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小异的事实。我们在今天应该强调大同不应该强调小异。只要最高统帅部
能够正确地估计各个部队的特殊作风，在使用部队的时候能够发挥他们优良
的作风，避免他们的短处，我想这种小异在今天是不足为患的。但是我们是
不是固执这个小异呢？不是的。我们希望把全国军队所有的特长都汇集起
来，组织成为统一的国防军。这一点不能不有待于抗战胜利之后。在那时我
们成为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国民党遵照孙总理［34］的遗嘱，实行还政于
民，一切党派都把军队缴还政府，同时实行征兵制度。按照统一的组织形式，
统一的制度，统一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统一的军队。因此我们的军队
在目前虽然有些小异，但是不足为患的，而将来也可能解决的。我想各位对
于本集团军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第四，现在我们要问，本集团军与各友军的磨擦是不是我们彼此之间在
政治的原则上有不能解决的矛盾存在着呢？如果我们今天有绝不相容的政治
上的分歧的话，那末我们的磨擦不仅不会解决，而且会日益扩大，以至整个
破裂。事实上，我们大家有了三民主义作我们合作团结的政治基础，有了抗
战建国纲领［35］，与全国军民一致奉行的遵守。因此我们可以说，本集团军
与各友军之间在政治原则上，并无不可调协之处。那末对于目前一切磨擦事
件，我们在空间上只能当作局部的现象，在时间上只能看作是一时的现象。
当然局部的事件一时的事件，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让它继续发展下去，也
可能影响到全局，动摇我们团结合作基础，这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避免的。
现在说到磨擦问题的本身。
一、河北问题。本席曾经说过河北的斗争是在颇为艰苦的条件之下进行
的。我们要坚持河北斗争和争取胜利，必须有顽强的坚持的和积极的创造性。
因此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不能不有一些新的做法。在这些问题上，
我们曾经和鹿主席在南京时详细地商量过。各位都知道，河北沦陷以后，许
多军队和各级政府人员都退出了河北。本席和周恩来同志有一次面谒委座
时，委座亲自指示本集团军组织几个游击支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我们执
行这一指示，曾经组织了五个支队，分途进入山东、河北、冀东。经过许多
大小的战斗，把敌人约束在许多据点里面，部分地恢复了河北的失地，建立
了冀中、冀南的地方政权，由当地民众公举出贤能干部，主持县政开展斗争。
鹿主席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河北的。当鹿主席进到冀南时，与杨秀峰同志对于
河北的行政问题也有详细的讨论。对于各县县长，鹿主席是承认了的，并已
由省府加委。至于冀中、冀南的两个主任公署，鹿主席说要由行政院通过，
省府无权批准，答应转呈行政院加委。所有这些，证明我们与鹿主席之间关
系是很好的，我们也愿意和鹿主席共同支持河北的政权。但是自从张荫梧和
一些特务工作人员，在鹿主席的周围起了作用以后，情形就一天一天恶化了。
我们有一些新的做法，不仅不为鹿主席所采纳，反而用来作打击我们的资料，
因此磨擦也就一天天地强化了。那末我们与鹿主席之间究竟有哪些做法不相
同呢？我简单举些例子：
1．关于干部问题。我们认为要坚持河北的斗争，必须发动河北民众，一
致起来抗战，而我们和广大民众的联系，必须经过地方干部，为群众所信仰
的干部。用这些干部来主持地方行政的工作，才能做到军队和人民一致，政
府与人民一致。因此我们就勇敢地信任了地方上经过斗争锻炼出来的干部。
比如曲周县长郭企之，他是南宫优秀的青年，为当地人民选举出来的。去年
五月间，他到乡下去巡视工作，为汉奸告密，被敌军包围。郭县长率领武装
抗击敌寇受伤，民众把他藏起来。敌军进入村庄后，挨户搜查，寻找郭县长。
他被俘后，敌寇威逼利诱，始终不屈，从容就义。国府已有明令褒扬。
威县县长范若一，是北平大学毕业、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优秀干部。他
被民众选举后在威县整理田赋，发展游击战争，挖沟破路，力疾从公。威县
到南宫仅九十华里，敌寇在此修路，一个月不能成功。因为敌修路三天被我
一夜就破坏了。其他如武邑县长李凌宵，隆平县长傅充闾，都是经过民众选
举而最得民众拥护的。鹿主席对于这些县长，已经委任，后来并未免职，却
又另委县长，这样一县就变成双县长了。我们再来看鹿主席所委任的县长。
例如衡水县长唐介人，在县二十多天搜刮民财三十余万。经民众向省府保安
旅长邵伯武告发，积状盈尺，乃下令撤差。又如威县县长荆树亭，大家都知
道是一个抽大烟抽白面的。这就是在应用干部问题上我们和鹿主席的分歧。
2．关于田赋问题。我们要发动河北人民起来抗战，就必须注意改善人民
生活，尽量地减轻贫苦人民的负担。因此我们在田赋问题上主张公平负担，
每家每人平均在一亩半以下的贫苦农民，免除其赋税，在一亩半以上的 则
按级累进，尽量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鹿主席则主张按亩摊派，每亩
