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作》第三十节。［5］黄克诚同志，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4
另一例子，韩在黄桥惨败后，利用霍守义［38］东北军与我之关系，以缓和我
之进攻。我亦利用东北军旧关系（彼军对我颇以恩人自居，认为在西安事变
前主张停止剿共对我有功），企图中立霍守义便利抗韩。霍则利用韩我冲突，
依、违两可，以求生存。最近霍守义因跟韩走，脱离于学忠升任军长，大得
利益。韩确受了霍之帮助。我在利用韩、霍间关系亦并未吃亏。项、袁在皖
变前则不懂得利用川军与顾祝同之间的矛盾，堕入顾祝同挑拨川军与我之恶
感的奸计中，造成孤立，也是皖变中失败应得教训之一。最后，桂系在全国
范围内某一时期是以反蒋的地方实力派出现，故桂、蒋关系可供利用。
但在皖变后桂系企图作反共先锋以取悦于蒋，则这种利用成为不能。同
时桂系与我关系恶化，还由于彼在我第二、五、七三个师包围中，大别山地
区之争执，使彼此关系立于极尖锐地位，故极难改善；面桂系封建军阀之本
质有时暴露得较蒋系更反动。然而桂系之部下却又有可以守中立的分子。如
在路西与我二师对峙之曹师长［39］，因他在敌后不能二面作战，则极愿与我
亲善。我第二师因见曹师凭险固守急切难下，亦采取双方休战以争取时间，
来作训练部队和整风及地方建设工作等。总之，顽方内部党、政、军间均充
满了各种矛盾，应懂得分析加以利用，以适合总的反顽的战略目的。
3．在战略战术的指导上，首先区别对顽与对敌的不同。而在军事上、政
治上，反顽反敌都包含一个思想转变问题，没有政治准确、战术教育准备，
必致转不过来。如高级司令员懂得这个转变，不一定中下级指挥员能够同时
转变，下级战斗员群众更是如此。打日本的道理，打顽军的道理，先在政治
上讲个清楚。打日本的战术，打顽军的战术，在军事上也先要讲个清楚，否
则糊涂战与浪战均要失败。
4．顽方与我党从江西打起，如今打遍全国。这个“老朋友”有他长处，
在于他的规模具备的军事机构，加上相当深入的反共教育，善于把抗日情绪
组织到反共方面，装备训练均较我为好。其短处通常是军官的实力主义，不
敢冒险牺牲。军官手中掌握大预备队，有大预备队主义，怕迂回包围，多头
指挥、战役计划零乱等，加上政治上各种矛盾，推动其大度削弱了自己的战
斗力。蒋虽采取对抗战失败的将领则严惩，对反共失败的则鼓励的政策，终
于无补其部队上下的团结。
我军一般弱点是在于带兵和练兵的办法没有与实践经验密切结合，故改
进甚少。这是留待军司令部去解决的任务。
（三）军事建设的经验
1．主力建设：
一九四二年春华中主力计八万，地方军计四万。此时期第四、第二师均
难独立对顽，靠第三师增援，苏南亦常向苏中呼援，第七师常向第二师呼救，
形成华中兵力对敌嫌太拥挤，塘小而鱼大；对顽嫌兵力不够，决口多防堵不
来。乃决计使主力精干化而放手扩大地方军，以三分之二主力编入地方军。
于是第一、第六两师的十五个团只保持四个主力团，余皆与各县地武［40］合
并，第六师师部取消，部队归第一师指挥。第二师三个旅改为两个旅，从九
个团改为四个团，调一个主力团加强第七师，余与地方合并。第三师拨一个
团归山东，第七、第八两旅均留二个主力团，余入地方，第十旅完全和地方
会并，师与军区并，旅与分区并。第一、二、三、四师保持了十个不与地方
军合并的机动团，并可以听军部调用。这个部署是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
年逐渐演变而定型起来。这样使军、师有主力在手，而各县亦有主力巩固边
区。敌“扫荡”时，我主力团属于大突击和大转移部队，地方团属于当地坚
持和小转移的部队。平时则主力团集中整训，着重实践总结，体力锻炼，战
术学习，近战技术，生产节约，纪律整顿等。主力在反顽战则应强调突击，
