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作》第三十节。［5］黄克诚同志，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6
离开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我们更将高举毛泽东旗帜英勇前进！
三、论创造军队
我党是何时了解军队的重要性的呢？并在何时开始军事工作的呢？
远在我党成立之初，在一九二三年，党报《向导》周刊上即有论文作出
建立新的国民军以完成国民革命的重要论断，又不断有关于改造旧军队、进
行士兵国民革命的口号。一九二四年，党派遣大批党员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军
黄埔军校［1］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另外又派叶挺将军率领一批党员在肇庆成立
第四军独立团［2］。军校工作与独立团工作，均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占有历史
地位；无论在创造干部上，影响国民革命军军制上，提高战略战术上，建立
军队政治工作上，皆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我党对国民革命的重大贡献的一
面。然而这仍然只能说党在当时是开始注意军事工作，对其重要性的了解仍
是不完全的。
由于党在建立之初，由马克思主义小组正转入群众性政党的新的政治活
动时期，党的课题是急于放在组织民众、宣传民众方面，尚来不及以全力进
行军事活动。同时，党内有一种意见占主要统治地位，即对中国革命看法纯
全采取西欧先进国家革命的看法，企图以片面的民众运动去完成国民革命，
根本否认争取军队的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重大特点是熟视无睹
的。这个错误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末，其危害是很大的。具体表
现在不用大力作争取军队工作，即在部分军事工作上，只愿党员任政治工作，
不愿党员任军事指挥工作。在军队中一切迁就同盟者的意旨，失掉革命立场，
不愿自居于对军队的领导地位，而自甘退居于辅助的地位。虽然在当时国民
革命军中，由于我党的政治工作起了伟大的团结军民的革命作用，然而野心
家们利用了军队指挥权不在我党掌握中的弱点，遂能顺利指挥军队进行反革
命政变。这个教训是不能不牢牢紧记的。这是我党对军事工作初期的情形。
这是陈独秀机会主义不要军队，违背人民利益，葬送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侧
面。
然而大革命的失败教训造成我党以后伟大的进步。一九二七年冬大革命
失败，使我党进入独立建军掌握武装的新时期。
此时期情况是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革命人民遭受屠杀，革命的国民革命
军已变质成为军阀屠杀人民的工具，空前的白色恐怖遍于全国。全国人民特
别是大革命影响深入的省区，如湖南、江西、广东、湖北等地所遭受的惨杀
无可忍受，我党不得己才领导革命人民退出城市，依据农村举行武装自卫。
这是一面。另一面在国民革命军中，有一部分不愿意叛变革命的军队，在我
党领导之下举行革命起义，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如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
州暴动，均有军队掉头站在人民方面。因此，大革命虽失败，但工人农民和
革命青年的武装自卫，得有正式军队的参加便更强有力的发动起来了。因此，
不要忘记：工、农、兵、革命知识青年的大联合，便是我党建军的基础。
这种工农兵武装自卫的大起义，造成全新的革命局面。党不仅了解了创
造军队的必要，而且必须独立担负这个任务；更必须创造崭新的革命军队，
以区别于国民党的旧式军队。党研究了大革命中国民革命军的教训，一面保
留国民革命军中的优良部分，一面抛弃其中的恶劣部分。党必须以健全的军
事方针，始能应付当前局势所提出的新课题。这中间最能领会大革命教训继
往开来的，首推毛泽东同志，这不是偶然的。在政治方面，在党最初决定国
共合作的时候，以及党的五次大会紧急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明定友我阶级界
限的主张，以及以后发动农民土地革命的主张，这些正确的远见，并未得着
全党的公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末是以孤独的情怀转入湘赣边界的农
村，首先毅然着手政治方面、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新创造。当时平浏［3］各地的
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以及由武昌出发转到人民方面的国民革命军警卫
团，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举行秋收暴动。这个暴动失败后，不久与南昌暴
动军的余部（肇庆独立团后身为其中骨干，配合湘南暴动农军）会合于湘赣
边界井冈山，配合当地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其规模和力量便逐渐强大起来从
