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5 日，毛泽东病危。9 月8 日，毛泽东的生命烛光已燃到最后，在灰暗中抖颤。
叶剑英走进毛泽东的卧室，与老人家做最后的诀别。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试图活动指挥不灵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
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注视，准备聆听最后的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逐渐变冷的右手，又急又悲，淌着热泪，断断续续地说：“主席，您多保重啊..您会好起来的..”他在床边佇立良久，觉得毛泽东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还想用力抽出左手来。那平静的面孔，因为用力涨得发紫，那宽阔的额头下面紧锁着双眉，吃力地转动着双眼。那眼神虽然已经失去往日的光彩，但依然发出异样的光芒。看到毛泽东如此激动，叶剑英不好再呆下去了，他依依不舍地移动沉重的脚步，蹒跚离开病房。回到休息室，叶剑英陷入了沉思：
主席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头脑还在思考。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要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嘱托？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9 月9 日零时10 分， 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刚刚经历唐山大地震的神州大地，似乎再次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平衡，剧烈地震荡起来。
“四人帮”抓住了篡党夺权的天赐良机。
一场围绕着最高权力的争夺战开始了。
历史的抉择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对讨论毛泽东治丧问题横加干扰，设置障碍。江青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突然跳起来，高叫：“今天会议忽略了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的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着起哄，逼华国锋表态。
华国锋先是不语。停了一会儿，终于表了态：“对邓小平当然要继续批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
“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江青没等华国锋说完，就插了话。“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
江青这个突如其来的“建议”，给政治局出了个大难题。许多委员都是不同意的，但是考虑到毛泽东刚刚逝世，对他的遗孀总要“照顾”一下，不好立即驳回。于是纷纷把目光集中在叶剑英身上。
叶剑英此时已是怒不可遏，但还是尽量克制。他用劝慰的口吻说：“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
他望望大家，继续严肃地说：“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叶剑英的话说得既合情又合理，首先得到了华国锋的赞同，他沉痛地说：
“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度过这个困难时期！”
会场上纷纷表示赞许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
见此情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只好表示同意。江青也不作声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站起来高呼：“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然而，就在她振臂高呼口号的时候，她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却装着华国锋的黑材料！
“四人帮”的夺权目标，首先瞄准了华国锋和叶剑英。
然而，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定、并在“批邓”运动中受命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1976 年4 月30 日，毛泽东曾亲笔给华国锋写了三条指示：一是“慢慢来，不要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
这是华国锋作为法定接班人的重要“依据”。“四人帮”完全知道这块“通灵宝玉”的价值，因而阴谋加紧篡改，将“照过去方针办”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并伪称其为“临终嘱咐”。然后把篡改毛泽东指示的罪名加在华国锋头上，制造混乱，乘机夺权。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央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华国锋致悼词问题的时候，他们参加了讨论，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在这两个文件中写上“按既定方针办”。而在此后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凭空塞进一个“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并且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
