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作》第三十节。［5］黄克诚同志，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7
队，使其转化为伪军，并作为进攻我八路军的前导。其军事方针是加强封锁
沟墙和公路建筑。此时期封锁沟墙和公路的全长等于我国万里长城的六倍，
工程之浩大亘古未有。其“扫荡”办法是由短期“扫荡”进到长期“扫荡”，
由分散“扫荡”进到集中“扫荡”，由线式“扫荡”进到纵深“扫荡”，由
分区围攻进到分区“清剿”，由长驱直入进到步步为营，由分进合击进到“铁
壁合围”。其战术口号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
转抉剔”等等。特别残酷的是由过去乱烧乱杀进到有组织有计划的烧杀，其
目的在于消灭我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建立无人区，从妇孺老幼一个不留，虐
杀净尽，在某些地区造成整个村坊整个地区的毁灭。这是古今中外任何野蛮
民族的侵略行为所不能企及的。除非华北军民亲眼看见和亲身遭遇，简直难
以相信其惨毒的程度。但是敌寇这种疯狂的无人性的进攻，乃更激起了华北
广大人民的更高度的决死反抗情绪，这种比赛，敌人也终遭了失败。
敌寇还依靠其特务内线潜伏我区作进攻内应，同时依靠其优越的科学技
术加上其精密的情报组织进行各种各色的侦察活动，专门奔袭我之指挥机关
和后方勤务部门，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指挥系统、后方据点及我军部队以及根
据地之人民，这是亘古无前的残酷战。
国民党这个时期尚有许多部队留在华北敌后地区边沿，经不起敌寇这样
空前严重的压力，采取了经过国民党层峰所批准的“曲线抗敌”政策，即是
毫不抵抗，整批率队投敌；投敌之后即作为敌寇“扫荡”我军的前导。国民
党的妙计是投敌反共，“变奸伪区为敌占区，再变敌占区为自卫区”。国民
党这个政策直接帮助了敌寇，使伪军扩大数倍以上。例如庞炳勋、孙殿英［11］
之流投敌将领就华北即在四十名以上，先后投敌部队近五十万人。这个力量
辅助敌寇，更增加了华北敌后的严重局势。从此，在华北七省敌后战场和华
中五省战场，均只有我党我军独立起来担负抗击敌寇的任务，这个时期全中
国的抗战担负和中心便转在敌后，转在华北，转在我党我军的肩上。这个时
期，敌后战场上地区破碎、死亡枕藉的惊心动魄的悲壮斗争场面，当事者在
当时并不觉得，那时只有向前不容后退，过后思之才令人心悸。我军将士和
人民到处鲜血横流，每日均有被敌寇包围“兜剿”的危险，亦即每个部队和
村庄每日都有被消灭摧残的危险，亦即每个地区都日在削小，都处在不被鲸
吞囊括即被零碎细割的危险状态中。尤其恰恰在这个时候，华北各地遇着普
遍的灾荒，树皮草根人民食之殆尽，发现易子而食的悲惨情景。天灾的袭击
更加重了我们的困难。在事实上敌寇的毒辣计划收到了不少的暂时效果，例
如在此时期冀中、冀东、冀南、冀鲁边、清河区等地全部变质，变成游击区
或隐蔽游击区，主力和党政军机关不得不退回山地，只能留一批干部带小部
队在该地坚持，与当地人民共生死存亡、作最后奋斗。又如晋察冀、晋东南、
冀鲁豫、山东各大根据地亦大大缩小了，我军由第一阶段五十四万减到三十
万，人口由六千万减少到二千五百万。这种缩小是何等严重啊！
在这个兴灭继绝的严重关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和党的军委是以冷静
坚强高瞻远瞩的头脑，提出“咬紧牙关，渡过两年”，指出敌后艰难困苦只
是“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指示鼓励了敌后抗战军民。连年发布我党著名的
十大抗战政策［12］，另一方面下达了有名的军委第四号指示［13］，提出正确
的巧妙的应敌的军政新方针：以分散游击战争对付敌之空前“扫荡”，以主
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去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大量发展民兵作为
保乡自卫的骨干，造成主力、地方军、民兵三者的连环，逐处发动千百万人
民与敌寇周旋，这样去突破危局。
这个时期的经验是：
我党我军以党政军民领导一元化来对付敌之总力战，以更大的团结和统
一指挥来对付日军、伪军的协力，这就是领导上的比赛，精神上的角力，团
结与团结的比赛，结果我党领导的民族团结便击破了敌寇伪军的同床异梦。
敌寇以太平洋战争的新胜利和敌汪对华新政策来进行欺骗，瞎吹敌伪必胜，
我党我军以强大政治攻势说明苏必胜，德必败，同盟国必胜，轴心国必败和
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的必败命运。这种宣传比赛用事实来揭破敌伪欺骗、
巩固军民的抗战信心。我们用精兵简政政策，缩小机关加强战斗单位来对付
