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光华大学。”
“噢！”天虹带着敬意地“噢”了一声，心里想，“怪不得她那样落落大方，从大地方来的人就是不同。”
“这一位呢？”他问那个十五六岁的青年。
“他是我弟弟，你还看不出吗？”女的又笑着说，“就看了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就吵着要来。”
天虹仔细一看那个小青年，果然与她眉眼相似，便笑起来。
“我是无锡人，一直在家乡教书。这次是从无锡逃出来，在路上认识她的。”那个大背头说。
目标既然相同，正好结伴同行。大家吃过干粮便说说笑笑地上路了。
世界上的事真也有趣，只要志同道合，便有说不尽的话，倾不尽的情。你说平津的沦陷，他说京沪的战事，你说一路饥寒风霜之苦，他说辗转流浪的艰辛，谈个没完没了。路也走得快了，而且毫不疲倦。
这样，一气赶出了几十里路，看看太阳将要落山。他们正想寻个宿处，忽然冷不防，从路旁的一座房子里蹿出几个人来，拦住了去路。大家吓了一跳，仔细一看，他们歪戴着礼帽，一个个都带着手枪。其中一个为首的凶神恶煞般问：
“说！你们几个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你管不着！”那个留着大背头的青年迎上去语气强硬地说。
“哈，口气好大，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们是去投奔共产党的！”他狞笑着。
“到哪里去，这是我们的自由。”
那个大背头看来十分气愤，但话没说完，就挨了重重的一记耳光。
“好好说，不要打嘛！”
这时从屋子里又走出一个人，颇像个地方官员，他面含笑容慢慢悠悠地走过来，站在几个青年面前。
“我知道，你们是要到‘那边’去的。”他狡狯地一笑，“但是，我们站在爱护青年的立场，就不能不劝你们慎重。现在‘那边’有抗大，咱们这边也办了干训团嘛。而且西安、宝鸡都有，并不算远。我并不是吓唬你们，你们到了‘那边’，是吃不了那个苦的；一天吃小米饭，豆芽菜，还得做苦工。咱们这个干训团，待遇比抗大优厚多了，一毕业就是干部，可以派到全国，你们要抗战，这不同样也是抗战吗？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愿到好地方，偏偏要到苦地方！真是……”
“我也不明白：你们跟共产党争夺青年，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手段！”上海的女大学生迎上去说。
那位官儿顿时语塞。一个挎手枪的见女学生顶撞了他的官长。上去就是一个耳光。
“算了，算了，你们这些人，反正我是说服不了的。”官儿也悻悻然有点生气了，朝南挥了挥手，“那就委屈一下，跟我们到宝鸡干训团吧！”
天虹一直没有做声，他是在盘算着逃跑的主意。他想，要是让他们抓去，我的一切理想都告吹了。我一定要逃。死就死在这里。他们抓住是他们的，他们抓不住就是我的。他摸了摸，剩下的三块白洋还在贴身口袋里，就更放了心。他偷眼瞅了瞅，下面是山坡，不远处有个小树林，沟沟岔岔不少。
“你看什么！”那个带手枪的推了他一把。
他只好顺从地和那几个学生走在一起，被一伙人押着掉过头向南去。大约走出一箭之遥，来到一个山拐弯处，天虹把背包一甩，就跳下了山坡。
“抓住！抓住！”
“别让他跑掉！”
后面一片声喊。接着是追来的脚步声。天虹没有回头看，只是猛跑。刚跑到山脚下，就听到“砰”、“砰”两声枪声。
“死就死吧，反正我是不回去的！”他心里说。
他钻到小树林里，稍稍喘息了一下，接着又跑。大约跑出了十多二十里路，回头看看没人追赶，脚步才慢下来。这时夜幕已经下垂，天虹在朦胧的夜色里，继续向北走去。
一五 我也将是这船上的水手
天虹又跋涉了两天，刚刚进入边区（也就是不久前的红区），就被赤卫军抓住了。经过盘问，一些陌生的汉子反而对他很热情。这一来坏事变成了好事，沿村护送，把他一直送往延安。路上伙食费也没花，他的三块钱还完整地保存在贴身的口袋里。
离延安城越来越近，他那颗年轻的心便越发急不可耐，不时地问：
“延安快到了吗？”
“快了，快了。”那个头包羊肚手巾的陕北汉子回答。
“还有多远？”
“也就十多里了。”
又走了一程，前面似乎是个城镇，他又问：
“那就是延安吗？”
“对了！”陕北汉子笑着用手一指，“你往那达看嘛！”
这时，太阳刚刚露头，东天上一片红霞。天虹向远处山顶上望去，只见一座宝塔正直端端地沐浴在红光里。天虹想起故乡的高塔，人们说它是故乡的船桅，那么这座延安的宝塔，岂不是新中国航船的船桅么？从今日起自己也将是这船上的一名水手了。想到此处，天虹不禁神采飞扬，万分激动。
