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雨雨几十年，聂帅清晰地记着先烈们的名字，在这惊人的记忆力里，蕴含着他对牺牲战友朝思暮想的怀念之情。
聂荣臻为了夫达对长眠于华北大地战友的思念，经常以蘸满感情的墨笔题词书碑，寄托哀思。狼牙山纪念碑，华北烈士陵园纪念馆，阳泉百团大战纪念碑，城南庄纪念馆，晋察冀的多处革命遗址，都留下了他写的题词或碑文。狼于山五壮士唯一幸免的葛振林1983 年秋季回部队参加纪念活动，路经首都，聂帅特意请他到寓所做客。杰出的军事家与著名的老英雄紧紧握着双手，忆往昔峥嵘岁月，谈40 年别后相思。
80 岁高龄的聂帅呼唤着英雄的名字，动情地把葛振林揽在怀中，轻轻拍打着他的臂膀。狼牙山视死如归的。壮士，竟象小孩子一样，偎依在老首长身边，思绪万千，泪洒胸襟。此情此景，如同当年在晋察冀庆功会上，聂司令员向葛振林、宋学义颁奖祝贺的热烈场面。
40 多年来，聂荣臻没有忘记过晋察冀的乡亲们——那些在连天烽火中抬担架、送公粮的父老兄弟，那些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也要掩护八路军的大娘大婶，那些深明大义争相送郎送子参军的边区妇女，那些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们。聂帅同晋察冀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清楚地记得，他曾亲手把一面大红的光荣旗，授给“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他亲自把一朵大红花，别在“爆炸英雄”李勇的胸前；他在晋察冀群英大会上，热情地把“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介绍给与会代表；他还长久地记忆着“子弟兵的好大哥”崔洛唐、英雄的回民母亲大官姑、拥军模范耿大娘、少年英雄王璞、劳动模范韩风龄等数十位晋察冀英雄乡亲的名字。在他进城之后，每逢晋察冀的老模范进京开会，他都要把他们请到家中，叙家常，谈别情。他与戎冠秀的联系长达半个世纪。每年，戎冠秀都要亲手做一双聂帅爱穿的布鞋，连同家乡的特产，捎给日夜操劳的聂帅。而聂帅更是牵挂年迈体弱的戎大姐，总要寄去一此药物和营养品。在戎冠秀晚年因病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后，聂帅派人到病床前慰问，送去了他精心挑选的各种慰问品，还献上了一束“勿忘我”的鲜花。“子弟兵的母亲”在弥留之际，还轻声呼唤着聂帅，喃喃地说：“聂帅同我们心连着心。”
10 个春夏秋冬，40 年风风雨雨，德高望重的聂帅与晋察冀人民心息相通，血肉相连。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前夕，聂荣臻又一次精辟地总结了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经验。他写道：“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就是我们在八年抗战中，所经历的事实和所得出的结论。”
叶帅在重大历史转折的瞬间（草石 萧帆）
叶剑英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叶宜伟，字沧白。1897 年4 月28 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1917 年夏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加入“援闽”粤军。1920年8 月参加粤军回粤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 月，随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后任江防舰队海军陆战队营长。1922 年夏，当投机革命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时，叶剑英率部参力护卫孙中山、反击叛军的作战。1924 年任建国粤军第2 师参谋长，应廖仲恺之邀，参与筹办黄埔军校， 任教授部副主任。后因陈炯明叛军再次来犯，奉调回第2 师参与组织指挥作战，保卫广州。随后兼任第2 师独立营营长和新编团团长，设营于香洲，配合黄埔军校培训军士。10 月，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1925 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 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参加北伐。攻克南昌后，任新编第2 师师长。
1927 年4 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毅然通电反蒋，从吉安赴武汉， 任国民革命军第2 方面军第4 军参谋长。同年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前，在九江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的消息，立即告知叶、贺，并商定对策，挫败了汪精卫的阴谋。南昌起义后，劝说第2 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放弃尾追撤出南昌的起义军。后兼任第4 军教导团团长，率部南下，进入广州，任中共广东省军委委员。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积极扩充教导团、警卫团等革命武装，为起义创造条件。12 月11 日，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任工农红军副指挥。
1928 年，赴苏联莫斯科，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 年回国， 1931 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中国工农江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闽赣军区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与反“围剿”作战的指挥。
1934 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军长征前，任军委第4局局长。长征中，任第1 纵队司令员。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当他发现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时，识破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阴谋，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随即采取正确措施，保证了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北上。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一方面军参谋长。1936 年2 月，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战役。同年7 月起，到安塞、西安等地，联络东北军、西北军中的爱国力量，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2 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协助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周恩来、朱德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代表，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1937 年8 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 路军后，任八路军参谋长。同年底到达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在武汉、长沙、桂林等地，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 年1 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2 月协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1940 年3 月，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发表《对日作战与磨擦问题》的讲话，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论。1941 年2 月，从重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作战。同年11 月，兼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副院长。1944 年，在延安多次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情况和战绩，扩大中国敌后抗战在世界上的影响。1945 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挑起军事冲突。