敌之包围奔袭，任何机关均能干根据地变质时继续坚持斗争、指导斗争。我
们用精兵简政政策和节约生产政策来减轻人民负担，节省民力物力以支持长
期斗争，减少了浪费，使民力有喘息机会，使物力得到存储。我们用华北、
华中全区域党政军民的努力互相调剂，救灾恤邻，以克服灾荒，救活民命数
百万人，而达到坚持斗争。我们用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发动群众的反特
斗争。来根绝敌特汉奸的内线破坏。我们用民族气节教育，反对投降敌人的
抗战教育，来稳定人心，坚定抗战，宁为玉碎，不求瓦全。我们用敌进我进
的办法到敌后之敌后去坚持游击战争，以回答敌之进攻。坚持平原游击战以
援助山地，坚持山地以支持平原。我们创造了武装工作队的新斗争方式，成
为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敌人把“扫荡”带到我之根据
地，我武装工作队把各种抗日方式带到敌人营垒里外，去动摇敌人之心脏。
我们创造了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办法，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
相结合的办法。承认在不利情况时的退却，而这种退却是为准备好能适时转
入反攻。承认在敌情严重、根据地变质时，能巧妙运用敌人能容许的范围去
达到掩护自己、保存自己以准备恢复工作，以掩护武装游击之随时进出。我
们用深入而坚强的敌伪政治工作去动摇敌军军心，分化和中立伪军伪组织，
这一工作，日本反战同盟［14］和朝鲜独立同盟［15］他们工作得很好，对我们
帮助很大。我们用地下党工作方法去争取敌占区有民族意识的士绅和青年，
以上层工作来掩护下层工作，这样使敌寇之自首自新政策失其效果。我们用
整风审干政策改造了思想，团结了全党，提高领导能力，改变了工作作风。
我们用拥政、爱民、拥军的政策加强了军民的团结，粉碎敌寇的挑拨离间的
伎俩，巩固了共同奋斗的决心。在军事上，我军以反复穿插对付敌之辗转电
击，以间隙穿插、灵活转移对付敌之纵深合围，以分散隐蔽、反复转移对付
敌之集中包围和“清剿”。以我之集中对付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对付敌之
集中。以军民大破坏对付敌之封锁分割，以民兵地雷战对付敌之梳刮搜索，
以数个地区之配合出击援助友邻地区之被合围“扫荡”。主力则灵活转移，
准备适时之胜利反击，地方军与民兵们就地游击就地坚持，达到与敌人扭打
纠缠，使敌人“驻剿”也难以肃清，不得不自行松懈停止。这个阵势是主力
与地方军与民兵配合，几百万人民对付几万个分股入侵的敌伪军的联合作
战。当敌人集中前进时，其锋不可当，当其转入“驻剿”时，已自行分散，
意味着其势稍杀，其力初竭，当其分股下乡搜索时或换防转移时则其弱点已
暴露而到了战周转变关头了。军事组织上的成就是，扩大了内战时军区工作
的经验，将地方党政军民的力量，主力、地方、民兵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
正确使用，一面使用兵力，一面积蓄兵力，这样便坚持长期战争渡过了难关。
这就是在第二阶段上敌我政治对政治、军事对军事、经济对经济，文化
对文化各种斗争方式的总的比赛。斗争之持久性、复杂性、残酷性是古今中
外的新创局面。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十大政策是经过考验的、制胜敌人的
武器。我们与敌人的比赛，我们并未落伍。敌寇企图消灭我党我军的计划是
失败了。我党我军取得坚持抗战的伟大胜利。自然此时期我们根据地是缩小
了，军队数量是减少了，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是遭到空前未有的破坏，某些
地区业已接近枯竭的地步。然而我党政军民受着锻炼，锻炼得十分坚强，学
会了各种斗争经验，数量之削弱增强了质量。就是说我党我军经过第二阶段
的伟大斗争，人人敢说不再怕敌寇了。敌寇之伎俩已穷，而我军办法之多则
愈出愈奇。这里得“谢谢”日本帝国主义，“谢谢”他的“教育”，使我们
学会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打定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基础。
这就是第二阶段，数量缩小的后退阶段，锻炼增强质量的巩固阶段的基
本内容。
第三阶段是从一九四二年冬冀南、冀东、冀中各根据地工作开始恢复，
华北各根据地开始从缩小转到再扩张的时期直至现在。这一阶段中国内外的
重大事件，首先是苏联的再进和德国再退，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战
争局势。接着是意大利投降，美国在太平洋的反攻，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
