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常备军的通常策略不同，这种学习必须长期刻苦地研究才行。我们要知道，
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持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说到中国革命胜利，
世界革命胜利。
注 释
［1］尾大不掉，语出《左传·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
所知也。”掉，犹摆动。比喻部属势力强大，难以驾驭。
［2］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人员。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通过
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中指出：“党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这
一高潮，必须要党起来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之直接的策略任务，因为
只有推翻砚存政权的方法，能够解决革命之种种任务。正因为如此，现时党
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
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八小时工作制，
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推翻现存政权，工农独裁制，组
织苏维埃）。”刘伯承讲的与此精神一致。
［4］列宁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中说：“我们曾经准备而且还要更
顽强地准备在思想上‘影响’军队。但是，假使我们忘记在起义关头还需要
进行肉搏斗争来争取军队，那我们就会成为可怜的书呆子。”《列宁选集》
第一卷第六六七页。刘伯承的引文，与此精神一致。
［5］陈语：老话，四川方言。
南昌暴动始末记
（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
小 序
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可惜是失败
了，在这当中牺牲了若干同志，换得来的是什么？可以说是失败中求得的教
训。我是参加南昌暴动负军事责任的一人［1］，报告此次军事上之经过，为的
是供我们的党在失败中研求教训之材料，以作此后革命进行之取鉴。但作这
报告有三个缺点：
（1）南昌暴动，我是被四川、贵州军阀围攻失败［2］刚逃出来参加的，
暴动前之经过我不能详尽叙述。
（2）失败时军事记录全失，此是凭回想叙述出来的，关于数字，不能正
确地指出。
（3）失败后未能同各负责同志共同讨论，得一个很正确的结论，此是就
个人知道的说出来的。
一 南昌暴动之前
（一）政治方面
自蒋介石叛变，在各处演屠杀案以后，当时与之敌对而尚在革命道上者，
自然是武汉国民党政府。我们为强大自己的力量，扩大无产阶级的组织，分
裂国民党对广大农民之领导，创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条件，自然该拥护它，保
持我们革命的联盟。但是武汉国民党之分子，如徐谦、谭延闿之流，恐比南
京方面［3］的人物更右得多。至于汪精卫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提到土地
革命就摇摆不定。总之，他们离开革命队伍，是时间问题，离开的形式，自
