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作》第三十节。［5］黄克诚同志，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5
与应付情况都两无所缺而处置裕如。
（四）最后华中工作仍有其极其不够的缺陷和弱点：
第一、尚有许多未解决的任务，如练兵、财经、文教、青妇工作等，这
些工作一般只维持现状，尚待深入。
第二、对许多下层工作经验总结检查很不够。
第三、各级领导机关的机构的配置尚不十分健全，许多尚待实践中去加
以改善。
第四、中央的领导方法，领导新作风，我们了解和掌握尚极其不熟练。
第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我们钻研和执行的程度尚不够，如何根据
中央指示去解决华中问题，去创造新经验，尚待我们极大努力虚心向下层向
群众学习。
第六、我们对下层情况的调查研究是不够的，时有挂一漏万不免沧荒之
感。特别报告人我自己对华中情况了解不够深刻，只能把这篇报告写到此处
为止。
注释：
［1］敌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派遣军，指当时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军）和
日军华北方面军。
［2］汪伪，即汪精卫，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中
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逃离重庆，二
十九日在越南河内发电报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四○年三月，自称“还都”，
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后又兼伪中央军事委
员会委员长。
［3］王伪，即王克敏，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北平就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4］ 顽，指国民党反共顽固派。
［5］ 苏常，指苏州、常州地区。
［6］ 徐海，指苏北徐州、海州地区。
［7］任援道、李长江、杨仲华、杨揆一、张岚峰，刘湘图、徐继泰，均是伪军头
目。任援道是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李长江是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杨仲华，原为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投敌后被委为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
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杨揆一，一九三九年投敌，一九四四年任汪伪武汉绥靖公署
主任兼湖北省保安司令：张岚峰是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刘湘
图为伪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徐继泰任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军第三军军长。
［8］三面派，指同时应付敌、顽、我三方面的人物。
［9］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底投敌后潜入上海搞“和平运动”，一九四○年三月协
同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
长。
［10］陈公博，为原国民党改组派首领之一。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追随汪精卫投敌，
一九四○年三月任汪伪政府的立法院院长等职。
［11］梁鸿志，一九二四年为段祺瑞政府秘书长，是北洋余孽。卢沟桥事变后即
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组织维持会。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南京成立伪维新政
府，任伪行政院院长，成为维新派首脑人物。后又与汪精卫勾结，一九四○年三月
汪伪政府成立后，任伪监察院院长。
［12］渝方，渝是重庆的简称，当时国民党以重庆为“陪都”，渝方即指国民党
方面。
［13］中条山俘虏，一九四一年五月中旬，日军大举向山西省南部的中等山区进
攻，俘国民党军十万人，汪精卫即以俘虏一部组建两个警卫师。
［14］李士群，一九三八年投敌，曾任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调查统计部长和伪“清
乡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担任伪江苏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时，多方组建武装，于一
九四三年九月六日被日本上海宪兵特高科科长冈村毒死。
［15］“支那事变”：即卢沟桥事变。
［16］张星炳，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三旅旅长。
［17］睢杞太，河南东部睢县、杞县、大康县地区。
［18］川王，指国民党第二十九集团军（川军）总司令王瓒绪。
［19］李默庵，当时为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20］唐式遵，当时为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21］“忠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忠义救国军”的简称，受国民党第
三战区指挥。
［22］顾祝同，当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总司令官。
［23］王敬久、上官云相、陶广，当时分别为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总指挥、第三战
