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虹不久得知，他和晨曦、高凤岗都将分配到晋察冀去，真是欢喜不尽。惟独高红迟迟没有消息。一天，三个人正在闲聊，高红涨红着脸，神色十分激动地跑来了。
“他们不让我到前方去！”高红说着，几乎要哭出来。
“为什么呢？”高凤岗问。
“女生队宣布，前方有老公的，可以到前方去；其他的准备留在延安。”
“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说前方太艰苦，女同志吃不消。这算什么道理！难道有老公的就不艰苦了吗？”
高红一向比较沉着冷静，今天不免愤愤然了。
“那么，他们到底准备分配你做什么呢？”周天虹关切地问。
“准备叫我留校，到校部当文化娱乐干事，还说这是我的特长。”
“你答应了吗？”
“我说，不，我要到前方去。……这样双方就僵持了。”
大家一时无话，沉默下来。
沉了半晌，高凤岗说：
“我们刚刚入党，怎么能不服从分配呢？”
“不，我一定要到前方去。”高红的语气很坚决，“要不，我就说我在前方也有老公。”
大家哄地笑起来。高凤岗指点着高红笑着说：
“我这个小妹真不害臊，你的老公是谁啊？”
高红也羞怯地笑了。
“我给你出个主意，”周天虹说，“你给罗瑞卿副校长写一封信，写得恳切一点，他一批准不就行了？”
“好，这个主意好。”高红立刻点了点头，扭头跑回去了。
两天之后，高红满脸笑容地跑来说：“批准了！批准了！罗副校长还说我‘热情可嘉’呢！”
这次分到晋察冀根据地的学员约有一百多人，另有一支以张学思为首的“东北干部队”，也将通过晋察冀地区向东北挺进。这两个队将一起出发。出发前，每人都分发了一枚圆形纪念章，红五星中心镶着“抗大”两个金光闪闪的字。此外，还发给一张毕业证书。证书的一页上印着毛泽东的手书：“勇敢、坚定、沉着，随时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
时已初冬。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出发的队伍在延安东门外集合完毕，队列里两面飘扬的红旗，不时地在寒风里猎猎作响。周天虹和他的同学们背负着简单的行囊，穿着灰色的棉军服，显得异常齐整。高红仍是那个娃娃头，两个乌黑的猫眼放着异样的光彩，两颊在寒风里冻得鲜红。
送行的人不少。有抗大的领导干部和留下的同学们，杨光池队长也来了。他同大家一一握手，依依告别。周天虹想起初来延安时，这位慈祥的老队长对他是多么的热情啊，他把自己的衬衣，自己的草鞋给了一个远途跋涉的孩子，一切都像是昨天。想到这里，他不禁滚出了几点热泪。队长握着他的手也不胜依恋，用浓重的湖南腔说：“年轻人，好好干吧！我也很想到前方去，只是工作不允许啊。毛主席叫我们‘死在延安府，埋在清凉山’哩。不过，我们将来会相见的！”这时，周天虹抬起头来，再一次望了望杨队长，望了望眼前巍巍的宝塔山，清清的延河水，和巍峨的凤凰山，默然想道：延安啊，是你用热情的双臂接受了一个贫苦无依的孩子，是你以真理的乳浆喂养了他，以知识的武器武装了他，是你指给他人生的道路，给了他信心和勇气。这一切，他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他将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报答你。……
正在沉思默想间，只听杨队长喊了一声：
“高红，指挥大家唱个歌嘛！”
“好！！！”大家齐声响应。
高红微笑了一下，大大方方走到队列前面。她乌黑的眼睛向大家扫了一眼，笑着问：
“唱个毕业歌好不好？”
“好！！！”
于是，高红像舞蹈动作似的挥动了双臂，随着她的双臂，腾起了年轻嘹亮的歌声：
别了，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我们没有什么挂牵，
总还有点留恋……
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
让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的血沸腾了，
不驱逐日寇不回来相见，
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
去跟我们的敌人血战……
歌声激越，令人格外动情。一曲唱罢，大家似乎兴犹未尽，高红又指挥大家唱起《上前线歌》：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
