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同我们的敌人搏斗！
小小的酒宴在欢笑声中进行着。
六八 他从血与火中走来
周天虹回到原部队，整顿行装，准备上任。左明政委得知他将要离去，不胜依恋。天虹更是一往情深，不忍离去。自从他分配到一团，正像人们说的还是一个“新兵蛋子”，一不会打仗，二不会管理部队，都是得力于像左明这样的放牛娃子的帮助和鼓励，才一步步锻炼成长起来。时至今日，内心里如何能不感激他们呢？临别之日，两个人在三杯枣酒落肚之后，都不免掉下了大颗的眼泪。左明还派了一匹马，驮上天虹的行李，并亲自送了他好几里路，才依依而别。
新组成的东进支队，驻在唐河岸上。这是冀西根据地比较富庶的地方，沿着宽阔的河谷，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稻浪，风景也颇为秀丽。从冀中平原的血火中突围出来的部队，已经在这里歇息了一些时日了。
周天虹整整走了一天，傍晚时才来到目的地。一进村就看见有不少穿着瓦灰色军服，佩戴着“八路”臂章的军人，就知道冀中部队住在这里。而冀西部队则穿的是草绿色的军装，这一点显著不同。
周天虹来到东进支队的支队部时，出来迎接他的是一个身背驳壳枪的年轻军官。中等略高的个儿，生得相当漂亮精干，尤其剑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格外灵活机警。他一见周天虹，就亲热地赶过来握手，带着笑说：
“你是周政委吧，我是支队长徐偏。前天我就接到军区的电话，等候你好几天了。”
接着，他招呼通讯员帮马夫卸下行李，吩咐炊事员准备晚饭。然后陪着周天虹来到屋里，擦了把脸，坐下喝水。
“我早就要求上级给我们派个政委来，因为我从小只上过三年小学，文化水儿还没有脚脖儿深，工作太困难了。今天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周天虹笑了笑，对支队长的热情表示谢意。他很想了解一下支队长的经历，这对今后的合作是很必要的，就随口问：
“徐偏同志，你是冀中哪个县的？”
“我是河间府的，我们那儿的大鸭梨很有名。”徐偏笑着说，“咱们这个部队，大部分都是河间、肃宁、饶阳、深县、安平那一带的人。你不用问，差不多全是庄稼汉，连蚂蚱放屁都带点儿庄稼味儿。”
周天虹哈哈大笑，觉得这人诙谐有趣，又问：
“你从小干什么？”
“我刚才说，我上了三年小学，后来我爹死了，只剩下我娘，日子过得很艰难，就不上了。托亲戚，托朋友，找窗户，找门子，才到天津卫一家小店里当了个学徒。先别说挨打受气，还得跟老板娘抱孩子，给老板提尿壶，简直不是人干的，我就跑回来了。回到家给财主家当小做活的，累得腰酸骨头疼，还不叫你吃饱。他家做了成缸的酱，倒让我们啃白菜疙瘩，真把长工们气坏了。我说，你们别生气，我有办法！他们说，你这小嘎子，你有什么办法？我笑而不答，心想，你们看着。因为我早就瞅准了，那狗屎和酱的颜色差不多，我就把一大泡狗屎悄悄地放到酱缸里。财主家一吃，嗯？这酱怎么变成这个味儿了？一缸酱全不要了。哈哈，你不让我们吃，你也吃不成！后来，他们才知道是我这个捣蛋鬼干的，就把我骂了一顿，轰出来了。从此，财主们谁也不用我。直到八路军来了，我才参了军。……”
周天虹一直笑微微地听着，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又问：
“你是一直在这个部队吗？”
“不，不是。”徐偏摇摇头说，“我原来是冀中骑兵团的。‘五一’反扫荡前，我在骑兵团当连长。”
“现在这个部队是原来的骑兵团吗？”
“不是。”徐偏又摇摇头。
“那么，你原来的那个连呢？”
徐偏的笑容顿时消失，半晌无语。沉默好一会儿，才带着痛苦的神情说：
“讲起来，一言难尽啊！”
天虹默默地注视着他，听他讲下去。
“这次‘五一’大扫荡，敌人真是下了大本钱了。”徐偏说，“规模这样大，时间这样长，都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一开始，敌人还耍了一个花招，只‘扫荡’边缘地区，等到我们的主力都纷纷回到腹心地带，敌人就倾巢出动，向我们压过来了。在这紧急时刻，上级指定我们骑兵团留在中心地区吸引敌人，主力分别跳出了包围圈。五月十二号这天，一大早四面八方枪炮轰鸣，接着飞机就飞到头顶上来了。冈村宁次这个恶魔，就坐在飞机上，亲自指挥着数万敌军，分成多路纵队，像拉大网似的包抄过来。你知道，平原上的人口是多么稠密，敌人在中心地区包围的群众总有几十万人。这些鬼子一个个都是疯狂的野兽，他们一见逃难的老百姓就开枪，机枪一扫一大片，手榴弹一炸一大堆。真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啊！你听吧，远远近近，原野上不是小孩哭，就是大人叫，到处都是哭喊声，惨叫声！简直把人的心魂都撕裂了，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那个场面！……”
