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作》第三十节。［5］黄克诚同志，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23
上将实验室锁起来，不让专家进去。这等于不许连、排长到连队里去。这是
愚蠢！相信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连、排长应当一天到晚到连队里去；假使
只有上操的时候才到连队，一定不是好的连长、排长。专家任何时候都可以
去实验室，半夜也可以去；也许会想起一个问题连饭都不吃。如不这样，就
不能进行科学研究。科学家不能按时上下班，一有心得就要去实验室。中国
协和医学院派男同志去当妇产科的协理员，这十分不合理。为什么这样糊涂？
条例规定指挥军官不能派女同志，但不合理的条例，为什么不请示？我们可
以改。西北大学一位研究麦种的教授，已工作了三十年，他反对米丘林学说，
崇拜英美，这显然是不对的。但不能强迫命令他。现在不相信，就等待他，
一年不成，就二年。真理总是会被相信的。他还有一个毛病：他的实验室不
许别人进去。人家怀疑他在里面倒底在搞什么名堂。于是我们的干部将他调
出去考察，而在他离开后，就将他的实验室大门打开，把他搜集的麦种都搬
出来，掺混在一起，撒了满地。这个教授回来，大哭一场，这教授有不对的
地方，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公开宣传，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采取这种办法。这
倒是一个“调虎离山”计。这是犯法，需要受法律制裁。我们不能用这些反
科学的外行办法，强不知以为知的办法来对待科学研究工作。这些办法如不
纠正，科学就不能开展起来——就是障碍。
孔夫子曾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说，不要
强不知以为知。很多同志缺乏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的：要谦虚，要戒骄戒躁，
要抱虚心学习的态度。毛主席一再指出要向工人、农民群众学习，我们现在
搞科学，就要向科学家学习。应当尊重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工作不要强加
无理的干涉。中央指示的意思很多，但主要是反对强不知以为知。不懂就应
该学习，粗暴的方法是不对的。不久前，毛主席对我讲，领导科学，我们共
产党有一个法宝：首先说，我不懂科学；我只可供给你条件，向你要科学成
果；我们只能做验收员。我们给他们条件，三年、五年没有成果，他们自己
也会不好意思。
在政治上，人家听我们的话，服从我们的领导，但在科学方面，我们要
服从科学家。不要弄得彼此不能见面，伤了感情，也不要荤涉到反对党的领
导、反对毛主席这些原则问题上去。科学家在政治上反对我们党、政府，是
没有这样严重的，主要是牢骚，因为条件不够，没有机会，工作没有成果等，
这仍还牵涉到我们的领导。毛主席再三讲，我们要虚心，要向科学家学习，
听他们的话。不尊重人家的意见，自己又不懂，假使发生争执，我要无条件
地支持科学家。总之，关于政治安排，科学家要向党内同志学习，听党内同
志的话；关于科学安排，必须听科学家的话，放下架子，当小学生，否则，
什么物理、化学、原子能、医学，都搞不起来，中医也搞不起来。希望饶部
长、宫乃泉同志、史书翰同志等总后卫生部的领导同志，将我这些话传达给
各级干部。这是毛主席的意思。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武装。其后在一九二
七年，我们重新搞起，这时主要的就是需要有一支武装。因为中国地主、买
办资产阶级敌人，以武装来反对我们，使我们无立足之地。敌人宁可错杀一
千，不愿漏掉一人。南京雨花台不知枪杀了多少人。没有武装，其他一切工
作如地下工作等，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一下子就会给敌人抓去。但要搞武装，
当时没有干部，于是就派干部——主要是知识分子去学，因为知识分子比工
农分子学得快。大量的知识分子干部穿军装，学军事，这样就发生了懂与不
懂的问题。也有一些从军队出身的干部，但主要还是把俘虏过来的兵，马上
让他们干军事。当时毛主席就这样指示：你们这些政委（知识分子），在军
事上，不要去干涉他们，走远一点，让他们去干；要向俘虏兵学习，起码五
年，等你们学会了，也就可以管军事、当司令员。
这个故事虽很简单，但意义很大。给专家以足够的信任和方便，因为干
涉大多，他就会不干，应放手让他们去干，然后向他们要成绩。有病人，就
让他们去开刀，要他们治好；若是你自己跑到开刀房，说，我来开，就会把
病人开死，麦种是人民的财产，有什么理由把它搞翻？这也就是领导方法的
问题——领导也是很容易的，只要加以组织和支持就行。但不用这个方法就
总“说不拢”。
因此，今天执行中央指示，障碍在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已很明显，不在
科学家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中央指示中肯定了他们的缺点是次要的，决
不会障碍科学的开展。
我们希望科学家有主张。我对于那位研究麦种的教授是佩服的。他没有