我们抗日先锋军今日武装上前线，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嗨，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坚决与敌决死战！……
歌声未落，队伍就出发了。大家纷纷与送行者挥手告别。迎风飘扬的红旗，不一时就越过延河，一直向东去了。东方，太阳刚刚露头，东天上腾起一大片耀眼的红霞。他们已走出很远，很远，那曲上前线的歌曲，还似乎随风飘过延河隐隐地传过来。
二四 来到晋察冀（一）
到敌人后方去，
把鬼子赶出境。
到敌人后方去，
把鬼子赶出境！
不怕雨，不怕风，
抄后路，出奇兵。
今天夺回一个村，
明天夺回一个城。
叫鬼子顾西不顾东，
叫鬼子顾西不顾东。
到敌人后方去，
把鬼子赶出境。
到敌人后方去，
把鬼子赶出境！
这是大作曲家冼星海在延安新创作的歌曲。当这首歌曲刚刚问世，也正是周天虹一行向敌后挺进的时候。他们觉得十分新鲜，越唱越有味，越唱越来劲，青春的热情与歌曲融为一体，竟仿佛已经置身战场，同敌人展开厮杀一般。红旗引导着他们，歌声陪伴着他们，跨过汹涌的黄河，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终于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万山丛中的晋察冀边区。
这是华北沦丧之后出现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党中央各项政策贯彻得好，且颇有创造，又被共产党中央誉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它处在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山海关以南和正太、石德路以北的广大幅员内，已经初具规模并且站定脚跟了。凡是外国人到晋察冀参观访问，毛泽东就喜欢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大闹五台山的英雄鲁智深吗？现在也有一个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他就是聂荣臻。自然，聂荣臻和鲁智深的性格完全不同，他虽只三十六岁，却是一个能文能武、办事稳重老练的儒将。为了适应大发展的需要，他这时早已从五台山搬到阜平、平山一带的山村中了。
周天虹他们住在离司令部很近的一个小山村里，等待分配工作。村子的名字叫李家岸，不过百十户人家。两岸都是高山，中间是一道不宽的溪水。尽管周围的县城已被日军侵占，距此不过五六十里，这里却静谧镇定得像是没有战争。小学校里孩子们在照常上课，不时飘来一阵阵清脆的歌声。男女青年们也在临时举办的冬学里学习识字，或者在村头的打谷场上进行演练。老人们则在墙根晒太阳，悠闲地含着烟管说笑。军队和老百姓住在一起，亲如家人。院里院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十分整洁。战争初期人民那种兵荒马乱，国破家亡，无依无靠的沮丧情绪为之一扫，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周天虹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衣服已很破旧，鞋子走得稀烂。满身的虱子几乎成了精了。脱下衬衣一看，衣缝里黑乎乎一片，已经捉不胜捉，凑近火堆往下一扫，毕毕剥剥作响。有时坐下谈话，那些虱子中的勇敢分子，竟公然爬在你的衣袖上亮相，令人哭笑不得。周天虹他们住下后的第一要事，就是对这些吸血丑类给予彻底地扫荡。幸亏房东大娘大嫂们无比热情，烧了一锅又一锅开水，参与其事，他们的负担才算减轻了。
这时，司令部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发给每人一身棉军衣，一双布鞋。周天虹接过棉衣一看，衣料是近乎黑色的厚墩墩的老粗布，不用说这是农家妇女们织布机上的产品，又经过草木灰、石榴皮等染成的。布鞋是从未见过的“踢死牛”的大山鞋，底子总有一指多厚，帮子也是用密针纳过的。掂一掂总有一两斤重。这是山地的妇女，为了她们的丈夫、儿子上山打柴，攀越高山峻岭而特制的，如今也给了子弟兵了。周天虹立时换上里表三新的棉衣，登上老山鞋，在石头路上走了几步，冈冈地响。不一时，高凤岗、高红和晨曦穿着新衣都过来了，大家相视而笑，觉得心头特别温暖。惟独高红那身衣服显得过长，鞋子换了几次才挑出一双比较合脚的。
在分配工作上，最先得到消息的是晨曦，他被分配到《抗敌报》当记者，要他即日赴任。
晨曦得到通知后半晌无语。天虹问他：
“晨曦，当记者不是很好嘛，你怎么不高兴了？”
