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准备妥当，高红就煞上她的皮腰带，背上小背包，挎着小挎包出发了。她现在穿的是便装，但是仍保持着洒脱的军人风度。走起路来，步伐轻捷，二三十里路像玩儿似的就赶到了。
杏花营从房舍看，是一个阶级相当分明的村庄。村东头是地主李大官人家的庄园，高大的院墙，清堂瓦舍，几乎占了小半道街。再往西来，则是较一般的房舍，多半是中农和富裕中农，最西头边边沿沿，房舍低矮而破败，那自然是贫农和佃户们的穷窝窝了。高红一面走一面盘算：这次的任务不同寻常；如果住到富裕农民的家里，那就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了。她这样想着，就在村西头一家柴门前停住了脚步。
她手攀柴门一望，院子里有棵大枣树，树底下坐着一个驼背老人，正守着一大堆荆条子，在那里低着头编制筐篓。她知道这人名叫周二，是这村最穷苦的人家之一，家里只有两间北房，一间小东屋，全歪歪扭扭，破旧得不像样子。高红轻轻地叫了一声：“周大伯，您在家呀！”那老人这才抬起头来，向这边望了一望，接着站起身咯咯吱吱地开了柴门，柴门上挂着的小铜铃，也丁丁零零地响了一阵。
“大伯，您认识我吧？”高红带着笑和蔼地问。
“啊？面熟熟的，您是区里来的吧？”那老人猜度着，一面把她让了进来。
高红打量这老人，实际并不太老；因为背驼得厉害，同高红说话还得仰着脸儿。他穿着一件破布衫，露着半个肩头。两只老山鞋踢里踏拉也破得不像样子。高红从心底里腾起一种怜悯之情。
听见院子里有人讲话，女主人也从小北屋里走出来。她看去有四十多岁，人长得很清爽，一只手端着簸箕，一只手握着一把新掐下来的还在发青的麦穗在簸箕里揉搓着。
“大娘，您还认识我吗？”
“咋不认识？”她笑盈盈地说，“我还听你在戏楼前面讲过话哩！”
“大娘，您看我在您这儿住几天行吗？”
“啊哟！在我这儿？”大娘有点意外，以为是玩笑话，也笑着说，“你看我这个老鸹窝能住得下你这个金凤凰吗？”
“金窝，银窝，我都不住，我就是要住在你这个穷窝儿。”高红呲着一口白牙笑着。
“你只要说行，那就行。”大娘说着，就帮着她取下背包，然后拎到屋里放在炕上。一边唠叨着说，“你看我这穷窝脏的！我这家只有八路军住过两次，地方干部一次也没有来过，一到村里就到高门大户去了。”
高红眼往四下一扫，屋子里确实又脏又乱。土炕上放着的两床破印花被，说蓝不蓝，说黑不黑，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拆洗了。屋里除了一张小木桌，一张条凳，墙角里一口破缸，几个破旧瓦罐，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真是一贫如洗啊！高红到这样的人家并不多，今天看到这些，不禁惊叹中国农村的贫穷。
大娘是个热心肠，见高红决意留下，就立时上了炕。她习惯地跪在炕沿上把两只半大脚一磕，然后把一些杂七麻八的杂物和自家的脏被窝归拢在一头；接着抄起笤帚扫起炕来。高红也连忙下手，打扫屋子，归拢东西，不一时就把一间小屋子拾掇得干干净净。大娘把高红的背包打开，铺在一边，亲热地说：“闺女，你跟我就伴吧，到晚上我把那老东西还有我那小子都赶到小东屋去。晚上睡不着了，咱们娘俩还可以拉个闲篇儿呢！”
这时，柴门上的小铜铃响了两声，院子里走进两个人来。高红走到院子里一看，原来是本村的村长，后面跟着一个小伙子。
“哎呀，高同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四十多岁，略略有些秃顶的汉子一脸埋怨地说。
“我随便找个宿儿。”高红笑着说。
“快跟我走吧，房子我早就给您找好了，那地方儿宽敞，吃喝、找人谈话也方便。”村长一边说，一边跟那小伙子丢眼色，“你还不快去，把高同志的东西拿上！”
“不，不，我就在这儿住了。”高红连忙拦住，口气很坚定。
“那怎么行？”村长皱着眉头，“这个地方……”下面的话村长没有说出来，停顿一会儿才接上说，“过去，上面下来的人，不是住在东头，就是住在街中间，那里离村公所也近。”
“村长，你就不要说了。”高红脸色严肃了，一面从口袋里取出十天的粮票，“请你帮我领出十天的粮食送到这里。有事我再找你。”
村长只好接过粮票，涨红着脸敷衍了几句，走出去了。
说实在话，现在最令这个农家主妇犯难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她不时地抬起头望望太阳，太阳已经转到正南方去了，是该做饭的时候。可是做什么饭呢？能让上边下来的人吃自家那种不像样的饭食吗？别说违背待客之道，自己心里也过不去。可是，现在正值春荒季节，瓦罐里的米只剩下不多几把，穷人赖以为生的瓜菜也没有下来。她望望墙头的北瓜，正开着一片黄花，结出的小瓜还不如小孩的拳头大。又怕客人看出自己为难的样子，只在心里叹气。
