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们老写‘祈武运长久’呢？”一个战士问。
“这个好说。”周天虹答道，“们祈望武运长久，就是梦想在世界上任意横行，永远保持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可是，凡是侵略者，武运是注定不能长久的。”
“是啊，是啊，谁愿意受他那个？叫他们见鬼去吧！”大家纷纷说道。
忽然一阵劲烈的秋风吹来，把大家扔在地上的相片、金甲守护神和那面祈武运长久的小日本旗，乱纷纷地吹飞在空中，飘飘摇摇地落到山下去了。在面前卧着一具日本兵的尸体毕竟是令人厌恶的，小孙拽着他那穿着粗糙的臭皮鞋的双脚，把他扔到山顶下面去了。
这时，刘福山已经带着部队爬上山顶。他往四外观察了一下形势。那只布着红丝的独眼忽然注视着山坡上的一片树林，说：
“小周，那片树林子搜索了吗？”
“没有。”周天虹说。
“那怎么能不搜索？”刘福山带点儿斥责的意味说，“你快带一个班去搜索一下。”
周天虹连忙带上七班，沿着一条羊肠小路向小树林走去。
树林静悄无声，显得相当阴暗。小孙带着三个人走在前面。忽然停住脚步，惊叫了一声：
“排长，你看那是什么？”
周天虹赶上去一看，一棵柳树权上挂着一个人，双脚离地有两尺多高，身上的黄呢子军服穿得整整齐齐，戴着黄五星军帽的头，歪斜地耷拉着。再往脸上一看，伸着长长的舌头，样子很是怕人。一支三八式步枪，静静地靠在树干上。
“他吊死了！”周天虹轻轻地自语；随后转过头说：“小孙，你把他放下来嘛！”
“我不敢。”小孙嗫隔着，头歪到一边，连看也不敢看。
“你这个小鬼，那么勇敢，今天怎么倒怕起死人来了？”
“我从小就怕吊死鬼呢！我怕他夜里找我。”
周天虹笑了一笑。这时一个战士早走上去，举起刺刀把带子砍断，尸体噗通一声很沉重地落在地上。
大家围上去，收了死者的枪支。一个战士搜了搜他身上的口袋，除了家信、照片、金甲守护神之类，还有一个黑皮小日记本，交给了排长。周天虹翻开一看，扉页上写了两句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不禁心中一跳，再次端详了一下死者，见他面孔白皙，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年纪不过二十左右。不由叹了口气，把小本收在自己的口袋里。
接着，大家继续向树林深处搜索。在接近一棵高大的古柏时，突然从古柏后面钻出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日本兵，挺着长枪刺刀呀呀地向小孙冲过来。小孙立刻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迎上去。由于那家伙冲得过猛，小孙一侧身使他扑了个空，接着用枪把狠狠地一击，将他打倒在地。另一个战士抢上来夺了他的枪支，他只好呆呆地坐在那里。
“俘虏优待以嘻马斯！”周天虹说了一句他仅仅会说的日语口号。
但是这个日本兵无动于衷。他翻着一双阴沉而凶狠的眼睛，瞪着众人，显出一种不服气的傲慢的样子。这时大家才从他的肩章看出他是个军曹。他那满是灰尘的脸上满是黑乎乎的胡子，大概已有多日没有刮脸了。
接着，从灌木丛中又抓了一个俘虏。这个日本兵不过十八九岁，面目清秀，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看去像是一个入伍不久的学生。他的眼睛里充满不安与惶惑。
周天虹把他们押上阵地。刘福山一见大为高兴，脸上充满笑意。
“哈哈，这真是意外的收获！”
说过，就派人把他们送到营部去了。
黄昏过后，涞源增援的敌人已经迫近战场，坚守较场村的残敌乘机突围。这次黄土岭之战，遂以阿部丧命敌军惨败而告终。然而本可全歼的敌人却因协同不够未能全歼，这不能不使指挥员们扼腕兴叹！
三八 敌人怎样化为朋友（一）
黄土岭之战结束，除留下一小部分打扫战场，掩埋尸体以外，部队奉命返回驻地。一路上真是红旗飘飘，战马萧萧，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说不尽的欢乐，说不尽的欢笑。
周天虹他们正行进在苑岗一带宽阔的山谷间，后面十数骑马过来了。为首的是老蔫团长，他仍旧披着黄呢斗篷，笑眯眯地骑在马上，显出一派悠闲自得的神气。后面是王政委，他的双眼灼灼有神，脸上也含着笑意。在他们经过四连面前的时候，勒勒丝缰，放慢了脚步。老蔫团长望着刘福山和周天虹流露出赞许的眼光微微一笑。王政委则用江西口音说：
“这次你们四连打得蛮不错嘛！就是抓的那个俘虏太顽固了，现在还用担架抬着他走哩！”
周天虹和刘福山听了首长的表扬，像孩子一般红着脸没有说话。沉了沉，政委又说：
“这次在黄土岭打死了一个日本中将，你们知道了吗？”
“中将？”周天虹惊奇而又兴奋地问，“是真的吗？”
“我们已经听到广播了。”王政委笑吟吟地说，“日本报纸还称赞他是‘名将之花’，是‘山地战专家’，他的骨灰到了东京，还给他下半旗志哀呢！”
“这个胜利真不小！”周天虹乐滋滋地说。
“蒋介石还给朱总司令发了一个电报，嘉奖我们哩！”
政委的话刚刚说完，刘福山就把嘴一撇：
“他那伙人不是说我们是‘游而不击’吗？‘游而不击’又怎么能打死一个中将呢？我看他不要传令嘉奖了，给我们发点枪支子弹比什么都强。”
