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作》第三十节。［5］黄克诚同志，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17
已通过一个决议：拥护中央制度［5］和整顿纪律的决定（此文件初稿已拟好，
待审查后数日即可发来）。另讨论了九月综合报告的内容，特别是保证中央
新区政策（停止土改，进行双减、生产）之执行，有详细讨论。此报告由我
写，要九月半才能交卷。另外决定发一个秋冬两季工作指示，继《六六指示》
［6］之后，确定全区工作方针（雪峰［7］写好后先交中央审核）。
（二）邓老［8］八月份不吉利，腰痛，痔疮，带病工作，讨论了秋征、双
减、冬衣诸问题，我们又插上督促各纵的查整［9］和布置抓新的战机，故都很
忙碌。特别初到刚满三月［10］，情况仍不熟悉，执笔综合很难。提议会后即
回，并恳将此情转达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
注释：
［1］你的建议，指邓小平九月六日在河北省建屏县（后并于平山县）西柏坡村给
刘伯承、陈毅、邓子恢、李雪峰、张际春（中原军区和野战军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
治部主任）、刘子久、李达（中原军区和野战军参谋长）并转宋任穷（中共豫皖苏
分局书记）的电报，要求中原局于最近制订一个克服党内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的正式决议。
［2］你去后，指邓小平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离开中原局驻地到中央去参加
“九月会议”以后。
［3］八月十号前，指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七日中原军区和野战军在其
第四纵队驻地集中第一、三、四、九纵队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听取陈毅传达中央各
项指示，开始整党整军工作。
［4］襄樊战，即一九四八年七月二日至十六日中原野战军一部及桐柏、陕南军区
部队在湖北襄阳、樊城地区进行的战役。
［5］中央制度，主要指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规
定。
［6］《六六指示》，指中共中央中原局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根据中共中央五
月二十五日关于土改整党的指示而制定的停止土改、实行双减和合理负担的政策指
示。
［7］雪峰，即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副书记。
［8］邓老，即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军区和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邓
子恢。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办事厅的工作。
［9］查整，即三查三整，在部队为新式整军运动。
［10］ 刚满三月，陈毅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到达中原解放区的，到九月六
日，接近三个月。
① 这是陈毅回复在中央参加“九月会议”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
的电报。标题为编者所拟。
中原局九月份综合报告①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
毛主席：
小平七月北去［1］，我们托其面达，因而未写七月份综合报告。
这次来写九月份报告，拟将整个夏季五、六、六、八四个月的情况和政
策转变问题，汇报如下：
一、中原情况
经过夏季的连续胜利，和中原局《六六指示》，军事胜利与政策
转变并进，因而使中原局面开始变好，这是第一方面。表现在许多
中心区的出现，如豫西二十余县无敌踪，陕南之郧县、郧西［2］变为
腹地。豫皖苏在七月以后，阜阳敌七十四师撤退，中心区已广阔无
敌，大别山局面开始稳定。江汉区、桐柏区、汉水与平汉之间取得发展
等。市镇农村秩序，开始恢复（例如豫西中心地带人民说，二十