然的是与我们实行斗争。我们在他们未离开革命队伍之时，革命的联盟，不
生问题，但在事前要时时准备着他们离开革命队伍时的斗争，代替国民党的
领导。可惜我们的党胶执了联合小资产阶级表面上的一点，而无这样准备。
自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屠杀农民起，经过郑州会议、徐州会议［4］；一
直到唐生智回湖南，由查办许克祥变为驱除 C．P［5］的主张，武汉政府亦默认
许克样之屠杀农民为自卫，并下令军官监督政治工作人员，秘密开会者枪毙，
解散工人纠察队及军事政治学校，并缴其枪械等等，我们的党，才根本消极
的对武汉政府失望。其实自郑州会议以来，武汉政府也随着南京变成屠杀工
农的机关，国民党完全变成反革命的团体，既然是与我们联盟的条件相反，
联盟关系应该断绝，趁他们有事河南［6］，指导群情激昂的工农、武汉军事政
治学校、工人纠察队以及张发奎军中及其他同志队伍，在工农有力军事要点
之两湖暴动起来与他们斗争。不应站在两湖及其他工农群众尾巴后面若干
远，听他们屠杀以及解除我军事政治学校、工人纠察队等等武装。自然是这
样一来，对南京及各方面不能说无困难，但总比迟至甚么力量也消沉时，才
在南昌暴动好得一点。我们的党没有刚才所说的准备，到了武汉国民党清党
［7］事起，同宁汉国民党有第三派运动成熟，各方部己联合好了而不容我们，
而我们力量也消沉时，才有联结张发奎到广东的准备，张发奎亦有护送 C．P
① 南昌暴动失败后，刘伯承去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
开。刘伯承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的“军事委员会”与“南昌暴动委员会”工作。七月七日，“南昌
暴动委员会”开会，刘伯承的这篇讲话，是在这个会议上听作。“讲话”收入本书时，个别地方作了删节。
首领出海口这样滑稽的话。
（二）军事方面（仅与南昌暴动有直接关系的）
1．反革命的环赣兵力概要见，附表一。
2．参加南昌暴动的兵力概要，见附表二。
二 南昌暴动
（一）党的决定
我们的党曾看见了长江流域及其北方皆己成为反革命混战所在，而以广
东（1）占军事地理上之优势，（2）工农运动之核心，（3）财政之丰裕，（4）
交通之灵便等等，因此决定以我们同志的军队规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组织
一个前敌委员会，在军中指导一切。首先对张发奎犹未绝望，以为可以使之
左倾，同到广东，及见汪精卫在九江拉拢了张发奎敌视我们，我们党才决定
离开张发奎，将附表二内四部分军队在南昌暴动，单独打到广东去。打到广
东的计议：（1）工农力量在东江的厚，（2）东江地形较北江平易，且敌军
已集中于北江不能各个击破它，（3）东江海口便利，可望苏联接济，财政亦
丰，（4）可以以福建为后方。因此，决定迅速的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
广州。
（二）八月一日
我们党的前敌委员会，令叶挺、贺龙等军队于八月一日午前二时围攻朱
培德、程潜在南昌之队伍约三千多人，拂晓即经缴械。在此时，蔡廷锴及其
军官有些还是不稳定的，贺龙等主张，一并扣留制裁，终未实行，以致演成
进贤叛变的事来，为后来失败的一种原因。那天战事结束就组织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提出没收地主二百亩以上之上地的口号（后来到东江有个农民
听着这口号就说，这是耕者无其田的口号），裁去一切苛捐杂税，提取政府
银行之存款（现款数万，纸币三十万之谱）。此次英勇的暴动，谁也知道是
我们党领导的，应该明白地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宣布出来，但仍挂