这几句话，引得战士们都笑了。
周天虹一面走，一面仰起下巴颏问：
“政委，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你说。”
“像阿部这样一个有名的将军，不能说军事上一点儿不懂，为什么失败得这样惨呢？”
王政委沉思了一会儿说：
“依我看，最根本的原因是轻敌，所以一误再误。日本人跟俄罗斯军队打过，跟清朝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都打过，但是他们还不认识我们红军，还不懂得这支军队的厉害。”
“是这样。”周天虹点点头说，“阿部自以为是山地战专家，他不知道还有比他更高明的山地战专家。”
“对，你说得对。”王政委点头微笑，又说，“我们先走了，新娘子还在等着团长呢！”
“你这个老王！”老蔫团长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说过，两个人一抖丝僵。立即在队伍旁边奔驰而去。
每次打完仗回到原驻地，就尝一次回到“家”的滋味。老大娘、老大爷、二婶子、大妹子、小弟弟一齐向你围过来，那种亲热劲儿自不必说。这天早饭后，连里通讯员小白子跑来说：
“周排长，军区来了一个人来看望你，他说是你的朋友。还说你是他的大恩人，非要来看看你不可！”
“朋友？大恩人？”周天虹疑疑惑惑地说，“我做什么好事了，我会是谁的恩人呢？”
“你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这会是谁呢？”周天虹一路走一路想，简直不得要领。
待他走到连部的院子，看见连长正同一个人客客气气地谈话。那人身着八路军的军服，绑带打得整整齐齐。仔细端详他的面容，似乎在哪里见过，却又想不起来。刚一踏进屋子，那人却刷地站起来，向周天虹恭恭敬敬地打了一个十分标准的敬礼，然后赶过来，同周天虹热烈地握手，几乎把周天虹拥抱起来。
周天虹一时愣了神，试探地说：
“你是……”
“唉呀，”刘福山笑哈哈地说，“他不就是今年春天……那个小林清么！”出于礼貌，他避开了“俘虏”两个字。
“啊哟，我的大恩人，你怎么就把我忘了？要不是你俘虏了我，我怎么会有今天呢！”
周天虹再仔细一看，果然是那个日本上等兵小林清。不过那时他瞪着一双凶狠而恶毒的眼睛，现在却是那样友爱而温和，前后判若两人。再说他已经换了一身八路军的军服，举止文明有礼，也就认不出来了。周天虹再次握住小林清的手，带着几分歉意地笑着说：
“是我眼拙，一时没有看出来。”
周天虹笑吟吟地凝视着他，想起半年之前在战场上俘虏他的时候，他那股武士道的精神是多么的顽强，他当时又打又咬，把自己的脸都抓破了。如今却出人意外地变成了另一个人，而且汉语说得这么流利，实在令人惊奇。
“你这半年到哪里去了？”
“我刚从延安回来。”小林清兴奋地说。
“噢，你也到了延安了？”
“是的。”小林清乐滋滋地笑着说，“延安不光是你们的么，她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么！现在我回来，就是要在晋察冀成立一个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
“啊，好好！”周天虹一连声赞叹着。
“前两天，我听说你们又抓了几个俘虏，而且有一个很顽固，我和金硬同志就赶来了。可是我一回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你来。我越想越不安，觉得十分对不起你！……”他说着指指自己的心口，显出非常难过的样子。
周天虹见他很动感情，就说：
“这有什么，那是在战场上嘛！”
“不不，我想你是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的。”小林清带有几分痛苦地说，“我当时在近距离投出那个手榴弹，说实话是要与你同归于尽的。可是我死了，不过少了一个侵略者的士兵；而你死了，却是少了一个优秀的革命青年。我在延安有了一点觉悟的时候，一想起这件事就悔恨万分。我总觉得我应该见见你，向你谈谈我这种忏悔的心情。我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痛苦实在太大太深了。”
小林清说过，不住地叹气。周天虹给他倒了一杯水。刘福山见他们要长谈，就打了一个招呼忙别的事情去了。
周天虹思忖了一会儿，带着安慰的口气说：
“这场战争，是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军部发动的。日本人民是不愿打这个仗的。像你们这些人不都是被迫地来到中国的么？”
小林清沉吟了一会儿，神态严肃地说：
“总的来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具体来说，日本人民受到统治阶级长期的愚弄和欺骗，这种毒害也是不可低估的。我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不是被迫的，我是自愿地来参加这场所谓‘圣战’的。”
“怎么，你是自愿参加这场战争的吗？”周天虹有些惊奇。
