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领着他们绕了一个大弯儿，贴着山边子走过去。
“你们这儿有区里的人吗？”周天虹问。
“有。”少年见他是八路军，显得很亲热，马上冲山坡上的农家小院一指，“区里人，还有游击组都住在那儿。”
两个人爬上高坡，进了小院。院落里静悄悄的，只有两个民兵在忙着劈柴做饭。他们进了上房屋，见炕上睡满了人，鼾声此伏彼起，睡得十分香甜。有两三支老套筒步枪靠在炕沿上，地下摆着半屋子地雷。只有一个人，披着没有挂面的老羊皮袄，戴着一顶白毡帽在炕头上坐着。他似乎没有发觉有人进来，只是低着头吟吟哦哦地写着什么。周天虹问了一句：“同志，这里有区里的人吗？”那人才慢腾腾地抬起头来。周天虹一看，愣了，这不是晨曦吗！看他那身打扮，完全像个山里的羊倌，要不是他那副黑框眼镜，简直不敢认了。而晨曦却仍然没有从某种境界里走出来，没有看清来人的面目，还傻乎乎地问：“你找区里人干什么？”天虹说：“晨曦，我找区里人就是为了找你这个诗人呀！”晨曦这才往炕下一跳，两个人互相擂打着对方的胸脯笑起来了。
“晨曦，你就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吗？”周天虹指着睡在炕上的民兵。
“是的。”晨曦笑着说，“反扫荡一开始就跟他们混在一块儿。吃在一个锅里，睡在一条炕上。他们埋地雷，打伏击，我全跟着。真学习了不少东西！对他们的体会比过去深得多了。”
说过，晨曦仔细凝望着天虹，叹口气说：
“你怎么瘦成这样？脸色也忒黄了。”
“我掉队了。隔一天打一次摆子，怎么还胖得了？”
周天虹说了此行的来意，晨曦立刻表示：高红的判断是对的，敌人刚刚清剿过这个地区，估计暂时不会再来。他可以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让天虹休息几天。
李成山见他的任务已经完成，起身要走。晨曦要他吃了饭再走。这个憨厚人执意不肯，拍了拍手巾包说：“我还带着干粮呢！”周天虹虽觉十分过意不去，也只好让他走了。
不一时，民兵们起了床，屋子里顿时热闹起来。一个嘎里嘎气的小伙子，一下炕就伸了一个大懒腰，打着哈欠说：
“这一夜贴白菜帮儿真把我窝憋坏了！你猜怎么着，我到外面解了个手，回来没我的地方儿了。我推了推二赖子，他死猪似的动也不动，气得我狠狠地往他屁股上拧了一把，他才哼了一声往旁边挪了挪，我这才加塞儿加了进去。”
那个想必叫二赖子的回了言：
“小嘎子，你就别说了。你说你昨天偷吃了些什么！那个屁一个接着一个，简直比鬼子的毒瓦斯还厉害，熏得我上天无路，人地无门。要不是我困坏了，非把我熏死不可！”
“你嫌我的屁臭，你老婆的屁香，你去找你老婆去。”
大家哄然大笑。小嘎子又走到晨曦身边，攀着他的脖子亲昵地说：
“晨记者，昨天埋地雷的时候，你不是说给我们写个埋地雷的歌么，你写出来没有？”
“写是写出来了，就是不一定好。”晨曦笑微微地望着他谦虚地说。
“你给大伙念念行吗？”
晨曦掏出他的小本，一板一眼地念道：
地雷像个大西瓜，
刨开鲜土埋上它，
浇上鬼子的血和肉，
让它开朵大红花。
晨曦话音一落，大家就噼噼啪啪地拍起巴掌来。晨曦脸上泛着红光，高兴地说：
“如果你们认为行，我就去找李劫夫谱曲子。咱们一边唱着，一边埋雷，那才带劲哩！”
“好！！！”大家又是一片掌声。小嘎子快乐地说：
“咱们这里大西瓜有的是，鬼子想吃多少尽管吃。”
饭熟了。是南瓜棒子楂大糨粥。民兵们对周天虹这个八路军客人很亲热，立刻给他盛了一大黑碗端过来。周天虹吃得津津有味，一气吃了三大碗才罢。饭后，晨曦说，不远处有个很偏僻的山旮旯，名叫仙人峪。那里有几户人家房子还没有烧。准备把他安排在那里休歇几天，病稍好些再寻找部队。
天虹同意了。晨曦就替他背上背包，一起上路。
一路走来，真是令人惊心动魄：沿途经过的大小村庄，全部烧得一片乌黑，片瓦无存。放眼望去，往日那些繁荣的村镇，温暖的农家，全都成了一个个房壳篓了。有些树也烧得没有树冠，只有焦干枯枝。街头巷尾，不是成堆的猪毛，就是成堆的鸡毛。那些较富庶的人家，箱子里的衣物，全被倒在院子里，好的拿走，不好的就乱糟糟地弃置在那里。那些仓惶出逃的村民们，正在携儿带女纷纷归来。他们满脸都是无衣无食无枝可栖的悲哀，不得不在空房壳篓里支起一个小小的窝棚暂时栖身。
看了这满眼凄凉的景象，周天虹心里凄惶得很，好半天没有说话。晨曦忍不住说：
“天虹，我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鬼子连水井上的小棚棚，都没有放过。冈村宁次的‘三光政策’，真是搞得彻底啊！”
周天虹点了点头，默然无语。晨曦接着说：
“这次在平阳镇，他们就杀死了一千多人。全县的数字还没有统计上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疯狂地杀人吗？第一是，他们想从根本上毁灭根据地，因为他们知道根据地人民的抗日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第二是，他们屠杀一个平民百姓，也可以作为击毙一个八路军报功。这是我们抓到的一个日本俘虏提供的。”