反“扫荡”初期先转移，保存实力，末期回去收复失地。地方团则巩固地方
边区，并不断向敌伪区伸张。这一部署使边区巩固，新区创立，反顽、反“扫
荡”均比较能灵活应付裕如。
2．地方军建设：
一九四二年春所谓四万地方部队，均战力不强，成分复杂，叛变逃跑时
有所闻。边区极不巩固，使根据地人心不安。边区党政时常受敌伪顽匪摧残
袭击。地方党政尽是文官，不谙武事。地方部队主力不管，地方管不来，形
同孤哀子一样。这样使华中主力不得不拨去担负地方任务，有主力等于无主
力，虽有地方军四万亦等于没有，民兵则更未形成，根据地的治安问题十分
严重。
自从决定主力精干化，而拨主力并入地方军后，情形便改观了。一面主
力编入地方，一年以后所有地方部队均战力高强，能追随主力之后独立应付
敌顽，在事实上扩大了主力，使根据地巩固而向外扩大，一面地方部队的主
力化不是走的过去路线，强迫调离原地，而是把主力并入地方，去加强当地
斗争，落脚生根，为地方群众日常生活利益而斗争，与地方人民打成一片，
把边区巩固变中心区，向外推进，于是地方性逐渐消失。这是走的加强其地
方性以最终消灭其地方性转化为主力的道路。这一辩证的发展，便把主力地
方化、地方军主力化的矛盾正确解决了。因此现在华中的十四万大军，每个
团均能独立打鬼子、打顽军，也就是主力扩大了。以前地方军怕鬼子怕顽军，
只欺负伪军的现象，完全改变而提高了。
3．民兵建设经验：
华中自卫军工作开始时，即感觉其只有开大会时刀剑林立的捧场作用，
其次便是形式主义的查路票的劳民伤财的坏处，故一般不强调搞自卫军而着
重在民兵建设，但并不取消自卫军，只在中心地区乡为单位利用冬暇作一些
人人皆兵的军事训练工作，作为民兵的一种教育基础。
民兵工作是开始于群众减租运动胜利之后，为巩固胜利，群众要求武装
的心甚切，因此实行向地主转移枪支。起初用硬转办法，下命令向地主强要，
结果造成枪支外流，或埋入地下，甚至武装反抗。以后采取借用的办法，由
农会打借条，政府劝告到期退还，这样时借时还或早借晚还，地主嫌麻烦而
自动捐枪，把借枪条退回。这样开始借用一、二支枪，以后逐渐添借，特别
反“扫荡”及肃清土匪运动中民兵表现了力量，地主自身取得安全，又确见
减租运动是有节制的，于是也自动拿枪出来。通过这一渐进办法，把枪逐渐
从地主手中转到工农手里来了，华中民枪甚多，估计至少在二十万支左右，
现在转入农民手中的枪支无确数统计。如继续用这一逐渐转移办法，将来武
装的需要定可逐渐满足。
民兵战斗力之提高，是在于边缘区的反维持的斗争（淮南、淮北及淮海
区）和反伪化、反“归化”、反“清乡”斗争（苏中、苏南）。伪
军依靠据点向我区之乡村逐渐推进，派款派粮。边区人民不堪其扰，发
生组织民兵的需要。凑款捐枪属地主、富农，出人出力属贫农、中农，轮更
守夜，守望相助，党从中加以领导，遂开展民兵与小伪军战斗。此为民兵发
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通常民兵筑围寨固守，相持紧急时，我主力及地
方武装加以增援，击退敌伪，民兵情绪高涨。每一农村的胜利，必蔓延邻村
掀起民兵看家自卫的热潮。第三阶段，敌伪派款筹粮不遂，乃乘夏收秋收之
际四方下警告，不“维持”、不“归化”即大烧大杀，意在乘我粮食在野的
弱点。此时应懂得策略，凡不多少给一点而一味硬拚会失败，因主力增援不
可能每天每地随呼随到。如一味向敌人赔小心，任其诛求无厌，刺激其贪欲，
亦必致失败沦为伪区。因此在夏收秋收我有弱点时，应用软办法以小利和缓
之，在收获过后我之打算又不同，可采取强硬办法。民兵工作与伪军工作部
门应采取密切配合，使伪军不敢轻易侵犯我区。我研究了各地民兵在边缘斗
争的经验，从敌伪据点起算，二里以内是属伪化村（对敌一面负担），我方
难以插足；二里以外到五里以内（两面负担），通常是敌我争夺或缓冲地带；
五里以外则通常（基本上）为我区，每年只需多少向敌伪给一点应付的维持
费用；而七里到十里则完全属一面负担，为抗日民主地区。这种形态是以民