叶剑英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出席政治办商会议，同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停战谈判。1946 年1 月，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于1947 年2 月返回延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同年3 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赴晋西北临县地区，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统筹后方工作。1918 年，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北平和平解放后， 任北平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组织指挥海南岛登陆战役，领导华南军民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城乡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1952 年后，任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书记。1954 年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权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 年起，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并一度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树。他主持全军院校和部队的军事训练，倡导郭兴福教学法，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组织实战演习，参与领导制订人民解放军条令条例。指导全军开展军事科学研究，总结人民解放军建军和作战的经验，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参与制订国防战略方针。1966 年1 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5 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 年以后，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工作。1969 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1971 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5 年，任国防部部长。1976 年，实际上再度被解除领导工作。同年10 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78 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3 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他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增选）、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央副主席。1982～1985 年，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6 年10 月22 日在北京逝世。
著有《叶剑英抗战言论集》（1940）、《叶剑英诗词选集》（198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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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戎，善于谋略，屡立战功，久经考验，历任我国党、政、军高级要职的叶帅，把一生献给了人民的解放和祖国的建设事业。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忍辱负重，和一些老革命家一道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抗衡、斗争。特别是在1976 年1 至9 月间，我们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关键时刻，毅然和老革命家们紧密协同，带头运筹，亲自指挥，英勇机智地一举粉碎了害党、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结束了“文革”这场空前的灾难，推进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本文扼要记述的就是他在这场特殊决战中的功勋。
寒冷的一月
1976 年。元旦。
北国风光，天寒地冻，满目冰霜。无线电波伴着似乎被冻得凝结了的气流，向千家万户传递着气势磅礴的声浪：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是毛泽东主席1965 年5 月重上井冈山时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
接着，广播员变换了一种稍微轻松一点的音调，播出同一位侍人在同一年写的另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电波在北京后海南沿的上空荡漾，钻进柳荫街一座紧闭着银灰色铁门的大院里。这是叶剑英元帅的住地——小翔凤5 号。
年近八旬的叶帅，此刻穿着深蓝色便装，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凝神地听着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这两首词。叶帅太熟悉、大喜爱毛泽东的诗词了，就像熟悉喜爱诗词作者毛泽东本人一样。这一半是因为他多年与这位人民领袖相处，十分敬仰他的才学和人品，另一半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
“绝妙好词！绝妙好词！”他一遍一遍地听着，一句一句地品评着，一赞三叹，被那雄伟磅礴的气势、富丽清新的格调，深深打动了。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毛泽东这两首词为什么在今天，在写作10 年之后发表呢？又偏偏选在1976 年元旦？想到这里，叶帅有点茫然了。
他重新翻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这篇社论中，形势被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抓阶级斗争；社论还用了大量的笔墨去肯定以往的批林批孔，去批判“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叶帅明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在唱“孔明草船借箭”这出戏，借毛主席的诗词来打邓小平同志！这又是那伙被毛主席称为“四人帮”的杰作。如今周总理病危，重炮轰鸣，一齐落在小平身上，形势堪忧..
叶帅读着、想着，他坐不住了。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每当遇到困难时，叶帅总是到周恩来那里去请教。如今恩来病倒了，身患绝症，危在旦夕。叶帅近来几乎天灭去探望。是他利用一次陪同毛译东接见外宾的机会，亲手捧着周恩来的一瓶血尿，送给毛泽东看，引起高度重视，使治疗得以抓紧的。他多么希望这位多年的国家领导人能从病床上站起来，领着自己继续战斗啊！
叶剑英驱车来到三○五医院。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静静的病房里，周恩来斜倚在病床上，消瘦的脸上，显露出癌症晚期病人才会有的痛苦而又勉强作出的笑容，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听护士给他读毛泽东的诗词。
值班人员告诉他，总理很高兴听主席这两首词。
叶剑英走过来，握着周恩来的手，满腹的心事不忍开口倾诉，只是劝他好好静养。
叶剑英完全理解周恩来的心情。有谁比他更关心全国人民的甘苦，有谁比他更清楚全国面临的严重政治经济危机，有谁比他更深切地尝受过“批林批孔”、“评《水符》”的苦楚，有谁比他更了解、更愤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他知道自己病人膏育，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但他依然挂念着毛泽东的病情，担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尤其是最近掀起的那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浊浪，声声高，步步紧，更使他忧心如焚。难道他寄予厚望的邓小平真的要再一次被罢黜，退出政治舞台？难道中国的大好江山真的要葬送在江青这伙狂人的手里吗？果真如此，他怎能不抱憾终生呢..