“哦！”这一点周天虹还不了解。
“这次鬼子抓走的青壮年也特别多。他们往往突然包围一个村庄，留下妇女供他们奸淫，青壮年全部装上大卡车，像牲口似的运到石家庄和保定。然后运到东北或者日本本土。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一来是为了摧毁根据地的人力；二来是把这些掠夺来的劳动力，卖给日本资本家去赚一笔大钱。过去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是榨取廉价的劳动力，现在是无代价地掠夺大批的劳动力了。其野蛮性绝不逊色于古代的奴隶制度。这就是帝国主义血腥的本质。”
周天虹听得十分气愤。战争的现实使他对帝国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接着他问：
“这次反扫荡，阜平老百姓的表现怎么样？”
“真是好样儿的！”晨曦称赞说，“平阳镇就出了一个女英雄刘耀梅。她是罗峪村的妇女救国会主任，共产党员。她被捕以后，敌人把她捆在一棵柿子树上。日军大队长荒井问她八路军的粮食、武器埋在什么地方，她说：‘这些地方我都知道，就是不能告诉你们。’荒井发怒了，挥着战刀说：‘你怕死不怕死？’刘耀梅说：‘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这个年轻姑娘如此坚强，大出这个刽子手的意外，他恼羞成怒，狠狠地咬着牙齿说：‘共产党员有气节，我今天就要尝尝共产党的肉是什么滋味！’汉奸们像狗似的抢上去挑破了刘耀梅的裤腿，扒开了她的衣裳。荒井这个恶魔就真的走上去用战刀从刘耀梅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在路边火堆上烧了烧，放在嘴里吃了。……在这个世界上，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刘耀梅看见敌人吃她的肉，眼都红了，她恨恨地大声骂道：‘你真是个牲口！我告诉你，中国人是压不服的，你们小鬼于的日子是不会长的！……’这位女英雄就这样地牺牲了！”
听了晨曦的叙述，周天虹的灵魂像受了巨大的撞击，全身索索地战栗起来。显然他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怎么也想不到鬼子竟野蛮无耻到这样的程度！
四八 仇恨之歌
平阳附近的神仙山，是北岳恒山的主峰之一。其中幽僻的山谷很多。周天虹随着晨曦进得山来，路愈走愈窄，坡愈爬愈陡。终于在一个山旮旯里，发现了六七户人家。此时已是深秋时节，木叶尽脱，满地都是黄叶。山楂村满是红橙橙的果实，红得耀眼，因鬼子扫荡没有人收，有许多落到地上去了。
晨曦领着周天虹进了一个农家小院。院子里住着两户人家，是兄弟二人，分家过了。老大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住在北房；老二是个小学教师，住在东房。这两家的遭遇都很不幸，反扫荡开始不久，老大的儿子和老二两人都被掳去当劳工了。妯娌二人，一个失去了儿子，一个没有了丈夫。终日里笼罩着悲哀的气氛。幸而老大家还有个男人支撑着门户，晨曦就把自己的朋友安排在老大家了。老大当过村农会主任，觉悟很高，一听八路军要在自己家里养病，自然没有问题。他满口答应说：“那没啥，也不过做饭时候多下一把米就是了。”接着老大娘就过来扫炕，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把天虹的被子放在炕头上。
晨曦把天虹安排好了，起身想走，忽听东房里有抽抽搭搭的哭声，忙问：
“是他婶子在哭么？”
“可不是么！”大娘叹了口气。
“她的情绪还是很不好吗？”
“遭了这样大难，哪能一下子就转过来。”大娘说，“自她从洋鬼子那儿回来，就整日价哭。有时候，一天哭好几回。有时哭，有时笑，有时骂，有时喊。就像中了邪似的。我怕吓住孩子，就让孩子到他姥姥家去了。这年头儿，做个女人家难哪！做个男人，敌人来了，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敌人抓住了，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当个女人，落到那些王八蛋手里，你当他们是人吗？不是人！他们是一群牲口！你就什么也洗不清了，也说不清了……”