运》［16］，露骨地完整地提出其法西斯政策，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一面是
以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一面是派汤恩伯、李仙洲大军进入苏鲁敌后发动大
磨擦。敌寇恰在此时与汪逆订定日华同盟条约［17］，强调实行对华新政策，
这是与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密切配合着。敌寇鼓励蒋介石的反共以
策动其投降，蒋介石经过反共来达到引起敌寇的谅解。在蒋介石名著《中国
之命运》中，袒露了反苏反共反英美的纲领。基本上说来，在思想上、精神
上蒋日业已站在一条战线上了。这个时候，陕甘宁边区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
计划，敌后各地武装制止了李仙洲、韩德勤、汤伯恩、顾祝同所发动的进攻，
我党取得击破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胜利。接着是由陕甘宁边区发动伟大的整
风、审干运动，发动了伟大的生产运动和有力的除奸运动，敌后各解放区立
即响应进入行动，获得巨大的成绩。同时这一时期各地实施并再次深入减租
减息的群众建设和三三制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使解放区更加团结起
来。在对敌斗争中，敌后各地实行敌进我进的伟大进军，取得解放区的再扩
张，我军的再发展。主力乒团之坚强，地方兵团之扩大，民兵之普遍发动，
加上一切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新设施，把敌后各解放区提到空前未
有的规模。这里与国民党从河南败退、两湖瓦解、粤桂沦陷、滇黔告警、川
陕震动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接着又是河南解放区、湘赣解放区之新出现，
和苏皖、浙江、广东各解放区之新扩张。我党对敌战斗的胜利与民主建设的
成绩无情地指出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路线的谬误，指出毛泽东共产党新民
主主义路线的正确。抗日救国的重责落在我党我军身上，国际视听，为之改
变，人心趋向为之奠定，敌后解放区的发展如日中天，而蒋介石领导的大后
方日趋崩溃。这个趋向从去年五月所连续进行的、经美国调处的国共谈判把
中国问题的本质完全暴露了。因此今天担负在远东和中国战场上抗战救国的
责任，是要依靠毛泽东和共产党而不能依靠蒋介石和他亲手所腐化了的国民
党。谁是能够担负抗战救国责任的军队？以及谁是日寇的对手？这个军队、
这个对手只能是八路军新四军而不是蒋介石的军队。如果要恢复国民党军队
的战斗力，必须依照八路军新四军的楷模从蒋介石统帅部的改造做起直至其
军队各种制度的改变为止。谁是能符合全国人心的政权形式？谁是能担负抗
日救国的政权形式？那只有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敌后解放区的民主政权经得起
锻炼，只有他能领导战争；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在八年抗战中证明他腐朽
无能，反动有据，误国殃民，已经到了应该彻底改组的时候了。总之，根本
解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解除其反动祸国的失败主义的军令政令，立即改组国
民政府，成立各党各派的民主联合政府，立即改组国民党统帅部，成立联合
统帅部，这已是应天顺人、挽救时局、争取抗战胜利的必由大道。抗战胜败
和建国百年大计取决于此，这是全国军民奋斗的中心目标。我党我军领导的
敌后解放区便是这个奋斗的主潮，是强大的日寇所不能压服阻止的。国内任
何反动阴谋的阻挠顽抗必被粉碎无疑。毛泽东同志对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
的宏伟报告，“联合政府”这个正确口号已为全国军民所接受，已经在行动，
实现之期已经不远了。以上就是说明敌后斗争第三阶段，我党我军再发展的
阶段以及它在全世界全中国所起的伟大的影响。
（四）光荣的牺牲和伟大的成就（略）
（五）对敌伪方面的评论（略）
（六）抗战初期、中期的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上述经过均属于抗战初期
和中期的事情。抗战已接近末期，总结整个抗战的经验的时候尚未到来，现
在拟将初期和中期的经验教训作一初步总结，对于进入末期以及结束抗战是
有意义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抗战路线，八年来的伟大发展证明其完全
