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部规秀是日本侵华战争以来丧命的一个高级将领，也是中华民族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的职务最高的一个日军指挥官。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中华儿女们欢欣鼓舞，抗战热情更高。
破袭战，是抗日军民经常采用的一种作战手段。断其交通，破其碉堡，毁其通讯设施，填其封锁沟墙，使敌交通瘫痪，耳目失灵。
华北敌后最成功、最著名的破袭战，就是1940 年秋天进行的正大路破袭战，也就是抗战史上气贯长虹的百团大战。
此次破袭战，是八路军总部适时提出的战略决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攻性战役。
这次战役，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战役破击的主要目标正大路，经过参战军民夜以继日炸桥梁，毁隧道，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砍电线，许多地段几乎夷为平地。
聂荣臻作为正大路破袭战东段的指挥员，在战役开始的前几天，就带着小型精干的指挥所赶到了前线，把指挥所设在井陉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洪河漕，这是一个仅10 来户人家的村庄。发动攻击的那一夭，正赶上下雨，部队和民兵淋着雨水，穿过山间小路，在黄昏前秘密运动到敌人鼻子底下。由于战前的充分准备和群众密切配合部队封锁消息，敌人始终没有发觉他们的行动。
正大路全线准时发起攻击的时候，聂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晚的情景。他说：“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象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一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大路全线。指挥所的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
攻占正大路上的战略要地娘子关和歼灭井陉煤矿敌人的战斗，是晋察冀军民在战役第一阶段所取得的突出战果。
在井隆煤矿破袭战中，参战部队在战火中拯救日本小姑娘的故事，40 年后，成为中日两国友好交往中有口皆碑的佳话。聂荣臻称这件事是“激烈战火中一个很有意义的‘插曲’”。
故事发生在井陉煤矿附近铁路线上的东王舍小站。燃烧着仇恨烈火的八路军战士，如猛虎下山，一举攻克天险娘子关，直插井陉煤矿，迅速抢占了东王舍矿区。日军为阻止八路军前进，不顾自己的侨民尚未撤退，用夹杂着烧夷弹的排炮，向东王舍村猛轰。矿区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在浓烟烈火中，忽然从半倒坍的日本榻榻米式的宿舍里，传来凄厉的呼救声和婴儿的哭叫声。八路军两名机枪手毫不迟疑地冲进烈焰，背出两个孩童和他们垂死的父亲。她们的母亲己被炮弹炸死。虽然战士们拿出在当时非常缺少的急救包抢救，孩子的父亲终因伤势过重，死在八路军前线包扎所里。据战后查对，小女孩的父亲是东王舍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战士怀抱着两个因受惊而哇哇大哭的日本弱女，表现出革命的人道主义和慈爱之情。
消息传到聂荣臻的前线司令部。两个日本小女孩，被接到司令部招待所——滹沱河畔一座小山庄里的一幢农舍。聂荣臻来看望孩子：“喂，喂，小娃娃，不要怕。”他抱起那个襁褓之中的小囡囡，亲吻她胖胖的脸颊，用指头轻轻地挠动着孩子的胳肢窝，逗着孩子发笑。随后，又走到小姐姐跟前，蹲下身来，抚摸着孩子的头发，把一块糖送到女孩嘴里，“这个好吃，甜，甜。”孩子没有害怕，望着这位和蔼的伯伯，天真地笑了。聂荣臻叫来管理人员，吩咐他们到附近村庄寻找奶妈，给小囡囡喂奶，还唤来军医给孩子仔细检查身体。他又叫警卫员到集市上设法买到糖、饼干和水果——这些东西，在那艰苦岁月里是难得享受到的食品。
聂荣臻问：“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有在家的吗？请他们来看看孩子。”
当他得知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都上前线去工作后，又说：“孩子是无辜的。
应该让所有人明白，敌人虽然残忍地杀害了我们无数同胞和儿童，但是我们决不能伤害这些无辜的孩子和日本人民。”
他转过身来，又拉着孩子的手，温存他说：“好娃娃，想家吗？来！照个相，明天送你们回去。”
夜晚，两姐妹都住宿在这个山村的农舍里。一位慈样的大娘搂着她们，同睡在一条土炕上，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小囡囡，不停地鄜扇子给孩子赶走蚊虫。
清晨，聂荣臻起得很早，他修书一封给日军司令官，义正辞严地斥责他的罪行，要求他保护和哺养孩子。过了几天，又挑选了一位精明的战士和一位壮实的农民，把两个孤儿护送到日军司令部。担子的一头，小姑娘盘腿坐在藤篮里品尝着河北名产雪花梨，另一头，是她的小妹妹。
村子里的男女老少纷纷拿出自己积攒的鸡蛋和果品为孩子送行，送到村外很远很远的地方，还站在山坡上眺望她们远去，一直到两只藤篮消失在战线的那一方。
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聂荣臻坚持要把两个日本小姑娘送交日方。