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及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真是一件恨事。在当时，
以为拿出来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恐怕吓退了小资产阶级，抽了革命
联合战线的力量，其实反减少了我们党在工农群众中的信仰。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组织，见附表三、四。
三 由南昌到广东
参谋团委员根据上述迅速的先取东江次取广州之决议，讨论是取道吉
安、赣州取东江，或是取道临川、会昌取东江，结果决定由临川、会昌取东
江，其理由是：
（1）吉安、赣州等地在上流方面，容易联合与集中的敌军将达四万（在
粤汉道上李济琛嫡系不在内），我军兵力仅达二万（战斗兵员尚无此数），
逆队攻之难操胜算，且对南昌下流有张发奎等一万以上敌军追击的顾虑，临
川、会昌路上仅有杨如轩、赖世璜不满三千之无力敌军，容易应付，即敌人
从他处调兵击我，陆行同等困难，我可各个击破它。
（2）交通上赣江虽比抚州河长，但同一上水，无多汽船可供使用，陆行
则临川、会昌路线较直而短，迅速可到东江。
（3）江西农运均属不好，临川、会昌一带，较吉安、赣州一带尤为幼稚，
如我军与集中之强敌相遇，望之扰敌均无把握，给养上吉安、赣州一带比临
川、会昌充分，但秋收之时，临川、会昌路上并不困难。
（4）取道吉安、赣州接近湖南地境，与湖南农运力量自然容易联络，但
迅速到达农运更好之东江，才是我们之目的，况此道最可虑的，我军湘籍军
人占大多数，无政治认识者不少，有时时叛逃之可能。
第一期 南昌——会昌
参谋团基于速到东江之企图，在南昌定好行军计划，是由南昌——临川
——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向寻邹，计长一千二百里
之主要道上，选的平行路，预计八月二日由南昌出发，二十六日集中寻邹，
毕竟运动迟缓，到了二十六日才到达距离寻邬二百八十里之瑞金，途中又损
失了许多军械弹药，叛逃了许多官兵，尤以南昌至临川一段为最。损失军械
弹药的原因：（1）不能得多数力夫运输。（2）官兵未经训练者抛减其携带
武器。叛逃官兵最著者，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在进贤叛变，归陈铭枢去了（解
除我们同志在其部队之职务），我军就完全损失了战斗力强之一师。又第二
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二十军第五团约七百人，都叛逃归唐生智去了。其余
概是零星逃散的。兹分析叛变的成份：（1）反动派，如蔡廷锴、陈裕新之流，
这是我们在可能范围内，未取革命的断然手段的罪过。（2）无政治认识之营
混子，感觉生活太苦而规避者，这是我们无管理训练的罪过。（3）因病落伍
者，这是我军军医散失逃亡，卫生上设备不完之所致。
八月七日，我军到临川时，杨如轩军队约二千人不战而逃，往南城去了。
我军给了农协一些武器，并委有众一千余人之土匪邓甘霖为赣东警备司令，
令之协同阻扰敌军之来。
八月二十五日，我军到了王田市，当时李济琛与朱培德、张发奎妥协好
了，己调他的右路总指挥钱大钩的七千人并附以由东江调来之苏世安、柏大
民之两团，约二千余人来会昌、瑞金，其先头在壬田市布防堵截我军。又调
他的中路总指挥黄绍竑的九千人，由赣州经雩都向我军前进中。张发奎的军
队由黄琪翔统率，由南昌到了吉安，拟定回广东的，此时我军贺龙的兵力约
有五千六百人，叶挺的兵力约有七千八百人，两部共约一万三千四百人，而
战斗兵员则无此数。本欲乘钱大钧等兵力未集中而各个击破之，在壬田市就
开始攻击，二十六日就攻人瑞金，可惜叶挺的军队未能依定时完全到齐，只
贺龙的军队担任攻击，敌人未被歼灭的由瑞金向会昌退却了。在这时，又恐
钱大钩再由会昌退回雩都。歼灭它不了，遂决定以叶挺的全军从西江市、洛