一九二八年春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闽西古田会议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经常
告诉党和指示我们，是针对着以下的问题，坚持下列诸原则：
第一，我们必须铲除旧军队长期脱离生产、脱离人民因而养成的雇佣性
质。这种雇佣性质是一切军官得以利用军队进行祸国殃民的社会基础。我们
必须铲除旧军队的雇佣性质，以创造能为人民谋利益的新军队。这是我党建
军的基本精神。
第二，必须吸收革命的工人、农民加入军队，作军队成分的改造。另一
方面必须着手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并且在分散打游击和做群众
工作中使官兵与人民接近，共同作革命斗争，这样去改造军队的气质。这里
就提出和建立了在军队中的群众工作路线；这里就解决了军民团结和合作问
题。
第三，在解决官兵关系上，提倡革命服从，官兵平等，废除肉刑，废除
打骂，不枪毙逃兵等民主制度。这是对于军阀军队定型的压迫制度的大胆的
根本破坏，使官兵双方在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目的之下亲密团结起来。
第四，在党与军队的关系上，确定军事服从政治的领导，军队是推行政
治的工具的根本原则；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必须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去推行。这
里就提出了加强军事工作的问题，消除了党权与军权的对立问题，造成党与
军队的不能分离。
第五，军队下层的广大士兵是一个武装的群众问题，党必须依靠自己的
党员在其中起核心作用，军官党员和士兵党员都要拿出一般党员在工人农民
群众中的工作精神在部队中进行工作，党员不是以特殊的资格站在士兵之上
进行工作，而是以士兵资格逐处代表士兵的利益，领导士兵走自由民主维护
部队的革命斗争大道。同样在军队各级设立政治机关和各级政委，这是由上
而下的政治领导和动员工作，与党员在士兵中间由下而上的政治工作互相结
合，造成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便保证了军队能完全负责去执行党的政治和
军事的战斗任务，完全忠实于人民事业，使军队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
旧军阀把军队当作个人工具的事，在我军中便完全消灭了。
第六，在战略战术上进行崭新的改革，一方面是保存了国民革命军北伐
时期大胆挺进、英勇冲锋的突击战术，一方面根据敌我强弱悬殊和农村分散
环境，提出了经过百战磨炼的游击战术。这可引用一九二九年春，毛泽东同
志起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面说：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
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
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
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
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
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
这是毛泽东同志概括我军最初战斗经验作出的总结。旧的军事头脑是不
会懂得这种战术的，是不敢作如此大胆分散的，是反对用军队去发动群众的。
旧军队战术一般指示了进攻与退却的原则，然而把进攻与退却综合研究，特
别提出弱小军队在强大敌人面前，敢于大胆退却再转到大胆进攻，这又是中
国旧军事学中找不到的。
根据地思想之提出，以及凭险依山的巩固发展方针，以及长征时的摆脱
战术，这些新的创造反映了红军在强大敌人“围剿”跟踪时代的艰苦，更显
示了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在当时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伟大的革命军事天
才。我们在尔后的多年国内战争中以及当前的八年抗战中，还可以看见上述
的战术原则的创导和启蒙的功用。
第七，建立了团结人民的群众纪律制度。旧军队只有军纪风纪，军纪所
以强迫士兵服从军官，风纪所以重军队内外的瞻观，对人民养成军队的威严，
至于涉及军民关系则不属于条令的范围。反之，旧军队逐处有派兵虐民的事
实。我军军纪首重自觉服从，所谓连坐法于我军毫无用处。我军风纪不在形
式而在于民主自由的活泼精神。群众纪律便是我党的新创造，他正确解决了
军民关系。有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养成军队官兵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
自己的利益，一碗一筷之微，必须不可侵犯，就是把我军官兵英勇牺牲献身
人民事业的精神，表现于日常与人民共处的关系之中。这种群众纪律制度便
成为军民结合的桥梁。
第八，建立优待俘虏的制度，这是证明本军代表工农兵的人民利益，包
括对方被压迫的官兵在内。因此本军敢于从优待俘虏转到武装敌方归顺的官
兵加入共同作战。只有实行为人民服务的我军，才能有此气魄。这个政策在
战争中收到瓦解敌方意志的伟大效果。
第九，我军开始即估计到革命战争的长期性，故即注意到减轻人民负担，