每月一角，此外还要缴纳三斤小米。在一顷（一百亩）以上的人家，每月要
缴纳六十斤麦，六十斤小米，三十六斤马料，数千斤柴草。这样一来民众当
然负担不起，于去年十月民众自动开大会，公开拒绝缴纳重税。这就是我们
与鹿主席的另一个分歧。
照上面所说，虽然我们与鹿主席之间有许多分歧，可是我们对于省府与
鹿主席是拥护的。当省府在路罗（邢台西）为伪军崔培德［36］围攻时，我一
二九师李聚奎［37］部，为掩护省府撤退，与该敌激战三昼夜。因粮食缺乏，
每天只吃两顿饭，甚至吃野草。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之下作战，将敌击退，证
明本集团军对于省府是拥护的。鹿主席对于许多小的磨擦事件不惟不能及时
制止，实际上是怂恿。本集团军与张荫梧部队冲突时，缴获许多文件，其中
有许多命令，称本集团军为伪抗日军。我们把它用照相机照出来作为一个证
明。现在我把几个重要的命令念给大家听：通令。（八月十二日午后九点于
委底村司令部）。为通令事顷奉总部文午电开：在上中马峪与我王致和部接
触之伪抗日军，除大部被我包围正歼灭外，其一部约百多名刻向西南方向逃
窜，希率属相机堵击歼灭为要。查伪抗日军受此巨创后，必不甘心，仍有征
调部队重来犯我之可能，本旅除派队堵击外，仰我各部队，务要在各该防地
严阵以待，勿稍疏懈为要，右令二、四连。旅长韩祖光。
张部独立第五旅通报（八月十四日午后六点于委底村司令部）。顷奉总
部文电内开：占据中西马峪之伪抗日军经我各部痛击后，除一部已被歼灭外，
其一部窜逃赞属田村一带，又被我第四纵队击溃，其残部已向山西方向窜去，
刻仅住黄北坪之伪抗日军三百余人，已令王致和、刘擢升等部正在围歼中，
等因奉此，仰各该主官相应知照为要，右通报第二连。
命令（八月十五日下午四点于委底村司令部）：（一）顷奉总部命令：
伪抗日军被我击溃后，于十四日窜赴山西，窥情伪抗日军有由山西征调兵力，
向我攻之可能，为防御该逆东犯之企图，着我部有力之一部进驻虎寨口，接
第二民军区防务，第二团刘擢升部住长荫沟、王家坪、槐格疸，任虎寨口、
黄北坪之联络；（二）高白信部应以主力移住虎寨口、落坡等，对通山西山
川严加警戒，确保野狐泉之安全，但野狐泉仍由该团约住一小部施行警戒，
对住毛家坪、槐格疸第二团切取联络；（三）胡春成营，应以主力移住郑家
峪、一部住磨河峪，对通山西三交河小道严加封锁，与住野狐泉二十团切取
联络；（四）第二十团从郑家峪、磨河峪防地出发时，须留人向特务营交代
防务；（五）各部务于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移防毕，具报；（六）余在
委底村司令部。右令胡春成营长。旅长。
河北民军贵部钧鉴：刻本旅以受环境逼迫，本人于今日率领一部暂驻大
贾乡，已与吴团长取得联络，祈贵部于可能范围内与敝部密切联系，并祈与
石头庄皇协军李副旅长、刘团长亦取相当联络，刻吴团长已电知该部勿令发
生误会，望见信后将贵部番号、主管姓名、兵力若何，一并示知为盼。特此
致请勋祺。韩祖光谨启。
各位参谋长，我把这几张通报和命令念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一）
当张荫梧把本集团军作为一个伪抗日军来进攻的时候，鹿主席并没有采取有
效的方法来停止张荫梧对本集团军的进攻；（二）当张荫梧进攻本集团军的
时候，第四纵队侯如塘部是参加了的；（三）张荫梧的部队一方面向本集团
军进攻，一方面与皇协军（真正的伪军）是有联系的；（四）当张荫梧与本
集团军冲突的时候，鹿主席最初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解决我们的纠纷，最
后同张荫梧一道进攻本集团军。这就是我们同鹿主席磨擦的大概经过。
其次，说到我们和石友三的冲突。石友三的为人和他过去的历史，我们
不必重说了。说到石友三在河北同我们的关系，最初还是很好的。比如冀南
主任公署是本集团军到达冀南后才组织成立的。石友三曾经向冀南公署借款
三万元，当时就给他两万元。冀南公署曾经送给石友三两万套棉衣、四万套
单衣，还有许多粮食在外。石友三部曾经与敌军在件只地区（在南宫、巨鹿
之间）作战，当其率部败退时，曾遗弃伤兵三十余名。本集团军的地方工作
人员，曾经动员群众，把石部伤兵全部抢救出来。照上述两件事看来，我们
与石友三的关系并不坏的。等到特务工作人员在石部起了作用的时候，我们
的关系才逐渐变坏的。当然我们在河北也有许多问题是和石友三相对立的。
比如：（一）兵役问题。我们主张兵员补充首先要从政治上动员群众，其次
要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在河北许多壮丁都组织在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中，
再由自卫队中的勇敢分子组织成半脱离生产的基干自卫队。这种基干自卫
队，有时要配合游击队作战，这样就可以在战斗中逐渐地锻炼地方武装，然
后再由基干自卫队中抽调勇敢分子，加入县游击队或军区游击队。这样做法
民众并不感觉到是强迫和威胁。但是石友三是主张征兵的。在他活动的各县
如枣强、南宫等，到处设立征兵机关，实行强迫服兵役，以致群众不是逃跑，
便是贿赂。他们公开的对群众说，如果你们不愿当兵，可以拿钱来，我代你
雇。代雇兵役的价钱，已经由一百六十元涨至二百六十元。如果民众自己雇
请，则以检查身体等为名，实行多方的敲榨。这种做法，民众是反对的。（二）
存粮问题。在大会上有人说，十八集团军把河北的粮食统统集中到太行山去
了。这不是事实。第一方法不对，第二时间不符。因为我们存粮的方法是存