40 年后，他道出了衷肠：“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样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我思考着，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争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动荡不定，照顾两个小孩子，将有不少的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是很伤感的。
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二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把她们送回去。”
聂荣臻本人在枪炮连天、硝烟弥漫的年代里就有过丢失女儿的悲痛经历。当30 年代初，他离开上海奔赴中央苏区工作后，就一直再没见过自己唯一的女儿。长征到达延安后，他爱人张瑞华也来到陕北，将女儿寄托在上海的一户人家里。连年的战乱，使他们同女儿和寄养人失去了联系，多方查找，也未能查出女儿的音讯。只是到解放战争初期，经过当地党组织寻找，才找到了因战乱离沪回乡的那户人家，女儿才千里迢迢赶来同父母团聚。分离时还是牙牙学语的女儿，见面时已成为十六岁的姑娘。聂荣臻面对两个日本小姑娘，确实是动了感情，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以深厚的人间情谊，作出了惊人之举——为避免孩子将来的痛苦，坚决把小姑娘送回去。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也饱尝了这场侵华战争给大和民族带来的悲痛和苦难。
1980 年姚远方撰写的《日本小姑娘，你在那里？》一文在报刊发表后， 在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的《读卖新闻》社记者经过认真仔细地查找，在九州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她叫美穗子，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自己经手开着一家杂货铺。她那受伤的小妹妹，被送回以后，死在石家庄的医院里。
不久，美穗子还专程来中国探亲。聂帅接见了她。美穗子很激动，嗓子都哭哑了，话也说不出来。聂荣臻对她讲：“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要这么做的，我们的军队，不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都会这样做，这是我们的政策，这是我们军队实行的革命人道主义所决定的。”美穗子说，她这次由日本来中国，当年参加过正大路作战的日本旧军人再三向她表示，他们对不起中国人民，非常抱歉，北海道的渔民还托她带来一盒干贝，表示对中国人民的祝愿。
冲破黎明的黑暗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从1941 年开始，晋察冀的敌后抗战进入了极为困难的阶段。
1940 年的百团大战，显示了华北敌后军民的强大力量，使日本侵略者极为震惊。同年9 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宣布成立。翌年6 月，苏德战争爆发。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急欲肃清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以便有一个稳定的后方。这样，日军向晋察冀根据地举行空前大规模“扫荡”的形势，就越来越迫近了。此时，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因“囚笼政策”的失败已被撤职，由冈村宁次继任司令。
冈村宁次曾被称为日本军阀的三杰之一，是日本侵华战争中赫赫有名的战犯。他一上任，全部改订了多田骏原订的对付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对根据地实行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他上台后的第一招棋，是立刻集中了10 万兵力，首先向北岳区实行一次空前的大“扫荡”。他把这次战役称为“百万大战”，意思是要报复“百团大战”。
对1941 年秋天这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聂荣臻记忆犹深，他称这次反“扫荡”是“最危险和最紧张的一次”。反“扫荡”一开始，军区领导机关在中心区同敌人周旋，这一方面是指挥全局的需要，一方面也为了吸引敌人，以便主力和各分区的部队，跳到外线去自由地主动地打击敌人。到8 月底，这些目的都已达到，聂荣臻便带着军区机关由娘子神朝西南方向转移。
到达阜平西北马驹石村的时候，他刚通知部队宿营，敌人的飞机发现了目标，立刻进行空袭，打伤了几个人，司令部副官长刘显宜也受了伤。当时，敌人把大大小小的道路都封锁了，冈村宁次还搞了一些鬼把戏，伪装撤退，空投假命令，制造种种错觉，企图迷惑军区部队，聚而歼之。聂荣臻原计划带领军区机关南渡沙河，跳到敌人的包围圈外面去，刚过沙河，便遇上了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机关的队伍，得知敌人在沙河以南一线设下了层层包围圈，他毅然决定：由军区机关保护分局、北岳区党委机关，再折向沙河以北。
部队到达沙河北面的雷堡时，又碰上转移到这里的边区政府机关。过午的时候，被敌人飞机发现，连续轰炸，情况显得非常紧张。