这妇女盘算了一阵，假托有事就拿起一个小簸箕走出去了。待了好大一阵子，才见她借来了二斤白面端了回来。
“大娘，你弄这个干什么？”高红惊愕地问。
“这个你就不要管啦！”大娘说着喜滋滋地做饭去了。
正午时分，饭做好了，周二的儿子也回来了。这孩子看去已有十七八岁，蒙着一块白毛巾，显得甚是英俊。原来他一大早起就背着几个筐篓前去赶集，也是为了换几个钱度过春荒。
开饭时，大娘给高红搬了一个小炕桌放到里间屋炕上，两张圆圆的白面饼放在算帘里。不一时又打了两个鸡蛋放在小铜勺里炒了炒也端上来。高红一看，周二一家则每个人捧着一大碗黑糊糊的东西蹲在外屋里。看见这情景，高红立时涨红了脸，说：“这怎么行？”一面说，一面跳下炕来，把两张白面饼掰成四份，一人一份放在他们的碗里，一小盘鸡蛋也强行给他们分了。大家争争让让，还掉到地上很大一块。
“闺女，你怎么能这样？这是待客，怎么能每个人都一样呢？”大娘显然带着不满责备地说。
“我不是客，”高红带着笑说，“你就把我当成你的闺女看吧！”
高红说着就抄起一个大黑碗，从锅里盛了满满一碗吃起来。说实在话，开头儿只看见碗里黑糊糊的，并没有看出是什么东西。吃了一阵儿，才辨出是山药干、萝卜干、胡萝卜缨子和玉米面搀和成的糊糊。那种味道和气息都是令人难以下咽的。高红生来并没有吃过这样的饭食，甚至觉得难以承受。但是在群众面前，她还必须装作乐呵呵的样子，使人觉得她吃得很香甜。而在这同时，这一家贫农，尤其是家庭主妇则怀着一种深深的负疚的心情。
“我不过偶尔吃了一顿这样的饭食，而他们，长年累月不就是吃这样的‘饭’吗？他们是怎样忍受的呢？”高红边吃边默默地想，油然生出一种深深的同情。
她一边嚼着那涩巴巴的萝卜干，一面偷眼望着周二，望着他那满是粗茧的大手，那苍老的面颜和深深的驼背，问道：
“周大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四十三了。”周二说。
“四十三？”高红不禁眉毛一扬，吃惊地说，“你的背怎么驼成这样了？”
“你不知道，同志。”周二停住筷子缓缓地说，“我从小就受苦。租种李大官人家几亩地，到我是第五辈了。年年都不够吃。我从十岁起，就腰里捆着绳子上山割荆条子。天不亮就动身，到晚上才回来。荆条子这东西沉哪，我一背就是五六十斤，走的又是山道。还不到二十岁，我这背就开始驼了。以后一背就是一二百斤，我这背就压得再也直不起来了。”
高红叹息了一声，又问：
“你家祖种了李大官人家多少土地？”
“就算二十亩吧！”
“每年出产多少？”
“碰上好年头儿，能打十三石五斗谷子。”
“要拿多少租子呢？”
“要拿十石五斗。”
“咦！要是坏年头儿呢？”
“坏年头也不能少。你当了裤子，卖了儿女也得缴租。”
高红愣住，不言语了。停了半晌，才问：
“八路军来了以后，不是实行二五减租了吗？就是说从原有的地租中减去百分之二十五，你们按规定减了吗？”
“这个……减了吧。”周二神情惶惑，支支吾吾地说。
高红看见他这个样子，忙追问了一句：
“是按规定减了吗？”
“是，是，按规定减了……”
“减了多少？”
“我记不大清楚了。”
周二刚说到这里，儿子瞪了他一眼，把筷子往碗沿上乓地一摔，说：
“爹，你怎么不说实话？谁给我们减了？”
周二当场红着脸，嗫嗫嚅嚅地说：
“是他们要我这样说嘛！”
“大伯，是谁让你这样说呢？”
“是李大官人家传下了话：上面如果来问，就说按规定减了；要是谁说露了嘴，就把地立时收回……”
高红听到这里，才知道问题果然严重。心里想道：我们的基本群众，如果仍然呻吟在封建剥削的重压之下，怎么能抬起头来抗战呢？她沉吟了一会儿，接着问周二的儿子：
“其他佃户也都是这样的吗？”
“国强，你知道你就给高同志说说。”大娘发言了。
这个青年人没有接触过女人，一直低着头抱着大黑碗吃饭。听见高红问他，才略略抬起眼望了望她，温顺地答道：
“是的。”
“你能找三五家佃户，到我这里谈一谈吗？”
“行。”国强说。
晚上，周二把小东屋的柴草、杂物收拾到一边，露出一铺小炕，父儿俩睡在小东屋里。高红就在大娘身边睡了。两个人越拉越亲热，大娘就把自己一切不便告人的家世都对高红说了。她说，她原来是外乡人，因为年景荒旱，丈夫活活地饿死了。从此自己无依无靠，不得不着要饭的篮子外出逃荒。有一天晚上，就住在本村的破庙里。周二见她十分可怜，就把她领回家，两个人跪到地上磕了三个头，就算成了亲。她给他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因为荒年交不上租子，就把两个女儿卖了。大娘说到这里，抽抽搭搭哭了好大一阵子才渐渐睡去。