兵为主要支持力量所形成，故民兵力量之强大可以窥见。
民兵战术，通常靠在政治上与敌据点内人民的联系，取得灵通的情报，
靠广大群众的协助，数十里村坊协助应援，靠强固防寨配合地道固守，昼夜
狙击汉奸，伪装主力，诱敌深入村庄，进行埋伏袭击。一般说来，华中民兵
的力量远远超过内战时期的赤卫军和游击小组。民兵常常很自然的转化为地
方武装，并且在民兵加强之后，小敌骚扰，民兵可以击退他，大敌则靠主力
来援。因此使县、区地方武装遇着一种苦恼，地方小仗打不到手，他赶到时
民兵早打退了，而大打又无力独立负担。这样造成地方武装愿当主力的情绪。
民兵建设一般在地方支部和乡农会领导下，因地方需要而建
立的。故华中只区、乡有武委会，区以上皆不强调设立。
（四）群众工作建设的经验
1．群众工作的工作路线。华中根据地在一九四二年以后要渡过难关，反
对敌伪残酷“扫荡”，反对顽军大举东进，一切决定于根据地之巩固。巩固
工作之中心首先摆在发动群众上面。只有群众运动深入开展，才能削弱封建
势力、动摇顽方的社会基础，消除敌、伪、顽的内应而造成我在农村中之优
势。把这第一步弄好，才能根深蒂固，使我党值根于华中地区，使党在农村
中有不可动摇的堡垒。地方党的基点解决，才能顺次去解决基层政权，而过
渡到上层政权的比较民主的改造。同时也在有了有组织的广大群众和农村党
以后而顺利的解决人民武装（民兵与自卫军）问题，这样就使地方建设开始
与军事建设是分不开的，而达到最终的结合，使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四
大建设都比较平均而坚定的发展起来。这是华中地方建设的完整步骤。原订
计划是打算在二年之间做完，在四二年春开始，于四四年春全部完成。换句
话说，要求四二年夏收秋收完成减租减息彻底深入，不作其他的事，四三年
则转到政权改造和民兵建设等。
2．群众工作的经验（略）
（五）政权建设与三三制之实施（略）
（六）精兵简政情形（略）
（七）财经工作和部队以及人民生产情形（略）
（八）党的建设和领导一元化实施情形
1．加强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和建立坚强的战略单位（以师为单位）。华中
各师战略单位负责同志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基本上虽是团结的，但隔膜
牵扯仍时有表露。或属于历史性质的未决悬案。或属于目前工作部署处理性
质的，或属于分工性质，其间并无根本的政治路线的对立，多半由于实施党
的领导一元化及精简机关之时，对干部配置，经费审核，这部门或那部门常
有畸轻畸重之感，形
成隔膜误会以致影响到工作和团结。其中心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是近
乎宗派情绪问题，工作关系处理不善的问题。这里需要从思想
上培养每一个负责同志，一方面由各单位自觉的了解去形成一个
中心，推贤让能，纠正谁不服谁的宗派倾向；一方面要懂得对共同工作
的同志不能求全责备，而应互相取长补短，彼此虚心请益，养成民主协合的
新作风，纠正过分自信的专断的倾向。必须先从打通
思想入手，才能使各独立领导的战略单位能团结得更好，工作得更
好。这一工作我们过去只局部做了一些，拟在一九四三年春召集各单位
首长来开始这一工作。
2．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和精简办法在华中的反映是：在乡一级
使农抗主任、乡长、支书三者统一起来，许多地方开始试行一身而三任，
每一部门设副职兼理。这一办法在组织上确定了农村的工农优势是好的。在
区、县两级确定县书［41］或县长兼任部队政委，这样推动了他们去注意打仗，
关心部队情况，弥补军队与地方的隔阂，推动一批文官能兼武事。反之对部