晨曦立刻想起东房里那位小学教师的妻子。她叫荷花，生得聪明伶俐，性格活泼，爱说爱笑，又上过几年小学，差不多算是这个偏僻山村里的人尖子。工作也积极得很，妇救会一布置下来什么工作，什么做军鞋啰，照顾伤员啰，动员新兵啰，她样样都走到头里。可是晨曦不久前见到她，觉得她一下子变了。脸上一点笑影儿也不见了，眉眼间全是愁苦。话也不会说了，就像原来的她已经死去了似的。她怎么一下子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天虹，我想去找这位大嫂谈谈。你要想听，就跟我一起去。”
晨曦说过就站起身来，周天虹随他一起走出门外。看来晨曦做群众工作已经相当熟练，来到东屋门外，就停住脚步，轻轻地喊道：
“大嫂！我们来看你来啦。”
两个人进了屋子，看见荷花坐在里间屋炕上，旁边放着小孩鞋的鞋帮子和针线，正用衣角擦着眼泪，强打精神起身让坐。
“嫂子，我和我的朋友来看你。”晨曦亲切地说，“几天不见，你怎么就瘦成这个样子？你可得多保重啊！”
“我现在只想死。”荷花垂下头说。
“哪能呢？你还有孩子，为了孩子你也不能走这条道儿。”
一提孩子，荷花又呜呜地哭起来。
晨曦劝慰了几句，等了好一会儿，才问道：
“嫂子，那天你是怎么被鬼子掳去的呢？”
“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荷花的神经有些紧张，脸也白了。
“不不，嫂子，”晨曦连忙解释道，“这是敌人的罪行，是应当调查清楚的。”
荷花停了许久，才说：
“反扫荡一开始，我那当家的，不是去游击组，就是去坚壁公粮，常不家来。那天早起，我刚要烧火做饭，就听见外头打枪，人们就往沟里跑，说洋鬼子进了沟门了。那天凑巧孩子到他姥姥家去了，我就赶忙抓了两块干粮，包了几件衣裳，跟着一群妇女往沟里跑。离这儿三四里，有个小山庄，半山坡上有个山洞，我们就藏了进去。洞里人越聚越多，总有二三十人，把个洞挤得满满的。不一时，几十个黄乎乎的鬼子兵就来到坡根底下。一股在山庄上烧房子，另一股就上了山坡。我们在洞里抖抖索索地谁也不敢大声出气，怕孩子哭，把小孩的嘴也捂起来。没有想到，山坡上还有一个妇女，因为她抱着孩子上山走得很慢，来不及钻进山洞，就在山坡上停下了。鬼子们首先发现的是她。一个鬼子兵就端着刺刀，两个帽耳朵呼扇呼扇地过来了。他对那个抱孩子的妇女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谁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那个妇女只是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鬼子兵端起刺刀就戳。那妇女惟恐伤着孩子，就用两只手把鬼子的刺刀攥住了。鬼子连刺几下都没有成功，气得他一脚把孩子踢开，向着妇女的肚子狠狠地刺去。哪知道这一刀刺得太深，刺刀拔不出来。这个鬼子就用牛皮靴踏上女人的胸脯，哼了一声才拔出来。接着把那个呱呱哭叫的孩子也刺死了。因为我在洞口上，这一切就看得真真的。
“这时候，我想，鬼子不上来今天兴许躲过去了。哪知一个汉奸眼尖，他说，山上好像有个洞呢！接着鬼子兵就踢踢踏踏地爬上来了，用刺刀逼着我们出洞。还大声喊：‘不出来死了死了的！’没有办法，妇女们只好抱儿携女地出了洞子。他们用刺刀逼着，用枪托打着，把我们押到小山庄那块打谷场上。……”
荷花说到这里，两眼直呆呆地看着地面，不言语了。
“以后呢？”晨曦轻声询问。
荷花迟疑了片刻，只好再说下去：
“这时候，小山庄已经点着了。还从屋子里弄出来一些庄稼人的东西，堆在一起，全都点着了火。我们估摸着可能要杀我们了，谁知道不，那个拿东洋刀的怪叫了一声：‘叫她们把衣服通通地脱光！’汉奸也立时大叫：‘你们这些娘儿们，听见了没有？太君叫你们把衣服通通脱光！’妇女们谁肯脱啊？这里面有老太太，有中年妇女，还有不少是黄花闺女。她们就惊慌地往一处挤，圪蹴成一个疙瘩。日本兵和汉奸就一齐围上来，用刺刀挑开我们的裤带，强拉硬拽地把我们的衣服脱了个精光，脱一件就往火堆里扔一件，通通烧了。大家一看自己赤身露体一丝不挂，觉着无地自容，就都哭起来了。有的闺女就捂着下身往人群里钻。这时候，那个拿洋刀的鬼子，站在一个碌碡上，又咕噜了一阵，汉奸就立刻说：‘太君说，你们边区妇女秧歌舞跳得很好，今天你们就跳一跳，让皇军看看！谁不跳，就立刻枪毙！’这时我们一个个羞得头都抬不起来，还怎么能够跳呢！鬼子见我们不动，又过来打，才逼得我们只好走着圈子。鬼子还嫌兽性发泄得不够，就把他们抢来的鸡，两个拴在一起放在我们光光的肩头上。那些大鸡在我们的前胸后背乱扑腾，弄得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些鬼子就乐得大笑起来。……后来，他们又觉得不过瘾了。那个挎洋刀的家伙，发现人群里有一个小脚女人。她是财主家的儿媳妇，人长得好，脚又缠得极小。就叫大家不要跳了，单独把她挑出来，把她的裹脚条子解下来，叫她赤着脚跳。那媳妇平时连走路都困难，光着脚怎么能跳呢？走不了两三步就跌倒了，这些野兽又哈哈地狂笑起来。……”
荷花说到这里，气促声咽，又停住了。
停了一会儿，才继续说：
