中，历数他的劣迹，并提出严正忠告，晓以利害，这个保长答应了所提要求，逐步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派”，黄坑成为“黄色村庄”。这就分化、瓦解了敌人，建立了新的革命基点，保存了更多的革命力量。
国民党军眼看着红军不但没有被“剿灭”，反逐步壮大了。他们岂肯善罢干休，只好寻机重演故技，梦想一举诱捕红军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
几个叛徒为邀功图利，献媚于敌，设下了穷凶极恶的陷阱。1937 年5 月初，再次发生了国民党妄图诱捕项英、陈毅的严重事件，陈毅同志在梅岭遇险。
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和项英日夜思念着党中央、毛主席，热切地期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他们曾商量派人去陕北找党中央，由于没有合适的人而作罢。陈毅曾多次给鲁迅和茅盾写信，寻找同党中央联系的途径，也未能如愿。
这时，正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及赣粤边特委机关，突然接到在国民党军第46 师搞兵运的陈宏（又名陈海）来信，称：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里会面。大家得知这个信息后，都非常高兴。陈毅更是喜出望外，怕错过同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机会，就由梅山区委书记黄赞龙带路，前往大余城接头。
陈宏原在46 师搞兵运工作，5 月1 日被捕叛变后，供出了大余城广启安糖铺是秘密交通站和赣粤边特委曾布置利用白军关系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等重要情况。于是，叛徒龚楚、何长林同陈宏密谋，设置圈套。
陈毅和黄赞龙到大余城先找陈宏未遇，便去广启安糖铺，但从远处望见国民党军士兵正在那里搜查。他们在躲进茶馆时，巧遇糖铺的老曾，他要陈毅赶快离开，并说陈宏叛变了。陈毅和黄赞龙机敏地离开茶馆后，立即绕道分路回梅山。
原来，叛徒陈宏把信送出后，先在大余城等候项英、陈毅下山，见没有等到，便迫不及待地领着敌人向梅山的斋坑扑来。警卫员曾忠山发现敌人从后山包抄过来，报告来不及，就大喊“反动派来了！”同时举枪射击，随即滚下山去。小曾这一枪，不仅向棚子里的领导人报了警，又由于打倒了1 个敌人，吓得其余敌人不敢贸然前进。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及警卫战士们听到枪声，立即持枪冲出棚子，转到树木不多但茅草茂盛的小山包上隐藏起来。
不幸的是，正在向指挥机关汇报工作的交通员彭茶妹（大家习惯于称她彭妹于），被敌人抓住，尽管敌人严刑拷打，但她始终坚强不屈，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不久这位英雄妇女牺牲在大余城。
说来也怪，300 多个敌人在不到几百平方米的小山包上，搜查近两小时， 有的离项英不过几尺远，却没有发现他们。敌军官施毒计，叫士兵放火烧山，火随着风势燃烧起来。正在这时，忽然狂风大作，下起雨来，把火苗给淋湿了。敌人见天快黑了，便无可奈何地离去。这样，项英他们才得以脱险。
陈毅从大余返回途中，不知道斋坑出事，竟撞见敌人。敌兵要他带路，他先推拖，后以到路旁厕所为名跑脱，直到晚上才赶到斋坑。他一再呼喊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及警卫员的名字，警卫员宋生发辨认出是他的声音，将他领到藏身之处。大家在遇险之后幸又重逢，既更加愤恨叛徒助纣为虐，又有说不尽的喜悦。
项英、陈毅会合后，简要交流了情况，更提高了警惕，认为敌人还会再来，决定马上离开斋坑，转移到北面山上隐蔽起来。
果然，敌人重新包围了斋坑，放出猎犬寻踪，用探照灯四处照射，乱打枪乱嚎叫。对此，陈毅他们在对面山上听得见、看得清，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要不是老刘及时回来，催着赶快离开，我们恐怕在里面出不来了。”
有的还说：“要不是老天爷下雨把火淋灭，我们已被烧死在里面了。”陈毅风趣地说：“这是马克思在天之灵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第二天，警卫员曾忠山也找回来了。他那天滚下山后躲进老百姓家里，买了把砍柴刀和1 升米，装作砍柴人，到山上找游击队，又碰到一起了。
大家在大山上隐蔽了1 天多，没吃1 顿饭。曾忠山把买来剩下的五六两米拿出来，用压扁了的搪瓷缸当“锅”做饭吃。尽管大家饿得很，但谁也不愿多吃，结果五六两米做出的饭，八九个人还没有吃完。剩下的加上采来的苦菜叶熬成稀饭，又吃了1 顿。陈毅感慨他说：“别小看这几粒米，它胜过1 支人参呢！”
敌人领教过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的本事，决意要乘机取胜，竟不惜先后调来5 个营的兵力，对梅山反复“清剿”，仍一无所获。项英、陈毅在那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忍饥耐寒，英勇机智地同敌人周旋。
在这以前，即1936 年11 月，陈毅就在梅岭被敌围困20 余日，难以脱身， 也是九死一生。他当时奋笔写下了《梅岭三章》的诗词：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陈毅这首气壮山河的诗词，充满着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奋斗不息的宏愿、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坚强信念。这也是对他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的真实写照！
