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陪卡尔逊到台麓寺来，一方面是想满足卡尔逊瞻仰佛教圣地的愿望，一方面，这也是主要的，是想在这个僻静的处所，回答卡尔逊提出的有关八路军抗战的问题。
卡尔逊到晋察冀边区来过两次。第一次是1937 年12 月底到1938 年2月，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50 天，步行骑马走了2500 里，两次穿过日军封锁线，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卡尔逊说“这是一次艰险的长途旅行”，也是“一种十分有趣十分宝贵的经历”。
卡尔逊面对眼前的一切，既感到震惊，又觉得疑惑。共产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众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组织政府，建立银行，创办学校？八路军用以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又是怎么一回事？
游击战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战法？..
卡尔逊的问题太多了，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渴望聂荣臻能够回答。
在台麓寺的一座偏殿里，聂荣臻和他一直谈了大半夜。聂荣臻用大行山的特产——核桃和红枣，招待了卡尔逊。
卡尔逊在他所著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记下了这个难忘的夜晚：“寒夜。一钩新月从东方升起，它的光辉洒向大地，给附近的群山抹上一层淡淡的色泽，使入觉得身处缥缈的世界。头顶上是无比清澈的苍穹，闪烁着亲切的繁星，周围一片寂静。如果不是有这些进入梦乡的人，我觉得自己也许是在欧洲或者美国的一座山顶上。夜色何其相似。可是他们是中国人，这些身着绿色军服的人来到这里，是为了从山下那些穷凶恶极企图强占中国的敌人手里拯救中华。”
1917 年，卡尔逊曾随美军一个野战炮团开赴欧洲战场。他告诉聂荣臻， 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士兵们都象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筋，很枯燥。他说八路军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斗争的艺术，一面打仗，还一面考虑许多问题，分析情况，不单着眼于军事，还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这是他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他摊开纸簿，用纸烟熏得发黄的手指握起铅笔，请聂荣臻回答他的问题：
“将军阁下，这次访问，多次听到你的部下谈起根据地建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还不很清楚，你能不能谈得更详尽一些。”
聂荣臻稍稍思索了一下，说：
“上尉先生，你在考察中大概已经了解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地区是比较早的一个。如何进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我是按照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特别注意了波浪式发展的问题。关于波浪式发展，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建立根据地，依靠根据地，巩固根据地，扩大根据地，既不能右倾保守，也不能‘左’倾冒险。”
“你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卡尔逊问。
“关键是要得到群众的支持。”聂荣臻回答说，“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不然，划那么一块地方，没有群众的支持，既不能控制，又不能发挥影响，那块地方就成了空头支票。晋察冀军区4 个军分区的成立，就是以发动群众为坚实基础的，各有各的活动区域，简直可以说，是各据一方，而又在军区的统一指挥之下，这就把根据地的姿态摆了出来。建立根据地需要开展艰苦的工作，要执行一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聂荣臻又回忆了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进一步向卡尔逊解释建立根据地的至关重要性。他说，红军在长征的时候，因为没有根据地，那个苦头是吃够了。这里站不住脚，那里也站不住脚，想停留休整一下，都是非常困难的。部队要进行作战，必须要有根据地作为依靠，否则，后方的勤务，伤员的医治，都没办法安排。所以，要依靠根据地。
“这些，就是你在敌后指挥作战的经验？”卡尔逊不时地提问着。
聂荣臻说明，这不是他个人的发明创造。建设根据地，这是毛泽东的创造和经验。特别是波浪式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作过深入研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此，聂荣臻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早在1931 年他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期间，曾接到过毛泽东就根据地建设问题所写的报告，中央军委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聂荣臻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体会就更深了。他说，尽管目前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有毛泽东的理论和经验作指导，他对创建敌后根据地是充满信心的。