“谁不愿到前方嘛！”晨曦嘟囔着说。
高红笑着安慰他：
“当记者可以到处转游，你还可以写出很多诗哩！”
“正因为我在墙报上发表了些诗，坏了事，就把我的命运注定了。组织上说这是我的特长。”
晨曦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笑了一笑；接着打起背包来。报社驻地马兰村距此不过十几里路，大家决定送他到报社去。
这时已是七九河开，八九雁来时节。沿着河岸的柳树，朦朦胧胧地像腾起一片绿烟一般。溪水也流得格外欢畅。几个朋友说说笑笑，沿着弯弯曲曲的山径向前走着。
不过十几里路，说话间就到了。
马兰村在一个高高的山洼洼里。村口上有几棵高高的白杨和一棵年代深远的古槐。一个老太太正坐在树下纺线。周天虹几个人刚要进村，从大树后面跳出一个十一二岁的小顽童，手持红缨枪挡住了去路。
“有路条儿吗？”他脸上忽闪着一双异常明亮的眼睛。
周天虹望着他那满脸稚气和一副认真的神气，觉得十分可爱，有意想逗逗他，就笑着说：
“小同志，我们忘记带了。”
“那可不沾！”他讲了一句平山话，横了大家一眼。
高红笑着说：
“你看，我们都穿着军衣还能假吗？”
“那也不沾！”他坚持说，“坏人也有化装八路军的！”
双方僵持住了。纺线的老太太见发生了争执，就冲附近的小屋喊了两声，从小屋立时出来一个中年汉子。他快步走过来带笑问道：
“同志，你们有什么事？”
“我是找马社长来报到的。”晨曦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介绍信来。
那汉子一看，笑着说：“噢，原来你们是找老马呀！我带你们去吧！”
大家都冲着孩子笑了一笑，拍拍他那天灵盖上留着的一撮长毛，算作奖赏也算作告别。
二五 来到晋察冀（二）
那人领着周天虹他们进村不远，就看见小土地庙前面，有七八个老头儿正坐在大石头上聊天。中间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军人，正兴致勃勃地向他们讲着什么，人群里不时扬起一阵阵笑声。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站起来兴奋地说：
“老马，听了你这话，我这心就有了底了。以前老觉着洋鬼子厉害，现在看只要打持久战就行。咱们中国这么多人，干吗叫几个洋鬼子骑着脖拉屎呢！”
老人说过，把长杆烟袋往老山鞋底上乓乓一磕，从烟荷包里满满地装了一锅烟，用手掌把玉石烟嘴儿一抹拉就递给那个军人。周天虹注意到，那个叫“老马”的军人，既不推辞也不犹豫，恭恭敬敬地接过，立刻含在嘴里抽起来。巴哒巴哒，烟锅里冒着一股悠然的青烟。
“他就是你们找的马社长了。”那个中年汉子一指，同时高喊了一声：“老马！”
老马应声回过头来，也习惯地把烟锅子往鞋底上一磕，奉还给那个老者，然后走过来。
周天虹注视着这位老马，蓦然一惊，心想：“这不就是我的老师欧阳行吗？他怎么又姓马了呢？”天虹想起以前他那黄皮寡瘦的模样，那破毡帽低低压着眉际受压抑的神气，跟现在可大不一样了。现在，他脸颊红润，脚步轻快，真潇洒得多了。
这时，对方也似乎注意到他，远远地叫了一声“天虹！”接着就快步走过来把他拥抱住了；还不断地拍着他的肩背。周天虹不禁一阵激动，嗓子眼热辣辣的，“欧阳先生，要不是你引导我，我怎么会来到这里呢！”说着，止不住流下了两行热泪。
“我不是说过吗，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欧阳行亲切地笑着。
接着，周天虹把来者一一作了介绍，并再次指着欧阳行说：
“这是我常向你们提到的欧阳先生，他就是引导我参加革命的人！”
“不要再提什么先生了，我们都是同志，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干吧！”
欧阳摆摆手，笑声朗朗地说：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现在部队正像滚雪球似的发展，到处都喊着要人。我这里人也缺得很哪！听说你们来了，我跟聂司令员好说歹说，才分给我一个！”
他一面说，一面带着大家向一家农舍走去。
“欧阳先生，”天虹一时改不过口来，仍旧这样称呼他，“您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噢，这地方光许你们来，就不许我来？”欧阳幽默地说，“天虹，请你原谅，我跟你实说，当你从家乡出走的时候，我也有心同你一起到延安去。可是一想我离开党多年，寸功未立，又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我总想组织一支游击队，拉到党的队伍里来。你走以后，我就跑到一个偏僻的县城里，没有想到我组织的游击队刚刚有点眉目，就被国民党县党部的老爷们知道了，他们就要抓我。幸亏有人透露了消息，我才连夜逃出来。这些人就是这样，他们不抗日，还不许别人抗日……”
