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作》第三十节。［5］黄克诚同志，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3
亡，击而无力者亦必亡；既游且击，击必得手，此本军在敌后生存发展之道。
违此者必降为敌寇之降虏，其证例甚多，无庸列举。本军在武器拙劣和弹药
缺乏条件下，向强大之敌寇作战，故战斗之夜间性、白刃性、流动性、短促
性、群众性，表现最为明显；伤者多重伤，重伤者多死亡，此医药缺乏之所
致，此困难之又一方面也。
自皖变以来，迄今仍有友军不断予本军以高压：我五师、六师方面完全
处在两面被夹之地位。我四师也常在被友军袭击状态之中。本军忍辱负重，
不愿轻辟事端，扩大事态，仅限于严正的不得已的自卫。去秋浙赣路战役爆
发，苏南皖南约六千里撤防，本军无一兵一卒南进，此为铁铸之事实，为江
南友军官兵、地方绅民所目睹者。如何加强民族团结，援助敌后抗战之孤军，
撤销磨擦方案，放弃特务政策，此本军所馨香祈祷者也！国内关系僵持不下，
友军煎迫迄未停止，此本军处境困难之又一方面也。
近年法币贬值，百物飞腾，敌后部队给养更见困难。去冬以来，本军即
本“寓兵于农”之旨，从事生产，力求自给自足，比者黄梅初熟，麦黄菜青，
荒地润，水利兴，生活逐渐改善，人民负担亦为之减轻，此我军生活之困难
以及如何克服之又一方面也。
以上仅就内部外部之困难条件大体言之。本军将士身经数百战，出生入
死，一心一德，政治觉悟和战斗能力，均历经考验，加以当地各界人民同情，
人民乃本军之父母，本军乃人民之卫士，故本军虽临万难，信心坚定，始终
如一。盖困苦艰难之来既无可避免，惟奋斗不息方足以克之，最后之胜利，
盖属诸最后之搏斗！孟子云：“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8］；
本军对国家民族之忠悃，庶几近此。如何以民主方策澄清时局，外以适合国
际民主之潮流，内以解决多年内争之纠纷，改正罪过，反躬为上；是非混淆，
民意是从，是在明达者一转念间耳。抗战六周年，胜利在望，克服困难，以
迎接新时代之胜利。本军将士仅以此自勉并待教于国人！
注释
［1］ 独立十二旅团南浦部队，指南浦襄吉少将任旅团长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
旅团。
［2］李品仙、汤恩伯，当时分别为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三十一集团
军总司令。
［3］ 立煌，县名，即今安徽省金寨县。
［4］ 渝，指退据西南以重庆为“陪都”的国民党当局。
［5］ 韩楚箴，即韩德勤。
［6］李明扬、陈泰运、黄逸峰，当时分别为国民党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总
指挥、国民党鲁苏战区苏北游击纵队司令（亦称税警总团总团长）、苏北联合抗日
部队司令（属新四军苏北指挥部）。
［7］ 夏家渡，实地名称为谢家渡。
［8］孟子云：“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见《孟子?尽心上》。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①
（一九四四年夏）
一、华中情况
（一）基本情况
华中地区是处在敌伪与顽固派两大力量对峙之间，处在敌华中派遣军与
华北派遣军［1］ 之间，处在华中汪伪［2］与华北王伪［3］之间。同时敌伪内部
矛盾，伪军与伪府矛盾，伪府本身矛盾和伪军内部矛盾，以及顽［4］中央军与
地方实力派之矛盾，顽方内部派系矛盾，敌伪与当地人民的广大矛盾，以及
其他矛盾等等，极为复杂错综。以上种种矛盾虽然以民族矛盾为主潮，但每
一次要矛盾虽小，在地区斗争和策略上有极重要意义。
又华中基本地区在江苏北部、安徽东部、湖北东部，旁及豫南、豫东、