前面就是延安城。天虹举目一望，这座城紧靠西山，半在山上，半在山下，正处在南北、东西两道大川的交会处。雄伟的城墙从西面的山岭上迤逦而下落下谷底，显得很有威势；清澈的延河自北而南，在东门外打了一个湾儿向东去了。
“那就是凤凰山，”陕北汉子冲着西山一指，热情地说，“毛主席就住在那里。”
天虹带着敬意望了望凤凰山上那些错错落落的窑洞，随后进了南门。延安街道不宽，却颇为热闹。一路走来，两边店铺很多，从卖羊肉泡馍、卖饸饹的小吃店里，不时飘出饭菜的香味。城中心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鼓楼。
“抗大”设在旧延安府的衙门，看去十分破旧。门口挂着一个横幅，用雄浑的颜体写了十个大字：“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汉子把天虹送到学校，向他笑着点了点头，就回去了。
出来接待天虹的，是一个矮胖的中年军官。他虽然穿着军服，却不太像个军人，绑腿打得很不像个样子。他操着东北口音问明了天虹的来意，就带着他往里面走。
院子很大，两边的房子都很破旧。天虹被领进一个简陋的小办公室里。室内仅有一张木桌几把木椅。那个中年人让他坐在对面，然后像大哥哥一般和悦地说：
“你远道而来也不容易，不过按规定还是得考试一下。”
“噢，考试？什么时候？”天虹立刻紧张起来。
“就是现在。”
“噢！”天虹不禁惊叫了一声，暗暗想道：“完了！我的数理化一贯不行，假若考不取，我多日来的奔波就算告吹了。”于是带着几分哀求地说：“同志，我是从沦陷区来的。从前在家里只上过乡村师范，学识很浅，如果考不取，你让我在这儿上抗大附中也行，可千万别让我回去。”
中年人和悦地笑了笑，暗示让他放心。随后正襟危坐，发问道：
“周天虹，你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
天虹一听，高兴了。因为那本厚厚的《政治经济学》他虽没读完，但这个问题他却学过，另外从上海办的《自修大学》那本刊物上，他也读到过，因此很熟练地回答道：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
看来中年人很满意，但却不露声色，又接着问：
“周天虹，你认为当前共产党为什么要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呢？”
天虹有点茫然。因为两个月来他一直忙于出走，有关的东西并没有学习过，便想当然地说：
“那自然是，那自然是……团结起来力量大嘛！”
“这样说也没有错儿。”中年人笑了笑，“不过欠深刻。正确的回答应当是：因为日寇的侵略，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
天虹赞服地点了点头。那人开始提第三个问题：
“周天虹，你来抗大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你毕业后的志愿是什么？”
“我来的目的，就是学习打仗，参加抗日战争。我的志愿就是做八路军的下级干部。”
中年人显然十分满意，把手一挥，笑着说：
“取了！”
“唔？不是还要考试吗？”
“这个就是考试了。”
天虹一听，一块石头落地，真是满脸是笑，陶醉在幸福里。如果不是有人在场，他真的要跳起来。
中年人立刻拿了一张学员登记表让他填了，把他编入第四期第四大队第二队。随后叫一个“小鬼”把他领到第二队去。
天虹很感激这个中年人，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又一时没有适当的措辞，便问：
“同志，我可以问问你的名字吗？”
“我叫方炽。”
“你是个老革命吧？大概经过长征吧？”
“不，我参军还不到一年呢！我原来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九一八后就在关内流浪，去年才到了延安。”
天虹同方炽握手告别，刚跨出门去，只听大门外飘过来一阵雄壮的歌声：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随着歌声，一支身着灰色军服的队伍，成四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刷刷刷刷地走了进来。天虹一看，全是十七八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个个都是那样精神饱满，威武雄壮，每个人都戴着鲜艳的红领章，“抗大”两个金字分列左右、闪闪发光。他们一面走，一面唱，还喊着“一、二、三、四”，把整个院子都震动了。其中有些人身上还沾着黄土，很像是打野外刚刚回来。这支队伍刚刚过去，接着大门外又飘来一片歌声：