“以后呢，以后您到哪儿去了？”
“接着我就到了山西前线。很快太原又失守了。听说聂司令员到了五台山，要在这里开辟根据地，我就集合了几个流亡学生赶到五台。聂司令员了解了我们的来意，表示非常欢迎。但是他说：‘在敌后创建根据地，这是十分艰苦的事，你们是些文人，能够吃得下这个苦吗？’我就说：‘聂司令员，你就放心吧，对于未来的艰苦和风险，我是有充分准备的。一路来的路上，我尝试了各种野草，哪一种是能吃的，哪一种是不能吃的，我已经辨认出十几种能吃的野草了。聂司令，我来你这里是准备着吃草的！’聂司令听了很感动，不止一次在会议上表扬我。他说：‘我告诉你们，我这里有一个准备吃草的干部！’……”
说话间，来到一个小院门前。刚踏进院子就听见一匹马咴咴地嘶叫起来。大家凝视槽头，见一头老黄牛旁边，拴着一匹棕红色的高头大洋马，它一边嘶叫还望着欧阳行打着响鼻。“老伙计，你饿了吧！”欧阳行说着，顺手丢了一把草在马槽里，一面笑着说：
“这是去年反敌人八路围攻的战利品。聂司令员见我跑来跑去太辛苦，就把它送给我了。现在我每天写好社论，就骑上它到聂司令那里，方便多了。”欧阳行说着还拍了拍皮带上的手枪，“这也是司令员送给我的。”
这时从屋子里出来一个农家妇女，带着笑对欧阳说：
“我一听见马叫，就知道你回来了。哟，来了这么多客人，我给你们烧点开水吧！”
“不用了，大嫂，早晨的开水还有呢！”
欧阳把大家让进一个堆满文稿的小房间里，从小桶里给每人舀了一缸子凉开水算作招待。小房间里，除了一铺大炕，一张八仙桌子，已经无处插足，周天虹几个只好坐在炕沿上。
晨曦把他的行政介绍信和党的介绍信取出来，恭恭敬敬地递给欧阳。他的入党问题是在抗大最后的时日里解决的。欧阳仔细看了看；又微笑地望着晨曦，把他端详了一番，慈祥地问：
“你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晨曦把他的近视镜往上托了托，腼腼腆腆地说：
“我本来也是准备到前方去的。”
“哈哈，前方？我们这里也是前方嘛！”欧阳朗朗地笑着说，“现在敌后进行的战争，正像毛主席说的是一种犬牙交错的战争。这也许是一种新形式的战争。敌人包围着我们，我们也包围着敌人。一打起来，双方就交织在一起，更分不清前后方了。现在我们离敌人远者五六十里，近者三四十里，聂荣臻的总部竟敢在此巍然而立，历史上哪有这样的战争呢？……”
欧阳越说越兴奋，特意望着晨曦说：
“你看我们这个报社，不过是些文弱书生，但打起仗来，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去年敌人八路围攻，我这个报社，就同敌人打起游击来。敌人在山那边活动，我们就在山这边印报。我们有几个记者还真表现得很不错呢！晨曦，我看你就下决心在报社干吧，你一来就知道了。”
高红忽闪着一双黑眼睛，一直望着欧阳。这时，她笑微微地插话说：
“马社长，你只要多给他点时间写诗就行。他写诗都入迷了。”
“哈哈，原来是位诗人！”欧阳望着晨曦笑道，“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的报纸也可以发表你的诗作。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田间、邵子南最近也来了，他们正计划着出诗刊。”
“田间、邵子南同志我也认识。”展曦微微红着脸说，“我们在延安一起搞过街头诗运动。你看，边区也可以搞街头诗吗？”
“当然可以！”欧阳果断地说，“我们的文化迫切需要同劳苦大众结合起来。”
“现在我一进村庄，就察看那里的墙壁，我心里想，如果在那上边写一些短小有力的诗句，对人民群众不也是一种鼓舞吗！”
“对，你的想法很对。”欧阳充分肯定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点，就是还没有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左翼文化运动也有这个缺点。现在我们到乡村来了，革命更深入了，我们吃着老百姓的小米，住着老百姓的房子，我们应当把革命的新文化深入到穷乡僻壤才行。”
晨曦像是一下遇到难得的知音似的，心情格外舒畅，脸上放着红光，一点拘束也没有了。他亲切地望着欧阳，像对老朋友一样敞开了心扉。