在卡尔逊的军人涯中，从未听说过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问题，感到非常新奇。在这次考察中，他曾有过不少疑惑：日本人占领着周围的大城市，控制着四周的铁路线，而且经常调集重兵来这里“扫荡”，根据地的枪支、弹药和物资得不到及时接济。八路军究竟靠着什么力量，能在日军背后建立起一个面积辽阔的战斗区域？现在，他好象是有些懂了“发动群众”，把那些贫穷并且在他看来甚至有些愚昧落后的农民组织起来，这正是八路军的神奇特异之处。
“农民，就是你说的群众，怎么会一下子就组织在一起了？据我所知，农民是缺乏纪律性的，一盘散沙，能够把他们结成一个拳头吗？”卡尔逊说着，伸开五指，然后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的看法与你有所不同。”聂荣臻微微地摇了摇头说，“发动群众的问题，当然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问题，既要有客观上的条件，更得有主观上的因素。客观上的条件，就是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谁也不愿做亡国奴；主观上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党在抗战中间执行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上尉先生，你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任何一个侵略者，要想吞并、奴役甚至灭亡另一个民族，那是极其困难的，也可以说，最终是办不到的。”
卡尔逊一边用铅笔在纸簿上记着，一边点了点头。
“日本侵略集团就是错误地低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决心和力量。”聂荣臻继续说，“它们以为，只要它一进来，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再把伪军和维持会建立起来，中国人民会规规矩矩听它的奴役。其实，哪有这样的事情！日寇在华北搞了一个王揖堂的汉奸政府，一个德王的蒙疆政府，想利用汉奸来维持它的统治，结果怎么样？只是一个空架子，谁听它的！再说，中国是这样大一个国家，中华民族是这样大一个民族，要想征服它，更是不可能的。除少数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的汉好之外，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一个起码的觉悟，就是不当亡国奴。你要老百姓投降你，俯首贴耳地听异国侵略者的奴役，老百姓是死也不肯答应的。有了这样一个群众基础，我们就不愁在敌后呆不住。因为八路军是积极抗战的，自然也就会得到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的拥护和爱戴。上尉先生，你亲眼看到了，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把我们看成是自己人，把我们当成主心骨。日本侵略军打到自己的家门来了，老百姓在家里睡觉都睡不安宁。有抗日的八路军在，他们就感到有了依靠，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八路军来了，俺们吃饭也香，睡觉也甜。’”
卡尔逊听着，记着，思索着。他很想把这套新奇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军队中，他问得很仔细：
“发动群众，主要靠什么形式？”
“我们最初采取的是组织抗日救国团体的办法。”聂荣臻说，“各地成立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以及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就是这种组织形式。当然，发动群众的工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反复艰苦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
卡尔逊急切地期望着聂荣臻能告诉他更多的东西。他一个又一个地向聂荣臻提着问题：
“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都是荒凉的大山。请将军谈谈，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样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
“出师华北之前，我也曾担心过，深入到敌后，深入到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聂荣臻说，“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迎刃而解了。”
卡尔逊听得十分认真，一双蓝眼睛一眨不眨。