年来从来未有如现在的安定，历来的兵匪骚扰没有了，农民纷纷多
买牲口，生产积极）。中州券［3］信用开始建立。知识分子开始近我。逃
亡地主先后回家等。这就使我党在中原获得了基地，部分建设可以开始，造
成向南的战略基础。这是一年努力的成就，第二方面，蒋匪鉴于我主力集中
应付野战，其在中原各地的地方反动政权已摧毁，乃乘我过去政策过左及以
后政策转变采取下列对策：一是由南阳、商邱、合肥诸地派遣正规军配合流
亡土蒋［4］千人、数千人不等，分股对我中心区进行穿袭，企图分散我野战兵
力，减轻其野战军担负，捣毁我后方，破坏我建设。二是利用我宽大政策派
遣特务回家，组织武装进行暗杀，镇压我区、村干部，特别是所谓“枪打出
头鸟”，先杀群众积极分子，使群众不敢起来。三是组织谍报网，携带电台
潜伏我区内，报告我军主力动向。四是广泛谣言攻势，说我军要退回河北，
中央军大军来中原进剿，号召河南人反对河北人，三次大战已爆发，共军必
败等。五是在国民党区域实施总体战，围寨网，联防，连坐等办法。反动派
的政策是生了不少的成效的。此一时期，我中心区后方被袭击各地均有，主
要是地武不强，不能独立担负保卫地方的任务，村、区干部被杀事件甚多。
如方城县长被绑赴南阳杀害。我军每一调动，敌方第二天即知道，证明我区
敌之电台甚多。谣言攻势效验很大，许多知识分子尚不敢涌跃入学。例如军
大［5］搬在临汝城数月来仅两人入学，证明该地特务控制甚强。临汝之姚宝
安、杞太淮［6］等地之郭馨波、豫南淮西之张旭东等便是反动武装的代表，各
区均有数股或数十股反动游击武装，在我区穿插或扰乱边界，逼我区后退。
敌我两军交界地方的市镇、农村人民的生活是异常痛苦的，一部人民仍然存
着观望态度，民主政令之推行障碍仍然很多，我区之流动性仍然存在。
二、河南地区的特点
① 这是陈毅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的结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其时，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河北省建屏县
西柏坡村参加中央九月会议，陈毅代理其工作。
我党足迹踏遍全中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恐无逾河南者。可举豫西临汝、
鲁山、宝丰、伊阳、郏县、禹县等地为代表，这是我们最近
的体验。我们驻地发生三次黑夜摸哨，枪伤哨兵，最近破案即房东所为。
南下干部数起黑夜被杀害，军人不敢独行，单人带驳克枪更易招致土匪的暗
算。区、村干部之被击杀，造成一种下乡恐怖。比较抗战中期我军在阜宁所
遇着的土匪，此地更为强蛮。研究了数个具体的谋杀案件发现，他们多半是
恶霸地主作后台，策动流氓退伍兵作凶手，有组织干的。他们说：“八路军
要款，要公粮，要壮丁，要派夫，经过我，我一定负责办到，如直接去动员
群众翻我的底，则一定与河北人斗争到底。枪打出头鸟，任何人先与八路军
接头办事，一定要杀全家。”他们确实说得到做得到，控制了群众，使群众
不敢起来，白天不敢与我们说话。豫西上述各县是白狼、刘镇华、樊钟秀、
孙殿英［7］ 的老巢，确有拉队伍、搞会门、搞黑杀的传统。以前的土改，确
实有些便利了这些地方恶霸流氓，基本群众根本不敢动。桐柏、豫皖苏、陕
南，宛［8］东、宛西各地亦有类似情况。河南敌正规军虽被消灭、撵走，敌县、
区政府、保安团虽被摧毁，但是这一基层恶势力如不推翻，一切由上而下的
发动群众的办法，均可能变成他们镇压群众的工具。同时他们更善于应付我
军，一到即承包战勤，自动带枪来加入地武［9］，来当乡、保、甲长，懂得把
公开合法斗争与秘密黑杀结合起来，每一暗杀事件，多与当地乡、保长有关，
或他们先知道不讲。我们干部无经验，最易被其公开应付一套所迷惑。国民
党的挺进武装与特务能在我中心区活动，即依靠此一基础。因此应估计到如
匪正规军来进攻，此辈必然大暴动来响应他。中原解放区创造第一阶段，必
须懂得首先解决此一问题，必须要充分了解河南的地方知识和地方斗争知
识，以对症下药。河南中上层人物最熟悉改朝不换国那一套，即拥你为王，
下面得承认他们的统治地位。我党要发动基本群众，必须先制服他们；要制
服他们， 亦必须同时发动群众。我们南下干部，学会了老解放区的正规的由
上而下的动员方法，对河南又是公开斗争，又是秘密斗争，又是武装斗争，
又是和平交往，颇不熟习，必须重新教育，锻炼出一套新本领。同时又要认
识河南地区出兵、出粮，人民斗争性坚强，如经过政治与组织的
改造与提高，革命的效果必大，可造成最好的基地。
三、中原党内部情况