“是的，是自愿的，甚至可以说是狂热的。”小林清坦然地说，“我是大贩府松原市农村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我们生产大米，却从来不舍得吃纯净的白米，还要把稗子掺进去吃。我上学连书包也买不起，只能用一块手帕包着。可是我从小受的教育，却是如何做一名忠于天皇的赤子。再加上我的父亲在明治天皇时期服过兵役，当过东京皇宫警卫团的士兵，这使他一生感到自豪。他从小就教育我要忠于天皇。战争发生了。政府宣告说，七月七日晚上，我皇军在卢沟桥进行夜间演习，中国军队突然向我方开炮。我方当局曾想尽一切办法，想把问题就地解决，而南京政府却自恃军备，一味向我方挑战。迫不得已，我皇军为了保护在华侨民和东方的和平，才展开了这场膺惩中国的神圣战争。我听了非常气愤，心想，如果没有日本，中国恐怕早就成了英美的殖民地了。此后，听见我无敌皇军的节节胜利，真高兴得跳跃起来。看见一批批挂着红布条出征士兵的雄姿，我也梦想成为一名天皇的士兵。昭和十三年春，也就是去年，我家接到印在红纸上的‘征召令’，我被应征入伍了。那天，我从学校一回到家，天真的妹妹就向我鞠躬、道贺说：‘祝贺你，哥哥，你成为帝国的军人了！’全家人都为我感到高兴和光荣，认为我们家从此也就成为忠于天皇的‘爱国’家庭了。入伍前一天，家里简直是贺客盈门。邻居和亲友们送来了很多饯别的礼品和旗帜。送来的旗子挂在大门口，正厅上挂着一面很大的太阳旗，上面密密麻麻签满了亲友们的姓名。这一天最高兴的是我的父亲。他的眼睛快乐得闪闪发光，他一面招待着跪坐在‘榻榻米’上的亲友们，一面庄严地叮嘱我：‘你到军队里一定要好好地服务，效忠天皇，为国争光，可不能给我们全家丢脸啊！’我说，‘是，爸爸，我一定为国争光，为家争光，立下战功回来见你！’妈妈把亲手做的‘武运长久’的红佩带斜佩在我的身上。然后父亲就手执着自制的小太阳旗，头上裹着印有太阳旗的毛巾，和亲友们簇拥着我去报到了。一路上，围观的人群、喇叭声和鼓声伴我们到了军营，好不热闹。报到以后，就立刻换上了新军服，我穿起来在大镜子面前一照，不禁心里惊喜：哎呀，多么精神，我已经成了威武的帝国军人了！在我们拉开阵势操练的时候，我看见了在人丛中的父亲咧着大嘴笑着，似乎说，瞧，我的儿子多光荣啊，我们脸上多光彩啊！……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多么的愚蠢！”
“确实，人民受武士道的毒害太深了！”周天虹在一旁叹息道。
“事情还不止此。”个林清继续说，“入伍的第二天，又重新检查了身体，我被检查出有脱肛的毛病，要我回去治疗。家里人见我回来了，很惊奇。我把事情的原委还没说完，父亲就骤然变色说：‘丢人！没出息！我还有脸见人吗？你为什么不早治？’我委屈地说，‘我一天上学，哪里有时间啊？’他发怒了，把双臂一拦：‘你不能进我的屋子！我是一个守卫皇宫的军人，你太伤我的面子了！’妈妈见我可怜，就说，‘还是让他进去吧！’我说不用了，当晚就到医院动了手术，很快就回到军营里去了。经过新兵训练，出征的日子到了，妈妈偎依着我，哭成了泪人。我那杯离别酒也是和着眼泪喝下去的。为了保佑儿子的平安，母亲还把一个小铜佛和一个‘千人针腹带’给我系在身上。这个腹带有一尺宽五尺长，是妈妈亲自拿到街上人多的地方，请来往行人用准备好的红线缝一个结。这就是说，将有一千人来祈祷我的平安。临行前，父亲的眼睛也湿润了。他再一次叮嘱我说：‘在战场上，你不要想念我们，你要效忠天皇。身为大日本皇军的武士，你要有敢死的决心！’出发的日子到了，我们登上六千吨的‘赤城’号轮船，全家人都到了大阪港码头。码头上送行者人山人海，都挥动着太阳旗呼喊着：‘胜利！胜利！’我和许多士兵都自知不免一死，也流着眼泪高喊着‘胜利！胜利！’现在回想起来，为了日本垄断资本家少数人的利益，为了一场对日本人民毫无价值的侵略战争，我们竟这样忠心耿耿，这样狂热，这样是非不分，是多么的愚昧和可怜啊！”
“你到了部队以后，又如何呢？”周天虹问。
“这也正是我要对你谈的。”小林清说，“我们日本人总爱说，无敌的皇军呀，威武的皇军呀，倘若你了解它的内幕，你就会知道它是一支最野蛮、最黑暗的军队。在日本军队里做一个士兵，那就完全是一个十足的古代奴隶社会的奴隶！甚至比奴隶还可怜。出发前，发了一个针线包，里面有三根针，我不小心丢了一根，就在街上偷偷地买了一根补上，谁知道叫眼尖的曹长检查出来了，因为买来的那根针，上面没有象征天皇权力的菊花徽章，曹长说我对天皇不忠，就狠狠地抽了我四十记耳光。因为他个子小，他就站在凳子上狠命地抽我、把我的一张脸完全抽肿了。第二天妈妈来看我，抚摩着我的脸怜惜地说，孩子，你这是怎么了？我还不敢说实话，只好说是我牙肿几天了。又一次，实弹射击，我和另一个士兵有两发子弹没有中靶，教官就命令我们两个，互相用力抽对方三十个耳光。这本来是应付上级，本不该那样用力的，可是在教官的监视下，谁也不敢不用力，都抽得对方的脸火辣辣地发烧，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还不敢流下来。这究竟算一个什么样的军队呀？！晚上还叫我们背操典，背天皇勅谕，如果背不出，就让我们在‘榻榻米’上学狗爬，从教官的胯下爬过去。如果有两个人背不出，就叫我们两个人互相厮打，甚至学狗叫。我们夜里钻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可是白天却要装出笑脸。要露出一点点不满，那就是对天皇不忠了。”