认识到米丘林学说，就不相信，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见解，这并不错，虽然
他的见解是不对的。共产党不欢喜“唯唯诺诺”。列宁讲，共产党员的重大
特点就是有自己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利益；假使错了就改正。当面讲好，背
后乱骂，“怕肃反斗争我”等的这种唯唯诺诺态度，这种合作，是虚伪的。
大家在一起应该很愉快，亦可批评，亦可吵架。学术上没有争论是不对的。
共产党实事求是，什么人都可批评，如这次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就有很大
的争论、批评。批评有对的，也有错的；但错的就不采纳。
需要扫除的科学开展的障碍，主要即为具体领导干部的强不知以为知。
我们下面的各级领导干部并没有真正体会到中央的意图。只有尊重科学专家
的意见，才能指挥他们。他们不会反抗党，也不会跑掉。他们的要求并不高，
只是要个实验室，发表几篇论文，取得声誉。这些要求还不批准，如何领导
科学？
基督教徒做礼拜才能得到安慰，科学家只有做科学研究工作才舒服，离
开了就恍恍惚惚。我们共产党员离开了党，就难以生活，要哭。为什么只能
想到自己，而不想想人家的这种心情？不想，就是主观主义。不能只喊口号，
光喊不动。希望你们响应中央号召，打开研究工作的局面。
科学家的毛病如：思想作风、宗派、小集团等，经过六年来的社会运动、
思想改造，是已经给他们很多帮助，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但有些单位规定他
们读些著作（如联共党史学了六年），出些讨论题等，效果是下大的。改造
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大量的搞科学研究，展开学术上的争论。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转变他们的思想观点。我们不是要让每个科学家都成为马列主义理
论家；只要一般懂得时事、政策就行。要保证六分之五专业活动时间。联共
党史学了六年，但研究工作还是一样，这有什么好处？政治学习是必要的，
但不能冗长，应生动活泼，不浪费时间。开会应有准备，不要妨碍他们的业
务。我们有些政治干部给专家上课，理论还及不到他们，还硬要他们听。政
治学习应组织得精干，报告应是听了以后，鼓掌，下次再来，不要搞五、六
个钟点。
无论哪个科学家都爱国，都有人民的正义性，都希望祖国人民好起来，
都愿意对人民有所贡献。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即使在家庭中也能出现浪
子；出了浪子，不能就把他开除出去。科学家的缺点，应该当作我们自己的
缺点。我们的干部有缺点，我今天讲得多一些，大家听了，可能痛快些，但
希望专家们也不要误会。这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是可以
纠正的，他们也都是为了国家人民。大家都是同志，不能只看到缺点，看不
到贡献。两方面互相砥砺，就一定会团结得好。这是我今天所讲的主要一点。
我现在要求你们科学家在具体单位所遇到的障碍，都向我提出来，我一
定同你们解决。我负责这个工作，做不好也要检讨；你们把困难提出来，也
是帮助了我。我在地方上负责管科学，我在军队也可以元帅的身份找有关部
门算总账、解决问题。
我国文化经济落后，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我们一定要埋头二十年，卧
薪尝胆，赶上去。如下克服落后，就与大国的称号不相称。而克服落后就要
与科学家合作。光给科学家当代表、当模范、宴会碰杯，但没有主要的给科
学家以研究工作的条件是不行的。
我国的土地使用面积与苏联差不多，是个大国，人口比他们多，历史有
数千年。我国文化，长期在世界上占重要地位，自然科学也是一样。这是光
荣传统，近代是落后了。现在我们有优良的社会制度，有伟大的朋友苏联帮
助，不能不争气。现在我们赶不上，就是我们后代没有用——不是科学家没
有用，而是共产党没有用，因为克服落后的规划是应该由共产党负责的。
我们的前途是伟大的。我们应该出自然科学方面的伟大的科学家，像巴
甫洛夫、米丘林——这是苏联的光荣。我们现在己出现了伟大的政治家、军
事家、理论家毛泽东，文学家鲁迅。毛泽东同志最近又创造性地发展了资本
主义和平改造的理论。我们的自然科学家为什么就不行？我国有很多有利条
件，如地大物博，人多，爱劳动，党的领导等，有了这些有利条件如还不能
使科学发展，这就要怪具体的领导干部。我们的科学家是有力量的，只要党
很好的领导，而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问题是下面如何做，所以领导问题不在
党中央、毛主席，而在下面具体的领导干部，从我算起。
另外来看体育问题。六年以来，我们的进步比西欧二十几年都快，有十
多项创造了新纪录，这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过去蒋介石集团参加奥林匹克运
动会，不但没有得分，而且根本不及格。今年又要开奥林匹克运动会，假使
我们参加，虽然不至于第一，但有些项目得第二、第三或第四、第五是可能
的。过去比赛吃鸡蛋，现在有些国家还输给我们。我们才不到十年，再有一
些时间锻炼，成绩一定会更好。这原因就是因为听了体育教练员的话。所以
我们要尊重专家的意见。我们应提倡有领导的自由的研究，不要强不知以为
知。