徐偏的脸抽搐着，陷入极度的痛苦中。停了半晌，才继续说下去。
“幸亏冀中平原上村落与村落之间挖了许多道沟，我们才利用道沟突出了包围圈。第二天，敌人又要合击我们，我们必须向北渡过滹沱河。午夜时分，我们到达了河边。向北岸一望，大堤上每隔五十米，烧着一堆大火，并且隐隐听到日本鬼子哇啦哇啦的说话声。敌人已经把北岸全部封锁了。情况是紧张的，不过河不行，要过河还不能惊动敌人。我一看团长脸上显出严肃的表情，我就说：‘团长，这样吧，我先带几个突击组摸过河去看一看，得手后再说。’团长点了点头，我就带着三个小组，每个人的步枪上都上了刺刀，另外还带了一把马刀，并且告诉他们，不要打枪。接着，我们就不声不响地游过河，悄悄地爬上了堤坡。小伙子们干得真痛快，不一会儿就把三堆火边的鬼子收拾了。然后，我把两个机枪组往两边一摆，就掩护全团人马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河。等全团过完，天就蒙蒙亮了，这时我才看见滹沱河里不断漂过老百姓的尸体，几具刚刚漂过去，接着又是十几具漂下来。我心里说，这一次我们的家乡死了多少人啊！……”
“这样，我们就在平原上纵横驰骋，和敌人捉起迷藏来。敌人从正面扑过来，我们就从他的侧后跳过去。敌人到了中心区，我们就飞驰到了敌人的城边。有时打了就走，有时边打边走。半个月后，敌人从中心区纷纷撤出来了，我们奉命回到根据地的腹心地带。这一带有几个村庄是冀中军区机关常驻的。我们黎明时分刚到，村民们就全从家里出来了，他们一见我们，就像久别的亲人似的全哭了。还含着眼泪问：‘吕司令和黄敬政委他们全在冀中吧？他们都还安全吧？愿老天保佑他们！’我们一听，也全流下了热泪，人民遭了这样大难，还挂念着我们。接着姑娘、媳妇们也全出来了，这些天，她们为了躲避敌人的奸淫，一个个全在脸上涂了一些锅黑子，脑后挽起了发髻，身上穿着老太太又长又大的脏褂子。她们不是打听丈夫的去向，就是打听孩子的下落。也有的丈夫被打死了，哭哭啼啼。我们临走时，不少青年要求参军，要跟我们走，孩子们抓住我们的马尾巴不放。可是我们这支骑兵部队怎么能带他们走啊！此情此景，真叫我心里难过。
“可是有一天，我们还是和敌人的大部队遭遇了。敌人从四面八方来包围我们。大白天碰上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团政委是个长征干部，这时候，他那长征干部的本色就显出来了。他平时话不多，是个很老实、很随和的人，这时候却不容争辩地说：‘你们赶快突围，由我带着二连担任掩护。’团长死活不肯，但他梗着脖子坚持。团长只好带领部队突围了。临走还嘱咐我说：‘徐偏，你要注意政委的安全！’我说：‘是。’于是我就同政委一起留下了。我们匆忙地在村沿构筑了一些工事，同敌人整整打了一天。我和同志们都为政委的精神所鼓舞，打得非常英勇，打死了好几百敌人。但是最后因为子弹缺乏，手榴弹也打完了，黄昏以前，敌人就突进了村子，政委和大部分同志都牺牲了，战马也打死了。整个一个骑兵连，只剩下我们三五个人突出了重围。在黄昏的原野上，我一看只剩下这几个人，整个连队完了，政委也牺牲了，我作为一个连的连长，怎么向上级交代呢？当时，我真想举起枪来，一死了之，可是我一想：不对！我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走这一步？难道我忘了敌人欠下冀中人民的血债吗？……”
徐偏说到这里停下来，抖抖索索地把烟叶卷起了一个大喇叭筒，抽起来。
“以后呢？”周天虹问。
“以后，我就跟着一个小部队过到路西来了。最近才把我调到这里当了支队长。现在我抱定这样的决心：一定要为冀中人民复仇，叫日本鬼子也尝尝我的厉害！”
“好！”
天虹听了徐偏一席话，对这个未来的伙伴，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刚才又听了他的决心，不禁大声叫出一个“好”字。
这时通讯员已经把饭端来。周天虹看得出，徐偏限于条件已经作了颇大的努力。饭后，由徐偏陪同，到下属的两个连队看了一看。周天虹从驻地的卫生和内务的整洁有序，都看出部队管理严格，训练有素。心里好不高兴，越发增强了信心。
六九 故乡变了
数日后，周天虹和徐偏即率领东进支队，向冀中挺进。
