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工作方式 .11
而吃大亏。敌人在“扫荡”根据地时，都要派很多的汉奸、特务来进行侦察
破坏工作，如不把岗哨搞好，到“扫荡”时就要吃亏。我们在墙壁上写着“要
想不受伤，就得站好岗”的标语，这是完全对的。敌人在华北的头子冈村，
是长于阴谋、长于特务的，最近从北平、太原都派出奸细到根据地来活动，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情报警戒工作，才不会吃亏。
第五 战术问题
不管什么战术，第一便是武器问题，有了武器就要看技术如何？那就是
有枪会打，有手榴弹会投，有地雷会用，有土炮会放，有刀矛会刺杀。其次
要说如何打，打法只有三个：一个是袭击，一个是伏击，一个是急袭。这三
种打法就是：敌人驻着，我找着去打它，叫袭击。等着敌人来，我们预先埋
伏好打它，叫伏击。这种打法也不能死板地等待着，也还要用勾头的办法来
打它，急袭就是碰着时打，能击就击，不能击就游。麻雀仗就是游击战最小
最散的战斗队形，其打法也是用这三个打法。我们不仅要白天打，而且要黑
夜打。敌人白天行军疲劳，黑夜睡下象死猪一样，是最好打的。或者是白天
选择好地点，夜晚去袭击它。能够打到它就坚决打，如打不到就走。游击战
争就是：游，要拖垮敌人；击，要打垮敌人。要使敌人处处挨打，敌人很少
打得着我，敌人是越打越少，我们是越打越发展。“不论黄猫黑猫，谁咬住
老鼠是好猫”。
在打的时候，还要注意目标的选择，打头、打尾、打侧面。在敌“扫荡”
时，尾巴是最好打的。同时还要注意打有利的仗。一般的民兵打麻雀战是最
有利的，收效最大的。特等射手重点放在打敌人的官长。反“扫荡”时要打
扰乱的仗。敌所走的路，每一次来都是有一定路线的。我们预先沿途埋伏，
待敌人到来时，枪、刀、矛、手榴弹、地雷同时皆打，给它很大的杀伤，是
最好的机会。在反“扫荡”中，我们更要确实掩护群众退却，对群众有利时
就要坚决打，对群众无利就不打。在反“扫荡”中敌驻扎以后，要打“清剿”
的队伍，发扬地雷、滚雷的作用。根据我们的目的，决定战斗手段。在反“扫
荡”开始还要改造道路便于游击，测量距离，才能打得更好。敌人在“扫荡”
后期退却的时候，边沿地方打头，补给线上打腰，腹地打尾，里外皆打，是
收回敌人抢走我们东两的机会。打它一个，打它两个，由小胜积大胜，最后
算账等于一个大胜仗。
同志们！大家要好好地工作，打击敌人。在反“扫荡”后，看我们的成
绩如何。我提出的五个问题，不但是讲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而主要的还是
进行群众游击战争的组织工作和训练工作。训练工作必须切合业务需要，必
须非常熟练，不可闭门造车，陷于主观主义。
在讨论《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时的总结发言
①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
一 党中央指示［1］总的精神是，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干部水乎，增强党
性建设
党中央对干部政策提出了德才资的问题，我们在执行中也是顾及了的。
我们来回想一下，张国焘的干部政策怎样？那是愚民政策，他也有三个字，
就是“捧、弓、轰”，没有施以教育。干部经他捧，就弓起来，不听招呼，
就要给以各种“轰轰烈烈”的打击。再回想一下党中央对我们是怎样的培养。
特别在今天更困难的斗争中，党中央再一次地叫我们注意团结，防止敌人挑
拨。团结于党和党的路线，这是我们团结的核心。而张国焘是要团结于他一
个人而不团结于党，不以党为团结的核心。再说当时地方与军队的团结怎样？
别的不用说，在达县有团长打县委书记还要手工钱的，在巴东时军队在前边
打仗，后边群众有把桥都拆了的。而我们现在各方面的团结又是如何呢？
至于纪律，我们有党规党法，赏罚都是建筑在革命利益之上的。张国焘
就没有纪律，乱杀人乱打人是什么纪律呢？军纪应该建立在正确的原则上，
在那种没有道理的“纪律”下就会废弛军纪。我们现在的纪律还执行得不够，
但比起以前那是根本不同的。
这几年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绝大多数是进步了，但是在进步当中还有阻
碍，敌人还对我们进行挑拨。这一指示使我们了解到，党中央是真正具体地
了解情况的英明领导。
在指示中第三项说到关于干部工作分配问题［2］，对此有的同志怀疑有什
么不同？我看没有什么不同。所谓不同，即由于考虑到，原四方面军的一部
分干部在张国焘统治时期，在愚民政策之下，很少受到党的教育，应该以很
多的心血来教育培养他们，而不能有所歧视。我们应该理解党中央的这一片
苦心。若不如此理解，正给敌人以挑拨的空隙。在困难中团结问题是非常重
要的。在加强团结、增强党性建设中来迎接新的胜利。
二 自由主义的来源和克服的办法
政治委员［3］说了，在困难中有部分同志表现右倾动摇，大家应该互相帮
助，上级要领导挽救，自己要进步，一般同志要帮助。现在帮助所以少，就
是自由主义的问题。希望大家重视这一问题。自由主义正是右倾动摇的掩护，