正确。其基本内容是针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敌后战局的残酷性，提出了削
弱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游击战略。针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抗日、反共的
两面政策而提出我党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即联合他抗日的一面而反对他反共
的一面，这就是正确的站在中国劳动人民立场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针对着抗战中国内外的复杂局势，特别敌后的艰苦斗争环境，
提出坚持抗战、积蓄力量、长期打算、储蓄人力物力财力的持久对敌的方针，
提出有理有利有节对顽固派武装反共的严肃自卫方针，创造了一条建立敌后
根据地的正规路线，从军事底定打开局面转入深入群众运动，直到建设群众
武装再转到伟大的生产教育和军政建设。这一条正规的创造根据地的路线，
使每一阶段上应做的工作有了极其科学的部署，主要任务与次要任务均有适
当的配置，既不轻重倒置，也不先后错乱。同时又在每一时期每一具体工作
部门都贯穿着对应付情况和进行建设两大任务的统筹兼顾。在两个反“扫荡”
之间进行必要的建设，和以这种必要的各种建设支持长期的反“扫荡”。这
就是全般的领导艺术，使领导者在极端纷至沓来的战争中，能把稳船舵化险
为夷而主动的推动抗战运动的前进。这一条领导路线原是依照内战开辟根据
地、巩固向外发展根据地的宝贵经验，又依据抗战新环境的锻炼，而更其完
备系统化成为创造根据地科学的一条领导路线。在发动群众运动方面，同样
总结了多年的民众运动的经验，造成一条正确而科学的做群众运动的新方
针。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发布的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
件，是最标准化的新的群众运动路线。这是我党二十多年来群众运动的成果。
在军事政策上提出又打击敌人又发展自己，从打击敌人中发展自己的游击战
争的总战略。以武装斗争为主、配合一切各种斗争，这便是游击战争的总概
念。在这个优异的游击战略之下，既照顾主力，又照顾地方武装，又照顾民
兵；既照顾军队本身，又照顾地方党政人民，于是把根据地几千万人民锻炼
揉和成为一支人民的政治军事大军去战胜敌寇。这便是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
抗战军民主持制定的一条完整的抗战路线。换句话说，是中国人民的抗战的
科学。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群众工作的路线，实
事求是的领导方法，教育团结学习的工作作风。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马
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这一切便是这个完整的抗战革命科学的
内容。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抗战政策和游击战略是主张积极打击敌人的，而且
是主张以必要的有利的运动战去逐渐的歼灭敌人的，其战略精髓在于以占主
导地位的分散游击战配以必要的有利的运动战去打击敌人来达到保存自己和
发展自己。这与怕打敌人的“恐日病”有区别，又与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
的事实拼命决战有区别。
内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战略口号，如响
斯应［18］表现在我军的发展和削弱的过程上面，便明白指出集中不分兵便不
能大发展，同样只分兵而不集中也便无法应敌，也便无法再发展和保存已有
的发展。这个原则毛泽东同志运用到抗战新时期的条件下，便提出基本的游
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主张，又更概括地提出统一战略意志之
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总纲领。这告诉我们，要善于根据具体情况去分兵
大量发展自己，又要善于根据具体情况集中兵力去打击敌人。由于我军弱小，
敌人强大，战争的长期性，分兵游击是主要的，是战略的，带普遍性的。而
集中应敌是特殊的，局部的，甚至以后运动战在相持阶段中减少到最小的限
度。这就可以认识到重视集中作战、忽视分散作战，重视正规战、忽视游击
战，重视正规军、忽视地方军、游击队，重视军队、忽视地方人民等一系列
的部署上的、思想上的错误和所引起的弊害。
