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及中宣部的前言等文件，就是要使我 .16
人，充分依靠群众，大搞学术民主，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规
律，使之服务于我国的国防建设和适应未来的战争需要。
二、从实际出发。
从实际出发，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这在理论上谁都承认，就是争论
的双方也没有人反对。争论的焦点是原子、导弹条件下的战争，究竟是将来
的问题，还是现实问题。因为氢弹，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化学、细菌
武器；电子、红外线、电视、传真、雷达等技术器材；以及空中、地面、水
面、水底等兵器的出现，必然对未来战争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研究解决这些
问题，乃是现实的任务，而不是将来的任务。从装备情况来说，世界各国并
没有全部尖端化，可是有的国家已经把这些武器和技术器材装备了部队，甚
至有的国家提出把尖端武器常规化，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战术原子武器。许多
装备敌人已经有了，我们的朋友也已经有了，有的我们也有了或者快要有了，
况且我们的常规有的已经插上了尖端，是现代常规，这些就是现实问题。敌
用我防是现实，我有我用也是现实。朱总司令讲过：“有什么枪打什么仗，
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就是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现实出发。根据敌人的编制、装备、战术特点，
研究对策这是现实问题，而不是将来的问题。马列主义者，从来都认为：观
察研究一切事物，都必须从过去看现在，从现在判断将来。任何合乎客观规
律的科学预见，都是在全面分析客观事物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内在矛盾基础
上预测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结果。因此，我们任何时候，办任何事情，都必
须把立足点和出发点放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如果离开现实，只是向后看，
就会落后于现实，落后于时代，就会在未来战争中吃亏。同样，在展望未来
时，也必须立足于现实，因为未来是现实矛盾的发展，如果离开现实基础去
展望将来，就会陷入空想的深渊。我们所说的瞻望将来，不是立足将来，这
点必须明确。
三、守常与应变。
所谓常与变的问题，常是属于基本的、稳定的、原则性的东西， 变是属
于临时的、变化的、灵活性的东西。我军的编制、装备、训练、作战，都是
① 这是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组织召开的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军师和团营部分汇稿专业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共
三部分，收入本书时删去一部分。
一个常与变的问题。如编制、装备有平时的，也有战时的；战术上有基本战
术，有应用战术。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战场情况也是千变万化的，但万变不
离其宗，如果只有变化而没有基本原则，也就没有什么规律和原则可言了。
所以言变首先要求常，先把原则搞通，然后才能根据情况灵活运用。也即古
人所说的先求稳当，再求变化，先“正”而后“奇”。孙子遗说有这样一段
话：“或问，计利之外，所佐者何势？曰：兵法之传有常，而其用之也有变。
常者，法也；变者，势也。书者，可以尽常之言，而言，不能尽变之意。”
［2］其中心意思是说：兵法只能讲原则的、基本的东西，不能包罗万象，把一
切问题都写进去。这段话，对我们编写条令来说很有用。我们的条令要写基
本的、稳定的、原则性的东西，而不是写那些属于变化的、灵活的、临时性
的东西。如果企图把各种情况都写进去，写得很具体，不仅写起来有困难，
用起来也有困难。因为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写得再具体也不可能包罗万象，
况且太具体了，反而缩小了稳定性，也缩小了应用上的灵活性，从而也就减
弱了理论的指导意义。当然太原则了，也会使人无所适从，不好应用，所以
要写基本的东西。战斗条令写基本原则，技术条令写基本知识。条令的概括
性要强，概括性越高、稳定性越大，要写活一些，不要规定得太死，繁简要
适度，这样，便于我们的干部掌握住基本原则，熟悉各种各样的战法，便于
他们战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基本原则、基本知识并不是抽象的，而是
从各种具体条件下产生的，就是根据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一定的地形条
件、一定的编制装备、一定的背景、一定的技术条件，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
统帅，以战略方针为依据，又以我军的经验为基础来确定的。因而完全符合
一定时期内的训练、实战的需要。有些东西就是再过若干年也还是适用的，
有些东西可能变化较大，如战斗样式问题。战斗的基本类型，毛主席早已讲
过，只有进攻、防御两种；至于两类战斗中的样式则是多种多样的，究竟以
什么为主，要结合具体情况确定。如果在条令上写死了，结果战时反而不适
用。诸如此类问题，审查条令的时候要注意，不要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研究军事学术的态度和方法问题
一、对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应有的正确认识。
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为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服务，研究、
解决训练和战备中所提出的学术问题。通过训练和战备实践进行科学研究、
以研究的成果指导训练和战备的实践，这样研究和实践就结合起来了。目前
我军战胜敌人的丰富经验，有待于作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条令编制还未最后
完成。未来战争中的许多学术问题，全世界的军事家都在那里研究和探讨，
如军队如何编制，如何装备，如何训练，如何作战等。我们对待这些问题要
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以我为主地去研究解决。这对国防建设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军事学术研究工作一向是非常重视的，早在一九三八
年十一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号召全党全军注意研究军事问题，研究军事
理论和战略战术问题。中央军委在广州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再强调说明研究
军事学术的重要性，对每次编写条令的专业会议都非常关怀，并不断地给以
指示。现在各级党委对军事学术研究工作，也都非常重视，都在积极建立与
健全军事科学研究组织。就这次与会的一百九十一名代表情况来看，直接参
加编写条令者占百分之八十三，专业研究干部占百分之三十八，人员比较整
齐，水平比较高，说明了我们初步形成了一支既有一定工作能力又有一定学
术水平的队伍。
这支学术队伍究竟有无存在的必要？军事学术工作究竟搞些什么？过去
有人主张军事科学院可以同高等军事学院合并，说搞两个教学机关干什么？
养老院又是一种看法。一九五八年建立军事科学院之后，遇到许多困难。要
发展科学、发展技术、发展学术，就必须搞研究，研究要有机构、有干部，
这些干部要有一定的专业，专业还须经常地坚持下去，所以军委在广州会议
上提出了研究机构系统化、研究干部专业化、研究工作经常化。有了机构，
有了干部，又有专业知识，就能培养研究干部，帮助首长解决一些问题。过
去研究工作抓迟了，现在应急起直追，军区、军种、兵种、院校的首长要再
三体会军委的精神，抓紧军事科学研究这一门，建立健全这个机构，配备一
批干部，给他们一定的任务，对他们经常地给以领导和指示，他们会搞出一
点东西出来的。
二、研究军事学术的正确态度。
由于全军研究军事学术的风气日益提高，从训练、备战和编写条令中提
出了许多学术问题和分歧意见，虽然有些问题还未经过广泛的探讨与争论，
有的也未经过实践，但这是一种可喜的正常的现象。因为大家的经验、水平、
思想方法和对我军经验的认识不尽一致，分歧意见是难免的。有些问题不经
过实践，不经过反复的争论，不经过一定的过程，是不可能达到一致的。人
们认识发展的过程，就是克服矛盾的过程。每经过一次争辩，认识上就会深
化和提高一步。我们不怕争辩、要不断地展开争辩。在研究和争辩学术问题
时，必须具有正确的态度，才能促使学术研究工作的发展，达到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的目的。研究科学必须具有科学的态度。
什么是正确的学术研究态度呢？
（一）要实事求是，要敢想敢说，要会想会说。
实事求是，就是研究问题要有客观的态度。敢想敢说是共产主义的风格，
有了好的风格，还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还要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会想
会说，就是在研究问题时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要有实事求是
的态度。学术研究，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研究问题要防止武断，
发表意见要有客观根据，要抓住问题的本质，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和别人
争论时，首先要弄清对方的观点，研究对方的论据，找出矛盾的所在，然后
再客观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点，我们军事科学院有的同 志做得
较差，就是掌握不住谦虚的态度。这是个思想问题，也是个作风问题、意识
问题。自高自大、目空一切，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作风，也不是毛主席
的学生。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有夹起尾巴的精神，要谦虚谨慎，要倾听
群众的意见，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科学院必须严肃的对待这
个问题，扭转这个局势，树立实事求是，虚心谨慎，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及
互相尊重等正确的科学研究态度。争论中即使人家的论据、立足点错了，也
要让人家说完说透；即使十句话中只有一句是真理，也要吸取他合理的部分，