“……他们要回去了，就叫妇女们给他们背上抢来的东西，背上他们的牛皮背包，还背上那些鸡，跟他们一道回去。我们跟着他们赤身露体地走了二十多里，到了他们住的地方。这时候，……这时候，……这时候……就把我们每个人拉到他们屋里去了……”
说到这里，荷花再也说不下去，放声大哭起来。
哭了好大一阵，荷花才又断断续续地说：
“瞅着鬼子不注意，我才偷跑出来。路上还是赤身露体，半道上才拣了一个小褂穿上，下身还是光着。一回来，我就想死，我是再也不能见人了……”
说过，又大哭起来。
周天虹听了，心头像被压上一块巨石透不过气来。他本想安慰一下这位女子，可是除了鲁迅那句“血债必须以同物偿还”的话，任何语言都轻飘飘的没有意义。他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狠狠地骂道：
“这些家伙还有一丝一毫的人性吗？如果有，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这不光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日本民族的耻辱！他们任何时候想起来都应当感到羞耻！”
晨曦是个诗人，感情忒重，听了这些已经泣不成声，哭成泪人。他胸前全被那不止的泪水打湿了。走出东房的屋门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要写一首诗：仇恨之歌。要全世界的人都明白，帝国主义是什么样的鬼怪！一直到这些害人虫彻底绝灭为止。……”
四九 文旗随战鼓
周天虹在仙人峪住了四五天，身体好了许多。东屋里的荷花，还是终日啼哭，眼看着一朵鲜花要凋谢了。这自然使天虹的情感倍受压抑。这天，晨曦到山上来，告知天虹：野战医院已转到平山地界。周天虹立刻收拾行李追赶部队。
路上整整走了两日，来到平山地界，才知道野战医院又转至别处。他正在街头彷徨，看见人们正在围观一张新贴出的《晋察冀日报》。报纸似乎还散发着新鲜的油墨香味。他一打听，报社就住在附近的滚龙沟。天虹立刻想起欧阳行老师，跟他已有两三年不见面了；借此机会，何不去看望看望他呢？这样想着就移步向滚龙沟走去。
滚龙沟不过是山峡峡里一个仅有三四十户人家的村庄。天虹进村不远，就听见咔哒咔哒印报的声音。村头上还拴着那匹欧阳的大洋马。天虹一望而知这是报社。他打问了几个工人，都说“老马”在排字房里。来到排字房，欧阳果然坐着小板凳伏在炕沿上修改稿件。他轻声地叫了一声“欧阳老师”，欧阳行才慢腾腾地抬起头来，似乎定了定神，才看出来的是谁。
“啊呀，是你呀天虹！”欧阳说着要站起来，被天虹双手摁住。他接着又问：
“你怎么到这儿来啦？”
“我掉队啦。今天从这儿过，来看看你。”
“好好，你稍等一会儿，我正修改一篇社论，很快就完。”
说着，欧阳又伏在炕沿上，用毛笔蘸了蘸红墨水，奋笔疾书。他的书法一向很好，可谓笔走龙蛇，意气纵横，天虹觉得看他写字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屋子里静静的。几面墙上都排列着字架。两三个工人正在来来往往地拣字，像是忙碌的工蜂一般。他们遇到看不清楚的字，就跑到欧阳身边去问。连“社长”也不叫，只叫“老马”。欧阳毫不介意，反而愈发显出彼此间的亲密。
社论修改完了。欧阳把笔一掷，伸了个懒腰，向着天虹很轻松地笑了一笑：
“敌人到底没有毁灭我们。现在他们的‘扫荡’已到强弩之末，快收场了。聂老总要我写篇社论，号召边区军民发起反击，尽量多给敌人一些杀伤。”
“那太好了。”周天虹用崇敬的目光望着欧阳，“欧阳老师，前些时那么紧张，报纸还能坚持出版吗？”
“只要有二十四小时较安定的时间，我就保证出版一期报纸。”欧阳目光灼灼地说，“我们的报，决不能停刊。报纸的存在，就说明根据地军民在坚持战斗。”
“欧阳老师，外面传说你是‘八头骡子’办报，这么大一个报社，用八头骡子行吗？”
欧阳笑了笑，顺手从字架上取出一个铅字递过来，说：
“你瞧瞧，这铅字是不是与众不同？”
天虹接在手里看了看，说：
“似乎比平常的铅字字身短一点儿。”
“不是短一点儿，是要短五分之一。”欧阳说，“我把铅字数也减少到三千个，这样分量就轻多了。有了情况，我只要把字架往起一合，放上驮子，有两头骡子就差不多了。”
欧阳说着一指字架，天虹这才注意到，这几个字架合起来就是箱子，真是轻巧得很。
接着，欧阳把天虹又拉到印报房里，指了指印刷机说：
“你再看看它有什么特点？”
天虹一看，这是一个小型的手摇印刷机。除轴承和一小部分是铁制的，整个的架子都变成木制的了。欧阳笑着说：
“这都是我同工人师傅共同研究的。比原来的印刷机的重量减轻一半还多。用一头骡子也就够了，必要时用人背也可以。再加上油墨、纸张等印刷材料，总共还用不到八头骡子呢！”
此时，欧阳那张清癯的脸上，流露出一种自信、乐观和坚韧不拔的神情。天虹随着欧阳来到一间斗室。
欧阳再一次亲昵地望着自己的朋友，充满感情地说：