应该与科学家亲密合作，关心他们。在政协会议上，毛主席亲自与专家
谈话、握手、拍照、招待吃饭。我们至少应该学毛主席的这种做法。但我们
的院长、校长怎么样？是否与专家谈谈，去专家家中青看，建立同志间的友
谊？关心不关心？我看都是官僚主义。你有汽车，人家有没有汽车？人家去
一趟图书馆、实验室，在路上就要化二、三个钟头，毛主席说，有贡献的科
学家的待遇应该比我主席的还高。美国好莱坞演员，有的薪水比罗斯福的高。
美国有侵略政策，是不好的，但是当初在那一个历史时期作为进步的美国资
产阶级革命，有些遗留下来的东西还是好的。对于专家，应个别谈，专门谈，
不要一律听报告，与连队一般要求。星期天可以让他们看电影、游公园。我
们的领导一般化，不能对症下药，牛头不对马嘴，离要求很远。
以上是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现在再简单他讲一下第二个问题。
地方各方面技术人员正在安排。有人对国防工作不感兴趣，想转地方。
你们不要认为只有在军队才遇到重重困难；我说，天下者鸦一般黑，到地方
上也是一样会遇到。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军队、地方，在看病方面是
一样的，但在军队应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军事医学很重要，并不会妨碍你
们的工作。只要领导上这一关过了，就可以发挥你们的天才，是不会埋没你
们的。今后博士、副博士学位等，军队、地方都有。医学科学院，要从中国
科学院独立建立，地方有一个，军队也有一个。科学应交给大众，小的地方
都可做研究工作。我希望你们还是留在军队，安心下来，不要挑工作岗位。
但军队的领导同志就要注意。假使你们做得不好，来了没有工作，还要受气，
那么，他们走到地方，我就会收。
中央的指示，下面有的地方可能还没有执行而转过来。也可能这里转了，
走到另一个地方，没有转，就又要碰钉子。所以应该选定一个工作岗位，干
到底；在军队，各放异彩。
第三个问题，关于时间安排，就是保证六分之五专业活动时间问题。星
期天不能布置什么会议、演讲。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一垦期应有五天用于专
业活动，总政规定：半天政治学习，半天军事学习，半天党团活动，一星期
共有三个半天，这值得商量研究，医生一下看病，二不开刀，成了马列主义
专家。我们政治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搞好科学研究，为了治病，而不是为政治
学习而学习。医生学马列主义，不学开刀，至多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马列主
义专家；应该在医学方面放异彩。总政、总参必须根据中央六分之五专业活
动时间的规定，重新考虑。
科学研究是极其复杂的精神生产，不是容易的。往往十年、八年，甚至
孜孜一生，也不一定有成就。科学研究的成果，不是变戏法，一下子可以得
到，须有耐心，有的科学家终生研究，没有成果，但还是令人钦佩的。也许
一、二十年，一代、二代、三代才能有成果，这就需要极高度的自我牺牲的
精神，甚至要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即使多少年没有成果，但这种精神
还是好的。在科学研究中，不容许有浅薄的人；浅薄是与科学研究不相容的。
科学研究与实际联系，不要机械唯物论，认为非要直接解决实际问题不
可；也要有间接的联系，即理论研究，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些科学研
究，可能目前并无好处，但将来会大有好处。一个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公
式，对目前治理黄河没有好处，但也许在若干年后，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所
以理论研究不能取消。但主要的研究题目，应放在解决实际问题——在目前
来讲，主要就是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十条。
上海一个研究机关研究一种蓖麻蚕，不用桑叶，到处可以养。
目前无用，但如成功，将来全国都可以穿绸子，功用很大。同时还试验
了无性生殖，获得成功，这又大大的打破了成规和传统看法，这个实验室只
有几个人、一间房子，很简单，但这研究却已有了世界意义。所以对待科学，
不要戴近视眼镜，要戴望远镜。搞不起来，不要改变脸色；对失败者应给以
鼓励。不要小人见识，要落落大方，这是领导风度问题。过去，科学家没有
成就，就受到轻视；今天我们新社会不应这样，要改变过来。对失败的，我
们应同情，不应加以批驳。一千次失败，一千零一次就可能成功了。有的需
要限期完成，解决目前问题．但目光也要放得远一些，对目前没有什么意义
的，也要花一些成本。
我今天讲的话，主要是对共产党员讲的，批评多了一些，有的话可能是
过分的，也可能不合事实，但基本的意思是可以考虑的。希望大家批评。
注释
［1］农业合作化四十条，指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布的《一
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正稿》。陈毅曾参与修订工作。