区副司令长官（皖南事变前后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三十二集回军副总司
令。
［24］李仙洲，一九三八年二月起任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
一九四一年春率部由湖北到安徽阜阳地区，五月，任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
［25］王仲廉，当时任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五军军长，皖南
事变后，任苏皖豫边区第二路挺进军总指挥。
［26］们于学忠，一九三九年一月起，任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一九四一年底
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二年任鲁南游击总指挥。
［27］一九三八年一月东南分局及军部在南昌成立，按新四军军部是一
［43］ 刘英同志被枪毙于永康省府附近，杭州失守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逐步迁
移到水康县之方岩，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华中局特派员刘
英在此被国民党杀害。
［44］刘晓、潘汉年，刘晓一九三七年五月由延安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市群众工
作委员会书记，同年冬，任中共江苏省委（俗称上海党）书记；一九四二年三月到
淮南，任新四军政治部调研组组长，六月，任中共华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潘汉年
在抗战初期先后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人路军办事处主任，在上海、香港等
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从事统战工作，一九四二年春回到淮南参加华中局分配的工
作。
［45］ 刘长胜、刘宁一，刘长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受中央委派到上海，先后任中
共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和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四二年
十月离上海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副部长、部长。
刘宁一，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狱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工委书记、保卫部
（社会部）部长，一九四二年冬，奉命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
五师今后应确定向河南发展①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河南战役现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作局部东退，似在诱胡宗南［1］出关，
寻求再度歼灭；一面则积极修复平汉路，图确实占领。但目前敌全盘战局重
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落，衡州［2］亦将不守。敌由广韶［3］ 向北进行夹击，
亦计日可待。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
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4］ 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
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但
在目前，由于敌寇尚未大举进攻五战区和平汉路尚未修复，故五师方面只宜
以待机姿势作各种发展的准备。四师之一部越过津浦路，可西进至涡、蒙、
阜、颍［5］ 等地，相机处理，亦暂不宜向豫境急进。总之，发展河南的斗争
任务是必须完成的。目前从各种有利的准备入手。另一面敌寇在粤汉路大举
攻蒋［6］，目前湘北、湘东、赣西北之间，均构成了极宽广的敌后地区，我五
师宜以一部兵力加强鄂南分区，指示他们就当地敌后的实情向南推进，预先
占领一、二线阵地也是必要的，宜调查通山、通城、阳新境内九宫山脉的情
况，就可能作相机推进。鄂南发展是仅较河南为次的。
注释：
［1］ 胡宗南，国民党原第十七军团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此时为国民党第八战区
副司令长官，一九四四年冬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2］ 衡州，即湖南省衡阳市。
［3］ 广韶，即广州、韶关。
［4］ 绾毂，毂为车辐聚合处。比喻处于中枢地位，对各方起联络、扼制作用。
［5］ 涡、蒙、阜、颍，指皖北的涡阳、蒙城、阜阳、颍上等地区。
［6］ 蒋，指蒋介石军队。
① 这是陈毅在延安起草的，由他和刘少奇联名发给新四军领导人张云逸、饶漱石和第五师领导人李先念、
郑位三的电报。标题为编者所拟。
关于华中部队整训办法的指示①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一）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
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1］关于冬季练兵的总结报告。其中经验，打破陈规，
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
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级以上干部，有十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