这个支队是由原来的一个步兵营编成的。由于在“五一”反扫荡中受了些损失，只剩下两个连了。支队部人也不多，编了一个通讯班，一个侦察班，一个参谋，一个干事，一个后勤管理员。组织上相当精干。武器弹药配备得很充足。出发前，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一律换成便装。头蒙羊肚手巾，身着紫花粗布衣，腰扎皮带，一个个年轻人，看去十分英武。加上大家思乡心切，都急于回到平原上，为乡亲们复仇，所以显得格外有生气，就如生龙活虎一般。
这支颇为精悍的部队，从望都与定县之间越过了平汉铁路，进入冀中平原，随后继续向东挺进。
平原的夜，就像大海一般深不可测。周天虹自离开家乡回到这无遮无拦的平原还是第一次。加上敌情、环境不熟，颇有一点神秘感。而徐偏的感情却较为复杂。一方面他为回到故乡而激动，同时又觉得心头分外沉重。回想“五一”反扫荡之前，这块根据地是多么美丽、欢乐和活跃啊。那时，他也常常夜间行军或单独行动，平原上那些稠密的乡村，就像一座座乐园似的远远近近，不是儿童团和青年妇女们从识字班里传来的歌声，就是村剧团的管子、胡胡、锣鼓声。那是多么叫人愉悦的事！可是现在呢，除了炮楼上闪射着恶魔般的灯光，所有的村庄都是黑沉沉的，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像死去了似的。看到这些，心不禁又疼起来。这些天来，人们究竟在怎样地生活呢！
平原上，这时敌人已经构筑了千百座密密麻麻的碉堡。为了限制抗日人员的活动，县与县之间还挖了县沟。行进的部队不得不跳到一丈多深的沟里，搭上人梯吃力地翻过沟去。人们一边爬沟，一边愤恨地骂。这些小鬼子，不仅残害着我们的人民，把我们的土地也挖得千孔百疮，弄得不像样子。
沿着滹沱河北岸行进的东进支队，终于经过三日行程，秘密进到冀中根据地的腹心地区肃宁县境。这是徐偏的故乡。据说他的家就在县城附近。他过去常在这一带活动，对这里自然是很熟悉的。
已是午夜时分。徐偏命令部队停在一个颇大的村庄外，然后回过头说：
“政委，我看就在这里宿营吧！”
同级干部，他本来可以称周天虹为“老周”，但他仍称他为政委，以表示客气和尊重。周天虹点了点头，问：
“这个村庄叫什么名字？”
“丰乐堡。”徐偏还情不自禁地带着欢乐的调子说，“这一带我很熟悉，今后在这里活动，就不用请向导了。”
说过，他带着参谋王乐和一个通讯员就悄悄地向村子里走去。临走还丢下一句话：“这地方群众条件很好。部队一连走了几天，也疲劳了。你就让大家准备进房子吧！”
周天虹自然满心欢喜。为了安全，他让部队离开大路，隐蔽在青纱帐里，四周放上了警戒。然后静静地等待着。
此时夜色深沉，万籁俱寂，只有秋风吹着高粱叶沙沙的响声。由于困倦，战士们倒在高粱地里早已沉沉入睡。可是周天虹却不免焦躁起来，他看了看自己的夜光表，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一点消息。
终于在万分焦急中，看见村头上有几个人影晃动，果然是徐偏他们回来了。不过他们的脚步疲疲沓沓，有点无精打采的样子。
等他们走到身边，周天虹就焦急地问：
“老徐，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呀？没有见到人吗？”
“人是见到了，就是他妈的变了！”他气愤地骂了一句粗话，十分沮丧地说。
“怎么变了？”
“这里有个村长姓张。叫了好半天才叫开了他家的门。他一见我，就吃惊地说：‘你是徐连长吗？’我说：‘怎么，你不认识我了？’此后，再问他什么也不说了。问他敌情，他不说；问他县干部在哪里，他也不说。我气急了，就厉声说：‘老张，你是怎么搞的？你叛变了吗？’他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还可怜巴巴地说：‘徐连长，你饶了我吧，你可千万别带日本人来抓我呀！’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把我当成投敌分子了，我就骂了他一句：‘你混蛋！你把我徐偏当成什么人了？你看我是那号人吗？’说着，我就把他拉起来了。他哼哼唧唧地嘟哝着说：‘现在谁是那边的，我也分不清了。’我说：‘我是带部队打回来的！你赶快给我号房子、弄饭，让部队住下来。’他又十分为难地说：‘徐连长，你们可千万别住下呀！这个地方，四外都是炮楼，他们一天来两三次。这可怎么行呢？’我说：‘这怕什么，他们一来就打！’他又惊叫了一声，说：‘啊哟，你们可千万别在这村里打仗啊，一打仗，咱们这里的老百姓可就倒了霉了！’我说：‘老张，你连子弟兵也不要了吗？你是想把我们困死、饿死吗？’他又可怜巴巴地说：‘我可不敢有这个想法儿。你们缺吃的，我可以给你们送干粮去。只求你们别住在这里，别在这里打仗！这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你问问老百姓，哪个不怕你们在这里打仗呢？’……”