“人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聂荣臻继续说，“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的、穿的，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一大批公粮，要有多少仓库储存。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这样多的大仓库，就是有能力建起来，还有敌人经常‘扫荡’的问题，能允许你的仓库存在吗？部队整日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长年的供应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难题。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储存在每个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
部队每到一个村庄，就可以立刻得到所要的粮食。至于粮食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有史以来，军队的筹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我们就不必‘粮草先行’，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供给部，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创造。”
“武器弹药的补充呢？”
“这是我们的最大难题。新成立的武装队伍，普遍缺乏武器。从战场上打扫到的敌人的枪炮和退军所遗弃的武器，多是残缺不全的，有的没扳机，有的没刺刀，只好设法修理，勉强使用。我们正着手建立自己的兵工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武器和弹药，只能靠从日军手里夺取，让敌人当我们的运输队长。”
“运输队长。”卡尔逊觉得实在有趣，“经常作战，部队的伤亡最大，你们兵源的补充又主要靠什么？”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获得了生存的基础，而且还得到了补充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
聂荣臻告诉卡尔逊，他给边区部队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
从边区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来讲，它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首先是保卫家乡的任务。子弟兵这个称谓，使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从部队的成份来讲，绝大多数都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的关系。从抗日统一战线出发，既然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它就不单纯是吸收某个阶层的子弟，所有愿意抗日的各个阶层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参加。因此可以说，子弟兵这也是一个团结抗日的称谓。
卡尔逊回忆着他一路的考察，所见所闻，对聂荣臻的谈话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在2500 里的行程中，多次看到晋察冀各地农民踊跃参军的情形。农民把参加八路军，看成是极其光荣的事情。他亲眼见过，在那荒僻的山沟里，每逢参军动员的时候，农民们都带着自己的子弟，成群结队来报名，被批准的青年人，还要戴上大红花，骑上高头大马，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为之送行。那个场面，就象他的国家人们过圣诞节一样欢乐热闹。
卡尔逊以往的军事活动，都是照着书本行事的，而聂荣臻现在所谈的，却是书本上见不到的。他渴望知道更多的东西，因为这是他在书本上不可能得到的学问。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很想知道你们的游击战术。”卡尔逊恳切他说，“在美国国内，对此虽有一些传说，但毕竟是道听途说，只鳞片爪的。”
“上尉先生，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同志们也正在摸索。”聂荣臻说，“游击战术是同发动群众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正在着手建立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民兵和自卫队三位一体的军事力量结构。毛泽东指示我们，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要根据敌人的弱点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实行一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日军的围攻时有发生，请谈谈你们的对付办法。”
“实行基本的游击战。敌人围攻开始的时候，要以小部队围绕在进犯敌人的周围，不断袭扰敌人，以消耗和疲惫敌人，相机选取有利条件，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一股或一部。”
“如果日军兵力雄厚，而你们又不能歼其一翼呢？”
“在敌人兵力雄厚，我军不可能阻止敌人前进的情况下，则以灵活的游击战去消耗与迷惑敌人，我军主力则转入外线实行机动。”
“日军进入你们的腹心地区，怎么办？”
“连续袭扰，开展交通战，打击敌人的运输补给，配合彻底的坚壁清野工作，以围困的办法逼退敌人。”
“好极了！”卡尔逊赞赏地说，“这样就能逼迫日军退出根据地。”