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
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在干
部中还应讨论带兵，去创造新的管理方法。讨论养兵，去保证增加生产，改
善待遇，增强体力。讨论用兵，去增强作战指挥方法。这四样是当务之急，
能在一年内解决的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
开这种练兵会，或在军部开会，或在各地分组开，应就便去做，师旅负责干
部应亲自主持。
（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
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
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
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关于战术学习，最
好采用总结过去战例的互相批判的整风座谈办法，就是要学生报告自己的作
战经验，或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发表意见，举行辩论之后，然后加以总结。
这种根据实践的启发式的具体学习，最合我军干部的需要。以前照本宣科的
办法，既不易注入，且难切合实际。延安抗大［2］ 正准备冬季开办抗大教员
训练班，先教好教员，四个月后，再回去教学生，其课程也是上述几项。教
员，此间无人派来，应由你们自己负责作教员，或在学生中培养和选拔教员，
或即用学生教学生，发挥特长、学习特长的新办法，或就华中现有旧军人才，
加以改造，作为教学助手。延安军教人才亦感缺乏，因此，全靠你们自己负
责去解决。
（三）关于培训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关于使用
新武器、掌握新技术等教育，目前暂不强调。如果我们把练兵、带兵、养兵
以及战术基础，做得很深入巩固，到了有新兵器之时，再来学习使用，也来
得及的。
注释
［1］ 张宗逊，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
［2］ 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
① 这是陈毅在延安以毛泽东、刘少奇和他本人的名义起草的给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的电
报。
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的指示①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敌寇目前已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线以预
防盟军登陆。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
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建议作如下
部署：
一、浙东挺进纵队派一个得力部队约两个团到天台山去发展天台、黄岩、
临海、乐清等地工作，沿公路、沿海岸进行游击，创造游击区，背靠四明山，
用挺进方法沿敌伪区进军，解决顽方地方武装，造成将来大部歼灭向我进攻
的顽部的条件。
二、向天台山脉进军后，依据可能程度，由浙东派一个精干连（或营），
配一部份干部，由刘亨云、张文碧［1］ 等率领，携带电台，相机挺进至平阳
山区与龙跃［2］会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龙跃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沿温州及
浙闽交界的海岸线力求蔓延式的发展，海岸线愈长愈好。
三、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
道［3］伸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
浙东区党委应加强金华、义乌、衢县、桐庐、富阳等地的敌伪区的游击
工作，以迎接苏南部队的南进。四、估计到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且
必须加强干部，建议派叶飞、朱克靖［4］ 等同志率两个主力团，由华中局抽
调苏南、浙江一批干部随同渡江会合十六旅［5］共同担任南进任务。
五、建议恢复六师师部，以叶飞任师长，苏南区党委名单及六师军政入
选，请考虑提出交中央核准。将来六师师部可设在天目山。
六、中央正准备派一部干部到苏浙皖等地工作，要明春才能动身。目前
为了发展苏浙皖工作，故派遣叶飞等先往。部队抽调、转移、交替的妥善办
理，请与苏南、苏中商定电告。
注释：
［1］ 刘享云、张文碧，当时分别任新四军浙东纵队的参谋长和政治主任。［2］ 龙
跃，时任中共浙南特委书记，自从一九三五年进入浙南后，一直坚持武装斗争。［3］
京杭国道，从南京到杭州的公路。［4］ 叶飞、朱克靖，当时分别是新四军第一师副
师长、苏中三分区行政专
员。
［5］ 十六旅，当时由旅长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率领坚持战斗在江南苏、浙、
皖边区。
① 这是陈毅在延安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电文。
关于向南发展的准备工作①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为了准备在反攻时期我党能确实占领芜、宁、沪、杭各大城市，目
前必须以大力着手，取各种方式，发展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的工作，
包括赣江以东，大海以西广大地区，南面应包括浙西天目山、浙赣路沿线及
打通武夷山曾镜冰、龙跃［1］处，西面应加强黄山山脉及赣东北地区的地下党
工作或相机去恢复。华中局及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
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在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如果是这