这是一个极端阴险毒辣的计谋。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四人帮”的方针办，任意解释、任意摆布，一切都要听他们的。他们手里有了“临终嘱咐”这个“尚方宝剑”，就可以乱砍一气，主宰一切了。
“四人帮”在下边煽动群众反对华国锋，在上边则处处给华国锋施加压力，威逼要挟华国锋就范，以充当他们的“御用工具”。
叶剑英在各种场合总是从大局出发，维护华国锋的威信，坚持正确的主张，抵制“四人帮”的胡作非为。他之所以这样做，固然考虑到反对“四人帮”的政治需要，绝对不能让他们篡权的野心得逞；同时，更主要是考虑到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
对于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当接班人的过程，以及对华国锋的评价，叶剑英是清楚的。对于过去的华国锋，叶剑英知之甚少，只是在1970 年被流放到湖南地区时，与当时作为湖南省革委会负责人的他见过一两次。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不久，叶剑英曾登门拜访过他。经过一段接触，叶剑英发现华国锋和“四人帮”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在开始阶段，他是承受毛泽东的嘱托，凭着毛泽东“厚重少文”、“办事不蠢”、“你办事，我放心”的评语来认识华国锋的，那么以后，他凭着自己的感观对华国锋得出了“年轻、人老实、有工作经验，还讲民主”的印象。他诚心帮助华国锋，是想“周公辅成王”，而不是像“诸葛亮扶阿斗”那样。
在“四人帮”抢班夺权、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作为新领袖的华国锋的意向如何？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是慑于“四人帮”的压力，委屈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来个“权力再分配”，让出一部分权力；三是坚决同“四人帮”斗争，彻底打垮他们。在这几条道路面前，叶剑英希望华国锋同自己一样，能够选择最后一条路，并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坚定地走下去。
要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和嘱托，扶助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打垮“四人帮”。
这是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得出来的唯一结论。
“英雄所见略同”，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在思考着对付“四人帮”的问题。
他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思想是共鸣的。团结一心，坚如磐石，密商对策，力挽狂澜，决不让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在毛泽东病危和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谭震林、康克清等老革命家和许多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找过叶剑英交谈。他们对叶帅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有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同志，或拜访，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老同志，如耿飚、黄华、李强、罗青长、熊向晖、王净等同志，也或上西山，或到小翔凤家里，会见过叶剑英。解放军三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华捕、史进前等，还有在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如空军的张廷发、吴富善，海军的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吴烈等同志，都利用各种时机和途径同叶帅接触，一抒己见。这段时间看望叶帅次数最多的，恐怕要数粟裕和宋时轮两位将军了。由于住地毗邻和特殊的工作关系，他们觉察到形势和事态的严峻，随时请教并保护老首长。
如果说，同在京的老知己、老战友、老部下接触和交谈还比较容易做到，那么，同外地的同志谈心就相对困难一些了。因为当时围绕粉碎“四人帮”
斗争所进行的信息交流，既不便于用电讯一类的现代化工具，也不便于书信往来。这主要靠外地的同志来京开会或办事的机会，在互相访问中才好面谈。
叶剑英正是依靠平素积累起来的友谊和信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同全国各地来京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政军各界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个别的酝酿活动。其中，交往较多的有许世友、吴克华、赛福鼎、乌兰夫、韩先楚、陈丕显、杨得志、李德生、李坚真等同志。
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正是这样在较长时间内，“集思广益”，逐步形成的。它是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和人民意志的产物，并不是叶剑英“孤家寡人”或某一个人坐在房子里想出来的。但是此举干系重大，机密度极高，接触面又不能失之过宽。相对来说，在酝酿阶段，带有调查研究、互相模底、“民意测验”的性质，交谈的人比较多一点。而一旦意见成熟，形成决策，那就只限于叶剑英等几个人，慎之又慎，密之又密了。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否则，就会误了大事。