“是的。”聂荣臻说，“待敌人疲惫已极被迫撤退时，我军则集中主力，配合游击队沿路设伏，前后堵截，中间突击，消灭其一股或一部。总而言之，在反围攻过程中，我们时时要力争主动，坚持游击战的基本方针，灵活机动地实行具体的指挥。”
卡尔逊越听越入迷。
“这只是游击战术中的一个问题。”聂荣臻接下去说，“这场战争刚刚开始，许多具体的东西还需要在实战中丰富发展。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抓住敌人的弱点，发挥我们的优长，真正做到寓兵于民，在人民群众的海洋里，我们就能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日军呢，将处处困难，处处碰壁，一旦进入根据地，它就会象一个既聋又瞎的人一样，堕入秘不可测的深渊。”
卡尔逊自然已经感到，聂荣臻将军所讲的一切，同他所在的军队相距甚远，他希望学到其中某些东西，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现在天气太冷，使我们服装单薄的部队不能到察北去活动。”聂荣臻说，“涞源以北，是恒山山脉的大山，气候奇冷，我们在那一带活动的战士，许多冻坏了脚，抬回来了。等天气转暖，我们在察哈尔的活动会有大的开展。
到了青纱帐起的时候，我们要在整个的华北，燃起更剧烈的抗日的火焰。”
卡尔逊被聂荣臻的话所激动，他说：
“你对坚持华北是有信心的。要是敌人派10 万精兵来打你们，你们可以支持吗？”
“我们完全可以支持。”聂荣臻坚定地回答，“不但我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每个指挥员、战士和游击队员，都有很高的信心，因为每天都有胜利。
事实证明，敌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敌人派10 万兵力来进攻，我们也有击退他们的办法。”
“日军方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伊尔逊问。
“起初，敌人因为不懂我们的话，怕做俘虏，不肯交枪。”聂荣臻说，“现在不同了，我们的战士学了一两句日语口号，使敌人知道我们不杀俘虏的政策，他们不象以前那样顽抗。最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平汉线路东高阳县敌人有个中队长，在一次战斗中投降过来了。问他为什么过来？他说，他醒悟了，打中国人是错误的。”
“你们不怀疑他的话吗？”
“我们相信他。据他说，敌人征兵，已有多次了。华北的敌人开始感到疲倦，而且都想家。华北的汉好也很恐慌。华北的‘顺民’实在少。最近敌人和汉好正在收集白面鬼、大烟鬼和流氓地痞，把他们编成军队，又在极力收编华北的土匪。你想，这些成份组织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
同聂荣臻的谈话，在卡尔逊的一生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一直在探索实现那梦寐以求的有道德的社会的道路。从聂荣臻和八路军其他将士那里，他找到了自己所要追求的东西。他感到生活变得有意义了，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生的满足。据美国米契尔·布赖克福特所写的卡尔逊的传记介绍，卡尔逊的这次抗日根据地之行，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在那里，他的归宿、他的命运决定下来，结束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而在他心灵上射入光芒。..那儿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他们使他认识了自我的价值，使他在打算成为什么人的问题上从原先的一片模糊变得有了鲜明的形象。”
卡尔逊这次离开后，曾在南京见到蒋介石，得到的回答却使他甚为失望。
蒋介石不是说几句应付的官腔，就是对所提问题表示不感兴趣，甚至默不作声，直到站起来不理睬他的请求，..卡尔逊的心里完全明白这是什么缘故。
这同聂将军有理有据的恳谈是多么强烈的反差！
5 个月后，卡尔逊重渡黄河、先到延安，会见了毛主席。接着又踏上了晋察冀的大地。他看到了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晋察冀边区更加蓬蓬勃勃，处处充满新的气象。他十分佩服，原有的疑虑彻底消除了。他对聂司令员说：
我从这里学到了许多新战略新战术，懂得了怎样去做一个真正的军人。
凯歌阵阵称模范
日军第110 师团长桑木崇明曾哀叹地说：“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 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针对桑木崇明的哀叹，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确，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敌人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里井没有什么‘神密微妙’的东西，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建设一个有利于我军、不利于敌军的游击战场。这种战场建设是一整套的，特别是对敌情的侦察和通信联络方面。”
冀西山区架起的“飞线”，就很有传奇色彩。晋察冀党政机关及军区各部队，最初都是把电线沿大道、平川架设，敌人“扫荡”的时候，经常遭到破坏。边区军民及时总结了经验，将所有的电线避开大道，沿偏僻的山坡、山沟架设，有的干脆从两个高耸的山峰中间“飞”过去，敌人在下面走，眼巴巴地看着天上的“飞线”没办法。上山破坏，要爬很高的山路，而且小股人马上山，随时有被八路军和游击队歼灭的危险。大队人马攀登，问题更大。