在群众自己家里，只存在登记簿上，不是集中贮藏的。在河北斗争的环境下
面，只有分散保存，才不致为敌寇所抢掠。而石友三在南宫一带却是把粮食
集中起来，屯积在一个地方，敌寇一来，全部抛弃，这是十分笨拙的办法。
去年夏天河北大雨，敌寇决堤，冀中、冀南水灾惨重。说我们在八月间搬粮
上山这是不合事实的。这就是我们在粮食问题上和石友三的争执。（三）碉
堡问题。我们在河北平原坚持游击战，以劣势的装备和敌人快速部队作战，
我们是反对筑碉堡的。我们只有坚决地改变地形，把道路挖成沟，把城墙拆
成平地，才便于作战。而
石友三则到处筑碉堡，敌人进攻又让给敌人。这是我们同石友三所不同
的做法，也就是我们同石友三磨擦的主要原因。
以上便是河北磨擦事件的说明。至于冀南银行发钞票的问题，本来这是
地方行政事件，不归本集团军范围，不过有人已经提
出，我必须解释。我们在沦陷区要和敌人作经济斗争，要避免敌
人套取外汇，国民政府曾经明令准许地方发行省币。因此冀南银行的钞
票在原则上是合法的。事实上在河北作战的国军差不多全部使用十元、五元
的法币，民众买卖感觉辅币的需要，因此冀南银行所发的一元以下的纸票是
合乎需要的。这是关于纸币的说明。
二、山西问题。本集团军是归第二战区阎司令长官指挥的。我们自平型
关战斗直到现在，和在山西作战的友军没有什么磨擦。新旧军冲突的事件，
有许多人怀疑是本集团军挑动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说明。新旧军的冲突，我
们不仅是没有挑动和参加，而且是坚决反对的。当事变初期，彭副司令曾经
亲赴秋林见阎长官，劝其和平解决，不要扩大事件，为亲痛仇快。后来新旧
军在晋西作战，新军向北撤退，我陈士榘确有隔断新军，不让他们继续作战
的决心，因为我们枪口应该对外，对自己的友军打一颗子弹都不应该。这就
是陈支队在当时所采取的态度。我们是不是要他的人枪呢？我们决不会这样
贪小利而失去全国人的同情。现在楚参谋长也在座，当忻口、太原撤退时，
晋绥军的队伍相当溃乱，我们曾帮助他们收容散兵，把抛弃在河川里的大炮
抬回给阎长官。后来阎长官说，你们没有炮兵，我把野炮收回，山炮则送给
你们。本集团军的炮兵团就是这样成立的。因此我们有根据说，陈支队的行
动是顾大局的。后来陈支队受到六十一军、十九军的攻击，不得已撤回晋西
北。本集团军的兵站线，遂被该军切断，病在医院的伤兵，遭受牺牲。本集
团军群情愤激，始有与友军发生小的冲突。至于赵军南下时，正值敌军由柳
林进攻我河西部队，我军渡河侦察，不期与赵军遭遇，发生误会，这是偶然
的事。山西情形就是如此。
三、陕北问题。关于陕北的问题，主要的是解决边区的问题。三年来对
于边区问题，始终是拖延下决，引起了陕北的后方留守部队，在陇东各地与
友军时生冲突。我完全同意何总长［38］所说的要停止陕北的磨擦，主要的是
要划定边区的范围。而且事实上，我们同中央正在谈判此事，我相信不久可
以解决。不过陕北问题。大部分是政治问题。我手中虽然有许多磨擦的材料，
因为问题牵涉到政治方面，本席乃属军人，不便多谈。我相信中央必能以公
正的态度正确解决。
我的报告，第二部分就这样结束。总而言之，本集团军全体将士，过去
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在国民政府蒋委员长领导之下，追随全国友军之后，
一致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
注释
［1］绥远，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2］察哈尔，旧省名。原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
分。一九四九年后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地区。一九五二年撤销
建制。
［3］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
［4］贺龙，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
［5］周建屏，曾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副旅长、晋察冀军区第四分
区兼第三支队司令员。陈锦秀，曾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团
长。叶成焕，曾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邓永辉，曾任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政治委员、东进纵队兼冀南军区政治处主任等职。
朱仰兴，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兼第四支队第十一大队大队长。
［6］指庞炳勋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和范汉杰任军长的第
二十七军。
［7］萧克，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
［8］ 吕正操，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政治主任
公暑主任。
［9］桂支队指桂于生任支队长的八路军晋冀豫军区独立支队。