党的干部分为四大部分：（1）南下干部，由华北、华东派来，此为
中原党的主干，其中分为未整党前南下的，和经过整党南下的，一部分
是好的，一部分是戴过帽子背有包袱的；另外，其中一部是个别抽调的，一
部是由几个负责人按级抽了一套干部带来的。（二）当地的干部，即原华中
八分区及睢杞太、豫西和五师地区的干部，有系失联络的，有系掉队下来的，
有系原地下党干部，一部是归俘。（三）是野战军的派遣部队、地方化的部
队和干部，成为全区军区、分区的主干。（四）一年来新起的下层干部，多
担任行政区、乡干部，或农会干部。南下干部带来老解放区的整套作风，对
解放区初期运动规律不熟习，特别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当地地方干部情况复
杂，须加审查，特别表现是左右摇摆，无根据地经验。野战军分遣干部和部
队，总想归建，不尊重所属区党委、地委和行政部门。地方新起干部，一部
工农成份是好的勇敢分子，一部则是旧保甲被利用的人，不可靠，实际是两
面派。我们认为干部状况如此，故很自然产生宗派、山头与无纪律、无政府
状态，必须经过整党，才能保证政策上的统一。
四、关于中央新区政策的执行
六月六日中原局根据中央五月二十五日土改整党指示，发出停止土改、
实行双减和合理负担的政策以来，分浮财，打土豪，开仓放粮，以粮换菜，
走马点火，点火抄家等急性土改办法，已迅速纠正。社会秩序的混乱，业已
趋于安定。对工商业的破坏，业已停止。据子久［10］八月底从豫皖苏回来所
谈，与八月底在方城召集桐柏、江汉、陕南三区代表会报的材料来看，则各
地对《六六指示》的了解和执行程度，是大有差别的。（一）共同意见对崭
新区，即我军未到过的地区或未进行土改点火的地区，实行《六六指示》一
致赞成。（二）豫西区因在中原局附近，谈得多，以前未大搞土改，故赞成
搞双减。大别山皖西、鄂豫二区亦无条件赞成，一律改力双减政策，因该两
地区是游击区，中心腹地极不稳定。（三）豫皖苏则划一、三两分区及二、
四各分区一部为土改区，余为双减。桐柏则划一分区及二、三分区一部近百
万人口为土改区，余为双减。江汉划一、二分区百万人口为土改区。三个地
区的共同论点是：第一，坚持这些土改区的土地确实业已分配，据说群众不
愿退地。但我们一追问，任何人拿不出一个村、一个区的真正实行土改的材
料。第二个理由是双减不能满足贫雇农要求，或双减较土改难作。第三个理
由，南下干部在河北搞过土改有经验，不会搞双减，大部分均是从近二、三
年土改中产生的干部（指区、乡级干部人数最多）。一部干部则过去搞过双
减，在去年九月整党戴地富帽子，现在又要搞双减，恐将来整党一定又挨斗。
第四个理由是就中央以前指示，在环境、群众觉悟程度，我们干部和机构的
掌握能力具备时才搞土改，因而他们分析：第一、说环境，我区有中心腹地，
已安定。第二、干部相当具备，有土改经验。第三、群众要求土改，其觉悟
程度已提高。根据上述的认识，他们便提出下列工作部署：（一）凡属梅花
形的几个土改区或土改点，他们便决心布置消灭中间的空白村，一律用土改
去打成一片，例如豫皖苏一分区的睢、杞、太［11］和三分区以萧、夏、永［12］
为中心的某些梅花形小块是老区，而将全区一律用土改方针去统一起来。
（二）凡属比较安定的地区，例如分区或区党委所在地，也一律用土改方针。
这是由于他们对过早的急性土改所造成的少数勇敢分子孤立突出被杀害、土
匪蜂起、征粮困难、工商凋敝、人民失业的危害认识不足，对真正实行了土
改的地区即群众真得到土地的地区，并无真正的研究，使我们至今难放统计
究有多少人真得到土地利益。（三）在中原确实有部分地区，民兵积极保家
自卫，地主威势打落，且经过“扫荡”的考验，究竟是由于我军协助群众打
击了恶霸，减轻了负担和政治压迫而来，或真是由于从政治民主运动进到真
分了土地消灭封建而来，各地并未作过专门研究，所以在电报上会报上都无
人能负责具体答复。
五、政策检讨上的教训
根据上述概况，我们研究后得出以下几点教训：
第一，我们认为从停止土改转到双减和合理负担政策，几个月来，中原
党最缺乏深入研究中央政策和具体研究当地情况，首先去获得当地各种知
识，然后把中央政策与当地实际结合，通过群众意见，去订出适合人民要求
的工作方针，而是仅凭主观办事，不仅坚持土改，举不出真凭实据，即转到
双减与充分利用抗日经验的认识，亦是模糊的。这里不仅看出吴芝圃、赵紫
阳［13］等同志的对“左”的留恋，同时亦检查出从右的方面去了解新区政策。
例如把暂时利用旧保甲解释为提倡旧保甲廉洁奉公。又如说统一战线是群众
解放的策略阶段，即搞统战可以不发动群众。又如号召地主回家，造福桑梓。
又如豫西、洛南成立地主和平救国会等。我们一般估计中原党内“左”右倾