小林清越说越气愤，眼睛里闪射出愤怒的光芒。周天虹原先对日本军队的内情一无所知，今天听了，也感到骇人听闻。他让小林清喝了点水，又问道：
“你们来到华北以后怎么样？”
“那些污辱士兵人格的事，不可能改变。一次，我的一个扣子忘记扣了，曹长一把将我的扣子揪了去，立刻劈头盖脸地打了我两个耳光。随后叫我在肩头上挂上破布条，举着一把破扫帚在营房里游街，一边走，一边叫：‘我升了“参谋长”啦，特来拜见各位！’将兵们看见我这副滑稽样子哈哈大笑。我们新兵除了经常挨打挨骂，还要给曹长、老兵端饭端菜，洗衣服，擦皮鞋。这些都不说，最难受的是饭不够吃，经常挨饿。按规定，每人每顿饭二合（约半斤），煮成饭只有一大碗，本来就不够吃。可是官长营私舞弊，把军粮悄悄卖给侨民，就更不够吃了。只能等熄灯到街上买块大饼，躲在被窝里吃，或者跑到厕所里吃。为了练习饿肚子，中队长还下令把该发的粮食减去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名之曰‘减食训练’。可是长官们就不同了，他们每顿饭不是日本的肴撰，就是中国的特产。高级官员甚至以军用飞机把名菜运来。他们还经常会餐，用的都是士兵的伙食。我们一、二等兵，每月的军饷是八元八角，一个准尉每月是一百二十元，超过一、二等兵十三倍还多。即使这样，他们还要从我们身上刮取油水。我们饭吃不饱，只有向家里要钱。可是家里寄来的汇款单，往往不知去向。我们中队有一个叫平田的新兵，家里汇来三十元钱，写得明明白白，可是汇款单不见踪影。平田不敢向长官追问，只好再次写信，问家里是否真的把钱寄来了，家里说钱是的的确确寄来了，而且是卖了仅有的一亩田寄来的。平田非常伤心，拿了信到野战邮局询问，才知道汇款单和钱已被中队长领走了。平日气愤极了，找到中队长讲理，中队长大怒，说平田玷辱了皇军的声誉，把平田吊到马棚里打得死去活来。后来大家去求情，才把平田放了。平田羞愤之余，就在当天夜里剖腹自杀了。这就是我们皇军的内幕啊！”
小林清低头叹息了一阵，停了停，又说：
“这些只不过是军队内部的黑暗，随着战争的发展，我们越来越觉得这场战争，同我们日本人民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由于战争的持久，国内的困难愈来愈多。许许多多士兵的家庭陷在贫困饥馑之中。这从士兵众多的家信中可以反映出来。长官们不放心了，开始了对家信的检查。但是他们又无法一封一封地全都拆开检查。他们实行抽查的办法，叫你自己拆开，当众朗读，弄得每个人都十分难堪。在这些家信中，最让人惊心动魄的是二等兵长谷川的父亲写给中队长山本的一封信。这时长谷川已经战死了，在给长谷川烧尸开追悼会的时候，山本中队长才把这封信拿出来、信上说：‘我们全家已经陷入贫困饥饿之中，饥寒交迫，没有任何生路。虽然这样做对不起我那孝顺的儿子，但是，还是请中队长想法让我的儿子长谷川快点战死吧，除了指望他那笔战死抚恤津贴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生活出路了。’我们看了这封信，所有的人都哭了。我们只想到自己苦，哪里知道家里比我们还要苦啊！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究竟有什么必要来进行这场侵略战争呢？……”
“从这时候起，我发现军队的士气越来越低了。”小林情悲伤地继续说道，“一开始长官们对我们说，国民党的正规军已被击溃，华北方面已经没什么战场。只不过有几个‘八路匪军’，我们来中国等于一次‘官费旅行’。后来我们才知道国民党的正规军不顶事，他们往往是一触即溃，而这个‘八路匪军’，却是非常难对付。坦白地说，尽管你们比国民党的正规军装备差得多，但是战法确实高明，作战勇敢，而且出没无常，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受到你们的袭击。弄得我们人人提心吊胆。只要一听说出发的消息，就好像大难临头，士兵们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到随营妓院去玩妓女，或是到酒馆里去疯狂酗酒，以缓和战争带来的恐怖心理。大家喝醉了，就疯狂一般地唱歌，什么‘花开必有花落时，壮士捐躯在沙场……’一边疯唱，一边淌着眼泪。半年之前我被浮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值得庆幸的是，我总算把这恶梦一般的过去摆脱了。朋友，你也该为我高兴吧！”
说到这里，刘福山从外面走进来。他笑嘻嘻地说：
“哈哈，你们这两个朋友谈得好亲热呀！开饭了，吃了饭再接着谈吧。我让伙房给你们加了两个客菜！”
“不不，等一等，我到小铺里给他打几两酒去！”周天虹说着站起来，兴冲冲地要往外走。刘福山眨眨那只独眼说：“咳，小周，你想这件事我还会忘吗，我早让通讯员准备好了。”
不一时，饭端上来了。除了小米饭和土豆丝以外，又另加了一盘辣椒炒肉丝，一盘炒鸡蛋。刘福山说：
“小周，你就陪着客人吃吧！我还有别的事呢！”
显然，这是推托。因为那时规定得很严格，是不允许借口请客大吃大喝的。
三九 敌人怎样化为朋友（二）
在一张红油漆的八仙桌上，摆着一把古香古色的小锡酒壶，和两个农家常用的小酒盅。周天虹满怀情义地斟满了两盅土产枣酒，然后举起酒盅说：“让我们共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也视日本人民早日获得解放！”说过，两个人一饮而尽。
