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绥、热、辽七省。抗日民主政府统治下的人民达五千多万，占全华北人
口百分之六十左右；有组织的群众为一千六百多万，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
十以上；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一百五十八万，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强，民
兵尚可大量发展，可能发展为根据地人口的百分之七，它是今天八路军在敌
后作战的助手，也是我们将来进行反攻的强大后备力量。经验证明，农业社
会动员兵力可以达全人口百分之三，将来反攻时，我们可以动员一百五十万
兵力。人力方面我们是不困难的，食粮也可自给，再配合以强大的民兵作后
备，我们自信有力量担任华北战场上的反攻。
在这些抗日根据地里，我们真正实现了民主政治，人民有充分的言论、
集会、出版、结社、居住的自由，法律上一律平等，各级政府和官员均由人
民选举而产生。参议会和政府中，有各党、各派、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人
物参加，共产党在政府中占三分之一，被选得多了就自动退出。在经济上，
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改善，而且较战前还好。比如根据
晋察冀北岳区的三十五个村庄的调查，由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雇农上
升为贫农的占百分之二十八至百分之二十七、上升为中农的占百分之十到百
分之二十八，由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占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五十七，中农经济
的比重急剧增加。文化教育事业也在突飞猛进之中。虽然七年来受到敌人许
多严重的摧残，但因我们在战争中始终注意建设、积蓄民力、培养兵力，而
且采取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环境中，依靠着丰富的
地下蕴藏和资源，一定可以建设起一个自由、繁荣的华北成为民主中国的重
要组成部分。
敌人七年来对华北我八路军的作战，曾用尽许多阴谋与残酷的办法，五
易其统帅，由香月清司而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而冈村宁次，手
段一个比一个狠毒。在作战指导上，亦曾变换多次，由“突贯攻击”、“分
进合击”转变到“治安肃正”的“总力战”、“囚笼政策”、“分散配置、
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又转变到“治安强化”与“铁壁合围”。但所有
这些，都为我八路军所击破，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我们并不否认，日寇辛
苦经营华北七年，是有某些收获的，主要是交通线与据点的扩张与繁殖。但
总计起来，毕竟是得不偿失，且其战果极下巩固，一有变动，敌人就无法控
制。日寇也很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座火山上，认识到“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的
是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再地哀号：“华北有八路军存在，便无法安枕”。
华北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形下进行的。为什么国民
党军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不能在华北存在，而我
八路军犹能屹然独存呢？为什么强大而野蛮的敌人不但不能消灭我们，相反
的，我们胜利地坚持到了今天，而且还要继续胜利地坚持下去呢？其中道理
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首先看看敌人。日寇是一个强大而又野蛮的法西斯帝国，在军事上是占
优势的，比如技术比较发达，装备精良，而常备役的军队久经锻炼、黩武主
义的“武士道”的毒中得很深，并且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它就占领了华北所
有的铁道和重要城市，无论在作战和统治上都增加许多便利，因而它在七年
的作战中有了某些微弱的收获。但它有一个根本弱点，就是在群众游击战争
中深感兵力不足，以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常常顾了前方，则后方空虚，
集中兵力对某一个区域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则其对另一个区域的控制就
会削弱。敌人曾以各种办法消灭这个弱点，如繁殖伪军、培养爪牙、作战指
导上的“分散配置，联合扫荡”等；但伪军不可靠，易为我军争取与瓦解，
反而常常要用日本兵加以监视；“分散配置”的结果，使敌守备更为薄弱，
处处露出破绽。而且由于战争的持久，敌军本身的政治素质也日见降低、士
气消沉、军纪败坏，战斗力亦不如前。在政治上，日寇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
侵略战争，它不仅和我中国人民站在对立地位，而且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维持
正义的各民族相对立，对于日本国内劳动人民来说，这个战争也是有害无益
的。敌寇在华北的疯狂屠杀和残酷掠夺激起我全民的义愤和反抗，这种反抗
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之下，就特别有力。敌人的一行一动，都遭到我
人民明的、暗的反抗和破坏，真正是防不胜防。敌人收买和利用汉好，并采
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恩威兼施”的办法，但汉奸究竟只有极
少数民族败类去充当，小恩小惠的欺骗笼络终掩盖不住其残暴掠夺的本质，
至于强力压迫的结果，则是压迫愈烈、反抗愈大，日本法西斯是无法弥补这
个政治上的基本弱点的。
我们的友军呢？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是处于劣势，但装备、弹药
比起八路军来，条件要好得多。有一个时期，友军在华北的数量要比敌人多，
装备也差得不很远，而且有后方的接济；在政治上，按道理说来也应该是属
于优势，但可惜的是这些有利条件，他们都没有很好的加以利用。相反的，
他们执行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错误政策，假抗战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
心猿意马动摇不定，时时求与敌人”和平共居”。驻防前线，不但不知体恤
民困、发动民众、取得人民帮助，反而勒索无厌、发国难财、随便吊打杀害
人民，有些地方老百姓称他们为“小日本”、“二鬼子”；兵员的补充，不
用政治动员，反用抓丁捆绑的办法，部队的内部进行的是反共、反民主的法
西斯教育，讳言抗战，长官们与敌人信使往返也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而士
气消沉、兵无斗志；部队与部队间待遇不平等，相互不团结，嫡系歧视非嫡
系，步骤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作战时互相推诿、互不救援，当局甚至故意
采取离间政策，扬甲抑乙，或抑甲扬乙，唆使互相磨擦，以便驾驭；战略战