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战略是主张联合国民党的，是主张帮助国民党的转
变的，是正确估计到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的，因此也更主张以我军的行动
配合友军、帮助正面阻止敌人前进的。凡我们同志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都
是对的。然而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把全部抗战责任寄托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上
面。他还有重要的打算，便是我党我军的发展是支持抗战的骨干。要阻止国
民党投降，要钉住国民党使它不敢放弃抗战、不敢破坏国共合作，这一切必
须从我党我军的伟大发展上做起。这种正确主张，与不帮助国民党、不配合
友军作战的“左”倾情绪有区别，也与专力配合国民党友军、不发展自己或
放松自己发展、迁就依赖国民党有区别。总之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是发展的辩
证的观点，把敌、友、我的关系放在发展、削弱、上升、下降，地位互易诸
方面去考察、去决定对策。第一必须削弱敌人。第二必须发展自己。第三对
国民党的进步或倒退都预作打算。更重要的是要有我党我军独立起来担负抗
战重任的打算。
对敌、对友、对自己三方面的情况和关系有正确的估计和正确的处理，
才能定出正确的政策和方针，也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不犯错误。有些同志由于
未能正确了解洛川会议［19］的精神，初期即有偏差，十二月会议［20］到六中
全会［21］这一段中间则受党内右倾投降路线的影响甚大，对敌、对友、对己
都摇摆于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间，没有执行坚定的独立自主的抗战政策。
但每个地区所受影响和程度不同，觉悟也有先后之别。这种摇摆是由于从事
多年内战的同志，依据其内战经验未能灵活运用于抗战新环境，对毛泽东同
志所主持几年的从思想上、政策上转变到抗战环境的各种报告指示，没有深
刻研究和了解，食而不化，抱残守缺，把从事内战搞正规军搞运动战搞大根
据地现存的一整套移用到抗战新环境，忘记了敌人不同了，忘记国民党初期
的友好仍包含充分的敌意，会迅速变化。于是只重军队忽视地方，于是只知
抓一把忽视应该大力去重新开辟根据地，一切打算只从胜利发展方面去着想
（发展和胜利确实使人头昏），片面主观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内战局部
的旧经验，特别是偏于军事方面的旧经验，这样就容易造成党内新陈独秀主
义的市场。因为他强调速胜，强调现代水平的运动战，强调国民党作抗战主
体，把自己作抗战附庸等观点，都在某几点上与我们一部分同志根据内战运
动战经验，片面了解敌人一些弱点而产生的轻敌心理相吻合。因而虽出发点
不同而达到主张运动战正规战之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在对友关系上则迷惑
于国共合作初期形式的谅解，激于民族义愤，而陷于迷失方向，这就成为新
陈独秀主义的市场，这样就离开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正确的政策。这样，对
于错误路线的接近一分，必致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脱离一分。毛泽
东同志反对了一部分同志的这种迷惘，使这种迷惘尚未达到造成潮流的地
步，而我们一部陷入迷惘的同志，也迅速在实际碰头中间、在敌寇大“扫荡”
和国民党反共高潮中惊醒起来，全部转到正确路线上来，这样才取得了我党
我军的伟大发展。我党过去曾有的政治摇摆往往需要好几年或几个大失败才
能改变，则今天这种转变角度是缩小而迅速的。这是我党的伟大进步，是由
于我党有了伟大领袖的结果，也由于我党一大批干部布尔什维克化程度提高
了的结果。
其次是执行党的正规的创造根据地的路线问题。我们要了解敌寇、顽固
派与我们的斗争，实即是人力物力财力之争，换句话说即是互相争取人民。
他们是以军事力量争取对人民的统治，以达到其压榨剥削之目的。我们是以
军事力量解放人民，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故在军事开展和底定的过程中，
即应动手做群众工作，并适时转到以全力深入组织人民大多数和进一步依靠
群众，这是发展革命的总规律。在抗战时期深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是根
据地巩固支持抗战的中心关键。离开这一点，一切民主政治的强调，便失掉