节省人力物力，这样建立了废除薪饷、战费自给的供给制度。至于由此出发，
发展到军队自己动手生产，则是以后的事了。
第十，更其重要的是对创造根据地的重要性之了解。如果西欧资本主义
国家革命路线是从工人运动到城市起义迅即取得政权，则中国革命的主要特
点在于经过工农运动，经过根据地逐步发展到全国。中国马列主义提出革命
根据地问题，是融合了中国汉、唐以来的历史和近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
情况所发现出的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真实情况的
反映。因此创造根据地，坚持根据地，爱护根据地，发展根据地，便成为党
与人民大众的根本革命思想。这个思想的创导者是毛泽东同志，十多年的历
史证明其正确性。
以上是我军最初建军的纲领，一般包括在二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会议的
讨论和决议之中，它把中国社会上军民对立、官兵对立、党政军对立的腐恶
痕迹便彻底肃清了。这样明确规定了党、政、军、民的关系：用党以建军并
领导军队，再用军队发动民众，扩大地区，建立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同时
掉过来党与政府和人民又用全力来帮助军队。这里明确的使党与人民认识了
中国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间的杠杆作用。这些关系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
认识和结论，是在开展思想上两条战线斗争的艰苦过程中所获得的。党一方
面必须接受国民党暴动军队的遗产，利用其军事经验。一方面必须改造其雇
佣军队脱离群众的本质。党一方面必须起用和信任旧军队出身的军官，没有
他们，当时我军的作战指挥不是一般民运党员所能胜任的。所有一批旧军官
在这点上均起了极大作用。然而党一方面必须用力对他们进行改造，党不顾
情面暴露了投身革命的旧军官与我们党中间的矛盾。是否从群众出发，是否
具有群众观点，是否承认农民战争是我军的革命特质，便是争论中心问题。
现在看来，假如党当时不坚决克服出身旧军官的党员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
和他们的以军治党、以军治政、以军治民的错误观点，那是会破坏我们的伟
大事业的。党在这方面的思想上的胜利，于最初建军有其决定意义。党一方
面利用旧军队，欢迎旧军队官兵转到革命方面；一方面又指出统治阶级的军
队不从内部瓦解将增加中国革命成功的极大困难，因此必须与党内不重视军
队工作，无条件排斥旧军队的倾向进行斗争。党一方面反对军队中不愿建立
根据地、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主义和逃跑主义；一方面反对地方上不顾全军
队主力要求无条件死守某一根据地的地方主义。党的正确原则是承认红军主
力必要时的转移，同时必须部署加强地方武装，以达到主力转移后可能限度
的坚持根据地。因此，只注意扩大主力不帮助武装地方，和只注意武装地方
不帮助主力，两者都是错误的。党在时局估计上，一方面反对空洞乐观主义，
不了解斗争长期性，幻想冒进明天就取得胜利；一方面反对悲观失望情绪而
怀疑红军、苏维埃之能否长期存在。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正是这种胜利
时轻敌冒进，失利时悲观失望的代表。一九二八年秋进军湘南的失败，便立
即受着历史的惩罚。党的主张是艰苦做群众工作，艰苦做游击战争，队深入
土地革命去扩大红军去扩大根据地，去迎接和发动行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党
在当时从群众利益出发，从正确估计政局出发，从反对各种偏向出发，特别
是反对旧军官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急性病两种偏向，所以
能够在反革命的长期围困中达成建立红军、发展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大革
命失败后，从南昌暴动、秋收暴动、井冈山斗争直到造成闽、粤、赣三省边
区联系、建立中央苏区为止的建军规模确立的过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闽西
古田会议，便全部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便在政策上、组织规模上完
全奠定了我军历史的建军的基础。中国马列主义的军事路线的纲领便以完备
的姿态出现了。这一伟大的创造功绩应首先归功于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创造精神，其超脱人寰处，在于就
当时的每一革命经验，每一农村材料，每一具体事物，作了详尽的全面的分
析，把马列主义的原则放在中国革命的实际上加工，这种结合便创造出新的
原则，再去指导革命实际，从而得着更丰富的革命经验，又进一步使革命的
理论丰富起来，这样使我们在斗争中便受用不尽了。毛泽东同志反对了一部
分同志立脚农村却不研究农村脚踏实地从发展农村出发，而天天幻想城市，
把城市工作方法强迫移用于农村环境；反对了一部分同志立脚中国却不研究
中国社会情形，一切不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机械地把外国革命规模移
雨于中国环境。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实