鄂南、鄂西、苏南、皖南、浙东各一小部分，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
处在江、淮、河、汉之间，是南北殊风异俗的中间地带。基本地区背靠黄海
和山东，向南向西作战。国民党在华中苏皖诸地和平统治了十余年，江浙资
产阶级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领袖，故国民党的影响是比较强的。另一面上海历
来为我党工人运动的据点。农村中如淮海、苏常［5］ 、南通、如皋、广德、
宜兴、盱眙等地农民运动曾前仆后继，大别山苏区的影响更大，故我党在华
中亦具有极大的政治影响。
（二）敌方情况
华中包括沪宁、武汉、南昌、杭州、徐海［6］ 等地。敌兵总计第十一、
第十三两军，辖十四个师团兵力，共约十五万人。太平洋战争前，在华中有
敌陆海军不同系统的区别，后因海军调赴南洋，沿海、沿江均隶陆军统辖，
此种区别已不存在。敌方师团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为旧制一师团二旅团
四联队制，另炮、骑、辎、工四个联队；乙种师团下废旅团，直辖三联队，
设一步兵指挥官；丙种师团下辖两旅团，废联队级，每旅团直辖四个步兵大
队。这种编制的改变系敌军从一九四一年底起的新调整。1．明白划分正面与
敌后任务。第十一军驻武汉，担任正面对付顽方，随时有向西进击的任务。
第十三军驻上海，专任镇压敌后，有随时增援南洋和协助第十一军进击的任
务。
2．实行精简以应付具体情况。敌军中之废旅团、废联队以及减少特种兵，
皆系针对敌后我军情况以及华中地形而特别改变的一种精简办法。
3．在敌后亦同时划分敌后地区的攻守任务。敌后之小据点通常以敌兵一
班配以伪军百名上下，专任巩固交通，不担任“清乡”任务。而大据点及城
市则驻敌之大队部或中队，担任策应各小据点并兼任“蚕食”出击任务。联
队或旅团驻较大城市或交通中心，手上控制了机动部队，担任巩固全地区治
安，并兼任战术或战役性之“扫荡”。
4．敌在华中之“扫荡”可分成下列诸种：季候性“扫荡”，着重夏秋抢
粮；“蚕食”性“扫荡”，着重推广伪化；报复性“扫荡”，着重回答我予
该敌之打击；袭击性“扫荡”，着重大举包围歼灭我军之主力和分割地区。
① 这是陈毅一九四四年夏在延安代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向中共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节录。原件没有
写作时间，这个时间是编者考定的。
敌之战役性大“扫荡”，每年有一次，包括对我军一个战略区，或两个至三
个战略区，时间在一月左右，多由敌师团部主持，旅团指挥之。“清乡”性
“扫荡”着重镇压我之某一点，通常包括二至三个县，着重先以武力驱逐我
之部队，再继之以各种软硬兼施的伪化工作，提出不流血“清乡”、和平“清
乡”、政治“清乡”、机动“清乡”等欺骗办法，履行自首政策和封锁政策，
时间以每季为一期。“蚕食”与袭击等“扫荡”则时断时续，此起彼落，为
边缘区工作情况的特点。
5．敌师团、旅团、联队甚至大队、中队之间的防区分界线，即两个以上
指挥系统的接合部，仍形成极大空隙，我方可以“此剿波窜”，对坚持根据
地有极大战术意义。
（三）伪方情况
应分为伪府与伪军两种。先说伪军。
1．伪正规军计任援道（京沪）、李长江、杨仲华（苏北）、杨揆一
（武汉）、张岚峰（开封）、刘湘图（兴化）、徐继泰（淮海）［7］、汪
伪中央直辖（警卫师、税务团、上海保安团）等八大部分。任援道伪军为汪
投敌前成立，故多土匪、散兵、帮会成分。李长江、杨仲华、张岚峰、杨揆
一等及伪中央警卫师多为投敌顽军及一部投敌地方实力派，或顽军俘虏交汪
补充者。故正规军计分伪化顽军、伪化地方实力派两种。伪化顽军多为顽方
掌握，企图利用敌寇以攻我，不易争取，敌亦不大信任。伪化地方实力派容