真是无巧不成书。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来搜山，第二天又因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也就暂停搜山了。
3 年的光阴似箭，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赣粤边的军民以血汗战胜了国民党军的疯狂“清剿”，迎来了新的峥嵘岁月，开始向又一条征途前进，奋勇前进！
从1934 年10 月红军主力长征到1937 年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3 年间，赣粤边游击区军民虽然不断取得胜利，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牺牲。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1935 年12 月在湘赣边界赤水仙山区与敌激战时壮烈牺牲。
赣粤边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李乐天，1936 年12 月在“三南”地区指导反“清剿”时英勇献身，为项英、陈毅突围带路的曾纪才，1936 年2 月任信康赣县大龙中心区委书记时，因叛徒告密被捕，英勇就义。项英、陈毅称赞他们是共产党的硬骨头，革命战士的好榜样。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的几天，国民党军停止了对红军游击队的进攻。这时，项英、陈毅从进步报刊上看到毛泽东当年5 月初在延安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后称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其中讲到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有新变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等项保证。陈毅高兴地说：“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他们据此对工作作了部署，将重点转向抗日，并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承认南方各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游击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陆续撤走。项英、陈毅鉴于时机成熟，确定以陈毅名义，给大余县长彭育英发去“快邮代电”，表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决定停止军事活动，国民党也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彭育英立即回信，希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去谈判。
没过几天，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全权代表，到大余城同国民党县长彭育英谈判。陈毅进城时，受到各界欢迎，他们高呼“欢迎共产党代表”等口号。在谈判时，国民党方面姓肖的司令夸耀他们有8 个保安团等部队，陈毅针锋相对地对他说：“我知道，现在抗日，你们手里这些兵和保安团，算什么呢？要是再打我们，那就成了汉奸。”这番话，使那个司令狼狈不堪。
由于大余县长对陈毅所提条件不敢作主，便请陈毅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的代表谈判。
陈毅乘坐汽车抵赣州时，受到隆重欢迎，军乐队奏起欢迎乐曲。在两年多前，陈毅曾预言：“总有那么一夭，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此时成为现实了。
在赣州，国民党官员要陈毅谈谈下山的感想。陈毅说：“没有什么感想，只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以前我在井冈山时候，你们出赏格买我的头，花红是2000 元；我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你们的花红涨到5 万元。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我退到油山打游击，你们的花红从5 万元跌到3 万元，后又跌到200 元。
你们出200 元就想买我的头，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这是他对国民党的深刻揭露和无情讽刺。国民党官员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
陈毅与国民党谈判代表、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经过激烈斗争，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武装及集中后的待遇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9 月下旬，项英到南昌谈判时，得知党中央代表博古正在南京谈判，立即去电转报党中央，报告他们在江西谈判的简要情况。
在这期间，项英、陈毅从全局考虑，派陈丕显等到瑞金等地，向闽赣边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指示精神，为尔后将南方各游击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作了准备。这就同党中央决定将南方8 省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想到一起了。同年10 月，国共两党对此达成协议。