雷堡在阜平以北30 里，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此时，侦察员报告， 情报站的电话记录，一个接一个地送到聂荣臻手里：东面，敌人已经到达距雷堡10 里的柏崖；西面，敌人已占领安子岭，距雷堡不足20 里；北线敌人已进到与雷堡仅一山之隔的段村；南面的敌人也到了马棚、温塘一线。他们处于一个东西南北都陷入敌人重兵合围的圈子里。如果只是军区机关，应付这种严重的形势，问题不是很大。可是，眼前有边区政府、晋察冀分局、北岳区党委、分局党校、抗大二分校、北岳区党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近1 万人，都是后方机关人员，而且带有许多辎重马匹。打不好打，你一打响，各路的敌人会立刻靠拢过来；走也不好走，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难于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去。如果原地不动，一旦受到敌人的合击，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个重要时刻，聂荣臻想到了一个问题：敌人的飞机怎么总跟着，马驹石第一次被炸，雷堡第二次被炸，为什么这样准？“嘀嘀嗒嗒”的电台呼叫声，不由使他猛醒。唉呀！恐怕问题就出在电台上。司令部的几部电台，有同各分区联系的，也有一台是同延安联络的，敌人很可能熟悉了这些电台的呼号，测定了方位，然后它的飞机和部队就尾随合击。想到这里，聂荣臻立刻命令电台停止呼叫发报，并把司令部侦察科长罗文坊找来。
“从现在起，把拖住敌人的任务转交给你”，聂荣臻对他说：“当前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再让军区机关吸引敌人是有点不利了。敌人已经从军区的电台方位上，侦听到我们的位置，他们就要对这个地区进行合击。因此，我们决定今天黄昏后向阜平以西的常家渠转移。”说到这儿，他二伸手便在地图上指到常家渠。这地方罗文坊也很熟，离雷堡有70 多里路，已经挨近了五台山的边界。聂荣臻略停了一下，又加重语气继续说：“敌人既然侦察到我们的位置，我们就将计就计，帮助他坚定合击的决心。从今天开始，军区的所有电台暂时停止对外联系，由你带一个侦察排，一部电台，在机关向西转移的同时，留在雷堡东边不远的台峪，到那里立刻架起电台，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
听了聂荣臻这个巧妙的决定，罗文坊简直控制不住心中的敬佩和激动，没等聂司令员说完，便接了上去：“给敌人继续留个空中目标，让他们向我们几十个人合击，把他们拖住。”
“对！”聂荣臻满意地点了一下头，脸上露出了微笑。接着，他又关切他说：“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个特殊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做到既要使敌人向你们合击，又要叫他合击扑个空；既要使敌人跟着你们走，又要叫他追不上。这样，你们的处境将特别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吃亏。”
“请司令员放心，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保证不会吃亏。”罗科长一边说一边向聂荣臻敬了个礼，一出小屋，拔腿就往回跑。
罗文坊带领小分队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聂荣臻率领大部队一夜插出了七八十里，到达常家渠。这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山村，它的南侧，虽然紧邻着阜平到五台的东西大道，却是很隐蔽的，四周山山相连，不熟悉道路的人很难进来。这条山沟两面的大山很高，中间仅露着一线天空，敌人的飞机侦察和轰炸都很困难。聂荣臻带领的队伍就在常家渠隐蔽待机，这是敌人料想不到的。为了不再暴露目标，聂荣臻命令各部队各单位分别隐蔽在山沟两侧的巨石下、草丛里，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电台停止对外联络，外台不论如何呼叫，不准回答。因为，敌人虽在台峪造成错觉，但情况仍然是严重的，他们依然还没跳出敌人的大包围圈，屯集在阜平至五台大道上的日军主力，距常家渠仅10 里路。敌人派出的小股搜索部队，同我军的哨兵只隔一个山头，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这么一条小山沟，仅有几户人家，不说别的，近万人的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多亏边区平时的工作做得扎实，老百姓把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他们说：“山沟里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同志们尽管吃。”
常家渠的乡亲们，倒光了箱笼里的存米，掰尽了屋顶瓜秧上大大小小的南瓜，收尽了山腰上鲜嫩的苞米，刨光了房前屋后的地瓜。男女老幼背着、挑着、抬着、提着，送到战士们的面前，塞进干部们手中。