［2］科学方面又作了十二年的规划，指《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
景规划纲要（草案）》。陈毅作为兼管科学院的常务副总理，在制订此科学规划的
初期曾参与主持工作。
［3］“五毒”，指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
种违法行为。
后勤工作者应该是经济学专家①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后勤领导同志要我在你们的会议上发言，我是个转业军人，军
队工作参加的很少，发个言。
军队后勤工作是什么性质？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经济工作。后
勤工作者是经济工作者，后勤工作者应该是经济学专家，是军队经济专家，
是政治、军事、经济专家。我就是用这个语言来表达我的意思。资产阶级讲
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讲经济就与政治联系起来，二
讲政治就与经济联系起来，没有什么单纯的经济，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
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基础就反
映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调转来政治又指导经济，改造经济。所以军队的后勤
工作者，是军队政治经济学家，不但要学政治、学经济，还要学军队这一部
分，要学特殊的军队政治经济这一部分。所以把它看成很简单的事务工作，
很简单的后勤事务工作，很简单的后勤行政工作，很简单的一个后勤补给工
作，是把军队的政治经济工作庸俗化，思想不高。思想不高就看不远，见地
不明，展望不远，结果工作就抓不起来，就容易犯本位主义的毛病，犯事务
主义的毛病，就不能抬起头来工作，这点你们是不是可以议议。要提高，军
队后勤工作的风格要高，要有共产主义的风格，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干。我先
讲了美国七百多亿的预算，有四百多亿用在军事预算上，国家是不能持久的。
不管美国多富，多么有本事，七百多亿预算有四百多亿军费，是不能持久的。
我们的预算好办事，建国以来军费预算一般是减的趋势，经济建设、工业建
设、文化建设是增长的，国家是有发展的，很有希望，所以在政治上是强国。
去年军委扩大会议［1］上我就说，彭总、黄克诚同志代表军队在讨论国家预算
上他们总是不替军队争经费，这点我很佩服，我是投他们的票的。一九五四
年我离开军队，五三年管一管南京军区的工作，四九、五○、五一年我还管
军队，那时我也在他们领导之下，是支持他们这个的。减一亿就减一亿，减
两亿就减两亿，减五亿也可以，过去万里长征你都能过，现在还不能过？就
是要把工业强大起来，农业发展，文化发展，军队就如虎添翼，就飞起来了。
经济很落后，文化很落后，你军队也很落后，军队再强你也是弱。军队领导
同志在国家预算上不去争这个东西，是完全正确的。因此说是政治经济学家。
后勤工作者是军队政治经济工作者，就是有这么点钱，也能够过，就是这点
钱，紧紧还过得很好，这就看本事。大会出给你们的题目就是这个。钱不多，
装备要逐步改善，工程要逐步改善，生活要搞好，这就是大跃进。调转来说，
就是在国家预算中挤，也像美国一样，七百亿美元四百亿是军费，国家不能
过。我们全民皆兵，但是不要钱，这就是强国。
注释：
［1］ 军委扩大会议，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召开
的扩大会议。当时军委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黄克诚任军委秘书长。
① 这是陈毅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忆三年游击战争
（一九五九年二月）
从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间红军主力长征，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
在这为时约有三年的期间，留在南方各苏区的红军部队和苏区人民一道，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斗争。这段斗争，通常叫做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争是从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的。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由于当时的教条主义、“左”倾机
会主义分子没有重视中央苏区实际斗争经验，机械搬运教条，拒绝了毛主席
的正确方针，而遭致了惨痛的失败，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这个退出，
是逃跑主义的，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而对于如何坚持苏区的斗争，更是没
有准备。当时，虽然也留下了党的中央分局（项英［1］ 同志负责），和中央