际出发，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人民的智慧变成共产党的智慧，又把共产党
的智慧与人民的智慧结合创造出新的智慧。因此毛泽东同志成了中国人民和
共产党的智慧的最优秀的代表。这一身份在早年便确定了。当时有不少的人
嘲笑毛泽东同志为“右倾”，为“保守主义”，为“农民意识”，今天历史
出来作结论，被嘲笑的乃是那些嘲笑人自己，而最为正确的，代表中国马列
主义正统的，乃是毛泽东同志。
一九二八年党的六次大会决议中指出“中国革命中军事动力有一般的重
要意义”。又指出：“建立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扩大革命的正式军
队，巩固军队中的党的领导”。这些指示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是很正确的。
然而由于斗争环境的限制，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最初建军经验不可能及时反映
到六次大会中去，但六次大会的基本精神在于指出中国革命的民权革命阶段
的性质，提出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建立苏区和红军的任务。这些正确
指示，对各地启示非常之大。一九二八年冬“六大”决议到达井冈山，大家
在研究中即指出：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反对盲动主义，以
及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革命根据地的办法是与“六大”决议符合的。这是
毛泽东同志超过全党的独特的卓见，且较“六大”决议更其前进突出，更其
符合实际，故能别开生面，更其深入具体的发展了我们工农兵的革命事业。
在这一时期的建军，我是以江西、福建、湖南三地红军斗争经验为中心
来论述的，同时在鄂豫皖木兰山，在赣东北磨盘山，在湘鄂西洪湖，在广西
左右江，在广东海陆丰等地，红军发展过程，虽备有特点，但一般均走着相
同的路线。举一反三，不再一一复述。但要特别指出，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
中国的首创，但以后在发展红军的过程中，由于盲动主义，地方主义，以及
各种环境的限制，宣告失败，这是极大的教训。如果拿各地苏维埃和红军来
与江西苏区红军比较，则应承认后者没有犯过路线的错误。更其顺利的造成
一条发展红军的正确路线，其基本原因在于有一个掌舵的能手毛泽东同志。
革命运动需要英明领袖。这个真理在此更深刻的证明了。
四、论内战（略）
五、论抗战
（一）论抗战准备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以一个坚强的战略兵团单位进入敌后担负抗战
中最艰苦的军政任务。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跟着以一个战略支队挺进华中
敌后。这两支军队大胆的向敌后进军，从平型关初战的胜利起即振奋了全国
人心，提高了全国士气，使全国和敌后战局为之改观。我军之踏入抗日战场
即获得影响全局的伟大胜利，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抗日战争进行了
充分准备所获得的成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研究从一九三五年冬我军到陕北结
束长征后直到抗战爆发此两年间党的文献，便看出我党对抗日战争的准备步
骤。特别从一九三七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以及此后
的报告与论文中，均对抗日战争有正确的估计和明确的指示，这便是我军出
发抗战即能出人头地震撼敌寇的根源。尤其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
根据全国仅及九个月的抗战经验即发布两本名著：《论持久战》和《抗日游
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便把全部抗日战争的过程作了肯定而正确的科学分析。
今天来说，八年的抗日过程都从事实上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断的正确。
毛泽东同志肯定指出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提出持久战略而不是
速决战略。同时提出持久战略必须用正面战场的运动战和敌后战场的游击战
来支持。同时在正面和敌后战场的战略与战役的方针必须是战略防御中的进
攻战，战略持久中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外线战。这三方面便是将战略、
战役、战术三者之间的辩证联系加以具体分析和综合研究。能顺利执行这三
个作战方针，才能不断打击敌人，削弱敌人，才足以达到全国战局的持久，
正面战场的运动战，在于大胆进行不利情况的战略退却，争取在有利时机和
地点予敌以反袭而达到削弱和歼灭的目的。这一战略一直未被国民党采用。
国民党八年来均执行其单纯防御的消极战略，终究只做到向西逃跑无法停止
敌人的进攻。而敌后游击战在于阻止敌人和发展自己、提高自己。这一战略
任务一般说来执行得很好，所以有了抗战八年的敌后的伟大成就，遂把敌后
战场的地位提高超过正面战场，使自己处于坚持抗战的现有优越地位。毛泽