对于众多的来访者、陈情者、交谈者（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介绍），叶剑英在接触中，尽管都是以诚相待，但由于斗争的需要，也是区别对待的，并不是不分对象，不分时机，不分场合，公开商议一切，将自己的想法无保留地端出来。他对粟裕将军不止一次地嘱咐过：“在这个时候，要加强戒备，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正是这样，这一时期，他与人交谈，通常是只听不说，多听少说，以试探的方式，了解对方的心态，倾听对方的意见和建议，然后默默地思考着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为慎重起见，叶剑英在与别人进行“四人帮”问题的“谈话”时，总要顺手打开收音机、录音机，或扭开水龙头，用杂音来作掩护，以防“隔墙有耳”。在酝酿决策阶段如此，在决策实施阶段，更是如此。
“四人帮”的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群众把希望寄托在叶剑英身上，这不是偶然的。
进入1976 年，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谢世， 邓小平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倒，这就使得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所处的位置越来越突出。这位老革命家，虽然半年前被宣布“生病”，由陈锡联代替他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但仍然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职务。
而实际上，他井没有“生病”，陈锡联也未能凭一纸空文取代他的地位。相反的，陈锡联照旧与他保持联系，关心他的健康。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锡联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叶剑英既不像完全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不像长期无职无权、处于“休息”状态的陈云等老革命家，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他是处于“半打倒”状态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军权。
而且，随着毛泽东逝世，“四人帮”与华国锋之间进行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政治局里的情况也在变化，华国锋和正直的共产党人越来越倚重于叶剑英。此时“四人帮”对叶剑英也不同了，他们虽然恨之入骨，妄图阻其复出，但慑于他的崇高威望，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利用毛泽东重病假传“圣旨”，任意摆布他了。叶剑英所处的“半打倒”状态无形中在解除，他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在人民群众中所享有的声望在不断提高。尽管他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在左右政治局势的砖码上，他可以说是举足轻重。这一点，他自己也许没有功夫去想，但历史选择了他，人民选择了他。粉碎“四人帮”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叶剑英的肩上。
夜深了，叶帅住室的灯还在亮着。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同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同志秘密接触和商谈，他心里有了谱，增强了解决“四人帮”的信心，同时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作为一个战略家，他深知解决“四人帮”这样大的政治事变，仅有“集众思、广众益”是不够的，必须深思熟虑，虑而有定。
秋风乍起，夜不能寐。“四五”运动的人群诗海在眼前浮动，许多老战友的谆谆忠告在耳旁回响。周恩来、毛泽东临终时的身影又一再显现..
是的，毛主席的确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晚年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后来毕竟察觉到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并说过要解决“四人帮”，而且还不止一次地说过。叶剑英回忆起毛泽东至少在3 年前，就已察觉江青政治上的问题，不同她一起生活，不同她见面， 不准她进门。
想到这里，元帅倏地披衣而起，坐到宽大的写字台前，从抽屉里取出笔记本，重新翻看起来。这里记录着几年来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批评：1974 年3 月20 日，毛泽东就江青伸手要钱，要见面，批复：“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7 月17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他还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11 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时，毛泽东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对待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多次批评教育，“四人帮”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和手法，当面表示“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背后仍抱成一团，继续搞他们的“四人帮”。毛泽东在1975 年5 月3 日又一次指出： “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叶剑英读着这些字句，仿佛又一次看到晚年的毛泽东严厉批评“四人帮”