10 月下旬，项英奉命动身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中央政治局于12月13 日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陈毅及各游击区军民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业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项英离开赣南前，委托陈毅负责南方游击区的工作。此时，各地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取得许多进展，在南昌、吉安等地设立了接洽处，然而使各地游击健儿在思想上转好由内战到抗日、由“反蒋”到“联蒋”的弯子仍是个大问题。项英请陈毅亲自去湘赣边游击区一趟，并以他的名义写了介绍信：“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
11 月中旬，陈毅到湘赣边游击区，向游击队负责人讲了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游击队负责人觉得有道理，但联系头几天国民党军沿陈毅所走的路搜山，以及陈毅装束等情况，又怀疑他是“叛徒”，并把他绑起来，还准备杀掉他。陈毅对湘赣边游击区负责人谭余保严厉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就枪毙我。”
这也难怪谭余保。
1935 年6 月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后，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怕上当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同陈毅谈话中，逐渐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为搞清真相，派交通员下山到吉安了解情况。交通员到吉安红军游击队接洽处，得知陈毅确是上山联络的党代表，他带着文件连夜回山。谭余保听了汇报，看了文件，顿时热泪滚滚，立即亲自给陈毅松绑、陪礼道歉。陈毅对谭余保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今天的问题，我们要赶快下山。”第二天，湘赣省委开会，陈毅对与会者说：“你们下山后要抓住时机，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是抗日爱国的就欢迎。”
不久，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和其他13 个地区的红色游击健儿陆续下山，开赴指定地区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
战斗在新四军
形势与任务骤变，3 年的残酷内战暂告一段落，红军游击队壮大了，陈毅的心花怒放。然而，他深知面临抗日战争艰巨复杂的斗争，重任在肩，他愤恨日寇的疯狂侵略，决心在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下，率领新组成的新四军奋战到底，不获胜利誓不罢休。
1938 年春，新四军第1、第2、第3 支队奉命到皖南歙县岩寺集中。然而集中后如何部署还是个问题。开始，国民党划定新四军作战地境在长江以南，芜湖、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镇江之线以西，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约五六十公里的沿江狭长地带，还不准越界。对国民党当局“借刀杀人”的阴谋，陈毅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都看得很清的。
在新四军刚组建时，陈毅就和项英于2 月14 日向毛主席报告：新四军“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第二天，毛泽东复电项英、陈毅：“同意14 日电的行动原则， 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
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叶挺、项英在派粟裕于4 月28 日率先遣支队赴苏南进行战略侦察后，确定陈毅率第1 支队进军苏南敌后，和随后跟进的第2 支队一起建立苏南抗日根据地。5 月初，陈毅率第1 支队由岩寺地区进至南陵。
这时传来毛主席的“五·四”指示，强调“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
5 月28 日，陈毅在南陵进行出征前的动员时，响亮地提出“寇能往，我亦能往”的口号。他运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指出：要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地发扬我军主动、灵活的游击战的特长，以分散对敌之集中，以集中对敌之分散，用伏击、袭击、近战、夜战等战术手段，来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集小胜为大胜。他强调指出：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各项规定，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是发动敌后人民抗战的中心环节。陈毅的报告，明确了斗争方针，增强了部队胜利信心，对胜利开展苏南敌后抗战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6 月1 日，陈毅率1 支队从宣城至芜湖之间穿过封锁线，14 日到达茅山地区。