高红却一直没有睡着。想起自己生活在人世间这么多年，对于穷苦人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深的感受。她想起自己的地主家庭，想起自己每年暑假回到家里，过的是何等富裕的生活！虽然也到穷人家去过，看的却比较表面，哪里会想到挨饿是什么滋味？卖儿卖女又是什么滋味呢？即如今天吃的饭食，简直还比不上自己家里喂猪喂狗的饭食！而他们这些朴实可敬的人，却是真正为这世界生产财富的人，流血流汗维系这个世界得以生存发展的人！自己能够活得这么大，不正是靠了他们的血汗吗！她想到这里，从内心深处感到深深的愧疚。直到今天的夜晚，她觉得自己在延安学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算真正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裹扎根了。
三二 杏花营（二）
第二天一早，阴云四合，不一时便淅淅沥沥下起细雨来。
早饭后，国强找的几家贫农便陆续来到周家。其中有一个六十多岁头发斑白面目和善的老汉，一个十八九岁的闺女，一个二十多岁眉眼透着精明的青年。高红热情地把他们招呼到周家的小屋里。有的坐在炕沿上，有的坐在炕前面的长凳上。周二和儿子国强圪蹴在角落里。大娘殷勤地招待着客人，和大家说笑着。小屋里有一种穷人间特有的亲热气氛。
大娘指着那位头发斑白的老汉对高红说：
“这是我们家大哥，村儿里姓周的就数他岁数大了，一辈子也没成个家，孩子们都叫他‘光棍大叔’。可他是全村第一个热心肠，不论谁家有了难处，只要他听说就会去帮忙。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
高红望着那老人慈眉善目笑眯眯的神气，问：
“大叔，你怎么一辈子也没有成家呢？”
“还不就是个穷嘛！”老人说，“俺爹没死那时候就一心惦记着给我成家，一辈子白操了心。有一年刮大黄风，颗粒不收。全家眼看就要饿死。我爹到李大官人家求借，磕头磕肿了脑袋，才借给了六十斤山药。十八年以后利滚利就滚成了一万五千斤。从此以后，就再也还不起了。后来李大官人家开了个恩，叫我们家每年还一百块大洋，一百斤山药，还得给他家送工，背柴禾。直到我爹咽气，还含着眼泪说：孩子，你已经四十多了，也没帮你成个家，我实在对不起你！……”老人说到这里，沉重地叹了口气。也许他在人前不愿显得过分可怜，又勉强笑着说，“光棍也有光棍的好处。你们有家有业的，为了老婆孩子把心都操碎了；我可省心啦，人走家搬，一个人吃饱饭一家子都不饥了。”
说到这里，把大家也逗笑了；尽管这笑带着浓重的苦味。
大娘又指着那个穿柳条褂子，眉眼俊俏的姑娘说：
“这个叫秀女，是俺们周家的闺女。不是夸嘴，全杏花营的巧手就数她了。你说纺线、织布、绣花，全村没有人敢比。她一两天就能织出一匹布来。就是命不好，娘早早就死了，留下个爹，三天两头生病。一个家就靠着她这双手哩。她又是这村的妇救会主任，走门串户，催妇女们做军鞋，她那眼可尖了，谁做的军鞋不合格也瞒不过她。”
“婶子，你就别夸我了。谁叫我这命不济哩！”秀女微微红着脸说。
大娘又指着那个体魄健壮、眉眼聪明的青年人说：
“这个你认识吧？他叫刘拴柱，是咱们村的农民自卫队队长。他在县里受过训，打枪，埋地雷，样样都行。前些时，他领着民兵跟部队到敌占区，一下子就割了好几百斤电线……”
“不是几百斤，是几千斤！”秀女纠正说。
“对对，是几千斤电线，让骡子驮回来了。现在咱们架的电线就有他们割的！叫我看，这小子是样样都好，就是一个字——穷！二十大几了还没成亲哩！”
“唉，大娘，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刘拴柱笑着说，“你把大家夸了个遍，你就不夸夸国强？”
“他有什么可夸的！这臭小子不让我生气就算不错了。”大娘说着，爱抚地望了儿子一眼。
高红笑微微的，两只鸟亮的猫眼忽闪忽闪地望着他们。她觉得这些穷苦人虽然衣衫破破烂烂，但身上却有一种异常纯朴和真诚的东西，令人从内心里感到亲近。她不慌不忙地跟大家说，她是搞减租减息复查来的；如果查出有不落实的地方，就要立即落实。政府一定给大家撑腰。说过，她问：
“你们杏花营的减租工作到底落实了吗？”
大家问了一会子，光棍大叔眨巴眨巴眼问：
“高同志，你是要听真的，还是要听假的？”
高红笑了：
“大叔，你真能说笑话；我跑了这么远的道儿，怎么想听假的呢？”