徐偏说完，仍然激动得不行。参谋王乐也气愤地插话说：
“今天盼冀中，明天想冀中，真没想到，千辛万苦回来了，碰上了一个不欢迎！”
“我看，不管他欢迎不欢迎，管理员快进村号房子去。反正不能住在高粱地里！”
周天虹一听，连支队长也这样说，就有点沉不住气了，连忙说：
“老徐，我看，咱们新来乍到，对情况还不了解。还是要慎重一些。”停了停，又说，“现在，单从这个村长的情绪，恐怕还不能说群众对我们是不欢迎的。我们必须赶快和地方党，和分区取上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才行。”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住在哪里？就住在这高粱地里吗？”徐偏问。
“我看先在高粱地里住几天，也未必不行。”周天虹说，“强扭的瓜不甜。如果大多数老百姓都怕在村子里打仗，我们一味硬干，恐怕后果不好。何况现在已经后半夜了，我们勉勉强强住下，惊动了坏人，到炮楼上一报告，我们再转移也就来不及了。”
徐偏一听，政委讲得也很有道理，就点点头说：
“那就按政委说的办：今天晚上先在野外露营。”
此时大家早已饥肠辘辘。为了使大家的情绪不致引起波动，周天虹把各连的干部召集起来，做了一番解释，并号召党员起模范作用，人们才安定下来。
又等了一两个小时，村长总算带了两个人送来了一些仓促搜集的干粮。这些干粮无非就是窝窝头、高粱面做成的红饼子甚至糠饼子之类。战士们也不管好赖，像风卷残云一般送下肚去，又喝了一些凉水，才打开背包，在高粱地里呼呼入睡了。
徐偏只铺上一块雨布，就枕着背包躺下来。
“你怎么连背包也不解呀？”周天虹问，“这样会冻着的。”
徐偏没有应声。周天虹看出他的情绪很不好，也就不再问了。他往徐偏身边凑了凑，把自己的被子给他盖上一半。天虹是一副热心肠，很善于理解人。他认为，徐偏今天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原本想会遇到故乡人民热烈的欢迎，哪里会想到碰上这种冷遇，连房子也住不上呢？不仅徐偏，就是自己，在根据地的数年间，一向同群众亲如家人，穷人家房小屋窄，有时就同群众睡在一条炕上，哪里遇到过这样的情景呢！节令已近中秋，后半夜已颇有寒意。加上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吹得高粱林哗哗作响。作为政治委员，周天虹嘴里不说，心里也是怪难受的。
不想天不作美，将近黎明时分，又淅淅地下起小雨来。觉自然睡不成了。人们纷纷起来，披上个小雨布闷闷地坐着。
周天虹更是思绪纷纭。他想起自己接受这一任务时是抱着很大雄心的。不料环境如此恶劣。像这样下去，不仅打不开局面，连如何生存下去都成问题了。他不免焦躁起来。
“老徐，你醒了吗？”他轻轻地碰了碰徐偏。
徐偏在熹微的晨光里睁开眼，一骨碌爬起来。
“你还有烟叶吗？”天虹问。
“你不是不抽烟吗？”徐偏反问。
“有时候，我也得抽一点儿。”周天虹含含糊糊地说。
徐偏从腰里拿出了一个大烟荷包，又从小口袋里抽出几张裁成条条的废报纸递给他。
他慢慢地卷了一个大喇叭筒，又问：
“火呢？”
徐偏全身上下找了个遍，才找出两根红头火柴。不想第一根刚划着，就被一阵疾风扑灭，第二根没有划两下，就脱落了头，只好叹了口气，说：
“我看你就别抽了吧！”
“不，我今天真是想抽得厉害。”
“好，那你就稍等一会儿。”
徐偏说过，从挎包里找出一根手指粗的小木棍儿，又找出一条破布条，就把布条缠在木棍上，然后在地头上捡了一块半截砖，就在膝盖上搓起来。越搓越快，不到几分钟，把那个布条猛地一抖，便看见布条冒出了一股青烟。
“抽吧，”徐偏笑着把布条递过来。
周天虹一看，布条果然已经燃着，就马上点着烟吸起来。当他喷出一大口浓烟之后，不禁用赞赏的眼光久久地望着自己的伙伴，微笑着说：
“老徐，想不到你把燧人氏的本事也学来了，你真不愧是个老游击队员啊！”
“这都是小鬼子逼出来的。”徐偏也微笑起来。
七○ 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
东进支队在高粱地里又苦挨了一天。
夜里凄风苦雨使他们饱尝了寒冷的滋味，白天是炙人的太阳闷热异常，连一丝风也没有。无边无涯的青纱帐，就像穿不透的绿色的墙壁，把他们紧紧地围困着。眼前只有几只蹦来蹦去的蚂蚱和歌曲单调的蝈蝈陪伴着寂寞的人们。
大路上不时传过来粗野的叱骂声：“他妈的，快走！难道你要找死吗？”一听就知道，是鬼子和汉奸赶着老百姓前去挖沟修路。战士们听了心中十分难过，却又无可奈何。
周天虹和徐偏一再商议，认为当前的惟一要事就是找到县委或分区，了解情况，定下活动计划。而要找到他们却必须找到最可靠的群众。
当天，黄昏过后，他们开始转移。来到肃宁城南的梨花湾村。