［10］陈支队指陈士榘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支队。
［11］宋任穷，当时任八路军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南行政主任
公署副主任。
［12］彭支队指彭明治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
［13］杨支队指杨得志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冀鲁豫支队。
［14］聂茉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5］杨秀峰，当时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
［16］李井泉，一九三八年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大青山支队支队长，率部
开辟了大青山游击根据地。
［17］归绥，旧市名。一九五四年改名呼和浩特。
［18］邓华，一九三八年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兼第十一支队司令
员，率部挺进冀东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19］热河，旧省名。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
和内蒙古自治区。
［20］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
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
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三九年冬，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企图消灭新军，但未能得逞。此后，新军纳入了八
路军的战斗序列。
［21］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石友三，
当时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侯
如墉，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游击第四纵队司令。夏维礼，当时任国民党
军冀察战区游击第二纵队司令。
［22］韩钧，当时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政治主任。
［23］阎长官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24］萧劲光，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
［25］指金宪章任师长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师，系阎锡山收编的伪军。
［26］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
［27］陇东事件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陇东各县的
武装进攻。一九三九年四月，国民党军第一六五师一部纠集地方保安队
袭击
陇东镇原、宁县等地的八路军，制造了第一次陇东事件。同年十二月，
在第一
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师等部再次向驻镇原、宁县的八路军
发动进攻，杀伤干部战士三百亲人，夺占镇原、宁县两城，制造了第二次陇
东事件。
次年二月，国民党军队又夺占了陇东地区的正宁县。对于国民党军队的
进攻，八路军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
［28］乔明礼．先后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副总指挥、总指挥。
［29］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
［30］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河北省民军总指挥。
［31］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九十七军军
［32］中中交农各行指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
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
［33］指范汉杰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和李文任军长的第九十
［34］孙总理指国民党总理孙中山。
［35］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其内容包括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