“同志，我说的并不是笑话。那从上面来的人，有人是要听真的，有人就是要听假的。他一来，往村公所一蹲，再不往李大官人家一住，找几个干部一问，未了再把材料一凑，把报告一写，最后往上面一递，结果是深入贯彻、全面落实，完了。”
高红噗哧一声笑了，她望着光棍大叔那股幽默逗笑的样儿，说：
“大叔，你总结得真好！我这次来，住在国强家里，又先找你们来，自然是要听真的。”
光棍大叔抹了抹他那稀零零的胡子：
“这个事儿，你要到干部那里去问，或到大街上去问，人们准保会跟你说：减了，减了，落实了，落实了。都按二五减租的政策减了。这些，你最好不要听；你要跑到贫户家里，把他们的米缸敲一敲，把他们的瓦罐掀开盖子看一看就明白了。”他说着就站起来，跑到米缸那里，掀起盖子，伸进整个一只胳膊，咣当咣当敲了几下，又把一个瓦罐扳倒，让大家看了看露出的底儿，笑着问：“你说二五减租落实了没有？”
他的这个举动，把全屋的人都逗笑了。
“那大家为什么不敢提呢？”
“你敢？要是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在阎王爷鼻子底下打喷嚏，马上把你租的地收了，叫你把大锅吊起来当钟敲。”
“别叫他们吓住！”高红严肃地说，“他们要敢收地，我把他送到法院里去！有八路军和边区政府撑腰，你们怕什么？”
刘拴柱插话说：
“最近，李大官人家还散布谣言说，八路军站不长了，迟早是要走的，你们这些穷棒子总不能跟着八路军走吧？”
“这是他们的妄想！”高红气愤地说，“八路军是不会走的。把日本打走，还要建立新中国呢！”
刘拴柱接着又说：
“他们还派出梁二秃子对穷人说，你们别听八路军那一套，减租？减什么租？自古以来，种地拿租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咱们都是乡里乡亲，不要丧良心。要不是李大官人家把地交给大伙种，这一带穷苦人不知道要饿死多少哩！你们不要忘，这是李大官人家养活了大伙，不能恩将仇报！”
高红把这段话记在小本本上，然后抬起头问：
“那么，究竟是地主养活了穷人，还是穷人养活了地主呢？”
大家一时无话，高红望着光棍大叔说：
“大叔，你说到底是谁养活了谁？”
“这个……”光棍大叔眨巴着眼，从腰里解下旱烟袋，灌满烟锅子，然后夹着烟管巴嗒巴嗒地打起火镰。他点着烟抽了两口，说，“我看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土地都是人家的，要是他不给咱种，那咱们这些穷老百姓可怎么活呢？”
高红又望着周二说：
“大伯，你看呢？”
“我，我也说不准。”周二迟迟疑疑地说。
“我看这理儿不对。”高红说，“古时候，那土地本来是大家共有的。后来出现了私有，土地才被一小部分人占了。这样大伙儿才给那一小部分人种地，那伙人就不劳动了。可是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一块地放在那儿不去耕种，一万年它也不会打出粮食。可是我们穷人，一年辛辛苦苦打出了粮食，大部分倒被地主拿去了。他们身不动，膀不摇，一年到头又吃香的，又喝辣的，我们穷人劳动了一年，倒吃没得吃，穿没得穿。这就叫劳动的人不享福，享福的人不劳动。这怎么能说是公平的呢？所以不能说是地主养活了穷人，而是穷人养活了地主。你们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高红一番话说得人心明眼亮，纷纷点头。刘拴柱说：
“我看这个理儿对。要是我们不给他劳动，他到哪里去吃香的、喝辣的？”
秀女也在一边发话了：
“他们说减租是丧了良心，我看是他们丧了良心！”
高红红润的脸上浮出微笑。她觉得“谁养活谁”这个道理，对某些人可能显得深奥；而对被剥削的劳苦群众，却是一点就破，是很容易理解的。
“现在这个减租，只是稍微减轻一点剥削，并没有取消剥削。”高红解释说，“这是为了团结地主阶级一道抗战。将来把日本打跑了，还要实行土地改革，使人人都有地种，到那时封建剥削就要全部铲除了。”
“那就好了。”秀女微笑着，两个眼睛亮晶晶地放光。
“到那时候就好了！”光棍大叔、周二和全屋子的人都说。
高红觉得这个会开得很圆满。最后告诉大家，回去分头活动，把全村的贫农都动员起来，准备着到李大官人家进行说理斗争。
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第三天，在杏花营村东的河谷场上召开了全村村民大会。高红在会上讲了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问题。随后由刘拴柱和周秀女率领着全村的佃户闹闹吵吵地来到李大官人家的庄院门前；
“快让李东家出来客复问题！”人们一片声嚷着。