抗日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声音嘹亮而清脆，一听就是女同志的歌音。果然一队女兵又进来了。她们的步伐同样矫健英武，一个个鲜红的面颊，映衬着鲜艳的红领章显得更加好看。她们每个人都打着绑腿，显得非常整齐，而且几乎一律穿着草鞋，不少人的草鞋上还缀着红缨，显得格外娇艳别致。她们的歌声和“一、二、三、四”的口号声，一点也不比男兵逊色，且使你隐隐感到，她们似乎要决心超过男队似的。当她们从天虹身边经过，发现有人在注视她们的时候，她们的步子刷刷地走得更有力更带劲了。
天虹痴痴地望着他们和她们，几乎入了迷。低头看看自己，满身的灰尘和挂了几个口子的长袍，一双露出脚趾头的破鞋，不禁自惭形秽，脸上热辣辣的。队伍过完，小鬼正要带他到二队去，他却迟疑地说：
“你先等等！”
说着，他又回到方炽的办公室，红着脸说：
“方炽同志……”
“啊？什么事？”
“你看，什么时候才给我发军衣呢？能不能让我换上军衣再去呢？”
方炽打量了他一下，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同志，去吧，到了队上马上就会给你发的！”
一六 第一个师傅
天虹来到二队，正是午饭时候。有五六个军人正围着一个菜盆就餐。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不拘形式。
“报告杨队长！给你们送来一个学员。”小鬼很有精神地打了一个敬礼，用双手把材料递了过去。
就餐者中有一个年纪最长的人，看来快有三十岁了，宽宽的脸，黑黑的胡楂子，立刻放下饭碗，接过材料看了一看，然后爽快地说：
“先吃饭！”
正在就餐的小鬼，连忙找来一个茶缸，一双筷子，盛了满满一缸子金黄的小米饭递了过来。天虹恭恭敬敬地接过去，怯生生地走近桌子。
他望望桌子上的菜盆，正是人们用来洗脸的小号面盆。用面盆盛菜，是他平生第一次新鲜的见闻。再看面盆里，盛着小半盆豆芽菜，漂着一层辣椒油，还有五六块豆腐。看来大家吃菜相当文雅，那几块豆腐，谁也不好意思去夹。天虹自然更不好意思，即使黄豆芽，也只夹很少一点儿。队长看不过去了，夹起很大一块豆腐放到他的缸子里，还说：
“小鬼！不要小资产嘛！”
天虹红着脸，把那块豆腐吃了下去。这是他第一次被人称作“小鬼”，既新鲜又温暖。他一面吃，一面偷偷瞧着队长。队长的脸是那么朴实热诚，浓眉下的眼睛流露着慈祥，就像一位忠厚的兄长似的。在就餐者中，他惟一与众不同的，就是他胸前挂着一枚红星奖章。这枚奖章设计得很别致，在一颗纯白的五角星上，摸着一匹扬鬃飞驰的红马。天虹再看看别人，几乎都比队长年轻。那两个小鬼看来比自己还小。然而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都毫不拘束，亲密融洽得像个和睦的家庭。天虹心中暗想：人说红军里面官兵平等，真一点不假。
这顿饭，他吃得很饱很饱。想起在西安总也吃不饱的情景，不觉哑然失笑。
饭后，队长同他谈话。问起他的家庭，文化程度，出来的经过，参军的动机，以及路上的遭遇，他一五一十地都作了回答。队长不时投过赞许的目光，最后带着鼓励的口气说：
“你参加革命的决心是好的嘛！这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可是，什么时候给我发军服呢？”他着急地问。
队长再次看了看他那长得不能再长的头发，那满是灰尘的长袍，露着脚趾头的破鞋，笑了。
“小鬼！”队长大声招呼着通讯员，“你领他到澡堂洗个澡去，让理发员给他理理发！再去把他的军衣、被褥领来。”
队长说过，稍一寻思，走到自己的床头，把小包袱打开，取出一双草鞋，一件白衬衣来，说：
“你恐怕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吧，来，把这个拿去！”
说过，把衬衣、草鞋甩到天虹怀里，忙着去办别的事情去了。
延安城里有一个澡堂，平时人很多，抗大学生整队前来，池里池外全是赤条条的人，往往挤得转不开身子。天虹来的正是个空隙，红石头砌的池子刚换好满满当当的清水，微微冒着热气。他脱了脏衣服，跳到池子里，四仰八叉地伸开身子，舒服极了。整整两个月没有洗澡，其脏可知，那泥卷搓下一层，又是一层，他简直相信人真是泥做的了。等到洗完，一看半池子水浑登登的，真不胜羞愧之至。