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一方面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和口头上的
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36］崔培德，当时任伪皇协军第二军军长。
［37］李聚奎，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
［38］何总长指何应钦，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
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参谋人员应如何修养①
（一九四一年五月）
目前国际国内环境，要求我们每个参谋人员应该时刻地警觉起来，并随
时研究周围的环境，准备充足的材料作首长定下决心的根据，并根据决心，
部署军队指导及维持交通联络与后方勤务等保证工作。毛主席在指示干部学
习的时候，曾要每个干部研究周围的环境，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马列主义
与党的策略等等，而这些知识的获得，对于我们每个参谋人员则更加重要。
今天战争胜利指导的中心原则是要使许多各种不同的力量， 能在同一时
间发生合理性的作用，能求得一致的协同动作，而达到这个目的的重要手段，
就是计划，就是用组织的力量去实现这个计划。但是并不可把计划看作是神
秘的脱离实际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如果这样的来认识计划，那是极端错误的。
世界上一切东西的发展都有它的规律性，这个规律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红色
军人看来，是不难获得的，但是要具有一个武器，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不掌
握这个武器，离开了这个武器，或以唯心论的辩证法来代替这个武器，那就
始终不会正确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因而也就不能产生切合实际的计
划。
把唯物辩证法正确的运用在军事领域中，作为判断情况、定下决心、指
导战争的唯一法宝，在这一点上，我们党的领袖毛主席作了典型的创造。在
今天作为一个真正好的参谋人员，在收集情况，实现决心，指挥军队作战的
时候，都必须根据周围的环境，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深思熟虑，作深刻的研究判断与分析，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历史发展的
结果，使军事与政治打成了一片，假使我们把军事当作一个纯粹的领域，那
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领导革命的同志，不懂得军事，就不能遂行领导，
同样的作为一个红色军人的军事干部，如果不研究政治，不掌握马列主义，
也就不能在军事这一门有更大的深造。
今天革命的分工，既然使我们担负军事工作，成为一个军事干部，那就
一定要把军事这一门弄通。大家应该懂得桐油罐就只能装桐油这样一个道
理，而我们军事干部之所以要研究军事，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军事，更好的领
导部队，与此相适应的对于军事学问的研究，就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课题。
有些同志不安心于当前的工作，总希望到前方去打仗，这样一来，一方
面使工作受到损失，另一方面也没有认识到高尔基［1］所说的“生活就是斗
争”这样一个革命的红色军人应有的、确切不移的真理。我们在哪里生活着，
就在哪里斗争着，虽然我们目前所处的生活不是与敌人战斗，但是我们每个
同志的本身却存在了不少的缺点，因此就要抓住自己的缺点，克服自己的愚
昧无知，克服自己军事理论上的贫乏，克服自己工作上不能圆满执行任务的
缺点。一切工作中的缺点，不用斗争是不能克服的，而且任何事物离开了矛
盾的斗争就不能求得发展。当着物质的环境与自己的内心发生矛盾而不能用
斗争来解决时，就会走投无路，悲观失望。历来没有过这样的医生，能用自
己的刀割去自己的疮，只有我们的红色战士才有这佯的决心，才是空前未有
① 这是叶剑英在第十八集团军留守兵团第二次作战教育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的医生，才会用自己的刀割去自己的溃疮，才会用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缺点，
而且只有在这样的斗争中我们才能前进一步。只有日益不断的斗争，才会产
生出伟大的东西。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来充满自己的精神，并以此培养出能够
不断前进的干部，提高部队的战斗能力，完成革命的军事任务。
注 释
［1］高尔基即玛克西姆·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
夫。原苏联作家。
