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大问题。而且是第一回建军作战，没有后勤，没有财经，是不行的，衣食 .6
导引飞弹、无线电操纵法和半导体作用之类，就是现代军事科学需要的常识。
以上这些科学研究工作，要由我们学业指导委员会、科学研究部、科学
研究协会，把教员、学员和在职干部组织起来，围绕训练基本任务，发扬学
术民主，集中群众智慧（百家争鸣），才能达到一定的目的。以前我们作首
长的人，拿我来说，做了些一般行政的领导，而带头学习相关学术则不如教
员之长。“共同学习政治，各自研究业务”，今后必自首长开始，否则不是
首长，而是首短了。特别在百家争鸣时，首长好学，结合精通相关科学教师，
在专家帮助之下，善于集中总结群众的智慧，探讨并运用真理，以期在保卫
国防上获得实效，这必须尽大的努力。
我们反教条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正是为了善于学习，善
于致用。现代国防需要的科学知识我们实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学院“努
力学习，保卫国防”，大家努力吧！
党的“八大”政治决议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中提到：“人民对于经济文化
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
那我们只有在提高国防科学水平上去努力吧！
注 释
［1］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①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
创业困难，继承亦不易。我们在训练干部中，老年干部必须很好教育自
己的接班人，青年干部必须努力向老年干部学习，共同一致继承和发扬我军
的光荣传统。
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就是我们共产党、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
人民军队与人民一起结成血肉相联，反对国内国外的敌人，进行了三十年的
斗争所铸成的。这不但为全国人民在亲身斗争中所熟悉，就是帝国主义者也
在亲身经历中所知道的。我们在以往的武装斗争中，着重于研究敌、友、我
三方，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即研究敌人用何种政治阴谋颠覆我
们祖国，将用何种武器从何方袭击我们祖国，我们应如何从实际出发，寻求
敌人弱点，发扬我们优点，以反击敌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
在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时候，必须老年干部和青年干部结合，知
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结合，共同一致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老年干部大都
是大革命时代和十年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们现在大都是六、七十岁的人
了，至少是四十五岁以上，那时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很少，大部分是工农分
子，他们虽然斗争经验丰富，但是文化程度低。抗日战争时期，有一部分知
识分子进来了，但是也不很多。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后，参加我军的知识分子是多了。因此，要把我军光荣传统继承下
来，并发扬光大，就必须老年干部和青年干部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结
合，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老年干部要亲自讲党史，讲政治工作，讲我军战
史、战例，总结自己的经验。这些问题，特别是讲战史、战例，老年干部不
讲，谁来讲呢？青年干部要向他们学习战史上的经验；青年干部有文化，老
年干部要向他们学习文化。有工作经验和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很好结合。学文
化对老年干部来说，尤为重要，文化不提高，不掌握这个工具，别的怎么提
高呢？老年干部学文化，入学要学，在职也要学，有人说没有时间，我看现
在每天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天下不会大乱吧。学习要靠自觉，但也要有点
纪律，我看两个人在一起就要有点纪律。四川人抬轿子，前面的人看到轿子
上空有树，就喊“照高”，后面的人就喊“闪腰”，否则两个人步调不一致。
没有点纪律，怎么行呢？我军几年来的训练工作在某些单位里有纪律松弛的
现象。这是很不好的，是与我军光荣传统相违背的。军队没有严格纪律是不
可能打胜仗的。因为我们是工人农民劳动者和爱国者所组成的军队，自然有
自己的民主，同时也有军队的集中，即有自觉而严格的纪律，使成千上万的
人，在广阔的陆、海、空中使用各种武器，进行争取胜利的武装斗争。因此，
我们必须加强纪律教育。
要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全军同志还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
党的历史，使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懂得党和毛主席是如何
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来解决中国革命和我军建
设的实际问题。
我军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有三十年的建军和作战经验，我军在极端困
难的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的敌人，这些经验是十分丰富的。但是，我
们不能以此满足，故步自封，而不虚心学习外国的经验，我们要牢牢记住毛
主席的指示，必须把苏军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骄做使人落后，虚心使
人进步。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我们不能只继承不发扬，或者只发扬不
继承。我们在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
用是我们的原则，不光是用，学也重要。学不能致用就要犯教条主义错误。
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1］，“心”，即唯物辩证法。同一孙子兵
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2］；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
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3］。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
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党的八人文件，刘少奇同志的
报告，讲得非常详细，大家应当很好地去阅读。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两
种不好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认为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就不需要很好学习外国
经验，不重视研究敌情、我情，拒绝接受新的东西；另一种倾向是在强调将
来战争需要的时候，而又不重视我军的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对一切外
国经验，都不加分析批判地全盘端过来。在这个问题上，全军同志要很好学
习毛主席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和《给军事学院的训词》那两篇指示。而
学又必致用，我们不能只把箭拿在手里，口口声声说，好箭好箭，而不从实
际出发以致用。譬如说，技术是战术的物质基础，战术是技术的合理运用。
所谓合理，即合于进攻或防御之理，合于任务要求，合于当时当地的客观条
件。假如任务、条件变了，你是否仍要如此呢？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抽象的
真理，只有具体的真理。主客观一致了，就是真理。
个别同志在学习中不动脑筋，吃现成饭，大少爷作风。在这方面最重要
的问题是各级首长——他们是指挥官又是教官，都要亲自动手，努力学习，
切实教育，不能象瘸子捉强盗，坐着喊。大家要实际干，要学习。学习除了
要有精力，要有很好的学习方法和时间的保证外，还必须要勤勉，要有古人
所说的“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4］。全军同志都要上下一致共同奋勉，努
力学习，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注 释
［1］“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句话出自《宋史·岳飞传》。
［2］参看《三国志·蜀书》中的《诸葛亮传》、《马良、马谡传》。
［3］孙膑是战国时的著名兵法家，著有《孙膑兵法》。他和庞涓都是鬼谷
子的学生。
［4］“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这是古人发愤读书勤勉学习的故事。头
悬梁，汉朝时的孙敬，读书时用绳子拴住自己的发结吊在梁上，以免打瞌睡。
锥刺股，战国时代的苏秦学习时困了就把锥子向自己腿上扎。
回顾长征①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
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
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
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
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
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
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
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
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
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人中央根据地，更使
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节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
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
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左”倾路线更把
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
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
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
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
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
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
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
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1］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
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
革命危机己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同存在着”；认为第
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左”倾路
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
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
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
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
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
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
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
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
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
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