他换上队长的衬衣，把其它衣服也摔打了一番，有的太脏，实在不愿穿就提在手里。他在街上这里转转，那里看看，觉得从来没有这么松心。一想口袋里还有两块多钱，就顺便买了两双线袜，一块肥皂，还有牙刷、牙粉、茶缸之类。鼓楼那里贴着《延安新中华报》，还有一些传单、捷报。他又站在那里看了好半天。这时他才知道太原和上海已经先后沦陷，南京也岌岌可危了。
天虹回到队上，理发员已经在等候着他。这人看来是员猛将，将他一打量，笑着说：“你有几个月不理发啦？”“总有两三个月了吧！”他含含糊糊地说。理发员立刻以快刀斩乱麻的气概扫荡了一番，不上几分钟就把他改造成一个留着小分头的英俊少年。
随后，小鬼把一身新棉军装和领章、帽徽也领来了。天虹最珍视的就是那两面鲜艳的红领章。他接在手里仔细观赏了一番，才看出领章原来是黄铜做的，凸出了两个金字，煞是好看。
他借了针线，钉上了红领章，立刻把军衣穿起来，并且换上了队长给的草鞋。真是满心眼美滋滋的，不禁在屋子里跳了几跳。正好队长从外面走进来，天虹马上立正向队长打了一个敬礼。
“嗬！我看简直换了一个人了。”队长笑眯眯地望着他说。
天虹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望望丢在旁边的旧棉袍、破鞋烂袜，除挑出一两件还能穿的，剩下的抱起来就往外走。
“你要干什么？”队长问。
“我把它扔了去！”
“唔，不要！不要！我们讲的是艰苦奋斗，旧衣服还可以打草鞋呢！”
说着，他吩咐旁边的小鬼：
“打草鞋，你们都是老把式了，你们来教教他！”
队长说过，又出去忙别的去了。这时小鬼把他那实在不能穿的衣服挑出来，都撕成一指宽的长条条，然后找了条绳子，比了比他的脚掌，挽成脚掌形，随后就拴在凳子腿上，异常熟练地编织起来。
“这一条一条，要挨得很紧才行呢！”小鬼教导说。
他点点头，像小学生一般地在旁边看。一边同小鬼攀谈：
“咱们队长是长征干部吗？”
“当然是。长征时他就是团长了。”
“团长？”
“你没看见他戴的五星奖章吗？那是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才能戴的。”
“啊！副队长呢？”
“副队长是营级干部，自然也经过长征。”
“同志，你呢，你在家干什么？”
“放牛。”
“你也经过长征吗？”
“自然。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我全过了，差点儿死在草地上……”
“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岁。”
“哎哟，你比我还小一岁呢！已经是老革命了。”
“可是，你是洋包子，我是土包子。我家里穷，没有念过书……”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刚。”
一双草鞋，在小鬼的帮助下晚饭前就完成了。天虹试了试非常合脚。他握着小鬼的手说：
“陈刚同志，你是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师傅！”
一七 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第二天，天虹就被编到第二班里去了。
从此以后，他开始了一种新鲜而紧张的士兵生活。他必须着装整整齐齐而毫不马虎；他必须走路抬起头来且挺胸阔步；他必须一听哨音就飞步集合而毫不拖延；他必须见了首长行标准的敬礼以示尊敬；他必须在叫到自己的名字时大声喊“到”且嗓音洪亮。总之，从早到晚，都像在唱一首快节奏的进行曲，连在厕所里大便都不敢怠慢。
也正是从这时起，天虹才接触到一个大时代色彩斑斓的生活。这个班一共有十个人。班长张行，个子奇高而脑袋略小，尖尖脸，戴一副近视眼镜，活像一只长颈子的鹳鸟。据说大学毕业后，他在社会上已经做过一些工作。从行动看，他处处以身作则，很像是一个党员。副班长张达，人高而瘦，身体衰弱不堪，两条腿细得像麻秆，还带着沉重镣铐留下的伤痕。据说他是一个被监禁了十年的共产党员，因国共合作才释放出来。虽然紧张的军事生活使他十分吃力，但他的精神却十分活跃，常常像老大哥给大家解释一些问题。第三位姓高，是北大的学生，也戴着近视眼镜，常常面带微笑，讨论会上雄姿英发，一张口就滔滔不绝，被称为“高老夫子”。可是他的着装最成问题，怎样整饬也还是像个包不拢的粽子。第四位姓胡，圆圆脸，身材矮胖，是法国的化学博士，他是特意从巴黎回国参加抗战的。他常常提周恩来，说周亲笔写信介绍他来到抗大。他自然是全大队的著名人物。上课时，政治经济学教授常常当众考他：“胡博士，你来谈谈剩余价值的问题。”