“就住这儿吧，这是我过去的老窝。”徐偏有点儿兴奋，“这里有一个李大娘，待人亲热极了。她家三天两头住县区干部，不会找不见他们的。”
“我跟你一块儿去。”周天虹也高兴地说。
徐偏仍旧把部队安置在青纱帐里，在要路口布置了警戒。
这时，西天上露出一弯新月。徐偏带着通讯员走在前面，周天虹厮跟在后。虽然夜色迷离，但徐偏轻车熟路，就像走进自己家门一般。不一时，他就沿着村边，拐进了一个胡同。这条胡同并不长，出了胡同，是一个碾盘。旁边有一个油漆剥落的小门。徐偏在门首停住脚步，似乎思量了一下，没有立刻动手敲门。他示意天虹先等一等，然后绕到屋后，举起手来，向着后山墙不急不慢地拍了三下。听听没有动静，随后又依照原有的节奏拍了三下。不一刻，就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响，接着那个小黑门便呀地一声开了。
徐偏连忙赶到前面，借着暗淡的月光，看见门里一前一后站着李大娘母女二人。令人惊异的是两人都身戴重孝，头上裹着长长的白纱，垂在身后。
“大娘，我是小偏儿。”徐偏轻声地说。
李大娘凑近他的脸望了望，才招招手把他们让进了门。随后插上门，说：
“小偏儿，怎么好多日子不见你了？你到哪儿去啦？”
“我到山里去了。”徐偏说。
“咱们的队伍全回来了吗？”
“我们先回来了。”
“谢谢老天爷！你们可回来了，再不回来老百姓可真没法活了！”
李大娘说着用袖子拭了拭眼泪。
“娘，到屋里再说吧！”女儿说。
说着，她先摸进屋，点上了灯。然后又用破被子蒙在窗上遮住灯光。
徐偏看见屋子里凌乱不堪，炕对面那个红漆躺柜也不见了；再看看她们身穿的重孝，哀戚的面容，就知道家里发生了变故。他问：
“大娘，你这是给谁戴的孝呀？”
这一问不打紧，大娘立刻呜呜地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抓住徐偏的手说：
“你大伯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了！”
“什么时候？”
“就是昨天。……”
大娘哭得说不下去，女儿接着说：
“我爹不愿给日本鬼子出伕，就藏在村北柳子地里。鬼子兵把他搜出来，就把他扎死了。”女儿也泪涔涔地呜咽着说，“当时，我们藏到西洼里了，一点也不知道；后来还是邻家大伯给我们捎了个信儿，我赶去一看，我爹肚子上扎了两个大血窟窿，连肠子也流出来了。乡亲们就用门板把他抬回来。”
“临死连个棺材也没有。”老大娘哭着说，“死人死得太多了。不是被打死的，就是被杀死的，哪里有那么多的棺材呢？我说，就把他装在躺柜里吧。临走，连身新衣裳也没有，只换上了双新鞋。以前他给财主扛长工，八路来了他当农会主任，一年到头风风雨雨的，他可是没享一天福啊！”
说过又呜呜地哭个不住。
听到母女二人的哭诉，天虹、徐偏和两个通讯员无不为之酸鼻。天虹打量了一下母女二人，李大娘大约四十三四年纪，面呈紫赯色，穿着黑衣黑裤，看去是一个朴实勤劳的农家妇女。女儿不过十八九岁，穿着柳条土布褂子，黑裤白鞋，生得相当秀丽聪颖。不过她们都陷到深深的哀痛中了。
为了摆脱过于沉重的哀痛，周天虹改换了一个题目，问：
“大娘，这村成立了维持会没有？”
“早成立了。”大娘说，“日本人一来，杜大头就拿着小日本旗去欢迎，当天下晚就成立了。”
“在全县来说，也算头一份儿。”女儿补充道。
“杜大头是什么人？”周天虹问。
“是这一带有名的大地主杜福祥。”徐偏解释道。
“这是一个心毒手黑的家伙！”大娘愤恨地说，“维持会一成立，杜大头就说，过去八路在这里，你们闹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说什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还搞什么反黑地斗争①，把负担全搁在我头上了。现在咱们真正搞个平均分摊吧。他说的平均分摊可好，都弄到中农、贫农头上了。一天到晚，不是要捐，就是要税，不是要白面，就是要香油。一会儿来一个条子，一步交迟慢了，就打得你死去活来。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呀！”
① 在抗日战争中，地主为了减少负担，隐瞒部分土地不报，这部分被隐瞒的土地被称为“黑地”。
女儿向乌黑的墙上一指：
“你们瞧瞧，那墙上贴的都是什么？”
大家这才注意到一面墙上，贴了许多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条子。周天虹站起来，捏开电棒一照，那些盖着维持会红印的条子，用潦草的字迹写着：“白面五斤”、“香油二斤”、“小米十五斤”、“修碉款贰拾元”、“修路费叁拾元”、“檩条十根”、“铁锨两把”、“绳子一捆”……几乎把一面墙都贴得满满的。