口迂回其后，攻击会昌，贺龙的军队由瑞金正道攻击会昌。叶挺军于二十八
日取得洛口（此时黄绍竑的军队亦由零都拟经洛口向会昌前进），而以主力
猛攻会昌。贺龙所暂担任攻击的一方，因他未照预定计划由瑞金派出兵力，
只派得有周逸群所指挥之一千余人攻击会昌，又被钱大钧击败了。好在叶挺
方面军队质量较好，又迫于前后皆敌，死力奋斗，得于八月三十日午后五时，
攻入会昌，并派兵尾追至筠门岭。此两战钱大钧指挥的军队，除伤亡、被俘、
逃散的约六千人外，只剩得约三千人，向南逃窜。后来才知道，这三千人是
分往武平、信丰窜梅县去的。此时黄绍竑军到洛口，果受了叶挺军的一营的
欺骗，被抑留一日才攻取洛口，又探知会昌被我军攻克，遂未前进。此没叶
挺军缴敌枪约两千，伤亡自己官兵约一千，以我们同志为最多。贺龙军于攻
瑞金、会昌共缴敌枪约五百支，伤亡自己官兵约七百余人，也是我们同志最
多。暴动时已感觉军事人材之缺乏，这次作战伤亡更感缺乏万分。我军得着
了此两战胜利，何以不于此时照原定计划，取道寻邬人东江，而改由长汀、
上杭人东江，其理由如下：
（1）经此战役叶贺两军共有兵额一万一千六百人（战斗兵员无此数），
最好与黄绍之九千人决战后再人东江，但侦察该军知会昌已失，屯驻洛口不
动，有抑留我军之模样。攻他则其退路安全，必扑个空，反迟延我们到东江
时日，致使敌人在东江有充分之准备；不攻他而追敌由寻邬入东江，则该军
必尾蹑我后。取逍长汀，上杭，则无此顾虑，旦无其他敌人之顾虑。
（2）由瑞金经长汀、上杭人东江较由会昌经寻邬入东江好得多，巨其路
程并不远于寻邬，其中有继会昌到瑞金九十里之旋回，然顺郭水而下韩江船
可载大批战利品（枪五千支左右）与大批受伤官兵，得迅速地到东江；不然
无力夫以过寻邬山路，况敌军有蹑后之趋势，枪械、伤者均无办法，必致遗
失。
（3）我们此时不仅是在得米粮供给养，而且是在得现款分给士兵零用，
长汀、上杭富饶，可以应求，而寻邬瘠苦则不能也。
（4）我军到寻邬集中之计划，为第二十军叛逃参谋长陈裕新告知武汉政
府，披露各报，有改变计划之必要。
（5）福建为省中无力民军角逐之地，当时各有力军阀皆无兵驻其间，直
可谓无主之物，取道长汀、上杭后方安全。
有人事后说，当时就由长汀人据漳州一带，充实兵员后再取广东，也是
一个办法。但军事是根据政治决定的，由东江取广州是党于事前由政治上决
定的，广东方面工作亦根据这一决定有相当之准备，所以无人提议及此问题
以外的事，且在当时兵力太弱，迫切需要者在兵员补充，欲其速得，不能不
望之联合于东江农军，故必速到东江。在事后看，就到漳州谁也难料敌人不
立刻来福建作战，不过我们起初估量广东能调来东江与我作战敌军只有一万
左右，这是失之于小，估量东江农民力量满能积极地阻扰敌人，牵制其若干
兵力，这是失之过大，都是我们的错误。至于说到对敌谍报勤务，由上海派
到广东去的同志不少，望他们陆续迎头报告，结果我军到汕头没有一个人回
来。又广昌派作谍察同志领了钱未去，也不来说明未去的理由，结果查出来
不加处罚，党的纪律不严，谍报亦等于零，这尤是我们军事上的缺点。
改道长汀、上杭入东江的计划，是八月三十一日决定开始实施的。九月
二日停顿洛口之黄绍竑军突来攻击会昌，数小时不克即又退去，这也是抑留
战术之表现，叶挺军伤亡二百余人，此时我军先头部队己向长汀出发在途了。
这一期由南昌带出的现洋仅数万，不甚值价之纸币，大概是三十万之谱，
分发为各军的给养，曾在宜黄、临川议定先用纸洋收买地主谷米，或无代价
征发其粮食，现洋则保存，最后在作战地区使用，将领有以王者之师［8］自居，
认征发为羞耻事者，对地主亦禁用纸币，于是现洋不久用完，纸币离南昌愈
难使用，负责筹款者，在旧的普遍派款，新的向地主勒款两办法之间游移不
定，且途中倥偬，有钱者大半逃避，于是筹得之款甚微，不敷用度，至瑞金
后，越感困难，影响于行军之迟缓，最后是粮秣管理处开始征发地主食品以
供军用。
广昌以北曾见农运组织，但极幼稚，曾雇少数农民为力夫，其他无所表
现，在广昌以南为赖世璜的反动军队驻防之下，无甚农运组织，且其他在蒋