队亦推动，使其懂得把自己的基础依靠在地方党政和人民身上，加强部队政
权观念、群众观念是有极大作用。在师、旅两级由师、旅长或政委兼地方党
委书记，则推动
他们注意地方的事情，懂得去研究部队衣食饷款的来源，把过去只
知道打仗、不管地方的推脱现象纠正过来了。
3．党的领导一元化实行困难在于：（1）如军队同志兼地方党委书记，中
心移到军队而使地方党政工作日常处理较以前减弱了。反之如地方同志兼军
队政委，则中心移在地方而使部队日常工作处理较前减弱受些影响。这一矛
盾的解决，应该是使各部门工作均键全有独立工作能力，而以区党委总其成，
不致遇事均要找书记或政委请示。另一面书记和政委的领导方式，要懂得从
一般事务工作解放自己，要懂得掌大舵，撑满帆，注意自己的工作时间外，
更必须首先估计到自己附近其他工作同志的时间，不要任意指挥。其他同志
也不要作壁上观，等发命令。一般说来华中的党的领导一元化在开始时摸不
着规律，颇有些不惯，积久就更顺畅无阻了。
4．党的建设方面，把最重要的干部教育说一说。我们干部分新、老干部
两大类。老干部分三类：（1）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以后参加内战，以知识分子
为主。（2）大革命前后坐狱分子，仍然以知识分子为主。（3）苏维埃运动
中入党的，大批工农干部。
新干部分两类：（1）抗战后加入的青年知识分子。（2）根据地减租斗
争中加入革命的工农干部。
这五种干部的参加党，其来源、动机均各有不同，入党后所遭遇的环境
和锻炼亦多相异。一般说，第一类是全党的中坚，处于掌握方针、决定政策
的上层领导地位。在华中说，这批干部并不多，并在军、师、区党委一级负
责。一般说有独立负责能力，对党贡献大，革命人生观一般均解决了。但其
不够的地方在于思想方法上的锻炼，或多或少尚有毛病，党史和路线了解尚
不完全充分。这批干部是打通思想，课以领导艺术，使能掌握各种斗争方式
和组织形式，做到更成熟的地步。第二类出狱分子，一部分历史未弄清的多
年在埋头苦恼中，一部分历史清楚的，成为一种重负，自高自傲，而其本身
除牢狱经验外，尚须从下层经验积累起。这批人在华中多半担任地方党务工
作，仍然是着重思想锻炼撤销其倨傲心理，转入实事求是的整风学习。第三
类工农老干部多在旅、团级负责，一般思想和经验脱不出苏维埃运动的旧范
围，一大部分进步很快，可是一小部分则处在停滞状态。他们从打土豪分田
地的工农民主革命卷入运动，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曲折性最初是
意料不到的。尔后在运动中能随运动进步，确定其革命人生观，成为最优秀
分子；可也有一部分停滞不前，旧思想意识在脑中复萌，个别分子走上堕落
的道路。一九四二年统计全军这类团、营级老干部逃亡堕落的计四十余人，
这是极为惊人的数目。这是一个极应耐心教育帮助其进步的问题。我们研究
从大革命以前即入党的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以作为对抗战以后
加入的新知识分子的教育借鉴。这批
新分子长处有许多，但在基本上尚未经过大风大浪的颠簸。我们研究在
苏维埃运动中加入的工农干部，亦可作为最近在根据地加入的工农党员的一
种参考。党的干部建设应具体区别这些方面，归根到思想锻炼、实际工作锻
炼，研究其历史和入党以来的转变过程，以启发其革命自觉性，打破其盲目
性。这是我们建设干部的一般方针。
新老干部对立的现象在华中初期工作中颇为严重。处理新老干部的经
验，我们初期决定以老干部为基础来使用和提拔新的，第一步即营、县两级
以上均保持老基础，让新的到连和区、乡级去锻炼。第二步逐步开放营、县
两级，而团级则仍紧握着保持老基础。现在已进到第三步，便是团、县两级
也必须大大开放，但军事指挥权（团长）和政治领导权（政委）仍必须是尽