给敌挑拨以空隙，我们必须如此提出。从我们干部成分来说，百分之五十九
是农民，百分之二十五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成分只有百分之
七，其他非无产阶级分子如按照社会成分来说，是小私有者。现在大家进到
革命队伍中来都有了大进步，但是还有进步不够的。自由主义的发展就表现
我们的进步还不够。现在还有许多个顾个，以自私自利的人生观来看问题，
不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从阶级着眼。这种观点的发展是不好的，这种观点
对破坏分子的言论同情，不揭破，将整个革命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
我们队伍的这种成分，是刚适合于自由主义发展的，谈纪律就不舒服。
在困难当中，自由主义对我们的危害不要看小了。如何去克服？应对照毛泽
东同志反对自由主义十一条好好反省，只有提高共产主义思想才能将自由主
义打倒，因此还要开展思想斗争。有的同志以为思想斗争是打击，主张和平
同居，这是不对的。只有开展思想斗争，才能使敌人无隙可乘。打击坏的，
正是帮助同志进步。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来革自由主义的命，将党的路线在整
风中实行起来，才能挽救许多同志，补救许多漏洞。思想斗争的开展是培养
正气压倒邪气。
三 德才资是干部政策的尺度，是干部自修的标准
这在中央已有明文指示，虽然我们也已经做了，但工作还有做得不够的
地方。以德才资为尺度的干部政策是革命和党所需要的。德，即是对革命人
生观的忠实行动；才，即是加强业务学习与教育，将工作做好，在工农干部
来说就要学习文化；资，是资望而不仅是资格，是与群众的联系和在群众中
的资望。有的同志不将三者联系起来，只讲资格，这是不对的。德才资应成
为干部政策的尺度，要从这些方面培养，特别要紧的是自修，自己多用功夫。
领导机关要“知人善任”，每个干部就要“自知胜任”，两者联系起来才行。
整个来说，干部工作成绩固然需要看到，但我们培养出来的干部，能独挡一
面工作的并不多，还须大家努力。四 团结于党，先从工农干部与知识分
子干部进一步融洽做起，渡过难关，迎接胜利
现在一般是团结于党的，但是团结得还不够完善，农民干部与知识分子
干部还不能完全融洽，互相发扬长处克服短处。两年前我们对农民的狭隘思
想进行了斗争，有着很大进步，但是格格不入的现象还未消除，如对毛泽东
同志的整风报告，一些农民同志只看到“知识分子最无知识”一段，而知识
分子同志则偏指老干部知识不够的一节。敌人特务、叛徒就时时抓住这个问
题向我们进行挑拨破坏，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今天要进一步来改善我们的团
结，使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完全融洽起来，格格不入的现象必须消除。
要进一步地配好干部，促使他们互相帮助。如在一块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在
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不进步，就要责问共同工作的老干部；同样，如老干部文
化水平不提高，就要问知识分子干部为什么不教他学习？从此来加快我们的
进步，加强团结，消灭敌人对我们的挑拨破坏，渡过难关，迎接胜利。
五 强化管理教育与思想斗争
这是组织与教育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提法？检查起来，教育工作是有
成绩的，管理工作还需要努力。这些工作虽然做了，但做得不够，即在制度
范围内也还有照料不够的地方。要将教育工作加深，管理工作更加严密，组
织工作更加强化。要照顾落后层，大家对帮助落后层都要负起责任来。不管
有些落后同志怎样怨骂，首先要检查我们的办法是否正确。但无论如何诬蔑
谩骂是不容许的。对同志的态度要严正，有人不满，不用害怕，我们不能当
和事佬，不能做庸俗的人。象邓政委、蔡主任［4］那样的严正态度是对的，是
必须的。要强化制度纪律。如无制度纪律，那是削弱军队最好的办法。问题
已决定就要实行，任何姑息，无严正态度是不好的；特别是如无纪律，军队
就无法战胜敌人。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纪律，就是帮助了阶级的敌人［5］。
过去我们着重说服教育是对的，但纪律有些松懈了，有些容忍，惩罚不够，
奖励也不够。今后对不服从上级、不听招呼、转变不过来的人一定要处罚。
在百团大战时提出了奖惩制度，收到了很多效果，但是执行得不够，以后一
定要做到。如二分区的特务连长，工作、群众纪律、威信都很好，一定要表
扬；对破坏纪律的人一定要处罚。没有纪律，要领导广大的群众斗争是不可
能的。我们党军与别的队伍有什么不同？就是有党的领导，这是革命军队的
特质。只有强化思想斗争，才能防腐，而且还能滋补人。对一切造谣及不良
倾向，必须予以斗争。