“这个杜大头，对咱家恨得厉害。”李大娘说，“因为你大伯是农会主席，反黑地的时候跟他进行过说理斗争，他就恨死了。有人说，你大伯藏在柳子地里，就是他向日本人报告的。”
“哦！”周天虹领会地点了点头。
“娘，这些以后再说吧。看同志们还有什么要办的事情。”
周天虹望了姑娘一眼。觉得她虽然年轻，却显得很干练，很精明。就趁势说：
“我们这支部队新来乍到，需要很快同县委取得联系。你能帮我们找到他们吗？”
姑娘眨了眨眼睛，犹豫了一下，望了望母亲。显然这是一件机密要事，是不能不慎重的。
“对，大妹子，你就辛苦一下，帮我们找找。”徐偏说。
李大娘默默地向女儿点了点头，表示她完全同意。姑娘才说：
“那，你们准备在哪里接头呢？”
“如果方便，在这里就行。”天虹说。
“那就等明天吧。”
一件大事有了着落，周天虹心头顿时轻松了许多。徐偏望了天虹一眼，轻声地问：
“你看今天晚上住在哪里？”
“你看呢？”
“我看，这村子情况复杂，杜大头势力很大，如果住在李村里，有人报告，恐怕很不安全。”
“我也觉得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在高粱地里再住一宿吧。”
听到这里，大娘心疼地说：
“这怎么能行？同志们回来了，让他们睡在地里，我们对得起他们吗？”
“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姑娘说，“你就快烙饼吧！我再找可靠的几家帮帮忙。赶快做好了，给他们送饭去。”
周天虹和徐偏起身告辞，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农家小院。出门不远，天虹轻声地问：
“这姑娘叫什么名字？”
“姑娘叫邢盼儿。她母亲是村妇救会的主任，名叫李捧，女儿是妇女自卫队队长，两个人都是党员。”
他们刚要走出胡同口，接近村边时，听到近处一个小院里，传出一片男男女女的哭声。接着门开了，走出六七个男女，都戴着重孝，一路哭着，向村边走去，走到村口才停下来，一边烧纸，一边跪下哭着：“爹，你死得好惨啊！”“爹，你慢慢地走吧！”
“又是一家死人的！”徐偏嘟哝了一句，为了避开他们，绕到一条小路上。周天虹一边走，一边望着那哀哭的人群，默默想道，这场空前的劫难，究竟死了多少人呢？真是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啊！
七一 老书记
周天虹他们，又在青纱帐里苦挨了整整一天。
黄昏后，他和徐偏就在村边一棵大柳树下隐伏起来，这是同邢盼儿约定会面的地方。
等到夜静时分，才见村口飘动着一个白色的人影、那人一路走来，脚步轻捷，悄然无声。待走到近前，借着淡淡的月光一看，果然就是邢盼儿。
“他们来了！”她低声地说。
“在哪里？”天虹急问。
“就在俺家。”
说过，她头前带路，天虹和徐偏远远跟在后面，不一时就来到她家门前。邢盼儿把房前房后察看了一番，听听四外没有动静，才推开虚掩着的小黑门，让他们进去。随后又立刻插上了门。
周天虹进了北屋，一揭门帘，看见灯下坐着两个人，李捧大娘正陪他们说话。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生得方面大耳，满脸黑胡楂子，头上蒙着一块说白不白说黑不黑的毛巾，一副庄稼汉的派头。只是他那双明亮机警的眼睛和沉着坚毅的神态，还有怀里斜插着的一支光屁股驳壳枪，显出一种威力和神采。另一个面孔白皙的人，看去却显得文弱，且精神疲惫，无精打采。
周天虹和徐偏一进来，大娘就指着那个方面大耳的壮汉说：“这个大胡子，就是咱县的刘书记。鬼子、汉奸天天要抓的就是他。他这个头可值个万儿八干的哩！”大家呵呵地笑起来。接着，大娘又指了指另一个说：“这也是头儿，是咱们的县长傅萍同志。”说过，又介绍了徐、周二人，然后就下了炕，和邢盼儿一起到小东屋去了。
徐偏上前拉着刘书记的手亲热地说：
“刘书记！你是个大干部，我是个小兵崽儿；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参军不久，还听过你的报告哩！那一次你讲的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刘书记哈哈大笑起来，说：“徐偏，看你说的！我不认识你，也听说过你嘛！你这个骑兵连长打得很不错嘛！”
徐偏也高兴地笑了。刘书记停了停，长长地叹了口气，感情深沉地说：
“说心里话，你们一走，我确实就像失去了靠山似的。说是度日如年，一点都不假。你们这一回来，我就有了主心骨了。……”
“刘书记，我们找到你也很不容易啊！”周天虹用尊敬的目光望着对方，“这次大家回来，可以说憋足了劲儿，都想大干一场。可是情况不熟，方针不明，斗争策略也还没有掌握住，这些都要向你讨教哩！”