的情景。他深深感到，解决“四人帮”不仅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一个遗留问事，而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现在到了顺应党心、民心解决“四人帮”的时候了。
但是，这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革命家在思考着另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经过“文革”10 年，在党的肌体遭到严重创伤的形势下，这场斗争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吗？叶剑英认为，“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少数，但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依仗主席夫人身份、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的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再加上一个听从他们指挥的所谓“联络员”毛远新。要使“四人帮”
遭到毁灭性打击，必须团结政治局多数同志，齐心合力，并且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大力支持。
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是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既是历史，又是现实。要解决“四人帮”，理所当然地要由他最后拍板。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力争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正因为这样，叶剑英主动关心他，接近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也正为“四人帮”的捣乱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出了题目。
“是啊！可是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做完。”
“但是，等不得了，他们活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并联系党内历次斗争和苏共斯大林逝世后的经验教训说：“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就要站出来，和他们斗！”
华国锋没有马上表态，继续在思考着。
“最近，我闭上眼睛老是想到主席临终的情景..”叶剑英以沉痛的心情同华国锋一起回忆毛泽东生前对“上海帮”的多次批评和要解决他们问题的指示，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华国锋听叶帅一番话深受感动，坦诚地说：“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的情绪高起来了，当即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打通了华国锋这一关，叶剑英紧接着就去做汪东兴的工作。
决战前夕
人民力量的兴起，反击步伐的进逼，使“四人帮”感到末日即将来临。
他们争分夺秒，紧锣密鼓，加紧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9 月19 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他们就敲响了第一通开台锣鼓。
这天下午，按原计划，华国锋同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讨论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
电话铃声响了。工作人员告诉华国锋，是江青打来的，要他亲自接。
凌晨，江青就给华国锋打过电话，纠缠着要开紧急政治局常委会，而且点名不让叶剑英参加，却硬要姚文元和毛远新参加。听着她那骄横的“命令”
腔调，华国锋没予理会。
拿起话筒，传来江青的大声责问：
“究竟开不开会？我还等着咧！”“你知道，我的神经不好，不答复就睡不着觉！”
华国锋放下电话。在江青的威逼下，只好求“救兵”，问在座的几个人怎么办？
王洪文、张春桥早就与江青密谋过，齐声回答：“按江青同志交代的办！”
只差一点没说“按江主席的指示办”了。
经过一阵商议，华国锋说：“她要来就来，有什么问题当面说一下嘛。”
江青气冲冲地来到人大会堂。于是，不是法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会”开始了。江青俨然摆出“党中央主席”的架势，发表演说，谈天说地，东拉西扯，说了半天，中心意思是要把毛泽东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理由嘛，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妻子整理保存丈夫的文件、书籍、手稿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国际上也有先例，列宁的文稿就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
汪东兴说：“主席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的吗？现在保存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
江青对保存毛主席遗体并没有兴趣，不想参加讨论。但她不好明说，一看华国锋不表态，就耍个花招说：“这样吧，文件还由小张保管，她为人可靠，让她给我当秘书吧！”
王洪文、张春桥立即表态：“这样好，大家都放心。”
华国锋、汪东兴当然不同意。
江青看这一招也不成，马上撒起泼来，大喊大叫：“啊哎！你们不同意呀！是不是怀疑她有问题，可能是个‘特务’吧！”
接着，江青反又攻击起小张——张玉凤秘书来，给她扣上个“偷文件”
的罪名，说她很不可靠，毛主席的文件处在危险之中，要求采取“紧急措施”。