样，则北面夺取陇海沿线的任务，应由华北、山东负主责，华中只担任配合
责任。关于西面争取平汉沿线和武汉及大别山的任务，中央准备以入豫部队
及四军五师划为一新的战略单位（由华北太行、太岳各地予以协助），湖南
及两广各为一战略单位。四军对以上各单位只担负配合责任，但目前你们与
五师的关系暂不改变。
二、为了争取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四军部队开始分批南下。
粟裕率三个团为一批是对的，叶飞（或震林同去）准备率第二批去，嗣后看
情形可能再从二、三师派第三批去。提议派去的部队，每团均留下三分之一
的底子，番号仍旧，使在原地继续发展。
三、如反攻时期揭幕，则四军全军主力除防御李品仙者外，均应南渡长
江，去保证在江南的伟大发展，诸如破敌、收京、入沪［2］，配合盟军登陆等
任务。目前你们应从此种战略的可能情况出发，一面能使四军逐渐南调，一
面能使现在江北的各地方兵团逐渐加强和提高，而能适合需要全部担任江北
重大的配合任务。你们今后一切工作都应照顾大举南进和加强现地的双重任
务。
四、华中局及军部应预有准备，干将来适当时期率队进入江南去主持全
局，而江北现地应于军部南移后能成立一个独立工作的大单位，负责江北工
作。这个江北军区要能担负起华中战略后方的重大任务，如出干部、出兵、
出军需品、出粮秣资财，保证前线动用无缺等。
五、因此你们应开始考虑江北大军区的人选，将来这个单位仍是华中局
下面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单位。下面的各军区、专区、县、区均应以就地取
材为原则，尽先任命与当地人民有联系的苏、皖干部去担任领导工作，许多
外地干部应大量调赴江南工作，这方面在华北、华中过去均未十分注意。中
央来陕北，自开始重用陕北当地干部充任重要领导责任之日起，收到改进工
作、团结全党、团结人民的效果极大。在华中，例如粟、叶南进，应考虑培
养管文蔚、季方、黄逸峰［3］等作为苏中的领导中心，重新要他们担任指挥部
队和党的工作。例如在军队方面，三师应注意提拔原十五军团的干部到师级
工作（徐海东［4］同志病况如何？代中央慰问）；例如二师方面中央决派郭述
申［5］、周骏鸣［5］等回来负责。过去在二师方面对引用大别山的干部方面是
不够的。在其他各地的地方工作方面，均应提拔当地干部，不仅作政权工作，
而且就其可能去担任党和军队的重要工作。我党在整个内战时期，均曾犯过
以外地干部代替当地干部的偏向，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偏向。你们在进行大
① 这是陈毅在延安起草的以刘少奇和他本人的名义发给华中局、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的
电报。
的战略转移之际，宜注意人事配备中的提拔当地干部的原则。自然，华中的
大发展是在四军进入之后，那时不能不形成外地干部占优势的事实。但几年
来的情况变化，当地干部已受过锻炼，这一事实已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
而且在四军未到之前，华中确有一些开创游击的老干部，如管文蔚［7］、孙象
涵［8］、徐宗田［9］、吴觉［10］及其他许多同志。目前应考虑就才、德、资三
方面的可能性，宽广大胆的在当地去重用他们，加以培养，加以提拔。
六、中央决定将华中前后来延干部计百余名，全部派回华中工作；另从
在延的东南籍贯的团、县以上老干部，调四百名左右来华中工作；还又加调
东南各地的新知识分子约四百名同来。这些干部明春可分批起程。但这些干
部大部应使用在江南，去担任发展工作，并准备就可能派些到闽、赣各地去。
而在江北各地区，仍应尽先录用当地人才。
七、以上是属于战略部署上的一些意见，提出供你们考虑。例如江南情
况是否能囤集众多兵力，其限度如何；江北地区抽调兵力的限度如何，是否
影响到现有坚持和将来配合；以及提拔当地干部和提拔部队老基础的干部的
可能程度，均应防止另一偏向的发生。还有其他未想到的事情甚多，请你们
详加考虑电告中央，再作执行的决定。
注释：
［1］曾镜冰、龙跃，曾镜冰是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书记，坚持在武夷山北段的闽
浙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龙跃是中共浙南特委书记和浙南游击队的领导人。
［2］ 破敌、收京、入沪，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南京，进占上海等大城市。
这是当时的基本口号。
［3］管文蔚、季方、黄逸峰：当时分别是苏中行政公署主任兼苏中军区第二军分
区司令员；苏中行政公署副主任；中共兴（化）东（台）泰（县）地委书记和苏中
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4］ 徐海东，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等要职。一九三九年十
二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时，在淮南津浦路西古河、周家岗地区指挥反“扫
荡”胜利后，因病重长期休养。
［5］ 郭述申，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
参加红军，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组织部部长，红二十七军、二十
八军政委、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委、第
二师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九四○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6］ 周骏鸣，抗日战争
中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长、第五支队支队长、第二师参谋长等职，一九四
二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7］管文蔚，一九三八年初在江苏丹阳组织抗日自卫总团，该部是新四军江南指
挥部挺进纵队的前身。
［8］孙象涵，抗战初期受党组织派遣回淮北组织抗日游击武装，曾任萧县人民抗