“天虹，你负了重伤我是知道的；那场战斗很惨烈，我也听说了；只是工作实在离不开，无法去看你。后来你生病掉队我就不知道了。你确实比原来瘦多了，也弱多了。”
天虹把他凶险的经历作了简短的叙述。欧阳半是慨叹半是鼓励地说：
“我们这一代人，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或者说足够的代价，才能使革命有所成就。这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只有经过这样的考验，才能锻炼得更坚强。”
天虹点头称是，接着问道：
“你们报社，这次也遇到了危险吗？”
“是的。”欧阳点点头说，“反扫荡开始前，我们是进行了充分准备的。我把全体职工组织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战斗队，由年轻力壮的同志组成，全副武装，执行侦察、放哨和保卫印刷器材的任务；第二梯队是工作队，也有武装，负责抄收电讯、编印报纸。反扫荡一开始，聂老总指示我们向阜平转移。我们刚出发不久，就接到群众的报告，敌人已经完全封锁了到阜平的大路；再往后退，后路也被切断，这样陷入了四面包围。”
“这时候，你们怎么办呢？”
“我一看情况很危险，就立刻下马，在路边一个小山神庙里开了个紧急会议。最后我决定，不去阜平，就在滚龙沟附近与敌周旋；队伍立刻化整为零，五六人一组，分散突围。拂晓，敌人攻上来了，又是炮轰，又是飞机扫射。我一看情况很危险，我就对大家说：‘你们都有手榴弹，在万不得已时要同敌人同归于尽，保全民族气节。我有手枪，我会把最后一发子弹留给自己。’我说过，拍了拍腰里的手枪，同志们神情肃然。最后大家都分散突出去了。等敌人撤退后才在滚龙沟重新集合。其实，这次仅牺牲了三个人。”
天虹用敬慕和惊异的眼光望着自己的老师，想不到这个文弱书生，在艰险的情况下竟这样有胆量有办法。他又问：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坚持出报吗？”
“是的。”欧阳微笑着说，“敌人一走，我就立刻出报；敌人一来，我就立刻把机器埋起来。后来我们又转移到铧子沟，这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我们在这里七次把机器埋起来，又七次挖出。在两个月反扫荡中，我们共出了三十二期。大家叫这是七进七出铧子沟呢！”
“真是新闻史上的奇迹！”天虹赞叹说，“不过也够危险的了。”
“说起危险，可以说全边区上上下下，几乎没有不遇到危险的。”欧阳说，“我们的聂司令员和领导机关，这次也很危险呢！”
天虹眉毛一扬，惊奇地问：
“怎么，聂司令他们也遇到危险了？”
“可不是么！有几天他们的消息一点也听不到了。北平的敌伪电台宣布：聂总部的电台已被英武的空军炸毁。不仅各分区的电台和聂司令的电台失去联络，连中央的电台也呼叫不到他们。大家真担心啊，中央真担心啊！不知道聂总部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天虹问。
“事情是这样的。”欧阳不慌不忙地说，“聂司令带着军区领导机关，本来想从阜平中心地带南渡沙河；可是刚过沙河，就遇到晋察冀分局党的机关向北转移，说南边的道路已被切断。他们当即再次回渡沙河，折而北行，来到雷堡。谁知这时又遇到边区政府机关的人员。这两者都是非武装人员，合在一起有一万人。中午时分，敌人的飞机又追随着他们进行轰炸。而且据敌情报告，敌人的合击圈已经压缩过来，离他们不过十几里、二十里路。怎么办呢？这样多的非武装人员，是打也不好打，走也不好走的。这时，忽然一阵‘嘀嘀哒哒’的电台呼叫声，唤起聂司令员的注意，他忽然醒悟道：唉呀，为什么我们走到哪里，敌人的飞机就跟到哪里呢？恐怕是敌人从电台的呼叫中测出了我们电台的方位。于是他立即命令侦察科长罗文坊，带了一部电台到另一个方向继续呼叫，而本部的电台却停止了活动。敌人果然中了聂司令的妙计，集中力量轰炸侦察科长所去的地方，并且向他们包围过去。而聂司令员却带着大队人马，从一个不足一里的空隙中穿过去，悄悄地向西去了。”
天虹听到这里，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轻松地笑了。
欧阳神采飞扬，清癯的脸色泛出兴奋的红光。他拿起旱烟袋，在烟荷包里满满地灌了一锅儿，然后像老农民似的把烟袋夹在胳肢窝里，咔嚓咔嚓地用火镰敲击火石，不一时火绒着了，他悠悠然吐出一团白烟，然后说：
“这次敌人的‘扫荡’，确实是毁灭性的。冈村宁次的‘三光政策’就表明了这一点。可是他们并没有毁灭我们，而且永远不能毁灭我们。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在人民中扎下了根，这是敌人永远无法了解的，也无法对付的。”