术公式呆板，缺乏主动性和机动性，平素又毫无准备，敌来只有挨打，且又
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更加上当局对抗日有功者，不独无赏，反而加之以罪；
对通敌叛国者，不惟无罚，反而互通声气，保持联络；以上这些，致使友军
一遇敌人，上有叛心，下无斗志，只有溃散或投降两条道路。这就是友军不
能在华北敌后存在的基本原因。
我八路军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也处于劣势，技术和装备不如敌人，
也不及友军，且无后方接济，武器弹药都要靠从敌人手中去夺取。但是，我
们部队的政治素质较好，官兵上下一致，具有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组织严密，
意志坚强，士气旺盛，每个连、排、班甚至每个士兵都可单独作战；作战上
高度主动和机动，善于研究敌人，发现和利用敌人的特点，指挥统一，行动
一致，部队虽然分散在如此宽阔的战线上却可以组织统一的战役，当敌人“扫
荡”某一区域，邻近区域的部队就会自动起来配合，从外线反包围敌人，出
敌侧背、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更主要的，我们实行民主，坚决依靠人民，一
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使
我们的抗日力量增强到千百倍。这就是八路军所以能屹然独存于敌后并制胜
敌人的秘诀。
最近，我们获得敌上海《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于去年八月一日所刊载
的《中共军内幕分析》一文，称我军“有超乎常有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
织，……战斗技术的两项特长，即精确的射击和敏捷的行动。”又有《中国
青年》杂志上刊载有《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一文，其中对我军有如下的
描述：
“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
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
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下，也不要紧，后面的马上实行
‘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这枪，使用绳子把
它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首背回去。……在攻碉堡
的时间，是使用肉弹。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索性搬
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暂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
子，拥到碉堡根底，很快竖立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的跑上去，死的伤
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
会得到胜利的。”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
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拚杀。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对于我八路
军战士的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十分恐怖的。我们相信，如果有我军这
样英勇作战的士气，再加以适当装备，则我们的战斗力当增强百倍。如果我
们获得一定数量的轻炮、弹药和其他轻武器的装备，则我们即可扫除深入我
根据地的敌据点和交通线，把根据地融成更大块的。如果我们获得重炮、反
坦克炮等装备，则华北即会有更多的类似巨团大战的战役进攻，敌人的任何
交通线都将无法控制，更多的敌人将被我们控制在华北战场上，以至最终将
敌人赶出去。我们有充足的人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战
斗员，极愿对祖国抗战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更多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
国民党当局缺乏此远大眼光，不仅无任何帮助，反而多方限制与打击我们抗
战力量，这对于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十分有害的。
我把华北七年抗战的真实情形，向我们反法西斯的美国盟友介绍，就此
结束。
注释
［1］一九二七年六月至七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
决定了侵略中国的《对华政策纲领》。据当时中外报刊揭载，日本首相田中
义一在会后不久写了一个呈送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假借“中日共存共荣”、
“发展贸易”等名义，提出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扩张计划。这个奏折被称为田中奏折。日本以后的侵
略步骤与这一奏折中的计划相吻合。
［2］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一九
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一九三三年又侵占了热河省。
［3］香月清司，一九三七年七月任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华北地区
的日军作战。同年八月，日军撤销中国驻屯军建制，改设华北方面军，寺内
寿一任方面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任华北方面军所属第一军司令官。
［4］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
领导、组织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决
死队建立初期，曾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后来蒋介石、阎锡山转向消极抗
战积极反共，发动了第一次民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
妄图消灭决死队，但未能得逞。此后，决死队纳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5］杨秀峰，中共党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冀西民训处
特派员、冀西游击总队（后纳入八路军建制）总队长、冀南行政主任公
署主任等职。
［6］范筑先，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国民党政府山东省第六区（聊城地
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鲁西北抗
日游士总司令。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展致后抗日游击战争。