政府的办事处（我任主任），但对整个苏区敌后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
组织上都没有布置。一时，苏区处于紊乱状态。
这时，在苏区军民面前，摆开了一个新的形势：过去，中央苏区是个大
块的根据地，堂堂之府，正正之区，和反动统治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对立。
这种战争的对峙局面持续了七年，红军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革命由低潮
日益转入高潮。而今，这块辛勤缔造的苏区在教条主义者手里被断送了，苏
区赖以生存的数万主力红军离家远征了，敌人大军压境，整个苏区被一片乌
云笼罩着，一场大的风暴随时可以袭来。
在这样的情势下，苏区的斗争应该怎样进行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敌人即将进入苏区，革命又落于低潮，
苏区失败已成定局。失败就是失败，应该承认这个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
失败或少失败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应当
冷静地面对现实，认真地组织这次退却，迅速地，坚决地适应形势，抛弃旧
有的一套，实行彻底的转变。在政治上，要准备迎接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
期的敌后斗争；在军事上，要坚决分散，展开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
组织上，要改变我们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从正规战到游击战，从集中到
分散，从统治到被统治，从公开活动到秘密隐藏，这样转变过来，退却下来，
保存自己的力量，长期坚持，给形势以若干影响，准备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
潮。
这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实行这个转变是艰苦的，但是必须的。只有彻底
实行了这一转变，才能渡过这个风暴，转入胜利；不能实行这个转变，就要
失败。
但是，对于面前的严重局势和转变的必要性，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的。
“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仍然“阴魂不散”、“余孽犹存”，影响着一些同
志的行动，继续葬送着中央苏区。
他们不能清醒地估计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敢承认失败，而把希望寄托在
野战军转移之后的打胜仗上。他们认为主力一出动，在湘桂边连打几个大胜
仗，敌人就会撤走，中央苏区就会恢复，轰轰烈烈的局面又会到来。当然，
如果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外线作战，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在一至四次反
“围剿”战争中，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就连续取得了胜利，粉碎了敌人
的“围剿”，保持并发展了苏区。但现在情势却起了根本的变化，五次反“围
剿”在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的结果，
已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特别是转移时所表现的逃跑主义，坛坛罐罐
什么都带上，五六万军队就带了两三万非战斗人员，丧失了军队的机动性；
如果不彻底改变领导，要想打胜仗是很困难的。
由于不肯承认失败，把希望放在红军大捷上，他们便不肯从事这个适应
形势的转变，甚至讥笑这种主张是“悲观失望”。当时，还留下了一个主力
二十四师，另有八个独立团［2］。按正确的做法，这部分力量应该立即化整为
零，分散到苏区几十个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当可保存一批相当
可观的力量。但他们主张把这些部队全部集中起来训练，准备打大仗。他们
说：“我们主力一个师，再加上七个团，这十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而且还打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搞正规军团……总之，还是迷恋着旧的
形式，企图用旧的一套再搞起大苏区，来“旧梦重温”。但他们忘记了，正
是这种死打硬拼的战术才把一个大苏区搞垮了的。当红军主力在的时候尚不
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不得不撤出，这十几个团又怎能拼得过？而且，
部队在苏区失败之后，战斗力、战斗意志已不比从前了。记得主力撤出后不
久，广东军阀部队一个营把雩都南部的一个口子占领了，我们要去夺回来。
去了八个团近一万人去打，打了四天四夜没有打下来。
这时，实行转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主力撤出之后，在