六 集中力量实行整风，在党中央、毛泽东旗帜下继续前进
整风已经开始，但还不够起劲，应该以全力进行。整风是百年千年的大
计，是准备干部迎接新时代非常必要的工作。我党己成为全国性的大政党，
成分有着大批农民、知识分子，整风有着绝大的意义。反省笔记，有些同志
做了，但不十分深刻，联系实际问题反省不够。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做？只
有以全力进行整风，才能说是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
织上、政治上来执行党的指示，才能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继续前
进！
注 释
［1］党中央指示，即《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
是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发出的，原文如下：
（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逐渐提升上
来的，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能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后又
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的
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
数分子投敌。
（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期，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
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
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的。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
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原因，
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际，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
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
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积极起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
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
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
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也已收到了效果。
（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
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每个
人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
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政治
军事水平。
（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表扬，如犯有错
误（任何干部都有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加以指示和帮助
纠正其错误，不指出和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有相互间的诚恳坦白的关
系，任何隔阂、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
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是不合事实的，对于部团结是极端有害的，
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的内部关系。
（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
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地直率地随时向当地军政
党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
对党的认识和工作能力。（六）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
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在
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想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的
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地方关系而发生的任
何微小的隔阂。（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2］第一二九师当时收到的中央电文误为“工作分配应与其他干部不同，
但不应有歧视”，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在《党的生活》第六
十二期上重新转发中央指示的按语中指出：“中央这一指示去年发出时，曾
经因翻译及电台收发，发生许多错误的甚至与原意相反的字句，经中央今年
六月校对更正，特重新刊载于此，各地党接到后，望重新传达。”刘伯承的
这篇讲话是在中央订正该电文之前讲的。
［3］政治委员，即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
［4］蔡主任，即第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
［5］列宁的原话是：“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
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
无产阶级。”《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一页。
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①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全国抗战，已六年于兹。本师即在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及朱、
彭总副司令直接指挥之下，深入敌后，且现已与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的
广大民众血肉结合，坚持敌后抗战，成为敌人不可摧毁的力量。
我们与敌人斗争的过程，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七七”抗战起到武汉失守（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
日）
这一时期，即敌人所谓“堂堂阵容”的正面进攻的时期。当它由平津陆
续攻陷大同、石家庄、太原、济南、新乡以后，其重点就转移到徐州、武汉
的会战去了。它向华北进攻时，主要是依托铁路，进行“突贯攻击”与“分
进合击”，及占领一地后，则注重于巩固战略要点和后方交通，逐步进行其
歼灭我游击战争的围攻。先之以大烧大杀，煽动土匪会门，成立伪皇协军；
继之以治安维持会的建立，以图消灭或驱逐我军，确实控制华北，变为殖民
地。
这一时期，我八路军奉命开入山西，协同友军作战。本师即在同蒲路北
段及正太路沿线之敌军的侧背进行攻击，以配合正面友军的防御。其间，以
策应忻口战役，袭击阳明堡烧敌飞机，和在正太路南侧之七亘村、黄崖底等
处所进行的诸战斗，曾给了友军以很大的助力。迄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主
力向南撤退，而华北同胞惨遭屠杀之际，我党我军为要从敌人侧背牵制敌军，
以掩护友军起见，为要结合华北广大人民，保卫身家保卫华北起见，曾提出
“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口号，实行坚持敌后斗争，
以加强协助友军作战。此时，本师即一面坚持晋东南所有阵地与敌苦战，另
一面则分遣部队，更深入敌后——冀南、鲁西北出击，特别着重于发动群众
游击战争，摧击敌后交通，以使友军得以从容转移，严阵作战。迄武汉失守
之日为止，本师在晋东南作战，最著者为破坏了正大路，粉碎了敌人对晋东
南的六路围攻和九路围攻，抑留了敌人增调徐州会战的兵力。同时，深入冀
南、鲁西北的部队，亦结合当地民众，摧毁了各地伪政权，连在冀察政权［1］
时，地图变了颜色的冀南，即于此时被我军克复，并消灭了伪皇协军土匪会
门武装六、七万人，策应徐州与武汉会战，并曾组织对平汉路、道清路与津
浦路的大破击十余次，截断敌人在徐州会战中的接济。我军这样的在晋冀鲁