刘书记名叫刘展，是个乡村的知识分子，卢沟桥事变前就入党了。在本县许多地方当过小学教师、小学校长。八路军来了以后，又在本县当过教育科长、副县长多年。对本县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阶级关系，自然环境，以及村干部的门都是冲哪里开的，他都了如指掌。今晚他介绍的敌情，使周天虹、涂偏深为满意。他把全县敌人一共修了多少据点和碉堡，以及这些据点碉堡里敌伪军的数目和武器装备，都说得清清楚楚，使他们心里亮堂多了。
“徐偏，这同你们在的时候，可大不相同了！”刘书记叹了口气说，“现在，敌人已经完成了面的占领，伪政权也普遍地建立起来。群众现在过的就是亡国奴的生活！真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
“那么，群众的情绪呢？”徐偏问。
“你们走后，是群众最难受的时期。当时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
八路军进了山了，
儿童团也不撒欢了，
妇女们也不上识字班了，
鬼子和汉奸翻了天了。”
周天虹叹了口气，问：
“这个时期，你们怎么活动呢？”
刘展苦笑了一下，从腰里摸出一个烟袋荷包，装了满满一锅子烟，说：
“过去我们说，共产党的字典没有‘难’字；可是说实在话，那时候要开展工作，可真是难啊！……前半夜还好说，你去找维持会长谈话，找伪保长谈话，找伪军家属谈话，教育他们，叫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这还好说；一到后半夜，该找住处了，这就难了。因为不管是谁，他留你住下了，如果有人报告，他整个的身家性命都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自然。”天虹说。
“从群众的角度说，这是自然；可是我们的同志有些人就觉得委屈了。他们说，我们舍生忘死出来抗战，连个住处都没有。我就给他们说，不要这样，谁让我们是共产党人呢！我们既当了共产党就应该多吃些苦。因此，我在高粱地里，铺上高粱叶，再弄点高粱叶一捆当作枕头，就睡得蛮舒坦。公家一天只给一斤多小米，刚够吃；一年一套单衣，挂得破破烂烂，不够穿，还得从家里拿。日久天长，老百姓看在眼里，有一天就问我：刘书记，你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吃不上，喝不上。敌人还到处捉拿你，你到底为的是什么呢？群众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高兴了，这说明，我们的上帝受感动了，至少是感到了兴趣。我就利用这机会，宣传我们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意义，以及将来光明的前途。这以后我就有了住的地方，群众甘愿为我保守秘密，注意保护我的安全，自觉自愿地承担风险和牺牲。”
周天虹、徐偏不知不觉间也为这位老党员的精神所感动。周天虹问：
“刘书记，在当前情况下，你看我们怎样才能站住脚跟，打开局面呢？”
刘展略一沉思，一面抽烟，一面回答道：
“在我看，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并且以武装斗争开路，把现有的伪政权改变成革命的两面政权，局面就会慢慢打开了。”
“什么，革命的两面政权？”
“是的。”刘展解释道，“就是表面上是支应敌人的政权，而实质上仍然是我们的政权，抗日的政权和革命的政权。过去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我们怎么能赞成两面政权呢，这不是迁就、妥协和投降吗？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整个地区被敌人占领了，如果村政权一点也不支应敌人，群众天天都会饱尝烧杀之苦，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但是，这个地区过去毕竟是我们的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的基础都是相当好的，依靠我们的武装斗争和群众的支持，将这个政权改变成革命的两面政权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当前党的指示。”
周天虹和徐偏听了觉得很开窍，真是斗争出智慧，使人感到又新鲜又有趣。周天虹又问：
“你看，我们当前军事斗争的焦点放在什么地方？”
“单打一政策。”
“什么，单打一？”