刚才小林清推心置腹的谈话，不断引起他的深思。他想起在延安读过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觉得自己的理解还是太抽象了，太肤浅了。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自己已有了一些体会；而这个帝国主义对它本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却是第一次听到。他觉得这个帝国主义，实在太野蛮了，太残酷了，人们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性的野蛮的帝国主义，真是一点不错。因此，他对日本人民更同情了。
但是，他对面前的小林清，还是有一些不够理解：为什么半年之前，在他被俘的时候，他的武士道精神是那样十足，今天却像另一个人呢？想到这里，就笑着说：
“小林，你是否可以谈谈你的觉醒过程？”
小林清喝了一口酒，然后点头叹息道：
“坦白地说，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当时，也就是我被俘以后，我确实是想一死了之的。我逃跑不成，又被你们捉回来了。我整天都在悔恨，在战场上我为什么不找个机会剖腹自杀呢？这是我对天皇最大的不忠，已经损害了一个武士的荣誉。我对你们非常粗暴无礼，说实话，是故意触怒你们，想借你们的手来杀我。我想你们如果杀了我，消息传回到我的部队，也许会对我的声名有所补偿。可是你们偏偏不杀我。金硬同志还给了我一本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看。说真的，这种书我哪里看得进去？再说。那些深奥难懂的名词我也不懂。我翻了几页，也觉得有些道理，仍然是似懂非懂，半信半疑。可是，我不能不说，你们的诚恳和耐心，对我有些触动。我曾经想，假若调换一下位置，我有这样的耐心吗？我们日本人抓住了八路军和老百姓，不是很快就把他们杀了吗？尤其是抓住中国的老百姓，不是连问也不问，就把他们杀了吗？那是比踩死一个蚂蚁还容易的。而八路军是怎样对待我呢？他们只有一个，就是讲道理。在日本军队里，我是三天两头挨耳光的；在八路军这里却没有人动过我一个指头，而且没有一句带污辱意味的言同。还常常问我吃了没有，喝了没有。我觉得这支军队太奇怪了，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军队呢？于是，我决定不跑了，我要观察一下这支军队。”
说到这里，他沉了沉，面带愧色地说：
“可是，由于我的立场没有转变，我还是做了一件对不起八路军的事。那时俘虏里有一个军曹，非常顽固，他曾经在没人的时候悄悄地跟我说，我们夜里偷偷地跑吧，当时我已经不想跑了，我就含含糊糊地说，恐怕跑不出去。半夜三更，他起来了，就来到我的身边，向我打手势，要我跟他一起走。我装做睡着了没有理他。他只好慌慌张张地走了。这件事我本来应当报告，但我一想，他究竟是我的同胞，我又何必给他找麻烦呢？也许他回去还会给我说几句好话。这样我就把这事隐瞒起来了。后来我每逢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心里不安，毕竟我的觉悟太低了，立场上还没有根本转变。”
“以后，你就到延安去了吗？”天虹问。
“是的。以后，金硬同志就决定把我和另外四名被俘的士兵送到延安去学习，意图是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觉悟。路上由八路军的一个排护送。在日本军队里，我们自然也行军，可是像八路军那样一天走七八十里，遇上过封锁线甚至要走一百多里，我们就没有吃过这种苦头。这时候，什么牢骚怪话都出来了。而护送我们的八路军，不仅和我们同样走路，到了宿营地，还要给我们找房子，挑水做饭，烧水洗脚，找铺草等等。夜里还让我们睡在炕上，他们睡在地下的铺草上。第二天出发，又给房东把水缸挑满，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铺草卷好送还房东。有的俘虏发牢骚说怪话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这些人有良心吗？你们就不想想，那些护送我们的八路军，他们不是同我们一样疲劳吗？他们为什么还千方百计照顾我们呢？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俘虏？假若调换一下位置，我们能够这样对待他们吗？你们就不想想，世界上有这样的军队吗？我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就不言语了。当时，八路军的行为，确实给了我们很深的感动。我们同八路军的距离渐渐缩短了。