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的聂荣臻，望着一堆堆的玉米、南瓜和地瓜，禁不住热泪挂满双颊。在夜晚凌峭的山风中，他静静听着山野和村庄发出的每一个轻微的响动：远处山坡上狼群和日军的嗥声，近处哨兵轻轻的脚步声，圈里羊羔落地的啼叫，屋里母亲拍抚孩子的柔声，岩石下草丛中战士和群众的悄语。他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他想起在江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红军失去立身之地，使革命遭受惨痛的失败；他想起长征路上，由于没有牢固根据地的依托，给转战的红军造成的极度困难。他感慨万分：“我们所以能够长期坚持在敌后晋察冀，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主要不是由于有大山的屏障，而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不是有了山，才有抗日根据地，而是有了人民，我们才能够长久生存在深山老林里。”他指示部队，要给常家渠的乡亲们留下足够的粮票，以便反“扫荡”过后，由边区政府归还粮食。
聂荣臻率部隐蔽于常家渠期间，日军合击台峪地区扑空后，仍不甘心，试图在沙河两岸找到“聂总部”，于是将其主力2 万多兵力分成3 个集团， 分别屯集待机，同时派出小部队，在各集团之间穿梭搜索，寻找晋察冀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日军派出的飞机，也曾多次顺着山沟，低空飞抵常家渠一带，但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目标。晋察冀军区电台虽然停止了一切联络，聂荣臻却指示电台仍要开着，注意收听延安、总部和各军分区电台的呼叫，同时收听日军方面的广播。
也就是在此期间，日军设在北平的新闻电台吹破了牛皮，说“聂总部”
的电台已被“英武皇空军”的勇士炸毁了，3 天听不到“聂总部”电台发报了。
情况仍然危急。聂荣臻考虑，隐蔽在常家渠的机关大，骡马多，隐蔽和行动都很困难，特别是中央、总部和各军分区的电台无时无刻不在呼叫，军区的电台又不能回答。这种情况延续下去显然是不行的。同时隐蔽时间延长，七八千人的吃饭就成了问题，要尽快离开常家渠，转移到有利的机动位置去。
为使以后行动灵活轻便，聂荣臻同边区其他领导商定，分散机关、学校和进一步轻装，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等主要领导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单位和人员均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活动。军区机关仍按原定计划，转向第四军分区西部滹沱河西岸地区机动。
一分区1 团副团长宋玉琳，自这次“大扫荡”开始后，他率该团部分部队一直跟随军区机关警卫。他清楚地记得，9 月5 日黄昏，部队集合出发。
前进约6 里路，便发现由早平出动的日军正沿着大道向西开进。部队如果再向前进就要同日军遭遇，随即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第二天黄昏，部队再度出发，但由阜平西去的日军都宿营在大道上的法华、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村庄，堵住了部队往西南方向的行进路线，部队又原道返回。9月7 日晚，东西大道上已没有日军，晋察冀各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数千人马才顺利地通过了。这就是晋察冀抗战史上记载的“三进三出常家渠”。军区领导机关跳出了日军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设下的包围圈后，由龙泉关南下到达漫山。
从漫山向南，到了平山的跑马泉一带。这次遇险，聂司令员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带着那么多后方机关，那么多人，他压力很大。突出最后一道封锁线，聂荣臻一下轻松了许多。他同陈正湘，还有宋玉琳，登上东西黄泥的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起伏着。聂荣臻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你们一定要把稻子保护好，不能让敌人抢去。”不久，抢稻子的日军，遭到了1 团的伏击，一部敌人被消灭， 另一部敌人仓惶逃窜了。
聂帅忆起这次神奇巧妙而又充满危险紧张的转移时，兴致勃勃他说：“这次反‘扫荡’，更丰富了我们在敌人围攻之下穿插运动的经验。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何穿来穿去地‘走’？这就需要在战役战术指挥上的灵活机动和计划周密。在敌人合击的时候，跳出合围圈的机会要恰到好处，不能早，也不能迟，离敌人不能远，也不能近。过早了，敌人会改变计划，不向老目标而改向新目标合击，等于没有跳出敌人的合围；过迟了，会被敌人咬住，脱不开身；过远了部队太疲劳，再发生新情况，难以应付；过近了，容易被敌人发现，不容易脱离战斗。总的感受是：精干，对进，靠近。部队精干了，行动就灵活轻便，进入战斗快，脱离战斗也快，反之，麻烦就多，危险就大。
对进，是敌人朝我这里来，我就向敌人那里去，因为敌人兵力有限，往往顾此失彼，一般的规律是：敌人出动，我们也出动，在敌人合围圈已经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候，我们恰好跳出去。如果敌人是多纵队多梯队的合击，我们就把部队分得再小一些，跳得更远一些，或接近某一路敌人，即使遭遇了也好应付。靠近，就是靠近敌人，有时甚至近到哨兵能看到哨兵，这样不仅使部队的警惕性高，而且行动的距离短，同时更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情况，决心容易下，不致错过有利的时机。这就使敌人天天见，想摸摸不着，想撵撵不走，莫可奈何。”