东同志最后又把上述观察总括来说明整个抗日过程，提出抗战的三阶段论，
即退却、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并具体研究了每一个阶段中所应采取的战略、
战役和战术的方针。同时坚强指出敌后战场农民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乡村
包围城市的根据地斗争的特点，从长期斗争中用以转变敌我形势的特点，以
及一面抗战、一面进行民主建设的特点。这些分析便全面说明和掌握了抗战
的全部规律。全国军民照这规律办事者胜，如敌后战场。反对这个规律者败，
如正面战场。这是八年来的抗战过程所证明了的。以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对敌
人方面的主要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又分析了抗战内部的关系，分析了国民党友军与我军之关
系。其主要指示是，抗战的性质是一个反抗异民族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
胜利基本因素是发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起来抗战。这里说明实施民主与争取
抗战胜利之不可分离，在抗战中国民党厉行专政，压制民主，与共产党领导
人民发扬民主，成为国共两党的基本分歧点，在这种意义上，抗日战争只是
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十年苏维埃战争［4］的一个继续，即是说它是处于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争取新民主胜利的伟大的国际战争。敌人是唯一
的，即日本帝国主义，这与过去不相同了。动员参战的人民包括中国社会各
阶层（汉奸、亲日派除外），其广泛性也与过去各时期不相同了；国际援助
的广泛也与过去不同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经验也与过去不相同了。还有其他
不同之点。但战争的基本性质在于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即争取人民民
主胜利则数十年如一日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其深广程度和斗争形式有了
不断的改变。北代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十年苏维埃战争是共产党独
立进行的，而现今抗战又是国共两党共同去进行的。二十多年来经过了国共
两党的两次离合的历史，证明国民党对于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人民民主的革
命任务，不仅不是坚定的，而且是实行中途背叛；他曾几次以暴易暴地站在
破坏民族与民主双重革命任务的反动的主导地位上。而共产党则经过三次大
革命，始终没有弄错政治方向，坚持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革命传统，奋勇
直前，前仆后继，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光明大道。这就是说联合国民党进行抗
日战争是适合革命的需要，同时在共同抗日中，反对国民党对抗战的动摇，
反对其投降妥协半途而废，更是适合革命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对于民
族抗战极其忠实的负责态度，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这个抗战友军的
极其忠实的负责态度，这也就是抗战八年历经变故，抗战大业保持不坠，国
共合作保持不破的基本原因。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抗战内部的正确分析。
对我党我军自己的正确分析，在于承认敌人军事力量强大和其政治上的
孤立和寡助，及其战争之野蛮性、退步性，在于承认自己的数量弱小和质量
坚强，战争之进步性和政治上的多助。我党我军数量弱小到全国党员不超过
三万，军队数量八路军四万，新四军四千，仅剩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和南方
十几个游击支点。拿这样的力量与敌寇相比，强弱不侔十分显然，拿来与国
民党比亦极其悬殊。然而我党我军的政治方向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正确的政治
方向，逐处吸引广大人民的同情。我党我军的质量都是坚持中国革命传统久
经磨练的革命战士，和经过二十年培养出来的一批革命领导人才，本身具有
几次大革命的治党治军建立根据地的宝贵经验。特别我党我军所处的倡导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抗日战争所处的政治领导地位，造成我党我军不可遏阻
的发展优势。诸如我党所处的地下党的劣势，苏区的偏僻的不利地位，以及
我军装备和数量之低劣等弱点，一经我党所准备的抗战之爆发，这些弱点便
在发展中溶解，以极大的飞跃取得伟大的发展。
以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后以及初期对敌、友、我三方面的具体分
析。这些分析驳斥了亡国论，驳斥了速胜论，驳斥了民族失败主义，严重打
击了民族投降主义，阻止了尔后的投降潮流，对敌取得了坚持抗战的胜利。