6 月下旬，陈毅接到项英23 日的信。信中谈到了关于第1、2 支队进入敌后的行动原则。项英指出1 支队到达指定地区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胜利的游击战，来配合各方执行保卫武汉的总任务，同时使本军在全国政治地位提高。建立根据地是在执行这个任务中同时并进，因为胜利是争取群众、创造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建立根据地是争取胜利的必要基础。”
项英对建立根据地，组织小型游击队向敌占城市和交通线进击，扶持、改造民众武装，扩大部队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陈毅在与张鼎丞、粟裕、傅秋涛等领导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过程中，把打政治仗、军事仗巧妙地结合起来。
陈毅首先把增强群众对新四军的信任，当作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前提。他认为，这是新四军在茅山站住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为此，部队坚持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的“三不”政策。群众不让进村，就露宿田野；不卖给粮食，宁肯勒紧腰带也不动群众一粒粮食。陈毅以身作则，几次露天宿营，不进民房，在屋檐下坐到天亮。有一次，陈毅派两个战士给较进步的国民党句容县二区区长樊玉琳送信，邀请樊到他司令部驻地乾元观作客。信送到樊家时已是深夜，樊怕兵匪扰乱不敢开门，送信的战士就耐心在外面等候，待天亮后才递上信。樊玉琳就从这最初印象中，对新四军和陈毅由敬佩、接近，到毅然参加抗日斗争。陈毅关心群众疾苦，对勾结敌伪阻碍抗日，残害群众的土匪武装朱永祥等部，坚决打击。在广大群众对新四军信赖的基础上，共产党领导的“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抗日组织迅速建立起来。
陈毅把指挥部队积极打击敌人，当作头等大事。他指出，要使群众认清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需要拿出消灭日伪军的实际行动来。在他的指挥下，1 支队在头3 个月内，就取得新丰等战斗的胜利。7 月1 日夜袭新丰车站，用袭击、白刃格斗和火攻，消灭日军40 余人。7 月10 日，在句容新塘附近，伏击日军车队，击毁敌汽车2 辆，毙伤日军40 余人。7 月中下旬，夜袭南京城郊的西善桥、麒麟门等日军哨所，重创日伪，威震南京。8 月12 日夜，袭入句容城，捣毁伪县政府，毙伤日伪军40 余人。8 月23 日，在丹阳县珥陵镇附近伏击日军船队，毙伤敌49 人，俘日军1 人。陈毅所部的英勇善战，使苏南各界群众看清新四军不仅真抗战，而且能抗战，威名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和南京、上海。
陈毅把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在重要位置。他亲自同一些社会名流、开明士绅进行联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他争取茅麓农林公司经理纪振纲抗日，就是突出的事例。纪振纲是民族资本家，当时对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感到痛心，对共产党的主张将信将疑。上海失陷后，纪振纲收编国民党军溃退的300 多人建立自卫武装，装备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自然开始对装备很差的新四军看不上眼。陈毅亲自登门做工作，讲抗战道理，加上韦岗、新丰等战斗的胜利，使纪振纲逐步改变了对新四军的态度，向新四军捐献物资、药材，后当日军侵占茅麓公司并要他出面组织伪政权时，他毅然把茅麓公司的人和枪全部交给新四军，自己只身去上海。在广泛团结各界人士的基础上，陈毅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邀请各界代表到镇江宝埝镇（今属丹徒）举行镇江、丹阳、金坛、句容4 县抗敌总会成立大会，亲自作了国内外形势和成立4 县抗敌总会宗旨的报告，选举纪振纲为总会主任，樊玉琳、王庆丰为副主任，因纪未到会，由樊玉琳任代主任。这是当时苏南民主政权的初级形式。
陈毅把团结改造游击武装，当作发展壮大部队的大事来办。当时苏南游击武装很多，每股几十人到几百人，有枪有地盘。陈毅正确执行团结、争取、扶助发展和逐步改造的方针，同各游击队广泛联系，帮助调解纠纷，使他们化仇为友、共同抗日，继而派干部去加强政治领导，教会他们打游击，逐步进行改造。新四军的英勇善战和严明的纪律，使许多游击队愿意向新四军靠拢，乐于接受共产党领导。对管文蔚领导的丹阳县国民抗日自卫总团的改造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自卫总团1938 年2 月建立，陈毅在7 月约见管文蔚时，称赞该部配合进行新丰战斗的行动，阐明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研究了该部的改造和发展问题。管文蔚表示接受新四军的改编和指挥，希望派军政干部去加强领导。不久，陈毅派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到管部观察，委任管文蔚为丹阳游击纵队司令，并陆续派郭猛、张震东、惠浴字、吉洛（姬鹏飞）、张藩等一批干部去加强领导，为该部后来改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及执行各项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立，为尔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诞生不久的新四军健儿，武器装备简陋，然而，机智英勇，几次与日军交锋，初战告捷，军威始展，民心振奋。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所率的部队枪炮不对民族的大敌，却向新四军攻击，用心险恶。