“我过去在家乡也到过乡村。乡村给我的印象是贫穷的、悲惨的、愁苦的和没有希望的。我这次来到边区，处处都有一种新鲜的感觉。从村头查路条的孩子，大树底下纺线线的老太太，村边大场上操练的青年妇女，冬学里飘出来的歌声，我都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鲜感。虽然人们生活得并不富裕，我看他们的眉眼间似乎都充满希望。就是晋察冀的山呀，水呀，也仿佛包含着一种力量，披着一种灵光似的。我这脑子里一天到晚骚动不安，老想写诗。高红说我被诗迷住了，其实我是被新的生活迷住了，我觉得就好像来到一个新世界似的。……”
欧阳一直眯着眼听着，好像他也进入到晨曦的情感世界中去了，他把桌子兴奋地一拍：
“晨曦，就凭这一点，我也要说你是个诗人！不错，一点不错，不仅仅是抗日，我们的确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
大家都兴奋起来，沉入到一种光荣和神圣的使命感中。
“马社长，现在边区的形势怎么样？”高凤岗插话问。
“你就别叫社长社长了，你没听到全村大小都叫我老马哩！”欧阳嘿嘿笑着说，“现在我们的脚跟总算站定了。你们要早来一年，那可是热闹得很呢。正像人们说的，‘主任赛牛毛，司令遍天下’。因为国民党的军队逃到南边去了，国民党的官儿也跟着跑了，这就造成一个真空地带。这时候，各种力量，三五十人一股，百儿八十人一股，千把人一股，都纷纷揭竿而起，自立旗号，自封司令。这里有真正抗日的，也有地痞流氓，散兵游勇，假借抗日之名企图浑水摸鱼。还有跟日本人暗中勾结作威作福的。他们整天鱼肉乡里，派捐派款，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当时就有民谣说：‘穷八路，富七路，要找媳妇到高部。’……”
“这是什么意思？”高凤岗问。
“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自然是穷的。还有个七路军，抢老百姓的金银元宝；把老百姓的土炕都压塌了，你说富不富？易县有个高宏飞部，司令部门前经常停着三乘花轿，见到有些姿色的农家女子，就抢过来成亲，作践够了就赏给他的部下；所以到高部找媳妇就比较容易了。群众对这种状况自然是不能忍受的。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那些真正抗日的，就同他们团结起来；那些同日本人暗中勾结的，就干脆将它消灭；那些为非作歹不走正路的，就加以改造；这样根据地的秩序才渐渐地稳定了。去年敌人的战略是‘南取广州，中取武汉，北围五台’，经过去年粉碎敌人的八路围攻，现在可以说晋察冀根据地已经站稳脚跟了。”
“现在这块根据地已经巩固了吗？”周天虹问。
“应当说，基本上是巩固了，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欧阳沉思着说，“我们同国民党抗战路线的根本不同之处，就是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只要把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了，我们的根据地就可以说立于不败之地了。而要把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二要给他们民主。而国民党是不给人民这些的。你看国民党地区，一片死气沉沉；由于抗战，一些官僚乘机发国难财，人民的负担反而加重了；人民抬不起头来，要他们当兵就抓壮丁，绳捆索绑赶上前线，这种办法怎么能赢得抗战胜利呢？我们这里就大不相同：到处是一片勃勃生机，到处是一片歌声，人人眉开眼笑，晨曦说是来到了一个新世界，不就是从这里来的吗！但是，我们的减租减息工作，还可能有做得不彻底的地方。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
讲到这里，外面响起了几声长长的哨音。欧阳笑着说：
“开饭了。你们回去也是小米饭，就在这里吃吧。我叫他们加一个菜，我这里还有一点过年时老乡送的枣酒呢！”
大家并不推辞。仿佛很愿意在这里多留一点时间，因为这位报社社长的才情、意志和说不出的魅力早已经把他们征服了。
吃饭中间，周天虹忽然想起有一个问题还没有问，就说：
“欧阳同志，您为什么又改姓马呢？”
“这个很简单。”欧阳笑着说，“这个村子的名字叫马兰村。聂司令员题写过一句话：‘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我以村名为笔名，取名马南，今后这里就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或者也可说是我生死之地了！”
二六 初到红一团
从欧阳处一回来，高凤岗就发表感想说：
“天虹，我们确实来晚了……”
“什么来晚了？”天虹不解地问。