先补用老干部，新的则只让他们作政治处，参谋处工作。但另一面在特殊情
况下亦承认和使用破格用人的原则，就是说遇着新干部中某几个特别优秀的
亦破例提拔，加以培养。才难之叹，古今所同，我党亦应作例外的照顾。解
决老干部某些停滞状态，纠正新干部的躁进情绪。今天的是新的，而明天会
成为老的；今天是老的，而昨天却是新的，新老不能对立来看，而要联系着
看。过去在苏南某老干部同志气愤说：“没有老的，那里来的新的。”这话
固然不错，但只讲了一半。他不知道“没有新的则老的何以为继？”况且今
天的新干部，日积月累也有六七年斗争历史了。此外一般同志新、老干部观
念是以部队为本位，以军龄军功定新老，而不是以党龄和党功为标准，不免
偏而不全。在一般新干部中学军事的不多，这在干部的积蓄培养上是有缺陷
的。
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华中根据地是新四军反磨擦创立起来
的，因此本地干部大半属后进，或者“入股”不多，不够“大股东”的资格。
如今区、乡两级为减租的工农干部，县、专署、分区、地委一级则有一批本
地干部，其对师、旅老干部是尊重的，在同级的纠纷亦有。但此批本地干部
多为出狱分子，一面历史尚诗清查，一面功绩不大，倨傲心理不重，所以从
本地干部引起磨擦的原因比较少，另一面华中地方党与政权工作多半全属地
方，本地干部一揽包干，因此军队与地方党政的矛盾常常包含着本地与外地
的矛盾，故放在党的领导一元化中加以解决，而整风、肃特对本地干部的清
查，应采取极其审慎的政策。
（九）边缘工作经验
敌后边缘区工作情况，真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奇观。在华北是如此，在
华中亦是如此。内战时期赤白对立，是白军主动造成；而我方的过左政策，
亦应负相反相成的责任。敌后斗争，敌寇也屡屡企图造成“赤白对立”，来
阻止我之发展，但被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隐蔽的游击政策所打破了。今分
述其具体的经验：
第一，要懂得分析形势。
1．要懂得边缘区工作是各种势力并存的局面。敌、伪、顽、匪、帮会会
门和我方力量均在那里进出，而以敌、顽、我三大势力为冲撞的主潮，其余
的力量则穿插依附于其间。自我在敌后占优势后，敌我矛盾为主潮，顽方成
为其间重要的挑拨者。
2．要懂得边缘区工作是各种斗争方式的扮演舞台。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
方式，合法与非法，流血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妥协与革命，诸种方法均要
采用，才能进行斗争。
3．要懂得边缘区工作是长期处在炮火连天的前线，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
争轮番交替，而武装斗争为主要方式。
4．边缘区工作流动性、变动性非常之大。七进七出，三翻四复，是其常
有的状态。一切工作要掌握其变动的过程。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概括的结语：边缘区工作是抗战中国
的全国性斗争的一幅缩影；其决定关键，在于我们的政策是否运用得适当。
第二，要懂得必要的妥协和运用两面派，承认两面派或主动去组织两面
派是承认暂时妥协的策略正确的具体表示。华中的两面派先我军而存在。敌
寇侵入，国民党逃跑，当地士绅、会门首领即懂得以两面方式去应付敌寇，
顽方更运用得纯熟，我军以后也跟着学会了。两面派分几种：第一种反革命
的两面派，是帮助敌伪服务而向我敷衍的；第二种是革命的两面派，是向敌
寇应付，而替我军服务的；第三种是应付各方面而替他们自己保全产业和权
利的，这种便不止两面，而是敌、顽、我三方面应付的三面派。我们的经验，