易争取守中立，敌对之亦甚重视。
2．地方伪军计苏、浙、皖、豫、鄂、苏淮特区六个省单位，包括县警队、
反共自卫队、清乡队等，总计十一万人。其成分以当地帮会土匪、旧政权衙
役警察为最多。另有一种系地方士绅处敌据点附近，不得已而投敌者。另一
种为地方土匪武装，先经过我军改编，以各种原因争取未遂而投敌者。前者
经我军工作容易成为两面派或三面派［8］，后者则多半为坚决反我成为地方顽
化伪军之类，对我危害较大。
3．伪府方面计分还都派、维新派两大派。还都派又分周佛海［9］财政系与
陈公博［10］之原改组派两大系。维新派以梁鸿志［11］等为首须，系北洋余孽，
以中日战争完全应由国民党负责，颇以历来亲日不反日自诩。日方认为此辈
对大东亚秩序有深刻认识。故曾见重。但冈此辈对渝方［12］无瓦解分化能力。
对华中人民无号召作用，故于汪还都时暂时失势，但日方并未抛弃他们。近
来鉴于汪的能力有限，又渐渐垂青维新派。还都派以中日共甘苦同生死，和
平反共建国相号召。在日方眼光中还都派比较倨傲，维新派则更恭顺。日方
利用周佛海收罗京、沪资本家担任向国民党大后方走私，吸收战争资源，成
绩很不坏。日方利用汪、陈改组派对渝方作政治分化诱降等工作，亦收得许
多效果。
4．敌方对伪方的政策。日方支持华北、伪满，反对汪系以打破汪伪大一
统的迷梦，并限制其向华南发展，限定汪之势力不能出华中一步。这是日本
对诸伪逆的分治政策。日方限制伪方各派系的办法是政不建军，军不干政，
以隔离伪军与伪府的关系，同时又不让伪方派系直接建立武力，和不准伪军
直接干政。这是日方对伪逆的军政对立的脱节政策。比如汪刚好建立了两个
中央警卫师（一色中条山俘虏［13］，日方即勒令调一个师赴南洋参战；李士
群［14］积极搞武装即被毒死等等。日方对华中伪军师以上均派了日籍顾问，
南京成立了顾问部，直接统辖伪军，离间其与汪伪的关系，制造和掌握诸伪
逆、诸伪军的内部矛盾，以达到忠实的为其服务，是日方对伪方的基本政策。
5．华中伪军的特点。在淞、沪、宁、汉、长江下游一带帮会势力甚大，
来源于失业群众的流氓化，且有不断补充，故形成相当的社会基础。同时这
些流氓群众均有头目率领，系统分明，具有长期斗争经验，自逊清迄今均替
统治阶级服务。统治者不断改朝换代，而他们的地位是不改变的。旧统治者
退场，新统治者上台，仍然要吸引他们成为爪牙，而轻便取得统治地位之巩
固。华中自敌伪盘踞以来，照老例并未改变这一事实，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们
的地位反而提高了。伪府伪军均以这一事实为其下层基础而建立起来，各县、
区的税收、警察机关，公务人员均属此辈，我们在接敌区域，如京沪线，苏
中、苏南一带，能够开展据点工作，也由于利用和承认这一事实。我们是采
取了极其审慎的政策，既在我们根据地不予青洪帮以合法地位，也不一般号
召反对帮会。同时在敌伪区则以个人名义个别利用帮会友谊来策动反敌伪，
并争取伪方人员为抗战服务，收得很大效果，其中有不少分子转变终成正果。
6．维新政府时代，在华中仅有地方伪军，但零星小股，不成气候。汪逆
上台和我在华中反顽战斗胜利，大批顽军不断投敌，始有集团伪军出现，此
为汪逆对敌寇之大贡献。一九四一年起至一九四二年，敌伪着重编整正规伪
军，作为镇压敌后之助手，以补其太平洋战争后兵力之不足。一九四三年夏
大批建立县、区地方伪军，实际与我进行边缘区之争夺。一九四三年春日方
派平沼赴宁答访，召集顾问部开会，总结了敌方伪军工作，其结论指出：支
那事变［15］以来，中国建军以伪满皇协军成绩很大，对皇军有认识，思想业
已肃正，在顺天讨共安民上成效卓著；其次推华北治安军；华中和平军抗战
思想尚未根本消除，应首先肃正，取法于皇协军和治安军，因此一九四三年
后敌汪乃有积极编整伪军的计划，敌汪与伪军间之冲突亦更加尖锐了。
7．伪府各派对我只有个别关系，由于我未主动去联络。伪军如李、杨、
刘各部则与我之关系密切。但伪军是敌、顽、我三方争取对象。敌对伪完全