不一时，李永寿从大黑梢门里走出来。他秃着脑瓜，穿着一件银灰色的纺绸长衫。戴着一个蚂蚱腿的平光养目镜、他虽然只不过五十来岁，却已经黄皮寡瘦，衰弱不堪。此人在北京读过几年书，想买个官儿也没弄成，还学会了抽大烟，胡嫖滥赌。回家后娶了好几房姨太太。身子像是淘空了的蛇皮，走路都颤巍巍的。此时他抬起头望了望，见门前来了这么多人，旁边还站着高红，不免有些惊慌。随后又勉强镇静下来，笑了一笑：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有话好说嘛！干吗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
“我们要下租子！”人们纷纷地叫。
“下租子？下什么租子？八路军一来，我就按他们的规定，实行了二五减租，一分行利了嘛，还要下什么租子？”
“李永寿！你要放老实些！”刘拴柱在人群中大声喊道，“你嘴里说减租，你一个粮食粒儿也没有减，你想骗谁？”说到这里，他回过头对众人说，“乡亲们，李永寿给你们减租了吗？”
“没有！！！”人们齐刷刷地喊。李永寿哪里听到过这种震人心魂的喊声，脸立时变得苍白。
秀女从来不敢抬起眼看看这位威严的东家；她每次从李大官人家门前经过，心里就发紧，马上加快了脚步。今天她却在人群里站得直直的，用手指着李永寿说：
“你明明没有减租，硬说减了。你还威胁我们，不许我们说实话；说谁要说了实话，就把谁的地收了。李永寿，你是想把大家都饿死呀！”
秀女的声音又尖又亮。这是她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讲话；也许由于胆怯或者少女的羞臊，声调里总是带着一些颤音。
“呸！这样的小女子也敢造反！”李永寿在心里骂道。他立刻把眼一瞪：
“谁说这话了？哪个说要收你们的地了？减租减息，这是抗日政府的政策法令，我敢说这样的话吗？”
听了李永寿连珠炮般的发问，秀女反而胆气更壮，立刻眉毛一扬说：
“是你的管家梁二秃子到我家里说的，你敢不承认？”
话音未落，下面一片声嚷：
“也到我家说了！”
“也到我家说了！”
光棍大叔也抹了抹胡子，放大嗓门说：
“梁二秃子还跟我说，八路军站不长了，你们别跟八路军走。”
“这个三八蛋，简直胡说八道！”李永寿立刻改变口气，勉强挤出一点笑容说，“大家都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我的生活过得去，也得让你们的生活过得去。你们来，不就是为了减租吗？减就是了，这个好说。”
高红一直默默地站在旁边，脸上虽然相当严肃，心里却在笑着。她看见千百年来一直被压在底层连大气都不敢出的劳苦人，今天能够扬眉吐气说出几句像样的话来，真是万分高兴。现在一看李永寿低了头，时机已到，该收场了。她迈着稳重的步子走到前面。
“乡亲们！今天你们来找李永寿说理，这是做得对的。二五减租国民政府早就颁布过，但从来没有执行。现在为了抗战，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边区政府重新颁布了。李永寿不执行这个政策法令，明减暗不减，且压制群众，这是违法的。究竟怎样处置他，应该由政府研究。现在，既然他已经答应减租，就应该从颁布这项法令的时候算起，把两年间该减的租子完全退回来，欠债的利息也减下来。这件事应该从明天起就办。你们说好不好？”
“好！！！”下面响起一片掌声。“中国共产党万岁！”“边区政府万岁！”的口号声也震天动地地响起来。
三三 杏花营（三）
杏花营欢腾喧闹起来了。那些衣衫褴褛的贫农们，一个个背着大口袋，像乱纷纷的工蜂一般，拥挤在李大官人家的仓房前面，把应退的粮食背回家来。他们笑了，杏花营笑了。
说也奇怪，还是同一个杏花营，顷刻间焕发了新的生命。人们愁苦的面容像被一阵春风吹得无影无踪，田间地头和街头巷尾到处都扬着笑声。一切都充溢着勃勃的生机。
高红并没有就此罢手，她懂得不整顿改造基层政权仍然是不可靠的。经过继续发动群众，民主选举，终于把听命于李大官人家的村长、村副和其他干部撤换下来。新选了刘拴柱担任村长，周秀女担任村副，光棍大叔也当了粮秣主任。工作立刻有力地开展起来。
高红正准备回去报告工作，上级又下来了新的指示，要她乘此有利时机，掀起参军热潮，动员优秀青年壮大部队。不用说，前方持续不断地战斗，部队必须及时得到补充。
高红知道这种工作同发动减租还有不同：发动减租是发动群众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进行斗争，而参军则是要他们自己或自己的亲人献出生命。这是非同小可的，工作本身是相当艰巨的。高红免不了走家串户地去做工作。好在这时同初来杏花营不同了，村干部和党支部都配合得很好。