［7］徐州会战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进行的一次战役。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
线沿
津浦铁路和台潍（台儿庄、潍县）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一九三八年
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取得台儿庄战斗的胜利后，继续向鲁南增兵，在徐州
附近集结了约六十万的兵力；而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挫败以后，从四月上旬开
始调集南
北两线兵为二十多万人，对徐州进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在日军夹击和
包围
下，分路向豫皖边突围。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军占领。
［8］李守信，曾任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一九三三年投靠
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任伪热河游击司令、伪蒙古军副总司令。抗日战争
爆发
后曾任伪蒙古自治邦政府副主席、伪蒙古军总司令等职。王英，曾任国
民党
军第二十九军参议。一九三六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任伪绥西联军司
令。
赵雷、曾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第四师师长。
［9］ 齐燮元，原为旧北洋军阀将领，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
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部长，汪精卫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
督
办、内政总署督办、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等职。
［10］南口之战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河北南口
地区进行的战斗。忻口之战指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初中国军队
与
日本侵略军在山西北部忻口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这两次战役均给日本
侵路军以重大打击，共歼敌近二万三千人。
［11］赵登禹，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师长，一九三七年七
月二十八日在南苑战斗中牺牲。佟麟阁，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南范战斗中牺牲。郝梦龄，曾任国民党军第十四
集团军第九军军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在忻口战役中牺牲。
［12］韩复榘，一九三七年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
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同年十二月底至次年一月初，在日本侵略军进攻
下，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逃，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大片国土。
［13］李服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第六十一军军长。一九
三七年十月因天镇战役失利被阎锡山枪毙。
［14］阎锡山，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5］王克敏，北洋军阀时代的大官僚。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靠日本帝国主
义，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伪政府华北政务
委员会委员长。潘毓桂，原任国民党北平（今北京）公安局局长。抗日战争
爆发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任北平（今北京）维持会委员、伪中华民国临时
政府天津特别市市长。
［16］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繁峙县东北部，是长城要口之一。一九三七年九
月二十五日，为配合国民党政府军固守平型关、雁门关等长城隘口，第十八
集团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次伏击战。平型关战
斗歼灭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需物
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17］刘师长指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丸师师长；徐副师长指徐向
前，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
［18］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
在山西平定七亘村以东及以西地区两次伏击日军第二十师团辎重队，歼敌四
百余人。十一月二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山西昔阳黄崖底地区伏
击日军第一○九师团一个大队、歼敌三百余人。十一月七日，八路军第一二
九师三八六旅在山西昔阳广阳伏击日军第二十师团一个联队，歼敌二百五十
余人。
［19］ 曾万钟，一九三七年时任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军军长。
［20］二五减租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
的一种形式。即地租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
［21］长乐村一战是八路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中的一次歼灭
战。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山西武乡长乐村地区与日军
一○八师团步兵第一○四旅团旅团长苦米地四楼指挥的两个联队展开激战，
歼敌二千二百余人。
［22］常冈宽治，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
日在山西广灵邵家庄战斗中被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击成重伤，当时曾
认为将其击毙。
［23］崔培德，当时任伪皇协军第二军军长。
［24］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河北涉县响
堂铺地区伏击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歼敌四百余人。
［25］台儿庄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部（抗日战争时期属峄县管辖）。一