他不得不站起来红着脸说：“我是搞科学技术的，这个我弄不明白。”引得大家哄然大笑。胡博士手里大概有几个钱，人们就常常撺掇他：“胡博士，请客！”胡博士并不小气，常请人在合作社里吃上一顿。可是有一条，他必须在菜盘上用筷子划出一条楚河汉界，互不侵犯。第五位姓陈名尔东，是山西太原师范的学生，他面颊红润，热情奔放，善写歌词、作曲也不外行，被选为本队的文化娱乐委员。他写的《黎明曲》正在整个抗大传唱；每当他指挥全队唱歌时，臂膀上下飞舞，异常有力，几乎被称为“音乐家”了。还有第六位是一个从唐山来的工人，不久前被前方部队送来深造。他体魄强壮，朴实聪颖，虽然文化程度较低，但在前线已参加过几次战斗，是全班惟一经过战斗洗礼的学员。第七个名叫巴斯克，是一位来自马来亚的华侨，他那一口广东话班里人谁也不懂，却常常爱举手抢着发言，他一张嘴，大家都瞠目结舌。
以上这些人，都比天虹的年龄大。和他年纪相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高凤岗，刚刚二十岁，生得精明伶俐，高高的鼻梁两边，长着一双鹰眼。据说他上过半年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已经受过相当的军事训练，因此在军容风纪、制式教练或野外勤务，都被树为全队样板，堪称标准军人。另一个名叫晨曦，和天虹同年，过了年也才十八岁。他和高凤岗相反，人生得文弱腼腆，戴着一副近视镜，一说话就脸红，像个大姑娘似的。军风纪也不像个样子。他爱闷着头看小说，爱沉思默想，有时还偷偷地在小本上写诗。后来被大家发现，就戏称他为“小诗人”。
天虹到了班里，一看别人都比自己年龄大，经验多，知识广，胆怯得很。讨论会上常常不敢发言。幸亏那个“高老夫子”，一开会就如鱼得水，喜气洋洋，不发言则可，只要张开口就一发而不可收，常常弄得大家抓耳挠腮徒唤奈何。如果不是正副班长一再提醒，那是收不了场的。其他人也都可侃侃而谈。比如副班长就常常联系到党的历史来阐明问题；胡博士则常常说到国外见闻；即使那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也可以谈谈个人经历和前方的战斗。而天虹则每每羞愧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样他就同年龄相仿的高凤岗、晨曦渐渐接近起来。
礼拜天是延安难得的松弛的日子。抗大同学除去洗洗衣眼，就是到街上逛逛，借以宽舒一下过度紧张的生活。这天，天虹同高凤岗、晨曦三人一起结伴上街。礼拜天的延安城照例热闹非常。男男女女，往来如织，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仔细听去，南腔北调，祖国四面八方的口音应有尽有，真是一个大时代的合唱。延安的街道不长，在小饭馆里吃点小吃，到光华书店里买几本新出的书，也就诸事齐备。三个人转完吃完，兴犹未尽，晨曦提出登清凉山览胜，大家一致赞同。
清凉山与嘉陵山相对，像是拱卫着延安城的两个哨兵。嘉陵山上有一座宝塔，清凉山上有一座古庙。天虹自从来到延安，清凉山还没登临过。年轻人爬山快，不一时就来到山顶。这里西面是巍峨的凤凰山，脚下是延河清浅的溪水，风光还真是不错。
他们随意在古庙各处游逛。忽然在粉壁墙上，看到了歪歪扭扭用铅笔写下的字句：
自从当兵离开家，
家中丢下一枝花。
有心回家把花采，
手中无钱难回家。
三人看了哈哈大笑。很明显，这是内战停止前，进攻苏区的白军士兵留下的，至今已成为时代的陈迹了。
大家随便坐在古庙外的台阶上聊起天来。
“晨曦，你不是也挺爱写诗的么？”天虹笑着问。
“我从小就爱诗，就是写不好。”晨曦红着脸，扶了扶近视镜，不好意思地说。
“你读过哪些人的诗呢？”
“李白、杜甫的诗，五四后的新诗，还有左翼诗人像殷夫、胡也频的诗，还有现在臧克家、艾青、田间的诗，我都读过。凡是我看到的就不放过。”
“你到延安后写了些什么诗呢？”
“没有，我没有写。”晨曦又脸红了。
“不，我那天还看见你偷偷地写呢！”
“确实没有。”
“你要扯谎，我可就要搜了。”
天虹说着就要去掏他的口袋，高凤岗说：
“晨曦，你叫他看看不就得啦！”
“好吧，我来给你们念一首初到延安的诗吧。”
晨曦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破本子，很不好意思地念道：
远远看到红霞中的塔影，
好像海洋里出现桅杆，
啊，这就是延安，
我登上了革命的大船。
脱掉身上褪色的长衫，
草鞋军装我很爱穿，
从此是大船上一个水手，
经过风浪将变得更加勇敢。