经过一个礼拜的动员，村里已经有十几名青年报名。高红虽然住在周二家里，却没有动员国强参军。因为她看见周二背驼得那么厉害，心里很有点可怜他；如果再把他的儿子动员出去，未免心中不忍。因此话到嘴边就咽回去了。哪知这天她刚从一家贫农那里出来，却被国强截住。
“你为什么不找我参军呢？”他满脸不高兴地问，“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过去在高红面前，他是不敢抬眼睛的；现在熟惯了，把眼睛睁得大大地瞅着她。
高红自然不能说出自己隐秘的情感，就笑了一笑，避开说：
“你是挺好的小伙了，我怎么会瞧不起你？”
“那你为什么不找我呢？”
“我是考验考验你的自觉性嘛！”高红随机应变地说。
国强听了这话，高兴了。
“告诉你，我是决心要报名的！”
“这个……，我当然赞成。”高红说，“你先同你娘商量商量。”
高红这天跑了好几家，实在累了；晚上回到周二家，一倒在炕上就睡熟了。夜半醒来，听见院子里还在悄声谈话。
只听国强用撒娇的声音说：
“妈，你就答应我吧。你看人家都去了，我怎么能落到他们后边去呢？”
隔了一会儿，只听房东大娘说：
“孩儿，我不是拦你，你妈不是那种不懂事的，我是可怜你爹。你看他那个样儿，刚刚四十几就成了小老头儿了。你走了以后家里的地可怎么办呢？”接着，似乎有抽泣的声音。
“妈，你不要这样。”又是国强的声音，“村里说，我走了以后，村里会有人代耕的。”
隔了一会儿，大娘似乎停住了抽泣：“话都是这样说，谁知道到时候会怎样！”
下面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固执的意念：“我想，拴柱哥不会说话不算数，再说这是边区政府的政策。妈，你就答应我吧！”
“叫你爹说！”又是大娘的声音。
沉默下来了，没有再说话。大约停了一袋烟工夫，才听见一个充满决断的坚实有力的土音说：
“孩儿他娘，你就叫孩儿去吧。打日本，这是正事。我周二窝囊了一辈子，不能再让孩子也窝在家里！”
事情仿佛这么一锤定音，下面又沉默下来了。
不一时，听见大娘摸索着走进来，没有点灯，就在自己的身边悄悄躺下。高红却再也难以成眠。不是别的，而是一种东西深深地感动着她，使她进一步认识到贫农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在农村中的地位最低，所处的境遇最困难，而他们的革命性也最强。即如这次参军来说，也以贫农的子弟居多。尽管他们的生活最为困难，但他们却是如何地深明民族大义啊！
扩军工作相当顺利。杏花营报名参军的青年有三十余名，几乎够一个排了。举行欢送大会那天，县里区里和附近部队都来了人表示祝贺。高红的老同学、《晋察冀日报》的记者晨曦也来现场采访。这天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参军的新战士头上箍了块崭新的羊肚手巾，胸前戴着大红花，肩膀上或者腰里带着一双新鞋，一个一个笑得像秋天的石榴咧着嘴儿。开完大会，干部们把他们一个一个扶上马去。这时，他们的亲人也都前来告别。这场面自然十分动人。国强的妈妈拉着儿子的手还不肯放，刚要张嘴说话，泪就刷刷地流下来了。挣扎了半晌，才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儿啊，你要好好干啊！离家门近的时候，你就来看一看，远了你就写封信来。……”高红在旁边看着，眼睛也湿润了。
一场大喧闹和情感的大激动过后，村庄寂静下来。
黄昏时分，西天上腾起一大片玫瑰色的霞光，村庄沐浴在夕阳柔和的余晖里。高红借了一个大面盆，抱着衣服来到井台上，痛痛快快地洗了洗头，然后又洗起衣服来。
“高红！高红！”
高红听见有一个熟稔的声音唤她。远远一望，一个人正朝着她急匆匆地走过来。高红一看他那圆胖脸和那副黑边近视镜就知道那是晨曦。他穿着瓦灰色的中山装，领扣也没有系；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大概因为漏水，口袋染了很大一块蓝色。一切都显出文人不修边幅的样子，抗大那种严整的生活痕迹，在他身上似乎已经不多了。
“我找你好半天了！”晨曦满脸都是热诚。
高红笑了，示意他坐在对面一块大青石上，亲热地说：
“晨曦，我在报上看见了你不少的文章，你跑了多少地方呀，你真成了边区的大记者了。”
“那个不算什么！”晨曦摇摇头，“我的那些诗你看了么？那是下了一些工夫的。”
“诗倒没有看见。”高红带着歉意。