九三八年三月中旬，侵华日军为打通津浦线，进犯徐州，连结华北与华中战
场，派遣第十（矶谷）师团和第五（板垣）师团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中国
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进行台儿庄防御战，首先在临沂挫败
板垣师团主力，接着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围歼孤军深入的矶谷师团，至四月
七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歼灭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一万余人，
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
［26］宋、邓支队指宋时轮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二○师雁北支队和邓华
任支队长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支队。一九三八年五月合编成八路军第四
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六月，向冀东挺进。
［27］扈全禄，原为豫北一带的游杂土匪武装头子，后曾任国民党军豫冀
边区游击独立第八支队司令，一九四三年率部投敌，任汪伪暂编第六军独立
一旅旅长。
［28］陈旅指陈光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
［29］武汉会战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
的一次战役。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占领徐州，随即调集兵力准备进攻武汉。
同年六月至八月，日军先后占领了安庆至九江一线的长江沿岸地带。打开了
进攻武汉的通路。自八月下旬起，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力沿长江两岸向西推
进，以第二军为侧翼经大别山北麓向信阳、武胜关方向实施迂回，兵分两路
会攻武汉。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了一百多个师的兵力，在武汉外围对日军的进
攻作了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十月中旬，日军从东、北、
东南三面逼近武汉。十月二十五日，守军被迫全线撤退，二十七日，武汉失
陷。这次战役之后，日军停止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
段。
［30］寺内寿一，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任日军华北方面军
司令官；杉山元，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九月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
令官；多田骏，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七月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
［31］治安肃正计划是日本侵略军在一九三九年初至一九四○年三月为强
化对华北的占领而实行的残暴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军事进攻摧毁抗日根
据地，建立伪组织、培植亲日武装团体，实行所谓“自卫”与“自治”控制
民众，施以怀柔政策欺骗民心等。
［32］这里的会指新民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华北沦陷区进行奴化教
育并从事间谍活动的组织，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后在华北各省、
市、县设立了分会。
［33］所谓总力战，是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结合，以控制占领区、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
针。
［34］“囚笼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敌后人民武装和摧毁抗日
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政策。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
沟、墙，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网状压缩包围。
［35］塞克特，德国将领。曾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
五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堡垒政策又叫碉堡政策，是国民党将领鲁涤平、
金汉鼎、柳维垣和戴岳等人先后提出的。
［36］曾国藩，晚清地主阶级军事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任兵部侍
郎、两江总督等。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将。
［37］汪逆精卫即汪精卫，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
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逃离昆明至越南河内，公开投降
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8］绥远，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39］张岚峰，原任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抗日战争爆发后授
降日冠，历任汪伪苏豫边区绥靖军副总司令、第一军军长、第二集团军总司
令、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等职。
［40］《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指国民党中央一九三九年春秘密颁布的《防
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文件规定采用各种法西斯统治的方法，限制共产党
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在国民
党反动派所认为的“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实行“联保连坐法”，在保甲
组织中建立“通讯网”，即建立反革命的特务组织，以便随时监视和限制人
民的活动；在华中、华北各地，布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
［41］《异党问题处理方案》指国民党中央一九三九年六月秘密制定，十
二月明令实施的《异党问题处理办法》。这个文件包括最高原则、施行通则、
具体办法、方式与技术四部分。主要内容是：“对付共产党员之态度可分为