“你不觉得吗？假使我们早来一年，在那司令如牛毛、主任遍天下的时候来，那才是一个人创功立业、施展才能的大好机会，说不定会搞出点什么名堂来的。现在坐在办公室里打打电话，跑跑腿，传达个命令，能够搞出个什么……”
“噢，你是个有雄图大志的人！”周天虹笑着说，“我倒不这样看。”
“你怎么看？”
“我觉着我这人没有多大本事，我想到下层去，主要是扎扎实实地锻炼自己。”
过了几天，组织上找他们谈话了。主要说服他们在机关里做参谋。但两个人都表示要到前方“一刀一枪地干”，组织上也不便勉强。于是，就分配高凤岗到北线的游击支队工作，周天虹到东线的部队去。
高红的工作一时还定不下来。组织上透露，军区正在筹办一个剧社，要她到那里去发挥特长；而她却嫌这种工作单调，要求做群众工作，“到群众的大海里去游泳”。双方还有待商量。
分手那天，高红将两人送到村外，走了很远。不知怎的，周天虹对她老有一种说不出的留恋。半年多来，秦碧芳那个紫衣少女，在他脑海里似乎渐渐地淡了。自从去年除夕晚会上，这个留着娃娃头的姑娘弹奏出那么美好的音乐之后，印象就一天深似一天。他觉得她的勇敢果决，她的活泼与开朗的性格，尤其她的觉悟和见识，都远远地超过了碧芳。他发现自己，已经悄悄地爱上了她。可是对方并没有进一步的表示。姑娘的心总是难测的。今天临别时，他本来想说点什么，或者至少暗示点什么，又觉得难以出口。何况，当着她哥哥的面又怎么言传呢！
说话间，已经走出五六里路，来到三岔路口。三个人停住了脚步。天虹不胜依恋地深情地望着高红，只说了一句极平常的话：“高红，你分配了工作之后，可给我来封信啊！”说过就红着脸再也说不出别的。高红也忽闪着一双流露着情感的猫眼点了点头。接着，高凤岗踏上一条向北的山径，周天虹就向东去了。
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路边的山桃已经含苞，枝头的杨穗在微风里轻轻摇荡，柳条的新绿似乎要染绿人的灵魂。周天虹回头望了几次，刚才还看见高红站在那里摇手，很快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她究竟在想什么？她究竟怎样看我？”周天虹走了很远，很远，还在分析着这个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在根据地走路是一件乐事。首先能保证你的安全，用不着担心有什么意外；其次你还可以得到各种帮助。只要你带着路条儿，那些儿童团、男女自卫队就会微笑放行，就会给你指路、带路；到了宿营地，不管时间早晚，村公所就会给你派饭，安排你到某一个农家歇息；如果你有紧急公事需要夜行，还会有老练的自卫队员，手拿艾蒿编成的火绳，为你带路、照路，火星毕剥毕剥地响着，散发着一路芳香。周天虹一路上充分领受了根据地的诗意和家人般的温暖。
经过三四天的跋涉，周天虹来到北岳区的东部前线。这里地势相当开阔。西北面耸峙著名叫狼牙山的紫色的峰峦，终年处在飘忽不定的云霭里。往东是一抹平川，一条不宽不窄的古易水流贯其间，两岸布满了人烟稠密的村庄。再往前去，就是燕国时期的古都了。据说荆轲的故里，和荆轲弹剑悲歌的地方，都在那里。老百姓说，天气好的时候，登上狼牙山顶，可以远远地望见日军驻有重兵的保定。现在敌我双方的刀光剑影就在这一线对峙。
这里属晋察冀第一军分区领导。分区司令部设在狼牙山脚下一个布满柿树林的村子里。经过简短的谈话，周天虹被派赴到一团。第二天一早，他就拿上介绍信，背上背包赶到一团团部的驻地。
刚一进村，周天虹就惊异地发现，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十分整洁，简直可说是一尘不染。一条正街还被修整得像小马路那样平坦。路上遇到的军人，一个个着装都那样整齐。周天虹深感这支部队作风优良。训练有素。
团部门口，站着两个威严的哨兵。其中一个查看了周天虹的介绍信，就把他领到办公室去。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年轻的值班参谋守在电话机旁。他接过介绍信看了一看，圆乎乎的脸上露出笑容。自言自语地说：“噢！延安抗大来的！”接着让周天虹坐下来，舀了一缸子白开水放在桌上。
“你赶得真巧，咱们这里很快就要打仗了！”年轻的参谋兴奋地说，“团长、政委在村东的小树林里正开动员大会哩，你等一等，他们回来就会见你。”
周天虹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遇上战斗，既兴奋又不免有几分紧张，随口问道：
“到哪里打仗？”
“就在这山口子外面。”参谋说，“驻保定的日军第一百一十师团。派出了四五百人，要在我们的山口子上安个据点，把随军妓女也带来了；怎么能让他们堵住我们的嗓子眼儿呢？所以我们下决心把它干掉！”
周天虹见这小伙子性格坦率，活泼健谈，颇有几分喜欢他，就笑着问：