周恩来长时间地痛楚地望着叶剑英，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叮嘱，有千斤重担要托付给这位生死与共、可以信赖的战友。此刻他根本无意、也无力去评论毛泽东的诗词和那篇元旦献辞了！
“人生贵相知”。在艰难的岁月里，周恩来与叶剑英不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且是肝胆相照的挚友。特别是在1971 年9 月13 日林彪自我爆炸之后，叶剑英重新被赋予重任，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中央再次形成了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位革命家一个主政、一个主军的局面，叶剑英得到周恩来莫大的信赖。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叶剑英积极开展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工作，大力整顿军队，继续与林彪余党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发挥了更大的历史作用。
在周恩来病情危重的日子里，叶剑英忧心如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巧妙地与“四人帮”周旋，在完成总理交给的一项项重任的同时，拿出最大的精力来关照周恩来的治疗。现在，他又乙次紧贴着周恩来的床边坐下，轻轻地握住他的手，深情地注视着他的面孔。这时，周恩来好像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睁开眼，努力作出笑容，嘴角颤动着，报之以同样深情的目光。他们就这样，长时间地握着手，深情地望着对方，万般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周围的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深受感动，有的躲到门外，嘤嘤啜泣。
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叶剑英要求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纸笔，日夜守在总理身旁。他轻声地说，总理最后可能要说什么，有些什么事要交代，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最后的不幸时刻终于来临了。1 月7 日夜，周恩来催促守护在身边的叶剑英等同志回去休息。11 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声音微弱地对守在身旁的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过的最后几句话。多么好的总理啊！直到生命垂危之际，心里想的还是别人。
1 月8 日9 时57 分，周恩来十分留恋地告别了亲人和战友。叶剑英元帅失声痛哭，肝胆欲裂。他已经几夜未睡，现在又忙着参与丧事料理，还要同“四人帮”苦苦周旋，已经是精疲力竭。回到后海南沿的小翔凤5 号，他坐在那里发呆，满面愁容。身边的同志看到他连日来过度劳累悲伤，面容憔悴，为他身体担忧，劝他休息。但他哪里顾得上休息，刚刚放倒身子，合一合眼，就又被哀乐惊醒了。他披起大衣，霍地从床上下来，坐在写字台前，望着周恩来的遗像，陷入了沉思。“至哀反无泪”，他此刻已经没有眼泪了。他打开墨盒。握着狼毫，饱醮墨汁，想写一点哀辞。然而，这位一向文思敏捷、辞情奔放的诗人，停了半晌，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元帅心事如麻：总理含恨走了，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江青一伙又将发起新的进攻，如此长期折腾下去，国家和军队将怎么办？中国的历史长河将流向何方？
中央内部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惨雾愁云又将重新笼罩着神州大地，短暂的黎明又要被黑暗吞没。元帅心如潮涌，直似千军万马奔腾而来。政治家的头脑不能集中思考，诗人的笔也不听指挥了。
被哀乐震惊的中国人民悲痛地悼念总理之际，正当“人民的好总理，你在哪里”的呼唤，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震荡的时刻，躲在暗处的“四人帮”却发出了得意的狞笑。
这伙阴谋家觊觎总理的“宝座”已非一日。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认为摔死了林彪，少了一个争权的对手。毛主席重病在身，不久人世，只要搞掉周恩来，“龙庭宝座”就唾手可得。于是，他们从与林彪联手共谋，一变而成“反林英雄”，继承林氏衣钵，招兵买马，连连发难，1974年达到顶峰。这年是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年，是他们“倒阁”、“组阁”的机会之年。他们经过密谋，煞费苦心，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三箭齐发，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当此计不成时，又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发动了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革”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10 月4 日，当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推荐，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时，“四人帮”又派王洪文到毛主席那里去告“御状”。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政治家，一眼看穿了“四人帮”的诡计。他十分肯定地告诉王洪文：“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总理、委员长前面两个人都由我定，其余的都由总理定。”并且向王洪文提出严厉警告，“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他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谈谈。”
11 月12 日，毛主席又在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直接指出江青有“组阁” 的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其后，又多次批评“四人帮”。江青、王洪文被迫写出“检讨”。他们的“组阁”阴谋宣告失败。在“四人帮”看来，现在是时来运转，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但是，他们知道，周恩来的逝世，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周恩来的巨大威望和影响还在。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贬低周恩来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总理的活动。平地里刹时刮起了阴风：“新陈代谢是宇宙不可抗拒的规律，要庆祝辩证法的胜利！”“悼念总理也要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化悲痛为力量，坚持批邓大方向！”