同时存在，故掌握党政策是很摇摆的。这里教训我们一个政策的改变非有系
统说明不可，更非根据下层的实际调查作有理论的说明不可，我们在这方面
很差，所以纠正不彻底。
第二，各地同志均对中央政策采取断章取义，或利用其合我口胃的一段
或一部，作为自己的掩盖阵地，口头上同意上级指示，并不把上级指示研究
带到群众中去，真正查勘一下，如何是好。例如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整党指
示和中原局《六六指示》，对土改已彻底进行的地方均有保留的指示，各地
即利用这一点去扩大土改面，而并不是根据自己调查研究，切实知道某地的
真分假分来决定。
第三，各地缺乏从全局看问题，从整个战略利益看问题，把土改看成是
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中原现在局势，在政策上要求能“帮助人民解放军消
灭国民党武装力量，及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因而需要联合或中立
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这一层是不加考虑的。对八十万人马的军
需问题之解决，是首先需要一个比较安定的秩序，生产工作最得人民拥护，
也不大考虑的。紧张的阶级关系是目前我中原党的主观能力所不能掌握的，
混乱的社会秩序是最不利于战争进行的，也不放在政策考虑的主要位置上。
第四，认为停止土改是退了一步，不了解过去急性办法正是领导者离开
群众跑得太远，现在是要退到群众原有阵地与群众重新结合，率领群众真正
前进。
第五，我们深感形式主义的群众观点与由上而下的行政工作方式的群众
工作路线，是普遍存在，最障碍党与群众的结合。豫皖苏人民说：“要我们
分地，请先把棺材准备好。”在干部中相当普遍的流传：“讨论土改派土改，
派了土改催土改，催了土改缴土改。”这是最中时弊的舆论、与群众工作中
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等行政作风的典型。目前真正的群众利益，在于打击政治
首恶，肃清土匪，减轻负担，获得初步解放，要依靠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
去发动群众，与群众呼吸相通，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从启发群众的自愿自
觉出发。这种真正的群众工作路线，是我们最缺乏的。这里使我们觉悟到这
一基本问题不解决，固然会使本来很好的一个土地法一变而为原始的农民的
破坏运动，已令人吃惊。如果顺此路线去搞双减，也一定不能收得更好效果，
难免不重复“讨论双减派双减，派了双减催双减”，直到“缴双减”。
六、今后工作方针
一、一年之计在于秋，秋粮收割后，今冬明春的群众运动，事关中原全
局。我们抓住九月十月要解决群运的方针问题，已电芝圃、汪锋［14］先后来
面谈，并派人去桐柏、江汉巡视。在豫西抓住临汝、郏、宝、伊五地委，重
点配备五百个干部，以金明［15］任五地委书记，特别以临汝、宝丰两县由子
恢、雪峰［16］就地指导，做出经验去指导全局。
二、工作方针决定，坚持中央新区政策和《六六指示》，实行双减。而
且在许多接敌区域（占中原很大面积），暂时还可以不搞双减，着重组织对
敌斗争，使游击战争与合法斗争控制两面派相结合，以打击首恶，争取地富
左翼，中立中间阶层，吸收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这些地区以
组织自卫队，肃清土匪，保护人民安全，减轻负担为主要任务。在中心腹地
着重发动政治民主运动，以打击恶霸，防匪自卫，合理负担三者为中心，作
为初步发动群众的主要口号。在双减条件具备时，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进入双
减，不机械的过早去搞双减。在某些土改区责令各地切实调查，以不动摇群
众既得利益为原则，实行调整土改或改为双减，甚至双减也缓行，不准主观
的去扩大土改面，不准损失群众既得利益。
二、进行深刻的群众工作教育，要各级党学习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工作方
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无论土改，无论双减，或初步打击恶霸的群
众运动，均须耐心艰苦去进行。如何下手接近群众，如何通过群众的自觉，