“同志，您贵姓？在这里做什么工作？”
“我是这里的侦察参谋，姓胡。”
“啊，胡参谋！”
“瞧，你也这么叫。我每天一睁开眼，不是这里叫‘胡参谋’！就是那里叫‘胡参谋’！真倒霉，怎么摊上了这个‘姓’！就是当上了司令也是个‘胡司令’！”
周天虹不禁笑起来。胡参谋接着又说：
“你说巧不巧，我们政治处还有个‘贾干事’。他这个姓更糟，不管你干什么都是‘假’的。当干事是个‘假’干事，当指导员是个‘假指导员’，就是你当了政委也是个‘假政委’。一个胡参谋，一个假干事，我们俩就成了这个团的笑料啦。”
周天虹看见他那副诙谐的样子，挺可爱的，感情一下就拉近了。
“老周，我跟你说，”胡参谋放低声音，颇带着几分老朋友似的亲昵，“把你分到这里来，依我看对你还是很重视的，说老实话，咱们这个老一团可不是一般的团。”
“怎么不一般呢？”
“咱们团是这个。”胡参谋把一个大拇指高高地竖起来，“别的团，不要说兵，连干部都是些新兵蛋子。咱这个团，排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老红军，还有些机枪班长、炊事班长也是江西老表。打起仗来，个顶个地能打。打十仗至少有九仗能赢。一打胜仗，老百姓就牵着羊、抬着猪来慰劳，吃得个个满嘴流油。”
胡参谋说着，两个眼笑眯眯的，仿佛又回到当时的情境中。
“这个老一团是原来的红军团吗？”天虹问。
“那是自然。”胡参谋把头一摆，“要追她的老根儿，恐怕得追到井冈山了，那时候她就是红一师的红一团；长征时候她是在安顺场首先冲过大渡河的，大渡河的十七勇士就出在这个团里。打的胜仗不知道有多少。平型关下来，聂老总留在五台山开辟根据地，他就把这个团和一个骑兵营留下来当老母鸡，一共不过三千多人，你看现在搞的局面有多大！”
胡参谋一脸自豪的神色，使周天虹感到自己能到这个团里来是光荣和幸运的。
“这个团的陈团长，大概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吧？”他问。
“是个老蔫儿。”胡参谋笑着说，“大家背地里都叫他老蔫团长。一年除了开会说不了几句话。可是打起仗来惊人的沉着。子弹在他面前地上噗噗乱飞，他像看不见似的。有一次一颗炮弹落到他面前几步远的地方，一下钻到土里，还露出个尾巴，没有响；他不但不躲开，还一个劲儿地端详着它。瞅个没完。政委在一边喊他：‘老陈！你怎么搞的？你要给炮弹相面吗？’他慢腾腾地说：‘不，这是颗燃烧弹，要不埋起来，落上火星还会爆炸的。’说过，他让通讯员用铁锹埋好，才离开那地方。他就是这么个人。……”
周天虹又笑着问：
“王政委呢？他是个怎样的人？”
“王政委呀，”胡参谋微笑地沉吟着，“他跟团长性格正好相反。爱说，爱笑，爱动，一天到晚有使不完的精力。总结会，动员会，都由他讲话。别看他在家是个泥水匠，一天到晚抹稀泥，当了政委可处处讲原则，一点都不含糊。我在连里当过支部书记。这种干部辛苦极了，干什么都派你去，可是说你是连级干部不算连级干部，说你是排级干部又不像排级干部。我很恼火。有一天我就去找王政委，我说：‘报告政委，我到底算什么阶级？’政委把脸一沉，大声说：‘什么阶级？你是无产阶级！’吓得我一溜烟跑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问什么阶级了。……”
两个人都哈哈笑起来。
正在这时，胡参谋像被凳子弹起来似的一跳而起，原来团长、政委已经一前一后走了进来。胡参谋指着周天虹介绍说：
“这是分区司令部分配来的，抗大新毕业的学生。”
说着把介绍信递给团长。周天虹向他们恭恭敬敬地打了一个敬礼。两个人都同他握了手，政委还特意加了一句：“欢迎！”
周天虹细细打量了一下他面前的两个人物。团长中等身量略高，面孔白哲，颇像一个文弱书生。刚才同他握手，就觉着跟平常人不大一样；现在看他拿介绍信只是用食指和中指夹着信纸，才看出他的两个大拇指都已残缺不全。后来才听人说是他举起望远镜观察敌人的时候被打残的。政委比团长个子高些，两只眼睛圆圆的，异常机警有神，加上两颊稍显瘦削，使人很容易想起京戏上的悟空大师。
团长略略把介绍信看了几眼，就递给了政委。政委一面看介绍信和所附的鉴定材料，一面不时抬起头来，用机警的眼睛审视着天虹。
“很好。”他自言自语地点了点头。接着问：“你是保定以南的人吗？”
“是的。保定一失守，我就到延安去了。”
“那你也是晋察冀的子弟啰！”
“是的。”
“你今年刚好十九岁？”
“是的。”
“多年轻！多好的年龄，正好是锻炼的时候。”
“是的，我有决心。”
“看起来，你是个知识分子啰！”
“我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上了几年师范，也就相当于初中吧。”