历次战役中被我们打怕了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敢贸然进入苏区，他们对红
军的转移作了种种的判断，担心这是一个圈套，只好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
直到一九三五年的二月，苏区才完全沦于敌手。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
五年二月，这五个多月的时间，正是形势转折的一个过渡时期。如果当时不
是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打胜仗上，不是追求旧形势的再现，而是立即实行转
变，是可以转过来的。在党的领导下战斗了七年的苏区人民，是十分顽强的，
还有各县区的党政机关和一万六千人的军队，只要很好地组织起来，这几十
个县，每个县都有二三百人，那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就可以保存几千人
甚至上万人的革命武装；这几十支游击队的活动，就可以保持更多的游击根
据地，牵制更多的敌人，给局势以更有力的影响。但是，由于“左”倾机会
主义的影响，却转变得迟了。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苏区都转变迟了。像闽西苏区，那里早已是敌后，
有了一些游击斗争的经验，在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3］ 等同志的领导下，
及早地转入了游击战争。湘赣、湘鄂赣、赣东北［4］、鄂豫皖等苏区，虽然也
遭受了一些挫折，但也大都先后完成了这个转变。
到了十一月底，敌人已经探明了主力红军的动向，开始向苏区的中心推
进。我们在错误指导下，几个战斗都没有得手，再坚持下去是不行了，受错
误路线影响的同志这时才同意实行这个转变。当时，曾拟制了一个指示，在
这个指示里，说明了从正规到游击、从集中到分散的必要性，要求各地改变
旧有的大摊子作风，分散成小组，打埋伏；这样避敌锐气，渡过这个大的风
暴、保存力量。在政治上要击破敌人初入苏区时所搞的政治阴谋，夺取敌人
搞的“自首大队”的领导权，保护群众，避免无谓的损失。但是，已经来不
及了，许多地方已经垮了，电台也叫不通，这个精神没有传达下去。最后只
有距离较近的瑞金县委接到了这个指示，钟得胜等同志按照这个精神作了应
变的准备，坚持了下来，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
这时我们便着手收拾中央苏区的摊子。要隐蔽苏区的资财，要动员群众
疏散，要安排伤员，分散部队……。中央苏区是一个国家，物资很多，长征
部队去的时候尽量带了一些，但留下的还是不少。如书籍、机器、医药器材，
还有苏区最宝贵的财产钨砂，都要掩埋起来。
尤其难以处理的是伤员。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伤住院的有一万多
伤员，一些轻伤的随队去了，重伤的还有两干多人。看来不改变办法是埋伏
不下去了。当时因为我也是伤员，便指定我去动员他们疏散。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我对他们说：“江西根据地是失败了，但革命
不会失败。革命的火种不断，革命的高潮一定会来。现在是险恶的时候，同
志们回家或者到老百姓家去，种田也好，打游击也好，等革命发展了再回来。
但是同志们千万珍重，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万一遇到敌人，牺牲只能牺牲
一个，不要叛变，不要拉拉扯扯。只要有的同志还活着，将来一定会给我们
报仇的！”讲这番话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伤员们都静静的听着。有的喊：“只
要告诉我们就行！”有的说：“只要革命有希望，我们就安心了！”至今，
每当忆及这一情景，还仿佛听到这种喊声。只有最坚强的战士，在面临如此
严重危险的时候，才有这种英雄的气概。
我们和地方党的同志，把这些伤员交给了当地的群众。对他们说：“你
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
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群众和红军战士是血肉相关的。于是又是一个动
人的场面：老大爷、老大娘，你驮一个，我抬一个，半天的功夫，两三千伤
员全被抬走了。
这些疏散工作就绪之后，敌人已经深入到了苏区的腹部，我们被迫撤到
了山上。这时候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这里喊捉，那里喊杀，老百姓满
坑满谷，东边枪响往西跑，西边枪响往东拥，一片国破家亡的景象。到了这
时，才更深刻地体验到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全部后果。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特别大，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了，便决定突围。部
队十几个团，分成五路向外突，但是，因为行动迟了，敌人已经形成了强固