抛弃他不合理的东西。科学的态度就应该这样。此外，研究学术，必须下苦
功夫，有旺盛的求知欲，不能投机取巧，不懂装懂。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个人
求名欲，个人求利欲，但提倡科学的求知欲。不断地增长知识，是人生的最
大乐趣之一。没有旺盛的求知欲，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学术上就不可能
有所成就。
（二）要有科学研究的民主，坚持真理的集中。
正确的意见是在同错误意见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真理是愈辩愈
明的。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方面，研究问题要对事不对人。要勇于坚持真理，
敢于修正错误。要提倡学术民主，不民主，就不能广开言路，真理就不能发
扬，问题就不可能研究清楚。这次会议中，出现了“框框”、“圈圈”的问
题，少数同志对此有些顾虑。因此正确地认识“框框”，科学地分析“框框”
很有必要。“框框”、“圈圈”是个形式，问题在于这个“框框”、“圈圈”
的内容是否适合，内容适合了，框框也就合适了。突破框框，打破形式是我
们的良好愿望，需要认真地去做，使新的比旧的更有生命力，更好一些。破
旧立新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一些曲折乃是正常现象，只要下苦
功钻研，不断地奋勇前进，不仅能够破旧，而且能够立新，新的质量会更好。
“优质”就是我们的努力目标。领导者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启发、鼓
励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善于从争论中选择真理，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选择要有研究，集中须等待条件、当条件尚未成熟时不忙作结论，条件成熟
或基本成熟了，则必须作出结论。如果结论后，还有不同意见仍可继续研究。
此外争论中要善于听取相反意见，多和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商量研究。争论商
量都应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争论中不应带刺，伤害同志的自尊心，同时也
不要怕刺，怕“框框”、“圈圈”、“条条”。只有这样，才能把科学研究
的民主和坚持真理的集中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军事学术的发展。
三、军事学术研究的方法。
（一）不孤不空。研究军事学术最根本的方法是不断深入实际，密切联
系群众。
学术研究是为了谋求真理。真理来自实践。广大群众的斗争实践，是研
究发展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必须明确，我们科学研究的源泉，
不是在书本里头。书本固然重要，但它是“后天”的东西，先生在实践中间。
对我们来说，先生就在连队中间、士兵中间、下级干部中间，他们天天摸，
经常有点发明、创造。我们的任务，是要把他们各方面的发明、创造一点一
滴地搜集起来，作为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然后开动脑筋进行钻研，把钻出
来的东西补充到我们的军事科学里头来。所以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离开了实践，离开了群众，把自己封在“象牙塔里”去研究学术，那就会变
成“无的放矢”、“闭门造车”的老学究，对革命非但无益，甚至是有害的。
毛主席屡次教导我们：要注意调查研究，放下臭架子，甘当群众的小学生，
并曾明确指出研究理论必须以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我们一切做研究工作的
同志必须严格地遵循这一教导，深入到军队训练实践和各项战备实践中去，
去开发军事科学理论的源泉。这是我们不孤不空的根本方法，是研究学术的
根本方法，也是研究学术的方向。
（二）抓资料，钻问题，出主意，出产品。
抓资料。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原料”和基础，资料的主要来源 是实际，
书本则是其次的。我们要以李时珍上山采药写《本草纲目》的精神，深入到
连队的士兵群众、下级干部中间去抓资料。只有充分占有资料，才能发现问
题，说话才有根据。否则所研究的东西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变成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空想的东西了。有了资料放在一起，不去分类、分析
研究，也就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有用的东西，所以抓来之后就要钻。钻，就是
对占有的大量资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
析、综合研究。钻的时候，不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侧面一个侧面地去
钻，还须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针，有选择地去进行分析研究，一个一个地排
列，找出问题的关键，否则就会陷入庞杂的资料迷雾中，一无所得。
出主意。学术研究，不是简单地整理资料，把原材料翻版，而是根据自
己的推理、判断，对原材料加工制造，进行科学的概括，提到理论的高度，
创造出新的成品。这是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没有这一步，就不可
能解决任何学术问题，也不可能完成学术研究工作的任务。
总之，我们学术研究工作者，要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作出成绩，首先
必须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重视态度问题，重视方法。态度要端正，方
法要巧妙。有了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还要下一番苦功夫，要苦钻、狠钻、巧
钻。其次必须有专业的学术干部，这样才能驾轻就熟，最后还要有必须的物
质保证和学术保证。
注 释
［1］中央军委广州扩大会议指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二十七日
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针和国
防建设问题，并通过了《一九六○年国防建设工作纲要》。
［2］见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古籍出
版社，1978 年版，第 510 页）。
伟大的战略决战①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组织了辽沈、
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战。三大
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敌人正规军
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在这
个期间，其他战场的人
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在战争的头两年，
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八个旅左右。到了这时，人民解放军每月
平均歼灭敌军的数目，已经是三十八个旅了。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
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
利的到来。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
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胜利。战略决战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整个军
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真研究三大战役的丰富经验，将帮助
我们全面地领会毛泽东同志的
战略思想，全面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科学。本文想从几个方面来阐
述三大战役中所体现的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
及时地抓住决战时机，正确地确定决战方向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我
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阶段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地歼灭了敌
人，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地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
人；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
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
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 在装备上还
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线和外线作战中，已经大大地提高了
自己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
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
四平、开封等战役［1］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
战。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
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2］，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质量、军事
技术和战术。解放区的翻身农民继续踊跃参军，坚决进行保田、保家的斗争；
被俘的蒋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之后，也纷纷自愿地参加人民解放军，从而使