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
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
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
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
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
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
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
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
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
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
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
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
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
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
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
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
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
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
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
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
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
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
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
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
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
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
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
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
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
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
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
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
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
议。
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
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并招致了氏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
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
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
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
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
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
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
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
军阀的六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鳛水（今习水），渡赤水河北上时，
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
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
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己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
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渡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
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
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
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
大队中，
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惶南逃。我军边迫
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
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也悉数被歼。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
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
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
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侍敌部署就绪，我们却义打到别处
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
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
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我军在遵义一带几次寻战，敌却小心防守。三月，我军便自遵义西进，
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为恐慌，
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
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
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
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
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
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
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
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
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
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象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
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
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
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
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
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
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
江边挺进。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
险要。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这时，蒋介石
似乎已经发觉了我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来侦察。我军三路连夜向金沙江平
行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皎平渡，五军团仍旧
殿后掩护。
干部团愉渡金沙江，袭击并消灭了川军一排守敌，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皎
平渡两岸渡口，前后搜获七只小船。而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进至几十
里外的高原，击溃了川军援兵。这时，洪门渡因江流太急，无法渡过；龙街
渡又因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因此，一、三军团都集中到
皎平渡渡江，而仍以五军团的一个师担任掩护。
三天后，敌人的敢死队十三师约五、六个团的兵力，向皎平渡追来，被
我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沿江溃退下去。原来蒋介石也发觉了我军的战术
方针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就在贵阳召开会议，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
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以免被我军歼灭。现在敌十三师见脱离主力
太远，被我一追，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团街固守起来。我军就依
靠皎平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等敌人大队人马赶到时，
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
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了五天，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
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
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
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
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原名支大地，濒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从此北渡未成而
最后失败之处。这里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这样的深
沟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因此，四
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蹈石达开覆辙。河南岸安顺场驻着四川军阀的一个营，
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们拉到河北岸去了。我们在河南岸
包围安顺场川军时，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便组织突击队渡河。十七勇士一过
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接着，我第一师陆续渡过河去，扫清北
岸沿河之敌，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随即与
南岸二师夹河而上，向泸定桥前进。第二师先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
坏沪定桥，我军便攀缘铁索冲过大渡河与第一师会合。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
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占领川西北之达维、懋功等地，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四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