初期是去争取许多替我服务的两面派，以后感觉不够而进到派同志去充当两
面派，这样使敌我接壤地带有了缓冲地带出现，对于长期斗争之坚持有极大
的作用。顽方最初派部队投敌当伪军以掩护其敌后力量，以后我军进入华中，
顽失败乃转而不反日，而靠敌伪掩护，以专力对我，顽县长与伪县长合署办
公。当我军进入，顽军不支时则退入敌伪据点埋伏，或从敌据点逃脱。顽方
大后方接济挂伪军番号，替其源源接济等，顽方做得很巧妙。我军鉴于顽方
策略的进步，也在边缘区学他的办法，于是在敌伪方面，在顽内部均安上我
们的人，形成形式与内容极其复杂的矛盾。我们能以顽方姿态去运用伪方阻
止敌寇的侵扰，同时又可以用伪方姿态去了解顽方的情形。对许多土顽固的
歼灭，均得力于伪方内线之援助。运用两面和三面派问题，实质上是掌握形
式与内容的矛盾、单面与多面的矛盾的问题。两面派的入选最适宜是帮会首
领人物。
第三，要懂得镇压反水分子的巧妙办法。我们派人组织两面派，派人进
入敌伪营垒，有时也会弄假成真，转而叛我。镇压此辈一股利用敌寇对中国
人的疑忌心理，送假信，假造情报，均可借刀除患。我之敌伪内线叛变了，
我两面派变成忠实替敌伪服务的人，我可另组新的内线去对付他，或从敌伪
上层制造疑惧去压服他，或派人狙击，镇压一、二个反水分子可以慑服一切。
对党外两面派分子不能要求过高，宜尊重他本身利益，帮他策划最后安全。
第四，敌伪军内线工作、两面派工作均不能用假投降办法。凡从根据地
去的人，敌方均不信任。苏中曾派一个小部队去假投降，企图保持某边区的
据点，结果全部缴械，损枪折将。敌方相信国民党部队可以伪化争取，中共
部队则不然。因此两面派工作应从敌占区的党做起，这里要以敌占区工作援
助边缘区工作。
第五，边缘区工作，条件不成熟不宜企图去变成中心区。边缘区分几种：
第一种是我政权占优势的；第二种是敌政权占优势的；第三种是敌、顽、我
三种政权并存的；第四种是三不管的地区。以上诸种形式，华中均先经过同
情区的方式，逐渐变成我政权占先的地区。同情区是经过联庄会或会门等地
方性的小型封建政权，先取得其同情，容我工作人员驻脚，再以便衣武装队、
短枪队前往，逐渐改变人心，提高斗争方式，而达到我军力量之逐渐抬头，
而剪除敌对势力。
（十）国民党地区工作与点线工作情形
1．国民党地区工作
华中局管理下的大后方的党计有刘英、龙跃的浙江省委，曾镜冰的福建
省委，皖南特委与赣北特委。
皖南事变前归东南分局指导，在浙江发展党员二万人，在福建闽北崇安、
邵武老苏区保持了阵地。在福州以东（北）宁德、福鼎沿海一带发展小型的
抗日游击队，并下海活动。国民党尚不知是我党武装。敌寇在福建始终不大
举入侵，故该队发展亦难。
浙江党在抗战初期利用黄绍竑的进步形势和黄、CC 许绍隶［42］的矛盾，
取得包括全浙江各县的发展是有成绩的。其错误在用大力于城市和文化教
育，未在农村和国民兵团去找自己的根基。项英的浙江计划、天目山计划给
浙江党以盲目期待。项英也不叫他们去遵照中央指示如何应付突然事变，如
何不怕武装斗争、预作武装斗争的准备，而是要他们准备“箪食壶浆以迎王
师”。这样在皖变之后便显得十分狼狈而零乱。饶漱石同志皖变突围道经刘
英处，告以归山掌握武装为主，对大发展的二万个党员宜注意各级领导机关
的内奸，地方党要采取隐蔽方式，要懂得收容部队应付国民党的进攻。虽然
苦告刘英从丽水把省委搬回平阳老游击区，但刘英仍未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
饶的意见，故不久又跑到温州城下来进行统战工作，遭内奸告密，刘英逮捕。
此时国民党大宣传：三个月可全部破获浙江党而刘英确为坚强，在狱中与国
民党进行英勇的斗争，使国民党阴谋变幻想。一九四二年秋浙赣路战争之际，
国民党慌乱撤退，刘英同志被枪毙于永康省府附近［43］。刘英同志的英勇坚
定可为模范，长留令名于浙江人民的心目中。
刘英同志被捕，国民党一面大举搜山，进攻平阳、泰顺、南雁荡山北我