因此，只得任凭“飞线”高挂蓝天。
晋察冀根据地架设“飞线”的经验，八路军总部曾总结推广过。开始架设“飞线”，是单路单线，后来发展成多路迂回线路，把山区的各个线路连在一起，四通八达。这对及时了解敌情，保证作战指挥，起了巨大的作用。
边区不愁电线的来源，敌人在铁路两侧架设的电话线，就是党政机关和各部队所需电线的最好最方便的“仓库”，随时可去收割。在接近敌占区的一些村庄，村与村的群众，曾经展开收割敌人电线的竞赛，一夜之间，就可以得到成千成万米的电线。
晋察冀边区各区县，特别是与敌接近地区，还普遍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广大的男女老少都是八路军的耳目。群众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了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消息树”就是其中的一种。各村自卫队、儿童团有组织地传递紧急信件，“鸡毛信”就是常见的一种方法。每个村头、路口，抗日的群众还设置监视敌人奸细和坏分子的岗哨，盘查过往行人。没有路条，不能通过。
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是敌后游击战争中的一支伟大力量。凡年在16岁以上、55 岁以下的男女公民，差不多都参加这个不脱离生产的武装组织。
他们担负站岗放哨，传递消息，清查汉好匪盗，运送作战物资和伤员，破坏敌人交通以及其他各种抗战勤务。他们的主要武器是红缨枪、大刀、手榴弹，却使拥有机枪、大炮、飞机的敌人往往无所施技。
地道战，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拥有优势装备的敌人进行战斗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人们常常把地道比作地下长城，这并不夸张。到抗战后期，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所挖地道总长度达到1.25 万多公里，比长城几乎长一倍。
麻雀战，更使日军闻风丧胆，谈虎色变。这是根据地军民对付日军的一种游击战术。因为麻雀在觅食飞翔时，多不成群结队，忽东忽西，忽聚忽散，目标小，速度快，行动灵活。根据地军民，特别是民兵所采取的一种战斗方式，也具有这种分散而灵活的特点，因而得此名。这种战法只要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以进行。由于各个村庄普遍开展了这种麻雀战，闹得敌人昼夜不宁，疲于奔命。
破击战，群众叫它铁路“大翻身”，也是晋察冀根据地军民经常和普遍使用的战法。
日军具有先进的武器和交通工具，对铁路和公路的依赖性很大。八路军和民兵的破击战，就是抓住敌人的这一弱点，千方百计地对铁路、公路、桥梁、车站进行破坏，使敌人的行动陷于瘫痪和混乱。
晋察冀的战场建设，是聂荣臻学习毛泽东抓紧平时战场建设经验的产物。他深有体会他说：“毛泽东同吉建设中央苏区根据地时，就多次强调：
部队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一定要准备战场。我们根据这个经验，在晋察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平时认真进行了战场建设，搞好作战准备，对地形的勘察，是各级指挥员、作战侦察部门平时的任务之一。各指挥机关、战斗部队几乎都能做到行军不找向导，作战不靠地图，即使在狂风暴雨的夜里也不致迷失方向。粮食、弹药、鞋子、药品的分散贮存，使长期反‘扫荡’分散活动的部队，到处可以获得补给。我们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通信情报网，它是由军区统一规划，由各军分区分别建立管理，并在群众中扎了根，广大群众都是我们可靠的情报员。敌人开始在铁路周围屯积粮食了，情报立刻送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可以根据敌人屯积粮食的多少，来判断这次‘扫荡’的部署。边区四通八达的电话线，特别是战时的秘密电话线，保证了我们在反‘扫荡”战斗中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指挥部队，同敌周旋，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敌人呢？它找向导找不到，道路不熟，它只能象瞎子和聋子一样，陷在我们设好的重重泥潭之中。”
1938 年秋季，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9 月20 日，日军依靠四周铁路，分兵25 路，开始了向边区的大举围攻。这次所出动的部队，几乎是清一色的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和大小城镇。
敌人接受以往的教训，采取分兵合击，多路围攻，行动谨慎，步步为营的方针。
日军依仗25 路5 万多人马，气焰极为嚣张，尤以独立第二混成旅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和第四混成旅联队长清水正一少将两人，更是不可一世。
常冈自以为掌握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法，并制定了针锋相对的对策，9 月由广灵卒队向五台山地区进发。尽管他自称为“游击战专家”，10 月28 日， 刚进至广灵县城西南的张家湾，就遭到八路军的伏击，常冈连同山崎少佐、归森炮兵大尉及其以下360 余人成为异乡之鬼。
第四混成旅联队长清水，由盂县出发向五台县进攻时，挥着战刀发誓说：