这些分析鼓励了和争取了国民党转到抗战方面，使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不得不
举行一定程度的政策转变；而另一方面严格批评了国民党政策的动摇及其反
动方面，坚持了抗战民主的革命大纛，使任何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企图遭受
着抵抗和粉碎，对内取得坚持抗战团结的胜利。这些分析在对巩固和发展自
己上，顺利执行了由结束内战到发动抗战新政策的转变；即是说在转变关头
对敌对友都是以清醒的头脑、稳定的脚步领导广大人民奔向光明的抗战前
途，因而领导了伟大的抗战，取得了伟大的发展，驳斥了抗战以前党内的“左”
倾的关门主义，驳斥了抗战以后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左”的关门主义在
于以“左”倾的革命高傲的宗派主义，拒绝抗日合作，不敢以民族领袖的姿
态放胆去迎接和领导抗日战争。这是以“左”的“纯洁”的姿态，脱离全国
人民，让日本帝国主义放手侵略，必致葬送人民利益并葬送自己的机会主义
的表现。右的投降主义在于当着抗战后国共合作确立，在新兴的抗战合作局
势之中迷失了自己的政治方向，甘心放弃人民利益去迁就和适应同盟者的反
动企图，不敢实行独立自主的抗战政策，不敢大胆发展自己，而是随声附和、
追随同盟者的尾巴，自居附庸地位。这样必致放任同盟者厉行反动政策，葬
送抗战利益、人民利益，造成整个抗战的失败。
党内“左”的偏向在抗战前并不严重，故克服容易；而抗战后党内右倾
的阶级投降主义即新陈独秀主义［5］则十分露骨，引起了政治上对党的危害，
其克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过程的。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了党内的“左”右偏
向，保护了党的正确的抗战的人民路线，这样使我党我军能以坚强姿态站在
抗日战场，领导抗日战争的迈进。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形。
（二）论敌后进军（略）
（三）敌后抗战的三个阶段
综合八年敌后进军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四
○年底结束百团大战为止。此时期重要事件是平型关初战大捷改变敌后形
势，影响全国战局，粉碎晋东南九路围攻，回答了敌后能否站足的问题。晋
察冀军区的成立回答了敌后可以发展可以坚持可以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冀鲁
豫、冀东、冀中的进军，回答了平原地区也可以建立根据地。武装自卫制止
河北磨擦，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击破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
三次整军，和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的民主建设，各地初步实现了敌后根据地
的宏伟计划。举行百团大战［6］坚强的击破了敌寇紧缩我根据地的计划。此时
期全国抗战重要事件是，敌寇继续战略进攻，南京、武汉之沦陷，华北、华
中均被敌控制，国民党继续向西退却，汪逆精卫投敌，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
共高潮，我党在敌后坚持抗战。在武汉失守前，敌寇战略重点放在向西进攻，
对敌后我军之活动未十分重视。其进攻方式是利用伪军土匪捣乱农村，组织
各路“讨伐队”进行短促的“扫荡”，实行突贯进攻、分进合击的战术，以
达到巩固其交通城镇的目的。其政治口号是“反共灭党”。进行治安肃正计
划，是对国共两党两方都打的。在各个“扫荡”中烧杀极惨，企图以野蛮手
段压服反抗。在政治上着重建立维持会，招抚流亡、实施小恩小惠，组织“爱
护村”并开始征集壮丁。武汉沦陷，敌寇停止向西的战略进攻，转而回援华
北，敌之战略重点放在“扫荡”华北敌后，这个时候敌后情况便严重起来了。
敌寇视华北为其“大陆政策的重点”，谓我军在华北为其“心腹之患，等于
盲肠炎”。曾有一个时期把晋察冀边区与武汉并重，足见其重视了。敌寇发
现早出晚归的“讨伐队”不仅不足制止我军，且亦不能保护其交通城镇，乃
转而实行大举“扫荡”政策。其具体战法是囚笼政策，即所谓“铁路为柱，
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整套封锁分割战术。例如完成自晋铁路，德石铁路
［7］的建筑，大量修公路，密如蛛网，将我根据地割成“井”字“田”字形状，
并于铁路公路两侧挖护路沟，建封锁墙，这样以便其“分区扫荡，分散配置”。
另外加上大军的“扫荡”即所谓“长驱直入的牛刀子战术”。这是堡垒主义
与进攻军配合的攻守并用战术，是根据其第一期“讨伐队”战术的经验加以
修改而重新订定的。这个战术改变的发起人是山下奉文（当时华北派遣军参
谋长，即现在敌寇在菲律宾的败将）和桑木师团长［8］。他们认为“讨伐队”
的迫奔逐北式的战术，对于国民党军队是有用的，对于善于灵活机动的八路
军是无用的。敌高级将官曾谓“皇军讨共实如蛮牛捕鼠，捕鼠无效而已力已
竭”，这个譬比是很恰当的。山下奉文与桑木主张放弃日本的旧套战术，改
订进攻与封锁并用的新战术，这是有见地的。这里可看出日本军人在学习国
民党的内战“围剿”中采用堡垒战的经验。他们还提出“与剿共团作比赛忍
耐之斗争”，“要以五十年至百年掌握民心”。敌寇决心对我敌后根据地进
行长期进攻的准备，因而战局更严重了。这个时期国民党方面利用我军在敌