老游击区；一面利用叛徒在浙省各地进行疯狂追索。我老游击区无数次击退
了国方进攻，而城市里的党则陆续遭受破坏或冲散。宁绍特委则与我浙东部
队会合找到了归宿；金华特委一部分同志在金华附近拿起武装进行自卫。其
余如处属、温属、衙属及浙西各地，既不懂拿武装上山，又无秘密工作经验，
故遭受了极大失败，抗战初期的蓬勃发展成了春梦。
曾镜冰在崇安武夷山中下山后，撤退归山比较快，现仍与国民党武装相
持。过去皖南军部送了一个电台去，通了一次报，即保不住而弄坏了。皖变
后我军被俘干部押在上饶、铅山，许多越狱同志到曾处，由曾资送到华中局，
说那一带群众很好，国民党搜山很凶，他们最困难的是经费问题，现武装有
数百人。
赣北鄱阳、彭泽、都昌一带为方志敏部老游击阵地之一，抗战后一部加
入新四军，一部留山保持，其领袖田英同志则往来景德镇、都昌之间作统战
工作，后被特工暗杀。此后当地党即完全上山拿起武装进行了不断斗争。一
九四二年他们策动了川军一营拖枪上山入伙，这样一来从内部一胀，经费困
难，给养无着，目标太大，敌进日甚，不得已拖过长江靠第五师。事实上这
样一来全部新旧人员、马匹都过了江，现留第五师鄂东区或到第七师，而都、
鄱、彭的游击历史遂告结束了。
皖南特委皖变后保持一些组织，与皖变上山打埋伏的将士结合在黄山山
脉，太平、青阳、泾县、旌德等县交界保留了三百余人，分五个山头坚持，
一部参加了生产，且与第七师经常有指导关系。这一带是能长期坚持的。
以上是国民党地区、老游击区的党的情形。具体经验是，东南局项英时
期他们总计发展到五万人，均把中心放在城市和文化教育界知识青年身上，
而现在只留下不到二千人，均是依靠拿武装靠山地而保存起来。从大革命失
败后，苏维埃运动失败后，抗战中的转折——皖变惨变后，三个不同时期均
得出真理：靠武装靠山者则存；靠城市不拿枪者则失败，甚至灭亡。
皖变后这一带党又打游击，到今天实际斗争环境又教育他们可长期保留
无虞，我们要浙东部队设法予以各种接济。这一批同志们正处在黎明之前的
黑暗的时期，最忌讳是把破晓时期估计得太短。
2．上海党的情形：
敌占区的点线工作可举上海党为一个例子。上海党是一九四三年春中央
命令撤退才归华中局管。刘晓、潘汉年［44］到根据地后，他们的工作尚未作
具体总结。上海党抗战以来，在恢复上海党的组织上，在宣传扩大影响上，
在情报工作上，在输送工人和干部、文化人到新四军上（约二千人），在农
村组织游击队上（亦有几个游击部队加入叶飞部），均有些成绩，但严格检
查起来，实际上的可能甚大，他们努力所达到的限度仍是很小的。一面由于
他们在东南分局指导之下一贯是坚持上海大城市的暴动主义，这里与项英的
伟大江南战略联系着的，而对农村工作的帮助是很小的。据省委同志谈，抗
战初上海难民十几万，如动员加入新四军，至少可达五万工人，但他们要保
留所谓“党在上海的无产阶级基础”，不愿送其人新四军而说服他们到日厂
去服务，这是一。第二，他们虽然提出生产化职业化的口号，而实际做投机
生意，省委一面累资数百万，一面又向华中局要钱，怪不资助他，大概他们
要留着作为大暴动的基
金。同时几年来的安全最后依靠潘汉年与李士群的统战关系，才不致陷
落敌手。一般说他们并未能将党的地下工作的经验提高一步乃是实在的。
自然我们一面不能抹煞上海党重建以来曾做过一些工作，一面我们尚未
彻底检讨。但上面的说法是与刘长胜、刘宁一［45］诸同志谈话中一致的意见，
可供中央参考。
四、华中工作现状和今后任务
（一）华中地区面积、人口（略）
（二）华中党的数量（略）
（三）华中部队人员、武器的统计（略）
（四）一九四二年华中全军的财政收支
……十四万武装部队，十万以上半脱离生产和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十八