一定要占领五台城，扫平五台山寺烷，捣毁八路军的巢穴。9 月29 日，他率队渡过滹沱河，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城东南的柏兰镇。这时，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在耿镇、石嘴附近的一条山沟中。为了掩护领导机关，第二军分区第五大队和军区学兵营事先占据有利地形，当日军经过牛道岭时，即先敌开火，勇猛冲杀，纷日军以重大杀伤。当天黄昏，日军进占耿家庄、教场宿营。
30 日早晨，晋察冀军区部队又对刚出发的日军展开激战。
这次战斗是唐延杰指挥的。清水进攻柏兰镇时，聂荣臻率晋察冀军区机关隐蔽在石嘴一带的大山里，组织指挥部队粉碎日军25 路进攻，唐延杰指挥二分区部队和军区警卫连与学兵营担负掩护任务。他率警卫连悄悄摸到教场村边，透过晨雾，看到日军正在场院里集合。当日军杀气腾腾向五台城进发时，唐延杰率领的警卫连瞅准时机，突然袭击日军后尾，当场把耀武扬威的清水打下马来，即刻身亡。清水丧命后，其部下从村里找来殷实人家为老人备下的现成棺材，装殓上清水的尸首，抬在队伍中，继续奔向五台城。这时，五台已是一座空城，日军进城后还大办了丧事，祭祷清水，日军随军记者还拍了一组照片，后来登在北平和东京的画报上，以鼓吹清水的武上道精神。
聂荣臻得知这场闹剧后说：“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取得这次反围攻胜利之际，中共中央正在延安举行六届六中全会，大会主席团特意向聂荣臻和晋察冀军民发电慰勉：“全会完全同意边区党委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这个方针下，由于全党全军的努力，已经创造了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不独对坚持华北抗战已经和将要发挥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财富。长久保持晋察冀边区是最进步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作为将来反攻日寇的前进阵地，全会对你们有无限的慰问与希望。”
聂荣臻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立刻在边区正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宣读了。40 多年后，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会场上的极为振奋的情绪，他深情地回忆说：“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晋察冀工作所做的全面评价，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我们留在五台山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其他根据地的开创工作正在展开，我们的成败，直接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晋察冀地区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中，困难很大，究竟在敌后能不能存在呀？群众能不能发动起来呀？许多困难能不能解决呀？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惦念的事情，如果我们这里成功了，其他地区也可以这样搞了。结果是，我们在敌后牢牢扎下了根，敌人的围攻奈何我们不得，并且初步积累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开始形成了一些稳定的政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一切，自然是非常高兴的。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肯定了我们的经验，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热情的宣传。毛泽东同志说，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根据地。党中央把晋察冀称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这是对我们的莫大鼓励。”
“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经验。”聂荣臻说，“创建的根据地，必须要巩固。在对敌作战原则上，手中一定要掌握必要的机动部队，使敌人不敢小规模地深入根据地内。假使敌人有小部队出动，就可以打它一下，把它消灭掉。如果手中没有机动部队，到时候形不成一个拳头，这里派一个连，那里派一个连，都是分散活动，到处被敌人象撵鸡撵鸭一样撵得满地跑，搞得根据地鸡飞狗跳，根据地还怎么能够谈得上巩固呢！
所以，既要善于分兵游击，又要随时集中，这是游击战争的一个战术原则。
打仗——就是力量对比，我可以战胜你，我就打；力量的对比对我不利，我就避开你。”
聂荣臻特别谈到1939 年秋末黄土岭围攻战，这是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非常成功的一个战例。这个胜利，震惊了日军，震动了全国，因为击毙日军中将，这是全国整个抗战历史上一个破天荒的创例。
年11 月初，日军分兵12 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自恃勇敢，竟敢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结果遭到八路军的严厉打击，葬身于古长城下。
阿部规秀时年53 岁，身体高大，方脸短须。他是日本青森县北津轻郡七和村人，陆军士官学校第19 期生，明治40 年代的步兵少尉。他不仅在日本将军中身体显得出众，论才学，他也是以学者兼将军自夸的人物。