“但是，我们从日本军队带来的坏习气，一时还难以扫除。比如，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有许多老百姓围着看，有的人就粗野无礼地把眼一瞪：‘滚开！不要围在这里！’自己已经是俘虏了，怎么能这样对待根据地的老百姓呢？此外还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在日本军队里这是常事，老百姓根本不敢吱声，可是在根据地这样就不行了。有一天，天气比较冷，我们中的一个人，抱起老百姓的柴禾就去烤火，老百姓不满意，就同老百姓吵起来了。八路军就赶快跑过来，向老百姓道了歉，还了柴草钱，才算完事。事后在小组会上，八路军就向他进行了批评教育，说，八路军的纪律是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我们怎么能随便违反这项纪律呢？同时，从实际行动里我们也看到，八路军的指战员，确实时时处处都是严守这些纪律的。因此，他们能够同人民群众亲密无问。每到一个地方就像到了家里一般。这个你从男女老少的笑脸上就可以看到了。在我们那里，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早跑得光光的，就是剩下一两个孤寡老人没有来得及逃走，也对我们怒目而视，我们哪里见到过这样的笑脸呢？自然日本军队也有许多规定，《陆军刑法》就严格规定：犯掠夺罪者处一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的劳役。犯强奸或杀伤罪者处七年以上劳役，重者处以死刑。犯放火罪者，处死刑。以上这些罪行，从各级长官起，他们都直接间接地大犯而特犯了，士兵们怎么会不犯呢？如果按照这个刑法，我看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该执行枪毙的！单从这方面来看，我想八路军也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有一天，我们走了八九十里才到了宿营地。我们想，可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哪知这个地方，是日军刚刚扫荡过的一个村庄。村庄有四分之三的房子都被烧毁了，到处是烧黑的断墙残壁，瓦砾遍地，满地都是猪毛、鸡毛。真是惨不忍睹。护送我们的八路军为难了。如果再选宿营地，我们已经走不动了，只好住在村角角里几处比较完好的人家。一路上为了避免麻烦，八路军尽量让我们少说话；可是话总是要说，结果还是被村里人发现了。等到他们发现我们是日本人，就惊呼了一声‘鬼子！’许多人就恶狠狠地把我们围起来了。他们用非常可怕的仇恨的眼睛望着我们，甚至有人想动手厮打，幸亏八路军拦住，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解释八路军的俘虏政策，才算把他们劝住。可是，我们住到房子里，也就是天刚刚黄昏的时候，猛听见一声尖厉的惨叫，一个披头散发的中年女人，手里握着一把切菜刀，疯狂地跑到我们的院子里。她一边高声叫着：‘日本鬼子，你们快滚出来，我今天要和你们拼了！’我们几个日本人都惊呆了。几个八路军的战士一见事情不好，赶快跑过来。可是她已经陷入疯狂，力量非常大，一把就把一个战士推了一个趔趄。四五个人上去才抓住了她的臂膀。她见不能得手，就往地下一坐放声大哭起来。这时人们才从她的哭诉里得知，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被日本人杀死了，儿媳也被日本兵轮奸后自缢了。她大叫道：‘日本鬼子，你们把我逼到这个地步，我哪里还有什么活路啊？’说得八路军的几个战士都哭了。看了这令人惊骇的一幕，我们几个日本人简直呆若木鸡，觉得无地自容，不知说什么好。不说别人，仅说我自己，我的心灵战栗了。我觉得我们日本人给中国人造成的苦难实在太大了，太深了，我们的罪恶简直是天地难容，是无法饶恕的！是一代两代日本人所无法挽回的！当天夜里，我们自然无法安睡。我发现我的几个同伴在炕上辗转反侧，大概都在受良心的谴责吧！直到第二天走在路上，我还在想，假若是中国人打到我们国内，如果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日本人又该作何感想呢？……”
小林说到这里，仿佛回到当时的情景，眼睛也有点湿润起来。周天虹也唏嘘不已，为了缓和他的情绪没有多说什么。
“此后，我们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延安。”小林继续说道，“那时延安已经有了二三十个日本人了。我们见到自己的同胞，自然是非同寻常的高兴。山南海北，说个没完没了。中国共产党帮助我们成立了一个‘日本工农学校’。校长就是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冈野进同志。学校设在延安宝塔山半山腰的窑洞里。开始，我们以为，这不过是中国人对我们日本俘虏的另一种管教方式而已，是决不会有什么人身自由的。事情恰恰和我们的想法相反，我们过的完全是自由民主的生活。如果说这个学校的特点，那就是民主自治。这和日本那种以打耳光为家常便饭的法西斯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同。我们完全由学员投票选举成立了自己的学生会，来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各种活动。