的包围圈，突围的部队对新的斗争形式缺乏了解，没有独立活动的能力，结
果突围部队除少数冲了出去，大都失败项英、贺昌同志和我是最后突围的。
往哪里突呢？曾经有过分析：第一条路是往东，到福建去，那里是老苏区，
且距漳州、香港较近，便于找到长征部队的关系，但高山大岭，又逢雨季，
敌人封锁太严。第二条路是到东江去，那里距离较近，两天两夜可以赶到，
但那里是沿海地区，公路网、电话网交织，敌人交通便利，军阀和地主武装
都很强，而且没有根据地可依托，站不住脚。第三条路是到井冈山去，这里
地跨两省，地形很好，过去毛主席就在这里建立过最初的红色根据地，估计
还有游击队，但要过赣江，敌人控制得很严，过不去。还有一条路是过五岭，
到粤赣边界去，这里敌人虽强，我群众基础也强，过去的红二十二军就是在
这里建立的。二十二军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李乐天同志曾经在这里坚持游击
斗争。于是最后决定到粤赣边界去。
突围的日期是二月十日［5］。动身之前，我们和中央通了一次电报。我们
向中央报告了中央苏区的情况和突围的决定。接到了中央的回电，谈到了遵
义会议的情况，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关于中央苏区的斗
争，中央指示：要根据情况处理，主要是游击战争。这是最后一次与中央通
报，此后电报机破坏了，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便与中央断了联系。
中央的来电，遵义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
的确立，对于我们这些深受“左”倾机会主义之害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
鼓舞。但是，我们的突围却是很不顺利的。在过会昌河时，政治部主任贺昌
同志牺牲了。继续突围中，我们一个不足数的营也被打散了，最后只剩我和
项英同志等几个人，几经辗转，化装到了粤赣边境的油山。
至此，我们总算是完成了这个转变，转入了游击战争。但是，这个转变
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像翟秋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刘伯坚、李天
柱［6］ 等很多党的优秀的干部，在这大变动中牺牲了，上万人的部队垮了，
整个中央苏区连最后一个村庄也落于敌手。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恶果，
是沉痛的教训。
油山，是粤赣交界处的一座大山。粤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基本上就
是以这个山为中心进行的。这里原有党的粤赣特委，由李乐天、杨尚奎、刘
建华［7］ 等同志带领着特委机关和一支游击部队在这里坚持。此外，在上犹、
崇义地区，蔡会文、陈丕显［8］同志带领三百余人在活动，钟得胜同志带有二
百余人在汀（州）瑞（金）一带活动。至此，整个轰轰烈烈的中央苏区就剩
下了这几块山头，上万的军队，就剩下了这一千多人。
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了。
这时，敌人已经完全占领了苏区，我们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但是，就连
敌人也知道，这并不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懂得红军的主力向西走了，革命之
火会随着长征部队的行动而蔓延开来；他们也懂得，留在苏区的游击队虽然
人数不多，但火种不灭，终必燎原。因此，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消灭长征
的部队；又指令一部分正规部队会同各省的军阀、地主武装，全力消灭战斗
在南方十四个地区的游击队。
敌人对付游击队的手段是最残酷、最疯狂、最无人性的。
他们知道游击队的生存条件是依靠群众，因此，他们便想尽一切办法切
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具体的办法，除了疯狂地屠杀镇压群众之外，对游
击队便是封山、封坑。他们把山区和邻近山区的村子里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
到山外去，实行井村，用密集的碉堡把山封锁起来。然后在群众中实行保甲
制［9］，搞连坐法，并利用地主民团加强乡村的统治，经常点名、检查。检查
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天天查，一天查几次，有时几天不查，突然袭
击一下。在经济上，对于主要的生活用品，如粮食、盐等，实行定量分配，
以断绝游击队的物质供应。
这样还怕控制不住，对挨近山区的村子，便派人化装成游击队员或红军
的伤兵，半夜拍门“我是分散的游击队，讲讲阶级友爱，弄点饭给吃吧！”
老百姓答了话，立即抓起来，以此挑拔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
此外，还搞种种欺骗宣传，在我们内部组织叛变等政治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