如何制定斗争纲领，如何组织斗争，如何掌握斗争，总结斗争与转到新的环
节，这是群众工作的基本知识，是群众运动的成败关键，对群众工作干部应
注意重新教育。
四、中原局办《中原通讯》，并用力办好《豫西日报》，区党委办整党
班，地委办群众工作训练班，来说明党的政策，进行群众工作教育，克服干
部各种偏向，强调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山头、宗派，达到执行政
策上组织上的统一，使党的阵容面貌一新。
五、进行大的宣传运动，并经过新华总分社有系统写社论，来揭破匪方
宣传，和深切说明党的政策，大胆争取地富左翼，招收青年学生，开办中小
学校，开正式的参议会，分化匪特内部，以摧毁其反动基础。这一点各地均
不注意，甚至不屑去做，这是一个偏向，便利了匪特的破坏。
六、在新区初成立的区、乡行政机构，以及工农团体，客观上均免不了
带着维持会的性质和一定程度的两面派作用，我们要先懂得这一特点，逐步
去加以改造，在群众中去发现真正的积极分子，逐渐提到领导地位，革命的
人民团体和行政机构才可以出现。
七、其他各项工作的概述
在这次综合报告，是以叙述新区政策的转变为中心，关于野战军工作，
俟各纵整党结束即行汇报。军区工作，正收集材料作报告。财经贸易工作，
宣教文化工作，城市工作，亦另作专门报告。我因明日即出发赴前线参战，
故不能在一次报告中把所有问题讲完。但在本报告末，仅就大的轮廓作一叙
述：
（一）刘邓、陈谢两野战集团，其各种优点不叙述外，主要问题是工农
老干部的军阀主义倾向，表现在阻碍民主和轻视政治工作；知识分子干部的
小资产意识，在地富思想影响下，表现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政治认识模
糊；上述两者的结合或互斗，是使部队工作受损害总的根源。两者共同点是
脱离士兵与下层实际的官僚主义，常寄托其兴趣于生活的谈论与技术的吹
求，很少关注军政大计。以上各方面，基本上我认为与华野相同，但无某某
等那种骄横，纪律亦较好，制度亦较严。这次整党，主要从纵队首脑着手整
起，从八月起开会听报告，来往费去半月时间，实际查整或从八月上旬起，
或从下旬起，多者不过二十天，少者仅十五天。纵队与旅两级（有团或营全
体参加）是普遍做到了上、中、下三层亮，来揭露工作，开始了民主作风，
个人主义、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小资地富意识，是受着了严厉的打击。工
作的新气象初步开始。缺点限于时间，未能转到营连与士兵民主运动结合起
来。士兵民主运动在七月以前各纵也搞过半月到十天，亦略有基础，但均因
时间关系，未能彻底深入。故纵、旅、团的整党，以及中下级和士兵民主运
动，均待今冬战斗空隙继续去作。士兵工作中最大的倾向，一是把士兵会变
成形式，热潮一过，空洞无物；一是变为连排干部的御用工具，用以专任处
罚士兵，实际起取消士委的作用。能起三大民主作用，并代表士兵利益的健
全士委不是没有，只是太少。我们决定在一面作战一面整训中，加强各级党
委与政治工作的思想领导，与连队士委工作结合起来，去保证执行任务和提
高军队各种建设。
（二）地方军区建设。中原局已发出指令，令各野战军主力不得与分遣
之地方化部队发生勾搭关系，应督促其一心一意完成地方任务，令各地方化
部队服从当地军区和党委领导，该部即划归地方军区直接建制，地方军区党
委应视为自己的基干部队，加以培养，不得因其将要归建制而加歧视。我们
强调这些部队之归还野战军权在中央，亦可能不归还，将来还可能在中原成
立新纵队，把这三面的矛盾解决，统一起来，才能担负保卫地方、肃清匪特，
作为野战军助手的任务。县区部队最初胡乱招兵，自己麻痹，不能控制，以
致不断发生叛变。现在又转而为不敢招收，有停止了地武发展的趋势。我们
认为只要自己有基干，自己有整套诉苦民主改造办法，是可以大量收容使其
成为正果。这一批地方上失业流氓，退伍士兵，只有吸收到野战军、地方基
干部队，才是改造的好办法。另外，各军
区、军分区成立军区、分区等党委办法不好，常变为与区党委、地委对
立，以照中原局办法改为军事小组为好。
（三）财粮、贸易、战勤等工作，主要倾向是一般人民负担太重。近八
十万人马，实际负担人口总数仅二千万。财税人员缺乏，许多税收无人去收，
减少了收入。用中券排法币，各地一致，人民亦拥护，但中券筹码不够，分
行设立太少，蹬打不开。夏囤已完成大部数目，秋征亦可能做到。主要是财
政人员用老解放区复杂的累进办法不便于民，已纠正。供给和战勤方面，主