豫间与民众结合抗战，特别是民众抗日武装蜂起响应，驱逐敌人，遂开始建
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日寇尖锐对立，肉搏斗争。
第二个时期——从武汉失守到华北“百团大战”（一九四○年底）
这一时期，即华北敌酋杉山元所实施的“治安肃正”时期，也就是对我
进行所谓总合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总体战”的时期，而其在
政治上着重于挑拨抗战的团结，在军事上则回师增援华北（仅在本区周围者
已达八万），强化交通，割裂我根据地，建立治安军、警备队，进行所谓分
散配置奇袭“牛刀子战术”的“扫荡”期。其目的在彻底消灭我军，由“治
安肃正”进入华北殖民地秩序的建设，以便进攻西安、重庆、昆明。
这一时期，我军结合华北民众，对敌进行全面的全力的斗争，人民给了
我军以“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称号。在军事上，则以主要的游击战间以运动
战，进行频繁的反“扫荡”与破击交通线上之敌。当时本师在“粉碎敌人囚
笼政策”口号之下，粉碎了敌人大的“扫荡”就有十次之多，而破击战则更
为激烈。冀南的交通斗争，甚至在一九四○年的全年进行着，其中尤以阻滞
敌人修德石路为最残酷。在山西，则收复了邯（郸）长（治）公路，破击了
白晋铁路。有名的“百团大战”，曾痛击了华北敌人，打破了他们进攻西安、
重庆、昆明的阴谋。
第三个时期——一九四一年到现在
这一时期，即敌人在“百团大战”震撼之后的所谓“治安强化”时期，
也就是总体战强化时期。现敌人已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特别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完成大东亚“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
方针，加强人力物力财力的掠夺（尤其是壮丁、粮食的掠夺），建设伪军，
整顿伪组织，求其“净化”。对我边地则跃进蚕食，对我腹地则“铁壁合围”。
所到之处，显明的交通线封锁沟与潜伏的特务组织都构成网状，以期实现其
抢光、杀光、烧光的政策。这尤为敌酋冈村宁次的“杰作”。
这一时期，我“三三制”民主政治的建设日有成绩，因而各阶级团结对
敌的力量遂日益增强。在“精兵简政”之后，我们正规军游击队人民武装等
结合人民而成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正发挥党政军民一元化斗争的威力。在
一九四一年与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就本师作战来说，即达七千九百七十六次
（冀南较多），而其中有十九次是大的反合围、反“扫荡”战，至于反蚕食
与交通斗争，则成为日常工作。我游击队进入敌占区，结合民众，作反奴役
反配给与反抢粮反抓丁的斗争，同时对敌伪内部进行政治攻势，收效很大。
现在敌占区与抗战区的游击性同时增大，形成相互插花、夹杂斗争的情
势。我们相信，我军能与华北人民永远血肉结合，更能够一致进行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结成一元化的对敌斗争，一定能够坚持这一敌后抗日民主根
据地，以与友军呼应作战，直到反攻阶段的到来。
我们概述的三个时期斗争经验，可以提出某些战术原则的问题来。
第一 战术社会性的扩大
这里又包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抗战斗争的成员问题，另一个是斗争的
战术问题。
由于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摆脱亡国奴命运的残酷斗争，所以参加斗争的成
员，必须是每一个中国人，而不单是某些少数人，尤其不是几个军人。几个
军人，只能是侧重于武装斗争的成员，但他又不能限于武装斗争。为了动员
广大的民众成为斗争的成员，一定要在民族抗战中建设民主政治，把广大民
众的利益与民族利益结合一致，否则是不能成功的。因为广大民众愿意进行
自做主人成员的抗战，而不愿少数人垄断抗战。现在我们全面的群众性的游
击战争，就是由抗战与民主结合发动起来的，今后更应循此途径，发挥全民
族的力量，走到抗战胜利。
战术被运用的范围，不应只局限于武装斗争，而且应普及于政治、经济、
思想、文化等斗争。军事战术与政治策略的含意本来就是一样的。今天抗战
斗争的成员增多了，这对敌人的军事、政治、文化、特务等“总体战”、“歼
灭战”的斗争，也错综复杂起来了。我们抗战的每一成员，必须掌握各种斗
争的战术，不过个人都应抓紧个人斗争业务，而侧重于掌握自己的某一斗争
的战术，并一般地掌握其他斗争的战术，以便与之结合（如战争、生产、教
育等）而成一元化的斗争。单纯军事观点、脱离广大民众的军人，已成过时
的人物了。
第二 “敌进我进”
“敌进我进”就是我军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