了强固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我们不仅要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还要了解农民革命战争更
是这个武装斗争特点中的特点。我们不仅要了解农民
革命战争这个武装斗争的特点，更要了解这个农民革命战争必须在无产
阶级领导之下，才能顺利发展，达到成功，这更是特点中更大的特点。我们
不仅要了解这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特点，更要了解这个无产阶级领导，其本质
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创造出的中国马列主义，即毛泽东主
义。
这一系列的对中国革命的本质的了解非常重要。我们只空喊懂得武装斗
争的特点，懂得搞军队，搞根据地，懂得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是无济
于事的。懂得打仗，懂得训练军队的军事专家，并不等于懂得中国革命中的
武装斗争。懂得作农民运动，懂得作地方工作的农运专家，这只是农民工作
的起点，而并不是中国农民斗争的全部。农民与革命与战争相加，加上无产
阶级领导，这才是全面性的东西。现就眼前的抗战来申述一番：抗战本质是
一个农民革命战争，这个战争由国民党领导必致失败，因为他无限制地使用
农民，牺牲农民，不替农民办一点好事。这个战争由共产党领导才能胜利，
因为他能够代表农民利益，一面替农民办事，一面鼓励和组织农民拿起武器
走上政治和战争的舞台。抗战军队和根据地，他本质上是一个农民集团，如
果一味照存留在农民身上的地方性保守性办事，必致难免于狭隘报复而有陷
于孤立的危险。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充分发扬农民伟大的革命作用而
避免其弱点。以处理旧军队、旧国家的观点来处理这个新军队和根据地，必
致陷入空想与事实矛盾的错误迷乱之中。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他本质
是中国无产阶级代表——共产党领导千百万武装农民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一
种联合抗日政策，形式是联合的，立场和界限是分明的。没有这个坚定的立
场，不足以搞统一战线。类似的情况，我党的建设亦复如此。我党多年在农
民群众中的活动，吸收大批农民入党，从农民党员中训练干部，一面提高其
觉悟，一面洗刷其弱点，从照顾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这样建设了我
们伟大的党。毛译东同志指示我们，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建设党是我党进
行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则这三大法宝，无一不以农民革命战争为中心。掌
握这一点，我们进行了伟大的内战，我们进行了伟大的抗战，我们因之以创
造游击队，更要因之以掌握正规军。我们因之以掌握了乡村，更要因之以掌
握城市。我们因之以掌握农业手工业，更要因之以进到掌握工业和进到掌握
现代工业化的水平。我们因之以掌握农村根据地，更要因之以掌握全国政权。
我们党不是农民哲学家，而是农民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首先善于接近农民，
向农民学习，善于为农民利益着想，善于以各种组织形式去组织农民，八路
军新四军是组织农民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因而善于教育农民，提高农民，
直到农民最后解放。同时更善于以各种人民的斗争去配合农民斗争，造成伟
大的中国革命阵线。过去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城市中心主义，由于忽视
农民革命战争或过度和冒险地去指导农民革命战争，便败坏了中国革命。同
样以旧军队经验为中心的单纯军事主义者，他们只有战术头脑、而没有战略
头脑，只有军事头脑而没有政治头脑，只懂得军事技术而不懂得军事政策，
他们除军队而外不知其他，或者口头仅仅知道一点农民或照顾一点农民，而
不知道农民利益实即军队本身利益，而不知道军队来自农民，应该为农民利
益奋斗。他们这种无知，也同样削弱了革命。
这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军事政策的一般了解。
六、论毛泽东军事学派
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中国革命长期艰苦斗争中，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政治