要斗争是废除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和无偿支差制，转到用资本主义的有偿
支差制，这是严重斗争。我们的财供行政干部思想仍旧贯，转不过来，例如
雇商用汽车运伤兵，又快又节省。支差民力按劳动市价给钱，做衣服鞋子在
洛阳等地定货，比自办被服厂、鞋厂或派军鞋均好。我们财政供给干部的观
念老转不过来，不敢掌握资本主义的办法，需要大力说服与教育。现在卫生
部和医院己初步扩大，足够收万余伤员，需要办卫校，荣军学校，来有计划
收容和管教并提高救护能力。
（四）在文教方面，中大［17］四百余学生，军政大学一千一百学生，均
河南本地籍，一部来自蒋管区，正大批招收。就八月内开始授课，以造就军
政干部为宗旨，颇得学生欢迎。原河南大学几个教授讲空道理那一套为学生
所不满。现拟办行政学校（豫西办），卫生学校，各部队招收文工队，可望
能大量吸收。学生中情况，一部是经家庭同意送来的，一部是违反家庭意旨
跑来的，一部是一些落伍、退役军官，失业职员。主要缺陷是办学校的人员
不够，无得力人主持和事务人员最缺乏。各地中小学开办问题，人民均提出
此要求，一面限于经费，一面限于无人去参加管理，故尚未决定大发动。教
科书缺乏也是障碍中小学校发展的原因之一。
最后说明中原局面，正在具备初步根据地的条件，正在走向应付大规模
作战的条件。中原行政委员会必需建立，来担负领导战争，主办财粮支前，
改善民主的严重任务。我们机构不健全，仅能就现有规模进行大批地方干部
的培养，以应付局面开展的需要。中原局各同志均亲身轮流到中大、军大上
课、讲话，还要计划办各种训练班，实际指导附近各县工作，并派人巡视，
来抓住冬春两季的工作。
注 释［1］ 小平七月北去，邓小平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离开中
原局驻地，前去中央参加“九月会议”。［2］ 郧县、郧西，这两个县本属湖
北省管辖，但当时中原局将其划归陕南区党委领导。［3］ 中州券，中原解放
区发行的货币。简称“中券”。［4］ 流亡土蒋，指流亡到外地又潜回的恶霸
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地方武装。［5］ 军大，即中原军政大学。［6］杞太
淮，指杞县、太康、淮阳地区。［7］ 白狼、刘镇华、樊钟秀、孙殿英，白狼
应为白朗，民国初年曾在豫西发起农民暴动，但因不讲政策，脱离群众，一
九一三年被豫西“剿匪”总司令刘镇华率部镇压。刘镇华，巩县人，国民党
陆军二级上将，曾任豫西镇嵩军首领，先后任陕西省省长、安徽省主席兼鄂
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樊钟秀，宝丰人，国民党军长，曾任建国豫军总
司令，一九三○年任阎锡山、冯玉祥联军邓宝珊部副总指挥等职。孙殿英，
永城人，一九二二年投身于豫西镇守使部下，一九三九年任国民党新五军军
长，一九四三年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委力第四路军总
司令。一九四七年五月进攻解放区时，在汤阴被活捉。［8］宛，即南阳，过去
称宛城。中原解放区曾划分宛东、宛西两县。［9］ 地武，即地方武装。［10］ 子
久，即刘子久。［11］ 睢杞太，即睢县、杞县、太康县。［12］萧、夏、永，即
萧县，夏邑、永城。［13］ 吴芝圃、赵紫阳，当时分别为中共豫皖苏分局副书
记，豫皖苏行政公署主任和中共桐柏区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区副政泊委员。［14］
汪锋，当时任中共陕南区委书记、陕南军区政治委员。［15］ 金明，当时任华
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副政治委员。［16］ 子恢、雪峰，即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
副书记李雪峰。［17］ 中大，中原大学的简称。
关于开好曲阜会议的建议①
（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
（一）这次曲阜会议，应就夏季各纵查整及濮阳查整［1］ 的结论作两个
月来战斗与工作的实际检讨，归结到中央指示关于无政府状态、无纪律状态
的根本纠正，保证今后能建立深刻的整体观念，予军阀主义、本位主义、自
由主义、官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保证能更顺利的执行新的战略机动和争取