大民众结合作斗争的行动。当敌寇攻占华北，友军南退，人民涂炭之时，我
军曾在战略上进入敌后华北，结合民众斗争，掩护友军，因而建立了抗日民
主根据地——即日寇痛呼为“盲肠炎”者。假若不是这样，要想敌人不去进
攻西安、重庆、昆明，不在华北完成殖民统治的秩序，那是不可思议的事。
又假若我们在反蚕食、反“扫荡”中，在战役战术上，不以一部或主力到敌
人侧背作战，强化游击与政治攻势，而能巩固根据地，也是不可思议的事。
不过，“敌进我进”是结合敌后广大民众作解放斗争的战术，而且我军在大
后方又领不到饷弹已四年于兹，“敌进我进”的战术，对于我们实成为舍己
为国、至大至刚的行动，原非脱离民众、空谈爱国者所能做得到的。曾经有
人进入敌人后方，结果未能立足，或被敌人驱逐与消灭，甚或变节投降，而
自绝于抗战胜利之路，这没有别的道理，就是自私自利，高悬于广大民众的
头上，甚或压迫民众的缘故。
日寇的作战见解，是建筑在“敌退我进”之上的。故在抗战之初，以为
我军只是掩护主力，收容部队之散兵，其次则认为游击队尚可聚歼，以后才
喊出“八路军在占领区如此滋蔓，实乃皇军心腹之患”。这是由于日寇的作
战要务令上并无“敌进我进”的条文。第三 “群众性游击战争”演变中
的威力
毛泽东同志曾给我们英明地指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
件下的运动战。”我们一般是执行了这一指示，因而取得了相当的胜利。我
们在上述的第一个时期，在发动群众游击战争中，特别在日寇用兵狂妄的有
利条件下，曾常以正规军队作大踏步的进退，取得了运动战的胜利。在第二
个时期，在地方军队、人民武装初步建立时，在敌人增兵华北厉行“扫荡”、
实施“囚笼政策”的条件下，曾以主要的游击战间以运动战，取得了反“扫
荡”与破击战的胜利。在至今第三个时期，在地方部队、人民武装逐次壮大，
在敌人强化交通与封锁沟墙，跃进蚕食、合围“扫荡”的条件下，则一般是
发扬“群众性游击战争”。但这并不是说，在群众性游击战中，不抓烈敌人
分散的弱点，不给以消灭的打击；相反地，正需要而且正容易抓到敌人分散
的弱点，给以消灭的打击。只有如此，才能制止日寇狂妄的分散。不过，在
这里战斗的机动性是日益加强了，尤其是指挥员，在敌我利害时机变换很快，
而上级又无法及时指示的条件之下，必须发挥我军机断行事的优良传统。今
年五月，在冀南馆陶格子网内王七坟的游击部队，于一小时内干脆地消灭了
敌伪军一百余人，足够机断行事的本领。
无论敌人在其蚕食或“扫荡”中，曾现出许多花样，如“捕捉奇袭”、
“反转电击”、“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抉剔”，最近又添上
了“釜底抽薪”、“三角合截击”及“前进与截击”’、“包围与扫荡”之
类，然而异族正规军协同动作的特质，不断在群众游击战争万目监视之下，
遭到无规律而准确的袭击，也无法以施展其长。其伤亡于冷枪、冷炮、地雷
的人马，也通常大于正规对战的数目。因其兵力如集结过大，则易遭我适时
分遣的消耗；如分散过小，则易遭我适时集结的消灭。日寇军中一句谚语：
“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军大大的有。”这
就是日寇无可奈何的呼声。
然而，群众性游击战争威力之大，并不只限于战斗，而且还有政治攻势。
政治攻势不只是燃起了敌占区同胞的抗日热潮（日寇正感叹：三军可夺帅也，
中华民族不可夺志也），而且也燃起了日军反战热潮。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
薪，日寇“十八春太行作战”［2］，正是它慑于政治攻势的表现。
第四 交通斗争
交通斗争，就是敌我双方各自打通自己的交通，打断对方的交通。日寇
海陆战地辽阔异常，为作战输送的需要计，为控制占领区掠夺人力物力计，
海陆交通已成为不可打断的生命线，如被打断，必演成肢解的死亡。但在我
们看来，则成为或者是让日寇交通线紧紧缠死，或者是破坏交通线的问题。
现日寇倡导大陆作战的战术，以开发生产，打通交通线而确保之为主。
去年十月华北敌军参谋长安达也说：“华北堡垒已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
壕也修成了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之
外长城线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最近敌占区城市饿饭，敌军闯入
根据地，拼命抢粮运走，这些都说明交通战斗达到了如何紧张的程度。
敌人的交通线和遮断壕如此之长，堡垒如此之多，意在确保交通与束缚
我游击战与运动战。然而这长这多的工事，陷入于中国的人山人海之中，更
形兵少防宽，就不能不以一个日本兵监视几个伪军来守备。于是，日寇防止
中国人的敌视伪军与防止日本兵的反战等问题出来了。
我们一面在政治攻势上抓紧了这个问题，另一面则以军队的战斗力，结
合广大民众的劳动力，进行了大众的破坏与技术的破坏。单以一九四○年一
年的破路而论，本师破坏铁路、公路即已达一万二千余里之长。从此交通斗
争即成为此修彼破、彼修此破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到打出日寇的那一天将