一道道黑指令发往各地：不许摆设灵堂！不许臂带黑纱！不许佩带白花！
不许提向周总理学习的口号！不许去天安门广场！
他们不顾人们的忿懑，不让组织悼念周恩来和宣传报道，周恩来的照片不让见报，周恩来的生平不让广播，悼念周恩来的诗文不让发表，甚至在国丧期间组织大型文艺演出！
然而，人心是压不服的。中华大地上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绝不信邪，照样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以寄托哀思。l 月10 日至11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1 万余人，纷纷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在哀乐声中，叶剑英瞻仰着周恩来的遗容，想起这位比自己年轻一岁的领导人竟早走了一步，心情更加悲痛和沉重。半个多世纪以来，从青年时代相识到老年谢世分手，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携手奋进，患难与共。往事如云，不堪回首..
蓦地，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在他耳旁回荡：“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这是周恩来对叶剑英的最后嘱咐。叶剑英知道这句遗言的分量，也完全懂得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他向周恩来行了最后一个鞠躬礼，继续思考着如何更讲究策略，如何同这帮居心叵测的“他们”周旋下去..
1 月11 日下午，是周恩来遗体送往八宝山的日子。天阴沉沉的，像人们悲痛的心情一样，不见一丝阳光。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里长安街上，百万人冒着凛冽的寒风，佇立在街道两旁，扶老携幼，翘首以望，想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规模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自发送葬队伍。灵车轻轻驶过。“周总理啊，我们离不开你啊！”哭声惊天动地。长安街被泪水淹没了。人们的抽泣和恸嚎组成了绝响的哀乐。这是对周总理的深情怀念，也是对“四人帮”的特殊方式的抗议。
与此同时，围绕着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谁代表中央致悼词这个重大问题，叶剑英同“四人帮”在进行着斗争。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
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就“巧妙”地找到叶剑英头上，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看穿了他的用意，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再说我的心情太难过，也读不下来。”张春桥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就这样，在邓小平处境困难的关键时刻，叶帅在政治上给了邓小平极大的支持。
l 月15 日下午3 时，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那严肃的表情、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当人们从电视荧屏上看到邓小平时，千万颗厌恶“批邓”、为邓小平命运担忧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叶剑英肃穆地泞立在那里，泪如雨下。他多么希望邓小平能从此接替总理，领导大家继续奋战啊！
狂风大放颠
周恩来追悼会上，邓小平不仅公开露了面，而且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使“四人帮”夺取总理“主座”、进而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遭到挫败。他们对邓小平和坚决支持邓小平的叶帅如骨梗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竭力压制和粗暴干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并把迫害的矛头指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
在“四人帮”指使下，上海、辽宁等地召开各种会议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央的“批邓打招呼会”也在积极筹备着。王洪文私自准备在会上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长篇报告，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亲自审发的新华社“内参”
稿件上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为了争夺总理“宝座”，他们在自己的爪牙中间树立“帮”的观念，取消党的观念，只承认“帮”中央，不承认党中央。
他们继续篡改党的理论，加紧拼凑他们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大树特树所谓“张春桥思想”，吹嘘它是“新发现”、“新观点”、“新贡献”，“超过”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与“张春桥思想”同时出笼的，还有“江青文艺思想”、“姚文元道路”、“王洪文大事记”。上海市委紧锣密鼓，又是开会，又是找人座谈，又是出《情况汇报》，制造舆论，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也不示弱，在另一期《情况汇报》上反映上海人民的“心声”：“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这个梦想当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接班人”，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收起一向难于离手的钓鱼杆和猎枪，谢绝跳舞和游乐，专心致志地准备自己的“施政纲领”。他让秘书和“秀才班子”给他准备讲话稿，从1 月23 日到2 月3 日先后印了3 次修改稿，以便有朝一日，在《人民日报》上登几个整版。
正当中国的高层空间，政治风云似乎要发生骤变的时候，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个院子里，有两位七旬以上的老人默默地坐在沙发上。他们就是叶剑英和邓小平。
此刻，他们显然还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周恩来的逝世，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他们有一种无可弥补的夫落感，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内心里感到空荡荡的。
沉默，沉默，长时间的沉默。沉默中酝酿着智慧的火花。