大革命胜利。经过夏季查整的纵队应进行继续检讨，未经过夏季查整的纵队
应进行补课自修。例如三、八、十、十一各纵负责干部与纵、师各党委的检
讨是十分必要的，头子的自我批评作用最大，应利用战斗空隙去进行。
（二）刘邓［2］、陈谢［3］两集团，于八月中到九月中进行一个月查整，
其主要收获是揭发了我军部队中一部分老干部的军阀主义倾向，骄傲自大，
破坏政策和纪律，其特点是压抑民主，与一部分知识干部的地富思想影响下
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其特点是自由主义，对政策摇摆，闹无原则纠纷，两者
的结合或互斗，以两者均不了解下层实际，不关心士兵的官僚主义倾向，使
党的指示不能下达，使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不能上呈，这是障碍部队进步的主
要原因。这个揭发，对干部的教育意义最大。这与华野的情形是基本上相同
的，故重提一遍作各纵参考。
（三）这次曲阜会议是去岁转入进攻大分兵以来第一次大会合，应利用
这个会合和饶政委亲临主持，进行前委与纵队负责同志的检讨，特别对掌握
政策与战略和战役的检讨十分重要。山东××同志的错误，请饶政委做一传
达，以及分兵前后的各种带争执的问题，应作出总结，特别各纵委与前委各
同志均应有简略发言，作自我批评，以便造成更好的团结。在粟、谭［4］ 领
导之下，便利执行新任务。以上是我个人的想法。这次会议应依照军委的指
示，以部署淮南大战役［5］为重心。上述各点提供参考，有时间可以提及。
注释
［1］濮阳查整，一九四八年三至五月，华东野战军及第一兵团（第一、四、六纵
队）在濮阳举行团以上干部会议，开展整党整军运动。
［2］ 刘邓，指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中原野战军，下辖第一、
二、三、六纵队。
［3］陈谢，指以陈赓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的集团，下辖第四、九纵队。
［4］粟、谭，指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
震林。
［5］淮南大战役，即指后来的淮海战役。
① 这是陈毅在河南宝丰县中原军区驻地发给正在山东曲阜参加华东野战军师以上干部会议的华东军区政治
委员饶漱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
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标题为编者所拟。
第三野战军渡江准备的军政动向
①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日）
（一）二月中旬徐海整训期间，即部署了渡江各种准备工作，并派军、
师干部率侦查队以兵团为单位先期赴江边侦察，初步了解情况。三月上旬，
各兵团先后到达渡江作战准备位置，王兵团［1］控制安庆、无为间江岸百五十
余里，宋兵团［2］ 控制无为、和县间江岸六十余里。陈兵团［3］ 迫近两浦外
围，叶兵团［4］ 进入江都、泰兴、靖江间二百余里江岸，可进行侦察和渡江
准备。各部队均利用湖泊及各内河进行了实地水上演习，如撑船、摆渡、上
下船只、船上屯兵方法、作战方法等，现在各部队对江岸实情、对岸敌情和
敌舰巡逻规律、江水流速均有初步了解。如宋兵团派干部已偷渡到江南繁昌
山地实地观察，回报敌情及敌江防空隙甚大等。如是，一般打破了南下时渡
江的顾虑，增强了渡江的胜利信心。各级干部亲自领导水上演习，亲自侦查
江边情况，均极负责，以实地材料说明渡江能成功，提高了渡江学习的积极
性，打破了部队怕兵舰、怕敌机、怕翻船、怕登陆不成功的各种顾虑。现在
重点已转到克服轻敌情绪方面，强调渡江仍然有各种困难，必须更加努力加
强准备工作，如何保持渡江的战役上和战术上的突然性与协同动作，以及如
何应付登陆后的严重战斗等，必须保证能够克服和胜利的击破敌人抵抗。
（二）在沿江人民支援我军渡江方面，表现积极热烈。如从两淮到苏中，
沿途人民张灯结彩，彻夜迎送，粮食、夫役供应甚周。许多船夫以参加渡江
为荣。在合肥、巢、无方面，人民出粮供应亦很积极，船工亦听调参加演习，
只少数惧怕参战，间有逃亡。各地人民均了解渡江成功当地负担即可减轻，
故盼望迅速渡江。目前困难是近四十日来已天雨七次，妨碍行军和准备工作。
近来已五日不雨，续晴可望，关系很大。同时大军云集，在淮南油盐缺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