以力服。顽对伪依靠其中央合法正统，以未来的高官厚禄为饵。我方则以在
敌后的优势（力），民主政治的光明前途（理），根据地的粮食、税收等伪
军非靠我不可（利），先之以力服，次之以说理，再加现实的利益，亦可打
动伪方，动摇其投敌反共意志。
（四）顽方情况
1．汤恩伯系统：
（1）正规军：四个集团军计八个军，二十二个师，总兵力计十五万人。
（2）苏北挺进部队：计独立旅一，十二个地方游击纵队，总兵力约二万
人。另李明扬、陈泰运、张星炳［16］三部留苏中不足三千人。
（3）鲁西挺进军沈克部，计七个纵队和二个独立支队，总兵力计万余人，
驻冀鲁苏边区，与新四军关系不多。
（4）豫东挺进军陈又新部，在豫东与睢杞太［17］接触，总兵力计六千人。
汤部总计二十万人左右。
2．桂军系统：
（1）正规军计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辖第七、第四十八、第八十四三
个军，计六个师。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辖第六十八、第九十五两个军，计四
个师。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瓒绪部两个军，计四个师。另第四十五军刘和鼎部
两个师拨归李品仙指挥，驻鄂东。
（2）豫南挺进军李金丹部，兵力约六千余人。
（3）鄂东挺进军程树芬部，兵力约六千余人。
（4）淮南路两侧及平汉路南段两侧之地方部队，兵力约二万人，直接归
李品仙指挥。
以上桂系约五万人，孙连仲部约一万四千人，刘和鼎约万余，川王［18］
约二万，正规军总计十万人，以桂系为主干（五万），地方部队约四万人。
3．江南第三战区：
正规军计浙东李默庵［19］和皖南唐式遵［20］二个集团军，在苏南有第五
十二师、第四十四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及“忠救”［21］残部，均分布在接敌区
域，担任对敌对我之双重任务，总兵力不足十万人。顾祝同［22］之主力王敬
久和上官云相、陶广［23］三个集团军约六万人，均位置在金华、上饶、南昌
之线，担负对敌任务，皖变后与我无接触。
以上华中汤、李、顾三大系统，总计正规军三十五万人，地方武力计十
五万人，约在五十万人左右。
4．一九四○年黄桥战斗后，接着皖变爆发，顽方决定以李仙洲［24］集团
援鲁，王仲廉［25］集团援苏，以“忠救”军挺进苏南，企图北渡长江援韩。
此为三路与我争夺敌后的计划，而以汤恩伯总其成，以李品仙进入皖东作策
应。此计划经过一九四三年春韩德勤之最后失败，李仙洲入鲁受挫，于学忠
［26］撤回豫东、皖北，顽方与我争夺敌后之计划最后失败。故于一九四三年
夏季之后，蒋、何已主动放弃派大军进入敌后的计划，乃改变对策，严令桂
系保持淮南路东的敌后据点（在全椒、合肥、江浦一带）与我二师对峙；令
韩德勤保持津浦路东灵璧、唯宁一带据点，与我四师相峙；令李明扬留苏中，
掌握李长江等伪部待机反正，并策动敌寇扫我；令“忠救”挺进苏州、无锡、
江阴，保持北渡的道路。这三种步骤是在保留敌后战略支点，顶为将来大军
反攻反共的准备。同时这些支点还有积极掌握伪军、组织特工对我破坏、保
其政治旗帜的积极作用。因此顽方两大部署：正规军全部观战，不抗不击，
保存实力；而地方游击队挺进敌后，以政治破坏为主，军事骚扰为辅，达到
继续在敌后进行反共工作为目的。
二、华中工作发展过程
（一）抗战初我们的力量
一九三八年第一、二、三支队在岩寺集中时计六千人，枪二千余支，轻
机枪只三挺。在江北高敬亭四支队计千三百余人。全军计八千人。其中长征
后留下的红军游击队成分，江南闽、赣、湘各地共约二千人，以后和平实现
后，陆续收容、招募计四千人；江北四支队老基础约六百人，抗战初期招募
七百余人。当时各路游击队分散各方，政策转变的时间先后不同，特别当时
项英同志对新形势认识不够，他本身表现由国共对立转入国共溶化的情绪，