此人就任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时，就在日军中享有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等称谓。而第二混成旅团在日军中又号称精锐，他以中将资格出任旅团长，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充任，中将是够得上荣膺师团长之命的。可见日军把对晋察冀边区的进攻看得何等重要。
阿部规秀的这次进攻，恰逢晋察冀军区正在筹备纪念成立两周年庆祝活动，120 师的贺龙、关向应和北方分局的彭真，都在军区机关。120 师刚从冀中返回来，是应聂荣臻和彭真的邀请，来阜平做客的。
1939 年10 月30 日，北方分局组织工作会议在阜平青山村一座夭主教堂里召开。各地委书记、各分区司令员或政委都到会了。当天晚上，杨成武接到一分区司令部的敌情报告：坐镇张家口的阿部规秀，派记村宪吉大佐率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1000 多人已进驻滦源城。据侦悉，敌人拟分三路向一分区根据地“扫荡”。
杨成武记下敌人三路出动的情报，立刻去询聂荣臻汇报。
聂荣臻把马灯拧亮了一些，注视着桌上的地图，仔细地听着杨成武的汇报，问：“情报可靠吧？”
杨成武答道：“涞源情报站的站长，是分区崔喜峰参谋，他们送出的情报，是根据沫源伪维持会和宪兵队的我内线情报员的报告，然后又汇集了五回岭情报站的情报，经过与各地情报人员的核实分析，再报到分区司令部来的。一向都是比较及时、准确的。”
聂荣臻点点头，他显然知道这些无名英雄。
杨成武建议：“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吧？”
“敌人有三路，你打哪一路？”
“打东路！”
杨成武很熟悉这一带地形。从涞源到银坊全是深山大谷，出滦源城，过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银坊，其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是大山乱石，不难找到伏击地域。
聂荣臻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打！你去请彭真、贺龙和关向应同志来，我们再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杨成武立刻请来彭真和贺龙、关向应，向他们汇报了敌情与作战设想。
贺龙听完后高声地说：
“送上门来的，打嘛！打一个胜仗，庆祝军区成立两周年！”
彭真和关向应也同意打。
聂荣臻当即命令杨成武：“会议你不要参加了，立刻赶回一分区组织指挥这个战斗。”
11 月1 日凌晨，杨成武和两个警卫员骑马离开阜平，回一分区司令部驻地管头村。
途中，杨成武特意绕经银坊镇、雁宿崖、三岔口、白石口、插箭岭、黄土岭，再次详细察看每一处的地形地貌。
从白石口至雁宿崖一段路，实际上是个宽约40 米的于河滩，两边的山岭陡峭，如果伏兵两侧，并以一部分兵力诱敌至此，再用人力封锁住白石口，断敌退路，那它就插翅难逃，只能葬身于乱石之中。
11 月2 日，一分区司令部召开干部会议，对作战方案又做了一次研究和确认。决定以部分兵力和地方游击队去牵制、堵击插箭岭、灰堡之敌，不使那两路敌人接近战场；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率2 团，团长纪亭树、政委袁升平率3 团，分别埋伏于雁宿崖东西两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1团插至白石口南，随时截击敌人的退路；以素有“狼诱子”之称的曾雍雅、梁正中支队，由白石口向雁宿崖佯动，诱敌深入。待敌进入雁宿崖地区后，全线发起战斗。
杨成武向聂荣臻报告作战方案时，聂荣臻说：
“一定要抓住战机，争取全歼这一路敌人。我不会离开电话的，你要随时报告战斗进程，彭真、贺龙、关向应同志，都很关心这场战斗。”
放下电话，杨成武命令所属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当夜指战员们就在山中荷枪露宿。
11 月3 日是个好天，晴空之下，万岭苍苍，旭日抹红山尖，清冷的穿谷风阵阵扑面。
7 时许，伏击部队同三路敌人先后接火，东路敌人被曾雍雅、梁正中支队诱击了一下，果然大踏步闯进峡谷来了。行至雁宿崖，一分区3 团的主力已在张家坟及其两侧山上隐蔽展开。1 团团长陈正湘和政委王道邦率其1 营到达雁宿崖东山。
当敌先头部队进到雁宿崖与张家坟之间，3 团突然以猛烈的火力给敌以迎头痛击。
这时，陈正湘命令号长吹起冲锋号，1 团1、2 营主力从两侧阵地同时向河滩猛扑过去。
敌人遭到猝然打击，象被追逐的兔子一样四处乱窜，纷纷寻找隐身之地。
很快，敌人被歼灭大半，剩下的被压缩在雁宿崖西北的小高地上。
敌人疯狂抵抗，妄图坚守到天黑，等待另外两路敌兵驰援。实际上，那两路敌人在八路军各部队的牵制、堵击下，也都寸步难进。
下午4 时多，围歼雁宿崖之敌的总攻开始了。
各团都有部队运动到小高地下面，把敌人围得水泄不通。小高地顶上是敌人指挥部和炮阵地，玘村宪吉正督促士兵四面抵挡，山炮不停地发射，硝烟把山顶都笼罩住了。
记村宪吉的指挥所，原设在村北的小山包上，后被迫撤到村西一个院子里。1 团2 营、3 营的部队紧紧把这个院子围住，机枪、步枪不断地向院里射击，手榴弹纷纷投进屋里，顿时火光四起，烟雾弥漫，房子着火，敌人的机枪哑巴了，屋里的日军四处乱钻。围攻部队乘势冲进院子，将敌歼灭。
经过拼杀，600 多日军除被生俘13 名外，其余几乎全都尸陈河套、山谷和村庄，只有极少数漏网。
日军作战有个规律，每次失败，必然出兵报复。而且常常是败兵刚刚归巢，大队人马就立即扑来。
雁宿崖歼灭战的枪声刚刚止息，杨成武立即命令部队连夜打扫战场，埋葬敌尸，迅速转移。