解放军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这个时候，各个主要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
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增至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以上。解放区内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进一步提高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六一年《红旗》杂志第二期。
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使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人民革命的统一
战线，更加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虽然还比
人民解放军的好，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分之
二的人口，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非正义性，由于国
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腐朽性，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这
时候，敌人已经被迫放弃“全面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
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敌人为了避免遭受歼灭，
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想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
烂”，同时，裁并“绥靖”区、扩大兵团、吞并杂牌、裁减机关，以求增大
机动兵力；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抓丁，扩充二线部队，以便整顿和补充力
量，进行垂死挣扎。但是，在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他们再也无法
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五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
军分别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
煌［3］集团，共四十八万余人，分布在长春（当时，该处敌人已被围困两个月）、
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
系的通路。华北战场为傅作义［4］集团，共六十余万人，分布于平绥线（在人
民解放军绥察战役［5］后，归绥［6］与张家口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上的归绥，
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各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
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敌，已被围困。华东战场为刘峙［7］集团，
共六十余万人（以后增援的一个兵团及其他部队未计算在内）。这个国民党
军集团在我军进攻济南时，迟迟不敢北援，当济南被解放后，即集中于以徐
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的陇海线上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
阻止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8］集团，约七十五万人，分
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9］集团，约三十
万人，被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除上述五个战场外，敌人后方的
军队仅有三十六个旅，约二十三万余人，由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很难机
动。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没有完整的战线了，除某些地区还有一部分兵力
可作战略机动外，大都处于徘徊麻痹、被动挨打的状态。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
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
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
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
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南
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以观时局
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
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
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
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
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
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
大战役。他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东北战场的我军指挥人员指
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
候敢于同他作战。”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
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
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
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10］他还指出，在一个
或几个战役分了胜败以后，“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
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
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
形势去压迫对方。”“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
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
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
图。”［11］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以后的情形也是这样。国民党军队在
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为了挽救他们的危局，曾经进行拼命的挣扎，企
图用“重点防御”的办法，来摆脱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他们极端不利的形势，
妄图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我们的形势，在一定时机向我们举行
反扑。与此相反，人
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力图发
展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更大量地消灭敌人，务求发展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于
我军极为有利的形势，务求不让敌人实现他们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计划。
这种主观能力的竞赛，当时首先表现在时机的选择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抓住时机，进行决战；对于敌人来说，应当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
免战略决战。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满
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错误，就是择时不当。”敌
人在战略撤退上的犹豫不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捕捉决战时机的英
明。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
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
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
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
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
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
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
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
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
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
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