“就是镇压最凶恶、最疯狂、人民最痛恨的敌人。也就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敌人。另外对夜间敢于出来骚扰的敌人，也要痛打。把夜间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
周天虹闷着头沉思了一番，觉得他的话很有策略性，现出赞赏的微笑点了点头。接着他把部队最近遇到的困难也讲了一遍。刘展听后，摸摸胡子笑道：
“我看，这样不行。好几百人在一起活动，就当前的情况说，太大了，太集中了。先说吃住就有问题，再说暴露了目标，打起来也不好脱离。你们研究一下，是否先分散一些，必要时再集中。我们带的那个游击队，不过二十多人，行动起来就很灵活。每个村都有可靠的堡垒户，就像李大娘家这样。这样，你这个鱼儿就游起来了。”
从老书记的话，周天虹进一步领会到毛主席说的“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的道理。同时他觉得经过全党整风，干部们很注意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真是思想作风大大提高了一步。他望望徐偏，徐偏也点头称是。周天虹问：
“这里不是住了一个日军中队吗，他的头目是谁，有什么特点？”
一提这个，刘展眉头皱成一个疙瘩，牙根咬得连下巴骨都凸起来。他把烟袋锅子乓地一磕：
“这个家伙，可真是头顶长疮，脚跟流脓——坏透了！他叫酒井武夫，是个极端残忍的家伙。杀了人，取出苦胆，用油纸包着吊在房檐上，晾干，每天切一小块儿用米纸包着吃……”
“你说什么，吃人的苦胆？”周天虹惊问。
“是的，杀了人，他就取出苦胆来。”
“这是为什么呢？”
“开始我也不明白。后来我请教一个老中医，他说，《本草纲目》上讲：有等残忍武夫，杀人即取其胆和酒饮之，说是能令人勇，此乃军中谬术，君子不为也。”
“哦，原来这些武士还是胆小啊！”
天虹轻蔑地一笑。刘展继续说道：
“要说这个人的特点，只有一个，就是无尽无休地强奸妇女。过去，他在山西盂县上社一带驻过，每天都要强奸三四个妇女。当地人恨透了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他‘毛驴太君’。这人长得高而瘦，长脸，样子也像个驴。他的胡子总是刮得精光，嘴边和两腮呈蓝色，样子很怕人。他一出来，妇女们就像大难临头似的鬼哭神嚎地躲藏。他还偏爱串门。在上社，他命令全村老百姓把房屋院落打通。他从炮楼下来以前，先通知全村妇女把衣服脱光，然后才下来任意奸淫。奸淫以后，还让全村男女在一起光着屁股跳舞，他搬把椅子坐在那里哈哈大笑地观看取乐。你说，这样的人还像个人吗？”
“真他妈比畜牲还要畜牲！”周天虹咬着牙齿狠狠地骂道。
“这头毛驴连他的亲信也不放过。”刘展继续说，“有一个汉奸想讨好，请毛驴到家里吃饭，没想到酒菜都摆到桌上了，毛驴倒没有看他的酒菜，而一眼看上了他的漂亮媳妇，马上拉她就要上炕。汉奸一看慌了，连忙跪下来哀求，毛驴哪管这个，把手一摆：‘这个，没有的关系！’就在炕上当面宣淫了。……”
“叫我看，这个王八蛋是自找！”徐偏说。
“最叫人可恨的，”刘展接着说，“是有一次毛驴强奸了一个十三四岁的闺女，他还用指挥刀逼着少女的父亲与女儿当面性交。你说这个王八蛋究竟是什么心理呢？”
“在北岳区，我常常听到这样的事。”天虹说，“有一年敌人扫荡，在阜平一个地方就发生了六起。这些兽类，让婶母同侄子，叔叔同侄女，爷爷同孙女，甚至父亲同女儿，当着他们的面性交，看着取乐。这些王八蛋究竟是什么心理，实在叫人不可理解，也无法理解。这种心理，无非是加别人以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羞辱为最大的愉快。我只能说这是一种超兽性的兽性心理。因为野兽最多不过把你吃掉完事，决不至于如此卑鄙。但是这种卑鄙的心理，是从什么条件，什么卑鄙的文化培养成功的，我实在想不清楚，只能请将来的历史学家细细研究。至少，在我看这不仅是加到中华民族身上的耻辱，也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刘展点点头，又接着说：
“这个‘毛驴’自调到这里，兽性更加猖狂了。他先是在沙河桥据点，每天向周围的村庄索要三个妇女，如果送不到，他就要出来放火杀人。最后驻在城里，又发展到专门索要十三四、十四五岁的少女，这一来，周围的百姓可就受了苦了。毛驴现在常常出来讨伐、扫荡，除了抢粮、抢物，抢掠妇女也是他的重要目的之一。
听了这番话，周天虹和徐偏，牙齿都咬得嘎蹦响。徐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