饭熟了。小鬼端来大半盆热腾腾的羊肉饺子。这对周天虹自然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改善”。他吃得很多，简直比他的老师多出一倍。后来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只好放下了筷子。直到晚年，当他回首往事时，他认为这一次的饺子是他平生味道最好的，以前和以后再也没有吃过这样的饺子了。
五○ 倒在冰雪上的战士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把华北当作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对我人力物力的劫掠日甚一日。从此，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
随着一九四二年的到来，平原上长出一批批面目可憎的怪物。这种怪物，呈圆筒状，但它又决不是烟筒；说它是高楼，却浑身都张着黑乎乎恶狠狠吃人的血口。它就这样光秃秃直挺挺地做立在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田园。日日夜夜都在监视着这土地上的人们，把他们当作犯人，看作可以随时处死的奴隶。如果谁敢于接近它，或稍有不敬，它会立即使你死于非命。这种怪物，按军语说叫做“堡垒”、“碉堡”，按老百姓的说法叫做“炮楼”。过去蒋介石曾把它奉为神明，用来对付缺少重武器的红军，现在日本法西斯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用来窒息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据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统计，敌人在边区共构筑了三千多座据点和碉堡。从来深沟高垒必须联成一体，所以日寇又挖掘了将近四千多公里的封锁沟、筑起了将近五百公里的封锁墙，企图将根据地活活扼死。一九四二年的晋察冀军民，就是在这种点碉如林、沟墙如网的围困之中浴血苦战。
周天虹所在的东线，敌人正在易县、满城、完县、唐县、曲阳、行唐、灵寿以西和以北地区，继续推进，企图挖第二道封锁沟。单说周天虹面对的满城，敌人在七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修了一百七十多座炮楼，挖了三百多华里的封锁沟。这些沟深宽各两丈，沿沟修着炮楼，道口设有哨卡和吊桥，要想随意往来决非易事。平原和山地，是根据地血肉相连的两个部分。平原依靠山区得到巩固；山区依靠平原的粮棉得到补充。现在平原被敌占领，而且向山区步步蚕食，山区根据地不能不陷入严重的困境中。
在反蚕食斗争的尖锐时刻，一天，周天虹去营部开会，副营长刘福山笑嘻嘻地递给他一纸命令，还半开玩笑地说：“高升了！”周天虹接过一看，上面赫然写着：“着调一团四连政治指导员周天虹同志任第三游击支队支队长；着调一团四连连长左明同志任第三游击支队政治委员。”周天虹红着脸看完，心中虽然高兴，也感到这副担子不轻。因为他知道这个支队是活动在保定和满城的平原上，这是敌我斗争十分尖锐的地区。同时他觉得把左明调来同他做伴，又特别合乎自己的心意。左明是他的引路人，同自己情投意合，且有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很可能是上级有意让这位兄长式的老红军来扶助自己。想到这里，他就微微地笑着说：“老连长，这不都是你们培养的吗！”
左明得知这个消息，也很高兴。第二天营里就派了一头骡子，驮着他俩的行李前去上任。
三支队驻在距山口子三四十里的一个山村里。村子名叫钟家店，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两个人在下属的三个连队里转了一遭，得悉每个连不过七八十人，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小营。全支队不着军衣，一律便装，看去有如当地农民，然武器装备齐全，战斗力颇强。尤其是每人身披一件大棉袍，有如旧戏中江湖好汉的大氅，走起来呼扇呼扇的，颇有些古代英雄的风采。这一切都使周天虹和左明眉开眼笑。但是有一点使他们郁郁不乐的，是各连的干部一致反映，粮食的定量太低。他们说，几乎每天都要到第一线执行任务，把敌人修成的和没有修成的炮楼拆掉，要折腾一个通夜，第二天不等天明，就饿得顶不住了。