“你写得真好！”天虹心头激动，上去就搂住了晨曦的脖子亲呢地说，“我刚到延安跟你的感觉一样，就是说不出来。”停了一会儿，又盯住晨曦很认真地问：“晨曦，抗战胜利后你准备干什么？”
“不管干什么都行。就是这个爱好我不愿丢！”
“好，好，我赞成！将来说不定你真能成为一个好诗人哩！”
天虹说过，转过脸对高凤岗说：
“凤岗，你说这诗怎么样？”
“诗是不错。”高凤岗神情冷静，“不过这些都没多大用处。”
“用处？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一个热血男儿就应当真刀真枪地干，光搞这些意思不大！”
“不能这样说，文和武都需要嘛！”天虹反驳了一句，接着问，“凤岗，你准备毕业后干什么呢？”
“要干就干军事。”高凤岗眨着那双鹰眼，胸有成竹地说，“营长、团长、司令，这个我干；什么政委啦，主任啦，教导员、指导员啦，我就不干。按操典说，这些都不能算是军官，只能称为军佐。”
天虹这才想起，他上过中央军校，就半开玩笑地说：
“这方面你是专家。可是你在中央军校为什么没有上完呢？”
“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太腐败！那里不管干什么，都要靠窗户、门子、裙带关系，根本不是有志男儿建功立业之地！”高凤岗有点激昂地说，“再说，我的妹妹是个左倾分子，就拉着我一块儿来了。”
“你妹妹也在这里？”
“是的。但是她跟我不同，她爱艺术，我爱军事。我认为，在这里先要把军事学好，还要锻炼出坚强的体魄。”高凤岗说到这里把裤管一捋，“你看这是什么？”
天虹和晨曦一看，他的腿上捆着铁砂袋。
“多重？”天虹惊问。
“每条腿有一公斤不少。”
“你每天都带着它？”
“当然。”
“有效果吗？”
“自然。”高凤岗露出自信的微笑，指了指古庙的高墙说：“我一跑就能上去，你信不信？”
“好，你试试看。”
这时候，只见高凤岗脱去棉衣，解下沙袋，向远处走了一段，像跳远运动员似的攒了攒劲儿，一个猛跑，脚尖在墙上点了两点，不知怎地就蹿上去了。
“怎么样？”他站在墙头上傲然一笑。
两个人都不由得鼓起掌来。
高凤岗跳下来，穿上棉衣，再次捆上沙袋。天虹拍着他的肩膀说：
“真行！你们两个是一文一武，真让我太高兴了！”
高凤岗说：
“天虹，你将来准备干什么，怎么不说呢？”
“我嘛！”周天虹笑着说，“比起你们，我实在太平凡了。从志趣说，我从小就爱读书，想当个学者，谁知办到办不到呢？将来打完仗，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
三个人开怀畅叙，谈心明志，真是其乐悠悠，谁也没有注意早已暮色苍茫。对面嘉陵山上的塔影已经模糊难辨，山下延河的流水只显出微弱的白光。往西一看，凤凰山那一大片高高低低的窑洞，灯火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猛一看去，延安再也不是一个中古世纪的高原古城，那错错落落的灯火简直像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天虹为这幅似是幻影又不是幻影的景象所激动，不禁叫道：
“晨曦！快来写首诗吧！”
晨曦一看，也被这景象吸引住了，赞叹说：
“将来这地方不定会多美呢！”
这时，东方一轮明月，已从宽阔的大川露出头来。山下隐隐传来一片歌声：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这个风靡一时的《延安颂》，是朝鲜作曲家郑律成和一位女青年莫耶共同创作的。莫耶也是个来延安不久的青年，她的心声自然也是广大青年的心声。只要一处唱起，就会处处应和。天虹等三人下山的时候，也不禁跟着哼起来。延安城在充满歌声的夜色里显得更美了……
一八 除夕夜
一九三八年的元旦就要到了。
在临近年尾的几天，真忙得不亦乐乎。抗大——也许整个红军都惯于也善于用竞赛来推动工作。为了迎接新年，搞了一个卫生比赛。天虹除了出操、上课、练习瞄准，就是抱着扫把跟大伙一起扫地。扫了室内又扫室外，扫了大院又扫街道。虽然都是破旧房舍，但里里外外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看去十分舒畅。