两种，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则予以‘事实上之
教训’，以‘严厉’对之”；在“制裁共产活动”的方式上，“党部负斗争
责任，政府处调扣地位，军队则为后盾”；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及晋察冀、
冀中、冀南等根据地，严禁十八集团军发展，禁止共产党进行抗日宣传和传
播共产主义思想等等。
［42］石友三，一九三九年后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总
司令兼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南部专门联合日本
军队进攻八路军。
［43］张荫梧，一九三九年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河北省民
军总指挥。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令下，不断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一九三九
年六月，他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四
百余人。
［44］秦启荣，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山
东第三游击纵队司令。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勾结日寇，制造磨擦，行同汉奸。
［45］赵云祥，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游击第三纵
队司令。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令下，不断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
［46］陈立夫，国民党 CC 派首领，中统特务的创建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党
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长期控制国民党中央人行委员会调查统计
局（简称中统）。戴笠，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曾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军
统前身）处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代行局长职权）。
康泽，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总队长、中华复兴社书记长、三民
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等职。
［47］ 朱怀冰，一九三九年时任国民党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九十七
军军长。
［48］水原施团长指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一九三九年
九月，八路军第一二○师等部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战斗中歼灭该旅团第三十
一大队等部一千余人。当时曾认为已将水原义重击毙。
［49］阿部规秀，曾任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在河北涞源县的黄土岭战斗中被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击毙。
［50］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八路军第一二○师在师长贺
龙的指挥下，与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第二大队在河北河间县齐会地区
展开激战，歼敌七百余人。战斗中，日军发射毒气弹，贺龙等人中毒。
［51］ 贺师长指贺龙，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
［52］刘师指刘伯承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陈赓之一部指陈赓任旅
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和第三四四旅六八八团。
［53］ 白晋战役指一九四○年五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山西白圭至晋城铁
路（简称白晋铁路）线摧毁日军交通线的作战。是役彻底破坏铁路五十余公
里，消灭日伪军三百五十余人。邯长战役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路军第一二
九师和第一一五师在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公路（又称邯长大道）沿线的破击
作战。是役消灭日伪军七百余人。平汉战役指一九四○年四月八路军冀南军
区部队对平汉铁路以及由该路伸向冀南抗日根据地内的主要公路展开的破击
作战。是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分割、封锁我冀南根据地的企图。
［54］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致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
役。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
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致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
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
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的军四万六千多人。
［55］ 冈村宁次，日本战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历任侵华
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56］ 曾万钟，一九三九年二月后任国民党军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
军军长。刘茂恩，一九三九年十月后任国民党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家
钰，一九三九年十月后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七军军
长。
［57］庞炳勋，一九三九年九月后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
殿英，一九三九年后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新编第五军军长。
［58］于学忠，一九二九年后任国民党军苏鲁战区总司令。沈鸿烈，一九
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任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山东游击总司令、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