江青露出了泼妇本性，信口雌黄，发疯般地向人身上倒脏水。
华国锋一看这个疯子闹得没完没了，只好宣布暂时结束会议，他说：“今天的会议，连剑英同志都没有参加，不算常委会。等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他想用叶剑英的利剑来镇邪，接着说：“主席的文件属于国家机密，按规定应由办公厅负责清理，现在忙于治丧，暂时还是由东兴同志封存起来。”
江青一听傻了眼，想不到华国锋还有这一手！她正想发作，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我看是不是先叫毛远新帮助小张登记一下。”
华国锋没有同意。
这次非法的“会议”，叶剑英虽然没有出席，但事后汪东兴向他作了报告。他一方面感到华国锋、汪东兴顶得好，另一方面对“四人帮”竟敢威逼党中央第一副主席非法召开“紧急常委会”，竟敢把他这个党中央副主席和其他常委排除在外感到气愤。更不能容忍的是，江表还口口声声要她和毛远新出席“常委会”，围攻华国锋！她这是明目张胆地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叶剑英越想越觉得事态严重，一定得想个办法收拾这伙阴谋家、野心家和败类。
面对“四人帮”的连连发难、步步进逼，华国锋觉得不能再忍让下去了。
9 月21 日晚，华国锋驱车来到李先念住处。
华国锋进到室内，还没坐下，就急急忙忙地打招呼说，后面有人盯梢，只能呆一会儿。他概要地谈起最近一个时期“四人帮”加紧抢班夺权的猖狂活动和自己的困难处境。
李先念这位老革命家也正为此事深感忧虑。
华国锋想到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去找叶帅不大方便，便请李先念代表他失去。
“先念同志，还是请你上西山走一趟，转告叶帅，就说我的意见，务必请他想个办法解决。”
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重大使命。
几乎同一时间，聂荣臻元帅找来杨成武，也要他传话给叶帅。
“我离开西山好久了，最近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叶帅好吗？”聂帅一见杨成武，就关切地问道。
杨成武在抗日战争中长期在聂帅领导下战斗，曾率部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现仍任总参谋部代总长，住在西山5 号楼，离叶帅的15号楼不过几十米远。他时常穿过山路去看望叶帅。他回答说：“我前天还去看望老人家，精神满好的。”
聂帅听了高兴地点点头，又接着问：“那个人走了吗？”他看杨成武有点愣神，又以颇带蔑视的口吻吐出三个字：“王洪文。”
杨成武弄明白了，就回答说，此人常来常往，形踪不定。
聂帅听了说：“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把华国锋也除掉了，那就麻烦了。他们几个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干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接着聂帅交侍杨成武，赶紧返回西山，把这个意思传给叶帅，并且再三叮嘱切实保密，说：“这个意思，我上次在西山议论过了，事不宜迟！”
杨成武告别聂帅，连夜上山，来到叶帅的15 号楼。
就这样，一夜之间，几位重要的决策人进行了紧张的秘密“串连”。他们最终要去的一个地方是西山，最终要找的一个人是叶帅。
形势越来越紧张。时间跨入9 月下旬，“四人帮”和党内健康力量的较量逐步升级，已到了最后的阶段。双方都在抓紧准备，和时间赛跑。这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鱼的角逐，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决战！
华国锋委托李先念表达了解决“四人帮”的决心，聂荣臻派杨成武传递了老一辈革命家果断锄好的热望，在京的、外地的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也不断向叶帅反映情况和提出要求，希望尽快采取行动。
但是究竟采取怎样的果断措施呢？
根据这一时期听到的反映和意见，叶剑英经过综合分析，主要有3 个方案：一、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正式罢免“四人帮”；二、“先斩后奏”，先由少数中央领导人商量决定，对“四人帮”进行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三、采取突然手段，执行军委领导职权，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
这3 个方案，究竟哪一个更符合斗争实际，能迫使“四人帮”就范，更易于办到呢？还有，不论采取哪个方案，都要考虑既不惊动太大，又力求合法。难！实在是难啊！叶剑英连日来为这个难题百般思索，又不便与人公开商量，因为万一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王震来了，叶帅又征求他的意见，他还是倾向用武力解决，但又觉得没把握。
叶剑英想了一会儿说：“那样做，倒是痛快，就是容易打草惊蛇，又不合法！”
“那怎么办呢？”
“还得请你跑一趟！”
“联络参谋”奉命去请教陈云。
陈云撇开正题，向王震说：“吃亏是福，难得糊涂。这两句值得玩味的咧！”
“是啊，这两句话，用在对待个人问题，不计较名利，不纠缠身边琐事，是有启发的，但是对敌斗争就不管用了！”
“对，还是像剑英那样，大事不糊涂！”陈云说。
“可是，对付那几个人，决心不好下呀！”
“剑英上次同我商量的办法行得通，尽量不动用武力是上策！”
稍后几天，陈云经过反复思索，想定主意之后，亲自去同叶剑英密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阴谋家的嗅觉往往是很灵敏的。王洪文刚从上海督办“第二武装”回京，就被“四人帮”派进西山，以监视叶剑英的行动。
叶剑英探知其来意，告诉警卫参谋说：“你给我盯着一点儿！”
说曹操，曹操就到。王洪文住下以后，没有休息，就来“看望”叶剑英了。
本来只有几步路，这个新贵还是坐着他那豪华气派的“红旗”大轿车驶进15 号楼院内。随身警卫打开车门，王洪文披着一件绿色军大衣，从车里站出来，习惯地用手梳理一下又黑又亮的分头，一副十足的“奶油小生”派头。
“叶副主席，我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您，向您报到。”