万党员，四万党政民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统治着三千万人口，控制了三十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每年费用四十万万元（法币）左右，这就是我党在华中
六年来血战的收获。
（五）华中人民对我党的认识和反映
……我党在各阶层，皆拥有坚强的政治影响。这是我党政策的极大成功。
（六）华中今后的工作任务（略）
五、结束语
（一）在华中六年的工作结果，使我党在华中敌后广大农村中确立了普
遍的巩固的军政优势。由零星分散的小块地区逐渐衔接几个大片，由零星的
武装建立大的集团部队，经过了反顽、反“扫荡”、反“清乡”的艰苦锻炼，
一般维持着向前发展的形势，对华中的
具体环境我党是有了适应的和推动的能力，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具体
领导和政策正确的结果。敌方在华中全局掌握军事优势，仍处处立于主动地
位。但其优势几年来是逐渐削弱的，也是一个确切的事实，配合国内外条件，
这一削弱更是日益增长，我们不可因此忽视敌人，但不能不从这一方面把握
敌人的脉搏。顽方具有全国的合法中央正统的优势，但在敌后由于他们的反
动政策自取溃灭，这样也使我在华中敌后，由不合法地位而逐渐取得各阶层
人民的公认，合法地位业已在事实上形成了。继续巩固和发展我党的己有优
势去削弱敌顽的力量，纠正和避免我们的弱点，这是坚持抗战、过渡新时期、
迎接胜利的保证。
（二）华中广大敌后阵地计有三种地区。
第一种基本地区。特点为群众运动深入，群众有相当能战斗的武装，培
养出一批地方群众小领袖，经过战斗锻炼，封建势力保垒业已攻破等。这种
地区是我党的暖床，一般估计在华中地区全面积上的比例至少占十分之六。
第二种为相持地区。群众运动尚未深入，封建堡垒未攻破，多半是大地
主统治的巢穴或者靠敌伪不远，这一边缘地区的工作尚待深入，约占全面积
的百分之三四。
第三种为敌占区或同情区。我以半隐蔽形式出没其间，作各种待机发动
的政治准备工作。
这三种工作地区应采取三种不同工作方式，且必须联系起来，有基本地
区才能造成边缘地区的相持，有敌占区工作才能保证相持地区的斗争胜利。
我们依靠基本地区向边缘区敌伪区推广，用挤和楔入的方法；但在目前条件
之下，要很精微的把握这种挤的限度，不挤不成，如企图把一切地区都挤过
来，也会造成错误的。
（三）华中几年来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并且在刘少奇同志带领之
下，最好的是体验领导艺术的锻炼，每一时期均能把握着工作中心，集大力
抓住中心环节。推动中心环节之后，而使其他次
要环节也同时并进到一定程度，这一正确的领导使华中工作虽开辟甚
迟，又遭项、袁的延迟，也终于在几个根据地基本建设问题上少走弯路而逐
渐迎头赶上。因此领导者的职责在于掌握工作关键，掌握全局与局部的衔接，
掌握两个中心工作之间的连环，善于从第一、第二挨次过渡到其他方面。另
外在敌后环境，领导艺术还须表现于能有力的去解决应付情况与努力建设之
间的矛盾。不能应付情况即无法创造建设工作的时间和地盘，不能趁机作建
设工作，也无法应付极端复杂的严重情况。内战时期在两个反“围剿”之间
进行工作，但中间的间隙为日甚长。抗战之敌后地区是在两个反“扫荡”之
间进行工作，但其中间的间隙甚短，领导者要善于照顾这两方面。善于利用
时间，适时发出适合情况与建设任务的各项指令，善于抓住中心，善于转移
中心，善于将应停止的一面即时停止而转向当务之急去突击，突击到适当的
程度，又要知道掉头过来去完成尚未完成的任务。只有如此才能在瞬息万变、
各种工作纷至沓来的环境中，领导机关不致失掉主动而迷失工作方向。说得
出，做得到，抓得起，放得下，这样才能使工作程序不致走弯路，努力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