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军事①
（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
我记得列宁在《做什么？》［1］这本书上，曾引证恩格斯在一八七四年论
到革命斗争形式的问题，恩格斯承认革命斗争形式，不仅是政治的和经济的，
而且还有与这两种斗争并立的理论斗争。
假使我们把这个斗争形式的问题，放到中国革命特殊环境中来研究，那
末我们首先就得指出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特点的提示。他说，中国革命
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2］因此，中国革命斗争的
形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理论的，而且还有与这三种并立的武装斗争。
把武装斗争作为中国革命主要形式之一，同时又是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一点，
已经由中国革命及我们党二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所领导的许多伟大斗
争的经验所证明的真理，同时也是为我党中央的铁掌所把握着的东西。
拿中国近代五十年的革命运动来说，孙中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即着手
运动军队，联络会门，组织暗杀，进行暴动等事。当时的孙中山先生虽然不
认识革命是群众的事，但已经懂得革命是离不开武装的。我们看孙中山从开
始革命活动以后直到出师桂林以前，是幻想着旧军队也可以进行革命的。直
到晚年出师桂林的时候，才开始用他的思想体系、亲自进行由上而下的革命
军人精神教育，企图这样来改造旧军队。不久，其部将陈炯明［3］即在革命的
根据地——广州叛变了，于是孙中山不得不进行好几年的镇压叛乱的战争，
而且在这些战争中，他曾经有过许多残酷的教训。
试举一例：记得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的时候，我参加东江讨伐
陈炯明各役。当时我军败于博罗，退至石龙——广九铁路上一个重镇，广州
受到威胁。孙中山乃亲率卫队，进驻石滩督师。他立即在石龙车站上，悬一
大旗，上书“我在石滩，退秆枪毙！”下署大元帅孙文。并派员督师，要求
稳住阵线。然而部队后退，依然络绎不绝。孙中山乃乘车进至石龙，停车于
石龙桥上。一面发布命令，禁止后退，一面用其所乘之车阻塞铁桥，以遏退
军。然而溃退的军队，依然攀桥而退，后尾部队，甚至鸣枪威胁，引起过桥
溃兵射击大元帅乘车的暴行。迫使孙中山只好向广州撤退。直到广州近郊，
才把陈炯明部将洪兆麟、林虎［4］两军击退，巩固了广 州。经过此次教训，
孙中山才抛弃用旧军队干革命的观念，乃决心训练革命军队，创办黄埔［5］，
培养国民革命军的革命干部，建立了北伐军能够胜利的前提。
由此观之，国民党几十年来的军事政策，是有其本身的发展过程，也有
其本身的宝贵经验。我们对于这些教训、这些经验，应该研究，应该学习。
恩格斯说：“德国实际的工人运动，永远不应该忘记，它是在英国和法
国运动底肩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可以现成地利用英、法运动中，以高价买
来的经验；它现在可以避免当时它们在大多数情形之下所不能免的错误。”
［6］一个年龄轻过国民党近三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如果全党同志都来研究环
境，研究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话，那末，我们决不能忽视
我们党在大革命期间，尤其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所受的陈独秀［7］机会
主义所给予我们党的祸害。试作个回忆吧：克己从人友不谅，一皱眉头起杀
① 这是叶剑英在延安在职干部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二十三周年学习会上的演讲，原载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出
版的《共产党人》第十九期。
机。此情此景，同志们偶一念及，应该得到什么教训？
十多年来，我党我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武装。
这个武装所起的作用，对抗战方面说，它是一个坚持抗战的推进机，对反投
降方面说，它是一个反对投降的制动机。如果这种革命武装愈强大，就愈能
推动抗战，制止投降。今天整个中国，整个世界，处在战争与革命的严重关
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军事任务是：努力建军，积极抗战。因此，从理论上、
技术上提高我们的战斗力，换一句话说，用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用现代军
队的技术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军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个革命的军事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犹之乎一个革命的政