第二天凌晨，情报站又送来了情报：驻张家口市日军出动其精锐部队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所属各部，分乘90 多辆卡车急驰涞源。滦源城里的残敌彻夜不宁，又在到处抓夫。很显然，敌人是实行报复性“扫荡”来的。可能沿着记村宪吉大佐旧路，进至银坊，然后，或西取走马驿，或东扑黄土岭，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杨成武在管头指挥部把这新情况报告给聂荣臻，并且建议再打一仗。
聂荣臻问：“部队情况怎样？”
“刚打了胜仗，伤亡很小，士气很高，正在银坊、司各庄一带休整，出击方便。银坊以东，直到黄土岭，地形仍然利于设伏，只要敌人敢于由银坊东进，我们一定能伏击成功。”
聂荣臻说：“你们先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他们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你们隐蔽起来，让敌人寻找你们决战。你们在银坊北面示以疑兵，诱敌东进，等他们进到黄土岭后，你们再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他。你们先准备吧，我和彭真、贺龙、关向应同志再商量一下。”
很快，聂荣臻又来电话了。他高声说道：“彭真、贺龙、关向应三同志都赞同我们的意见。成武同志，你争取打个更大的胜仗吧！贺龙同志怕你兵力不足，决定让120 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天黑前赶到黄土岭地区，归你指挥。此外，我们20 团、26 团、34 团箝制易县、满城、徐水等地的敌人。” 当天夜间，敌人又越过白石口一带的内长城，进到雁宿崖下。他们把已经埋葬的一些敌尸挖出来，抬到一起，架上柴堆，浇上汽油，点火焚化。
11 月5 日，1500 多日军从龙虎村向白石口前进。1 团1 营5、6 连与25团一部在白石口与敌接火，忽而坚决堵击，忽而大踏步后撤，象翻飞的鹞子那样紧紧地缠住猎物不放，使敌人求战不能，而又追赶不及，气得暴跳不止。
当晚，敌人到达银坊镇，实施“三光”政策，银坊一带村庄大火冲天，彻夜不熄，好在群众都已撤离，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11 月6 日，敌人两次扑空后，急不可耐，终于离开银坊镇，倾师东奔黄土岭。晚间，他们搭起帐篷，解开行囊，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宿营了。司各庄、黄土岭，这是易县、滦源两县边界上的兄弟村庄，都以出产大鸭梨、大叶烟闻名。每到秋天，到处是果香扑鼻，爽人心肺。司各庄北临湖海岭、莺儿岭，古代的烽火墩台，耸立山巅。
这一天黄土岭的深夜，繁忙，紧张，山上山下到处是带枪的人群。冷风吹着，雁群匆匆而过。山岭中都是日军。围绕这个口袋形的山谷的四周，却密密层层布满了八路军和游击部队。
次日，天空飘洒着密密的雨丝，周围群峰都消逝在浓雾里。上午，敌人继续东进，直到下午3 点钟左右，全部人马才离开黄土岭，陆续进入峡谷中的小路。这时，l 团、25 团迎头杀出，3 团和2 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 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二三里，宽仅百十公尺的沟里。
100 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打，分区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了数发炮弹，这条山沟立刻被弹片、碎石和浓烟覆盖。
敌人依仗其兵力雄厚和优良火器，向寨蛇猛冲，遭到反击后，即掉头向西，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3 团紧紧扼守住西、南阵地，120 师的特务团这时也赶到了，从3 团的左侧加入战斗，使敌人欲归无路，只能就地抵抗。
校场那里是敌人指挥部，一群穿黄呢大衣的军官，站在一座独立院落的平坎前，用望远镜朝山头斡望。这情景，被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他急忙把目标指示给配属1 团的分区炮兵连连长杨九秤，杨九秤指挥迫击炮连发数弹，正打在敌指挥官人群中，敌军官立刻倒下一片，阿部中将就在这群炮弹下毙命了。
当时有十七八个群众被敌人关押在独立院落东边的小屋里，他们蜷缩在一个大炕上，亲眼看到炮弹在屋前连连爆炸，日军指挥官全炸倒了，连那条高头狼狗也炸裂了肚子，可是他们却无一负伤，暗中称奇：八路军的炮真神！
黄土岭战斗，是晋察冀军区一次空前的胜利。从11 月3 日至8 日，6 天中连续取得了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共歼灭日军1500 多人， 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晋察冀军区以5 个团加游击支队的兵力，在黄土岭对阿部规秀围而歼之，特别是阿部的被击毙，日本朝野极为震惊，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刊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的题词——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连登3 天。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东京其他各报也频频报道阿部的生平、战功、死讯。当阿部规秀的骨灰运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致哀，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将领到车站持吊旗致哀，可谓哀荣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