1911 年冬，寒风凛凛。日军凭借其兵力强大，不甘心“大扫荡”的未果， 于是又对晋察冀边区实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敌人西自娘子关，东至正定，挖了一条宽8 尺，深1 丈，长达200 余里的封锁沟。沿沟每隔三四百米就筑有一座高大的碉堡。另外，从封锁沟向北，宽的地方40 多里，窄的地方20 余里的地带制造了无人区，人被撵走了，房子被扒光了，房架子和砖头被弄去修了碉堡；土墙推倒了，树全都锯掉，井都填死。这就是敌人所谓的“囚宠政策”，妄想困死边区军民。
在日军的“封锁”下，根据地的面积显著缩小，许多房屋被烧毁，残垣断壁触目皆是。加上1942 年罕见的大旱灾，人民群众的吃住都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困难，许多地方的群众吃树皮、树叶。不少青壮年被敌人抓走，大量牲畜农具遭敌破坏，许多土地荒芜，生产大大下降。部队粮食不足，油盐菜蔬缺乏，不得不以黑豆、麦麸充饥。一个时期，疟疾、痢疾、回归热延续流行，每个连队许多战士患了夜盲症。日用品也极度缺乏，最普通的药品也十分短缺。
那些天，聂荣臻明显地消瘦下来，清晨、黄昏，他那高大的身躯时常出现在窑洞顶的山头上，一会儿手搭凉棚四下眺望，一会儿踱来踱去低头沉思。
聂荣臻在看什么，又在想什么呢？
他惦念着边区人民。当地群众缺粮严重，有的群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逃荒，还有一些群众开始上山剥树皮，碾成面面，以此充饥。
他挂记着正在与敌寇征战的将士。由于食粮不足，不少战士昏倒在练兵场上，油盐菜蔬的缺乏，使大批战士患上夜盲症。
部队需军粮，群众要度荒，战马要饲料，这一切，如同千斤担，压在他的肩上。
一天，炊事员采来一篮嫩杨叶芽，拌上仅有的一点玉米渣渣，给聂司令员蒸了一小盆“苦累”（一种把糠菜蒸在一起的代食品）。他端起小盆，凝思片刻，又重重地把小盆放在桌上，他叫住了炊事员：
“这杨叶是从哪里采来的？”
“我们从山坡上的杨树林捋来的。”
他眉头紧皱，为炊事班的举动发了火：
“你们知不知道，老百姓早就断了顿，村里的群众就仗着这些杨叶度荒，你们摘来，老百姓吃什么？”
年轻的炊事员望着司令员威严的神色，委屈地流出了眼泪，喃喃地说：
“这些天，你一天才吃几两粮食，不是谷糠，就是黑豆，连一丁点儿蔬菜都没有，这样下去，您的身体..”
“你们就只想到我么！你们应该想到边区的百姓，想到那些面黄饥瘦的孩子，想到那些忍饥挨饿的伤病员！”
聂荣臻吩咐炊事员把“苦累”端回去，送给机关的伤病员吃。
他翻着桌上的度荒通报，部队反映的一些情况更使他极为不安：个别连队在度荒中，已经开始组织干部战士上山采摘杨叶、榆叶。
他立即摇起电话，指示军区政治部，迅速起草一个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一律不准采摘杨叶、榆叶，也不准在村庄周围挖野菜，这些东西要留给驻地群众。他神色严肃，斩钉截铁地说：
“人民子弟兵决不与民争食！”
训令很快发了出去。这个特别训令，在边区群众中引起不小的震动。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当地老百姓纷纷来到军区司令部，恳请聂司令员收回训令。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满含着深情，记下了这一感人的场面：“广大群众得知这个训令后，很激动。他们找到军区，找到边区政府，找到我，要求收回训令，说得十分恳切。群众说，抗战以前，我们穷人没有吃树叶的权利，因为山上的树，都是属于地主的，地主不准穷人捋树叶。八路军来了，实行了减租减息，穷人才能上山捋树叶了。可是，眼下闹饥荒，为我们争得生存权利的八路军，自己却不能上山捋树叶，这怎么行呢！”
聂荣臻向群众解释八路军的纪律，同时告诉群众，军区领导机关正在想办法解决部队的粮荒问题。为了度过难关，不少干部把组织上照顾自己的一点点保健费、残废抚恤金拿出来改善集体伙食。营的干部取消了乘马，军区和分区的干部也减少乘马，杀掉一些马匹给战士们吃，并送给群众一部分。
为了保证战士健康，军政首长亲自管理伙食。部队内部，党员和非党员的团结也更加亲密了，绝大部分共产党员都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见困难就上，见方便就让。战场上参加突击队的大多数都是党员。日常勤务党员也摊得最多，运粮、打柴党员背得最重，饭不够吃，党员吃得最少。
那时，军区供给部住在灵寿县的牛庄村。
1942 年全区供给会议，就是在这儿召开的，议题是讨论本年度的夏装发放标准问题。因为敌人大“扫荡”，根据地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负担很重。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军区供给部在会上提出减发夏装的意见：团以上干部少发一套单衣，一双布鞋，营以下干部和战士少发半套单衣。在讨论中，意见难统一。于是，军区供给部长查国祯带领大家骑上马，去平山寨北村的军区司令部，向聂司令员请示。当他听完汇报后，明确地说：“这次供给会议开得好，就是要从关心人民的利益出发，努力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完全同意军区供给部提出的今年夏装发放标准。团以上干部发一套单衣，营以下干部战士，因为经常要训练、劳动，穿衣服比较费，发一套半（二条裤子、一件上衣），破了还可以补嘛！老百姓做一件新衣服，要穿好几年呢！