介石命令实行清党，在民众中作反动宣传十分厉害，傍路居民逃避极多，我
军来在一地停驻，无从作我们党的宣传，革委各机关及各军中负政治工作者，
只得照例写得一些解放农民条例全文，没收二百亩以卜之土地，继承国民党
正统，打到广东去等等标语，顺道贴在路旁，这样工作自然不能生何等影响。
对各地国民党，虽尽力寻得本地几人出来重新改组，但他们看得我军是要走
的，也只好敷衍我们而已，各县县政府之组织委员也是因我军过道，是暂时
的，除了我们自己派人主持一二日以外，其他寻得本地的几人也是象办党的
一样敷衍我们。
第二期 会昌——瑞金
由瑞金经上杭、大埔、潮州到汕头是八百五十里。九月五日贺龙的军队
大部分由瑞金到长汀，叶挺的军队大部分由会昌开回了瑞金，相距八十里。
当时福建长汀、上杭一带之民军，蓝玉田、孔庆辉两个武器甚坏的队伍约一
千人，于我军未到时逃向远城，武平去了，我军因为将负伤官兵暂留长汀医
治，恐其残害起见，曾由我九军副军长朱德（是我们同志，在南昌受革委委
任，令其收编杨如轩军队者），委任他两个为某司令以羁縻之。又在平远有
张天齐领有匪及被迫农民数百人，令其探察黄绍竑军队之情形，并阻挠其前
进之企图，亦由朱德委之为某团团长。由瑞金到三河坝一段未有战事，唯我
军以瑞金，长汀陆路八十里，运输伤者之困难，长汀、上杭之筹款困难，在
长汀停了二日，在上杭停了三日。叶挺将第二十五师竑［9］在后面，停得更久，
我军到大埔时，他还在长汀、上杭的路上，这也是后日他迟来三河坝，与主
力部队远离，不易联络的原因。九月十八日，我军在大埔县署捡得薛岳的电
报，知广东方面来的敌军是向河源集中的，又据各地同志报告，兴宁、五华
在农军占领中，高陂、普宁、揭阳农民暴动失败，汕头工人已炸坏潮汕铁路，
海陆丰尚在暴动农民手中，平远、蕉岭皆无敌情，惟悔县方面有钱大钧残部
约三千人，潮汕敌军王俊有兵四团，向三河坝移动。二河坝是三河合流处，
交通枢纽，我军于九月十九日占据的，占据时敌由潮州乘汽船来此，被我军
击退。此时我军全体约一万零七百人（叶挺兵员约六千三百人，贺龙兵员约
四千五百人），除叶挺之第二十五师约二千五百人尚在上杭途中外，到大埔
与三河坝者全体约八千五百人，而战斗兵员只六千余人。军事讨论，均觉得：
（1）兵员之补充重之工农；（2）交通要灵敏，而尤在于得外面的消息；（3）
财政困难问题之解决；（4）械弹之接济；（5）革命委员会之驻地；（6）揭
阳、普宁、海陆丰农民暴动之联合行动。必须迅速取得潮汕。要取潮汕主张
有二：
（1）就东江战事历史上有，东西两军均重视兴宁、五华，以该两县地形
上占优势的缘故。今广州之敌集中河源方面，此方尤宜注意。我军以一部肃
清潮汕，而以主力趋兴宁、五华方面。
（2）集中河源方面之敌，到兴宁与河田，皆有可能。据报，兴宁、五华
方面，现刻尚无敌情，潮汕方面，王俊的兵有四团约四千人。曾有一部在三
河坝与我接触，今我军到达前敌，战斗兵员只六千余人，如以主力趋于无敌
情之兴宁方面，而留一部肃清潮汕，殊无把握，果受挫折，前途更难应付。
宜一面催第二十五师速到三河坝防制梅县方面钱大钩之残部，探察平远方面
黄绍竑军之来否，并作趋兴宁方面之准备，一面将我军己到前敌之部队迎敌
攻击，迅速取得潮安后，不停留地开向揭阳、汤坑，攻击由河源前来之敌是
来得及的，以此再与三河坝之第二十五师联络，亦属容易，潮汕方面，则留
少数部队卫戍。
结果是依后一计划，在实行时，仅在三河坝、隅隍之间小有战事，于九
月占领潮安，王俊部队由潮汕分经 隍、揭阳向汤坑退却，如果我军照预
定计划在潮州不停滞，即一齐向揭阳、汤坑前进，二十七日即可在梅江与三
河坝之第二十五师联同作战，乃事实大谬不然，有些在政治方面的同志，忽
视军事地说，军事不成问题，只看政治如何主张。而武装同志大多数感两月
长途困苦，一见繁华的潮汕，不免有留连休息筹款给兵之表现。非同志之表
现尤为不好，怠慢迟延，本可二十四日集中揭阳者（潮安距揭阳七十里），
竞至二十七日尚未完全集中，这是我军遭大大失败的罪过。
据各方报告，黄绍竑军由会昌开到平远，钱大钧军尚在梅县。
河源方面之敌似已由紫金向畲坑前进。