未积极放手吸收青年（怕特务）、吸收新兵（怕破坏国民党兵役法），又因
经费困难，不敢搞大队伍等。地方党仅在徐州、上海开始了一些恢复组织的
工作，而在农村中则有一大批出狱归田失联络分子，或系自新分子，在农村
自动开始抗日工作。
1．华中工作的三个时期：
一九三八年一月东南分局及军部在南昌成立［27］，开始华中工作的新时
期。以后工作发展，六年来可划分为二个时期。
甲、第一时期：从一九三八年初到一九三九年冬。此一时期是最好发展
时期。南京、徐州、武汉三大城市相继沦陷，我党我军声誉突起，国民党限
制不大，应大胆迅速东进向敌后发展，但当时则采取沿途停留，不愿脱离国
民党区域，等待敌寇前进。应放手到敌后去解决人、枪、物和根据地问题，
而当时则采取整训部队提出建军的精兵方针，把大批新旧干部留在皖南作训
练教育工作，使敌后前线工作人手不够，而限制了自身发展。新四军是由各
路“诸侯”、大小“股东”集合成军，自然在当时形成各种严重现象。项英
不了解只有在政治上领导东进求得大发展，才能团结内部，说服同志，克服
各种倾向，反而死死箍在皖南，必然是治丝益纷。对恩来同志三九年春传达
中央指示后确定的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亦不具体执行。特别到一九
三九年冬八路军大发展，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北爆发，顽方在华中对我进攻
日亟，项英同志反而信赖顽方说华北过左，对中央所提出的反投降任务及应
付突然事件的方针，项不但不执行并且不着重传达，更无部署，这里就深深
种下了尔后皖南惨败的根苗。这一时期应该以向敌后大发展为中心，项的领
导是闭关自守，丧失时机。但在此时期，前方各部仍有一些发展。苏南第一、
第二支队已完成直达淞沪，足跨长江两岸的发展，造成了大军可随时北渡的
优越条件。第四、第五支队在江北亦有些发展。彭雪枫、李先念于一九三九
年在豫东、武汉外围开始了游击工作。此时全军力量计皖南七千人，苏南一
万一千人（调回皖南四千人），江北七千人，加上彭、李两部不到五万人。
乙、第二时期：从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一年冬。此时期的特点：敌寇
诱降日亟，国民党华北敌后失败，我党我军在华北大胜利，英美东方慕尼黑
政策，汪伪粉墨登场，国民党积极反共，企图造成
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磨擦中心转移在向脆弱的新四军开刀。这时顽方
部署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一九四○年夏开始），以冷欣［28］进攻苏南，
韩德勤、李明扬进攻皖东、苏北，李品仙进攻皖中。项英同志处此紧急情况，
对部队毫无精神上的反磨擦准备，政治上、组织上均如此。对国民党的无理
进攻不敢抗议，不敢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而事事让步，而且压制各支队对
顽方进攻的正当防卫的行为。如处置苏南对冷欣抗议事件，反对东路撤兵到
江北发展，处置皖东反击刘子清无理进攻的事件，阻止张、邓［29］在大别山
建立根据地的提议和部署等，均要下面无条件退让，而皖南军部附近对顽方
屈服事件，更指不胜屈。
此时刘少奇同志奉令南下，中原局成立，解决三大问题：第一，以坚强
而正确的反磨擦的统战方针，针对着顽方计划，予以不断摧毁，改变了华中
空气，纠正了对顽的怯弱心理，使各个战线上取得了反顽的伟大胜利；第二，
统一指挥苏南、苏北、皖东及李、彭、黄［30］各部。顽方以分进合击对我，
我以战略统一各路应战回答，补救了新四军当时的分散不集中可能被各个击
破的危险；第三，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首先在皖东之路