“哎呀，高红，你对老同学多不关心哪！我的诗，《晋察冀日报》、《子弟兵报》上都有，《诗建设》上更不少。你没有见过《诗建设》吧？”晨曦说着，从挎包里抽出一本油印诗刊递过来，“你瞧瞧，这是诗人田间、邵子南主编的，诗人方冰刻印的，你瞧瞧印刷得多精美！在敌后能够出这样的刊物多不容易！”
高红擦了擦两只湿手，接过来。封面上是一个手提铜锣的农民，大手大脚，粗朴厚重，一看那笔法，就知道是画家兼作曲家李劫夫的作品。再一翻目录，里面有十几位边区诗人的诗作。其中也有晨曦的诗。
“你认识田间和邵子南吗？”高红抬起头问。
“认识，认识。我们在延安就认识了。”晨曦说，“这两个同志热情得很，我们可以说一见如故。他们很关心我，总是鼓励我多写一点儿。我的诗稿一到，他们就立刻发表。所以我这劲儿越鼓越足，完全沉醉在诗歌里了。在山里走着路也在做诗，晚上睡不着躺在炕上也在做诗，想起好的句子，就爬起来点上灯连忙记上，简直像被鬼迷住了似的。”
“晨曦，”高红笑着说，“我看你将来就不要结婚了，你就同诗歌女神结婚算了。”
“那恐怕也说不定。”晨曦笑着说，“其实，这是有原因的。自从我们来到这块根据地，我实在太爱咱们的晋察冀了。不管看到这里的人民，这里的军队，看到这里的大山，这里的溪流，这里的芳草，这里的野花，都会引发我的诗思和灵感。我再也不能同这块土地分开了。我要同它生死存亡在一起，就是为它流血牺牲，我认为也是值得的！”
晨曦仰望着西天的云霞，两只亮晶晶的眼睛在镜片后放光，似乎沉入到某种崇高的境界中。高红受到感染，也沉默下来。她觉得晨曦似乎有不少改变。在延安时，晨曦就像一个大姑娘似的，一说话就脸红，一天到晚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写诗。尤其是在女人面前，拘谨得很，还没有说话脸就红了。现在可洒脱多了。
两个人沉默了半晌，晨曦忽然把手一挥，说：
“不要光谈这些了。高红，好久不见，我看你可瘦多了，你一直泡在下面，怕是太辛苦吧！”
“苦是苦一点儿，不过我的心境很好。”高红说。
“你的情况我听到不少。人们说你住在一个穷罗锅家里，吃地瓜干，喝稀糊糊，领导贫农把地主斗倒了。大家都赞扬你。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像你这么一位富家小姐，能够做到这一步，是很不简单的。”
高红把搓洗的衣服丢在水盆里，从容地回答道：
“晨曦，我要告诉你一点新的体验。这次我虽吃了些苦，但我并不以为是受苦。我看见了世界上最苦的还是这些贫农们。我觉得能为这样的人做一点事，是一种幸福。尤其那天，我看到他们把退回的租子粮背回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幸福。”高红沉了沉，又说，“你说我是富家小姐，不错，的确如此。也许正因为这样，我认识到，找过去在父母家里吃的粮食，用的金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我今天为他们做点事，不过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报答。我的良心似乎也得到一点安宁。”
晨曦笑微微地用爱慕的眼光望着高红，心里默然想道：这个女子端的不凡，自己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可爱的女人。她的灵魂实际上是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移行。高红被他看得怪不好意思，红红脸，连忙转变话题道：
“晨曦，你写了那么多诗，你干吗不为杏花营写一首诗呢？你看了今天参军的场面不感动吗？”
晨曦猛然惊醒，仿佛从一个短暂的梦境走出来，带着几分尴尬笑道：
“我怎么不感动呢？我一看小伙子们骑上马和他们的亲人告别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了。下午我就坐在树荫里写了一首诗，还没有修改呢！”
“你让我看看。”高红伸过手来，笑着说。
“这恐怕不行。有个大作家曾说，稿子没有修改就等于女人没有梳头、穿衣服呢！”
“不，自己人怕什么！”
高红说着站起来，就要来搜，晨曦只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皱巴巴的本子递过来。高红立刻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写的全是诗，已经写了半本子了。她翻出最新的一页，一看题目是《献诗——为伊甸园而歌》，就轻轻把头一摆，把一绺头发甩在一边，然后靠在一棵柳树上，念起来：
那是谁说
“北方是悲哀的”呢？