第二十五师是二十二日完全到三河坝的，我们命令它牵制该方面之敌，
潮汕方面则留第三师周逸群统率的一千人戍守（叶挺派往普宁协助农军及留
潮汕者约八百人），我军集中揭阳者只约六千五百人，（叶挺的三千人，贺
龙的三千五百人），战斗兵尚无此数，于二十八日由揭阳向汤坑前进，在距
汤坑尚有三十里之白石与敌军遭遇，据俘虏称敌军大部己取直 隍［10］往
取潮州。于是命令周师长逸群指挥潮汕戍守部队，死守潮安并调回帮普宁农
民斗争之一营到潮听其指挥。
义命令三河坝之第二十五师沿梅江袭击敌左侧背，我军拟迅速击破白石
之敌后，由 隍尾追该敌以援潮州。
激战至二十九日始攻入汤坑，拾得敌计划，李济琛他仍是：（1）以钱大
钧三千人在梅县方面牵制我三河坝之二十五师。（2）以黄绍竑之九千人由平
远经丰顺、 隍以取潮州。（3）陈济棠指挥他的十一师之四团，代理十二
师师长邓世增之两团、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之两团及潮梅警备司令王俊之四
团共一万五千余人，经河源、畲坑、汤坑趋揭阳，这面兵力几乎三倍于我，
所以他始终取两翼包围，我军始终取中央突破，节节失利，终未突破，至三
十日午前三时，叶挺义令其全部再突，亦不果，但两日夜之激战，我全军伤
亡官兵二千余人，已无力再战，只得向揭阳退却，但敌人的损失亦大，在事
后看报，黄绍竑也说，如再战半日他们是不能支持的。如南昌扣留了蔡廷锴，
第十师尚在，这是绝对打大胜仗，那是李济琛基干部队完全失败，我们在广
东的局面真有办法。
在我们决定退却时，有两种主张：
（1）直到海陆丰与农民结合。（2）迅速由小路（不过揭阳河，只距八
十里）退至潮州，与革委及第二十五师联合，再退福建。结果从第二主张。
但向导语言不通，终于退由揭阳再开往潮州，因马牙渡渡河之困难，行动又
迟缓，至揭、潮中途，而潮州已于三十日傍晚被黄绍竑攻陷，不得已联合汕
头革委经炮台、关埠、贵琪到流沙，拟仍向海陆丰退却。革委是十月一日由
汕头退走的，在未退走之三日前，即九月二十八日，李济琛的海军飞鹰、民
生两军舰部队上陆袭击革委，被击退，若无此事革委将不能安全退出汕头也。
十月二日革委退至流沙，各部队于次日始到达。节委召集将领会议认为，敌
军追我军势急，我军如退海陆丰实力恐难保存，拟由云落北窜作流寇行，以
帮助农民斗争，革委则去掉国民党头衔，分散各省活动，将领中不愿随行者
听之。此议虽决，而部队仍由流沙经钟潭向海陆丰道上之云落前进，故命令
未得下达，贺龙军刚过钟潭，而叶挺军未过钟潭之时，被普宁方面之敌截为
两段，军无战心溃散不少。革委人员因亦解体，陆续逃往香港。此后我们军
队情形如次：
（1）叶挺军第二十四师在流沙剩有一千余人，由董朗统率经甲子港以赴
海陆丰，图与农民结合。贺龙剩有二千余人，亦由云落到海陆丰。
（2）叶挺军在三河坝之第二十五师，最后在香港报纸登载：十月二日与
钱大钩等在三河坝战斗甚激，旋向福建平和、永定退去。
我们在香港，党决定他们两处军队，各就所在地与农民结合，努力实行
农村斗争。
这一期政治方面的主张，比南昌时较为彻底，最著者，就是在瑞金决定
建立丁农政权，在上抗议定没收二百亩以上之土地的“二百亩”字样取消，
就是土地归农民。在流沙决定革委去掉国民党的头衔。惟距失败之口太短，
未能充分地表现出来。
汕头为帝国主义势力比较雄厚之地，他们的兵舰调在汕头有好几艘，于
我们到后，水兵登陆，向我们进行种种威吓，我们为军事紧急对他们让步。
我们委的汕头交涉员——郭沫若也就按照这个意思办理一切。但我们的同
志，大半受了这种帝国主义威吓的影响，对汕头到了的工农讨逆军，亦有要
他们离开汕头市场之言论、甚至公安局负责同志，于工人有拿商家物品者，
立予枪毙。有工人说这和蒋介石的军队一样。这是何等的错误。
汕头市场的保安队，仍是工农军组织的，而工人也努力在汕头造弹厂造
弹。
近之如梅县、兴宁、五华、高陂、澄海、潮阳、普宁、揭阳、海陆丰等
县，远之如海南、西江、北江方面的农民暴动，以及潮汕的卫人炸禅案，破