东、路西开始了群众工作的建设，予华中全局以先导作用。这三个问题以争
取反磨擦的军事胜利为中心，掌握得很紧，在一年半之间，创造了华中根据
地，挽救了项、袁［31］所造成的危局。
丙、一九四二年春反顽战役任务大体完成，敌寇转而积极“扫荡”我军，
根据地建设必须开始。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检讨抗战以来的工作，定下华中
尔后工作的方针。这样正式开始华中工作全面的建设时期，即华中工作第三
时期。
2．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成就：
（1）扩大会关于总结工作的部分（略）
（2）一九四二年扩大会所提的新任务，当时华中反顽战已大体告结束；
全国局势是日寇诱降，国民党从各方面准备新的反共高潮，以反共和缓敌寇
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敌寇大举对华北、华中“扫荡”，因此提出坚持敌
后抗战、渡过难关，继续积蓄力量，努力建设、完全巩固根据地的三位一体
的新任务。在这一总任务下，又分别提出对敌伪斗争，对顽斗争、军事建设、
群众工作、改善民生、政权建设、地方党建设、防奸工作、财经建设等九大
工作任务。总括二大项：第一群众建设，第二军事建设，而把中心摆在减租
减息、提高工农、改造政权、实行三三制、武装地方、发展民兵诸项之上。
首先解决深入群众工作问题，再陆续过渡到其他环节，最后造成华中根据地
工作的全面深入进展，完全巩固的目的。
三、华中工作经验初步总结
（一）对敌伪斗争的经验
1．一九四○年以前我在华中不占主导地位，未被敌方重视。敌当时以对
顽为主，几次大举“扫荡”苏北，使韩、李两部［32］损失甚重。但我军在苏
南打敌的成绩不坏，开始引起了敌寇注意。敌一面发传单警告新四军将士应
知道北伐时期受蒋利用打北洋系，蒋成功以后即屠杀共产党，现在不要再上
蒋之当，盲目抗战；一面向我苏南军队致送定期决战书，反对所谓卑鄙行为，
而且到处宣传新四军无勇气正面决战，只会偷摸的杀人放火等。此时的教训
是过分予敌刺激和暴露了自己，形成了苏南局面的困难，但这对于渡江以后
对敌战略有进攻的作用。这是一九四○年以前敌以对顽为主，以对我为辅的
初期状态。
2．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一年是华中大磨擦时期。敌寇采取放任政策，两
不妨害，让顽、我扭打下去。敌寇对韩重视，对我轻视之用意显然。项英同
志不懂得具体分析这个形势，说敌寇要阻止其渡江，是错误的。事实上大江
两岸过渡极为自由，敌寇不加阻止的。第二次黄桥决战，李守维与我大军廖
战三日，泰兴敌寇派队进至黄桥西门外十五里地，观战两天，不前进妨害我
军。李明扬、陈泰运两部亦如此。形成四种力量井列，而两方苦打、两方观
战的奇局。我方胜利，彼等即撤退，如我败退，彼等必出来最后收拾我军。
这是敌寇对国共磨擦的放任观战时期。此时期使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去利用和
扩大敌、顽的矛盾。
3．第三时期是敌寇以对我为主而助顽反我的时期，时间在一九四一年到
一九四二年。因为我在华中已由敌、顽、我之第三位。取顽地位而代之进到
第二位，我与敌矛盾加重。敌大举向我“扫荡”，对顽不予妨害，转而采取
助顽以反我的政策。此时期独立应敌，华北抗战经验对华中帮助甚大，使华
中对敌经验向高级方面发展了一步。
4．第四时期是敌寇双管齐下，打击顽、我时期，时间在一九四二年末到
一九四三年春。敌在半年之时间同时对韩德勤、李品仙、李明扬、陈泰运和
对我第一、二、三、四、七各师先后举行大“扫荡”，规模是空前的，时间
继续到二月以上。一面由于敌寇在第三时期专力对我搞不下，相持极苦；又
由于我党二次“七七”宣言强调国共合作，国方亦散布政治解决之麻药，顽
方大举东进，策动伪军反正进行很积极，伪军动摇。敌寇鉴于德国转入败局，