其实，这个问题他们不去调查也是了解的。因为他们的肚子就是凭证。按照上级规定，前方战斗部队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为一斤半，后方机关为一斤二两；为了救济地方的灾民，部队每人还要节省一两半或二两；这样就只剩下差不多一斤了。如果肉食、蔬菜充足，肚子里还有油水，一斤粮也是可以的；而此时肚子早已被刮得空空的，一斤粮要做出三顿饭就难办了。所以有的部队机关就改为每日两餐。而战斗部队任务重，活动多，自然不行。只能是一稀两干。这样，按老秤十六两一斤，早晨六两，其余两顿均为半斤、半斤米煮出饭来，也就平平的两小瓷碗。部队的每个成员都很自觉，盛饭时只平平地盛上两碗，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一份。如果有哪一位偷偷地多盛上一点儿，或者用勺子摁上一摁，那别人就要吃亏了。即使把这两平碗饭全都吃到肚里，又能顶几时呢？一般说，离开饭还有一两个钟头，就渐渐顶不住了。不是你的肚子咕咕地响，就是他的肚子咕咕地叫，全都提抗议啦。这就是那个苦战年代的真实情景。
两个人回到支队部，对这些问题商讨了一阵，简直没有任何结果。只有盼清明时节早来一点儿，今春雨水大一点儿，树上早长出绿叶，地上早长出更多的野菜，好来作为部队粮食的补充。
自从苏德战争以来，政治机关给每个单位都印发了一张颇为详细的苏联地图。坚持敌后抗战的战士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这场战争的发展。他们制作了一些小红旗，随时追随着红军的脚步，就好像是一条战线休戚相关的两端。共同的反法西斯的战争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周天虹和左明望着墙上的苏联地图，又议论起那里的战事。这时苏联红军的不利局面还未结束。英美早答应开辟第二战场，但迟迟没有行动。这使敌后的军民感到愤懑。两个人大骂了一通这种企图牺牲盟友的自私心理。
正在这时，手摇电话机丁零丁零响了一阵，周天虹连忙拿起耳机，原来是分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的电话。只听电话里声音朗朗地说：“你是新任支队长周天虹吗？”周天虹应道“是”。对方又说：“奉司令员和参谋长的指示，你们今晚务必要把满城方面大栅营的碉堡彻底平掉。你们要知道，这个碉堡正好堵住我们的嗓子眼儿，敌人下一步就要把碉堡修到你们的炕头上去了。你听懂了吗？”周天虹连称“听懂了”，随后放下了电话。
他同左明简单商量了一下，就通知部队于晚饭后出发，同时也通知满城县武装部，与民兵一起行动。原来大栅营的碉堡，敌人在白天修起，我们在夜里拆掉，已经连续了七个昼夜，今天是第八次了。这就是当时蚕食和反蚕食的艰巨斗争，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太阳离西山老高，他们就出发了。前面走的是部队，后面走的是民兵。全是便装，一时不易分辨，不过民兵背的都是镢头铁锹之类。一路经过白堡、上紫口、下紫口，山口外就是保定以西、满城以东的那块平原了。
此时已经夜幕低垂。周天虹和左明站在小山上往下一望，大栅营就在脚下。远处从东到西，贴着山边子，每隔一段距离，就有鬼眨眼似的灯光。这自然是那道深深的封锁沟了。周天虹当即作了部署：以一个连作第二梯队，两个连分别隔断两侧的敌人，由民兵来拆除将要修成的两人多高的碉堡。
枪声响了，曳光弹鲜艳的红线不绝地扫过漆黑的夜空。周天虹已俨然是一派老战士临战不惊的神态，高高地站立在一块岩石上，全神贯注地望着战场的变化。左明惟恐民兵有失，早跑到下面村子里去了。拆除碉堡的镐锹声，嚓嚓嚓地响成一片，大约能听出好几里远。
枪火，寒夜，杂乱的铁镐声和偶尔的叫喊声，一直持续了一个通夜。将及拂晓时镐锹声停了下来。大栅营的碉堡已经彻底摧毁。三声长长的号音，表示了鸣金收军。
这时东方天际已经撒下银色的晨曦。队伍开始回返。哪知大衣上的霜花还没有抖净，阴霾的天空又飘下雪花来。
在归途上，周天虹默默观察着自己的队伍。尽管人们劳苦了一夜，但是情绪还是很高的。行列里不断有人哼着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周天虹自然更为高兴，因为他第一次独立地率领部队完成了一项任务。
雪越下越大了，很快就落下了厚厚的一层。身上枪上和毡帽头上全是厚厚的雪花。有个小鬼在山坡上滑了一跤，爬起来就骂：“这老天也是汉奸，现在是春天了，还下这么大的雪！”周天虹笑道：“小鬼，你别骂，要没雨水，怕你连野菜也没得吃咧！”
这时，一连通讯员从前面跑过来说：“报告支队长，有一个战士昏倒在山坡上了。”周天虹未加细问，就带着通讯员和卫生员赶上去。只见路边，一个战士侧着身子倒卧在雪地里，身上已经盖了一层雪花，一挺歪把子轻机枪也搁在一边。守着他的指导员，显出很焦急的样子。周天虹在那个战士身边蹲下来，仔细一看，见他身高体大，方面大脸，生得十分魁伟。但他的脸却蜡黄蜡黄，连一点血色也没有了。周天虹摸了摸他的脉搏却依然在跳，额头上浮着一层虚汗。
“他平时有病吗？”周天虹问指导员。
“没有。”指导员说，“他是我们连最棒的劳动力了，一个人能顶几个人干活儿。”
“那是怎么回事？”