治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一样。不懂马列主义，不能成为革命的军
事家，等于不懂军事不能成为革命的战斗的政治家一样。我们读一读马克思
《论领导起义的艺术》，《恩格斯论军队》，《列宁论游击战》，《斯大林
论红军的三个特点》，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
等书，部证明善于领寻政治斗争的领袖，同时也善于领导战争。革命的政治
和军事的统一性及军官对于政治的依从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已成为不
可争辩的真理。
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用这句话向着延安在职干部敲一声警钟。这一钟
声，应该冲破数年来或多或少的“偃武修文”的沉寂，把研究军事成为研究
辩证唯物论继起的热潮，把辩证唯物论与军事理论和技术结合起来。
应当指出，我们一些军事卫作人员热心研究马列主义的政治是必须的，
之所以需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政治，为的是能够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更
好地掌握部队，更好地训练部队，更好地指挥作战。换一句话，我们军事干
部之所以需要学习政治，正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军事任务。
然而，有个别的人学习了马列主义以后，就不愿意做技术工作，甚至军
人也不愿意干军事了。要知道，假使他真正地学好了马列主义的政治，懂得
技术工作在整个革命工作、党的工作中的政治地位和联系的时候，那末技术
就不是纯技术而是政治化的了，军事就不是纯军事，而是政治化的了。这在
我们党里，叫做革命技术家，叫做革命军人。否则就是“半吊子”，所谓“半
文不武”。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更进一步地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同时也要学习马
列主义的军事。
注 释
［1］列宁《做什么？》一书今译名为《怎么办？》。
［2］参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
社 1979 年版，第 487 页）。
［3］陈炯明，曾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一九二二年六月发动反
对孙中山的军事政变。一九二三年一月，被拥护孙中山的军队逐出广州。一
九二五年，其所部武装力量在广州革命政府发动的两次东征战役中被歼灭。
［4］林虎、洪兆麟，当时分别担任陈炯明部粤军东路正、副总指挥。
［5］这里指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设在广州东郊的黄埔长州
岛，所以通称黄埔军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
创办的，一九二六年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
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党
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
臻以及后来入党的叶剑英等同志，曾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
作，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
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6］见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第二版序言的补充。新的译文是：
“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
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
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01 页）。
［7］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
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
降主义错误，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
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
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
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