自己在西南太平洋形势不佳，故大举“扫荡”以达到所谓安定“和平地带”
（即汪伪地
区）的目的。在这次反“扫荡”中，我、韩双方撤销了以前对立局面，
开始反“扫荡”中的协作，“扫荡”结果，是韩德勤在敌后阵线总崩溃，客
观上造成我在苏皖敌后的清一色。敌寇歼灭韩军万余，稳定了伪军，使顽方
策反计划破产。而韩顽对我，初则俯首受缚，继则感恩释放，终则退出敌后。
［33］
5．正确估计敌、顽、我三方面的具体形势，从敌、顽矛盾中趁机活跃加
强自己。每一个时期要善于正确了解敌、顽企图，抓住主要一面，不要面面
进攻，使自己枪法散乱。全局是敌、顽夹击的形势，而具体战局则始终只有
一面战争，我应沉着应付，打破危局。这是应付敌、顽夹击的具体经验。最
标本的是五师的例子。我五师地区几年来均处在敌、顽夹击的情况。敌寇沿
江沿铁道有强固封锁和防守，我五师则在敌伪据点的侧近和外围。顽方依托
其大后方向我逼近，企图逼我投入敌伪罗网之中；敌伪由据点出击，迫我转
入顽军地区，以引起磨擦。我五师完全执行了灵活的攻守穿插战略，一面背
靠敌区以对顽，另一面又背靠顽区以对敌。敌、顽绝难一致同时进攻，故我
得利用其空隙以生存和发展。同时几年来敌寇向西大举进攻数次和“扫荡”
大别山一次，客观上缓解了顽方进攻我五师的严重形势。同时李、汤大军控
制中原、襄河两岸及陈诚、薛岳在江南［34］，均吸引敌寇之注意力，此一空
隙亦予五师以生存发展的机会。同时五师地区皆系老苏区，干部多本地人，
此一优越条件亦全国敌后各地所无，且领导甚强。这是五师长期在夹击情况
中发展坚持的特点。
6．应付敌伪联合“扫荡”的经验。华中有大股伪军，通常是敌军三千人
左右配合伪军万余出动“扫荡”。伪军迷信敌军实力，形同狐假虎威。敌军
利用伪军，恰似如虎添翼。其进攻队形分两种，第一种敌伪混合编组，第二
种敌伪各占一翼。我军应付方策是：予敌以打击以动摇伪军信心，予伪军以
打击以减低敌寇对伪军的信任。因此应具体分析每一反“扫荡”战的形势，
或专打伪军，或专打敌军，这样造成敌伪相互抱怨，扩大敌伪的矛盾，而最
终达到击败敌军、制服伪军的目的。因此斗争的结果，敌寇与我军损失通常
都不大，而最苦的是伪军，如是伪军必转而求我。这就是善于区别敌伪，利
用敌伪矛盾的主要经验。如苏中地区有一时期专打伪军，愈逼愈反，乃造成
伪军死心塌地帮助敌人。华中伪军与我斗争多半反复无常，时和时战。伪军
靠利用敌我矛盾求生存，我靠利用敌伪矛盾以坚持，敌则驱遣伪军以厄我。
因此我军应认识到敌伪是一个体系的敌人，但仍然在策略上战术上区别其间
有民族的不同，利害、地位的不同。明乎此，便可知无不可争取之伪军；即
是打仇了的，亦可言归干好，供我之利用的。
7．反“扫荡”之战略战术一般经验是：敌寇优势在于集中“扫荡”，而
分散防守是弱点。我军之优势在于分散游击，而集中驻扎乃我之切忌。敌寇
之分进合击，我则分散穿插。敌寇集中火力企图压碎我一点，我则事先转移，
让其扑空，而转头陷敌之空隙。我之分散游击带经常性，但必须懂得组织必
要的集中突击。敌之集中亦不是经常性，而其分散则带固定性。对敌大小“扫
荡”不能一味硬打，但亦不能不打。“扫荡”初期、中期主力应避战，而施
行地方武装、民兵的纠缠。“扫荡”末期则主力应趁机突击，以收复可能收
复的地区。集中与分散，转移与穿插，突击与避战，应综合应用。主力、地
方武装与民兵三者应适当配合，这是华中一般惯用的战法。在战略上应基本
上把握抗战的长期性和敌后分散的游击性，只能在长期斗争中来改变敌我双
方形势，即逐渐削弱敌人，积蓄自己力量，造成自己优势，以最后战胜敌人。
急躁性、冒险性、悲观失望均应随时纠正。强调实施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独
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战略上强调统一和各兵团的协调，战术上战场上的指挥
一般不宜多所干涉，而充分发挥下级的创造性、机动性。