“我看他是饿的。”指导员不好意思地说，“他叫柳郁文，人们都叫他柳大个子。你想这么大个人，每顿吃两平碗饭怎么能行？再说他是共产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实际上吃一碗多，就悄悄地把碗筷放下了。日久天长怎么能顶得住？”
“你们也照顾他一下嘛！”
“怎么照顾？一人一份，可钉可铆的！我多次提醒他，我说柳郁文！你就吃够你那一份吧，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他只笑一笑，过后还是那样。你想这样下去，谁受得了？听说，他过去给地主扛长活，能吃一扁担长的馒头……”
“一扁担长的馒头？”
“就是说把一个一个馒头摆成一扁担长，他全能吃进去。可是地主富农还是愿意雇他，因为他一次能打几百斤，能干好几个人的活儿！”
周天虹听到这里长长地叹了一声，心想这么一个大食量的人，现在一顿吃一碗多饭，是靠什么力量支持的啊。想到这里，心里一酸，几乎要落下泪来。他握着柳郁文的大手，轻轻叫道：
“柳郁文！柳郁文同志！”
“柳大个子！”别人也跟着喊。
这时只见柳郁文微微地睁开了眼睛。
“柳郁文同志，你是怎么了？”周天虹亲切地问。
“不怎么，我只觉得眼一黑，腿一软就……”他望着众人，像很抱愧似的。
“你是不是饿了？”
“我是觉着……有一点儿……”他像孩子一般害羞地说。
周天虹连忙把他扶起来，一边转过头对通讯员说：
“把我的干粮口袋拿过来。”
通讯员从脖子上取下干粮袋，周天虹解开口，把一些炒黄豆倒在柳大个子像小蒲扇般的掌心里。这时的柳郁文在众人面前显得十分忸怩，就像自己出了什么漏洞，存在着什么缺欠似的。但是由于饥饿过甚，也就低下头，一把一把地吃了。
周天虹还要劝他吃，他已经摆手谢绝。接着把水壶打开，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了一气，就站起来，连忙背上机枪追赶队伍去了。
这时政治委员左明，已经从后面赶了上来。周天虹同他谈起这事，他也唏嘘不已。最后他们商定，用两个人的名义向上打一个报告，以特殊的事情特殊对待作理由，要求司令员明白宣布给柳大个子发双份口粮。
五一 月夜樱花歌
敌人步步逼进，根据地日益缩小的严重局面，不能不引起军区领导深入思考。一九四二年一月，聂荣臻司令员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他一方面指出了形势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又指出，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敌人兵力更加不足，加上敌人以堡垒向我推进，造成敌人后方空隙反而增大，这样更便于我军向敌后开展活动。因此他号召，游击队要勇敢地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积极进行政治攻势，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和瓦解敌人。这一号召的简明说法是：敌进我进，到敌后之敌后去开展活动。
在这样的号召下，周天虹和左明领导的第三游击支队，有如涸辙之鱼跃入大海，在堡垒如林的敌占区开始了新的畅游。
这天，他们正策划晚间的行动，分区政治部来了电话，说“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第一队将到三支队去，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要他们积极配合。
左明接到电话，立刻对周天虹说：“日本同志很快就要到了，不管怎样困难，还是要好好接待他们才好。”周天虹说：“上次打炮楼，还缴获了一些日本酒，我让司务长再买几斤肉去。”说过就立刻布置去了。
两小时后，山径上出现了一支军容严整的小队。他们身着八路军草绿色的军装，腰束皮带，绑腿打得整整齐齐。走在前面的人打着“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的红旗。他们迎着春天的太阳，人人面带微笑，生气勃勃。
周天虹站在大门口，一眼就看出为首那个打红旗的人是小林清。他脸上充满自信、庄重和欢快的神情，也显得很有政治风度。和过去相比，简直不像一个人了。周天虹抢上几步去同他握手，两个老朋友相见，亲热得不行。
小林清转身指着一个身材结实强悍、有着络腮胡子的人说：
“他叫渡边三郎，现在是我们反战同盟的支部长。我是反战同盟的支部书记。你认识他吗？”
周天虹立刻想起，他就是黄土岭黑石山上抓到的那个日本军曹。当时他在一棵大树后边突然出现，挺着刺刀呀呀地冲过来，由于用力过猛扑了个空，被小孙一枪托打倒了。周天虹想到这里，连忙笑着说：
“认识！认识！”
渡边三郎仔细辨认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