“你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两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个大问题。
两位老人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都在思考着这场风暴的结局和应急之策。
叶剑英望着邓小平，气愤他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道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的是罗迈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席听不得我们的意见，江青几个人唆使毛远新在他那里告阴状。”
“是的。也不完全是。去年底，我几次到主席那里单独谈，有一天晚间，我还特意问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么样？他还作了肯定。后来主席让毛远新找我谈，说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释也没有用！”
近两年，叶剑英不止一次地听到毛泽东讲过，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还要他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再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来，事事都请示毛泽东同意才办，成绩卓著，深得人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怎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呢？看来，根本问题是出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邓小平已经明确表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叶剑英最担心的是邓小平下来，会使“四人帮”得到篡夺国务院大权的机会。
邓小平已经作了思想准备，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要坚持和“四人帮”
斗下去，义无反顾。当叶剑英再一次征求他意见时，他坚定地表示在原则问题上决不会让步！
这时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他们预料就要“换马”了！
叶剑英心情十分沉重，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局面，怎么办呢？他多么希望周恩来留下的担子由邓小平来承担啊！
“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他作了最坏的准备，但他相信，党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他沉思一会儿，严肃地说：“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叶剑英听到这番语重心长的嘱托，身上顿时觉得增加了千钧重担，当即表示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邓小平看到叶帅如此坚强，由衷地高兴起来，又提醒说：“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重病的毛泽东也正在为国务院总理的人选费尽心思。他经过反复观察思考，既不满意同他一起战斗多年、曾为他器重的邓小平，更不放心被他多次批评有野心的“四人帮”。为了解决矛盾，他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华国锋。
华国锋曾任毛泽东家乡湘潭县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1955 年7 月， 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3 篇文章，这些带有浓厚家乡气息、读来亲切的论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路过湖南时，特意接见了作者。于是，湘潭成了湖南省的标兵。不久，华国锋被毛泽东邀为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列席代表，并陪同毛泽东回乡之行，以后又被毛泽东亲自提名为湖南省委书记，继而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1971 年9 月林彪自我爆炸后，被调来中央，党的“十大”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华国锋语言不多，思想深沉，善于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他那热爱毛泽东的纯朴的阶级感情，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给毛主席留下了可以信赖的印象。
1976 年2 月2 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这对“四人帮”是当头一棒。王洪文一气之下，把自己长时间准备的讲话提纲，连翻也不翻，扔进了抽斗。自以为十拿九稳爬上总理“宝座”的张春桥怨恨至极，写下了《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真是咬牙切齿，恨入骨髓。
这里的“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是指1975 年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文件。张春桥在这里是“旧恨未已，又添新仇”，既对着华国锋，又挂上了邓小平。
就在这时，上海街头贴出了“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与中央抗衡。张春桥作贼心虚，说：“这不是帮倒忙吗？”立即下令掩盖。
“四人帮”在争夺总理位置这盘棋上，暂时输了一个子，但是在另外一盘棋上，他们又赢了两个子，——个是挡住了邓小平当总理的路，另一个是把叶剑英拉下马。就在这个“一号文件”中，还有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通报共和国元帅“生病”挂职，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来得非常突然。但叶剑英早有思想准备，对个人的荣辱升降早已置之度外，担心的只是国家和军队的命运。他认为，毛泽东终于没有把大权交给“四人帮”，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可以告慰周恩来在天之灵了。
对于叶剑英的被“挂职”，“四人帮”弹冠相庆，发出阵阵狂笑。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则忧心忡忡。许多关心国家大事、爱戴叶帅的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叶帅办公室，问候病情。“叶帅害的什么病？”“身体要不要紧？”叶帅办公室的同志只好悄悄地如实以告：身体和往常一样，很好。但是人们仍然将信将疑，不亲眼看一看，总觉得不放心。
一天晚间，空军副司令吴富善悄悄乘车来了，他一看叶帅没有病便放了心，但仍疑惑不解。
“为什么不让首长干了？”
两位老战友从当前形势联想到过去的艰难岁月，吴富善叹息地说：
“还记得南昌起义失败后，你带教导团南下，路过吉安的情形吗？”
“记得。”