根据战争态势发展的需要，奉党中央的指示，陈毅挥师挺进苏北。
1940 年，国民党顽军在苏南、苏北等地区接连向新四军进攻。中共中央书记处1 月19 日给新四军指示中，强调“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为打开苏北抗战局面，中央批准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建议，决定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江南主力北上，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对党中央这一决策，陈毅是热烈拥护的。
这时的苏北，是指东起黄海、西至运河、北达陇海路、南抵长江的广大地区，是宁、沪、徐、蚌的侧背，是联系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纽带，是日伪、顽、我必争之地。
陈毅进到茅山不久，就对发展苏北着手安排。1939 年1 月后，派丹阳游击纵队向沿江地区发展，控制了扬中和江都大桥一带江北沿岸阵地，使新四军获得了向江北发展的跳板。10 月，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请陈毅协助他们运送弹药过长江。陈毅认为这是搞统战的良机，立即表示同意。11 月，他派张道庸（陶勇）、卢胜率第4 团主力用护送弹药名义，在北渡长江后与管文蔚部梅嘉生支队合编，改名苏皖支队，进至扬州、天长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接着，他又将叶飞第6 团和管文蔚部合编组成的新四军挺进纵队陆续派往江北，进至江都吴家桥地区。这就造成了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陈毅对当时苏北政治形势作了认真分析。认为除日军力量最强外，国民党军力量很大，但情况复杂。包括两部分：一是位于兴化以北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是顽固派，约7 万人，是苏北抗战的绊脚石； 二是位于泰州一带的苏鲁皖边游击军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简称“二李”）部，约3 万人，以及位于曲塘一带的税警总团陈太运部，都是地方实力派。他们与韩德勤有区别，也有矛盾。
据此，陈毅确定斗争策略是：灭敌、联李、反韩。
陈毅为发展苏北，对付韩德勤，曾三次由江南赴泰州争取“二李”。
陈毅第一次赴泰州，是1939 年8 月下旬。这是由中共苏北特委副书记惠浴宇通过李部第2 纵队司令颜秀五帮助联系的。陈毅初次与“二李”见面， 目的在于联络感情，宣传抗日主张，希望与他们共同发展苏北的抗日事业。
“二李”也希望借助新四军的力量对付韩德勤，因而热情接待，李长江出面欢迎，李明扬主持宴会。这次虽未涉及实质性问题，但确使李明扬对陈毅留下了良好印象。
陈毅第二次赴泰州，是1939 年12 月初。这时“二李”见新四军帮助护送的弹药完好无损，认为新四军有诚意，因而与新四军的关系较前亲近。陈毅便抓住时机，再次赴泰州同“二李”共商抗战大计。
陈毅在动身前做了认真准备，从战利品中挑出30 支日本三八式步枪送给他同“二李”的引见人颜秀五，挑1 匹好马送给李长江，把1 把指挥刀送给李明扬。
陈毅二进泰州后，和“二李”从运送弹药谈起，到国民党顽固派压迫异己，共同语言颇多。李明扬联系上次通过韩德勤的关系运弹药，层层克扣；而这次由陈毅帮助运，1 箱未少，他一再称赞“新四军够朋友”。交谈间， 陈毅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向李明扬致意，李明扬甚为感动，后来他曾得意地对别人说：“我在这里被打垮了，到延安去，玉阶（指朱德）会招待我的。”
他们对陈毅介绍的新四军练兵方法很感兴趣，邀请陈毅给他们的教导总队训话。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接着，李明扬又回拜陈毅，观看了由陈毅夫人张茵主演的话剧《兄妹》，激动得老泪横流。李明扬提出请新四军派人帮助他办政工干部训练班，陈毅满足了他的要求，不久在泰州开学。
对陈毅二进泰州同“二李”会谈的情况，项英于12 月10 日向党中央作了报告，称：“最近，陈毅到泰州与李长江、李明扬等会晤，所谈甚好。”
其中，“二李”提出：陈部东进到启东、海门、如皋、东台一线，他可以接济经济，挂他的番号，并拨一部分武装由陈指挥；新四军、八路军取得联络，打成一片，并在他防区内帮助我军发展部队。陈毅提出：第4 团张道庸部北进与罗炳辉支队的周骏鸣团取得联络；挺进纵队在大桥、吴家桥地区待命，准备与“二李”部队配合向东发展。
在这以后，李部与新四军的联系增多。新四军挺进纵队在大桥战斗中痛击日伪军，声威大振。但也引起“二李”对新四军的疑惧，加上韩德勤的挑拨，使李部与新四军的关系发生了波折。陈毅为稳住“二李”，认为有必要再去泰州。
陈毅第三次赴泰州，是1940 年3 月。这时韩德勤的主力正围攻半塔集， 挺进纵队主力俞往增援，因而陈毅这次去泰州是很危险的。“二李”对陈毅接待的规格依然颇高，当晚在公馆里宴请，备有鱼翅等名菜。在席间交谈中，陈毅再次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要他们明辨是非，坚持正义，不要跟在顽固派韩德勤的后面跑。陈毅语重心长的谈话，李明扬甚为感动，表示他不会做韩德勤的殉葬品。谁知宴会进行到一半，韩德勤的参谋长陆某带着20 多名卫士闯进“二李”公馆。原来是韩德勤的特务报的信。这时，宴会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陈毅却毫不在意地说：“不要说韩德勤的参谋长，就是韩德勤来也算不了什么。我们和他是老相识了，1931 年在江西时，他就是我们的马前败将。眼下，你们在泰州还不好对付吗？”李明扬镇静了一下，要李长江陪陈毅等吃饭，他自己出去应付。陈毅在宴会告辞后，以大桥驻地附近发现敌情、来不及告辞为由，连夜出泰州城，返回吴家桥。