不！
不！
我的晋察冀啊，
你的简陋的田园，
你的质朴的乡村，
你的燃烧着战火的土地，
它比
天上的伊甸园，
还要美丽！
啊，你——
我们的新的伊甸园，
我为你高亢地歌唱。
我的晋察冀啊，
你是
在战火里
新生的土地，
你是我们新的农村。
每一条山谷里，
都闪烁着
毛泽东的光辉。
低矮的茅屋，
就是我们的殿堂。
生活——革命，
人民——上帝！
人民就是上帝！
而我的歌呀，
它将是
伊甸园门前守卫者的枪支。
高红念到这里，不禁失声叫道：“好，很好！”接着又往下继续翻看。
诗看完了。高红仍久久地陷在沉思里。停了许久，才收起小本子还给晨曦，感动地说：
“晨曦，你这首诗实在写得太好了！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称赞你，你的感情真深，实在太爱我们的晋察冀了。你说的很对，我们确是在创造一个地上的乐园。”
晨曦沉默着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高红又沉思着说：
“当然，你谈到死，谈到牺牲，这是一个投入战斗的战士不可能不想到的问题。我也想到了，我想今天参军的青年和他们的亲人们，他们都会想到的。然而，正像你所说，我们的鲜血和生命都会化作芬芳的花朵，开在通向乐园的路上。你说是吗，晨曦？当然，我现在还不想死，我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我们好好地保卫我们的伊甸园吧！……”
西面天上那一大片玫瑰色的云霞，不知何时渐渐淡了，暮色无声地温柔地垂落下来。
三四 爱，该丢也要丢……
晨曦离开杏花营，要回到报社去。
在路上已经是第二天了。正是麦子行将开镰的时节，满山满谷的梯田一片金黄。尤其唐河两岸一带比较富庶的地方，山是青的，水是绿的，青里透黄的麦浪，一眼看不到边。山崖上，大道边，有不少杏树，果实已经黄熟。村头上几个小姑娘着篮子，在卖早熟的杏儿。晨曦买了一大包，装在口袋里，一路走，一路吃，酸甜适口，吃得十分惬意。他看着眼前的麦浪，想起不久前邵子南的诗句：“只有贫农才了解春天。”这是多么深刻呀！而现在，难度的春荒就要度过了。
自离开杏花营，晨曦的眼前便一直浮动着高红那齐眉娃娃头的面影。一时是高红睁着一双猫眼带着笑意静静地看他，一时是高红轻轻地甩了一下短发靠在柳树上读他的诗，一时又是高红清脆的爽朗的笑声。他走在路上，抬头看看青山，青山上便出现高红的面影；低头看看大川里的麦浪，麦浪上也浮现着高红的面影；仰头远望宽阔的蓝天，那可爱的面影也在对着他微笑。晨曦想赶掉这影于，想想别的事，谁知不到几分钟，高红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出来。他不安了，惶惑了……
晨曦回到报社。在外采访二十多天，衣服够脏的了。他到河边把衣服洗了洗，又跳到河里洗了个澡。但是高红的面影却依然驱之不去。他把稿子匆匆写完交卷之后，这种情感似乎更为浓烈。老实说，他从小至今，还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
“这究竟是什么？难道这就是爱情吗？”他悄悄地询问自己。
他想起在延安，自己和高红的关系比较一般。虽然他觉得高红是一个聪明、活泼、颇有艺术天才的女性，但还没有发现她身上有什么特异之处。因此也就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何况那时自己是一门心思地投入到诗歌女神的怀抱中去了。抗大的生活是那样紧张，剩下一点时间，不是写诗，就是跑到诗人柯仲平那里去。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前方回到延安，他也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去欢迎。再加上又要出诗歌墙报，又要同年轻诗人们讨论问题，他哪里还有什么余暇呢？另一个原因是，高凤岗兄妹和周天虹都把他看成是一个小弟弟。有一次高红竟公然地叫他“小鬼”，自然引起他的不满。他心里说，你不也是小鬼么，有什么资格单叫我小鬼呢？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他们有时还拿他开玩笑，嘲笑他写诗，仿佛写诗是什么缺点！甚至把手伸到他的胳肢窝里来胳肢他，乘机抢去他还没有修改的诗稿；尽管是善意，可叫人多么难堪啊！每逢这时，高红竟在一旁咯咯地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