“那时有多困难啊！吉安暴动失败，我们都转入地下，听说你叶师长又回来了，可高兴死了！”
“可那时，国民党军队多，我们受包围，只能偷偷地见你！”
两个人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我是偷偷来看首长的。”吴富善显得很难过。
“怎么是偷着呢？”
“当年你这个师长坐着八人抬的轿子，好威风！现在当了元帅倒不行了！”
“谁说的？他们不要我干，我偏干！谁也不能剥夺我工作的权利！”
吴富善高兴地站起来，敬个礼：“是啊！你还是当年的革命师长，还是我们信赖的老帅，我永远听从您的指挥！”
在耿飚、王炳南、黄华等来过之后，熊向晖也来看望老首长了。他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经常到叶帅这里来，汇报请示工作。1969 年党的“九大”以后，叶帅和其他老帅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研究国际形势，向中央提出缓和中美关系、打开外交局面的建议。当时熊向晖奉命提供资料，参加讨论，整理文件，深得几位老帅的信任。1971 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熊向晖以同务院助理的名义，协助周总理、叶帅参加接待和会谈。
熊向晖接到“一号文件”后，心理犯了疑惑：前几天我到那里，见他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生病了呢？怎么又让别人负责主持军委工作呢？他带着这些问号来到叶帅身边，看到老首长依然那样健康，谈吐依然那样风趣，知道了实情，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人帮”的摇扇子人物张春桥，也打来电话，虚情假意地要来探望，叶剑英知道了，生气地挥挥手，告诉秘书：“不见！”不过，从此更提高了警惕。叶帅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后再有人问病，要统一口径：“中央文件都说生病了嘛！”
“四人帮”如此造谣老帅生病还不过瘾，继续加紧迫害邓小平和叶剑英。
2 月6 日，军委常委开会，“四人帮”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提出1975 年7 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的记者述评，诬蔑邓小平等老同志“提现代化建设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给邓小平戴上了“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说他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他们把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当作尚方宝剑，无限上纲，批判矛头紧紧指向邓小平。
2 月16 日，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经毛主席批示，同意批转中央军委2 月6 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 年7 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
2 月25 日，在“四人帮”的鼓动下，经过毛泽东批准，党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 年10 月至1976 年1 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3 月3 日，中共中央发出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 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谈话，主要内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断革命，一百年、一千年以后仍然要革命，“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不能翻案算帐。
对于这些“指示”，叶剑英自然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对邓小平的批评，他是想不通的。
在中央召开的2 月26 日传达《毛泽东重要指示》的会议上，许多同志对揭发批判邓小平也是想不通的。但“四人帮”寸步不让，硬要“打通”，解决所谓“转弯子”问题。他们恨不得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中央讲了话。
华国锋说：“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他还提出五点主要要求。
“四人帮”并不和中央唱一个调子，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企图彻底打倒邓小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3 月2 日，江青擅自召集11 省、区会议，发表长篇讲话，给邓小平扣上“造谣公司的总经理”、“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等大帽子，将毛泽东说的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改为“敌我矛盾”，叫嚷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他们派60 余人到湖南、江西、福建等10 多个省、各大军区以及外贸部和交通部，搜集整理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一大批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的黑材料。他们又是开“理论工作座谈会”、又是拍“与走资派斗争”
的电影，势头有如12 级台风！
“四人帮”对已故的周总理也不放过，追悼会刚刚开过，就在新华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参考消息》上编发了国民党特务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学习与批判》杂志竟抛出《读了汪精卫叛国有感》的黑文，将周恩来与汪精卫相提并论。此外，还登载了《梯也尔小传》和《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 小D的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两篇文章，引经据典，以古讽今，说什么，梯也尔搞复辟，是因为俾斯麦的“授意”；赵七爷的反攻倒算，是因为有“辫帅”张勋的支持，有意影射，在“批邓”的同时，要批周公，往周恩来身上栽赃。此时，上海街头出现影射周恩来的大字报和漫画；有一幅大漫画，画了一顶轿子，邓小平戴着黑纱在抬轿子。《文汇报》还公然诬蔑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走资派”、“孔丘其人”，说什么“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光明日报》在一篇《孔丘之忧》中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总理，竟把悼念周总理的人们诬蔑为“哭丧妇”，狂叫：“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