要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暂时的困难，我们是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处处都要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更不能脱离群众。我们的军队离开了 人民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们和人民的关系，就好比鱼和水的关系，鱼离开水，就不能活。”他还说，“我们不能再加重人民的负担了，尤其是根据地边缘游击区的群众，负担大重了，两边都要负担。伪军汉奸去了，见东西就抢，到处敲诈勒索无所不为。
我们的部队去了，也要负担，那些地区的老百姓，简直没有办法活。据我们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易县紫荆关、平西地区，有的老百姓连衣服都没有穿的，全家人整天围着火盆，冻得不敢出门。有的一家几口人，只有一条破棉裤，谁出门大小便，谁穿上，甚至有的十八九岁的大姑娘都没有衣服穿，披一块破麻袋片遮住身子..”说到这里，聂荣臻哽咽说不下去了，流下了热泪。大家都低下了头，也流出了眼泪。会场上一片埂咽声。
聂荣臻最后说：“无论我们军队有多大的困难，都要自己想办法去克服，再不能加重人民的负担了。”会场上，边区政府的同志讲，一定要保证部队的供应，我们的部队要打仗啊！战士们饿着肚子怎么行呢！
聂荣臻不愧是一位千锤百炼、意志坚定的领导者，很快，在他的主持下，晋察冀军区制定出了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生产自救的度荒方案：
制定节粮计划。除伤病员外，包括各级领导在内，每人每天必须再节约一至二两粮食。聂司令员还特别嘱咐说：凡是讨吃要饭的小孩子路过军区机关驻地，一定要把孩子们叫到机关食堂，让他们吃一顿饱饭。机关工作人员要把这作为一项制度执行。
开展大生产运动。从司令员到每个战士，都要开荒种地，要求每人生产50 斤粮食，100 斤蔬菜，并且规定不能占用群众的土地和增加人民负担，完全靠开荒解决。
“一面打仗哟，一面生产！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哟，曙光在前！人民的子弟兵哟，面前无困难！..”这支流行的生产之歌，曾在沙河两岸，太行山沟，狼牙山麓，雁北山村响亮地传出。
农民的儿子聂荣臻，虽从青年时代漂泊异国追求真理，以后又戎马倥偬，过着军旅生涯，但搞起生产来，也是一个行家里手。他亲手制定了部队生产自救的方针，而且身体力行。在太行山坡的垦荒队伍里，有他的身影；在沙河两岸的收割大军中，他挥动镰刀，不亚于青年人。他曾自豪地说，在大生产运动中不甘落后。除了参加军区机关集体组织的生产任务外，他还和警卫员、通信员一起养了一群羊。这群羊很解决问题，遇到病号和身体虚弱的同志需要加强营养时，挤几碗羊奶，那是最好的营养品。分区和部队的同志来军区开会，他常用羊奶招待。他对部队的同志们说，冀西都是山地，山上有的是草，你们可以把养羊的办法推广一下。但是，要注意，要把羊群看管好，不要啃老百姓的树和庄稼。
为了解决战士的营养问题，聂荣臻到处联系购买胡萝卜，指示把军区饲养场的羊宰了，给战士吃胡萝卜炖羊肉，并要求连吃一个星期。他还亲自领着人到阜平的沙河里，捞河里的小鱼给战士熬着吃。在他的精心关怀下，战士们很快恢复了视力，欢蹦乱跳地杀上前线。
由于边区军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1942 年晋察冀边区的春荒，终于闯了过去。初夏，沙河两岸的梯田里，小麦甩出了金黄色的穗子。村前村后新开的荒滩上，长满绿莹莹的菜秧。为度荒立下功绩的杨叶、榆叶，更是葱笼茂密。正在与敌寇浴血奋战的冀中军民，得知冀西山地的困难，装上刚刚打完场的小麦，成群结队，趁着茫茫夜色，越过日军严密封锁的平汉线：将平原的粮食和军民的心意送进了太行群山。
然而，就在晋察冀军民齐心协力度春荒的时候，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饥饿笼罩着城乡，人民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北平市民为抢购粮食，一次就被踩死30 多人，酿成惨剧。同年，河南省发生大旱，饿死了约300 万人。
太行山嫩嫩的杨叶，显示着军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勃勃生机，群众的心坎上铭记着聂司令员的一片深情。
旌旗与晚霞之光
1942 年1 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干部会议上，聂荣臻敏锐地针对斗争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的战略决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于敌后，为何又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
聂荣臻在阐述这个战略意图时说：“日寇的保垒、封锁线依旧不停地向前伸，在冀西山地，一直把碉堡修到了我们的鼻子底下。敌人的意图还不是想一下占领冀西，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他们担心后方出问题，所以来‘蚕食’我们，压缩我们，限制我们，妄想搞一个“画地为牢’。敌人进来了，边区的地盘越缩越小，反“蚕食”斗争已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了，而且，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认真的考虑，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也到你那去，我们钻到你后面去，在你后面搞个鸡飞狗跳墙。”