坏潮汕路等等，都是工农群众联合军队共同努力奋斗之表现。但因消息隔绝，
我军运动迟缓，未能协同动作，影响于军事者不甚重大，结果反革命军队不
十分顾及工农暴动处所，仍是集中其所有兵力，与革命军队决战，其意在将
革命军队打败，以后再来镇压无甚武装之农工暴动是容易事。这是我们党在
敌人内部下层没有影响的关系。反革命如此．最容易收功的。广东省委组织的
各路工农讨逆军，东路总指挥是彭湃，其指挥区域是在东江，他们是：
以郭瘦真驻三河坝，指挥兴宁、饶平方面农军；
以杨石魂驻揭阳，指挥海陆丰、澄海方面的农军。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各地工农政权并扰乱敌军及肃清反革命派。
我们的革命军曾将剩余枪分一些给农军，半因将领欲另成军，半因农民
囿于乡土观念，恐接收后即他调作战，竞至接收革命军的枪不多，而革命军
剩余的枪支，在潮州方面对敌，损失在四千支上下，真是可惜。我们想以农
军补充革命军兵员的计划毫无成绩，自然是时间大短。但是，农民其意重在
本乡中寻得土地，愿意从军出征者少。而工农讨逆军募兵组织又不好，以致
如此。工农讨逆军十分涣散，不能望他们协同革命军对敌主力作战，就是扰
乱敌军成绩也不甚好，甚至于对地主斗争时，他们的应援不灵，也要军队帮
助，如浮阳、普宁、澄海的农民斗争，是派兵去帮助才得胜利。这一期的经
济情形，除在潮汕筹款比较多，部队减去恐慌以外，其他地方都困难，军队
运动之迟缓，一切设备之无办法（如部队衣被等事），亦受了这种影响，我
们都感觉这问题困难。就分工说，自然是财委筹款，政治保卫处捉地主勒款，
粮秣管理处征发地主粮秣，总觉得须统一计划与力量，才成立一个战时经济
委员会，由各负责同志，共同组织起来，成立数日，即遭失败，成绩无所表
现。
四 结 论
在未作结论之前提出一问题：
此次南昌暴动，自然应该有的，究竟是根本上绝对的无胜利之可能，失
败是必然的么？不是的。或是根本上有相当胜利之可能，因我们行动上犯了
错误，才致于失败的么？是的。以下先说我们根本上的弱点，次说我们行动
上的错误，以作结论。
（一）我们根本上的弱点
1．就时间说，未能暴动于长沙事变，工农群众激昂有力，又逢河南有事，
而武汉我们同志武装尚多之时，而暴动于国民党
第三派联合成熟，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
2．就空间说，未能暴动于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而暴动于工农不甚
觉悟，形势不好，军实无源之江西。
3．就数量说，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在通
常革命军自然较政府军的兵力小，但是群众趋于革命之结合的多，今革命群
众之结合亦属少数。
4．就质量说，敌军自然内部复杂，战斗力不尽强；而我军内大半非同志
领导，而无政治认识的部队，且训练能战的亦不甚多，因此无收指臂效果的
可能。
既有以上四个弱点，而与广大之反动力量对战，暴动的胜利，自然不敢
说是绝对的。但我们如善利用反革命营垒中的利害冲突，而又施以精敏正确
的行动，诚有相当胜利的叮能。
（二）我们行动上的错误
1．我们的党，无论何时要有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确实领导一
切，而于暴动时尤然。此次暴动的总领导者，是前敌委员会，如谭平山在南
昌领导暴动，而前委并无其名。各同志处理紧要事件不完全是前委开会决定
的，党的纪律亦甚松懈，统系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专，已失掉了领导暴
动的重心。
2．暴动时因要戴著国民党的帽子，未把我们土地革命的口号彻底地拿出
来，农民之未能充分起来一齐奋斗，自有一些旁的情形，而这确为主要的原
因。
3．作战指挥是要统一，命令是要厉行，谁也知道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