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政策。这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是马列主义运用到中
国革命环境的新的发展和创造。这个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代表便是毛泽东
同志。
北伐革命、苏维埃运动、抗日战争这三次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马列主
义者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他已经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的政治的精
神武器。这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到军事领域，便又创造出中国革命的军
事理论，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完整的军事理论系统，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革
命军事学派，即毛泽东军事学派［22］。现就这一伟大的理论命题作一番考察，
作为我党我军 二十多年来的军事活动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的尝试。
中国在近六十年来的历史上，没有中国民族自己适用的军事学，也没有
出现过具备中国民族军事创造能力的军事家。太平天国出现了革命军事家如
洪、杨、石、李［23］等，出现了反革命军事家如曾、左、李、胡［24］等。洪、
杨、石、李的军事学是产生于农民暴动，有了朴素的游击战、运动战的理论
成就。即就这一点已所向披靡，已使曾、左、李、胡束手无策，最后是在帝
国主义的帮助之下，曾、左李、胡等才能完成其所谓中兴大业。太平天国战
争后，中国民族伟大的军事传统被淹没搁置，让位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军事
学说。近四十年德国军事学经过日本的改装传入禹域［25］。于是开始了中国
军界的洋泾浜式的买办军事学的新时代。资本主义的外衣掩盖着封建主义的
腐朽实质，从李鸿章、袁世凯、吴佩孚直至蒋介石的新旧军阀主义，只造成
强固的封建性、买办性的恶劣军事传统。近四十年伟大革命领袖如孙中山先
生，虽然半生戎马，仍在德国陆大、日本士官、中国保定［26］的幕僚军事学
中讨生活。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军事学上没有什么贡献乃是一个铁的事实。从
小站练兵［27］起，中国废除绿营［28］和游勇，采用资本主义的军事方法和形
式，创造所谓有名的新军，这个新军实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非驴非马的
东西。他的成就造成了军阀主义，对外敌屈服献媚，对人民横蛮镇压，祸国
殃民乃是其基本特点。如果说这就是中国的军事学，那只是中国统治阶级的
奴役人民的军事学。如果说中国有所谓军事家，那就是大批出现了外战外行，
内战内行的反革命的军事家。我们在其中找不出任何根据民族传统的创造因
素，找不出任何为人民服务的有益民生国计的影子。伟大的北伐战争击破了
北洋军阀，这是接受了苏联的帮助和影响，有中国的先进政党中共的支持的
结果。可是这只是昙花一现，大革命之失败使这一点革命影响败坏，封建买
办的奴性气息又统治着中国军界。这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的确
切反映。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无法独立建设中国军事文化，这个任务不能不
落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一中国共产党身从中国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独立领
导的军队起，整个中国的军事史改换了新的面貌。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辩证唯
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中国政治经济条件，分析中国历史，估计军事上对
战双方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准，提出整套建立革命新军的方法。随着大革命与
内战的实践，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天才创造，遂有了伟大的辉煌的成就：真正