情况的发展往往不一帆风顺，需要高级指挥员及时明察，从实际出发，当机立断。
1940 年6 月，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顽固派在苏南、苏北向陈毅部步步进逼。陈毅鉴于在苏南、苏北同时对付顽固派已不可能，于6 月15 日毅然决定将苏南主力移往苏北，并向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作了报告。他率江南指挥部机关及第2 团、新6 团等部，立即向北移动。同时，他将留苏南的3000多名指战员重新编组，成立新的江南指挥部，由罗忠毅带领坚持斗争。
陈毅在率江南主力北移途中，接到急报：李长江指挥13 个团，于6 月28 日向位于泰州城西北的挺进纵队驻地郭村发动进攻。这是韩德勤策动李部制造的磨擦事件。陈毅一面呼吁“二李”停止进攻，一面电令挺进纵队坚守待援，并急调苏皖支队驰援，自己将苏南北移部队交副指挥粟裕率领，便连夜动身赴江北。
7 月3 日，当陈毅赶到郭村时，被迫自卫的挺进纵队已击退李部进攻， 正在苏皖支队配合下乘胜反击。陈毅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为了继续争取“二李”，孤立韩顽，确定和“二李”重修旧好，立即命令追击部队不准进泰州城，将俘虏的700 余人全部释放，并归还部分枪械。李明扬从兴化回到泰州城，在兵败城危的情况下，不得不赔礼道歉，送来鱼肉烟酒，表示愿守中立。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于7 月8 日到达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后，奉命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整编为3 个纵队、9 个团：第1 纵队，叶飞任司令员兼政委，辖第1、第4、第5 团；第2 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委，辖第2、第6、第9 团；第3 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刘先胜任政委，辖第3、第7、第8 团。共700 人。至此，陈毅开辟苏北的斗争进入新阶段。
夏日，天气闷热。新组成的苏北新四军部队斗志昂扬，向何处进军，站稳脚根，再求发展，是苏北指挥部面临的重大抉择。
具有远见卓识的决战即将在黄桥展开。
1940 年7 月，陈毅所部到达吴家桥地区后，首先面临着向哪里发展的问题。因那一带地区狭小，如再向外扩展，又会和“二李”发生矛盾。于是，他和粟裕研究后，确定东进到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其根据：一是，黄桥位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便于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发展；二是，盘踞在黄桥一带的保安第4 旅何克谦部，勾结敌伪，战斗力弱，容易歼灭；三是，占领黄桥后，可再向北发展，利于协同八路军解决苏北问题；四是，黄桥地区早有共产党的工作和影响。它是1930 年红14 军的策源地，党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深。
陈毅为确保进军黄桥成功，在军事上加强准备，同时重视打好政治仗。
派人和“二李”谈判，表示归还李部防区的郭村等地，“二李”答应让路助新四军东进。为避免分兵，陈毅还答应在东进后，将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
这时，东南局派青年部长陈丕显到达苏北，协助陈毅抓地方工作。随后于9 月成立了中共苏北区党委，陈毅任书记，陈否显任副书记，以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
7 月25 日，陈毅所部开始行动，长途奔袭，直取黄桥。当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港口、缪湾等“二李”防区时，李部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新四军佯装夺路而过。
韩德勤得知陈毅部东进，即令何克谦部由黄桥向北，令陈太运部南下，夹击陈毅部于运动途中。
陈毅和粟裕对陈太运、何克谦两部，采取不同对策。对陈太运部被歼的 1个多营，如数遣还俘虏，送还缴获的部分枪支，劝其不要当韩德勤的牺牲品。
对何克谦部则坚决打击，于29 日凌晨解放了黄桥。
陈毅、粟裕随即转兵向南，连克黄桥以南的孤山、西来镇等日伪据点，并粉碎了日伪军的两次“扫荡”。群众奔走相告：“新四军是真来打日本鬼子的！”
陈毅在攻克黄桥后，亲自同早年当过旅长的朱履先、曾任过江苏省长的韩国钩等知名士绅会面，宣传抗日主张，要求他们与新四军合作。同时派朱克靖等四处奔走，宣传团结抗日的宗旨，只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从而在政治上争得了优势。
新四军占领黄桥地区后，宣传发动群众，清剿散兵游勇，委派了如皋、泰兴等5 个县的县长，着管文蔚筹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到8 月底，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韩德勤对新四军在黄桥建立根据地，感到威胁大，积极调兵南犯。陈毅有高招，确定严守自卫立场，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以争取广大群众的拥护和中间阶层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