王洪文自毛泽东逝世之后，改变了过去“剑英同志”的称呼。
叶帅虽然一看眼前这个趾高气扬的新贵，想到他的来意，就不高兴，但又想到他来得正好，可以摸一摸底细，转而以礼相待。
“好久不见了，最近忙什么呢？”
“去上海转了转，刚回来。”
“上海的形势怎么样？”
“很好。”王洪文支支吾吾说上几句，显然是在应付。他两眼不住地打量室内的环境，忽然看到案头上一大摆线装书，便移开话题。
“叶副主席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样用功，有时还下山走走吧？”
“老了，不济事了。最近很少走动，在研究西山呢！”
叶剑英说罢，抽出《宸垣识略》等古籍给他看，评点起古人描写西山那些掌故和诗句。然而王洪文却一窍不通。随后，叶帅带他来到院内西边的小亭子上，同他一起欣赏那几首题诗。“如是真元成亥己，浩然正气满乾坤。”
叶帅说：“这是慧济道人写的，下联写得好，孟老夫子的话。正气总是要压倒邪气的，这是真理。”
王洪文连连点头，脸上的表情顿时紧张起来。叶帅接着又读下一联：“道垂三玄静观自在，佛空五蕴如是我闲。”
读罢，叶帅告诉王洪文说：“这是云山散人写的，我很欣赏，我现在在西山就是‘静观自在’‘如是我闲’，不像你们年青人壮怀激烈。”
王洪文没有听出话里有话，反而说：“是呀！叶副主席年事已高，身体欠安，比不得我们年青人了，有些活动可以不参加了。让我们替您于吧！”
他竟然如此露骨，如此狂妄！叶帅听了，全不动声色，只是顺手指一指东边山上的一处隐约可见的古迹，问道：“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王洪文答不上来。
“据说是古时候的烽火台，也有说是点将台的，我正在考证。”叶帅继续说：“别小看那一堆残垣断壁，当年能够预报战火，点兵出将呢！”
王洪文似懂非懂。
对于这些佛道禅语，王洪文怎能懂呢？但是，叶剑英心里却非常明白，他觉得“猎犬”在旁，更加提高了警惕，秘密找来总参三部部长戴镜元，要他带几位技术专家，把15 号楼住地，里里外外，又检查了个够，直至没有发现“窃听器”之类的东西，才放心。可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装着满腹心事的叶帅，哪里真放心得下啊！他预感到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了。在西山同随员们漫步爬上“好汉坡”时，他给山上的一个凉亭取名“风雨亭”，过了几天，又改名叫“放鹤亭”，边走边朗诵起苏东坡《放鹤亭记》中的“放鹤招鹤歌”来：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
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
..
归来归来兮，
西山不可以久留。”
随员们开始不懂这首歌的意境，叶帅给他们讲“西山放鹤”的故事，大家终于明白首长为了躲避鹰犬，意在“择所适”，就要离开西山了。
果然不久，叶剑英吩咐随员搬进了洞壑迂回、流泉密布的玉泉山。从此行踪更加不定，往来于西山、玉泉山、“2 号楼”、小翔凤之间。他风趣他说：“狡兔三窟哟！”这决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斗争的需要。
9 月29 日午夜，“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起新的“夺权战 役”。
江青首先发难，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放肆地攻击华国锋处理所谓“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他们所谓“安排工作”，就是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这是他们酝酿已久、迫不及待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生前说过，江青不懂工，不懂农，连字典都不会查。她怎么能当党中央主席呢？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予以否决。
“四人帮”一看第一炮没打响，又横生枝节，提出了一个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
这完全是有预谋的。他们事先策划毛远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是留北京还是回辽宁，想试探华国锋。其真实意图是要留在北京。
华国锋在会上念了毛远新的信，并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这一下打乱了“四人帮”的如意算盘。他们气得又跳又叫。
会议陷入冷场。
叶剑英斩钉截铁地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还是回辽宁。”
“四人帮”继续纠缠。与会人员疲惫不堪。
这时江青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又哭又闹，大声吆喝：“喂，你们不想讨论了！好吧，有关的留下，无关的都走！”她根本没把会议主持人放在眼里，俨然以“女皇”自居，发起命令来了。
谁“有关”？谁“无关”？说穿了，江青眼里只他们几个“有关”，其他人都无关，统统赶走。只留下华国锋，好由他们“逼宫”！
“四人帮”一起起哄。
华国锋被逼不过，只好说：“叶副主席年纪大，先念同志身体有病，两位可以先走，其他同志还是不要走。”
江青寸步不让：“不行。”
叶剑英一看会议主持人已经陷入困境，起身愤然离去。接着有几个委员也相继离去。
华国锋招呼大家坐下，继续开会。
江青继续大哭大闹，又要轰大家走。汪东兴为了保护华国锋，坚持不动。
会议再度陷入僵局。
江青一伙看到叶剑英等果真被“赶”走，更加得意忘形，继续大放厥词，滔滔不绝，并一再打断华国锋的插话。这哪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简直是地地道道的“造反派”围攻“走资派”的斗争会！
华国锋耐心等待“四人帮”说累了，不说了，最后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江青一语泄露了天机。
张春桥紧接着说：“毛远新不能走，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