代表中国民族，代表中国人民的独立的革命军事学乃得出现。毛泽东军事学
派之出现，一洗几十年来军事界抄袭外国的耻辱，不能不算是伟大中华民族
历史上一件快事。
那么什么是毛泽东军事学派呢？
毛泽东军事学派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孙吴兵学［29］。孙吴兵法是中国封
建社会的产物，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封建国家的混战情况，他的
许多战略原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这是由于无论时代如何进步，而私有财
产社会背景仍是共同的原故。特别将近二千年来的战争活动累积经验是很多
的。例如根据地思想，奇袭挺进的运动战思想，农民暴动的游击经验，坚壁
清野、疲困敌人的思想等等。这些宝藏落在毛泽东同志手中运用唯物辩证法
加以改造便成为崭新的合乎实际的东西。所以毛泽东军事学派不是简单继承
民族前辈，而是加以改造了提高了的东西。
毛泽东军事学派有别于近四十年来取法西欧的镀金的中国旧军事学派。
中国旧军事学派的特点，几乎全部是德国战术的翻译家或抄袭家们在中国军
队中讲授根据德，日诸国背景条件所铸就的战术。他们抓住了军事学上一般
适用的带普遍性的原则，而忽略中国战争的特殊情况，更不懂得中国革命军
事的特殊规律。他们是善于呀呀学语，拾人牙慧，在通常圈子里他们能讲会
说，也能打仗，但一遇到与本书不合的新的战争情况，他们只好屡屡败北。
中国陆大、黄埔、保定完全代表这种军事翻译教条主义，八年伟大抗战国民
党军队的败北，便是这个学派破产的证据。问题是这批笨伯们今天没有觉悟，
他们死死陷在翻译的操典条令之中。毛泽东军事学派不拒绝采用资本主义国
家的军事经验，但只采用其中适用的东西，特别其中的军事科学技术更非大
量采取不可，这正是我们长期学习的对象。然而资本主义军事学如涉及战略
学、战役学以上的范围，则中国的条件，如人力物力财力与他们不同，我们
便不能完全照抄。我们应根据中国战争的特点，提出自己合用的东西。
毛泽东军事学派也有别于苏联的革命军事学派，在思想方法上，在为人
民服务上，在争取世界民主和平上，这个基本精神我们军队与苏军是相同的，
可是苏联军队是伟大的成功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而我们只是局部胜利正
走向全国胜利的一支人民军队，其特点是由农村根据地过渡到全国胜利，即
便这个全国胜利到来而中国仍处在民主革命阶段，较之西欧各国仍要落后百
年乃至一 百五十年，所以我们只能有择别的去学习苏军的经验，而不能机
械搬用。在我军历史上曾经犯过机械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
不应重复的。
因此毛泽东军事学派是在反对新旧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其特
点是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军事
的总规律，他有别于一般军事学，也有别于一般革命军事学。他是站在中国
人民的革命立场，面对国内外反革命的强大敌人，根据手中此时此地的条件
办发展革命的事，白手兴家，日新月异，不直达革命胜利不止。
假如历来的军事学派一般是研究相等的敌对军力的胜负问题，而我们的
军事学派［30］则在回答实力悬殊的军力的胜负问题；
假如历来军事家在研究两个国家间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
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和侵略
者的问题。换句话说，研究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能以少胜多，以小敌大，
以弱胜强，便是我们军事学派的革命本质。因此历来军事学派只就军事本身
如技术、武器、战法等问题着眼去加以研究。他们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种条件，但从来不曾把他放在适当的角度上面。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
不仅就军事本身去研究，我们是把军事当成社会现象的总体一部分去加以研
究，我们不孤立的去研究所谓纯粹的军事问题。我们承认军事受政治的支配，
承认军事是推行政治的工具，更承认战端一开，军事胜利又掉转头来成为决
定政治胜负成败的唯一关键。这样造成我们军事学派不仅善于使用军事力
量，而且善于使用政治力量，更善于使用两者之间的密切配合。不仅善于指
挥军队打仗，更善于指挥人民作战，更善于使两者力量相加去完成共同的战
争任务。不仅善于动员和使用我方的军民，而且善于使自己的动员侵入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