除夕这天，队长又宣布，整个大队要举行内务比赛，下午就要检查评比。话语中还透露了一点秘密：女生队颇有在此次评比中夺魁之意。这真是一个有力的动员。因为女生队是本队的比邻，平时就互不服气，紧紧用眼睛盯着对方，无论明里暗里都是在进行比赛。队长宣布后，像鹳鸟一样的张班长，立即召集本班举行紧急会议。大家纷纷献计献策，决心争取全胜。慢说鞋子、毛巾等要摆得井然有序，即使小小的牙刷也要摆得像小猴探首缸外冲着一个方向。而其间最难办的就是被子。因为大家来自各不相同的家庭，质量不等，颜色各异，厚薄不一，加上里面的小包袱大小不同，怎么也难以整齐划一。会上最爱发言而又滔滔不绝的“高老夫子”，这时也瞪着两个眼珠子缄口无语。胡博士更是急得团团转，一筹莫展。还是张班长有办法，说：“把被子都翻过来，不就解决了么？”果然，这一着灵，因为被里都是白的，至少在颜色上取得了一致。可是包袱的大小仍是很大的障碍。这次是副班长——那个瘦骨嶙峋的地下工作者献出了智慧。他主张白天先共一下产，把大包袱塞到薄被子里，小包袱塞在厚被子里，这样来取得暂时的平衡。果然，这又排除了一个颇大的障碍。这样一来，已经是相当整齐划一了。可是，据本班“军事家”高凤岗的眼光来看，仍不理想。他寻思了一阵，就跑到外面找了两块板子、然后趴在炕上，把每个叠好的被子都夹出一条齐崭崭的棱线。这样一来，全班十床被子，就像用机器轧出来的或者模子里磕出来似的。谁见了也不能不为之惊叹。消息传开，全队立刻都向二班看齐。
本大队的女生队，一向是众人瞩目的中心。她们也一个比一个争强好胜。在艺术领域中，例如在歌咏比赛、戏剧比赛、舞蹈比赛方面几乎全为她们垄断。这次内务比赛她们更是憋足了劲，调兵遣将整整用去了半天工夫。下午各队派出代表在大队干部带领下进行检查。天虹也被推为代表来到女生队。结果一看，虽然做到了整洁，却未能做到整齐。尤其是那些被子真堪称五光十色，争奇斗艳，比起二队那种斧削刀劈式的整齐，真不啻霄埃云泥，无法相比了。不想这场比赛，竟使她们一败涂地。在一场比赛中输掉，就想在另一场比赛中捞回。接着就要举行全大队的除夕晚会，她们又暗暗使劲了。
除夕晚会于府衙门大礼堂举行。刚刚天黑，两盏绿光莹莹的大汽灯就挂起来了，连礼堂的通路上都坐满了人，挤了个风雨不透。听说节目有好几十个，其中女生队的节目占三分之一以上。尤其使人感到不同寻常的，还请到两位延安的名人。一位是诗人柯仲平，一位是作曲家郑律成。柯仲平是大家都晓得的，他常常头戴鸭舌帽，随便披着一件旧棉袄，在延河边上转来转去，似在切磋诗句或默默行吟。如果广场上正在举行大会，有人发现了他，就会把他拖上去朗诵。他也不过分自谦，只要青年们热情相邀，他就朗诵一段两段。今晚，当晚会的主持者陈尔东宣布他的朗诵作为开篇节目时，全场欢声雷动。只见他甩去棉衣，摘掉帽子，从容地走到台上。此时的柯仲平只不过三十多岁，却因辗转飘流的生活已经谢顶，头光得像似列宁，还留着一撮列宁式的胡子。他朗诵的是一首还未发表的新作《边区自卫军》：
左边一条山，
右边一条山，
一条川在两条山间转；
这边碰壁转一转，
那边碰壁弯一弯，
它的方向永不改，
不到黄河心不甘！……
柯仲平是位热情澎湃的狂飚诗人。他开始朗诵时还算平静，随着感情的激荡，声音不由自主地高昂起来，一只手高高地指向前方。他用新鲜的民歌语言和边区新鲜的故事把人们引向一个新的世界。最后结束朗诵时，全场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上台的是郑律成。他是一个出色的作曲家。他的每首歌都是那么热烈雄壮，优美动听，简直唱遍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冬天他戴着一顶羊皮帽子，脖子挂着一架手风琴，走到哪里就拉到哪里唱到哪里。今晚，当主持人刚刚宣布，他就从台下拉着琴走上去了。他演奏的是一首苏联歌曲《快乐的人们》。他一边拉一边唱道：
快乐的人们在快乐地歌唱，
快乐的人们神采飞扬。
谁要是能跟着他一路前进，
那他便永远不会灭亡！
谁要是能跟着他一路前进，
那他便永远不会灭亡！
郑律成一边唱，年轻的脸上闪出耀眼的光彩。那热情的旋律和愉快的节奏，顷刻间把全场人都吸引到歌声中了。人们随着他唱起来：
谁要是能跟着他一路前进，
那他便永远不会灭亡！！！
直到郑律成拉着手风琴回到台下，全场的歌声还没有停止呢！
随后便是同学们的节目了。节目的丰富多彩，使人感到新奇。这里有河南梆子、山东琴书、山西梆子、河北老调、湖南花鼓、贵州小调、江西山歌、东北秧歌，不一而足，充分显示了来自祖国五湖四海的斑斓色彩。此时正值敌寇进攻山东，守将韩复榘不战而逃，丢失了大片国土，全国人民莫不切齿痛恨之际。才能敏捷的学员就编了一段相声，把韩复榘不学无术的种种笑料串在一起，使得大家捧腹大笑。
天虹从小县城来，哪里见过这样丰富多彩的节目，真是大开眼界。他自始至终精神贯注，有时兴奋激动地热烈鼓掌，有时陷入默想沉思，有时又不禁纵情大笑。精神上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