的。这次暴动军事上之进行，事实上可以说谁不能指挥谁，完全是友谊的协
商进行，有时协商已定而怠情迟缓并未按照实行，甚至贻误事机亦不负纪律
上责任，这样如何能说作战。4．我们革命是要不断地不妥协地站在无产阶级
的立场上，以奋斗的精神，坚决的手段致敌死命，如对蔡廷锴有了断然的处
肯，保存这一师至汤坑决战，敢断言绝对打大胜仗，立稳我们在东江的脚跟，
李济琛的基干部队可说是完全失败了。乃计不出此，这是我们同志表现了小
资产阶级妥协游移误事的大罪过。
5．这次估量大差，估量敌人，自然要靠谍报。估量自己，就要靠仔细的
认识，切实的工作。此次估量敌人力量，何以太小，是谍报的罪过；此次估
量自己农民的力量，何以太大，是我们不认识不切实的罪过。因为我们既将
土地口号提错，农民力量当然减少，如农民在争夺土地之时，确能奋斗，但
不能就未编练之农民对敌正式作战。南昌暴动时，尚有望未编训之农民，正
式作战者，这是何等的不认识哪。此时农民本可以扰乱敌军的，因计划不周，
组织不好，联络不确实，而收效甚小，又是工作不切实的罪过。
6．财政本应该在剥夺地主上，坚决地精密地计划，与毅然决然地实行，
才能够供给需要，卒于旧的普通派款、新的向地主勒款两办法之间举棋不定，
款项支出影响于军事。
7．我们的党平日少有准备阶级的武装，党员军事人材非常缺乏。
8．一切政治工作人员，自然不能在最短时间觉悟农民、组织农民，但到
一地宣传，亦须努力为之，又在有组织农民之地，亦没有确实联合。注 释
［1］南昌暴动时，刘伯承任参谋团委员兼参谋长。
［2］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刘伯承根据中共四川军委的指示，组织一部分旧
军队举行顺（庆，即南充）、沪（州）起义，以建立党领导下的武装。一九
二七年三月，山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起义军
遭到四川、贵州反动军队的围攻而于五月失败，刘伯承离开四川。
［3］南京方面，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
［4］郑州会议，即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汪精卫、唐生智等与冯玉样举行
郑州会议，决定公开分共。徐州会议，即六月十九日，蒋介石与冯玉祥举行
徐州会议，决定分共与宁汉合作。
［5］c．P，即“CommunistPartv”（共产党）的缩写。
［6］有事河南，指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五月，武汉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举行第
二次北代，协同西北军冯土祥部，与北洋军阀战于河南省。
［7］清党，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晚间，武汉国民党秘密召开分共会
议，叛变革命，清除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
［8］语出《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王师，古代指
天子的军队，后泛指仁义之师。
［9］窎音 diào（读如声调的调。鸯在后面，即放在后面。）
［10］直隅隍：读直溜慌，径直的意思。
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①
（一九三四年五月）
第一，游击队因其常在敌人后方，处于复杂紧张的斗争中。其首长必须
是政治坚定、行动机警而熟于游击战术的人。游击队无论远殖［1］于敌人的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