8．在华中敌前有国民党强大武装汤、李、顾三部，在敌后有我新四军的
强大力量。我在敌后，国在正面，形成对敌寇的夹击。因此敌寇在华中全盘
战局仍以国方为主要对手，我在全局说处在空隙和次要地位，此为华中“扫
荡”不如华北严重的一大原因。另外华中沿江沿海重要财富均落敌手，我军
所得的地方仍然是一些偏僻农村，故敌寇也不以全力来争（苏中、苏南除外），
此为第二原因。第三，敌寇在华北几年来用了全力，未将八路军搞下，因而
也觉得新四军也是不易搞的。八路军在华北的坚持对新四军有掩护作用，正
如苏中、苏南的坚持对华中全局有支撑点的作用一样。第四，敌寇依赖华中
大股伪军作为其巩固的助手，这些伪军予敌军以帮助，而敌伪矛盾却形成供
我利用的空隙。第五，华中根据地和军队发展在后，学得华北一些经验和最
初在苏南的经验，没有不计后果地予敌以打击和破坏，工作方面采取一些比
较隐蔽的办法，敌寇重视华中不如华北，重视新四军不如八路军，这也是华
中情况较为缓和的一个原因。以上五点加上其他一些敌我双方原因，造成华
中局面比较安定。六年来我军根据地均保持巩固而发展的形势，这个形势能
保持至反攻时期则最好。
（二）对顽斗争经验
1．顽方对我的政策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顽方的分化溶解政策。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年，顽方还梦想经过
叶挺关系分化新四军，又看着新四军与八路军步调不同，更增加其幻想。如
果当时军部有正确的策略领导，本可乘顽方的幻想之际，自己可以假意佯装
而放手在一、二年之内首先占领华中阵地，惜乎项、袁把假人情当作真朋友，
忘记了自己立场而在各方面丧失时机。顽方以后见叶挺不受其利用，分化新
四军无望，乃于一次反共高潮后，针对新四军准备其第二次高潮，而决定了
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
（2）顽方武装进攻时期。此时期前一阶段顽方是企图以其敌后力量独立
解决新四军，对八路军南下部队防御，对新四军采取攻势。其失败在过分轻
视新四军，不知道新四军改换了，策略转变了。后一阶段正面计划，汤、李
二十万大军东进增援苏鲁，而敌后顽军则采顽抗固守的围寨政策，形成顽我
在敌后的堡垒对峙局面。时在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
（3）顽方对我的政治破坏、特工破坏、组织土匪游击骚扰、策动
敌伪“扫荡”的时期，从一九四二年春到现在。这时期为顽、我双方政
治对政治，游击对游击，堡垒对堡垒，民兵对土匪，斗争极为复杂。但敌寇
之封锁，阻止了汤、李大军东进之企图；敌寇之“扫荡”，驱逐和削弱了顽
方在敌后的反共力量。
2．顽方内部矛盾之利用是极复杂的一个策略问题。首先要有正确分析，
不可一概视为同等程度的顽固分子。如利用韩德勤、李明扬的冲突解决苏北
问题，这是利用了地方实力派与顽中央系统的冲突收得的效果。五师方面利
用孙连仲（西北军）、王瓒绪（川军）与中央军的矛盾，利用了程汝怀鄂省
地方实力与桂系（外地实力）的矛盾，亦达到了反顽战斗的若干便利。反之，
彭雪枫在初期利用了何柱国与中央军的矛盾，利用了当地西北军失意军人对
国民党中央的不满而便利了自己的发展。但到一九四一年自己力量膨胀，即
很轻率向何柱国、马彪等进攻，堕入顽方奸计，以致他们团结对我，而造成
自己的失败。又在江苏陈果夫当政，顾、韩系及复兴社［35］受 CC［36］打击，
以后韩系当政，CC 及李明扬亦受打击。我军过江，CC 则采取利用新四军以打
击韩德勤的政策，我军则慨然接受，向 CC 伸出合作之手。在反韩斗争中，苏
北地方 CC 对我军帮助甚大，其首领张公任［37］因此受陈果夫的疑忌，电其到
渝面谈，张因此愤怒病故。张如不死，形势逼迫有使苏北一部分 CC 左倾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