下面的节目，女生队的愈来愈多，渐居压倒优势。这里有各种风格的歌唱，还有几个很不错的舞蹈，都赢得了不少掌声。最后的压轴戏是高红的“钢琴独奏”。当主持人陈尔东高声宣布之后，舞台上却不见有钢琴抬上来，不仅没有钢琴，连风琴也没有。只有一个留着娃娃头的女孩子，一只手里提着一把钢锯，一只手里握着一个弓子微笑着走上来。这个女孩子不能说不漂亮，两只眼睛乌黑有神，圆圆的，简直有点像猫眼似的。她的齐耳短发略略地短一点，似乎是有意掩饰她那女性的妩媚。“我先演奏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吧！”她用清脆的声音说，接着淡淡一笑，就开始演奏起来。令人奇异的是，这么一条简单的、软软的钢锯，一霎时竟能发出那么复杂而激越的音响。演到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进！”时，她几次把垂到眉尖的一络黑发猛地甩上去，甩上去，在感情发展到最高峰时，她把弓子一收，戛然而止。顿时掌声雷动，简直停息不下来了。这时的观众仿佛不把心中的赞赏全部表达出来就决不罢休似的。接着就是一片呼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陈尔东对姑娘莞尔一笑：“那就再来一个吧！”“好，我再演奏一首《马赛曲》！”姑娘又是淡淡一笑。接着亮起弓子，那激越的声响又在人们心头煽起战斗的火焰。这次掌声更热烈了，“再来一个！”的喊声不绝于耳，无法平息。最后不得不再演一曲。这一曲是延安经常唱的《国际歌》。随着姑娘的琴声，大家都不自觉地哼起来。整个会场都沉入到一种深沉而又激昂、悲壮而又雄浑的情感中了。
在高红演奏过程中，周天虹一直痴痴地望着她。望着她的每一个姿态，望着她的笑貌音容，仿佛陶醉了的样子。直到晨曦用胳膊碰了碰他，他才醒转过来。
“天虹，你怎么了？”
“哦，哦，没什么，没什么。”他含含糊糊地说。
“她就是高凤岗的妹妹，你知道吗？”
“不知道！”
高凤岗伸过头，颇为得意地说：
“我这个小妹，从小就有艺术天才！”
“北京话也说得很美。”天虹说。
“她一直在北京上学，还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呢！”
“噢！”
在这个除夕之夜，周天虹躺在睡着十个人的大炕上，却没有很快入睡。从高红他想到了碧芳。心想如果她再勇敢一些，同自己一起来到延安，现在该多好呢！可惜她没有来。她现在又在哪里？是偷生在太阳旗下的故乡？还是跟着父母逃到了南方？逃到南方又到了什么去处呢？她的处境又如何呢？她还能再来延安吗？……
天虹出来以后，不免常常想念碧芳，想念那个紫衣少女，但却不像今晚为甚。他听着同志们此起彼伏的鼾声，不知何时睡熟。
一九 春天，在阳光下
延河解冻，这是春来的信号。
漫长的冬日过去了，从延河边吹来的风已经有点暖甦甦的味道。这几天太阳特别和暖，人们传说，毛主席要给大家做报告了。来延安的青年还有不少人没见过毛主席，心里都很兴奋，周天虹自然也是这样。
延安没有很大的礼堂，做大报告，上大课，都是在延河边的大广场上。这天，周天虹挎着他的小马扎子，怀揣着一个小本本，还有那支经常漏水的金星钢笔，随着队伍早早地就来到广场。其他各支队伍正在陆续到达。其中抗大的队伍赫然居于首位，且异常整齐壮观。在太阳光下，那一片鲜艳的红领章发出耀眼的光辉，着实令人羡慕。其次，人数最多的怕就是陕北公学了。这个学校以著名文学家、当年创造社的战将成仿吾为校长，还拥有艾思奇、何斡之、何思敬等等著名教授。但是这支队伍与抗大相比色彩就丰富得多了。天虹坐在小马扎上，观望着陕公的队伍正陆续走来。光看那服装的多样，就不禁使人哑然失笑。其中有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有穿着单薄的学生装显得颇为寒酸的，有身着长袍头戴大礼帽颇有知识分子气度的，也有穿农家粗布短袄土味十足的；女同志中还有穿着旗袍和高跟鞋的。从年龄上说，大的有三四十岁，小的不过十四五岁。天虹一边看一边想，这么多的人，而且这么多不同出身、不同阶层的人为什么都要到这里来呢？是谁命令他们、指示他们的呢？不，不是任何人，因为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大的权威。他们来了，吃着小米饭，高高兴兴地坐在延河边的寒风里。这支五光十色的队伍，不啻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也只有这个大时代才有这样丰富动人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