这年9 月11 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在军区驻地平山县寨北村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由聂荣臻主持，着重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指示，进一步肯定“到敌后之敌后去”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
这次会议之后，北岳区各军分区以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分散到各县和敌之侧背进行游击活动，打击与阻止敌人的“蚕食”推进。并由各团、各区队组织许多支武装工作队，重新伸到沟外，恢复和开辟地区，配合正面的反“蚕食”斗争，形成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
寨北会议之后，晋察冀军区和转移到冀西的冀中部队组织了许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较严的村庄，进行开辟和恢复根据地的工作。他们利用平原上的“青纱帐”作天然屏障。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作依托，由“五一大扫荡”后的隐蔽阶段，转为积极主动的进攻，在碉堡如林的残酷环境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摧毁敌伪政权，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对日伪军展开政治攻势，加强“攻心战”，在“敌后之敌后”闹了一个翻江倒海，恢复整顿了各级组织，发展和壮大了武装力量，使平原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团结边区各阶级各阶层，加强边区的民主建政，翌年1 月15 日，在边区政府诞生五周年的日子，召开了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早在1940 年边区民主大选时，就已经选出，但由于战斗频繁、交通不便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举行。
参议会是在阜平县温塘村召开的。参议员来自晋东北、冀西、冀中、冀东、平北、平西、察南、雁北各地区的巩固区、游击区和敌占区。成员中包括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派人士、开朗士绅、文化界人士、科学技术专家，少数民族的代表，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的代表，部队的代表，以及敌占城市的抗日爱国人士，共288 人。他们代表着晋察冀2000万人民的意志，来参加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参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聂荣臻欣喜地为大会题了词：“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边。”
这题词不仅鼓舞士气，振奋情绪，也确实是5 年多来晋察冀军民出生入死坚持抗战的写照。边区参议会召开时，晋察冀边区政府已辖有13 个专区、98 个县、650 个区、15366 个行政村的抗日政权；普遍实行了抗日和民主政治，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保障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进行了生产建设，发展了国民经济，不断战胜敌祸天灾，实现了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巩固了全民团结，巩固了根据地。5 年多来，边区子弟兵团和民兵粉碎了敌人无数次“扫荡”和“蚕食”进攻，作战14392 次，毙伤敌伪174000 多名，连同俘虏和投诚反正的敌伪军，总计213600 多名，保卫了边区，坚持了敌后抗战。参议员们一致推崇边区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辛勤努力，推崇边区子弟兵的英勇作战，纷纷发表感想说：在堡垒林立，沟墙如网，敌我斗争犬牙交错的敌后根据地，能有如此之成就，实在壮观。
边区参议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边区的民主建设越来越完备了。
1943 年8 月，聂荣臻接到党中央通知，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于这年9 月肩负着边区人民的重托离开了晋察冀。
在延安的两年间，聂荣臻同晋察冀的联系始终没有间断，他常常思念在敌后鏖战的战友，怀念同他一起经历过6 年战争生活的晋察冀父老乡亲。每逢听到晋察冀传来胜利喜讯，他总是非常兴奋；见到从敌后归来的同志，他常常拉他们彻夜畅谈。一个指挥员对部队、对根据地的眷恋之情，在这段时间里，聂荣臻的感受尤为深刻。
这期间，聂荣臻还一直担任着晋察冀根据地的领导工作，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所处理的重大问题，一般都向他报告。