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
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
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
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
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
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形势开始，进
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
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针对三个战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敌人据守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
区。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哪里，才有利于战役发展，才有利于全
歼东北敌人，才有利于全国战局，是战役指导的关键问题。从局部看，长春
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可以解除我后顾之忧。
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敌军改善状态，并且进行
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作战方向如首先指向长春，就会中敌人的诡计；而
攻克长春，又会将沈阳、锦州的敌人迅速吓跑，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
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敌人的兵力比长春多，周 围并有若干据点；
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能增援，敌人亦可由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克锦州、
就会陷我军于被动地位；而且我军主力，远由北满南下作战，会有一定困难。
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
在北宁线上作战，可吸引长春、沈阳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还可分割
敌方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将因我华北
人民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打下锦州这一
战略要点，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卫立煌集团即成“瓮中之鳖”；而且
控制了北宁线，更有利于我军根据战局发展，向两翼机动作战。基于上述分
析，锦州才是东北敌军的真正弱点、致命弱点。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
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
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
由长、沈援锦之敌。”如长、沈之敌敢于增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
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同时又指出，
攻克锦州是全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
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
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东北人民解
放军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歼敌四十七万，取得了东北决战
的伟大胜利。加上当时其他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此就使人民解放
军在数量上，对于国民党军也转入了优势。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同志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济南
战役［12］胜利以后，又组织了淮海战役。华东战场敌人刘峙集团，以重兵猬
集于徐州附近地区，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
南京。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
先挡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
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当时黄百韬兵团位于东接连云、
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面山东的陇海线上，是刘峙集团右翼劲旅。如歼灭
了黄百韬兵团，则使刘峙丧失一臂，并可吸引徐州敌人东援，在运动中歼其
一部。同时可将我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切断徐（州）、海（州）
联系，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淮海战
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
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
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了全歼黄百韬兵团，毛
泽东同志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巧妙的部
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
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
个师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对战役尔后的各阶段也反复地强调了这一部署原
则。从一般情况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同志却
在我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
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
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
百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为战役的尔后各阶段，创造了极为
有利的条件。以后由于黄维兵团北援，徐州敌人西逃，使战役发展方向不是
东向新（浦）、海（州）、连（云港）及两淮地区，而是向西歼灭黄维兵团
和杜聿明集团［13］，这就使淮海战役大大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歼敌五十五
万五千余人，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
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士崩瓦解的境
地。
恰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同志又组织了平津战役。当时华北
战场的敌军，在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
大战役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在战略上唯一可能机
动的兵力就是傅作义集团。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
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
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而
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敌人或撤退或收缩，都将
对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
主要关键。毛泽东同志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
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
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
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毛泽东同志在《关
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
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
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
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
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着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
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
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又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做好防
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
割，使傅作义集团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之绝境。“兵贵神速”和“出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