［59］李仙洲，一九四一年五月任国民党军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九
十二军军长，一九四三年二月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鲁苏豫皖边挺进军
第一路总指挥。
［60］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至二十七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以大约十万人的
兵力对位于晋南、豫北的中年山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驻守在这一地区的十
七、八万国民党军队，本以反共为其主要任务，对于日军的进攻疏于戒备，
因此在敌人进攻面前迅速溃败，大部分部队撤往黄河以南地区。
［61］这里指一九四二年五月阎锡山和日本侵略军在山西宁乡县安平村举
行的秘密会谈。由于阎锡山中途溜走，未能达成协议。
［62］杨诚，曾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一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投敌前任骑兵
第一军第四师师长。
［63］孙玉田，原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鲁西行署保安旅旅长，一九四二年
随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投敌，任汪伪第二方面军第三十七师师长。
［64］齐子修，曾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保安第五师师长、山东省第六区（聊
城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率部投敌。所部
编为汪伪第五十七军。
［65］王揖唐，北洋军阀时代的大官僚，亲日派汉奸。抗日战争爆发后， 在
华北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一九四○年六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任伪华北
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66］吴化文，一九四一年五月后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四师师长。一九四三
年三月投敌，任汪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
［67］热河，旧省名。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
和内蒙古自治区。
［68］察哈尔，旧省名。原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年蒙古自治区的一部
分。一九四九年后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地区。一九五二年撤销
建制。
关于外线作战问题①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
把战争打到蒋管区去，是外线作战。内线作战是有后方的， 是在十年来
熟悉的战场上作战。到新区去是无后方作战，群众没有马上发动起来供给军
事上的需要，人地两生。在这样困难条件下，依靠什么呢？依靠我们坚强的
阶级队伍，即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因此我们要在上改中巩固我们的部队，
这也要打通思想，整顿组织，提高和起用大批工农干部。任何没有纪律的队
伍，战斗力是不会提高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所以巩固部队，整顿军纪，
要同打仗一样重要。整顿组织，整顿纪律，即是为了打好仗。
朱总司令己宣布并解释了自卫战争［1］第二年的战略新方针， 提出了进
行全国的新反攻，把主力打到蒋管区去。这样打法，既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
又可以留下一部分主力配合广大人民，继续在内线消灭敌人的主力。这样即
开发了我们人力物力的资源，缩小了蒋之人力物力。有人间，我们已经消灭
了他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内线再打一年，再消灭他三分之一，也不行了吗？
何必打出去呢？出去了是否能存在住呢？有很多困难怎么办呢？我们说这个
方针肯定的是对的。我们过去爱国自卫战争的方针，是在解放区内打歼灭战，
我全解放区党政军民一致努力，团结英勇作战，
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获得了伟大胜利。今天打出去，决不是偶
然的动机，而是根据一年来，战争规律的发展，斗争形势决定的。这即
是蒋管区人民要求我们帮助他们，反饥饿，得到土地，得到民
主。在经济上，我们要开源节流，在军事上打乱蒋之部署，更便于有机
会歼灭他，达到彻底消灭蒋介石军队。
我们的根据是：积极方面，我们已经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壮
大了自己力量，有力量打出去。从消极方面看，战争是打家务，打
本钱，我们要消耗，敌人要破坏。今年华北的收成又不好，增加了我们
的困难。但是，我们要努力工作，使消极的因素积极化，缩小消极的因素，
扩大积极的因素，因此使我们不能不打出去。
从战争的实际情况看：
一、我们已经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消灭了敌兵力三分之一。
二、把汀进解放区的进犯军歼灭了二分之一。
三、把敌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兵力吸引到解放区。
四、己把敌人的全面进攻打破，敌人已转到重点进攻。敌人加强两翼，
中间薄弱，这便利我们从中间突破。
五、东北我军的强大，迫使敌人两面作战。过去蒋介石利用停战，先打
关外，再打关内，企图各个击破，消灭我们。但我们并没有
上当，我们经过了六个月的和平，得到了准备与组织的时间。
我们现在已更加强大，与敌人实力已相差不远了。我们的军队经常是满
员的，我们伤亡了三十万，俘虏敌人六十多万，争取了三十四万参加我军，
正补充了我们的缺额。再加上土改后农民踊跃的参军，我们的部队就更加壮
大了。我们的装备也加强了，重火器，特种兵器加多了，质量方面也提高了，
① 这是叶剑英在土地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当时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央后方委员
会书记。
大批翻身农民加入军队，政治质量就提高了。俘虏兵到了我们部队里，实行
了三合教育（一个翻身农民，一个老战士，一个解放战士［2］，互相诉苦控诉），
更提高了部队觉悟。这应是全军普遍采取的办法，它可以提高觉悟，提高技
术，提高战斗力。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带进部队里去，为政治部门所掌
握，即成了部队结合地方，发动农民的有力武器。我们的后勤工作也大大改
善了。今天的战争，需要有坚强的后勤工作。后勤工作与农民工作结合，就
成为长期支持战争的力量。
一年来我们胜利了，强大了，产生了许多有利条件，而敌人方面，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