聂荣臻又一次返回晋察冀，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945 年9 月9 日。他是与刘澜涛、肖克、罗瑞卿等同志，搭乘飞机由延安回来的。这次返回晋察冀，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展开反攻大进军。他们的心情多么急切而激动，边区军民多么欢欣鼓舞！
在聂司令员精心运筹和具体指挥下，晋察冀各路大军。斗志昂扬，勇猛出击。经过3 个多月的反攻作战和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斗争，到11 月份，共歼灭日伪军约7 万多人，解放了察哈尔、热河两省的全部，河北省的大部， 辽宁、山西和绥远省的一部，收复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以及宣化、集宁、丰镇、绥中、山海关等70 多座城市，形成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晋、察、绥、热、辽纵横千里的战略基地，成为继续向东北发展的前进阵地。四周已同东北解放区、晋绥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衔接起来。全区在行政区划上，辖两个省政府、3 个行署、22 个专署、164 个县、27 个旗、4 个自治区，人口将近4000 万。
通过大反攻和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斗争，主力部队发展到215000 多人， 地方部队扩充到］04000 多人，共约32 万多人。基干民兵扩大到90 多万人。
晋察冀军民，经过8 年英勇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光阴荏苒，抗日烽火岁月在聂荣臻的一生中闪闪发光。
从1937 年10 月五台受命，到1949 年1 月底率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开进北平城，他先是在晋察冀地区，后是在整个华北，生活战斗了11 年3 个月。
聂荣臻把他壮年的心血和汗水洒在了华北的土地上，谱写了一支支胜利的凯歌。
在他离别晋察冀40 周年的时候，聂帅写下一首充满深情的诗篇：“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这是他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所显示的英雄气慨的写照。聂帅说：“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段历史，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是比较重要的一段。它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是根深刻的。”
40 多年来，聂荣臻经常眷恋着他征战过的华北大地。
每当他遇到华北省区负责人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总要问一问太行山上植树造林的发展，山区交通的改善，群众生活的提高，山沟里的孩子都入学了没有？每当华北地区发生洪涝、地震、风雹等自然灾害的时候，他常常夜不能寐，拨通电话，详尽询问受灾害的情景。他尤其惦记华北的旱灾。
在晋察冀的时候，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黄昏，都要爬上山顶，眺望西边天际的云彩，看有无火烧云，以此推断天气是否有雨。在进城之后的几十年间，他依然如此。
90 高龄之后仍然每天还询问身边工作人员：“西边天烧了没有？”意思是有无火烧云。他身体不好，但每晚必定坚持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当他看到90 年代第一春，华北气候风调雨顺，多皱的面孔绽出笑容：“今年肯定又是一个丰收年！”聂帅嘱咐前来探望的华北各地负责同志：要重视老区的建设，抓好太行山的绿化，搞好水土保持，治理好滹沱河、沙河、大清河、永定河，逐步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
40 多年来，聂荣臻一直怀念和惦记着与他并肩在晋察冀战斗过的战友和同志。
1980 年，聂帅在着手写作他的长篇回忆录时，明确指示执笔写作的同志：晋察冀斗争的胜利，是英雄的晋察冀人民和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在我的回忆录里，一定要更多地写上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名字。他深情地回忆说：“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其中有许多老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都把满腔的热血洒在了晋察冀土地上。人民群众为抗日而牺牲的人数就更多。仅北岳区部队，在1941 年秋季和1942 年的几次反‘扫荡，中，就牺牲了1600 多位烈士，英勇负伤的达2500 多人。尤其令人怀念的是，我军优秀指挥员、红军时期就任过军长的4 分区司令员周建屏同志， 1938 年6 月因劳累过度，牺牲在战斗岗位上。1942 年4 月，英勇善战、战功卓著的军区骑兵团团长刘云彪同志，也不幸病逝。1942 年底之前，还有包森、陈群、刘诚光、张仁槐、常德善、王远音、魏大光、陈锦秀、白乙化、许佩坚、朱潘显、李和辉、霍焕之、詹道奎、黄天、孙丕谟、刘开绪等60 多位团职以上领导在作战中英勇捐躯，效命沙场。这些先烈，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