是不会停止的。
第五 对现代技术兵器的斗争
日寇是具有航空兵、装甲车队、炮兵和毒气等现代化的军队，唯武器论
者曾夸大其作用，以造成恐日病。我军是由人民在革命武装斗争中生长成的
军队，武器窳败且久不得弹药的接济，然而竟能在敌后坚持抗战者，除结合
群众斗争外，在作战上曾根据敌人诸技术兵种的性能，抓其弱点，利用和改
造了地形，也利用天候与时间，特别发展了自己军队善于“机动”与“坚决”
的擅长，不但防御了日寇的技术兵器，而且也摧毁和夺取了这些技术兵器。
迄今抗战第六周年为止，本师烧毁与击落了敌人的飞机四十二架（其中以袭
击阳明堡及长治时为较多），也毁了敌人装甲汽车三十七辆，坦克二十辆，
汽车一千二百三十七辆（其中尤以响堂铺、香城固与破击正太路诸战斗为较
多）。至于日寇使用毒气，也是经常的事，而尤以在辽县、榆社两次战斗使
用者为多。但是辽县、榆社两城，仍于当时在我们坚决攻击之下收复回来了。
我们现有的炮兵部队，大多数是夺自日寇而成立的。其他如机关枪、步枪之
类，则夺自日寇者为尤多。这样以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将来也会有的，
而且在某种时机还会更多的。
第六 侦察与防谍
侦察使我们明了敌情，防谍是塞蔽敌人耳目，并束缚其爪牙，使其无法
危害抗战。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而重点应放在侦察之上。
我们正在进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军民都需要明了敌情，尤其要防范日
寇特务机关、宪兵、警察、新民会等各方来的阴险万状、无恶不作的间谍活
动。一般人所知道的，如日寇有劫持大批民众作间谍者，有以抗战面目拐骗
陷入者，有混入经济系统作间谍者，有在伪组织骨髓中作高级间谍者，有便
衣武装挺身队［3］潜入腹地袭击暗杀者，然而这还不过略露一斑而已。我们的
侦察防谍，应成为大众的运动，并在大众的侦察防谍的基础上，建立军机的
侦察防谍。因此，首先应使民众尤其是人民武装和营兵部队深刻了解，侦察
防谍乃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有力保障，并知道如何察明敌军行动，如何识别间
谍，防止他们破坏抗战团结、军事组织，及防止其察明我军企图部署。特别
是营兵部队，应严守军事秘密，尤其是爱护文书应如其爱护眼珠一般。我们
是抗战军人，即使日寇、汉奸、叛徒施行任何威胁，甚至以死相威胁，亦不
应泄露半点军事秘密。对于营兵部队与人民武装，应分别定出几条防谍守则，
以资遵守。特别要表扬民族烈土坚定不移、宁死不泄露军事秘密的光荣行为。
我们在日寇后方所谓的“兵站基地”——华北坚持斗争，是站在全国军
队的前线。在日寇未被击败溃走之前，我们与敌人肉搏的群众性游击战争，
必然是极其残酷与极其复杂的。本师抗战第五周年，全年战斗统计约四千次。
而今年第六周年，全年则突然增到约八千次。于此可以预见今后敌我斗争的
严重情形，敌我的战术竞赛，将随之而更新颖更丰富的发展，急需我们在斗
争中重视研究与发展战术。
注 释
［1］冀（河北省）察（察哈尔省）政权，指存在于一九三五年夏天至一九
三七年七月的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
宋哲元。该委员会是一九三五年七月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寇代表梅津
美治郎在天津签定的卖国的《何梅协定》的产物，对日寇执行蒋介石的不抵
抗政策。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宋
哲元部下奋起抵抗，从此爆发了伟大的全国抗日战争。冀察政权亦随之瓦解。
［2］“十八春太行作战”，指日寇昭和十八年（即一九四三年）春季对太
行区的“扫荡”作战。
［3］便衣武装挺身队，日寇进行武装特务活动的便衣敢死队，平时专门进
行特务活动，对八路军及根据地做侦察研究工作；战时乔装为各种各样人员，
潜入抗日根据地进行袭击、暗杀活动，特别是袭击八路军军事统率机关。
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①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第一 敌人在敌占区统治的特点
一、一切组织均以特务为核心。不但是敌人的特务，而且国民党特务给
我们的危害也很大。
二、军事布置和行动。敌人由点的占领，到线到面到地带的占领，需要
很多的兵力，但敌兵力是不足的，因此就形成外强中干，要强化对我们的封
锁，封锁沟墙特别加多，碉堡也多，但碉堡有许多是空的，有的只有一个日
本人带少数伪军防守。总的说敌占区是前头硬后头软，办法是声东击西，以
迂为直，突然地反转电击，突然地围村“清剿”或夜袭。然而不管是怎么样，
仍然是用间谍搞的。敌人首先用内部的瓦解，外部的特务侦察，然后用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