日义勇队副总队长、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七大队副大队长，独立大队、苏皖纵队陇海
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新四军三师第九旅副旅长兼第七团团长，后任第三师
军工部部长。
［9］ 徐宗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入党，次年参加新四军。曾任国民党第五战区
十四纵队特务支队中共工委书记，他率该部五个大队官兵一七○○余人改编为新四
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第十二团，徐任团长，后调任盐城县县长、淮北行政公署第二
区副专员、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敌工部长。
［10］ 吴觉，淮阴人，一九三○年在上海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
年转党，曾几度被捕入狱，出狱后，投入苏北的武装斗争，一九四四年以后任淮北、
淮海专员公署专员。
建军报告①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
一、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武装斗争的优良传统（略）
二、我党建军目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
我们党为什么要建立军队呢？我回答是完全基于中国人民的
需要。请回想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过程。首先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投入反动营垒，煽惑曾参加过革
命的国民革命军队掉头镇压人民。这些军队虽然参加过北伐战争，而其本身
成分、制度、习惯仍保持着军阀军队雇佣性的旧型，故迅速由革命方面转到
反革命方面，成为屠杀人民的工具。当着彼时大革命失败之际，中国革命人
民惨遭屠杀的悲惨情景，逼迫着我党为了保护人民和挽救大革命，不得不领
导人民举行武装自卫。这种武装自卫的尝试，便是我党独立建军的根源。假
如当时我党不独立去拿起武装，则人民之被屠杀压迫，将无止境。中国大革
命的传统，将被腰斩，必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更顺利协同国内反动派来宰割中
国人民的机会。就是十年之后，一九三七年的“七?七”抗战能否爆发，尚
属疑问，我们是可以推想得到的。这一段举行革命自卫而建军的历史，只是
中国人民武装自卫的神圣权利之正当取得。国内反动派多年不断对我党这一
革命行动进行指责，诸如“暴徒行为”、“暴民专政”“叛军奸军”等污蔑
咒骂，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要求我党主张中国人民俯首贴耳，听从反动派
的血腥屠杀，是永远做不到的。
那么，我党被迫建军，又是建立哪一种军队呢？因为我党所处的被压迫
的在野地位，故不可能采取一如西欧各国国家式的建军规模。因为中国革命
的艰苦性，以分散的农村作为革命的起点，故又不可能采取招兵买马、招降
纳叛的中国封建式的集队方式。我们的建军是走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武装斗争
的光明的建军大道；由人民的武装反抗转到广泛进行游击战争，再进到革命
根据地的创立和正规军团之出现。因此，这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
民一道的集体创作所共同培养出的一枝革命鲜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低级到高级、从无数农村集合成强大的根据地，再发展到全国，出现于抗
日战场。这一支军队离开人民不能存在；人民离开这支军队，也同样永远处
于被压迫的地位。因此，为人民服务，建立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就是这支军
队从呱呱堕地直到今天的根本属性。因此，建立一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军队，
是我党建军的根本目的。这支军队的名字，便是今天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因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所以表现出他本身的民族性
和民主性的双重特点。在抗日民族战争中，他不像某些军队退却逃跑，或大
批叛国投敌。他八年来能在敌后忍受无比的艰苦，胜利执行对抗敌寇的任务。
① 根据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立即准备“七大”的决定，以朱德为召集人的“军事问题
报告委员会”（陈毅为委员之一）在延安成立。陈毅受该委员会的委托，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完成了《建
军报告》（草稿）。但由于几个月来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已
成为国共谈判和“七大”政治报告的新主题。七中全会遂决定“七大”的各报告由只对内不对外转为对外
对内兼顾。因此，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七中全会主席团的参与下，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确定另起草《论解放
区战场》以代替《建军报告》。但是《建军报告》（草稿）是有其重要史料和学术价值的，故节录收入本
书。
这种民族气概的伟大表现，正是从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属性而焕发出来的。
我们看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投敌总数，达八十万以上，两相比较，便不难了
解这些投敌军队不简单由于上层军官的不肖的缘故，而是由于那些军队本身
的雇佣制度，是靠个人作用来维系的缘故。另外又如全国人民切身感受的不
守军纪，摧残人民，是中国大多数军队的一般现象；而八路军、新四军所表