攻的胜利。接着，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在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后，到理
番（今理县）、懋功一带，即与一方面军会师。
会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会后，毛主
席率领部队于六月下旬启程，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
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这时张国焘并没有放弃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他
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业已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由此可见；他的目的是
在西北，包括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此时他仍旧坚持预定计
划，向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因而中央屡屡电催不应。
毛主席一面命令部队筹粮，准备过草地；一面耐心地等待，在毛儿盖停
留了一个月。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我国的进攻，自“九一八”事变
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华北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占领和侵袭
了我国半壁河山！我党早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就曾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在三
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一
面降日卖国，一面却继续增兵“围剿”和追击红军，妄想将我全部消灭。其
倒行逆施，令人发指。国内舆论，对我党坚持大义，深表同情，期望我党能
负起抗日大任。我党早已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
人民的热烈拥护，打击了蒋介石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
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
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并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右路军由中央、毛主席率领，
包括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
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
右路军穿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在包坐河边的救济寺，
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师。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向阿坝、班佑一带前进。
但到了阿坝后，张国焘进一步露出了他分裂党的野心，竟打电报给中央，要
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虽曾几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纠正其南下
的错误，后来甚至严词责令北上，但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中央指示，仍坚持其
错误路线。
这时，右路军虽只剩下七、八千人，可是中央北上的意志坚定不移。九
月，部队自巴西出发，渡包坐河，沿白龙江前进，过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
然后即越氓山，脱离了雪山草地地区，到达甘南之岷县、西固间的哈达铺。
敌人急忙拼凑了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在渭水堵击。红军在哈达铺休息两天，
便出动作向天水前进状，诱使敌人将主力集中天水。我们却以急行军自武山、
漳县之间，顺利渡过渭水封锁线，相继占榜罗镇和通渭城。十月，经回民区，
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及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击败敌四个
骑兵团的追击，翻越六盘山高峰，过环县，抵达陕北根据地之吴起镇（今吴
旗镇）。直罗镇一仗，粉碎了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
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瓦
窑堡会议）。会议批判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
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了中
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肘关门主义和对
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错误，都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
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
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党中
央、毛泽东同志才获得可能系统地阐明政治策略方面的问题。瓦窑堡会议是
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会后毛泽东同志义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但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且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规定了党
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
五
张国焘公开和中央分裂后，擅自率领左路军及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
两个军，再过草地、翻雪山，经毛儿盖、懋功、宝兴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
全、芦山一带退却。在卓木碉，他终于奸心毕露，公然进行叛党活动，宣布
成立伪中央，自己担任主席。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毛主席党内
斗争的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张国焘要他发表宣言反对中央，
他不但严词拒绝，而且耐心地向干部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
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一带停留了三个月。这时，敌中央军周浑元部队
入川，与刘湘配合，向我们攻击。两军对峙，仗越打越大。部队消耗很大，
张国焘却举棋不定，直到部分防地被突破，才被迫撤向道孚、炉霍、瞻化、
甘孜和大金寺一带，仍旧企图向青海西宁方向逃跑。
这时，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边界根据地出发，经贵州、云南，长途转战，
历尽艰辛，也来到甘孜。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坚决维护
中央正确路线；加上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道路，纷
纷要求北上抗日；因而叛徒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就完全失败了。这时，他被迫
取消了伪中央，并率领队伍北上。
部队由甘孜出发，经东谷、阿坝、包坐，再次过雪山草地，八月到达甘
南，占哈达铺、大草滩、临潭。这时，中央已经派聂荣臻、左权同志带领部
队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并准备组织静（宁）会（宁）战役。二、
四方面军乃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二方面军为右路。右路军经西和、
武山之间东去，连克成县、徽县、康县、两当，并围攻凤县，拖住胡宗南的
尾巴。聂、左部队已将毛炳文、许克祥包围起来，通知张国焘前来协同聚歼。
谁知张国焘竟继续他逃跑主义的错误，以组织岷（县）洮（临洮）西战役为
名，擅自带领左路军仍旧向西撤走，准备去青海西宁。后因部队不满，而且
渡河困难，张国焘只好将部队又拉回来。
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由于遵义会议以后，
全党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才使得张国焘的错误
没有能够发生更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下挽救四方面军，对从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保存中国工农红军，对长征的
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会师。旋即
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从此，我军
就亲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为争取实现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迎接抗日高潮而奋斗。
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
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
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
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
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有毛泽东同志久经考验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的革命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有它，才能赋予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赋予革命军队以无坚不摧的战斗力
量。也只有它，才能引导红军奇迹似地战胜千苦万难，完成长征，走向新的
胜利。
长征，用它铁的事实宣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
不可战胜的。
注 释
［1］据考证，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为一九三三年九月二
十五日从向黎川发动进攻开始。
我们在太行山上①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一
太行山位于晋冀豫三省边界，高山连绵，地势险要，西有吕梁山，北有
五台山，南临黄河，东接冀鲁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
抗日战争一开始，党中央毛主席就已估计到华北抗战形势必将日趋恶
化，并预定在日寇深入山西时，以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
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坚
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
一九三七年九月底，八路军一二九师继一一五师、一二○师之后出师抗
日，到达了山西前线。
这时，华北的日寇在占领北平、天津以后、以二十万兵力沿平汉、津浦、
正太、平绥诸铁路大举进犯，连陷保定、石家庄、邯郸、沧州、德州、大同
等重要城市，并图一鼓而下太原。国民党在华北的军队和政府人员，弃城失
地，狼狈溃逃。华北地区陷入一片混乱。
一一五师、一二○师出师之后，即在平型关、雁门关、井坪镇等地有力
地打击了日寇，取得了巨大胜利。一二九师在十月十九日，夜袭阳明堡敌飞
机场，烧毁敌机二十四架，继而在正太路南侧，协同一一五师的部队，连续
在马山村、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给了正向太原急进的敌人以沉重打击，
前后又歼敌一千余人。
国民党百万大军，由于执行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
的路线，在敌人面前或则一触即溃，或则闻风而逃，并到处散布恐日情绪，
为害人民，造成抗战危局。八路军在我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
抗战的路线下，以三师之众。向北挺进，连战连捷，团结人民，挽救抗战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