还经常有组织地向学校反映学员的意见。学校和中国同志都充分尊重我们的人格和日本民族的生活习惯。说老实话，我们即使在国内也从未享受过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当时八路军的津贴费分为五等：士兵一元五角；排级二元；连级三元；营团级四元；师级包括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均为五元。而我们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一律按连级干部待遇。在供给上中国同志以小米为主，我们却主要是大米、白面。上午是一菜一汤，下午是两菜一汤，几乎天天都有一点肉。这样的生活，当时在延安是很难得的。这样的精神与物质的生活，使我们渐渐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战俘，而是把自己也当成一名八路军的战士了。我们饭后，经常到延河边散步游戏，和中国同志亲切交谈，觉得非常愉快。那时延安有一个诗人，名叫刘御，他写过一首民歌风的诗：‘嘉陵绿，延河清，城里城外有几个日本兵；这里跑出，那里跑进，我们好像一家人。’这大概就是那时候我们生活的写照了。
“我刚才说过，我要仔细观察一下八路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有一天晚饭后，我和几个同学到延安城里散步。一路走一路说笑，没有注意走到中央的驻地去了。那里人们正在比赛篮球，围观的人很多，不断传出笑声和掌声。我们也就挤进人群观看。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从前方回来的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也在其中。这天，他像其他人一样穿着个白背心，汗流浃背地在篮球场上奔跑。尽管他比那些年轻的士兵年长得多，但却显得精壮有力，兴致很高。说实在的，谁也看不出这个脸色赤红朴素得像普通农民一般的汉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朱总司令。我们自然看得很有兴味。因为在我们那里，从来没有见过长官同士兵一起吃饭，更别说在一起游戏打球了。何况是一支军队的总司令呢？忽然间，我们看见总司令把球揽在怀中，他发现敌后空虚，就兴高采烈地快速向敌方运行，大家也为他的好机遇向他鼓起掌来，并大呼：‘总司令，加油！’‘总司令，加油！’总司令志在必得，跑得更有劲儿了，哪知刚刚接近球篮，一个年轻的士兵，出其不意从他身后楔入，把他的球截过去了。那个士兵立刻向相反方向运动，总司令毕竟上了几岁年纪，想返身夺球已不可能。说话间，那个年轻战士已经一举命中，引起一片掌声。总司令只好把两臂一摊表示遗憾。又一次，总司令正好站在对方篮下，一个女同志将球运过来，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那个女同志立即传给他，那是肯定要得分的。这时总司令迫不及待地喊：‘小康！小康！快把球给我！’谁知那个叫小康的女同志偏偏没有给他，反而传给中锋去了。那位中锋因为过分急切，篮球在篮内打了一个转转又滚了出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咦！’急得总司令把脚一跺说：‘小康，你是怎么搞的？’那个女同志嫣然一笑说：‘我给你，你没有把握嘛！’大家哄然大笑起来。这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女同志就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同志。那场球赛，我们几个日本人简直看得如醉如痴。我不禁在想：天底下哪里看到过这样的官兵关系？哪里看到过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有生以来，在军队里看到的，就是高声的怒骂和无端的斥责，再不就是难以躲避的耳光！那完全是一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我渐渐懂得了：什么是法西斯主义的人际关系，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人际关系。我想只有共产主义的人际关系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我的一个同伴深有感触地说：‘看了今天这场篮球，我是再也不愿回到日本部队了！’我说，是的，我有同感。