真是见鬼了！三中全会问题，政治局还未讨论，准备哪家的报告呀！可是，“四人帮”已经作了“决定”，他们就要召开三中全会了！而且要由他们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了！实际上他们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已经准备起草报告，并内定了中央和国务院的人选名单。今天，他们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就是要逼他交出中央领导权。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诡计，再也不能退让，决定最后摊牌了。
这位中央第一副主席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坚定地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争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
他强调指出，由于叶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最后他说：“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立起身来，宣布散会。
这是“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夺权与反夺权问题，又一次公开较量。“四人帮”的阴谋暴露无遗。中央政治局奋起反击。
龙年的厄运即将落到“四人帮”头上。
华国锋与叶剑英密商着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
开始，华国锋考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来解决问题。但9 月29 日的会议已经证明此路不通。
那么，召开中央全会怎么样？他们分析，“四人帮”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善于拉帮结派，上呼下应，翻江倒海。他们既然能够搅散政治局会议，也就能搅散中央全会，让你什么也办不成。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已经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因此不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
那么，能不能采取简单的办法，公开动武，“一抓了事”呢？他们认为，江青依仗特殊身份和“白骨精”本领迷惑世人，拉拢与讹诈，软磨与硬抗，撒泼与装死，样样在行，甚难对付；张春桥身兼数职，老谋深算；姚文元操纵舆论，造谣惑众，随时可以兴风作浪；王洪文自称“文武全才”，家藏17条枪枝，随身携带武器，扬言“要搞我是不容易的”。另外这帮人周围不乏一些“效忠”的“可爱”人物和死硬分子，尤其有上海的“第二武装”作后盾，加上中南海、钓鱼台戒备森严，如果公开动武，既不合法，又容易打草惊蛇，弄不好会酿成大乱。
叶剑英反复思考，想起林彪叛逃后处置黄永胜等“四大金刚”的办法。
那时他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出席有“四大金刚”参加的有关会议。中央等待了10 天，“四大金刚”顽抗到底。最后在会议上突然宣布其罪名，断然处置。对付“四人帮”是否可以借鉴参考呢？叶剑英终于谈出了自己的想法：
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请”他们到会，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那么，召开什么样的会议？会议又由谁来主持？都要什么人参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叶剑英和华国锋经过慎重研究，确定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讨论毛选五卷，吸收姚文元参加，对江青另行处置。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叶剑英亲自坐镇指挥，地点定在中南海怀仁堂。考虑到汪东兴对情况比较熟悉，又掌管中央办公厅和警卫部队，有关事宜由他负责办理，至于时间，等过了国庆准备10 天，视情况再定。
随后，叶剑英来到汪东兴的住处，向他谈了同华国锋商定的除奸大计。
汪东兴兴奋地说：“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
就这样，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危难关头，叶剑英辅佐华国锋走出了一步惊心动魄的险棋。
十月惊雷
1976 年10 月。风雷激荡的10 月！
10 月1 日。国庆节。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叫嚣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并发誓要和他们“斗”下去。
10 月2 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急于为上台做准备。
10 月3 日。王洪文跑到北京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
江青带着大小随从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边摘边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再吃！”
“四人帮”阴谋策划调换北京郊区某坦克师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首都，造成倚角夹攻之势。
10 月4 日。“四人帮”以“梁效”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叫嚣“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这是一篇反革命的宣言书！
“四人帮”控制的“民兵指挥部”昼夜值班，“第二武装”开始行动了。
“四人帮”放风，社会上传闻：10 月8、9、10 日有“特大喜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