现的与人民合作的亲切关系，则是很自然的流露。这中间的区别，在于八路
军、新四军多年来均是献身争取民主斗争的战士群体，而不是摧残民主的工
具，这也是从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属性而焕发出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一贯
坚持和厉行为人民服务这一铁则，故能在中国的民族与民主双重事业中历经
锻炼、经过胜利，也经过失败，也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而屹然立于不败
之地。八路军、新四军之不愧为民族先锋和民主战士，便被中国的历史事实
所确定了！
我再就八路军、新四军的本身工作来证明上述的分析。通常观点，军队
是以打仗、进行军事业务为唯一工作，其他事项，军队是不理会的。然而自
成立之日起，八路军、新四军既于打仗的军事任务之外，还得从事政治宣传
工作，群众动员工作，还得从事经济生产解决自己的供给装备诸种工作。军
事、政治、生产三大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日常工作。这样的军队不能
不是突破历史的、古今稀有的新型军队。入伍为兵，退伍为民，来自生产战
线，回到生产战线，变军营为学校，变破坏为建设，军队放在人民之中，不
放在人民之上，从人民中来，回到人民中去，于是中国旧军队脱离群众的一
切恶习，便一扫而空。华北、华中敌后人民推称：“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
人民的子弟兵团”。这正是根据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动，在长期体验中发现
本质的论断。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共产党与这支军队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回答是：十多年来，这支军
队均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进行活动。这支军队是在我党抚育之下长大起
来的。他与我党有“不可须臾离也”的密切关系。党与军队这种关系，国内
曾有人致非难之同，提出“军队国家化”的要求。我想就这个问题作一番研
究。我首先认为人民鉴于国民党军队业已变成个人专政独裁的工具，因此要
求改变党军的办法。这是有根据的，正可以提供国民党方面作深刻反省。但
如果这种片面主张，把它一般化，则其弊害不可胜言。我认为世界有两种党
军，一种是希特勒式的党军，一种是八路军、新四军式的党军。希特勒式的
党军，是建筑在愚昧欺惘，对领袖盲目服从的基础之上，其目的在消灭民主，
征服世界。这种党军，不得不变成德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灾难。这种党军
不仅应该深恶痛绝，而且应予以彻底消灭。这是世界公论，己成为全世界将
要完成的共同事业了！另一种如八路军、新四军式的党军，他以服务人民、
争取中国民主、争取世界和平为目的，是人民的救星，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对这种军队采取取消主义或不承认态度，乃是根本反对中国人民利益，根本
反对中国民主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这是要请朋友们加以深刻考察的。与其
朋友们关心党军的称号和制度，不如进一步考察某一党派及其统帅的军队的
具体内容。他们是专为私利，不惜使用军队来殃民祸国呢？还是多年来伴随
军队作自我牺牲，专替国家人民服务呢？只有这种具体的严格检查，可以得
到去、取的正确标准。例如北伐时期，“清党”以前的国民革命军，难道因
其有党的色彩，便可以否认其革命功绩而加以取消吗？例如袁世凯、吴佩孚、
段祺瑞的军队，敢于向人民开枪，敢于俯首让敌，敢于屠杀青年，这样的军
队，难道因其无党军的称号而你们便主张给以保留吗？我们应该站在军队人
民化和个人化两者之间选择其一。党的地位，只看他率领军队是站在为人民
服务一边，或者站在替个人专政服务一边。只有这样去决定其对党与军队的
态度才是正确的。“军队国家化”这一口号，如果从为人民服务出发，而那
个国家全部是民主化的人民有权的国家，那这个口号便是正确的。如果国家
化这个口号不是从服务人民出发，而那个国家正处在寡头专政的状态，那这
个口号是不正确的。他正可以帮助野心家以国家名义长期掌握军队作个人祸
国殃民的工具。处在中国长期不民主的状态中，人民痛苦深重，外有敌寇入
据国土，内有贪污高压横行，正需要有主义有领导为人民服务的如八路军、
新四军式的党军来担负民族与民主双重任务。像这样的人民革命军队，只有
在人民革命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造成，也只有这样服务人民的军队，才真正
是国家化的军队。国家化的标准应该看他是否服务人民，而不应该看他外面
所贴的商标。因此八路军、新四军这样替人民服务的军队，是应该奖励帮助
使其扩大。而不是诋毁他、限制他，或者企图取消他。
从“六大”到“七大”这十七年中间，创造成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这
支光荣的革命铁军，这是此时期内我党的第一等重要工作，第一个伟大的成
就。我党拥有这支军队，是我党的无上光荣。这支军队得着党的培养同样是
这支军队的光荣。党与军队结合坚决为人民服务，广大人民给予党和军队的
援助，造成军民的伟大团结，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可战胜和必然要战胜日
本帝国主义的根源。这也就是我中华民族人民全体的无上光荣。从党创造军
队这一伟大工程中，不可忘记一个名字，那就是毛泽东同志。记得在我党建
军的每一阶段上，无论在统论纲领上，无论在细论条目功夫上，件件般般皆
可发现毛泽东同志神工斧凿的痕迹。当这支军队在胜利的时候，有毛泽东同
志在一道为之决策，为之指示方向，如何力戒矜骄，如何保持胜利发展胜利。
可是当这支军队遭到空前失败的时候，仍然有毛泽东同志在一道同生死共患
难，靠他掌舵，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又重新进入康庄大道。党与军队和毛
泽东同志之间，存在着血肉的联系。我们切身的经验证明，我们的军队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