后坚持所获得的胜利，以友军姿态分批遣军楔入敌后，利用敌我相持的困境
对敌后战局进行破坏，于是特工横行、磨擦迭起。如果抗战初一九三八年国
民党要我军进入敌后意在令我为他火中取栗的话，而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见
我军强大了，便不惜到处楔入进行横插破坏，一句话说完，国民党的反共进
军企图置我军于敌顽的南北夹击之中，这个局势是异常危险的。此时我军的
政策是，从平型关初战胜利后，我军进军敌后，牵制敌军配合正面作战。对
敌人之“扫荡”，提出在山地以我军三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大队，使其不敢孤
军深入；在平原必须以数倍力量消灭敌人一个中队，使其不敢轻易下乡。这
种积极作战的原则在各种战斗中取得无数次歼敌的胜利，这样就打开了敌后
的局面，站稳了自己的脚跟。这里我党实行了自己的口号，即“坚持华北抗
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当一九三八年末到一九三九年开春，敌寇与国民党对我军的夹击形势到
来时，我军一面坚强的迎接敌寇对敌后的战略“扫荡”，一面对国民党军队
的进攻采取审慎的自卫态度。在反对敌寇攻守并用的战略上的经验是：在反
“扫荡”初期敌来势凶猛，我军避开其锋芒，让他挺进深入，而以游击部队
削弱和分散其优势，错乱其部署。我之主力则隐蔽集结，避免陷入敌之合击
点。中期敌一再扑空，其势渐减，由进攻转为比较分散筑碉修路驻守等，我
军仍以强有力的游击动作予以疲困袭扰，更使敌趋向疲困，我军主力则持满
待发。末期则乘敌疲困或撤退之际，予以猛力围攻，做到歼灭其一部和收复
沦陷的地区。加上我军大规模的交通破坏战，全体人民的坚壁清野，我军灵
活机动的移动，敌占区人民的同情拥护，人民武装的战斗配合，这样便粉碎
了山下奉文和桑木师团长的新战术。其堡垒主义与公路封锁与牛刀子“扫
荡”，在我军面前宣告了无用。在对国民党举行武装自卫方面，我军实施有
理、有利、有节三大原则，集中兵力，对顽军的磨擦进攻实施了退避三舍［9］、
促使对方觉悟的委曲求全的古训；对方势焰喧天非消灭我军不可，我军才忍
痛还击；击溃之后不加追击扩大。这个方针制止了武装磨擦，继续维持了国
共合作。
总之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底这是我军在抗战中的第一阶段，是我
军向敌后的战略进攻阶段，充分发展自己巩固自己的阶段，联合友军共同抗
日井制止武装磨擦巩固民族团结的阶段。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团结一切抗日
力量，反对日寇，创造敌后根据地。我们的战略是，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独
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换句话说，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
战。我们的伟大成就是，粉碎了敌寇无数次的“扫荡”，打破第一次反共高
潮，创造了遍于华北七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华北我军由四万发展到五十四
万，解放人口六千万。加上华中根据地伟大的创造和华南的初期游击，调动
敌人，应援华北，使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这是我党我军对抗战的伟大功
绩。
第二阶段是从一九四○年冬百团大战结束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反治安强化
运动。此时期国内外的重要大事件是，德苏战争爆发，日寇南进爆发太平洋
战争。国内投降潮流高涨，爆发皖南事变。敌寇在华北的几年“扫荡”屡变
战术、屡易统帅，无法阻止我军之活动和发展。而我新四军也继八路军之后
在长江两岸华中地带创立了坚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敌寇于一九四一年乃以
更大决心来“扫荡”华北，企图一劳永逸作根本摧毁。敌寇以冈村宁次［10］
为首的进攻方针，其政治口号是“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巩固大东亚战争华
北兵站基地，建立大东亚战争华北参战体制，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特务的总力战。政治上是改变“反共灭党”的口号为全力灭共。即是取消了
消灭国民党的口号，而是以全力灭共，向国民党招手，策动其投降，这正是
针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行动而来的。同时对我根据
地施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欺骗办法，厉行“自新”“自首”政策和特务政
策来分化我军民。在经济上厉行敌占区的配给制度，加强对我根据地物资的
封锁和掠夺。在文化工作和特务工作上加强“新民会”、会门等封建迷信宗
教团体，深入我区作为其进攻的内应。并特别着重以威胁利诱手段争取知识
青年堕入其圈套。例如组织赴日参观团、开运动会、征文竞赛、麻醉性文学
书报大量印发等。对伪军伪组织工作特别运用伪满洲“皇协军”经验以加强
伪“治安军”工作，此时期使华北伪军有空前扩大。又以强力进攻国民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