“不过，在我们这里你也算得上知识分子了。我们这里工农干部多，老粗多，新参军的农民多，连队里找个文书都很困难。我的看法是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要取长补短，互相帮助。”
“是的。”
“我是这样考虑，”他用颇为庄重的调子说，“你们抗大毕业的学生，一般可以分配当连级干部，也可以当排级干部，不过据我看，还是从下面干起来好，这样可以多体会一点战士的疾苦，也多得到一点锻炼。我想，分配你去当排长，你同意吗？”
“同意。”周天虹语气肯定，又加了一句，“没有任何意见。”
“那好。”他转过头面对团长，“四连缺一个排长，就让他去吧？”
团长带着笑意望着天虹点了点头。
“胡参谋！”政委又转过头说，“一营营长正在供给处领东西，你叫他马上到这里来！”
胡参谋应声去了。不一时，一个身高体大的彪形大汉，在门口打了一个敬礼，大步走了进来。天虹一看，那人满脸乌黑，长得相当慓悍，还似乎带一点野气，使人望而生畏。
“何彪子，一个抗大新毕业的学生，分到咱们团了，叫他到你们四连当排长吧！”
周天虹注意到，这个汉子仅瞥了自己一眼，好半晌没有说话。尤其那扫过来的眼光，叫人既分辨不出是轻蔑，也分辨不出是犹疑。
终于他说了一句：“行。”看来十分勉强。紧接着又冒出了一句：“我们还有一个副排长，很不错，正准备提排长哩！”
“那个，以后再说。”政委的声音带着威严，何彪子不言声了。
“那就来吧！”
何彪于向周天虹打了一个手势。周天虹就背起背包跟着他走出门去。刚刚走出几步远，就听政委又把何彪子叫回，悄声地说：
“你要关心他一点儿，不要一上阵就给我打掉！”
这语声虽很轻微，但周天虹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二七 初战
周天虹随着营长在乡间土路上走了半个小时，来到一营驻地。一路无话。
营部的一张红漆八仙桌上，摆着一部手摇式电话机。营长立刻摇通四连：
“喂，喂，你是锤子吗？你们连长呢？哦，到班里去了，那你赶快来一下。”
他放下耳机，马上对着门外喊了一声：
“通讯班长！”
不一时，一个佩带着手枪的年轻战士跑了过来，立正回道：
“营长，什么事？”周天虹听出他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猜想他是一个陕北红军。
“把你的驳壳枪解下来！”营长命令道。
通讯班长犹犹豫豫地取下手枪，一边狐疑地瞥了周天虹一眼。
营长从皮套里取出一把德式手枪，想不到手枪比那破旧的皮套还要破旧。天虹斜眼看去，枪身没有一点光泽；似乎还有一些斑驳的红锈，虽经反复擦拭也没有擦掉。
营长哗啦哗啦地拉动枪机，几粒子弹崩崩地跳了出来。他察看了一下枪膛，又打了两个空机。然后把子弹压好。
“还有子弹吗？”他问通讯班长。
“没有了，你给我的时候就是这几粒子弹。”
“把你的也抠出几粒来！小气鬼！”
通讯班长十分勉强地、迟迟慢慢地从自己的子弹带里取出了五粒递过来。营长把手枪和子弹往周天虹面前一擩：
“给，你拿去吧！”
周天虹恭恭敬敬地接过枪来，佩在身上。
这时，进来一个身佩木壳驳壳枪的年轻军人，向营长打了一个敬礼。周天虹一看，这人不过二十一二岁，面貌俊秀，显得十分英武。
“锤子，”营长脸上微微露出笑容说，“上面分配来一个排长，抗大来的，你把他领回去吧！”说过冲着周天虹一指。
“我叫左明，是四连的副指导员。”年轻的军人笑嘻嘻地走过来，一面作着自我介绍，一面同周天虹热情地握手。
周天虹刚要去背背包，就被左明一把夺过去，搭在肩上。然后拉着他的手说：“走吧，几步路就到。”
这使周天虹的心头感到一阵温暖。自从今天早晨进入一团，与胡参谋的亲密交谈，还有与团长、政委的接触，都使他心头充满信心，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憧憬。可是自接触到营长那个黑脸汉子之后，那种隐隐约约的轻蔑，却如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似的。现在左明的热情又似乎使他心里升温了。
“左明同志，您什么时候参军的？”他问。
“也就是1935年吧。”左明笑着说，“红军长征经过我们四川，那一天我正在山上给地主家放牛，他们就向我宣传，要给穷人打天下，我一听就很动心，把牛往树上一拴就跟他们走了。我在家里没念过书，现在也只能看个通知，写个七歪八扭的信。你来了好，可以帮助我们了。”
周天虹见他和颜悦色，一面说，一面笑，一笑就露出一口白牙，显得十分漂亮、可爱，很有点喜欢他。
“你过去打过仗吗？”左明忽然转过头问。
“没有。”周天虹微微红着脸说。
“那没有啥。”左明说，“谁也不是天生就会打仗，只要不怕死，打几仗就锻炼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