“你知道，我们日本人很喜欢打棒球，在日本可以说老少都会。我们工农学校的棒球队也组织起来了。每天晚饭后，我们就在延河滩上划出一片场地打起来。来看的中国同志很多。有时中央领导同志散步走到这里，也围着观看。有一天，毛主席也来到这儿悄悄站在人丛中。我们开始没人发现，后来有人看见了，就低声说：‘毛主席也来看我们打棒球了。’我们真是高兴万分，在场上纵横奔驰，打得特别起劲。等到大家休息的时候，毛主席就说：‘我来试试可以吗？’大家就说：‘当然可以！’就把大棒交到他的手里。毛主席把大棒掂量了一下，猛力一击，一棒就把球远远地打到界外去了。大家一阵哄笑。散场时，我们把毛主席围起来了。毛主席笑着问：‘你们生活得怎么样？在我们这个穷山沟里还觉得方便吗？’我们说，‘中国同志对我们照顾得太周到了，我们实在太感谢了。’毛主席又问，‘你们想家不想家？身居异国，恐怕还是有点想家的。’大家笑而不答。毛主席说，‘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我们联合起来把他们打倒，你们就可以回到日本同亲人团聚了。我相信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一直把毛主席送过延河。
“当然，在延安最重要的是我们受到了毕生难忘的革命理论的教育。学校的课程有：《日本问题》、《联共（布）党史》、《时事问题》、《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等。任教的除冈野进同志外，都是中国的专家、学者，像李初梨、赵安博、王学文、何思敬等同志。他们都讲得通俗易懂，联系实际，使我们明白了许多有生以来从来也不懂的道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使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是吃人肉、喝人血的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什么人是终年劳动不得一饱的劳苦大众。一句话，使我们明白了什么人是我们的敌人，什么人是我们的朋友。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用：些把我们送上战场、要我们‘效忠天皇’、为他们当炮灰的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而全世界的无产者和中国人民才是我们的朋友。从这时起，那种把日本大和民族标榜为‘天之骄子’、‘独得神佑’的武士道精神，以及‘保卫日本生命线’、‘防止中国赤化’、‘膺惩暴戾支那’的欺骗也就彻底瓦解了。在延安的这一段生活如果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彻底瓦解了我们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或者说是我们的新生。”
听到这里，周天虹感慨地说：
“怪不得呢，刚一见面，我就觉得你变成另一个人了。让我为你的新生来干杯吧！”
说过，他又满满地斟上酒来，两个人一饮而尽。小林两颊上升起一层幸福的红晕。
饭吃好了，小林起身告辞。周天虹一直把他送到村外。临别时，周天虹说：
“小林，我还没问你，今后有什么计划呢！”
小林笑着说：
“我现在跟你一样也是八路军了。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投入工作，赶快把‘日人在华反战同盟支部’成立起来。争取更多的日本人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我现在马上回到团部就要同那两个新俘虏进行谈话。”
“那两个人，其中一个很顽固。曾经拒绝吃饭。”
“知道，知道。”小林笑了，“他叫渡边一郎，是个军曹。他那股顽固劲儿，大概和我被俘时差不多吧。另一个叫吉尾，是个学生，态度比较好。你放心吧，我是有信心有办法教育他们的。”
小林说过，就像有坚定信念明确目标的人那样，放开大步昂头挺胸地向前走去。
四○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黄土岭一战，日军损兵折将，使华北敌人惶恐且又震怒。于是从张家口、保定、石家庄等地凑集了万余兵力，对北岳区进行了整整四十天的“扫荡”。一个冬季就这样过去了。转瞬就是一九四○年的春天。
在易水河的河岸上，又是浅浅的雾一般的绿色。接着山桃花、杏花和梨花又相继开放了，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白雪似的。
这天，周天虹和刘福山等人正在连部议事，左明从后方医院回来了。他的一条腿稍稍有点儿拐，脸色因失血过多而发黄，但眼睛依然炯炯有神，一笑一口白牙，还是那样漂亮。他一走进屋，就被大家围起来了。刘福山搂着他的脖子亲热地说：
“锤子，你可回来了，我真想死你了！”
“你想死我大嫂了吧？”左明笑着说。
“不不，真的，”刘福山说，“你和指导员都不在，弄得我又是拳打，又是脚踢，简直连喘气的工夫也没有。”
周天虹一直怀念着这位朋友，今天见他回来真是高兴万分。他拉着左明的手，眼睛一直盯着他。
“听说这次你中了四五颗子弹，伤了骨头没有？”周天虹亲切地问。
“咳，没事儿。”左明摇摇头说，“我这人从小就命大。我当放牛娃那会儿，有一次下大冰雹，我钻到牛肚子底下，也没有砸死我；有一次从山崖上摔下来，也没有摔死我；当兵负了两次伤，也没有事儿。这次几颗子弹，有两颗从肺上穿过去了，两颗从腿肚上穿过去了，还有一颗打中了我的大腿根儿，我想可别把我传宗接代的玩艺儿给打掉了，谁知道也没有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